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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中国正处在“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
嘉宾简介汤敏，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 新华网北京3月5日电 （孙亚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今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6.5%至7.0%。国务院参事汤敏称，这一措施为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大空间，保证新旧发展动能持续转换并抓住“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设置经济增长区间为改革创造更大空间 201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定在6.5%至7%。这是近20年来中国政府首次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一个区间，而非一贯的单一数值。李克强指出，这一预期目标考虑了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衔接，考虑了推进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有利于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 汤敏表示，“中国很长一段时期追求高增长速度，推动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产能过剩等问题。在应对结构调整阵痛短期内带来的下行压力时，将经济增速目标设定为一个区间，有助于避免各方对于经济增速短期的波动过于敏感，确保宏观政策能够稳得住，从而为结构性改革创造更大空间。” “6.5%的经济增长目标下限也并不低。”汤敏提醒道。从世界范围看，2015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2.4%，日本增长0.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计，欧元区增长1.5%，南非增长1.3%，俄罗斯下降3.7%，巴西下降3.8%。 除此之外，从此前召开的地方“两会”可以看出，区间增长目标已经成为常态。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广西、海南、黑龙江、吉林等9个省份均将今年GDP的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由两个数字构成的具体区间值。“新经济”首次加入政府工作报告 值得关注的是，“新经济”的提法也第一次走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要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加快成长，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 汤敏表示，“新经济”发生在全球背景下，中国正处在新工业革命的前期，这是“弯道超车”的绝佳时期。纵观历史，每次工业革命都会使一些国家迅速崛起，后来者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很多高新技术并不站在世界最前沿。但是随着近两年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这一领域的部分相关技术已经可以比肩甚至超过美国等发达国家。” 另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增长，带动作用明显增强。2013年至2015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4%，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4个百分点。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到2020年，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本文选自新华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3月14日 -
毛大庆：解读“四众”平台和共享经济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本期节目嘉宾由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毛大庆先生担任，探讨本次两会热议的“共享经济”话题，同时还分享了他对大数据立法的建议。“四众平台”与“共享经济”有利提高全社会资源利用效率 苗绿：各位朋友大家好。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环球网联合策划推出了“奔跑--国计大势”高端系列访谈节目，邀请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的企业家和学者一起探讨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优客工场的创始人、著名企业家、也是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毛大庆先生。 您是北京市的政协委员，这次两会期间多次提到“共享经济”一词，我个人理解“共享经济”的意思是个人拥有的对大家分享，也就是有钱大家赚，有资源大家共同分享。在我看来优客工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共享平台。 毛大庆：是的，这次两会的工作报告里有大量的新名词。李克强总理的报告归纳起来有十个新名词，很多都跟创业、创新和激活社会方方面面的基层力量，包括调动资源、更有效地服务于经济转型有密切的关系。有三个词对我们创业、创新的服务业，包括推进创业、创新也有很大的关联，一是“四众平台”，二是“共享经济”，三是“工匠精神”，这三个词跟“大众创业 万众创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苗绿：优客工场就是一个这样的平台，所有的创业者都可以到这个平台上，不管是办公的场地、对接的人、对接的资源，还有在未来得到投资和成功以后各种法务方面的问题。 毛大庆：投后服务法律服务，社会叫企业成长服务等等。其实这次的报告仔细读起来，有很多深意。例如“四众平台”的众创、众包、众扶、众筹，这几个词实际上跟现在的互联网经济包括共享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试着分析一下，众创是通过共享平台，把社会上各类创新资源集中调动起来，更加高效并集约化地进行服务；众筹是通过互联网手段，向社会筹集资金；众包是把原来由某个机构、企业或特定政府部门承担的一些工作，向社会开放，让有意或有能力承担这类工作的个人或企业，包括创业公司来承担；众扶是一个广泛的社会互助，例如企业与企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个人企业与个人之间、个人和个人之间的互助、互帮，使个人或企业的成长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我认为“四众”跟共享经济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四众”就是希望大家共享和打开各类资源之门和资源壁垒，重新整合资源，提高全社会资源利用效率，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苗绿：去年两会提到“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今年两会又进一步深化了这个概念，创业的具体化被推到这个程度，您觉得共享经济本身对创业有多大的推动？ 毛大庆：共享经济对中小微企业的成长和个人成长有深远的意义。我们国家原来一直说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成长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过去很多届两会上，代表、委员们也多次集中地提到中小微企业成长困难，资源得不到，社会不关注。实际上使用共享的逻辑后，很多资源变便宜了，门槛变低了，总成本降低了，效率提升了，资源也重新配置了。原来很多资源被垄断在一些机构和一些大单位手里，放着也没有用，而中小企业又得不到，这个壁垒也打不破。通过政府的推动，特别是包括互联网手段，我认为共享经济能够实现是人类技术进步的结果。例如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际上共享经济的典范，无论是像Uber、Airbnb这类的企业，还有国内的滴滴打车，这些其实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很大程度是因为互联网的技术进步。平台有物理平台，有互联网平台，这些平台化的东西用来整合资源，然后把资源重新再共享，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美国去年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plug and play”，有家企业也叫这个名字，但是它也是一个术语。“plug and play”的意思是平台或者说是一个平台体，是把各种资源plug在上面，让大家一起用这里的资源，其实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共享经济的术语。 苗绿：现在您的平台上已经驻扎了多少家企业？ 毛大庆：现在我们在五个城市，大概九个场点，有三四百家公司。大家在一起play，有四五千人，而且不包括我们的服务商，就是我们所谓的plug的这些资源，可能又有几千人，所以这个平台可以非常快地集结和凝聚资源。另外对于小企业来说，他们如果没有平台，没有互联网，单打独斗的时候，就特别难获得大企业的一些资源，有些资源和服务也找不到他们，或者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平台就使得大家都容易遇见，这个也很有意思。 苗绿：除了是共享经济，其实也是一种规模经济。 毛大庆：规模经济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词，叫社群经济。 苗绿：对，传统经济学也经常提起规模经济，我觉得现在像您所说的，技术的创新推动了生产模式的创新，也创新了各种各样的平台，像您的这种平台就是一种典型的范例。 毛大庆：所以我认为“四众”其实就是一种规模经济，它是把小公司、小企业集合起来后又重新形成了一种规模。原来我们说规模，都是指公司很大、经济总量很大、上市公司几万人。但其实成百上千个小微公司集结起来也是好几万人，他们的内涵可能比一家大公司要多很多，种类更加丰富。 苗绿：两会期间之所以那么重视共享经济，我个人的理解是，一旦创新就意味着创业，创业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税收和就业，像优客工场这样的平台创造了很多就业，这些人在平台上又创造了很多企业，之后就又会有许多就业。所以说对中国现在经济结构的转变和调整，都有非常好的促进。 毛大庆：是的。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成长，我们一直重视大规模的公司，像大品牌、大市场，特别是大机构，会格外重视，这是工业化时代的思维模式。在现在信息化时代下，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并不是大，而是深度，企业是不是能够小而美。例如北京这样的城市，一方面要疏解功能，还要把人口进一步疏解，同时又需要让这个城市成为世界文化中心跟创新中心。这两个问题如何去解决，其实很简单。在以色列和美国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中小微企业，人数是中小微，但是市值非常大。例如Airbnb这家公司，员工一百人不到，但市值却是万科公司的两倍还要多。我认为中国通过创业创新和共享经济，能不能也培养出一批小而美同时又高精尖的公司。小而美变成高精尖，是城市进步、特别是社会进步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现在激活民间经济，创造大量的优秀的中小微企业，实际上是让整个社会的经济载体变得更为健康和更为稳固。 我们这种平台，特别能体现出引力波的作用，它其实就像刚才讲的“四众”，特别是“众扶”。在一个平台上，原来完全不相干的一些公司，大家可以在一个空间里办公。原来我觉得这很不可思议，他们怎么能在一起，会不会有问题？后来发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他们的业务也没有多少关联，但他们却产生了很多碰撞，包括互相的业务往来，可能互相帮忙，就像引力波。其实引力波就是一个个量子，像很多的个体、企业，如果当他们在一个平台上交互时，就会产生很多种交互方式，像很多化学反应，他们在交互时会引起周边跟他们有关的各种资源的反应，这就是引力波的作用。“工匠精神”是整个社会精益求精的态度 苗绿：今年的两会除了提到“共享经济”和“四众”外还提到了“工匠精神”。我认为工匠精神是每个人身上细微的、细小的精神，是把一个细小的事情如何做到极致。不知您是如何理解的？ 毛大庆：我觉得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工匠精神，其实是代表国家精神和国家意志的一种非常好的转变。原来我们往往只重视量、重视速度，很少有人重视细节或者追求一种高境界。《罗马人的故事》其实是王石先生推荐给大家看的。书中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罗马是从修路而来，所以后来才会有一句话叫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回顾那个时代的罗马人，他们非常重视工匠，因为是工匠打造了一个帝国，也制造了一座城市，而且那种精细化、那种质量，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产。其实工匠精神是一种人类社会进步、历史进步中一直涌动的推动力，只有工匠精神才能够流芳百世，才能够流传下如此多的人类历史遗产。其实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工匠精神，很多品牌、很多的产品都是一个家族、一个企业几代人不停打磨出来的。德国和英国这些发达国家为了延续工匠精神，甚至在立法上、财税上有很多措施。例如一个家族愿意世代经营下去，国家将免除你各种遗产税，鼓励家族的手艺能够流传下去。这些方面都是今天中国社会到了现在这个时刻必须要特别关注的。我们为什么要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里边急需的就是工匠精神。今天经常看到日用品的采购，例如“双十一”的采购节，这么多的采购量和需求，但是最后的消费终端、消费去处，很多都贡献到了国外的产品上。这就说明我们自己的供给这一侧，不能够满足大家不断增长的对消费质量的需求，使得我们经济有很大的损失。所以工匠精神是能够真正改良中国人对产品打造的这种意识，包括一点一点把它磨下去、传下去、做细下去。工匠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种精神，才有可能保证创业创新的成功，才有可能让一个好的东西真正地走向世界，真正地让中国有好产品，这很关键。它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精益求精地追求质量的态度，而不是追求一夜成名，我想这是个整个社会的态度问题。建议对大数据立法 提供合理使用路径 苗绿：我知道您也是北京市的政协委员。现在正在开两会，如果说您现在参加两会，还有什么建议和提案？ 毛大庆：主要是关于国家大数据立法的问题。因为大数据在今天的社会中很重要，我们已经从IT时代走向DT时代，真正的DT时代才能够激发出更多的创新的元素，所以数据就是社会财富，数据也应该向社会开放。美国上一次创业创新的高速发展，靠的是美国大数据库免费向社会开放。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美国多个企业家联合不断推动美国国会和政府机构，同意把数据库以某种方式免费地向社会开放，此后涌现了一大批今天的独角兽企业，包括成功的这些企业。数据是做很多判断和各种分析最重要的依据和资源。要让数据能够高效、合理地配置给社会的需要，首先需要确立数据的权属和产权关系，另外是让数据在法治的框架下向社会有序开放。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数据就沉没在我们的数据库里边。我们看了国家大数据信息中心，实际上我们的基本建设是非常好的，数据包现在30多个，从农林牧副渔到各类科技、医疗、生命健康都有。但是这些东西今天没办法为创业者使用，缺乏一系列的使用路径。美国对数据的立法早已完成，但我们现在还没有一部成型的跟数据有关的法案，所以我们建议人大尽快讨论，对数据立法。（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14日 -
张红力：提高证券市场违法成本 促进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嘉宾简介张红力，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 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7日讯（记者 华青剑 专栏）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委员、执行董事、副行长、CCG副主席张红力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在我国大力推进证券市场改革的背景下，信息披露违规、内幕交易案件、市场操纵案件、“老鼠仓”以及大股东利用资本权力侵害中小股东利益事件、上市公司欺诈行为屡有发生,虽主管部门加大打击证券违法力度，但仍显不足。 “国家层面亟须在法律顶层设计、主管部门职能定位、行政与司法衔接、上市公司退出等方面完善监管处罚机制，提高证券市场违法成本，促进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张红力委员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 张红力委员指出，我国A股市场飞速发展已经在我国经济市场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但目前我国A股市场还不完善，各种证券违法违规现象大量出现，处罚力度不足。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力度不足，严重侵害了公共利益。对违法违规主体处罚措施较轻，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和震慑。对证券欺诈行为相关个人的处罚力度不足，责任落空现象严重。对证券违法行为处罚对象错位，导致证券造假行为频发。 因此，今年两会，张红力委员带来了关于强化证券市场违法行为处罚法律制度的提案。他建议： （一）积极推进《证券法》修订和稳妥实施注册制，完善证券市场法律顶层设计。一是积极推动《证券法》修订，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该法的修订工作作为今年经济金融立法领域的重中之重加以推进。将加大对证券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作为《证券法》修订的重要内容，切实维护证券市场中小投资者权益。二是稳妥推进注册制改革。要将维护金融稳定作为今年证券市场工作的首要任务，按照证监会确定的“循序渐进、稳步实施”的原则，在条件成熟时候适时加快注册制改革的步伐。 （二）明确中国证监会相对独立的法律地位。证券市场的特殊性、证券活动的复杂性、市场失灵现象的广泛性和证券行业的专业性要求市场监管体制采取独立型的监管主体。建议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通过具体的行业立法来明确证监会的地位、职责以及职权，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机构序列之下，改变其事业单位的属性，明确界定为委员会制的独立行政机构；赋予证监会广泛的立法权和准司法权，明确其独立监管的职权；对于机构人员的任命要注意其专业性和独立性。 （三）加大处罚力度，完善处罚法律制度，建立健全处罚程序。一是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法律法规的震慑力，真正做到立法和执法之间的配套协调，促进证券监管处罚法制功能的实现；二是健全并完整行政处罚程序所必要的程序性规范，健全我国证券监管信息公开制度，强化对行政机关的约束；三是在特定证券市场违法案件借鉴集团诉讼模式，完善现有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四是对于部分证券犯罪类型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转移公诉机关的部分举证责任，解决证券犯罪行为“取证难”的问题；五是修改完善《证券法》中有关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民事法律责任条款，增加对因违法违规而退市的上市公司，负有责任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当主动、依法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及其他资产用于赔偿中小投资者等相关规定；六是探索在上海、深圳等地建立专业的证券法庭，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审判效率，破除对上市公司的地方保护主义。 （四）妥善解决证券监管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适用衔接问题。一是全国人大对证券行政执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信息共享衔接机制进行专门的法律确认；二是细化证券领域违法犯罪案件移送的法律制度，制定明确统一的案件移送标准，真正做到使案件移送和监督工作有据可依；三是规范信息通报制度、联席会议制度、规范查处案件协作和配合的程序制度等，建立起规范的信息传播和沟通的渠道，推动证券领域涉嫌犯罪的行政案件及时转入司法审查程序；四是明确证券行政执法机关和检察机关案件线索移送的工作程序，完善行刑适用衔接的信息共享制度；五是建立有效的案件移送监督制度。 （五）注册制下亟须强有力的法律配套措施。一是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方面通过修订《证券法》,将证券监管的重点放到事后审查和事中审查之中。赋予证监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关规则的权力，加大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证券交易所的优势。尽快着手证券交易所的公司化改革,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制机构,参与市场竞争。对上市公司实行严格的信息披露监管,以增强本交易所市场融资的功能。二是建立以信用为导向的上市公司退市标准。完善退市制度的相关法律条例，在《证券法》修订中增加违法的退市标准；引入公司治理的退市标准。当控股股东违背诚实守信原则、内部人控制非常严重时，可以暂停股票上市交易，危害特别大的可以强制使之退市；设立最小股票退市标准。将基于盈利能力的退市标准转变为最小股票价格的退市标准。本文选自中国经济网，2016年3月7日
2016年3月14日 -
周成刚：创业教育应将校园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
专家简介周成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 现在很多学生出国就是为了寻求一种更优质的教育或者更好的未来。其中的大部分都去的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留学国家，他们去学习和留学，就是学习一些创业创新的思想。 创业教育不仅仅是校园教育，它更多的是要和校园教育、社会教育相结合。创业创新的教育是一种思想、理念、思维习惯的改变，但更多的是和社会的企业家、孵化器、社会投资、政府的感召号召联系在一起，才会真正发挥作用，否则它会变成一种从众、潮流的东西，很快就会过去。在这方面未来如果大学和社会能够在这方面更多地帮助年轻人，他们的未来就会走得更远更好。 从教育的纯粹的教学层面来讲，我们应该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启发他们对未来知识的一种好奇心，让他们变得更加的独立和适应未来。但从更深层次来讲，我们希望培养精神上更加独立、人格上更加平等、思维上更加自由、能够同21世纪接轨的全球的跨界人才。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真正帮助和推动我们社会的进步，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与世界真正的接轨。所以，当21世纪我们每个人都在谈论人才时，其实我们真正感受到的是需要改变我们的教育，需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对我们过去的教育进行评估、反思和批判，我们的教育才能进步。只有当我们教育进步的时候，相信我们的人才才能进步。而今天中国的创业教育正好是给中国传统教育增加了一些新的活力、新的元素及同国际接轨的新的分量，我觉得这是可歌可喜的事情。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多创新创业的东西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西方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企业产业园走进了校园，校园和产业园紧密联系在一起，校园里最新的研发走进产业，产业园里很多学生就在里面体验社会的发展。所以，把产业园和校园结合在一起，可以大大缩短创新创业的时间和半径，这可能是未来加速我们创新创业的地方。本文根据演讲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11日 -
俞敏洪：加快高考统考统招进程 公平分配名额
俞敏洪，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完善落实保障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和升学的政策，尽快实现义务教育和升学“全纳入”，全面推进教育公平。建议高考全国统考 让考生不受户籍限制随着我国城镇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区域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日益活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十二五”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年均增长约800万人，2014年年末达到2.53亿人。预测到2020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将增长到2.91亿，年均增长600万人左右，其中，农业转移人口约2.2亿人，城城之间流动人口约7000万人。据调查统计，近九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是夫妻双方一起流动，与配偶、子女共同流动的约占60%。目前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已超过2000万，截至2014年底，全国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保持在80%，仍有超过400万随迁子女面临无学可上的难题。此外，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仍然面临相当大的障碍，其教育问题已经成为我国转型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政府推进教育公平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北京为例，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参加2015年北京中考要符合“三个3” 的条件：1.监护人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3年；2.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已满3年，不含补缴；3.流动人口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具备在京连续就读初中3年学习年限。此外，监护人还要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暂住证或工作居住证，并在京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在北京的随迁子女今年仍然不允许在京参加普通高等院校考试，而想在京参加2016年高等职业学校考试仍需“五证”。“五证”即五个申请条件，包括监护人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北京市暂住证或工作居住证；监护人在京有合法稳定住所；监护人在京有合法稳定职业已满6年；监护人在京连续缴纳社会保险中的基本养老保险或基本医疗保险已满6年(2010年9月至2015年8月是连续，不含补缴)；流动人口子女具有本市学籍且已在京连续就读高中阶段教育3年学习年限。这些严苛的条件挡住了大多数流动人口子女在京的升学梦想。对绝大多数来说，不能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面临的选择只能是要么辍学，要么返乡就读，成为留守儿童。学龄儿童辍学带来极大的社会问题，返乡就读面临地域与环境的变化、教材及高考(精品课)内容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带来更大的教育不公，同时也稀释了国家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所做努力的成果。在此，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完善落实保障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和升学的政策，尽快实现义务教育和升学“全纳入”，全面推进教育公平。具体建议如下：1. 继续加大政府投入和支持力度，合理设置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标准，提前统计流动人口子女入学规模，合理规划配置教育资源，对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实现学习和升学“全纳入”。2. 加快全国高考统考统招进程，允许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高校录取时按照全国统一划定的录取分数线，根据各地实际考生数量占比公平分配招生名额。3. 规范学籍管理，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电子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对包括随迁子女在内的各类流动学生的学籍进行实时更新和管理。将全国电子学籍管理系统与全国电子户籍管理系统联网互通，为中央教育经费划拨、地方教育资源配置、高考招生比例分配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本文选自腾讯教育，2016年3月9日
2016年3月11日 -
全国政协委员曹德旺：慈善自身立法也需税法保障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本期节目嘉宾由全国政协委员，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和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曹德旺先生担任。他不仅是世界知名的汽车玻璃大王，也是中国首善，累计捐款超过10亿美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对话曹德旺先生,他分享了慈善法草案审议的看法以及就增值税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企业国际化发展等提案和建议： 对慈善立法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苗绿：各位朋友大家好。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环球网联合策划推出了“奔跑--国计大势”系列高端访谈节目。我们将在节目中访谈著名的全国政协委员，以及著名的企业家、学者、专家，共同探讨两会的热点话题。今天我们特别荣幸的请到了全国政协委员、福耀集团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曹德旺先生。他不仅是世界著名的汽车玻璃大王，同时也是中国的首善，累计捐款已经超过了10亿美金，对慈善事业做出很大的推动。曹总是大企业家、大慈善家，同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发展非常快，从2006年的全社会捐款100亿到了去年的1000亿，不管是速度还是总量都是非常大的，我想请教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本次两会期间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审议慈善法草案，您能不能给我们的网友分享一下对慈善法草案的审议有怎样的看法？ 曹德旺：首先应该这样讲，这一次我们国家推出慈善立法的草案讨论，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这件事情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因为这种立法是在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的情况下才会产生的。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在1894年推出慈善立法。我们调研发现，美国在1900年的农业人口比例大约是在60%，和中国现在基本上是相似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美国开始立法做慈善了，在这之前是把慈善归到人文哲学的层面来理解，讨论培养人的素养、素质，作为一种修行来做的。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两极分化形成了，一下变成社会学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国家最难做的事情就是分配，分配这个事情，一般第一次是由宪法来实现，第二次分配是每年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实际上这是分配的条件。那么当这两种手段都没有办法有效解决贫富两极问题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做慈善来进行调节。慈善立法不是强制捐款，而是要有效保证捐赠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有效地制止那些利用以做慈善的名义进行欺骗行为，平息老百姓对这方面的不满。 苗绿：我觉得这一点也很受启发，慈善法的出台同时也说明了社会的进步，我们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财富的再分配，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更好地推动社会和谐发展，这也是应该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慈善发展需要税收改革的推动 曹德旺：值得骄傲的同时，大家也要清楚慈善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在1894年对慈善立法以后，进入20世纪后也存在长时间的问题，政府对慈善感到失望，老百姓对欺骗行为有很多不满。真正解决美国慈善的问题，让它健康发展起来的，应该是1969年美国税收改革法案的推动，这中间经历了大概70多年的时间。 税收改革法案的规定很简单，你既然是私人捐赠，就存在你的捐赠是否需要交税的问题。美国税改完以后，法律非常严厉，不管你是企业法人和自然法人，你的捐赠首先必须是合法的收入。在未交税前去捐赠给指定的慈善机构，还有那些科研机构、研发机构，可以有一个专门的税号，报税的时候填这个税号，税务就写上免税了。这个不管你是个人还是机构，个人也可以申请这个专门的税号。前提条件必须是捐给国家法律规定的慈善公益机构用来做善事的，然后免所得税，也就是通过税收来管理慈善。如果把钱捐给营利性机构，再用专门税号报税，就是欺骗国家，会受到法律追究和严厉惩罚。这个办法很有效，推动了美国慈善事业的蓬勃发展。 立法和办法是一样的，就是应运而生，针对存在的问题，通过立法来解决。现在的慈善还存在问题需要解决，通过对慈善立法，会有所改进，但效果有限，还有待进一步突破。例如，现在还存在捐赠的时候股票、固定资产等怎么定价的问题，捐赠者完成捐赠以后责任划分、所得税缴纳的问题等，这一次立法就对这些有很清晰的规定。 苗绿：您当年捐几亿美金的时候，按规定需要让您交很大一笔税，我记得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响。 曹德旺：还没有完全解决，到现在还要交税。我说基金会应该交就交，因为虽然是慈善公益，扣税是在捐出的标的物上面去扣，肯定不能是我再去另外拿钱去缴税。我已经捐出了，没有“得”，所得税跟我没关系了。 苗绿：所以今天的慈善法如您所说，是很大的进步，非常值得肯定，也值得骄傲，因为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会有这样的法律产生。但是可能也不会一劳永逸，像您说的一样，美国从慈善法诞生到后面真正解决问题的税收法案，经过了70多年的发展。我们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之前在美国还专门做过两场研讨会，就是关于中美慈善法的比较，当时也是为了咱们慈善法的推出。作为智库，CCG也做了一些研究，在哈佛大学、在纽约我们都做了研讨。在研讨的时候就发现，其实美国的慈善法规是跟税直接相关的，是税收来调节整个慈善的分配、捐赠过程。 曹德旺：因此我问美国人慈善立法的事情，他们说立法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是税务改革法案才真正解决了。税务改革法首先因为慈善而存在，通过税收来调节慈善，抓住了要害，突出了中心问题。 苗绿：您觉得除此以外，慈善法还有什么可以进一步推进的，对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有可以如何借鉴和发展？ 曹德旺：我认为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最后落实到钱。还有一点，我们现在旧的东西算钱，是一个非常大的弊病。欧美是每一个社区里面都有捐赠站，家里面剩下不穿的衣服，都会自觉地拿去洗干净、烫清楚，打包整齐以后捆好，送到捐赠站，委托他们捐赠，不记名、不记价，不去衡量这个价格。捐可以，有人要的话，直接给他，不要说多少钱。 我可以把企业的产品拿去捐给他，但捐给他的时候你说多少钱？5块钱，有人要吗？有人要，他拿去卖了钱以后，我回头再给你们，或者你拿去拍卖行卖了以后现金拿过来，你要求他认定价值的必须变成货币。我们现在，很多人为了评职称，需要印很多书，印了又没有人买，就找那些做慈善的人。他实际上买回来的成本只有十几，外边做慈善的人变成20，那他赚了几个点他也高兴，剩下的做慈善的人就按照这个书背后的价值拿去捐。本来是两毛钱的成本变成一块钱捐出去，那慈善会给他捐一块钱的发票，你说他赚了多少钱？这个就是弊病。应该说真正的慈善立法，所有物资捐赠都不能作价，必须货币到位，可以接受物资捐赠，但是不能作价。这应该应为慈善法当中重要的一个环节，规避一些慈善造假的行为。 苗绿：我知道您有一本自传，这些年引起非常大的轰动，叫《心若菩提》，不少书评家、读者，认为是这两年企业家传记里头最棒的一本书。很多人都认为这本书里面不只是写出了一个真实的曹德旺，还写出了一片大爱、一颗慈善之心，是真正拥有慈善之心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传记。您刚才说所谓动机，我觉得如果是读了您的传记后，会真正了解您背后的精神动力在哪个地方。所以大家说您是中国首善，我想这也是实至名归的。 曹德旺：不敢当，中国首善应该是有很高的修养和境界，做慈善实际上是修行，合理的说法应该归到人文、哲学层面去，我们毕竟是企业家，许多方面需要提高。 建议增加增值税抵扣项 苗绿：两会正在召开，您是政协委员，除了慈善方面，您今年还有什么提议，或者您想给观众分享一下什么提案、想法？ 曹德旺：我是全国政协的新委员，原来在福建省当了27年委员。我这次的提案是针对目前现在中国经济的困难，特别是企业界制造业方面，南方很多企业受到影响。我作为企业家来说，因为本身很专业，很专注，也做得很好，汽车玻璃我们第一大，有很多新的技术，因此企业效益还可以。但是作为政协委员，不能够单单写自己的问题，应该以这个名义真正为国家出力献策。 中国现在的税负太重。我们在美国生产玻璃跟在中国生产玻璃的成本比较，税负这一项，中国比美国高出大概百分之二十几。例如，美国的税前利润是一百块钱，但是他交税，各种费，包括员工保险等都加进去，在他应税前利润里面总共只有40%。中国是大概在70%左右，主要是贵在增值税。我们的增值税在流转环节开征，企业还没有赚到钱就有税。在企业亏损的状态制造业需要按营业额加上百分之六七的税，本身就亏本，再征这些税，无疑是雪上加霜。原因就是进项的抵扣项目不能抵扣，员工工资不能抵扣，这是大项。我这次提议可以把两项抵扣，因为我们的国家竞争力，就是中国的企业能够跟美国、越南等周边国家来竞争，成本起跑线应该跟他们一样，否则中国企业就没有竞争力。我们做了大量调研，美国没有这种税，越南、柬埔寨等国家也有这种税，但是工资、折旧可以抵扣，这样的话，他们的税很低，只有1%到2%。 我们今年提倡结构改革，我认为应该从这方面考虑。企业能够做到的，他会竭尽所能做到，剩下的是他没有办法做到，不帮他解决，只能关厂走人，那对国家伤害非常严重。这个提案不是为我自己提的，因为我自己的企业效益不错。 企业“走出去”要做尊重当地文化 苗绿：您自身的企业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浪潮中也是引领者，福耀在美国投资非常成功，很多人都向您请教、学习。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您有怎样的经验和大家分享？ 曹德旺：企业“走出去”之前，要先问自己为什么想走出去。第二要清楚走出去干什么。出去旅游还是去创业？资本出去还是还是劳务出去，还是技术出去？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第三准备去哪里，为什么想去那个地方，你对那个地方的政治文化、地缘文化、经济文化了解多少？如果这些都没有，最好作业做完再走。如果没有把这些作业做完，就好像匆匆忙忙上路，一口水都没有喝，那路上没有水喝，会把你渴死，没有饭吃，会把你饿死。 苗绿：我知道您的企业对外投资非常成功，在美国投资当地有一条大道是以福耀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典范。除了您刚才说的这几点以外，您觉得未来在政策上或者在企业自身方面，需要怎样更多地激励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得更好？ 曹德旺：如果真正想走出去，一定要记住，自己是中国人，来自中国，千万不要把名字忘记掉。去了国外要学会爱上它，尊重它。美国人把一条道路改成福耀大道，这是个小事情。美国人非常器重我，也非常尊重我。因为福耀非常遵守美国的规矩，尊重他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跟他们商量。我们也尊重当地的文化、民情、民风、民俗，还有他们的劳动权益的保护，我们都非常认真地，因此得到从上到下的认可，我们才能够立足。我们集团还派出去驻在那边专门跟工人负责友好关系的，可以监督管理层有没有欺负他们。 苗绿：您不仅带领中国企业，同时也把中国友好的形象，这种软实力带到了当地，为中国人也争了光。现在“一带一路”，还有中国企业走出去，都是国家比较提倡和认可的趋势，您在当中也做了很多贡献，所以特别感谢您。（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11日 -
全国政协委员王俊峰：建议中国发起设立国际法治论坛
两会期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节目“奔跑--国计大势”，采访全国政协委员、知名学者专家，就两会热点话题进行探讨。3月5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秘书长苗绿博士采访对话全国政协委员、金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兼全球管委会主席、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王俊峰先生,王俊峰分享了带到两会的多项提案： ▲ 发起设立国际性的法治论坛 ▲ 加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 ▲ 改变庭审布局促进控辩平等 ▲ 进一步完善司法监督推动公正司法 ▲ 向国际组织推荐法律人才 ▲ 发起设立国际性的法治论坛 苗绿：您是著名的国际化律所的创始人也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依法治国是两会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作为律师行业的实操者，也是行业代表，我们特别想听到您今年的提议。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提案吗？ 王俊峰：这些年我们国家政协提案的数量和质量都在提升，对我们这些老委员也有挑战。我的提案还是围绕着依法治国和推动行业发展为主的。比如说我们推动修订《律师法》。因为随着国家的发展、法治的进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还有领导的系列讲话，对行业从定位到发展等很多方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包括我们2012年修订的律师法，主要针对社会律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推动两公律师等等，还有一些跟我们律师行业的律师职业权益相关的一些内容。这些新的变化需要再通过立法把它反映出来。发起设立国际性的法治论坛 苗绿：今年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您的提案，有没有关于法治国际化方面的？ 王俊峰：我今年的提案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提案，我建议国家发起设立“中国法治论坛”，或者是“世界法治论坛”，这也是我做律师、做会长以来很大的一个愿望。因为我们国家参与国际的交往越来越多，国际上有很多跟法律相关的组织、机构和平台，也包括论坛。我们中国参与很多，从了解的少到了解的多，到参与的多，但是我们自己一直没有一个跟我们国家的发展，法治的进步（相匹配的论坛）。我们法律人有一个愿望，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论坛，有一个自己这样的平台，能发出我们的声音来。 苗绿：向全球发出中国法治的声音，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论坛？ 王俊峰：对，因为国际上对我们国家法治进步了解的还是不够。头两天我也讲到了，我有一个国外的朋友，也是很关注中国的法学态度的一个专家，他来中国访问，我接待他。他说中国过去30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这10年、20年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世界各地的人，说的更多的是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进步和创造的奇迹。他说他是一个法律教授，在他看来中国过去这些年，最大的奇迹是中国法治的进步。 他讲得有道理，我们国家在以往的历史是最富有的，物质经济是最发达的，但是现代法治，跟现代文明相连的法律制度，在我们国家一直是缺欠的。那么过去这30年，法律、法治的进步，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国家、对我们民族、对整个社会的意义都非常大。 今年是我们全国律师协会成立30周年，也是律师法颁布20周年。在这样一个结点，我们呼吁在中国发起设立一个中国法治论坛，或者是世界法治论坛。而且我还建议首届论坛明年在香港举办。明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香港回归20周年仍然这么繁荣发展，靠的是“一国两制”，靠的是法治。香港本身也是一个法治很发达的地方，那么首次论坛在香港举办，如果我们总书记、总理能出席，我觉得对世界而言意义也非常非常的特殊。 苗绿：论坛从表面上看是一次活动，其实它是一个长效机制，是一个平台，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法治文明的进程，和我们需要跟国际上交流探讨的一些内容。而且您看博鳌亚洲论坛，它就是中国参与到全球化，与周边国家沟通的平台，或者是参与全球治理的渠道。在亚洲有了一个博鳌亚洲论坛以后，总书记也去了，能够在相关领域，有一个对话的平台，建立长效的机制。如果设立一个像您说的法治论坛的话，而且设立在香港那么有意味的地方。 王俊峰：如果我们能（设立这样一个论坛），也是一个品牌，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法治文化、文明的载体，甚至会在国际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每年参加很多国外的论坛都是不同的，比如说俄罗斯他们也有，在欧洲，美国，都有，那么中国一直缺一个这样的平台，所以我们呼吁，希望这个目标能够实现。而且我觉得未来一定会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能展示我们国家的法治进步，能推动法学交流，包括我们律师行业发展的这样一个交流的大平台。而且在国际上一定会产生特殊的影响。因为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法治进步是必然的。我们现在国家从顶层设计，讲到“一带一路”，那“一带一路”首先就应该有法治思维，由法治去保障，你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而且让国际社会更容易了解我们。加强“一带一路”法治保障 苗绿：和其他国家对话，必须用现代化的国际化的法律语言。 王俊峰：所以我今天还有一个提案，就是“一带一路“要加强法治保障，跟这层是相连的。因为当今国际社会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法治为基础、为核心构建起来的国际社会。我们今天听了总理的报告，也很振奋人心。虽然我们是新常态，但是发展的速度还在，在这些主要国家里是最快的。我们势必要把我们文化、文明，软实力的东西跟国际接轨，去相互学习，要去实现引领，所以意义还是很重大。 苗绿：我觉得意义非常重大。“一带一路”其实是中国全球化进程当中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也受到全世界的欣赏。那么同时您说如果有法治的保证，能够更好的与原先的文明，和不同制度的国家对话，那真的可以说为人类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那未来的历史上，返回来看这是非常光辉的一页，用法律的手段、法治文明的语言体系去跟对方对话。包括您刚才提的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论坛的事情。这其实也是中国全球化当中，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有建设性的一步。因为像您说的，我们一直都提中国的经济在中高速发展。世界关注中国的时候，都说的是中国的钱、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产品、中国的金融，但是很少提到中国的软实力，有时候提到软实力的时候，不一定是全面的，那就需要更多的人去交流、认识、了解中国法治进程发生了什么，哪些方面进步了，还有哪些可能需要沟通和进步的。改革开放三十七年，像您说的一样，从没有社会律师，到我们现在全国30万律师，90%左右可能都是社会律师，那这种进程就要让全世界知道，总结一些新的特征。改变庭审布局促进控辩平等 王俊峰：你说的非常对。因为法治文明是当代政治文明一个重要的基础。我的这些提案的想法，其实也是跟很多的朋友，包括法律界的人士、学者讨论过，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 我今年还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提案，建议我们国家能对法庭庭审的布局有所改变。我们现在的庭审的布局是1985年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定下来的，这么多年没有变。但是我们现在，国家讲到司法审判为中心，司改强调控辩双方平等，而且讲了不能先入为主，应该尊重当事人的权益。我们建议法庭审理的被告，因为在被定罪之前，他她还是嫌疑人，还是应该有他她的这个权益，就不应该在没审理之前，就把他她放在那个地方，好像是已经定性了一样。 我们司改很多讲的是控辩平等，包括手铐这些都没有了，但是庭审的位置我们也希望能有所改变，比如说能跟我们辩护律师坐的更近一些，便于交流等等，这个题目还在完善。但是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改变。 苗绿：这是现代化法治文明重要的一步，有时候形式决定背后的文化、文明，对这个当事人的尊重，或者说还没有定性之前，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一个公民的尊重。进一步完善司法监督推动公正司法 王俊峰：这也是很多的学者和我们律师一些看法的反映。我还有一个提案，也是正在完善的，就是关于检察院的司法监督。比如说同级的检察院，对同级的法官提起公诉，我觉得会对控辩审三方在法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司法活动的时候有一些影响。就是从保护法官独立公正审判案件的角度，应该把这种权利上移到上一级检察院，最好不要让同级的检察院来进行，可以通过上一级的检察院来提起，除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之外。下面的三级法院，检察院应该由上一级的检察院提可能会好一点。这个提案还在论证，我也在思考。但是表达的意思就是要怎么样推动公正司法，怎么能够更好地独立公正的行使审判权，包括对案件的审理，在程序上各个方面能更公正、平衡。也就是实现总书记讲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所以国家的发展变化多，很多的提案的角度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还都是朝着积极的、国家的发展进步方面、实现中国梦方面去推动的。推动政府购买法律服务 苗绿：您刚才说了可能有六七个提案，非常的丰富，而且像您刚才说的，我特别的同意，基本考虑到了中国全球化的进程，向全世界展示法律文明，也考虑到公平正义，具体的庭审设置形式，也包括您背后的30万律师，您代表他们也提出律师法的完善和修订。也包括这个您之前提到的，政府向这个社会购买法律服务这个方面。这些都是代表很大的群体，而且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些提案，特别的好。 王俊峰：我的提案很多经过自己的思考，和工作当中的一些认知去推动，也有一些是来自于调研，因为我们全国政协也有反映民情、民意，从不同角度来建言献策的职责，所以很多也是从群众，从基层的了解，从朋友那里吸纳来一些东西。你刚才讲的这个提案也很有意思，实际上呼吁政府购买法律服务，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推动的全面依法治国，包括要普遍设立律师顾问，这样的推动下，在依法行政方面，政府使用法律顾问的越来越多，但是由于购买法律服务方面还是缺少制度方面的具体措施让它落地。这样的话，我觉得政府能得到更好的高品质的法律服务，也有更多的律师愿意去参加这些法律服务，意义都非常的重大。所以如果政府真正地把购买法律服务作为一个稳定的可操作的技术安排，那对政府的依法行政水平，对我们国家的法制文明水平，意义都非常的重大。我们律师行业，因为都是专业人士，是非常平等的一个行业。不管你是从事哪一方面的业务，也不管你的律所大或者小，大家都是在专业的基础上。我们也是希望，重视律师的专业服务，应该去形成一种制度性的安排，而且要形成这样的意识。尽管我们行业非常乐于，而且好像这是我们行业本身的一种素质甚至是血统，就是关注公益、参与公益，包括大量的对政府的公益法律服务，但是我们还是觉得真正的专业服务要得到尊重要去购买。向国际组织推荐法律人才 苗绿：而且我还观察到您有一个提案。因为我们智库研究人才，我发现您有一个提案当中，包含了向国际组织推荐法律人才，我觉得这个也很好。 王俊峰：这个跟“走出去”有关系，因为我以前在一次演讲当中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国家十几亿人口，是最大的人口大国，人才也是最多的。但是我们在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里面工作的中国人很少，这势必也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我们那么多青年才俊，应该推动、鼓励、培养更多的人直接参加到国际活动当中去，在国际组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苗绿：记得十三五规划里面也提到中国要加强在国际上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参与。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更多的中国人，能够走向国际，可能也影响一些全球治理的进程，也对中国的未来的发展是有利的。最后，特别感谢您。（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6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