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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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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人才PPP” 助力人才动态流转——王广发校长受邀出席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
4月9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我校校长王广发作为“新时期中国全球人才战略”分论坛的研讨嘉宾，做了“如何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的发言。On April 9, 2017, CCG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held the 3rd China & Globalization Roundtable Forum at China World Hotel in Beijing. Our BRS Principal Wang Guangfa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sub-forum titled “China’s Global Talent Strategy in New Era” and shared how to establish a globally competitive talent management system. ▲法政集团董事长、北京王府学校校长王广发（前排中）在“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发言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CCG主席龙永图，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CCG联席主席何亚非，CCG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等领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出席了此次论坛。 本次论坛以 “十字路口中的全球化：中国挑战和机遇”为主题，六个分论坛围绕如何更好促进新形势下的全球化进程，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如何提升中国“一带一路”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全球新格局等议题展开了研讨。 ▲王广发校长作为CCG资深副主席，王广发表示，当前人才的竞争是最重要的竞争，它关系到未来一个国家地位的稳固和产业结构、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跟不上，什么样的人才和竞争机制都无效。” 在人才竞争、人才引进方面，中国正在尝试突破各种机制和体制，采取多种模式引进，多种模式培养。从现在开始，要着眼未来，培养20年以后的人才，把中国的标准定位为未来被世界所采纳，从而成为真正的中国“走出去”的标准，能做到这些才叫教育。 中国正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但各方却在应对方面没有形成共识。国家实行的全球化人才战略，唯有从教育着手，才能真正让社会形成一个主流的共识。 目前，中国全球化的人才战略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原来纯粹将人才吸引到国内的阶段已过去,将来可能会出现大批人才到国际组织或者境外的与中国相关的机构、企业工作的情况。 因此，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需要为人才创造更好的环境,打破国境的界限,使各国人才都能为中国全球化真正发挥作用。王广发在论坛上首次提出“人才PPP”的概念。他认为，人才的流动，不管流到哪里，都在为我们的国家扮演着他的角色，贡献着他的职责。我们要突破过去对国际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的禁锢，加快推进人才培养的标准、人才培养的机制、人才引进的机制和人才建设的机制建设，这其中，教育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王广发校长在论坛现场与《环球时报》记者互动“每年几十万孩子走向国外读书，留学低龄化大众化需要从自身找差距。”在论坛现场回答《环球时报》记者相关提问时，王广发认为，这一现象说明我们的教育正在进行改革，也说明我们在未来亟须的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高端人才培养方面，现行教育体制跟国外相比还存在差距。 当前，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学生，他们可以通过留学的形式，对接受教育的模式进行选择，以使自己符合具有国际视野的全球化复合型人才的标准。在这种理念驱动下，他所能做的就是寻求更好的教育。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改革正在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人才标准化培养的课程改革也在进行之中。假以时日，当中国教育完全与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教育接轨，教学、教法、教材和专业等领域和先进的教育理念相匹配的时候，并且用比较的、批判的思维给学生们传递正能量，那时中国的海外留学低龄化大众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关于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enter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简称CCG)成立于2008年，“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全球治理、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文|詹敏 摄影|詹敏 翻译|翟静）文章选自北京王府学校
2017年4月13日 -
王琳达：民营企业家要跟着国家“抱团出海”
理事简介王琳达，CCG副主席、怡海集团董事局主席。王琳达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首先，“一带一路”实际上就是全球化最好的战略之一，我谈几点这三年在“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国家的体会。我去那里的时候根本就不认得那边的人，但是一个国家发洪水，我提供了捐款。我在塞尔维亚发现，因为缺少资金，他们的一个幼儿园六年都没建成，我把剩下所需的33万欧元捐给他们。我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举措得到了他们国家和政府、人民对我们的认可。 现在，不仅他们国家的首富来找我合作，而且还让我们参加私有化项目。去年我跟着习主席去塞尔维亚访问，所以当地人对我的信任感就更强。我现在跟他们国家不但合作地产，还合作教育和高科技。接下来还和白俄罗斯等国的大企业一起合作。第一就是跟他们每个国家做经济保障法的合作，把我国过剩的建材产能带出去，这些国家非常需要建材产能，本地产品价格很贵，中国产品物美价廉。我认为合作过程中，可发挥女性的优势，就是女性不被看做那么强悍，所以反而很容易被接受。所以我觉得我们女性同胞们，在“一带一路”上要发挥我们的优势。 我们是香港侨商，我们这些海外华人华侨具备语言优势，还懂得国际上的很多规则，以及与当地社会的关系，是需要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华人华侨一定要跟当地那些商会组织交朋友，跟他们一起共生存，跟海外的那些企业一起共享，这就是习主席提出来的命运共同体，一起分享成果，才会使我们受欢迎。 民营企业家在“走出去”之前，首先要找像CCG这样的智库机构合作。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不懂得当地的文化、地理、历史、法律法规等等，就一定会吃亏。我们要做好自身准备，抓住“一带一路”这个机遇，民营企业家要跟着国企、央企一块抱团出海。 最后，民营企业家在“一带一路”中希望有一些金融方面的政策，例如外汇管制方面的政策。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13日 -
【人民日报】智库国家队 塑造软实力
着力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编者的话 二十国集团智库会议（T20）举行，中央企业智库联盟成立，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联手打造高端智库平台……一段时期以来，智库成为热词，日渐走进经济社会生活。我国各类智库亦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统计，现阶段，我国比较活跃的各类智库已有200多家（不包括高校智库），初步形成了官方智库为主，高校智库、企业智库和社会智库共同发展的全新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高度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智力支撑。”那么，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着怎样的意义？应该如何坚持中国道路、聚焦中国发展、发出中国声音？请看专家对话。 中国智库 中国特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智库呈现加速发展的崭新局面。同时，在“智库热”中，有影响力的智库还相对有限 记者：近年来，我国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不但在国家发展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作用，更日渐走近寻常百姓，让越来越多的人分享其研究成果。那么，智库是什么、在我国走过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王辉耀：事实上，智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上溯至齐国的稷下学宫和战国四公子的门客集团，都是中国著名的早期智囊团。汉高祖刘邦有“三杰”、唐太宗李世民有“二十八功臣”，以及后来的幕僚制度，都可算是中国历史上的“智库”。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智库应运而生，官方主导的智库首先出现。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智库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中国智库呈现加速发展的崭新局面。 刘元春：现代意义上的智库起源于西方，最早是个军事用语，指二战期间防务专家和军事战略家们讨论作战计划和制定战略的保密室。我们现在所谈的智库，是指诞生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中，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参考和借鉴的非营利性政策研究机构，包括官方、大学和社会智库等类型。 记者：就我国现状来说，智库的发展取得了哪些成就、出现了哪些问题？ 刘元春：根据美国某研究机构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2016年全球拥有智库6846家，其中中国435家，为世界第二智库大国。可以说，中国智库的发展无论在政治环境、舆论环境、人才资源、资金保障还是社会需求上都进入了黄金时代。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下的“智库热”中，有影响力的智库还相对有限，管用的智库产品更少——有些智库机构疏于研究问题，却专注于对外包装、智库排名；一些专家也是打着智库的旗号，忙于争抢课题和项目，能耐心做研究的不多。 袁岳：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大数据时代，现代智库的最大特点是由过去个体化的行为变成了组织化的行为，由基于个人智慧判断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更多依据科学数据的行为。然而，我们的很多智库跟传统的“智囊”没什么区别，还是以个体发表观点和写文章为特点。我认为，推进智库现代化建设是个亟须面对的问题。比如，“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很多国家，各国的政局稳定性、经济发展程度等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时，要分成很多个有针对性的项目和主题，把问题研究引向深入。 新型智库 核心支柱 ■专业性、独立性、公益性是智库的重要特质；智库建设应立足于当下国情、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决策 记者：2015年12月1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举措。那么，您认为，这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如何具体体现？ 迟福林：对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我认为应从“中国特色”和“新型”两方面理解和把握。一方面，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要求智库建设应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战略与行动研究，立足于当下国情、服务于党和国家的改革政策决策，坚持中国道路、聚焦中国发展、发出中国声音。举例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对农村土地承包期限问题有过激烈争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交了“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建议，被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采用；2003年SARS危机后，中改院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揽子”政策建议；2015年，中改院又发出了建设中欧自贸区的呼声……另一方面，智库发展更应强调“创新”，尤应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保持客观独立性，强化专业性，塑造理性、专业和有担当的新型智库特色。 记者：的确，专业性、独立性、影响力等，都是评价智库的重要因素。智库建设关系着国家的发展，而智库的价值取向更是关乎决策、关乎“灵魂”的大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具体需要以怎样的价值取向为支撑、目前又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朱旭峰：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关节点在于专业性和独立性。专业性是智库区别于其他政策参与者最重要的品格，意味着专家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要有长期积累。与此同时，独立性也是每个智库都应追求的价值取向。所谓智库独立性的丧失，其实质是智库被经济利益或其他利益绑架了，公信力自然不复存在。 袁岳：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现在不少智库从业者更关心的还是找到符合政府部门意图的课题。有些时候，基于数据分析的智库所做出来的研究结果可能和政府机构的预期和初衷存在差异，按理说智库应该把科学的结果提供出来，但事实上，有些报告却可能会作一定程度的修改。 刘元春：的确，现在一些智库缺乏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甚至会囿于小团体或自身利益，发表一些偏激甚至错误的观点，既缺乏国家层面的宏观视野，服务性与公益性也不足……这无论是对智库的长远发展还是对国家的稳定和谐，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规范引导 优胜劣汰 ■以公益性和非营利性为导向营造智库思想市场环境，促进高水平智库脱颖而出 记者：在我国智库建设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希望借助这些智库吸纳更为广泛的研究成果以提供决策参考，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为避免一些智库偏激、错误观点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又需要对其进行一定规制。在“培育”与“规制”之间如何平衡？ 刘元春：“培育”与“规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推进智库思想创新的两翼。从培育的维度看，应进一步放开思想市场，推进中国智库从计划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时代转型；应进一步加强高校智库建设，促进大学智库成为中国思想创新的“发动机”；对于社会智库的发展，应在市场准入和税收政策上给予一定倾斜。从规制看，一个公开、透明、竞争的智库思想市场本身就可以提供强大的约束力，制约、规范参与者的行为。同时，为了避免市场失灵，为了增进效率、促进公平、保持稳定，政府也可以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管理。 迟福林：智库的本质属性是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思想产品，需要以强化智库的公益服务导向和非营利机构属性为重点，加快完善智库管理的体制机制，加强对各类智库发展的规范和引导。近年来，一些领域和地方出现了“智库热”。这一方面表明社会对智库发展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需要理性看待我国智库发展的现实差距，不可拔苗助长，应促进高水平的智库通过公平竞争脱颖而出。 袁岳：智库是一个专门的行当。事实上，偏激的观点本不应出于智库。智库应基于准确的数据，需要一整套的方法论，结果应该是运算出来、科学可靠的。但现在一些智库，只是原来的机构翻了块牌子，出现一些问题又因缺乏专门的管理人才，整治起来有一定难度。我认为，除了通过外力规范以外，还应着力从内部提升各类智库的专业性，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方法的科学性，降低偏激、错误结论出现的可能性。 记者：那么，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应从哪些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朱旭峰：这不仅需要智库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外部制度环境的营造。其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将有力地推动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首先，政府逐渐建立政策思想搜集和筛选机制，搭建多种形式的思想交流平台。其次，政府委托智库进行专项研究是最直接有效的采纳专家意见的方式，这需要完善智库评审和智库竞争机制。第三，建立有效制度，保障智库获得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尽量减少一些智库迫于生计而受利益驱动的可能性。 王辉耀：在社会和专家学者的个人层面，同样存在极大的提升空间。九成左右的中国智库是官方智库，在影响决策中起关键作用，而社会智库却面临生存困境。智库之间竞争不足，进一步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动力就会有所欠缺。建议更多鼓励商业协会、公益组织等为社会智库机构捐资，营造公益捐赠的社会风气；同时加强对各类智库的管理和规范，形成更为良性的“竞争机制”。对专家学者而言，应注重涵养家国情怀，努力保证自身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独立性，真正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软实力”贡献一份力量。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4月12日
2017年4月13日 -
【光明日报】挑战·应对·担当——智库专家建言经济全球化及全球治理
“站在十字路口”，人们这样形容正处于风雨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国又该如何行动？4月9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京主办的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智库专家就这些话题表达见解、贡献智慧。 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但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滞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复杂变化。“逆全球化”思潮和孤立主义抬头，保护主义升温，成为徘徊在世界经济上空的阴霾。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逆全球化”是全球生产力布局和全球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的结果。30多年来，全球生产力布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全球生产关系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控制着大量资金和高端技术的发达国家，依然固守着原有“规则”，不愿或无法作出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民粹主义的出现和政策内顾倾向的加重，便不足为奇。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看来，“逆全球化”的主要诱因并非来自经济全球化理念本身，而在于有关国家没有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社会阶层变化及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是经济全球化顺利推进的关键。 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但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滞。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不会终结。”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联席主席、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看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把各国结成了利益共同体，随着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可逆转。 “纵观人类历史，从绿洲经济到江河经济、路桥经济，再到现在的海洋经济，在全球资源、能力和市场的大配置中，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表示。不管面对重峦叠嶂还是暗流浅滩，中国的决心不能动摇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推动者，也是全球自由贸易的参与者和维护者。“这既是中国自身的选择，也是历史对中国的选择。”何亚非表示。 “各国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使经济全球化惠及更多国家、更多人群。”当前，如火如荼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这一中国主张的最好体现。特别是在当前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形势下，“一带一路”有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更加普惠、包容方向实现“再平衡”。黄仁伟认为，当前，全球热钱的涌动，导致了流入地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而“一带一路”建设将引导资金流向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中国家，这对于全球经济的平衡、健康发展是莫大的贡献。 在龙永图看来，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逆全球化”的倾向，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分配不公等问题，进行了正确、及时的处理。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动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有效缩小了城乡群体的收入差距。最近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也表明了中央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决心。在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有必要从中国经验中寻求借鉴。 企业是实现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龙永图认为，从整体来看，当前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核心竞争力不强，大多数还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中国企业要全面跻身全球产业链高端，还需要很长时间。与会专家认为，企业要利用好我国加快实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强筋健骨，在推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面临着艰巨任务，需要应对一个个挑战、攻克一道道难关。与会专家表示，不管面对重峦叠嶂，还是暗流浅滩，中国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决心绝不能动摇。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是大国成长的必然路径 不久前，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何亚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中国要为全球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实现成长的必然路径。 何亚非认为，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上升，全球经济重心逐步从发达国家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东西方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中国有必要通过平等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产业链深度重塑，全球治理的内容和形式也将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顾问、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看来，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全球治理的内容已经开始从有形资源向IP地址、通信频道、空间轨道、消费信息等无形资源深度渗透。对这些无形资源的分配，将是今后全球治理的焦点问题。同时，物联网、人工智能、量子通信、新材料等也正在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套面向未来的新型全球治理机制将逐渐形成，中国必须高度重视。 论坛期间，智库专家和企业家还就打造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创新模式、新时期中国全球人才战略、“一带一路”与中国企业全球化等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7年04月10日
2017年4月12日 -
朱锋：朝鲜问题，中国不是第三者
专家简介朱锋，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锋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当特朗普说首脑会晤，我们到底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作为一个70岁的精明的商人，“相信”这个词不是白用的。包括这里面的朝核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承诺、什么样的表态，中美之间如何相向而行，具体的细节我们不了解。我们去了解的话，当然有一些差异，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东西。朝核问题新现实，国内是否做好了新准备 我们这个专题是特朗普时代对中国的挑战和机遇。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大国来讲，他的外交和战略的影响力以及竞争力的本质是国内力量。所以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到底能做什么样的贡献，对中美关系做什么样新的抉择，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朝鲜问题我们国内是否做好了新的准备。我们的整个思想观念，包括决策和思考的机制是否已经随着今天朝核问题新的现实而发生了变化？ 在我看来，朝核问题对今天中国最大的挑战是，这样一个完全不讲规则、缺乏最基本人性的朝鲜所构成的这种疯狂的对核和导弹的追求，对于整个地区，对于任何一个地区内的国家，特别是对于紧挨着朝鲜的中国东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而且我们必须要有决心面对的危险。所以，这次的海湖庄园会中美之间不管达成了什么样协议，我相信双方共同认为这个威胁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双方对这一点有新的认知。双方会加强合作，这个合作包括用和平的手段解决。 但是，这里面核心的问题是，在朝鲜问题上，我们一定需要去思考如何改变原来说得多、做得少的这种事情。我们不是简单地拖，而是要有决断。中美之间任何战略机遇的分析和评估，本质上不取决于我们的言论，而取决于我们的行动。所以，我个人认为，不管海湖庄园会双方到底形成了什么样的共识，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今天问自己，在朝鲜问题上，在面对这样一个无赖的国家，面对这样一个疯狂地追求核武器和导弹的国家，我们有没有决心准备采取什么行动。这是我们可能抓住的中美关系战略机遇的一个重要保障。半岛局势改变对周边安全威胁升级 关于我们是否对朝鲜问题有方案的提问，我觉得我们肯定在朝鲜问题上有一贯连续的战略思考。因为朝鲜半岛是中国安全的门户，而且这块土地我们洒过热血。从历史到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半岛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周边安全战略利益中的重要环节和部分。但是问题就在于，最近几年，特别是金正恩上台以后这五年，朝鲜半岛局势有了突出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具有决定意义： 第一个我们都知道，金正恩已经完全抛弃了他父亲当年还承诺的六方会谈以及2005年的9·19共同声明，就是促进半岛和平进程和美朝关系正常化。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平壤的政策认为六方会谈已经过时了，任何要进行对话都是需要美国和朝鲜之间的对话。 第二个问题，过去五年，朝鲜的导弹和核试验越来越频繁，同时朝鲜又受到国际社会如此大的制裁压力。当朝鲜的内部体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变得更加残暴的时候，朝鲜对整个中国的东北、对中国的周边、对于我们基本的安全利益都在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朝鲜问题已无处可躲、无处可拖 所以我非常同意刚才郑永年教授所说的，朝鲜问题不是我们简单是第三者，或者只是劝和出台，朝鲜事关中国的利益，事关中国整个东北的安全。如果在座的各位哪一位是东北人，当朝鲜有可能4月份又要进行第六次核试验，而我们东北邻近的地区一定会有地震，我们一定会生活在朝鲜的核设施不知道哪天会冒顶、会泄漏的这种恐惧阴影的时候，我们如何面对朝鲜这个事实？所以今天我相信，朝鲜问题尽管对我们来说从情感到利益的估算都很难抉择，但是我是一个专门研究安全战略问题的，我觉得朝鲜问题，我们真的已经到了无处可躲、无处可拖的时刻。 中美之间的比较除了国家力量，还有心灵和心理的成熟、行为的优雅以及社会的感知。问题是当我们要赶上美国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膀大腰圆，我们还要举止优雅，还要思维成熟，还要有很好的社会感知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今天中美关系的处理，我们不仅要有定力，还要有学习力，还要有对未来自己内心的反省力。 （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2017年4月9日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7年4月12日 -
【人民网】CCG报告：基础设施合作为中美关系提供新机遇
人民网北京4月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佛罗里达州首次会见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本次“习特会”意义非凡，如何在中美关系中找到合作共赢的新支点，是中国经济和外交的艰巨任务。 4月5日“习特会”前夕，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发布报告《中美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前景广阔，为中美关系提供新机遇》。该报告回顾了特朗普基建计划的背景，分析了中美在基建领域达成合作的机遇和存在的挑战。报告认为，中美在基建领域存在较大优势互补，有广阔合作共赢空间，在特朗普治下的中美关系中发挥积极意义，并由此从不同层面提出了加强中美基建合作的具体建议。 在两国元首会晤前夕，美国国务卿蒂乐森在亚洲之行的中国站表示，中美关系的基调只能是合作与友谊，并多次强调了“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和双赢”原则，蒂乐森的态度传达出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合作的积极动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在“中美：注定合作的超级大国”文中提出“习特会”的关键是找到合作的基础，“特朗普希望在美国掀起基建热潮，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基建快速建设的最强典范。将中国的基建能力与特朗普的目标结合起来一定可行。”这与CCG今年1月发布的《特朗普时代的挑战、机遇与中国应对》报告预测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中美未来合作新亮点的观点不谋而合。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表示，“习特会”是少见的美国新总统在就任一百天内就安排两国元首进行双边而不是多边场合下的会晤，在中美关系史上别具意义。以反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立场胜选的特朗普走马上任后立即推出了一系列饱受争议的强硬政策，向支持者表明其实现竞选承诺的决心。对于中国而言，2017年是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十三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也是中共召开十九大之年，面对国际环境新变化和国内发展新要求，中国将继续推动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何在摩擦中的中美关系中找到合作共赢的新支点，是中国经济和外交的艰巨任务。 CCG报告指出，在新总统的复兴美国蓝图中，其中一个关键就是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提振美国经济。其百日新政宣言里，特朗普提出了未来十年内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数字。在就职后的首次国会演讲中，特朗普表示，“为了开启新的国家重振计划，我将要求国会批准能带来一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的立法措施。”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拥有资本、技术和经验的相对优势， 根据中国统计局，我国在2016年前10个月的基础设施投资已达到94928亿元（约1.4万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完成了特朗普十年的基建投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投资热情不减，2016年中国对美国投资总量达到456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报告认为，中美在基建领域存在较大的优势互补，有广阔的合作共赢空间。 报告分析了中美在基建领域达成合作的七个机遇：中美基建企业有望受益基建热潮；轨道交通企业深化全方位产能合作；工程机械设备企业积极争取深化合作；高新科技企业参与美国最前沿基建项目；中美基建合作符合金融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趋势；美国公私合营(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模式发展前景看好；中美基建合作有助特朗普政府实现经济目标。 CCG报告同时指出，中资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受到美国本土竞争、PPP项目落地操作和地方政治博弈等因素所制约，并由此提出七项建议：中国企业深入地方，提升本地化；金融资本组团，联合参与美国基建；持续推动经济外交，邀请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基建合作；加强投资外宣，建立中国基建合作促进机制；加强两国省州级政府互动，共同推动省州级基建项目合作；发挥中美智库在公共外交作用，为稳定中美关系建言献策；进一步拓宽“二轨”通道，加强有利中国投资的国际公共关系。 CCG报告总结，对急于向选民证明而受到挫败的特朗普来说，目前最紧迫的是找到让选民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他的宏伟的万亿基建方案在短期内要获得国会支持绝非易事。基建领域投资本身在规模、地域、行业结构、联邦和地方存在很大的博弈空间，白宫和两院的分歧增加了博弈风险。在此次 “习特会”中，一个务实的特朗普更有可能抓住中美在基建领域合作共赢的机遇。（常红 陈彦彦）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4月6日
2017年4月11日 -
【光明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基建领域合作有望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光明网讯（记者 张胜）作为两个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维护好、发展好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如何寻找中美两国合作共赢的新支点？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日前在京发布《中美基础设施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为中美关系提供新机遇》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美两国在基建领域各具优势，可以通过互补，开创更为广阔的合作共赢空间。 报告分析认为，中美基建合作有助特朗普政府实现经济目标；中美基建工程企业有望受益基建热潮；轨道交通企业深化全方位产能合作；工程机械设备企业积极布局美国市场；中美基建合作符合金融资本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趋势等原因将有力支持中美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达成合作。 针对中资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受到的美国本土竞争、PPP 项目落地操作等潜在制约因素，报告提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应深入地方，在美国开拓基建市场过程中，要力求适应当地市场和法规要求，逐步实现物资采购和劳动力使用的本土化，在选择美国合作商时可考虑雇佣一定比例的妇女和少数族裔工人，争取地方政府支持。报告认为，中美基建合作对未来重启双边投资协定(BIT) 谈判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为此，可持续推动经济外交，邀请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基建合作；同时，加强我国投资的外宣工作，探索建立并逐步完善我国基建合作促进机制。报告认为，美国州政府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建议每年在中美两地轮流举办中美省州长论坛，通过地方政府的紧密联系来推动省州级基建项目的合作开展。文章选自光明网，2017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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