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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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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四）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本书作者王辉耀为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作者苗绿为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人才战争2.0》以未来为视角，介绍了目前人才流动的情况以及全球人才市场未来的趋势，并详细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以色列、印度、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的吸引高端人才的举措和移民政策。作者根据他国的经验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使我们在未来愈演愈烈的人才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以色列也致力于提供完善的移民配套措施。点开“移民吸收部”的网站可以发现“就业”“住房”“学生注册”等实用信息，方便快捷。以色列还为成年移民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 自2002年以来以色列移民数量呈连年下降趋势。2006年，新移民数量只有1.9万多人，与2005年相比下降了9%，是198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07年，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数为1.44万，而离开以色列到外国定居的犹太人却多达2万人，出现20多年未遇的移民数量负增长现象。 犹太移民减少，不仅仅带来人才的短缺。以色列希伯莱大学人口统计学家塞尔吉奥·佩尔戈拉警告说，截至2005年底，以色列700多万人口中有五分之一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的生育率是2.8%，犹太人的生育率只有1.3%。如果犹太人长期不但不移民进来，还选择离开祖国，会对以色列的人口结构产生影响。未来可能出现拥有人口优势的阿拉伯人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方式，不战而胜地夺取政权。当然，专家的忧虑只是说明，一旦不再能够吸引全球的犹太人，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军事、科技甚至人口结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以色列在加大力度吸引移民，2014年移民人数增加了10%，是200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15年移民人数首次超过3万，为十几年来首次，新移民中50%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19岁以下人数比增长了20%，最年轻的移民只有一个半月大。2015年以色列接收的移民存量有201万人，占总居住人口的24.95%，其中，俄罗斯（11.5万）、美国（7.9万）均为来源大国；移出的约30万，相当于100位以色列人中有3个移民海外。 以色列也致力于提供完善的移民配套措施。点开“移民吸收部”的网站可以发现“就业”“住房”“学生注册”等实用信息，方便快捷。以色列还为成年移民提供免费的语言培训，此外，针对不同移民人群制定专门方案，例如，给予移民科学家资金补助和就业帮助，包括初到安置费、前6个月的生活费、前12个月的租房费，并对其求职、工作和转职全程跟踪服务。 “移民吸收部”设立了四种奖学金，大力吸引留学生和科研人员，培养出的理工科人才集聚，吸引了许多大型高科技跨国公司来此建立分公司和研发中心，又进一步吸引犹太精英回国效力，由此形成良性循环。例如，一些原本服务于跨国公司的犹太裔科技精英被派至以色列管理公司事务，包括英特尔以色列研发中心创始人多夫·弗洛曼谷歌驻以色列研发负责人约勒·马瑞克和思科公司的工程架构主管迈克尔·劳尔等。 海外犹太人回以色列创业也是较佳选择。因为这里不仅有科技人才，还有良好的风投机制。1993年，以色列政府启动了著名的“首创计划”，通过投入巨资设立基金并进行风险投资管理制度设计来扶持风险投资行业。政府成立公司独立管理基金运作，并规定每个首创基金必须联合一家外国机构、一家以色列当地金融机构共同运作，以促进更多的私人部门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自此，以色列的VC投资开始一路高歌猛进至今，成为高科技创业小公司不断涌现的支撑力量。 2016年，以色列移民吸收部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未来每年移民人数突破5万人的目标。部长齐夫·埃尔金说：“我们有责任，尽一切努力，好好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促进移民吸收，鼓励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只要我们能做到，实现5万人的目标就不会太困难。”早几个月，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拒绝了接收叙利亚难民的呼声，理由是“以色列是个小国，非常小，没有人口或地理深度”。再早些的2012年岁末，以色列教育电视台“真空”栏目组爆出，卫生部门有计划地胁迫来自非洲“黑色”犹太人在前往及抵达以色列后接受避孕注射，“以确保以色列的黑人数量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些迹象表明，以色列的犹太种族意识极强，更欢迎海外犹太人中的人才回归。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8月27日
2018年8月28日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三）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本书作者王辉耀为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作者苗绿为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人才战争2.0》以未来为视角，介绍了目前人才流动的情况以及全球人才市场未来的趋势，并详细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以色列、印度、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的吸引高端人才的举措和移民政策。作者根据他国的经验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使我们在未来愈演愈烈的人才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数十年来，以色列把吸引犹太人回归效力定为基本国策，给予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定居以色列和获得以色列公民权的权利，致力于打造“全球犹太人的家园” 以色列是一个创新国度，拥有约4000家高科技企业，科技企业密度全球最高，濒临东地中海的特拉维夫更被誉为“中东硅谷”。但因国家小，市场小，这里很难诞生本土大公司，科技成果却可以为别国所用。所以，世界500强公司中有250多家都在以色列建立了研发中心，包括英特尔、微软、IBM、谷歌和惠普等，以及我国的海尔、海信。此外，当地还有40多家VC、20多家PE。 这里拥有大量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学家、工程师及商业人才，在计算机硬软件开发、生物技术、医疗电子、航空航天、太阳能、农业科技和食品加工等领域处于科技最前沿。SAP公司前总裁孔翰宁在以色列买了一间公司，他说：“除了公司本身，我们购买的还是一个团队，一种以色列的精神状态，这对于我们的公司在全世界的威望是至关重要的。” 我在与顾克文丹尼尔·罗雅区博士合著的《以色列谷》一书中探讨了以色列的创新创业精神，认为可以从移民与文化多样性、追求知识和真理，以及教育体制中找到一些答案，其中，移民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以色列是在废墟上建立起的国度。在这个连耕地和淡水资源都稀缺的国家，人才是拥有的唯一资源。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以色列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48年建国时仅为2亿美元，但在2015年已经跃至2961亿美元，翻了近1500倍，人均GDP达到32828美元。这里的国土大半是沙漠，但这里的人却因地制宜地研发了无土种植、温室蔬果、土壤改良和滴灌等一系列农业技术，不但奇迹般地解决了粮食问题，还成为世界农业强国。 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先后出现过5次移民高潮，60年间持续不断的移民为以色列增添了数百万犹太人的人口，也带来巨额的投资、先进的科技，进而改变了国家命运。以色列成为世界上合理使用海外人才推动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最成功典范。 数十年来，以色列把吸引犹太人回归效力定为基本国策，给予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定居以色列和获得以色列公民权的权利，致力于打造“全球犹太人的家园”。Yoram Yahav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及南加州大学，曾任财富500强企业总裁，回到以色列后成为一所科技管理学院的管理者，他深情地说：“以色列人一直梦想回来……真正做出决定是在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雅法的一个酒会上，享受美丽的地中海日落之后，妻子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不会回美国了！” 吸引犹太人回归给以色列带来巨大效益。20世纪50年代《回归法》的实施，使以色列的犹太人数量从1950年的137万人增长到1998 年的486万人。这些移民中包含大量科技人才，对以色列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8到1989年间，移居以色列犹太人中拥有教授、副教授职称和博士学位的至少有10万人；1990年前后的苏联移民潮又带来了大量高层次人才，1989到1999年约有45万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其中科学家9000名、工程师5万名，按政府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投资5万美元计算，这批人的培养投入都接近30亿美元！查看历年数据，还会发现：1922到1998年间以色列犹太人口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正相关——在人口增长的高峰阶段，GDP的增速也高于往年。再从行业看，以色列风险投资高度发达与在美国从事风投的犹太人息息相关。在美国上市的首家以色列公司Elscint，便由一位美国犹太裔弗雷德·阿德勒扶持。弗雷德在美国金融协会中地位举足轻重，他1985年建立了以色列第一只美式创投基金，并引领以色列风险投资的发展。还有调查显示，20世纪70到80年代到以色列建立研发中心的许多美国公司，最初选定赴以色列时，多数有来自公司内部以色列人的促成。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8月26日
2018年8月28日 -
北青报《人才战争》图书连载（十二）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本书作者王辉耀为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作者苗绿为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人才战争2.0》以未来为视角，介绍了目前人才流动的情况以及全球人才市场未来的趋势，并详细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以色列、印度、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的吸引高端人才的举措和移民政策。作者根据他国的经验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使我们在未来愈演愈烈的人才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日本移民部门实质上是在进行“人才准入”。一般来说，如果移民申请人所在公司是大公司，个人能力突出，申请程序会很快通过，如果在小公司结果就很难说 日本今天的相对“平庸”，症结在于人才。首先，随着全球生产基地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产业升级后的日本，不像美国那样拥有一半多的世界排名前五十位的大学，仅依靠本土人才和回流的日裔人才，不足以支撑其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上继续前进；其次，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日本人是目前社会发展的主力，但普遍面临退休后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后继无人的情况。日本还面临着老龄化的危机；再者，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日本是一个自身很国际化却并不欢迎国际移民的国家,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拒绝移民进入。由于移民和留学制度的严格和保守，日本并没有吸收多少移民作为补充。截至2015年末，在日外国人数达到223万余人，为历史最高，占总居住人口的不到2%，其中中国人（66.6万）、韩国人（约45万）数最多，菲律宾人数居第三位。 未来，日本的人口比例将呈“倒金字塔”结构，日本公司将面临日益增长的劳动力短缺和职位填补问题，不光生产和服务人员缺少，高素质人才也短缺。2014年经济萧条期间，日本雇主为每100个求职者提供了109个工作岗位。例如，一家东京的手机游戏开发商DeNA反映，当地只有10%的工程师能达到公司要求的水平。另一家公司，日本乐天，运营着本国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其工程师80%都来自中国、印度、美国等地。 当前，日本移民部门实质上是在进行“人才准入”。一般来说，如果移民申请人所在公司是大公司，个人能力突出，申请程序会很快通过，如果在小公司结果就很难说。 2012年日本法务省制定了“高级人才积分制度”，吸引高级学术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人员、高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三个领域类别的高级人才，以百分制从学历、工作经历、年收入等评价人才，如果满70分，5年就可以获得原本需要10年才能拿到的永久居住权并享受相关政策优惠待遇。 对于世界顶尖科学家，日本政府一向不吝啬重金和职位，并修改入境管理条例，为“具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外国科技人才提供就业和居住机会，除了没有为人才移民入籍开辟直接通道。但是，由于不承认双重国籍，日本也在逼迫本国科学家离开，2000年，46岁的中村修二移居美国，他在日本出生、成长，在日本的大学完成学院和发明成果，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仅有美国国籍。 在吸引外国优秀留学生方面，日本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起积极鼓励外国留学生来日本学习。2008年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又提出“接收3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希望5年内大量增加来日留学生，并计划将留学生在当地的就业率由30%提高到50%。 为了进一步吸引人才，2014年6月12日，日本参议院通过新修正案，规定拥有符合资格高级技术的外国人，住满3年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高级技术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企业经营者和大学教授，只要符合一定学历、资历及收入要求，便可以取得居留资格，满3年后可永久居留，也允许其配偶在日本就业以及父母和家庭成员随行。几乎同一时间，日本政府宣布在“国家战略特区”新设窗口，为外国创业者提供创业时所需的行政和民间所规定的手续的统一办理渠道。日本已经先后在东京圈、关西圈、冲绳县、新潟市、兵库县及福冈市6地建设“国家战略特区”，在特区限定的地区内推行试点改革。日本实施这一政策后，外国创业者在日办理注册、税务、养老金等行政手续的时间被缩减到一周左右。该窗口还提供英语服务，构建有助于吸引海外企业的环境。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8月25日
2018年8月28日 -
郑永年：中美贸易战可能的四个结局
郑永年，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会导向怎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分别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间的关系基本上决定了未来国际秩序的大格局。两国关系会怎样发展？很显然，这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回应。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有很多，但其中如下四个未来场景是可以加以预测的。 第一、不了了之，回归常态。正如一些观察家已经指出的，贸易战没有绝对的赢家，充其量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赢家或者输家。也就是说，在这场贸易战中，中美双方互相不可避免都会有所损失。尽管今天双方都不知道如何收场，但有可能有一天双方无心恋战而结束。这种场景不是没有可能性，主要有几个因素。 首先是特朗普性格的两面性。特朗普具有好胜的性格，这种性格促使其不时地去冒险、去投机。但同时，特朗普也具有作为商人的理性，理性地计算事物的发展，衡量得失。因此，一旦当贸易战对美国企业和民众造成巨大损失时，特朗普也会“实事求是”地改变政策。 其次是美国资本的力量。如果说特朗普的目标是不让中国有能力挑战中国，那么资本的目标是为了中国的更加开放。美国的资本没有任何理由促成中国的再封闭，更不想放弃一个庞大的中国市场。 再次是中国的开放态度。中国本身并不想打贸易战。实际上，当美国要修正甚至放弃现存国际贸易体系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了这一体系最有力的捍卫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中国会变得更加开放，以更加开放的方式来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国政府近来宣布的一系列开放政策举措，就展示了这个大趋势。 第二、体制的修正和重建。在这种情形中，特朗普的贸易战有意或者无意地导向了一个新体制的出现，即所谓的“公平自由贸易体制”。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是通向这一新贸易体制的工具。 特朗普认为现存体制导致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需要修正，甚至重建。 美国已经开始和欧盟重新进行贸易谈判，以达到零关税体系。日本和欧盟已经达成自由贸易体系。同时，美国和日本也会进行类似的谈判。 今天，在中国问题上，西方资本积极配合本国政府的力量，因为这样做是有利于资本的利益的。资本的目标不是孤立中国，而是要迫使中国更加开放。 第三、以中美两个相对独立大市场为中心的两个关联体系的形成。这种场景的前提是，中美两国因为多年的贸易战，两国贸易依存度减少，但不出现“脱钩”的情形。中国会形成自己的市场体系，美国也依然是一个强大的体系，各自形成自己的地缘经济圈。 两个相对独立但又关联的经济体系形成的可能性很大。美国在很长历史时间里依然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的经济优势在于庞大的市场、遥遥领先的技术、高能力的创新机制、无可替代的美元等等。如果中国不犯重大的错误，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美国的行为就很难阻止中国的发展，继续在发展链条上往上提升。中国经过过去40年的发展，今天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贸易国。如果中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能够实现中速经济发展，那么中国是可以逃避“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 如果这样，中国就会形成非常可观的国际市场，从而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圈。同时，只要中国坚持开放政策，中美之间的经贸就不可能完全脱钩。这样就会出现中美两个市场相对独立但又互相关联的情况。 第四、中美之间进入冷战状态。中美两国贸易战你来我往，不断升级，贸易依存度迅速减少，最终脱钩，于是走向冷战状态。有贸易依存度的中美关系和没有贸易依存度的中美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 一旦贸易脱钩，美国的强硬派或者冷战派就可以像对待前苏联那样对待中国了。 美国的强硬派和冷战派这股力量很强大，始终存在，并且不时地冒出来。这股力量是想把中美关系引向冷战状态的。 很显然，在上述这四个可能的场景中，第一、第二种情形下，国际秩序依然是一个体系，第三种情形中演变成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而在第四种情形中更是成为两个独立的体系，犹如二战之后美苏两个体系那样。也就是说，正在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不仅仅关乎中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更是涉及到整个未来世界体系的变化。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8年8月24日
2018年8月28日 -
【CGTN】 Reforms could keep WTO relevant amid trade tensions
【Online Video】Faced with escalating trade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needs to reform itself to meet new challenges, experts said on Thursday at a meeting held by think tank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Structural issues caused by rapid global development have presente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mechanism with its most serious crisis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At the end of May, The US, EU and Japan proposed a number of WTO reforms covering areas such as state industrial subsidies,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CCG holds a meeting discussing WTO modernization on August 23. /CGTN photoWTO reforms face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root cause of the crisis and the inefficiencies of the existing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the delays in negotiations that sometimes leads to the failure of updating the WTO trade rules, the proliferation of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need of improvement of mechanisms on supervision and disputing settlement.Plurilateral negotiationsDuring the meeting, experts discussed and suggested that member states of the WTO can try some approaches – one of them is plurilateral negotiations.Li Siqi,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explained that WTO members should adopt a more open attitude towards plurilateral negotiations, and discuss how to bring plurilateral negotiations into the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e WTO.Assistant Professor of China Institute for WTO Studies Li Siqi deliveres a speech during the meeting/CGTN photoFor example, plurilaterals covering issues of market access should be non-conditional that applies the Most-Favored-Nation (MFN) treatment to all WTO members and provide transitional or special treatme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during negotiations, while covering issues on rule-making in specific areas that are only available to signatory members but open to potential participants.Moreover, Li added that the upgrading and improvement of existing multilateral rules is still the goal of WTO reform in the long term, which needs the joint efforts by all member states.She took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example, although the issue of mandatory technology transfer does not fall under the regulation of current WTO rules, it is mentioned in China’s WTO accession protocol and working party report and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relevant disciplines.Ricardo Melendez-Ortiz, CEO of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peaks at the meeting. /CGTN photoIn fact, the WTO has been trying to modernize itself for more than 20 years, but the reform process is complicated and requires contributions by all member states. As Ricardo Melendez-Ortiz, the CEO of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aid, now it’s the time to really get into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the WTO, which will respect all economies in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and have capability to address issues such as the economy investment and competition policy.Trade is not a zero-sum game. A trade war will hurt not only both economies but likely als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experts.Reform of the WTO might be just what member states need to put the free trade system back on a healthy track.From CGTN， 2018-8-24
2018年8月28日 -
北青报图书连载CCG图书（十一） | 《人才战争2.0》
《人才战争 2.0》 | 王辉耀、苗绿 著“本书作者王辉耀为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作者苗绿为CCG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人才战争2.0》以未来为视角，介绍了目前人才流动的情况以及全球人才市场未来的趋势，并详细分析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日本、以色列、印度、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的吸引高端人才的举措和移民政策。作者根据他国的经验提出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建议，使我们在未来愈演愈烈的人才战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英国跟法国一样，并不受理海外直接的移民申请。必须先获得英国签证，并连续在英国居住5年以上才可以申请绿卡。这种做法比法国开放许多，但比美国保守。 英国跟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一样，有大量顶尖人才流失到美国等国家。20世纪60年代，英国皇家学会就提出“人才流失论”。 英国真是人才流失最为严重的发达国家？其实，英国的人才流失，与中国、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相比，简直不值一提。英国从其他国家补充数量更大的人才，整体上是“人才净流入国”。2015年英国接收的移民存量为854万人，占总居住人口的13.2%，印度（78万人）、波兰（70万人）、巴基斯坦（54万人）、爱尔兰（50万人）、德国（32万人）为最大来源国，中国人约18万。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截至2015年3月的过去一年里，英国净移民数量达到33万人，创历史新高，其中来自欧盟以外地区的移民中中国人最多。 2016年英国“脱欧”，新上任的保守党内元老级人物“梅姨”向来是强硬的“移民杀手”，她接受采访时表示，“必须将年净移民数量降至数万人”。她还表达过英国移民政策是为了吸引那些最有才学最有能力的精英，若放任不管，到2020年可能面对每年近60万海外学生涌入，带来的好处接近于0，相反会对房产、教育及医疗带来难以修复的影响。 英国跟法国一样，并不受理海外直接的移民申请。必须先获得英国签证，并连续在英国居住5年以上才可以申请绿卡。这种做法比法国开放许多，但比美国保守。 2008年10月，英国政府正式实施“记点积分制”的移民新政，这是移民体系近四十年里发生的最大变化。新政意味着只有英国需要的人才和能在英投资或从事高级商业活动的人，才能获得长期签证，进而移民到英国。“如果一个人没有长期的居留权，他就很难找到工作；但如果找不到工作，就会很难拿到居留权。这是个死循环，所以非欧盟的人，非常难在英国留下来工作。”有移民者如是说。 英国奉行“全球化实用主义人才观”，广纳海外留学生一直是英国参与人才战争的重要战略，同时也赚取丰厚的教育收益。作为全球第二大留学目的国，英国凭借卓越的教育资源和绝对的国际影响力，2015年接收了全球11%的国际留学生，仅次于美国（22%）。梅姨上台后，英国《太阳报》说，她要求英国大学不要对非欧学生做来英国学习就有工作机会的市场推广，要确保学生学完课程就回国。赚钱与赶人并举。但2016年10月起，Tier 4学生签证转Tier 2工作签证，不再有名额数量限制，雇主在雇用海外员工前需将职位招聘信息放在全国性平台上至少28天证明聘不到本地员工的一项要求也被取消。简言之，你真得是留学生中的优秀人才、精英分子、紧缺人才才能留下。此外，为了鼓励国际留学生振兴英国经济，提供企业家签证，需在英国开公司投资20万英镑以上并且雇佣本地人。该政策是从广大留学生中撇顶层的“奶油”：能留下的，都是精英，都是英国的紧缺人才；不是精英，不是紧缺人才的，则较难留下。 对于他国的超级精英人才，英国则采取多种计划与措施去争取。2001年，英国政府与沃尔夫森基金会和皇家学会合作，发起一项高级人才招聘计划，即每年出资400万英镑作为启动资金，帮助研究单位高薪聘请50名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使英国能在世界人才市场上争夺最优秀的科技人才。英国政府还规定，全球50所顶尖MBA院校毕业生，可以直接申请英国“高技能人士移民计划”。 这番“求贤若渴”与把难民挡在门外形成鲜明对比。在2016年联合国难民和移民峰会上，梅姨呼吁，“可控的合法安全移民”将造福经济，难民“奔向美好生活”也无可厚非，但“有一点我们必须都要明确：那就是任何国家都有权控制本国边境和保护本国公民。同时，各国都有职责管理好各自的边境，以减少涌入的非法和失控的移民”——再一次佐证了英国奉行的“全球化实用主义人才观”。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8年8月24日
2018年8月27日 -
陈文玲：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 做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专家简介陈文玲，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中美关系到底向何处去？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的发展，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当前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摩擦处理得如何，会成为影响两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较大变量。如果美国政府沿着当前的战略思路和错误做法继续下去，即使美国取得了经济上短暂的复苏乃至繁荣，也终将成为昙花一现。因为这是建立在消耗美国国家信用、损耗美国多年营造的大国形象、抵消美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基础之上。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建立基于战略互信从而面向全球、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做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以“美国优先”“美国第一”为圭臬，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棒打群雄”，必然导致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现实中“美国独行”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历史观。他认为，冷战结束意味着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束，自由主义将成为人类的终极主导价值观，再也不会有任何意识形态能与自由主义一争高下。然而，2016年“反建制主义”思潮的兴起，对自由主义形成了严重挑战，特别是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对这一线性历史观造成了很大冲击。全球有101个国家与美国有进出口贸易，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全球对美国有贸易顺差的国家有34个，中国占顺差总额40%以上。国际贸易的实质，是市场需求与市场供给之间通过市场寻求匹配的过程，是跨国界的商品交换，因此必须有国际贸易规则、贸易秩序和贸易机构。中美之间、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是长期跨国界市场化行为形成的必然结果，而不是所谓美国吃亏的问题。本届美国政府执政团队推波助澜，放大这一问题，引发全球贸易市场“烽烟四起”。本届美国政府从奥巴马主张以规则为基础的“公平贸易”进一步转向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公平贸易”。美国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所依据的法律主要是国内立法，包括201条款（防止贸易损害）、232条款（国家安全）、301条款以及超级301条款（不公平贸易和授权总统进行报复措施）、337条款（知识产权保护）等。美国对中国挑起经贸摩擦的《301调查报告》，其依据为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第301条款。根据此条款，美国可以对它认为“不公平”的别国贸易做法进行调查，最后由总统决定是否采取提高关税、限制进口、停止有关协定等报复措施。1988年，美国国会对301条款作了修改，增加了“超级301条款”和“特别301条款”。“超级301条款”主要针对限制美国产品和劳务进入其市场的国家，“特别301条款”则针对那些对知识产权没有提供充分有效保护的国家。美国据此制裁中国，不仅针对贸易逆差，而且针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国运用智慧和能力，保持着战略耐心、战略耐力和战略定力，力图引导中美关系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协商解决中美经贸摩擦。而美国置世界贸易组织（WTO）原则于不顾，置中国的善意诚意于不顾，用国内法律法规作为制裁中国和相关国家的武器，而且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出尔反尔，其霸凌主义做法自然遭到中国和世界多个国家的反对。美国国内也激起了新的社会矛盾，107个行业组织对美国单边制裁和打贸易战的做法表示反对，1100名经济学家联名给特朗普写信表示反对，议会以88∶11通过建议国会限制总统贸易制裁权力的决议。福山7月2日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文，“美国挑起贸易战令其对华合作可能性大大降低。与众盟国翻脸彻底把美国从自由民主国际秩序领袖的地位上拉下来，给世界政治注入巨大的不稳定因素，‘美国优先’主义政治只能走向‘美国独行’的世界。” 美国超常规的贸易保护、贸易打击、贸易讹诈已突破经贸摩擦边界，给世界带来了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本届美国政府启用强硬派，采取传统重商主义和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产生了一种极端的美国“国家利己主义”。特朗普认为：“我们在海外倾尽所有，而我们的基础设施却年久失修，陈腐破败。我们助他国致富，而我国的财富、力量和信心已经渐渐消逝在地平线上。工厂一个个关停，搬往他处，成百上千万的美国工人被丢在脑后。财富从我们的中产阶级手中流逝，却被分配到了世界各地”“我们将夺回我们的工作。我们将夺回我们的边界。我们将夺回我们的财富。我们将夺回我们的梦想”“我们将遵循两个简单的原则：买美国货，雇美国人！”本届美国政府超过了历届美国政府，采取了非理性、非常规、非常态的贸易制裁、贸易打击和贸易讹诈，对中国征收500亿美元25%高额关税后，接着推出2000亿美元由10%改为25%的高额关税，还有3000亿美元待定。美国对伊朗等国家实施贸易制裁，禁止所有国家与之交易。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组织、退出《巴黎协定》、退出伊核协定，声称退出世界贸易组织，重启北美自贸区谈判、重启美韩自贸区谈判等等，都没有经过任何协商和履行必要程序，其目的都是为了解除责任、解除约束、解除顾虑，把所有的行为作为交易和换取最大利益的筹码。如果说人们开始还在观察、观望，现在可以说大部分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友都在觉醒，都坚决反对美国违背历史规律、经济基本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行径。因为美国的这些行径，世界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很可能回到十八、十九世纪各国列强争夺世界市场的情形。虽然经过200多年的努力，美国民主的制度化程度的确很高，但今天的美国政府倾向于置整套制度于不顾，依靠自己的执政小团队作出决策，这就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美国极端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讹诈，不仅伤害了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和应该共同遵守的规制，而且越来越多地伤害了美国消费者、销售业、产业链上生产商的利益，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就业。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引发了美国社会强烈反对。8月20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就准备对中国20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举行6天听证会，第一天61位发言代表中只有3人赞同，其余全部反对。美国射出去的箭，正落在自己的阵营里。 美国发动贸易战的种种借口，正在被识破、被揭穿、被唾弃。占尽全球便宜的美国优势将逐渐消失 近几年，美国放弃了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放弃大国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的义务，放弃维护或遵守国际协议、国际规则的责任，引发了各国的反思和警醒。 例如，更多的国家认识到，过去被美国放大的贸易逆差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货币体系采取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只需要被印刷出来，就可以视同黄金换取全世界的商品，在一定意义上，美元是美国央行的负债，是一张“欠条”；用美元换来的商品，是美国“借来”的商品；用美元借条换来的净商品，就是逆差。上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牙买加体系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各国汇率互不挂钩，并且失去了用黄金做基础货币和衡量交易的准绳。但美国仍可以利用美元作为准国际货币的使用惯性，直接印刷美元，来换取各国的实物商品，满足美国市场以低价格实现高福利的需求。一般情况下，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和美国做生意，货物债权实时结清。但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则在“美元交易中间价上下0.5%的范围内浮动”，汇率比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还要固定。此外，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印刷美元等于印刷黄金，如果美元要兑换成英镑，需要与英镑和黄金两方面对接，而在牙买加体系下，美国印刷美元，不用再和两方面对接，这相当于美国可以直接印刷其他国家的货币，劫持其他国家央行的印钞权。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占有垄断地位的情况下，逆差是美国的纯收入，对逆差征收高额税收是用贸易讹诈获取更多不义之财的手段。 当前世界上三大国际机构和国际秩序，是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形成了国际公认的制度设计和规则设计，世界逐渐步入有序博弈。但当前力图打破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恰恰也是美国。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美国理性衰微史》中指出：“从一开始，这种美国的极端个人主义就建筑在宏大的梦想上，甚至是史诗般的幻想上；我们相信每个美国人都是神选之子，秉承上天的旨意来共同构建这个定制版乌托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依照想象和意志重新打造自己。在如今的美国，启蒙运动中更煽动人心的一面，已经吞噬了那些清醒、理性、实证的部分。我们早就穿过魔镜，跳进了爱丽丝奇幻世界里的兔子洞。” 珍惜中美建交近40年来两国关系获得的进展，珍爱中美人民多年来结下的友谊，珍视中美经济文化社会多方面的合作与交融 中美正式建交近40年来，两国关系取得了巨大发展。其中有风和日丽，也有风吹浪打，来之不易，值得中美两国人民全力维护并使之健康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交往已经常态化，两国经济已经高度融合，两国文化互相影响，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很多做法是在学习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体有益经验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索出来的。美国在中国发展中也获取了重大利益，中国已经成为吸收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如果顺利发展，中国将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制造业合作伙伴、第一大能源合作伙伴、第一大市场。短视行为和非理性行为，破坏的不仅是当前的贸易秩序，将会影响整个世界。应该像保护眼睛和生命一样保护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保护并增进来之不易的了解、理解和信任。走好“前进之路”，必须充分肯定过去走过的路，正如一位英国政治家所说：看得见多远的过去，就能走向多远的未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历史，历史就会回报你相应的未来。 中国作为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度，不仅解决了13.9亿人的吃穿住行，还要带领人民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步入21世纪，可以肯定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谁也挡不住的，美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将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历史上西方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及一些理念，今天中国的改革也借鉴了西方市场经济理念。可以说，人类对社会制度的探索永无止境。 美国能否保持现有国际地位，关键在美国自己；中国能否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关键也在自己。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多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但绝不会屈从于任何国家、任何人毫无道理的制裁与讹诈。只有处理好中美关系，妥善解决经贸摩擦，避免发生其他冲突，遵循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才可以把握现在，才可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如果美国想保持现有国际地位，必须有中国的支持与配合，美国政府必须讲道德、讲道理、讲规则，如果采取贸易保护和自大自闭的态度，只会走向发展的反面。 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是长期性、系统性的制度变迁竞赛，是一场比基础、比耐力的并肩长跑，而非有限时间内决定输赢的对抗赛。从长远来看，两国普通民众之间日益频繁深入的人文交流就像一张巨大的网，使得中美两国在各个方面联系紧密，更像是无所不在的空气，维系着中美关系的健康生存。中美关系的根基最终仍然在于两国广大民众。因此，中美关系应该坚持共同演进、互利共赢，我们在改变自身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对方，对方在改变我们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我们的共同目标应该是创造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国际关系。 （作者陈文玲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8年8月23日
2018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