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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宏：无人驾驶应给予重视
理事简介李彦宏，百度公司董事长兼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自2013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以来，李彦宏两会提案共计9项。 今年两会，李彦宏的提案聚焦在为社会发展“提速”，而“提速”这一概念也从不同角度反映在他的3项提案中：加快制定和完善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政策法规；鼓励支持专网资源投入社会化运营，促进提速降费；建议完善我国空域资源管理制度，提升民航准点率。建言人工智能 李彦宏两会第一项提案是，建议加快制定和完善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政策法规，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这是他继去年中国大脑提案之后，又一次极具前瞻性的建言。 作为人工智能在交通领域的进一步突破，李彦宏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提案显然是有准备的。在去年12月10日，百度与宝马合作的自动驾驶汽车在北京完成国内首次城市、环路及高速道路混合路况下的全自动驾驶测试。 这次百度由无人驾驶汽车研发初期直接跨入完全自动驾驶阶段，并计划实现无人驾驶汽车三年商用化、五年量产，不过真正大规模的商用变成一种现象还需要很多年。虽然尚不知最终落实的时间点，但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百度也在无人驾驶领域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 无人车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这里面最核心的是百度的汽车大脑。“我们认为整个无人驾驶技术才刚刚开始，百度很快地在做，掌握了很多的创新和专利，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研究和产业合作，能实现弯道超车。”百度总裁张亚勤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他认为车和手机很像，就好比手机是装在你口袋里的移动装备，而车是把你装进口袋里的移动设备，“其实两者在技术和产品服务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当前，主要发达国家都已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企业开展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和测试，并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我国现有的大部分政策法规与无人车发展还不相适应。 李彦宏建议我国应从国家层面对无人驾驶予以重视，国家对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做好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鼓励中国汽车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合作研发、协同创新；建议尽快修订和完善无人驾驶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无人驾驶汽车的研发、测试和商业化应用提供制度保障；建议推进无人驾驶汽车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和完善。建议积极组织开展无人驾驶汽车测试的试点工作。 技术是在巨变的竞争环境中超越一切竞争对手的决定力量，这也是李彦宏始终相信的。百度在人工智能、大数据、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领域的研发投入和布局从未减慢脚步，对于百度来说，技术无疑是其DNA和生存的基石。 2015年两会，李彦宏建议设立“中国大脑”计划,推动人工智能跨越发展。这一提案被认为是自李彦宏2013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首次上升到国家竞争层面的、“最具前瞻性”的提案，对中国未来发展极具战略意义。 “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积累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大，如果能在国家战略层面制定针对人工智能的全面推进计划，将是我们国家实现弯道超车，提升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绝佳机会。”李彦宏此前说。 当前，人工智能正迎来新一轮创新发展期，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从国家战略层面加紧布局，以引领新一轮科技创新大潮。 3月9日,谷歌人工智能AlphaGo在与围棋高手李世石的第一场比赛中获胜。此前，IBM超级电脑“深蓝”击败过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尽管围棋智能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副产品，但这一事件本身被认为将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同时也引起社会各界对人工智能的关注，人工智能似乎已在风口。 当然，人工智能战略在国家层面也获得重视。去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培育发展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资源和公共服务等创新平台建设”，为“中国大脑”计划的具体落地打下切实的基础。未来重在践行 李彦宏历年的两会提案除了与科技有关，也关注民生，这也是他提案的一贯方向，当然这也与百度自身的布局密切相关。 先来回顾一下往年提案。2015年两会除了“中国大脑”提案之外，李彦宏还建议全面开放医院挂号号源，让病人找到最合适的医生。 事实上，此前百度在医疗领域的布局已经在逐步展开，与301医院战略合作后，“百度医生”APP去年年初推出，投资并购2家医疗健康领域公司。作为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看病难”的直接体现就是挂号难，而这一问题在去年也受到关注。据了解，去年国庆前夕，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医院不约而同相继发布官方APP，开通APP预约挂号服务。 2014年两会李彦宏提案是：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火箭、卫星发射等航天领域；要求直辖市、省会城市中小学校教案、试题等教育资源免费上网，推进教育均等化。 在被广泛认为是在线教育元年的2014年，显然李彦宏这份与在线教育相关的提案非常契合当时热点。同时，百度也被认为是BAT中在在线教育领域动作最多、布局最广的一个，其布局分为自有、投资和合作三条线。 而2013两会李彦宏的减法提案也引领两会风潮：鼓励民营企业海外上市（VIE），取消投资并购、资质发放等方面政策限制；建议取消公共场所无线上网身份认证。 今年两会李彦宏另外两项提案分别是：鼓励支持专网资源投入社会化运营，促进提速降费；建议完善我国空域资源管理制度，提升民航准点率，推动我国航空事业发展。文章选自《中国经营报》，2016年3月8日
2016年3月15日 -
王辉耀：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提议
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施更积极、更开放、更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而在全国两会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特别提到“进一步完善国家移民管理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统一承担制定永久居留政策、实施受理审批和开展日常服务管理等职能”。近段时间，中央和地方不断有国际人才方面的新政策出台。 移民人才是发达国家创新创业的很重要的力量，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一直在享受移民红利。国际移民对移入国的经济贡献非常突出。20世纪90年代，移民对新加坡GDP增长的贡献率一度超过40%。在美国，移民已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其获得的创新专利量占据了总量的1/3。在美国的7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员出生于外国。2011年，美国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国际学生占71%；2011年，美国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国际学生占65%。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从1993年的23%增至2010年的42%。移民创建了美国国内占总量1/4的高科技公司，美国市值前5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的。 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外籍人才办理证件都是由一个政府部门受理，如美国有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澳大利亚有移民和公民部，日本有厚生劳动省，韩国有就业和劳工部。为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并参与国际移民人才的竞争，我国也应当建立专门的外国移民管理部门。从国内发展来看，我国正在经历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创新驱动发展，实质上是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建立移民局，也符合国家从招商引资向招财引智转型的要求。 目前，我国逐渐成为国际人才的向往之地，外国人才集聚的态势逐年在加强。据联合国估计，2013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士为84.85万人，近十多年的年均增长率为3.9%，比1990~2000年的3.0%有所提高。英国汇丰集团2014年10月公布的《外派人员调查报告2014》（《Expat Explorer Report 2014》） 显示，在“最吸引外籍人士居住的国家或地区”排名中，中国总体排名位列第三，超过了美国、日本、法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 自去年开始，我国移民管理制度框架已经开始搭建。中央层面，2015年3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今年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提出实行更加灵活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制度。 当前建立国家移民局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外国人才出入境和居留的行政手续，还比较复杂，签证、居留、就业、入籍都由不同的部门管理。建立统一的移民局，便于综合管理，更好的协调各部门的工作。从功能上讲，一方面，移民局可以统一管理外国人签证、居留、移民等事务，统一审批绿卡和入籍申请，以及处理包括外国人申请绿卡、入籍成功之后的社保、档案以及可能的集体户口等有关问题。另一方面，移民局还可以承担建立国际人才信息库、设立和管理海外国家猎头、国际人才研究等职责。 另外，随着我国日益成为外国人才目的国，一些地方（如广州）出现非法移民增加的趋势，对此需要有规范的应对和管理措施。成立国家移民局，可以就如何保障来华移民的正当权利，保护国际移民在中国的人身、居住、财产等合法权益，增进国民与移民的和睦相处，在语言培训、文化融合、提供职业信息等方面发挥作用。本文刊于《北京青年报》，2016年3月12日
2016年3月15日 -
王广发：各行各业都需要创业教育
专家简介王广发，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总裁。 谈到创业教育，教育的目的、使命和责任是培养更多的适应国家产业转型，新时期“一带一路”用人标准的变化，知识结构转型以及人才转型的这样一个高的定位。 首先是人才，没有人才谈不到创业。创业的领域，创业的模式，创业以及在市场上所需要的定位定义应该说给我们的教育提出了标准。教育为人才服务，这一点我们目前做得还不够。培养出来的人才不用说创业，达到为市场结构服务的标准可能都做不到。人才要为产业结构转型服务，今天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共涉及64个国家，在我们国家参与设立和独立设立的国际机构中，我们的人才标准还远远跟不上。再往前追溯，所有的国际机构，我们国家的人才在其中的话语权也少之又少。这势必涉及到我们的创业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创业教育，在这里创业不只是创建企业，应该扩大为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需要创业教育，把教育分类，把教育的责任分类，清晰的教育的思路和理念分类，才能创造出为国家发展助力、国际化的人才，创造出更适合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际定位的人才。 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深化结构改革的人才到了这样的结骨眼上似乎也不符合标准。因此，人才的知识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优化升级，与人才的知识结构，人才的产业结构所涉足的转型优化产业升级，都应符合各个时期和各个阶段的标准，我们要从教育的创业抓起，把今天创业教育的概念扩大。 我从事的是常规的基础教育，我坚信教育要从基础教育抓起，从娃娃抓起，根据他们的兴趣和未来来助其设置专业，设置他们的高中本硕博一直到就业的各个阶段的转型。所以，我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编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跟法工委汇报关于教育改革促进法是否还带着促进，民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甚至担保法中各个法律交叉的一切内容，都应当适应市场需求改变我们所有的一切。今天我们要从常规基础教育要抓起，这涉及到他们的就业和职业。现在学校培养的人才具备基本的基础的知识，但到市场上去创业却可能完全不能适应。学习是状元，创业却不一定是状元，学习是顶尖的人才，不一定在政治领域、社会经济领域、社会创业领域、社会投资领域都是领袖。所以，我们应当改变我们的教育，促进我们的教育，为培养人才服务，这是摆在我们今天所有投资者、参与者、运行者、教育育人者面前的最大的课题。 我们目前培养的人才，留学是一个目标，但他们未来在全球各个机构扮演的角色，他们的定位和创业是N个目标，这是我们教育的标准。本文根据演讲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14日 -
宗庆后：关注年轻一代住房与就业问题
宗庆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现在城市里的“80后”和“90后”，多是高学历人群，他们的生活成本太高，但工资不高，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主要靠这代人。如果这批人不能安居乐业，他怎么去奋斗？ 作为浙江的明星企业家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的建议一直受人关注。 记者获悉，今年宗庆后带了“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强与欧洲企业合作加快转型升级”、“帮助年轻一代解决住房与就业困难”、“推进质量品牌建设、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等9条建议赴全国两会。其中，他提出应“保障年轻人一个家庭一套经济适用房”。 保障年轻人一个家庭一套经济适用房 宗庆后表示，当前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普遍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安居难、乐业亦难。有调查统计显示，当前超过半数的80后月收入在3000-5999元之间，月薪超过1万元的80后不到两成，而与收入水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大部分城市房价普遍偏高，按目前的收入和房价水平，很多年轻人一辈子都买不起房。 “保障年轻人一个家庭一套经济适用房，解决其基本需求问题。”这是宗庆后的心声。他建议通过“开发商降低房价”、“银行对无房户首套房降低房贷利息”、“将土地出让金亦就是楼面价从房屋价格中剥离出来”、“免除无房户和刚需人群购房时的税费”等方式改善年轻人的住房问题。 此外，解决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是宗庆后今年的关注点。 当前大学生、特别是农村大学生就业问题亦非常突出，很多人往往是一毕业就失业。而造成该问题的原因，宗庆后表示，农村和县级城市的就业机会少，迫使大量农村大学生拼命往大城市挤，结果激烈的竞争、微薄的收入以及城市的高成本生活，促使农村大学生真正要在城市扎根亦非常困难。 对此，宗庆后建议结合经济结构调整与城镇化建设等工作进行统筹考虑。一方面要加快东部地区传统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向中小城市和县级城市发展，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便于农村大学生在本地就业。另一方面国家亦要大力发展农村地区和县级城市的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最后，国家亦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保障和提高大学生收入，鼓励他们回家乡就业。 将东部传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 此外，宗庆后还将目光聚集到了新型城镇化的问题上，他建议将东部传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让2.9亿务工人员回家乡打工，一方面企业实现就地生产、就地销售，降低成本，同时农民工可在当地就业生活，安居乐业，加速实现城镇化。 宗庆后表示，现在很多农民工赚了钱后不回农村老家造房子，而是在县城买房子，但是买了房后在县城又无就业机会，只能又回到东部沿海城市打工。而沿海城市生活成本高，竞争激烈，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市民待遇，同时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就带来了招工难、找工作难的问题。 他认为，应制定优惠政策，通过一定的财政、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鼓励东部传统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县镇发展，同时，在规划产业布局时，将日用消费品和制造业产业链向中西部县城转移，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和市场要素向中西部集中，引导就业主体回到中西部县城，实现农民工就近就业。 宗庆后表示，农民工在当地县城就业有了固定收入、社保后，国家就可以将这部分农民的土地与农居屋收回予以一定补偿，让他们在城镇买房，安心生活工作，实现市民化，同时国家把流转出来的土地租给农业大户，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降低成本，提高农民收入。 我国品牌实力亟需“补短板”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的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市场竞争越来越多体现为品牌的竞争。 宗庆后认为，我国品牌实力与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我国品牌在国际影响力、市场占有率、经济贡献率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短板。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广大消费者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旺盛，有效供给难以满足高端需求问题日益突出，近些年来中国游客出国抢购国外品牌商品的现象正是这一矛盾的集中体现。 对于企业质量品牌建设、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他建议，要加强品牌发展的顶层设计，将实施品牌发展与质量强国战略纳入“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重大布局，同时，营造品牌发展的良好环境，创新品牌发展的培育手段。设立质量强国建设专项基金，支持企业开展以提升质量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活动。此外，还要提升中国品牌的文化内涵，为中国品牌“走出去”积累口碑、树立形象。本文选自浙江在线，2016年3月2日
2016年3月14日 -
毛大庆：启动数据立法，使大数据资产促进创业创新
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当前，大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创业创新的发展离不开可靠的数据系统的支撑。在3月5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正式出炉，“国家大数据战略”被写进了备受关注的“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并将于本次两会期间经代表和委员审议。 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和社会治理创新。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而基础数据往往又来源于不同的部门或机构所，但法律法规的缺位，导致数据共享的范围边界仍未明晰，政府部门职能权责仍未明确，很多数据有意公开但不敢公开，从而产生‘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致使得我国很多数据资源往往以“保密”为由被束之高阁，信息缺乏共享、系统缺乏整合、数据缺乏加工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大量重复劳动而浪费社会资源，反过来使数据可信度与准确性下降，也影响了创新性研究甚至决策的精确性。 共享经济时代，大数据资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和信息资源，对创业创新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我国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大数据共享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作用。因此，我建议： 1、加强有关大数据的各类法律法规建设，将大数据定义为知识产权的表达形式； 共享的前提是保护。大数据立法的要旨，是要在技术利用与价值保护之间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点。一方面，需要保障数据的主权。目前我们已有较为完善的针对国家秘密的国家保密法以及一些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一些部门的法规，但缺少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专门法律，但尚没有涉及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专门的法律，因而总体来说，约束力不足。这些在宏观层面上直接关系到大数据应用以及大数据的数据安全。因此需要制定专项条款，保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的数据资源。还应弥补关于数据所有、数据采集、存储、使用权责方面法律的空白，一方面为政府开放数据扫清政策障碍，另一方面还可推动商业数据交易走向规范。 2、在立法的同时，尝试大数据的分阶段、分类别共享 保护的目的是共享。对于公共数据，建立不能公开的负面清单以及开放标准，从数据源头上划出底线，从而形成开放的数据共享文化，并使其制度化，引导各部门制定自身的数据开放计划。并由政府牵头大数据专家建立专项小组，确定数据公开的优先级，评估数据开放工作的指标，建立定期反馈机制，并对民众的数据共享诉求及时回应。 3、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建立与完善数据开放门户网站与云服务平台 这方面美国政府的”一站式数据下载网站“Data.gov”和“一站式云计算服务门户“Apps.gov”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之前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大多设有各自的网站（总数约2.4万个），使用者为了找到所需信息，首先要了解政府机构的职能，然后再逐个寻找，最终找到所需信息非常困难，而且信息支离破碎，内容不完整。此外，不同机构、网站发布的数据格式各异，使用极其不便。为解决上述难题，美国政府于2009年5月21日宣布实施“开放政府计划“（Open Government Initiative），同时开通了旗舰级项目--”一站式“政府数据下载网站Data.gov以及“一站式云计算服务门户“Apps.gov”。只要不涉及隐私和国家安全的相关数据，均需全部在该网站公开发布。Data.gov的上线意味着美国政府数据仓库的正式建立，通过几年的运营，目前之两个平台已成为运行稳定、更新及时的整体开放网络平台，在公开政府信息、工作程序和决策过程的同时，积极鼓励公众交流和评估。在增进政府信息的可及性，强化政府责任的同时，也增进企业与各级政府间的合作，最终推动政府大数据管理向开放、协同、合作迈进。 综合，我们应针对各类领域的大数据，加大政府支撑力度，完善各方法律体系，加强国内国际交流合作，逐步形成一套系统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完善立法的前提下实现大数据资源共享，最终实现促进我国创新资源共享发展的目的。
2016年3月14日 -
曹德旺：慈善除要自身立法，还需税法保障
理事简介曹德旺，全国政协委员、福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慈善法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这是慈善立法的一个巨大进展。每个中国人都应为此感到自豪，因为就慈善立法只有在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发生。比如美国1894年推出慈善立法，而1900年美国农业人口比例在60%左右，与中国现在基本相似。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初次分配、二次分配有时不能完全有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时通过慈善手段进行调节就是比较好的选项之一。慈善立法不是强制捐款，而是要有效保证捐赠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有效制止利用慈善名义进行的欺骗行为，平息民众的不满。 在为慈善立法骄傲的同时，我们也要明白，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再以美国为例，美国在1894年就慈善立法后，相当长时间里政府对于慈善的现实发展状况感到失望，美国民众对一些披着慈善外衣的欺骗行为也有不满。后来真正解决美国慈善的问题、使其健康发展起来的，是1969年美国税收改革法案的推动。而这已是完成慈善立法70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慈善立法固然重要，但对保证慈善事业发展来说还不够，还要有税收立法的进一步保障。既然事关私人捐赠，那就存在捐赠是否需要交税的问题。按照美国税改后的规定，不管企业法人还是自然法人，捐赠首先须是合法收入。捐赠人如果在未交税前捐给指定慈善机构或科研机构，报税时填上规定的税号就可免税。也就是说，只要确实是捐给国家法律规定的慈善公益机构去做善事，就可免去所得税。但如果把钱捐到营利性机构后再申报免税，那就是欺骗国家，会被追究法律责任。通过这种配套税收改革，美国才得以约束不正当行为，推动了慈善事业发展。 立法本质上是为解决问题。现在中国慈善事业还有不少问题亟须通过法律得到清晰规定，比如捐赠涉及资产定价，捐赠者捐出资产后还有责任划分、所得税等问题。美国慈善立法后并未立即解决慈善的问题，直到税务改革法案实施后才解决了问题。这也提醒我们，中国要保障慈善事业顺利发展，也还需要税收立法等方面的配套推进。(作者是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本文刊于《环球时报》，2016年3月11日
2016年3月14日 -
王辉耀：放开国际人才政策 设立国际人才组织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CCG主任王辉耀博士作为国务院参事列席本次两会，本期“奔跑——国计大势”节目邀请他做客演播室，分享两会感受，解读热点政策话题。人才新政有利于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在"两会"前的较短时间内，关于国际人才引进方面的指导意见和举措密集出台，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促使的呢？ 王辉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月份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不仅是这个文件，还包括3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公安部支持北京创新发展的20项出入境政策措施，包括前段时间上海出台的人才新政20条。我们能看到最近半年来，在国际人才方面，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地有新的政策出台，同时我感觉到这也是这次"两会"很突出的一个特征。 在"两会"第一天的政协开幕大会上，俞正声主席多次地提到国际人才、留学人才、华人华侨。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这方面，对华人华侨和人才工作的重视，创新人才，特别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也是这次工作报告一个重点。这实际上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人才工作的高度重视，在"两会"报告里面都有所体现，特别是在这次的"十三五"规划草案里面，我们也看到专门有一个章节是关于人才工作的，同时还提出了很多的人才项目，提出了要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最近中央和地方密集出台的一系列关于国际人才的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在不断地加快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主持人：那目前我国外籍人才的现状是怎样的？ 王辉耀：目前，中国的外籍人才从比例上来看还是偏低的。在全球来看的话，按照联合国和有关的人口普查的统计，中国的国际人口比例大概只有0.04%，非常低，前些年大约是60多万人，现在可能也就是80多万，这是在中国有合法身份能长期居留的。而平均来看，国际人口在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比例是3%，发达国家是10%以上，发展中国家是1.6%，包括印度的比例也达到0.6%。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本身国际人才的流动和比例都是非常低的。 中国过去30年是全国人口的流动，全国农民工的流动，未来可能需要全球人才的流动。现在中国的货物流动做得最好，资本流动现在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多优势，中国也在迅速发展。人才流动方面，中国如果没有很好的一套机制，和新的政策、框架来吸引国际人才的话，会处在一个不利的局面。所以未来要建设创新性国家，像这次"两会"报告里面提到的，要进一步转变增长模式，要提升经济，包括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就是更加关注人才特别是国际人才的吸引、使用，让他们有更便利的渠道来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举措。 主持人：那这些举措的实施，对于海外侨胞、留学生会有怎样的影响，对于整个国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辉耀：这些政策的出台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现在中国跟国际上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比如说现在中美之间每天往返的人就达到两万人，中欧之间每天是1万5千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去的新移民达到了1千万，出去的留学生也达到了4、5百万，中间回来200万以上。中国在海外的国际人口群体越来越大，有6千万华人华侨，如果他们的二代、三代都算上，7、8千万都有可能。这么大的一个群体与中国的合作和往来是越来越密切的，所以说要加强和海外的华人华侨、留学生的往来，这些政策都是非常受到关注的。 例如这次的政策中提到，海外华人的博士就可以申请绿卡，以前很多的限制都没有了。不仅是华人华侨，还包括外国人，外国留学生，如果在北京工作，年薪能达到50万、纳税达到10万，就可以申请中国的绿卡，在上海是年薪60万、纳税12万就可以。这项政策实际上对于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和广大国际人才，都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说明中国朝着真正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迈进了一大步，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广受关注的。 主持人：那这些举措对于企业和普通民众来说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王辉耀：这个影响会很大。对于企业来讲，无论是参与国际竞争，还是经济转型、创新经济，现在特别缺的就是人才。那么企业将吸引到一大批新的国际人才，会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包括优秀的来华留学生我们也可以把他留下来，为中国的企业使用，这是非常英明的一个举措。对于很多的事业单位来说，可以更好地吸引国外的人才。对于国际人才来讲，他们也有机会到中国来，或者留在中国为中国的发展出力，为中国的走出去做更多的帮助。 中国现在对外投资越来越多，走出去的人越来越多。现在更多的企业要走出去，如果没有国际化的团队和国际化的人才做支撑，很难成功。包括华为、万达、中兴、联想、阿里巴巴、小米等大量的企业走出去，首先要有一系列的国际人才支撑，不仅是中国人，也需要外国人，需要国际人才，需要海归留学生。这个政策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特别是像中关村的创新企业，也包括上海张江科技园区的创新企业，对于这些打造中国的硅谷、打造中国的创新引擎、带动中国创新发展的高科技企业，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支撑来得非常及时、非常到位。继续放开国际人才政策 发起设立国际人才组织 主持人：您认为新出台的人才政策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 王辉耀：中国吸引国际人才的政策虽然很早就有，但是一直在政策的力度、宽松度上有限，这次相对来说是迈出了比较大的步伐，但是仍然有一些可以不断改进的地方。 对于华人来说，现在要求有博士学位，今后可以让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华人也可以申请绿卡，不一定非要有博士学位的限制。现在的很多政策还只是局限在了中关村等试点，希望可以尽快地向全国复制、推广。这次开放了投资移民，像边远地区，比如贵州、宁夏等地，可以各地因地制宜，出台当地吸引国际人才、吸引国际投资的政策。总的来说，政策还可以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地区性差异。另外随着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的不断展开，工作量会慢慢上来，我们可能需要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主持人：您刚才说到专门的机构，我记得您曾经提出中国需要设立移民局，原因是什么呢？ 王辉耀：实际这项工作基本上各个国家、地区都有专门的机构。像中国的台湾地区，6、7年前也成立了台湾的移民署，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国际人才。因为吸引一个国际人才，往往涉及很多方面的工作。例如，他不仅要办签证，也要办工作许可，有的还要办外国专家证，办家属的证件，还要提供很多的福利便利，也就是说政策包括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涉及很多部门。像前些年中国的绿卡政策，就涉及了25个部门会签，所以有必要把具有国际人才管理经验的部门汇集起来，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加强这方面工作。成立中国的国家移民局，将来是很有必要的，现在时机也比较成熟。特别是在这次中办和国办发布的《意见》中专门提到了，要设置专门的协调处理移民管理工作的机构，从这个工作角度来讲也是有需求的，所以这是很正常的。 主持人：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哪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呢？ 王辉耀：这方面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例如美国有专门的移民管理部门，英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有这种类似的设置。设置这样一个机构，主要是向全世界释放一个信号，中国欢迎全世界的人才来落户、来发展、来寻找机会，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这涉及到很多方面的工作，原来是由不同的部门分别在做这些工作，如果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能够协调，综合地管理这项工作，会极大地提高效率，也简化了国际人才各种手续的办理。外国人永久居留工作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新的领域，这方面的服务，包括政府的管理都要跟上。同时除了正常的移民，人才的移民，可能还有一些非正常的移民，甚至包括了偷渡等特殊情况，那就需要参照国际标准来处理。包括未来有可能还会接纳部分国际难民，这都需要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做。现在首次从国家层面出台这样一个政策文件，表明了中国要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那么建立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时机也比较成熟了。 主持人：您曾经提出要建立一个“人才的WTO”，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王辉耀：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人才大国，也是一个贸易流动大国，是资本流动大国。贸易流动领域有WTO来进行全球治理，资本流动领域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现在国际上没有一个关于全球高端人才流动的组织。包括学历的互相认证，工程师资格的认证，甚至未来移民的配额，留学生的管理等，特别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好这方面工作的管理和提升。中国发起了亚投行，发起了“一带一路”，发起了丝路基金，还有之前的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中国现在是人口流动大国，每年出去几十万的留学生、移民，现在又接纳外国人才到中国来。中国可能要从过去30年的吸引外资，到未来30年更多地去吸引外才。中国现在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今年又举办G20峰会，建立一个人才WTO，就是世界人才组织（World Talent Organization）很有必要。而且中国积极主动发起一个国际组织的话，包括人员的设置、机构等会像亚投行一样占据较大的主导地位。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个人才大国，人才流动大国，如果能够发起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同时能够让中国为全球治理和国际人才流动做出独特的贡献，也是很有必要的。 主持人：那么您作为国际人才领域的专家，对这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王辉耀：中国过去30多年之所以发展的这么好，是把全国的人才流动调动起来。例如每年毕业的700万大学生可以去全国各地，可以在任何城市工作，人才流动是非常自由的。两亿七的农民工可以去全国任何地方打工，也是非常自由的。全国的人才流动和劳动力流动，带来了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辉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比如人口老化已经占到很大的比例，沿海劳动力短缺已经让很多的工厂停产。未来我们要转型，要开始考虑利用全球的人才红利。像出台一系列政策，建立国家移民局，在国际上建立世界人才组织，让中国更好地在未来打下机构的基础和制度的优势，来吸引全球的国际人才，让中国未来的软实力、创新、转型得到更大的发挥。从过去的全国人口流动、人才流动，到未来的全球人才流动，对中国来讲是一个机遇，怎样抓住这个机遇，也就是克强总理在"两会"报告里面谈到的，就是要怎样抓住"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指中国人，也是要全球的人才参与进来。这方面工作做好了，对我们未来的转型、对经济的增长、对我们工作的支撑，都会有关键的作用，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那建立这样的国际人才组织我们还需要哪些努力，或者是还需要怎样的先决条件和后天的条件呢？ 王辉耀：现在国家已经很重视这方面工作了，像建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据我所知中央已经在考虑这个建议了。我们要有更多的人才进来，做更多的国际人才比较，国际人才的研究。像我们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专门从事人才研究工作，以及企业国际化、人才国际化研究，可以做很多的这些领域前期的研究和准备工作。另外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从事国际人才组织的工作。我们还要联合一些国际人口大国，可以从双边的交流先开始，例如可以与澳大利亚开展双边的人才交流，可以和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分别开展双边交流，然后逐渐形成一个多边的机制，建立一个国际人才组织。就像与金砖国家有经济方面的组织，有亚投行是关于投资方面的，那我们与其它国家也可以建立一个关于人才流动的组织，可以对未来刺激人才流动，起到导向、引领和治理的作用。就像OECD一样，这些国际组织对全球的治理和全球的发展，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现在中国来成立一个世界人才组织也是非常的必要，而且中国很看重人才， "人才"这个词汇本身也是中国的一个发明。 主持人：刚才您讲到要设立移民局，那要在吸引国际人才之前设立移民局，还是在吸引国际人才之后，还是必须同步进行？ 王辉耀：这并不矛盾，可以同步进行。中国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国际人才吸引工作，就像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两办从国家层面出台的文件，关于加强绿卡管理和外国人才吸引工作的文件，意义非常重大。正如1979年中国出台了《中国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吸引外资、外商来华投资起到推动性的作用。现在中央和国务院出台关于外国人永久居留和服务管理的意见，也对未来外国人到中国来发展、外国人才到中国来发展起到决定性、推动性的作用。如果我们建立国家移民局，会使中国更好地在这个方面建立制度优势。同时在国际治理方面，在国际人才流动、国际人才发展、国际人才使用和未来国际人才的互相认证、资格互换，包括学历认证、资格认证和留学生往来、人才往来、人才互派、交流方面，如果有一个国际人才组织起作用，会是非常大的进展和非常大的创举。中国本身有这么大的人才基础，这么大的人才流动，完全有资格，也有能力、有需要，来建立一个世界人才组织，同时对于世界也是贡献。鼓励多元智库发展 推动政策采购市场 主持人：您能介绍一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推动政策发展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王辉耀：CCG在推动政策发展方面做了很多工作。CCG自08年成立以来一直在关注国际人才研究，出版了几十本国际人才研究领域的专著，包括每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四本权威的国际人才蓝皮书，同时也为中组部、统战部、科技部、教育部、人社部、国侨办、国家外专局等与人才工作相关的部委做了大量的课题，提出很多建言献策。另一个方面，CCG也做了很多相关的调研，包括在欧美同学会和很多社团中也做了很多研究，所以掌握很多的这方面的数据。我们提出国很多政策建议，也看到政策不断地在完善。特别是最近中央出台的这些政策，我们都参与了很多课题。例如最近出台的中关村和北京的20条人才新政，CCG课题组进驻中关村几个月，参与了各个环节工作，包括实施细则的制定。所以CCG一直在参与国际人才领域的研究和政策推动，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在人才工作上迈出了这么大的步伐，也看到中国的人才工作开始不断地迈向新的高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正在不断形成。CCG作为国内领先的、专业研究最前沿国际人才的智库，能够对中国人才事业做出一些贡献，是非常值得欣慰的。 主持人：那您认为智库应该如何发挥智囊的作用，为国家建言献策？ 王辉耀：中国的体量很大，从中央到地方也是高度的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央和政府的影响力很大。从政策来讲，如果一个政策设计的好，可以带来很大的效果，这是政策红利，但如果一个政策设计的不好，也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能比别的国家更有需求建立智库体系。通过智库体系的建设，能够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可以加强民主建设，加强民主协商的建设。加强智库体系的建设，能够在各项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政策竞争的市场，同时又能够帮助形成科学民主决策的体系，尽量避免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出现偏差或者失误，避免一些损失。中央提出加快智库建设，建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也是非常及时、到位的建议。中国现在体量很大，任何的决策都会牵一发动全身，就需要很多家智库来论证政策，形成一个智库的政策采购市场，便于政府更好地优化决策，同时也能帮助中国软实力的打造，包括中国的思想走出去，包括中国的智库走出去，都将是非常好的载体。所以智库的建设在现阶段来讲，对于中国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主持人：我看到最近的一个世界智库排名，咱们中国的智库体量还是比较大的，您觉得中国的智库需要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去发展？未来又会是怎样的？ 王辉耀：虽然建国以来也有很多的官方智库，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多地鼓励多元化的智库，就像中央文件里面提到的，我们既要有国家的智库，也要有大学的智库，也要有企业的智库，更要有社会的智库，就是民间的智库，智库的多元化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智库应该有一些竞争，或者政府在政策采购方面，可以更多地偏向各种不同的智库，有意识地让不同的智库来参与决策，而不是说只依赖某个部委的研究院，或是依赖传统上的研究中心。几十年都是靠内部的研究单位，时间长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弊病。鼓励多元化，同时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民间智库是很有必要的。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发展民营经济搞活了中国的经济市场，现在如果我们更多地鼓励社会智库、民间智库，就能搞活我们的政策市场，搞活我们的思想市场。同时，就像当年发展民营经济带动中国经济发展一样，发展民营智库，可能也会带来中国智库的大发展。任何的市场里面，有一定的不同体系、不同载体的话，会加快、加速或者说良性的循环，促进他们之间的共生和竞争，同时能够为决策提供更多的选择和更多优化的机会，这是中国智库应该更多努力的方向。
2016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