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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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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宏：去年 “吹的牛” 我兑现了！百度无人车今天正式量产！
“去年11月份，在百度世界大会上我吹过一个牛：我们的 L4 级别无人驾驶车的量产，会在2018年的7月份。今天我要说的是，这个牛，马上就要实现了！” 7月4日，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Baidu Create 2018）上，在7000余名开发者面前，李彦宏兑现了自己一年前“吹的牛”：全球首款 L4 级量产自动驾驶巴士“阿波龙”量产下线！ 量产下线的“阿波龙” 大会开场，李彦宏连线了厦门金龙联合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思瑜，见证了第100台“阿波龙”的量产下线。量产的“阿波龙”将发往北京、雄安、深圳、福建平潭、湖北武汉、日本东京等地开展商业化运营。在日本，阿波龙将被用于一些核电站内部的人员接驳，也会用于东京地区一些高龄化社区的穿梭接送。其中，“阿波龙”销往日本更是实现了我国自动驾驶电动车的首次“出海”！ “阿波龙”搭载的“面向量产的解决方案”，则成为 Apollo 3.0的核心。此次发布的三套自动驾驶解决方案，帮助开发者及合作伙伴三个月内即可打造出属于自己的“阿波龙”。 2018，百度开创了自动驾驶产品化的元年，但这仅仅是自动驾驶汽车进化的起点！李彦宏表示，今天的“阿波龙”从机械结构上看起来是减少了汽车零件数，还没有驾驶位和方向盘。但实际上背后是 Apollo 开放平台的快速发展，仅 Apollo 托管在 GitHub 上的开放代码数量，在一年之内就增长了6倍。 未来，自动驾驶汽车也将以完全不同于传统汽车的逻辑进化。自动驾驶不仅可以送快递、自动打扫卫生、充当餐厅的服务生、陪伴和护理病患，还可以在路面情况允许的景区和场馆充当导游，承担公共场所的安防工作，辅助进行抢险救灾，甚至完全自动化地跑到农村的田间地头，插秧播种…… 而自动驾驶这种从一到百、千、万的变化，离不开开发者的参与！在李彦宏看来，开发者才是 AI 时代的核心生产力。AI 只是工具，开发者才是改变世界的终极力量！ 今天，除了“阿波龙”正式量产之外，百度在 AI 时代的两大开放平台 DuerOS、Apollo 还公布了全新3.0版本，百度大脑也再次升级，开放能力达110多项，李彦宏更是发布了百度自主研发的中国第一款云端全功能 AI 芯片——“昆仑”。 李彦宏在现场透露了百度开放平台的一些显著数据，截止到今年6月中旬，百度 AI 技术的调用量大幅增长，开发者数量也不断增多。其中： 百度语音技术日调用量增长了94%，日活跃开发者增长了83%。 百度视觉技术日调用量增长了416%，日活跃开发者增长了298%。并且视觉中的人脸识别技术调用次数涨了近8倍。 NLP（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日调用量增长了180%，日活跃开发者增长了78%。 这说明，“用脑量”将可能成为判断行业智能化水平的关键指标。这个“脑”不仅是 AI 技术的应用和渗透情况，也指的是 AI 开发者数量和大家的智慧。 在现实中，AI 的落地产业已经非常广泛。通过开源和开放，AI 正在加速渗透到经济社会的毛细血管中，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全新的变化。李彦宏在现场展示了一段非常有趣的录音：在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召开前，百度智能客服给购票的开发者们打了数百通电话。智能客服模拟了人声的语音、语调，并且对答如流，给现场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AI 技术也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了传统行业，展现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在制造业，AI 解放了人力。 以前，圣象地板在生产的很多环节都早已实现了自动化，可最后的地板分拣工作，却要完全依靠人的肉眼识别，一秒一块地进行。现在，在 AI 的辅助下，地板制造业分拣流程自动化成为了可能，这不仅能提升了效率，也能把工人从需要脑力判断的重复、低效、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地板分拣女工周余清说：“科技能改变很多，电视上说智能啊什么，（以为）离我们都很遥远，现在就在我们身边。” 在美国零售业，也有百度 AI 的身影。 在美国，很多超市收银台对购物车下层未付商品缺少有效的监视，平均每周每个收银台的损失高达近百美元。美国零售安防提供商 Checkpoint 的 BOB SYSTEM 设备，运用了百度的 EasyDL 技术，准确地对购物车下层的商品进行判断。一旦识别出未结算商品时，收银员就会实时收到提醒，这大大提升了收银员的结账效率，更帮助超市降低了运营成本和商品损耗。 目前，该设备已经被美国纽约州、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周边七个州的160个超市顺利应用。在应用 EasyDL 之后，超市识别有商品购物车准确率可达95%以上，远超之前靠传感器判断的准确率！ 而在医疗领域，AI 的意义同样重大。 在现场，援藏医生陈静飞展示了由百度 AI 技术成功训练出的一套可以辅助基层医生用显微镜识别寄生虫虫卵的模型。这套系统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训练完成，已经可以识别10多种寄生虫虫卵，其中几种在小范围临床检验试点里识别准确率稳定在97%以上，识别能力相当于一位具有20多年临床经验的检验专家。 “藏地牧区地广人稀，基层医疗单位相对来说缺乏技术过硬的检验人员，牧民常常要到数百公里外的医院检查。这套寄生虫虫卵识别系统，相当于把更专业的临床检验工具直接送到了牧民临近的医院，缓解他们的奔波之苦。”陈静飞医生说。 像陈医生这样利用百度 AI 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案例正在不断涌现。但是，让所有的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都自己动手做 AI，这是不可能的。在未来，百度将继续把自己积累多年的 AI 技术，也就是数据、算力、算法开放出来，让人们拥有平等获取 AI 的能力，来一起跨越“智能鸿沟”！ 除了已开放的多项 AI 能力之外，此次大会上，李彦宏着重强调，AI 应用的爆发，对算法、算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表示，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崛起，需要 AI 运算处理的数据差不多每24个月就至少增长一倍，建构模型的复杂度是原来的5倍，与之相关，就需要计算能力强大十倍的芯片才能及时跟上。这一计算能力的提升，需要算法、软件和硬件工艺相互配合共同来完成。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大规模 AI 运算的实践探索，百度自主研发的 AI 芯片产品——“昆仑”应运而生！作为中国第一款云端全功能 AI 芯片，“昆仑”是迄今为止业内设计算力最高的 AI 芯片（100+瓦特功耗下提供260 Tops 性能），可高效地同时满足训练和推断的需求，除了常用深度学习算法等云端需求，还能适配诸如自然语言处理、大规模语音识别、自动驾驶、大规模推荐等具体终端场景的计算需求。 “相比最新基于 FPGA 的 AI 加速，‘昆仑’性能提升了近30倍！”李彦宏表示，昆仑的诞生，使得百度大脑具备了更完备的软硬一体化能力，这极大成就了百度大脑3.0版本的算力增长。基于此，百度大脑3.0形成了从芯片到深度学习框架、平台、生态的 AI 全栈技术布局。 百度大脑：从1.0到3.0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对于高端芯片而言，其实一直依赖进口，这是我们这一代IT人心中永远的痛。但是，当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后，情况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今天，我要说，我们已经有能力去做出自己的高端芯片！” 在李彦宏演讲的最后部分，他还特别提到了一群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开发者代表，他说：“开发者将是 AI 时代的核心生产力。AI 只是工具，你们才是改变世界的终极力量。” 在百度的 AI 开放平台上，有些年轻的开发者，正用实际行动实践自己的使命和担当。 95后的黎英明同学，综合利用多种AI技术打造了无人政务机，也完成了自己从实习生到产品总监的蜕变 中科院在读研究生任家强同学，他利用百度 AI 技术开发了用于污染场地风险管理的模型 还有梁佳同学的盲人导航系统 王志勇和罗鹏同学的智能船舱温控系统 李连伟、赵岳、童谣同学的自动驾驶轮椅 …… 最后，李彦宏对每一位开发者表示了祝贺： “我相信，中国的开发者们一定能够凭借自己的创新智慧与责任担当，在 AI 事业的发展之路上走得更远！百度也非常愿意和年轻的你们一起，也和全球有梦想的开发者一起，用我们创新和开放的力量，实现 Everyone Can AI 的初心与理想！” 在李彦宏开场主题演讲后，百度高级副总裁、AI 技术平台体系（AIG）总负责人王海峰博士为大家详解了百度大脑3.0；百度副总裁、百度 App & 信息流业务体系总负责人沈抖博士为大家介绍了百度最新发布的智能小程序；百度智能生活事业群组（SLG）总经理景鲲介绍了升级后的 DuerOS 3.0；百度总裁张亚勤博士，百度副总裁、智能驾驶事业群组（IDG）总经理李震宇带来更多亮点，而 Apollo 3.0也有了更多合作落地。还有不少嘉宾，也带来了他们的精彩演讲。文章选自百度，2018年7月4日
2018年7月27日 -
刘永好：如果我的成功能给人启示，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吃苦！
「如果我的成功能给人以启示的话，那么，我认为最大的两个字就是吃苦。」20 岁以前，刘永好经常打着赤脚，那时，他最大的期盼是吃上一顿红薯白米饭。可是等到他成为教师时，发现全家仍然难得吃上一回肉。于是，刘永好和三个哥哥一起被逼上了创业之路。在并不宽松的社会环境中，他每日顶着巨大压力，如履薄冰，终于挺过来了。刘永好搞养殖业，是从餐桌上入手，解决「吃」的问题；他从事房地产行业，是想让人们住进舒适的房子；他投资金融，是因为他想解决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刘永好是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几次荣登中国首富的位置。外界称他是「第一猪倌」，刘永好安之若素；对兄弟分家多有猜想，他闭口不谈；身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被排在董事会之外，他依然为民生银行多方劳碌；刘永好善于以沉默应对纷争，最终却获得了更大的尊重和收益。一个企业家把企业做好，是能力，也是本分，更重要的还有新的价值是在做企业之外。作为与中国改革开放共同成长的企业家，刘永好也是企业界的常青树，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企业今天依然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经济学家厉以宁曾评价刘永好：从他至今几乎没有大的战略失误能看出来，他从没有被财富所扭曲。的确，新希望的开拓过程就是一个理性的冒险过程，刘永好的精神就是激情、梦想、勤奋、拼搏和探索。 四十年商海沉浮，当众多巨富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时不小心跌落陷阱、一蹶不振时，新希望集团却总能以领先半步的姿态持续前行。如今，新希望在全球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00 多家分/子公司，员工近7 万人，年销售收入超过1000 亿元。刘永好经受了创业途中的千般磨难和万般的辛酸。其间，他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后的痛苦、有敢为天下先的万丈豪情，也有如临深渊般的小心谨慎。有些人怕吃苦，倒下去了；有些人在独木舟上行走，没有踩好，倒下去了；有些人关键时候跑不动，被老虎、狮子吃了。总之，竞争就是这样的，适者生存，所以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文章选自财富思想家，2018年7月24日
2018年7月27日 -
马蔚华：卸任招行行长5年，如何再次与金融链接？
诸多繁杂事务逐渐融合汇聚成一个交叉点——公益金融。在这个新领域，他的金融身份得以延续，公益角色得以拓展，他越来越感受到兴趣所在，对未来充满想象力。马蔚华壹基金理事长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 撰文：谢舒 题图摄影：张旭来源：《中国慈善家》2018年6月刊封面，原文标题《马蔚华：壮心不已》 某种程度上，马蔚华并不满意自己现在的状态。退休后，他的日程似乎更加紧凑，他觉得这不正常，有些累。他希望能够打打球，旅旅游，看看小说，哪怕看一些流行的电视剧。2013年卸任招商银行行长，并于次年担任壹基金理事长以来，马蔚华的头衔增加了很多：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常务理事和轮值主席、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他还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总有源源不断的人和事找上门来。马蔚华说自己太好说话了，觉得事情有意义就会答应；很多事情本来说好仅挂个名、做做参谋，他一旦应承，又总想把它们都做好。就这么把时间全用上了。但另一方面，他其实特别满足于现在的状态。几年间，诸多繁杂事务逐渐融合汇聚成一个交叉点——公益金融。在这个新领域，他的金融身份得以延续，公益角色得以拓展，他越来越感受到兴趣所在，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力。《中国慈善家》2018年6月刊封面旗帜性人物5月31日，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会在深圳举行，参会者800余人，多来自公益、政府、投资、金融领域。两天后的闭幕式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作总结发言时称，在中国影响力投资领域，需要一面旗帜。“是谁呢？不是徐永光，应该是马蔚华。”自1989年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创立“希望工程”至今，在公益领域从业近30年，徐永光被公认为公益界的一面旗帜。但在公益金融领域，徐永光说，这个旗帜非马蔚华莫属。徐永光和马蔚华认识的年头不长。2013年，马蔚华卸任招商银行行长，接受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及时任执行理事长王石的邀请，接任壹基金理事长一职，才开始正式踏入公益领域。“他有创新的领导力，有作为旗帜的号召力，他还有凝聚投资界、商业界资源的能力。他正用个人的影响力影响着这个行业。”徐永光说，马蔚华扛起公益金融的大旗是众望所归，相信他定会不负众望。2017年底，由国际公益学院和深圳福田区政府主办的首届全球公益金融论坛暨2017影响力投资峰会在深圳举行，马蔚华是大会主席。大会发布了《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共识》（又称《香蜜湖共识》），在影响力投资的理念、目标、原则三个方面达成一致，提出了社会影响力投资的探索行动战略。马蔚华在2018绿公司年会上组织了“影响力投资：向善的力量”专场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2018年4月22日，2018绿公司年会在天津滨海新区召开，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马蔚华组织了“影响力投资：向善的力量”专场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这是绿公司年会这一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商业论坛首次设置影响力投资专场。“他对商界、投资界的影响已经充分展示出来，他的影响力能够助力整个社企领域和影响力投资领域进入主流视野。”徐永光说，2018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的800多位参会者中，来自商界、投资界的人数超过公益界，“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跨界。” 但是，马蔚华并不同意徐永光对自己“旗帜性人物”的界定。他告诉《中国慈善家》，他对自己在公益领域的定位是“一个新兵”，他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影响力投资的推动者、倡导者、实践者。“公益新兵”的说法并非首次出现。2017年，徐永光新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出版，“公益市场化”言论在公益圈内引发很大争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发表文章驳斥“永光谬论” ，认为将商业和公益混为一谈是毁坏、否定公益事业的根基。“两光之争”沸沸扬扬之时，有媒体就此采访了马蔚华。“我不愿参与这场争论，因为我还是名新兵。以前的那些观点，我不一定都很了解，我也不太想了解。”他回答，“我建议向前看，向世界看，向能解决问题的出路看。”这一说法令徐永光印象深刻。他觉得，“新兵”不仅不是短板，反而可能恰恰是马蔚华的优势所在。“整个公益行业观念比较陈旧，现在一定要推动创新，但要改变起来很难。我还拖泥带水的，要顾及一些老的观念、旧的东西，被很多东西牵扯着。恰恰马蔚华没有这些牵绊，他可以轻装上阵，直接在前面走就是了。”徐永光说。任职于招商银行时，马蔚华以创新和战略闻名。在他担任行长的近15年间，招商银行进行了向零售银行的艰苦转型，总资产翻了40倍，一举成为全国第6大、全球第44大商业银行，跻身世界500强。马蔚华由此获得英国《银行家》杂志2005年“银行业希望之星”、“2007年度亚洲最佳CEO”、“2008年度亚洲银行业领袖”、“2009年度亚洲最佳行长”、“CCTV2011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等多个分量颇重的奖项。到了公益领域，马蔚华也很快探索出了创新的路径。从金融领域20多年的从业经验出发，他找到自己与公益的链接——公益金融，把金融的手段、商业的方法引入公益机构，并决定以影响力投资为着力点，在公益界推动一场新的变革。这是一个更大范畴的挑战。随着全球范围内财富越来越集聚在少数人手里，贫富差距、环境和生态问题给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埋下很多隐忧。2015年，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之后15年实现解决贫困、饥饿、教育、气候、生态等17项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而努力。“据保守估计，到2030年前解决这些问题，每年至少要花去3.9万亿美元，而现在政府投入和公益慈善加在一起不到1.4万亿。缺口很大。”马蔚华说，“这些缺口靠传统捐赠的办法解决不了，与其被动堵缺口，不如让缺口越来越小。”马蔚华认为，如果企业都能够既关注经济效益又非常重视社会效益，比如减少贫困、减少污染、保护环境，起码这个缺口会越来越小。5月31日，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会在深圳举行。论坛上，马蔚华在题为《影响力投资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主旨演讲中表示，在当今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大潮中，包括影响力投资在内的社会投资正在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影响力投资要做的正是这个事情：追求正面的财务回报，追求显著的、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让企业在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解决一部分社会问题。“德鲁克不是说过吗，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变成有利可图的商机时，这些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马蔚华说。在白虹的印象中，马蔚华不止一次说过，他希望把公益投入基本放在如何推动中国影响力投资的发展上。“对他来说，这不只是一个公益项目，更是一种‘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下究竟能做点什么’的责任感”。白虹说，“马行是希望把社会推向义利并举的时代，就是越积德越赚钱，越赚钱越积德这样一个好社会。”白虹是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秘书长，有22年的金融业从业经验，曾在中国工商银行、万事达卡国际组织担任高管，2016年全职进入公益领域。她高度评价了马蔚华在金融业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信用卡、个人消费信贷，私人银行，也可以说零售银行领域，马行是个领军式人物。如果在国际舞台上谈谁是代表中国这一领域的人物，一定就是马行。”白虹觉得，做影响力投资与马蔚华的经历和性格有关。“他率先做网上银行，率先开始发展个人消费金融，率先开始做个人财富管理，创新是他的性格基因。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很关注民生；同时他对金融市场非常敏感，他对金融市场的变迁，对经营的透彻了解，使他成为中国影响力投资一个坚定的推动者。”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自200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倡导影响力投资以来，这个概念在美国也才刚刚被主流投资市场认可，在中国仅有少数人了解，但马蔚华看到商业向善、金融向善、社会向善、人心向善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正如十几年前做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寥寥无几而现在倡导者众，马蔚华觉得，公益金融必定也会迎来这样的发展。2018年5月12日，马蔚华与嘉宾一起参观成都-壹基金青少年与未来防灾体验馆。摄影：蒋雨洹循序渐进对于公益领域，马蔚华其实并不陌生。2004年，刘晓光在内蒙古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月亮湖畔发起成立阿拉善SEE，马蔚华是创始会员之一，并当选为首任监事长。2011年，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壹基金）宣布正式成立，成为中国首家成功转型的民间公募基金会，马蔚华是第一届理事会成员。马蔚华也很早开始在企业中推行社会责任。2006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成立，马蔚华任第一期主席，他宣读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宣言，并且提出银行放贷要考察企业的社会责任。但真正全职进入公益领域后，马蔚华发现，做公益比做商业难多了。就职壹基金理事长仅仅两个月，他就迎来一场风波。2014年4月，雅安地震一周年，壹基金对外发布雅安地震善款使用报告。根据该报告，2013年，壹基金共接收雅安地震捐款及赈灾物资约合3.85亿元人民币，截至2014年3月31日，共发生捐赠支出约4907万元。很快，网上有人发出质疑：还有3.36亿元的捐款去哪儿了？质疑者认为，这笔钱被李连杰贪污了。李连杰出面澄清后，质疑的矛头又转向壹基金，理由是，“法律规定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总收入的70%。”“法律也有规定，对于指定用于救助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受赠财产，用于灾后重建的应当在重建期结束前使用完毕。”壹基金向网友解释，壹基金的善款支出用于灾后重建，在重建期内使用完毕即可，而重建期通常需要几年。这一解释被更多的口水淹没了。作为机构法人，很多压力直接压在了马蔚华身上。“为什么做好事还得不到好报呢？”他不解。2018年5月11日，马蔚华探访壹基金援建的雅安市芦山县芦阳镇第二小学事实上，壹基金处于风口浪尖不无理由。作为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的善款来自社会大众，“人人公益”的口号，让小额筹款成为其特色，几百万捐赠人的信任和监督对壹基金公开透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创始人李连杰此前的明星身份，令其一举一动容易被公众放大，某种程度上，让壹基金成为“易招黑”体质。马蔚华后来想明白了，这个风波的产生有社会的误解，有一些人的攻击，但壹基金自己的问题也很突出。“你一定要透明，一定要充分地披露信息。”他用招商银行作比——上市银行需要充分披露信息，让投资人充分了解自己——他觉得公益组织更应该这样，“大家捐的款大家有权利了解去向，所以也要像上市公司一样有好的治理结构。”美国慈善发展的历史也给了他信心。美国在19世纪进入以基金会为特征的现代公益阶段，许多基金会建立了董事会，实行了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马蔚华说，美国慈善业的发展中也遇到过和中国现在同样的问题，必须研究如何运用现代企业的办法，形成良好的治理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他越来越多地发现金融机构和公益组织的相似之处：都需要有管理资金的功能，都需要资金产生效益，追求资金的成本低、效率高。怎样管理好这些资金，都需要控制风险，都需要有相应的治理结构，都需要有一批人才，有一套制度。马蔚华开始在壹基金推行企业化管理。他把在招商银行施行的一套管理办法搬过来，“招商银行做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壹基金就做理事会领导下的秘书长负责制，像上市银行一样，内审、外审，进行严格的信息披露。”很快他发现，壹基金没有让资金增值的能力和意愿。多年来，壹基金接收的所有善款均存在银行，这让这位昔日的金融大佬无法理解。壹基金前秘书长李劲回忆，早期，对于马蔚华提出的理财建议，壹基金的治理层都是一副“规避风险”的态度，理事会成员包括李连杰，都表示要很谨慎。“大家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公募就是募款做项目，不是管钱也不是投资。”马蔚华理解理事会的谨慎，他温和地提出解决办法：从活期存款到短期理财，再到投资，在壹基金循序渐进、有策略地做金融尝试。他亲自带队去美国考察公益金融和影响力投资，回来给理事会和秘书处讲课，“他能很好地展示原因，（就是说，做公益金融）收益增大可以做更多的事，也能激励更好的人。”李劲说。马蔚华提出，先用企业和理事单位的捐款进行理财探索，几百万个小额捐赠人的善款，依然全部用于低风险项目专款。2017年，汕头林氏家族为壹基金捐款2000万元，最终，1500万元给壹基金设立慈善信托， 500万元作为专项基金。李劲回忆，这笔捐款如果全额作为捐赠，意味着壹基金将有2000万元的捐赠业绩，林氏企业也可以捐赠抵税，对双方都有好处。“但理事长（马蔚华）就是希望做慈善信托的模式探索，林氏家族也是他非常熟悉的朋友，他亲自去跟捐赠人说做慈善信托的好处，最后我们做了这个组合的捐赠形式。”在招商银行，作为行长，马蔚华自认最大的本事就是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取得最好的平衡，他制定了资本制度、覆盖制度、风险制度，减少风险。在壹基金，他也逐渐建立相关制度，成立投资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让壹基金的理财更专业和谨慎。几年下来， “进步很大”。马蔚华说，壹基金内部现在对公益金融基本达成共识，投资理财、慈善信托都做出尝试，还在筹备成立一个影响力投资公司。但他依然保持谨慎，“中国（影响力投资）现在是实验阶段、成长阶段，如果出现失败，负面作用很大，可能会使形成共识受到极大影响，所以我们就做得慢一点，把防范风险放在很重要的位置。”2017年12月3日，全球公益金融论坛暨2017社会影响力投资峰会在深圳举行。图为马蔚华为Heather Grad颁发机构典范奖。云淡风轻想明白商业和公益的共通之处，马蔚华发现，在公益中遇到的不少问题都可以用商业的办法来解决，“只有一条不能做到，就是激励机制，我们没有办法发奖金。”长久以来，公益从业者的收入无法提高一直是行业痛点。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所在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就算没有这个界限，也不可能把慈善的钱拿来发奖金。”马蔚华说。但没有激励机制，留不住人才，也无法吸引更优秀的人才，这大概是马蔚华目前最痛心疾首的问题。他在多个场合提到，壹基金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不乏国内外名校毕业生，他们到最基层做着最辛苦的工作，但是每个月的工资不过几千块钱。马蔚华说，他既骄傲又感动，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担忧。这些年轻人暂时可能因为情怀留在壹基金工作，但他们迟早要成家，要面对社会更大的压力，如果无法解决财务问题，壹基金迟早留不住这些人。而他想要大力推动的公益金融，人才更是大问题。白虹是少有的从金融行业转入公益领域的人。她记得，马蔚华和自己反复聊过人才方面的困境，公益金融需要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求其对金融市场有深度了解和丰富经验，而且需要对社会问题敏感，有社会理想和情怀。而目前公益界和金融界两大行业在激励机制上存在巨大落差，这成为金融界人士转行做公益的主要限制条件。“在国内成熟的金融机构做高管，百万级薪水是很正常的，在国际型的跨国企业，几百万年薪也是很正常的；但在公益领域，薪水无法与之相比。”白虹说，这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因素。全身投入公益行业以来，马蔚华至今没有领过壹基金和其他兼职的公益组织一分钱工资。白虹最开始也只拿很少的补贴，如今她把补贴也停了。白虹回忆，2016年她从金融机构辞职全职投入公益事业，身边的朋友和亲人几乎无人理解。“我还是上半场跑完了，留下一点积蓄可以用来支持我的公益投入。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就非常难，因为他们还有家庭需要支撑，经济压力都非常大。”改善壹基金员工的薪资待遇，是马蔚华这几年一直在想办法做的事情。“我们只能找一些培训的机会（作为弥补），但远远不够。我觉得这一条是以后要努力的，就是用市场化的原则配置公益资源，用公益金融的手段解决激励问题。”马蔚华说。他试着在壹基金培养市场意识和能力。“我在招行深有体会，我们小银行在市场上竞争，要用创新、用优质的服务、用拼搏的精神，不但把我们应有的资源得到，而且要把别人的资源抢到手里，才能发展。所以壹基金也应该这么做，这就是狼性精神。”但成效甚微。他发现，包括壹基金在内的许多公益组织尚缺少狼性精神。这和商业机构完全不同。壹基金的理事会成员不乏阿里巴巴、腾讯、招商银行等大型商业机构，早期，这些理事机构在资源上会一定程度对壹基金有所倾斜，但随着公益行业的发展，这些公司的资源对公益全部开放，一视同仁。为此，壹基金秘书处对发展计划做了些许下调。“我说那不对，必须重新修改计划，不但不能比去年低，而且还要比去年有进步。”马蔚华希望锻炼团队的市场能力，他觉得，公益资源迟早市场化，只有得到市场的信任才能得到资源。 他亲自列了一张写有10家跨国公司、5家银行名称的名单，让时任秘书长李劲带队上门与对方谈合作。名单上没有任何联系方式，李劲和副秘书长直接上门，被拒了回来，十几天没有任何进展。最开始马蔚华态度坚决，“今天上门碰了一鼻子灰，明天继续去。”最后，他授意秘书给了联系方式，“再弄不成不是心灰了嘛！”李劲理解马蔚华的做法，但他觉得狼性精神在公益机构的适用性有很大局限，“他们那一代企业家的成功得益于狼性，但我做NGO 20年，这里的人都比较理想化比较温和，可能更像羊，这些人选择做公益而不是去商业机构，就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取向。”李劲认为，狼是要争肉的，公益机构没有肉可争。“如果大家眼里只有肉了，愿景、使命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用非物质的手段去激励团队，用愿景、理想和使命，而不是说我们机构做大把别人吃掉。”虽然认为马蔚华的看法有局限性，“但我非常钦佩他，跟他越久，就越能理解他那种对公益事业人才匮乏的切肤之痛，还有舍我其谁和时不我待的雄心。”李劲说。2018年2月，李劲卸任壹基金秘书长一职，但仍然担任壹基金理事。4年前，为了邀请他出任秘书长，马蔚华找他谈了三次。“我相信我递辞职信的时候他心里也是不爽的，但我现在还能保留壹基金理事位置，已经表明了马行对我一定程度的认可。”上个月，李劲向马蔚华汇报了影响力投资公司的最新进展情况，这是他卸任秘书长以后继续参与筹备的项目。“不管我还在不在壹基金，为壹基金效力是必须的，他做理事长我做理事，他的一些计划我还是要帮他去实现。”狼性文化（建设）没有达到预期，但几年过去，马蔚华觉得壹基金团队已有了很大进展，“很拼搏”。他觉得用市场化的原则配置公益资源是新形势下的必然趋势，他会继续培养团队的市场能力。马蔚华明白，一定的机制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形成的，公益和商业的制度环境不同，没有制度环境，推动效果就差一点。“这不是着急的事，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思想观念、制度改革、机制形成，还有社会认同，一个也少不了。”几年前刚担任壹基金理事长时，遇到莫须有的攻击，马蔚华会困惑会生气，也会焦虑，现在的他似乎更容易云淡风轻地面对。“状况不一定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你认识到它的原因了，熟悉了，司空见惯了，你要做的就是认识它，努力改变它。”公益金融是未来公益的必然发展方向，作为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希望学院把公益金融发展为重点课程。依然年轻马蔚华早已习惯连轴转的高强度生活，但今年以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能够明显感受到，“马行的心情很不好”。他的母亲于今年春节前猝然离世，这令他悲痛至极。白虹回忆，她大年初六和马蔚华一起去韩国参加“亚太地区影响力投资研讨会”，得知这个消息，“特别震惊。”她说， “马行是个大孝子，长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不管多忙，他每天早起都会问候母亲，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她。他还经常陪母亲出去吃饭。”白虹记得，在机场免税店买东西，马蔚华在柜台前看黄花鱼，“他说母亲非常喜欢吃黄花鱼，以前经常会买来给她做。”她回忆，“他非常难过，很悲伤。”他已年近七旬，但好像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弥合内心的伤痛。3月，马蔚华带队国际公益学院2018年度“慈善管理高级领导人”（EMP-ELP）项目到哈佛参加学习；4月，2018绿公司年会在天津召开；5月，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8年会在深圳召开。徐永光透露，马蔚华正在推动一个几十亿元人民币规模的影响力投资基金。白虹觉得，马蔚华把金融领域的职业精神带进了公益领域。在哈佛为期两周的学习，马蔚华重新感受到了学习之乐。之前，他参加过不少名校的交流学习，也曾作为讲师到国内外名校分享案例，但是他说，这一次的学习体会是最深的。学员们每天晨起跑步，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讨论、分享，每个人都充满着活力。“他们对学习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对公益慈善的理解和追求，太令人感动了。”但他发现，哈佛设计的课程中对于公益行业最新理论和最新争论的内容涉及不多，没有达到他的预期。在和学员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他们对于公益金融、影响力投资等新的公益发展趋势有很浓厚的兴趣，为此他特地给哈佛提了意见和建议，得到对方的认可。作为国际公益学院董事会主席，马蔚华希望学院把公益金融发展为重点课程，但遗憾的是，这一点还没有实现。“应该说学院的重视程度还是足够的，但有很多限制原因，一个是人才不够，目前做金融的人很少来公益领域，一个是没有教材。教材师资都不理想，所以课程安排有一些困难。”马蔚华说，总体看来美国的影响力投资也还是处于起步阶段，国际上也没有影响力投资和公益金融方面比较合适的教材，这也给中国提供了赶超世界的机会。目前国际公益学院正在编写教材，制定影响力投资的发展标准。这是马蔚华人生的第三次转型。早期由政界转战金融界，退休之后再转战公益界，他说，做公益是一辈子的事情了。5年来，虽然有过焦虑，但马蔚华说他没有挫败感。他始终觉得公益还是一片新领地，需要努力探索，而他越来越感兴趣。“这本身有一种想象的空间，不管多大年龄，一定要有好奇心，要有一种新鲜感，一种求知欲，人生本身就是学习，这会成为一种动力推动你去学习。”正如他担任招商银行行长之时并未想过要把招行做成标杆，他觉得只是因为坚持了正确的战略，并赶上一个好时代一样，如今在公益领域，他也觉得自己赶上了好时代。他认为，中国的公益慈善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慈善法》的颁布为其发展厘清了内涵、指明了方向。在这个大潮流之下，通过公益金融，中国迎合了全球发展趋势，完全有可能走在世界前列。马蔚华有两个有名的忘年之交，一个是已故以色列前总理佩雷斯，一个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他们分别跟他说过一些警示名言，他一直深藏于心。基辛格说：“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佩雷斯说：“一个人是不是年轻，有一个标准，就是有没有梦想，这个梦想和你的成就有多大差距。差距越大，说明你越年轻。”在公益领域，马蔚华对未来充满想象力，他想做的事情也还有很多。从这个角度来看，马蔚华说，自己其实还很年轻呢。本文为《中国慈善家》2018年6月刊封面主文《马蔚华：壮心不已》，敬请关注本刊对马蔚华的专访对话：对话马蔚华：公益金融是未来趋势文章选自 《中国慈善家》，2018年7月5日
2018年7月27日 -
蒋锡培：个税改革应更前瞻合理
一、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全国人大目前征求意见稿的5000元至少提升至7000元，并提高个人自行纳税申报起征点，由目前12万元至少提升至24万元。 二、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最低边际税率，减少税档。由目前征求意见稿的3%～45%七档调整为5%～30%六档，每档可以分别是5%、10%、15%、20%、25%、30%。 蒋锡培在国税总局座谈会上发言并建议 首先，这样使个人所得税与当前我国物价水平和趋势等相适应，有助于促进消费能力拉动需求增长，有利于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更利于招得到留得住各行各业各方面优秀人才，提升企业和国家竞争力。 其次，相对中国而言，其他很多国家的税制改革力度更强，美国特朗普税改法案将企业所得税从35%降至20%，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至12000美元，将联邦个人所得税率从7档简化为4档；我国香港2018年薪俸税边际税阶由45000港元增至50000港元，边际税率分别调整为2%、6%、10%、14%及17%；而新加坡仅为0%～22%，属于个人所得税税率最低国家之一。 最后，中国应在开大前门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个税制度，加强非法避税管理，因为相比于高收入人群一般有很多其他来源收入且这些收入渠道可以采取措施避税而言，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几乎90%的收入由工资构成。因此，设计建立有全球竞争力的税务制度极其重要且非常迫切。
2018年7月27日 -
田溯宁：打破框架，不停的和保守战斗
田溯宁“把互联网带回家”，25年前他身为先驱将互联网引入中国，一手创办的亚信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历史中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从中国“宽带先生”、中国Internet主建筑师，到变为“云先生”，最近20多年的中国信息产业发展史，田溯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从离开亚信到2013年重掌亚信，策动全世界第二大电信支撑业务软件公司转型，田溯宁要用澎湃的激情缔造一个新亚信。来路荡气回肠，前途有待开拓。追踪下一波浪潮将起于何方，不停的和保守战斗，他还在路上，不停冲锋，一条更慢、更难的路也是一次更值得期待的旅程！ 本期面孔/亚信集团董事长 田溯宁中关村寄语三十而立的中关村，仍然保持初创的时候的理想，不忘初心，在未来数字革命更猛烈的浪潮过程中，成为中华复兴道路上的光辉旗帜。以下是采访实录全文字数：1837阅读时间：5分钟Q1您可以给我们讲讲您在创业初期和中关村的故事吗？田溯宁：我跟中关村的故事在创业之前就已经发生，我1985年在科学院读研究生，1986年就到了中关村。那时候中关村刚刚开始拥抱个人计算机产业，中关村就给我播下了一颗种子或可以叫不安分的心。1988年到国外读书，中关村创业热情实际上一直在我心中没有泯灭。我们在美国看到互联网技术想把它带回中国，回国之后我们没有选择其他地方，就在中关村找到了我们的创业地点，在2000年成为中关村第一家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从1995年到2000年我觉得那时候的中关村真是一个互联网火红的年代，我很早就认识了段永基，后来见到了我们尊敬的柳总（柳传志）。张树新的瀛海威、王志东的新浪网就在我们附近。会和丁磊、马云一起在中关村聚会。当时不知道互联网到底能给中国带来什么，也不知道留学生归国的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是真正在一步步发展、探索，我觉得中关村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个梦想的起源地，也是我过去30年每一步不可缺少的里程碑。Q2中关村的发展不仅是技术创新，更是体制创新，亚信第一个拿到风险投资，第一个在美国上市，当时在体制上是如何突破的？田溯宁：早期的创业有一个很大的原则，没有规则，不断地敢想敢干。当时中关村管委会也好，海淀区也好，当时很多领导和我们企业像朋友关系，像创业伙伴一样，我们一起吃饭聊天。“互联网这东西不错，你们赶快去试一试，风险投资不错，你们赶快去试一试。” 这种创业伙伴的方法，实际上是走出了早期从1988年到2000年中关村发展之路，这条道路实际上也是中国高科技的道路，我们抓住了互联网技术革命这个机会，我们积极跟资本市场相结合。Q3中关村30年的发展给亚信带来了哪些机会？田溯宁：创新需要氛围和密度，这两个是很独特的。气氛给你压力，也会给你无穷的动力。在中关村这么小的地方，有这么多企业，我们白天在一起，晚上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在一起，大家今天要么谈互联网要么谈局域网，要么到大学去讲未来去招聘，要么回到科研单位进行技术合作，这个氛围塑造很重要，跟政府也有很大关系。Q4那您对30年前的中关村和现在中关村的印象有什么不一样？田溯宁：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当时觉得中关村就是我们读书的一个地方，今天中关村已经成为了世界创新中心，我从没想过公司能在这里上市，没有想过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技术创新，在每个阶段不断赶上时代的步伐，永不停步。这里有独特的氛围，独特的文化，甚至是有独特的灵魂，它自己成为生命体，30年，就像从小孩成长为一个青年人，已经到了他更加朝气蓬勃的时候了。Q5作为园区企业，您是怎么看待整个科技园的呢？田溯宁：园区变化总体来讲跟的上我们企业的需求，每一步发展节奏把握的都非常好，就像云数据的发展，这都是和领导的敏感性和政策分不开的。不仅是地理空间变化，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想赶得上技术变革前沿。我一直认为一个中关村，任何一个创新，它不光是企业家，还包括政策的制定者、中关村管委会、科研单位以及客户，我觉得这五种力量在这里，得到了非常好的聚集，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时代都能赶上这个时代的最主要的技术创新的亮点。Q6站在投资人的角度看，为什么中关村能够吸引这么多的资本，这些资本对创新起到什么作用？田溯宁：我从来没想过自己做投资人，我的人生经历了三个阶段，创立亚信，然后是网通，然后是宽带资本。早期风险投资是什么，还要写文章介绍，今天中关村已经成为中国风险投资最活跃的地方，中关村我相信将来越来越像硅谷一样，有企业、有大学，它的生态系统很有意思，斯坦福大学是大学，大学里培养很多很牛的学生，学生创业，创完业之后上市。创业的过程中需要风险投资来投资，投资完之后，企业家成功之后款捐给斯坦福大学校友基金会，校友基金会把这钱交给谁管？交给风险投资管。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态循环，虽然还没有像硅谷那么容易形成，但是我觉得处在正在形成的过程中。我觉得这种循环生态，自循环的过程是资本聚集，企业聚集，科研聚集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Q7经过30年的发展，中关村已经变成世界的中关村，您是如何看待中关村未来的发展，以及创业者将担当什么样的角色？田溯宁：三年之前，我把亚信又从美国下市了，主要是为了进行转型。亚信到今年创业25年，我特别担心亚信变老了，我们会想中关村会不会也变老了？如何保持年轻，我认为有几点非常重要。技术变革的浪潮没有停止，我们当初在中关村创业，点燃这个火种，无论是PC还是局域网还是互联网，它所孕育的更深刻的技术变革我认为刚刚开始。未来30年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几种技术的聚合，我认为是技术创新最辉煌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更大的理想。我们要想未来30年我们如何把握浪潮，把中国的企业变成世界性的企业。我觉得未来30年中国应该诞生出影响世界的科技型企业，我觉得这是未来30年中关村要承担的使命。不管是宽带资本还是亚信都要深耕在中关村，完成转型，抓住互联网前所未有的机会。我们的初心真是这个样子，我们当时创业不是为了财富，也不是为了荣耀，就是要证明我们除了搞科研之外，能创造出市场经济的一个主力军，就是科技企业。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一步，但是我们没有完成使命，我们要证明在世界的技术创新的领域里，中国人能不能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在过去来看，无论是互联网、半导体还是个人计算机基本是以美国为主的。未来30年，这个时代呼唤中关村能够创造出一些根本性的创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头一看，也许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中关村作为中国人在民族复兴过程中的探索会一直持续下去，我觉得那个时代才是真正的属于中国人，属于真正技术创新辉煌的时代。中关村30岁，要有三十而立的志向，但一定不要失去我们当初创新的初心，那种单纯，那种对未来的向往，不怕挫折，打破各种各样的框架，相信技术，相信中国，相信这个产业。
2018年7月27日 -
梁建章，黄文政：人口是提升创新力的重要因素
作者简介梁建章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黄文政黄文政，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本书从历史和世界的角度，用大量数据和最新的经济学理论，论证了人口与创新以及经济的关系。与传统的人口经济学观点侧重点不同，本书在剖析了人口对于环境、资源、财税等方面的经济影响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人口成为影响创新力的根本因素，也就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本书详细分析了人口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地域分布对创新力的影响，也分析了各个主要国家在人口创新力方面的优势、劣势、政策的机会和陷阱。 历史上，创新一直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在最近的时代中，高科技公司已经真正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动力。与科技进步同样引人瞩目的，还有中国在过去40年中的崛起。中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更令世人关注的是中国在创新领域中的迎头赶上，其进步速度甚至比进出口领域的步伐更快。 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对于美国、日本和欧洲部分富裕国家来说，如何在21世纪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创新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对于高科技产业来说，成功的关键因素毫无疑问是人力资源。类似地，本书的观点是：人口，才是决定创新能够获得成功的根本因素，具有任何其他因素都不能取代的地位。这一观点对于公共政策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这包括鼓励生育、教育、移民等各方面的公共政策。 人们为何选择少生孩子？ 在过去的100年里，人类社会变化最大的领域之一是人口。一方面，今天的人们寿命更长——在过去的200年中，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从40岁增加到80岁，并且还在不断延长；另一方面，近50年来出现了另一个剧烈变化，那就是家庭规模急剧变小，生育率持续下滑。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4.9，下降到21世纪最初10年的2.5左右。 生育率下降的现象，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中，同样也出现在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中。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出现了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低生育率现象，其生育率水平已经低于更替生育率。所谓“更替生育率”，是指为了让每一代人的规模大致相仿，需要达到每名妇女平均生育2.1个孩子的生育率。 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仍然高于更替水平，但普遍也都处在迅速下降的过程中。只有少数贫穷的国家才会出现生育率居高不下的情况。所以，尽管人类的寿命比以前延长了不少，但世界人口的增长率已经从1960—1965年的1.92%大幅度下降到2010—2015年的1.18%。 近几十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人们已经开始少生孩子了。这种新的人口形势，导致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例如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和经济活力下降等。 有很多原因致使人们普遍选择少生孩子，主要的原因包括：妇女受教育水平提高和劳动参与率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上升，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需求降低，以及现代生活方式挤压了养育孩子的时间等。 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发展态势将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呢？关于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非常有限，毕竟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新现象。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老龄化主要是一个公共财政问题，因为大量的老年人口将会给公共养老制度带来沉重的负担。相对来说，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中，劳动人口将不得不奉养更多的退休人员，每个劳动者承担的养老支出将不得不增加。这些增加的支出将以对当前劳动力课以更高的税率或推迟其退休年龄的方式来筹集资金。此外，老年人的消费方式与年轻人不同。老年人较少将开支用于购买住房和汽车，而较多用在医疗服务和旅行方面。因此，整个社会行业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最后，由于老年人口的收入低而消费高（即负储蓄率），因此会对资本市场产生显著影响。总而言之，老龄化对许多行业和宏观经济整体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龄化对创新和创业的影响 本书的观点是，老龄化对养老的负面影响将是温和且可控的。例如，在一个老龄化国家中，延长退休年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公共养老金负担的问题。当今的老年人寿命更长，而且目前大多数工作岗位的劳动强度并不太大，所以逐渐提高退休年龄不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然而，老龄化还存在一个最根本也最不可弥补的弊端，那就是导致整个社会创业精神和创新活力的减弱。除了那些比较依赖体力劳动的工作，一个50岁的人在许多心智技能方面都和一个30岁的人无甚差别。但就学习新技术或者创办新公司的能力而言，还是30岁的人更有创造力。虽然医学进步已经可以使人们的寿命更长，但是人类在其20多岁时仍然是身体最健壮的阶段，而最具创新精神和精力最旺盛的阶段则是在他们30岁的时候。发明家和科学家在30多岁时是最具创造力的阶段。大多数企业家也是在30多岁时开始创办公司的。 我们的研究表明，老龄化对创新和创业的负面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中，年轻人的数量下降了，年轻人特有的活力也就减少了。这主要是因为，在老龄化社会中，年轻人的晋升机会被老年人挡住了。在老龄化社会中，年轻的劳动者在组织中占有较低层级的职位，他们所拥有的社会话语权和政治权力较少，掌握的劳动技能较低，可以支配的经济资源也有限。因此，伴随着年轻人数量的减少，创新精神和创业活力都会遭到削弱。通过分析日本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数据，我们发现，在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中，创业活动要稀少得多。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人口老龄化极速加剧，其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急剧下降，导致其过去25年经济长期衰退。 未来，处于引领地位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大多将会在异常激烈的创新领域中展开。如何促进创新和创业是每一个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和读者一起分享我们关于人口变化对创新和经济的影响的观察与思考。文章选自《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29期
2018年7月27日 -
【CGTN】 How can the US-China trade imbalance be explained?
Editor’s note: The article is taken from a seminar report given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in Beijing.Back when the Xi-Trump Mar-a-Lago Summit took place and the Initial Action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Cooperation 100-Day Plan for Trump’s visit to China were formulated,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for Sino-US trade relations were the majority opinion.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2017, however, trad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powers has gradually escalated, especially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ditional tariffs by the US on 34 billion US dollars’ worth of Chinese imports on July 6, 2018.And,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 US has threatened to slap a further round of tariffs on 200 billion US dollars’ worth of Chinese goods, it seems that the so-called China-US trade imbalance has give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 excuse for triggering a trade war.When taking an objective stance, it is impossible not to notice that the structural defects caused by rapi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has contributed to the imbalance. Specifically, the trade deficit results from the dollar-dominating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Because of it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the creation of a large amount of US-dollar-bills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a massive purchase of products globally. The flow of US dollars becomes the method for the public to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A US dollar bill. / VCG PhotoAs outlined in Triffin’s Dilemma, once a country’s currency becomes the internationally-dominant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there will be a trade deficit, and if the US does not maintain it, the dollar’s liquidity will dry up, negatively impacting global trade.Furthermore, the consistent decline of American household savings and soaring national debt has widened the balance of trade.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from the World Bank, US household savings decreased from 8 percent in the 1990s to a negative, below-zero percentage in 2016.In addition, traditional statistical methods have seriously miscalculated the US-China trade defici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always viewed the 375.2 billion US dollar trade deficit as the cause of the trade war, but is it really?According to Bloomberg, Apple Inc. owes up to 250 billion US dollars in cash and securities overseas. After the US Congress passed the tax reform bill, the company announced that it will pay for a one-time 38 billion US dollar overseas profit tax rate and withdraw 245.16 billion US dollars from overseas holdings.The Apple logo at the Apple store in New York. /VCG PhotoApple plans to invest more than 350 billion US dollars in the U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adding 20,000 jobs. This means money earned in China has been put in the US’ pocket.At least three million tourists visit the US and more than 500 thousand overseas students study there annually, contributing at least 30 billion and 40 billion US dollars to the domestic economy, respectively.Using this as an example, it can be said that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trade surplus is reflected in China, but the interest surplus is refle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Therefore, the trade war needs to be stopped as soon as possible as the world economy will be severely damaged if it continues. It will be a "lose-lose" situation for everyone..Both China and the US are facing a series of structural challenges, and both countries need to accelerate restructuring of their own economies,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domestic reforms to improve the trade imbalance together.Moreover, the way that Sino-US trade is measured should be reformed and updated, particularly to account for global value chains. This will more accurately and fairly quantify the value of the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th countries.July 16, 2018: A container ship is shown at a port in Long Beach, California, US / VCG PhotoThirdly,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work to expand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 That includes tourism, education, talent exchanges,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mmerce.Besides for that, all parties should work to restore and strengthen the role of economic ties as the center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is entails working through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trade associations, think tanks and lobby groups to help overcome the current deadlock in communication, and return to using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Last but not least, all appeals and consult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WTO framework. China could file appeals against the US and undertake negotiations under the WTO, providing a space for productive discussion.From CGTN，2018-7-25
2018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