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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China’s Medical ’Brain Drain’
The idea of a ’brain drain’ is one that has been put forward to describe the situation of many countries over recent years, as talented individuals choose to leave their home country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or even for good. China is one country which has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is phenomenon, particularly in its medical sector. But the picture experts are painting may be less clear-cut than you’d think.So is China, in particular its medical sector, facing a ’brain drain’ problem? 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this?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address it?Ni Hao, you’re listening to People In the Know, presenting you with insights into the headline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Nick Lanigan speaks to Dr. Wang Huiyao,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n independent think-tank based in China, and Professor Shane Thomas,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Primary Health Care Research Institute in Shenzhen, and Professor of Primary Health Care Research at Monash University. From CRI，2016-2-26
2016年3月1日 -
黄亚生：中国最有希望的是民营企业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从家世渊源上讲，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教授算是“红三代”，祖父黄负生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之一。在学术观点上，黄亚生注重实证分析，而不是崇拜简单的意识形态和观念。这可以说是MIT的学风。他对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不乏批判性思考，对美国的制度，特别是美国政治制度中的拜金倾向，也有尖锐的批评。他并不迷信市场经济。从“行胜于言”来说，他从2008年起主持“中国实验室”，致力于帮助中国中小企业。1月26日，在《创新的创新》发布之际，正和岛独家专访黄亚生教授，就中国GDP增速、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制造业转型、双创热潮等话题展开讨论，全文如下。现在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一场考验正和岛：您2003年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之后引发“龙象之争”的讨论。您现在对中印两国的经济走势怎么看？黄亚生：中印两国的经济走势跟我的预言还是比较吻合的。现在印度已经进入到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良性循环。你可以批评印度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够，但它的投资没有浪费，每分钱都能产生价值。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需求驱动，其建设也是采取经济手段进行的，就不可能由政府出面来强拆。建设方想从农民手里拿地，必须以市场水平价格来购买；这个价格在印度是相当高的，这样，基础设施建设的红利就回到民间，刺激消费，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随后又会刺激对基础设施的需求。这样就构成一个良性循环。中国是提前建，并不是需求拉动的，里面可能有很多是根本不该建的。中国GDP主要是靠投资拉动，消费占GDP的比例还远远低于印度。投资建了很多空房子，又没有购买能力，那中国就会债台高筑；一旦不能承受这个债务，泡沫就会破灭。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中印两国的股市。从1998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印度GDP每年增长5%左右的水平，孟买指数从5000点上下增长到20000点上下，股票市场的市值翻了四倍。中国的上证指数2003年差不多就是2000点，GDP每年增长10%、9%的水平，经历过2007年的6000点，现在又回到2700点的水平，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这说明，中国经济能够创造出很漂亮的GDP指数，但并没有真正创造由竞争力提升所带来的财富。一般来讲，股票市场被认为是财富增加的象征，股市里的企业应该是有竞争力的公司，但中国股市并没有体现出来。毫无疑问，印度也有很多问题。但是，一旦走入良性循环，很多问题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尖锐了。印度政治上也在走入良性循环。过去印度有个问题是，政府官员经济做得再好，老百姓也不投你的票，因为他们关注一些其他的标准。现在有个巨大的转变，印度的选民开始考虑用经济指标来投票，政府领导者做得好可以连任，来继续推进他们的经济规划。民主制度就是这样的，它的变化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改变，就很难走回头路了。正和岛：为什么中国股市无法反映实体经济的增长？您对2016年的中国股市乐观吗？黄亚生：中国股市的发展是非常不正常的。第一，中国证监会应该更相信市场，应该监管的是披露信息是否完备，披露手续是否合理，不是评估企业是否可以上市。公司能否上市，该由证券承销商来解决。第二，除了新三板、创业板这些，中国上市公司很多是垄断企业，是（从经济利润上讲）不盈利的公司，是低效率的，是在毁灭价值而不是创造价值的企业。印度没有这些，他们的上市公司是真正做出业绩的，经过市场认可的；这样，股票市场帮助企业融资，企业发展又促进了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中国的垄断公司是也在提供服务，但是通常，我们付出的价格是竞争市场的好几倍，本应归属民间的财富就被聚拢到某几家公司里；垄断公司是也在做投资，但是他们犯错的成本可能也是全民承担的。很多国有企业账面上看是赚钱的，但是你把土地补贴考虑进去，把优惠的融资成本考虑进去，他们是整体亏损的。账面算法是不考虑价格的扭曲的，但即使只看账面算法，国有企业的盈利也是远远低于私有企业的。把资源都给到低效率的企业，想一想这个损失是多大呢！这就是为什么印度股市反映经济的增长，而中国股市不能的原因。在中国预测股市，可能更需要敏锐的政治嗅觉，大于经济嗅觉的作用。我并不是中国政府体制里面的，所以具体的不好预测。从现在的情况看，很多股民当然是被套牢了。中国股市要想好，必须有大的改变。股市里是没有效率的企业，股民只能去投机；当然美国股市也有投机的，但是更多的企业是靠新产品、新技术赢得市场和股民的肯定的。正和岛：1月21日，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期间公开表示，全球面临通缩压力，中国经济硬着陆几乎不可避免。随后，新华社发文称“恶意做空人民币将面临法律严惩”。您对此怎么看？黄亚生：我没有看到索罗斯的发言，并不确信他是不是真的要“恶意做空人民币”。（“做空人民币将面临法律严惩”）像小孩子说的话。要想避免做空，唯一的办法是把自己事情做好。中国股市本来就是不健康的，这两年政府是用行政行为而非市场行为把股市做起来。从长久来讲，如果不做根本性的改变，股市肯定是支撑不住的。做好自己的事，再去批评人家做空不做空的言论。正和岛：1月20号，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GDP增速为6.9%，自1991年以来首次低于7%。有评论员认为实际增速可能是更低的，您怎么看这个数据？黄亚生：我对前些年中国的经济数据做过研究。统计学里有个本福德法则（Benford's law），任何一组随机数据，第一位数字是“1”的概率是30%。有人用这个定律去测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我在做中国的研究。我们并不是直接测量GDP，而是检验工业生产总值。结果显示，中国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都有作假的嫌疑，但是国有企业有可能是夸大他们的工业生产总值，而私营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似乎在缩小数据，而夸大的程度大于缩小的程度，因此整体来讲应该是夸大的。我们无从得知是企业在作假，还是政府在作假，但之前年份的数据应该是比实际水平高的。我们没有测算2015年的数据，可能中国2015年的GDP增速就是6.9%，但是很多人不相信，而且会往低里猜，这是个大问题。在经济增速往下走的时候，政府公信力特别重要。多年来，人们对中国GDP数字都有疑问。我在MIT讲一门中国经济和印度经济的课，每年都会问我的学生“你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信心还是对印度经济发展有信心？”大部分学生还是对中国经济更有信心的。我再问“你们相信他们的经济数据吗？”很少有人说不相信印度的数据，但是至少一半的学生不相信中国的数据。现在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一场考验，包括这种不信任感带来的考验。正和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发声称：“不会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也不要指望中国经济会V型复苏；相反，可能出现长期的L型增长态势。”有分析师认为，这个L的底部，GDP增速可能是5%。您怎么看？黄亚生：L型在我看来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像美国、英国这些现代发达国家，从高增速到稳定下来，都是L型；但是也有很多国家，从高增速直接垮下来，拉美国家、东南亚有些国家是连续二三十年没有增长的，甚至是负增长的。中国GDP有一半还在投资，投资对GDP的增长刺激是最大的，但负债也是最多的。我觉得能稳定在5%的增幅就不错了，毕竟中国有很多债务要消化；消化债务的一个办法就是经济增速慢下来，广场协议后的日本和次贷危机后的美国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基本要素条件还是不错的。中国人基础教育水平高，有苦干精神，还有民营企业家的创业精神、灵活性，都比印度要强。如果有合理的政策和体制，我相信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很好的。所以我老说，印度什么地方都不如中国，除了它的制度；中国什么地方都比印度强，除了它的制度。正和岛：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哪些要素条件？黄亚生：最好的例子是韩国，过去是大政府主导的封闭性的经济体，后来转变成市场主导、政治开放的经济体。基尼系数是表征收入分配不平等水平的，一般30左右是比较正常的水平，但中国大概是40多，收入还是非常不平等的。拉美国家就是收入设计没有解决好，收入不平等，体制僵化，债台高筑，国家权力过大，政治危机与经济衰退互相影响。这是最失败的，是掠夺式的经济模式带来的后果。正和岛：您是否关注新三板？黄亚生：没有太关注。不过，这个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了融资机会，削弱了体制本身对中小企业的歧视，肯定有好的作用。当然监管和治理是不是到位，有人会提出质疑；但我的观点是，在中国现行的体制下中小企业能够有多一个融资渠道，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正和岛：您有个观察说，在东莞打工十多年的人，连一些基本的家具、家电都没有配置；但是印度贫民窟的人都会去配置一些小家电，来提高生活质量。为什么这个细节会打动你？黄亚生：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小事可能反映了两个国家的制度不同。印度没有户口管制，人民有迁徙的自由。不管他们从什么地方搬到孟买，有长期居住的打算就去配置家具。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的打工者是没有长期的期望值的。我们做过农民工的调查，很多人在城市打工二三十年都没有留下来的打算，认为将来还是要回农村老家。这是非常不人性的制度。有一种说法是政府要限制人口流动因为它的城市管理能力有限。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政府应该提高他们的城市管理能力，而不要把自己管理能力低的成本转嫁到中国农民的身上。在户籍这个事上，政府又管得太多了。允许人口自由流动，本身也会调节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穷的地方，人都离开的话，土地就便宜了，自然就变富了。户口管制我是坚决反对的，就像我过去反对计划生育一样。中国最有希望的就是民营企业正和岛：今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参加一个有关钢铁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座谈会时举例说，中国至今不能生产模具钢，比如圆珠笔的“圆珠”都需要进口。您怎么看中国制造业的现状？黄亚生：我觉得最值得悲伤的是，多少人早就说过这种话，必须得等总理说出这种话，网络上才会注意、争论这个话题。所以在中国这种体制下，大家都看着领导的脸色走，是比较可悲的。话说回来，当他做出这个评论后，有没有人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在2003年出的一本书里讲过这个问题。正和岛：我看到您有做过一个家电行业跟汽车行业的对比。黄亚生：对。汽车行业是国营企业占大头儿的，家电行业就是民营企业稍微占大头儿的。中国的汽车行业和中国的金融行业一样，最大的问题是长时间只对外资开放，不对内资私营企业开放。1984年到2000年，我们给予了桑塔纳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换回的是欧洲共同体在1978年就淘汰的技术。与汽车行业不同，中国的家电产业很早就对非传统国营企业开放，这样才有了海尔、2000年前的科龙等优秀企业。有个研究是1960年代的，我一直在找这个研究的原件还没找到。当时日本一个机械代表团访问中国，然后出了报告说，中国和日本机械行业的技术能力差不多要差5年。你看中国当时很穷，但是人很聪明，能力相当强，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把资源都给了没有活力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有动力创新却没有足够的资源。这个资源和企业活力的错位，是中国企业长时间没能发展自己核心能力的最大原因。正和岛：在制造业方面，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德国提出工业4.0，目标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两国工业基础不同。您如何看待二者的前景？黄亚生：我觉得最主要的差异是体制上的差异，不是水平上的差异。我们在东莞参观了一家企业，机器之间可以通过联网传递信息，并不会受制于机械加工的水平，只跟信息技术有关系。德国的信息技术是不是比中国先进的呢？我是有疑问的。中国在信息技术方面应该是很强的，东莞已经有企业在做了。正和岛：您前几天在广东调研企业，有什么发现？黄亚生：中国最有希望的就是民营企业，不光是广东，民营企业为主导的地区我都很看好。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确实到了求知欲非常强烈的阶段，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非常有活力。所以刚才也提到，这么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多年受歧视，是巨大的损失。我在跟地方上的政府领导人座谈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我对广东很有信心。你放心好了，只要是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一定是社会最稳定的地区。我相信广东会比东北稳定，民营经济比例高的地区更稳定。正和岛：民营企业因政策对国企、外资的偏爱而受到挤压，创新不足，市场又在收紧，面临着一些转型困境。怎么办？黄亚生：很多企业习惯了过去粗放性的增长方式，碰到GDP增速下降，整个市场下滑，确实比较难。但是只要坚持市场经济，有的倒下来有的站起来，有的退出有的进入，总的来讲还是会往前面发展的。伸缩性很强恰恰是中小企业的优势，虽然很多企业要关闭，但是中小企业也容易复生，整个经济的活力还是很不错的。美国经济的优势就在于他们的中小企业特别多。虽然中小企业的目标是变成大企业，但作为政府来讲，是不应该扶植大企业的，应该保护中小企业。现在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的心态要做一些调整。经济有起伏和波动，在任何国家都是正常的现象，不可能总是维持过去每年10%的增长。企业做投资，要看到将来的经济波动，要去做更详细的市场调查，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这次在东莞还是看了一些很好的企业的，我还没有掌握较全面的数据。正和岛：现在很多企业家辅导机构很受欢迎，他们会组织企业家去硅谷、去以色列、去德国工业城市游学。您觉得企业家如何避免只是走马观花，而真正地学到一些东西呢？黄亚生：所有的事情都得用渐进的眼光去看，走马观花总比你固步自封要好。我以前接触有些民营企业家，真的是非常自我。2007年，国内某高校EMBA班的学生跟MIT有合作，我们负责接待，我给他们上课，讲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后来该校老师跟我反馈说，这堂课引起了中国企业家的不满，觉得你一个中国人到海外还在说我们中国的缺点，问我以后能不能讲得更温和一些。那我再也不教了，我在中国你干涉我的自由也就算了，到美国还干涉我的自由。我还听说，也就三四年前，长江商学院有个班到哈佛商学院上课，有教授也讲中国面临的一些挑战，有些老总站起身就走，“你还来教训我，我比你们成功多了”。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这么骄傲、自满的话，就说明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了。从这么自我、这么傲慢，到他觉得外国有些东西可看，这是很大的进步。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转变。过去中国企业家、政府官员到美国去，经常会发表感想，觉得美国机场怎么这么旧，五星饭店也不起眼；现在呢，他们到硅谷去，到德国去，知道人家有比自己先进的地方，是很大的进步。有个中国政府官员跟我讲，过去都是去华盛顿参观政府机构，这次来MIT参观媒体实验室，参观后感觉非常震撼，觉得在技术方面，中国20年、30年、40年也难以赶上美国。我自己在中国公司也做过独立董事，一年要开几次会，每次开会讨论的很多是政府的批文拿到了之类的话题。现在我在一家MIT背景的公司做独立董事，每次开会听到都是，技术又有新突破了。这个对比让我感触很深。我们国内的企业家和创业者实际上也很有才能和智慧，但因为我们的制度设计，他们把很多时间都浪费在寻租上，美国企业是把时间花在创造技术，创造新价值上，那差别还是很大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你花10个小时寻租，就减少了10个小时去创新。所以中国政府要检讨这个问题，要减少管制，这样企业家自然而然就会把时间花在创新上。正和岛：您昨天提到，以色列比美国、新加坡更值得中国学习，因为这是一个大政府背景下的创新创业型国家。在具体的层面上，哪些做法值得学习呢？黄亚生：由于历史的原因，以色列政府占有很多资源，政府的力量是很大的，但是企业决策是完全由市场主导的。因为政府知道，政府的见解不见得是符合市场需求的，不见得是符合企业发展需求的。当企业决定投资新项目时，政府投资支持，即使股份占大头儿，也不行使发言权，让企业自己拥有百分之百的管理决策权。这是第一条。第二，以色列跟美国很像的是，整个环境很自由，甚至更具有自由挑战精神，挑战学术权威、政治权威。没有挑战、没有自由，就根本谈不上创新。我在以色列，亲眼看见年轻懂技术的小伙子说“技术方面，将军什么也不懂的”，而旁边的老将军也很认同，哈哈一笑赞同他。创新不仅仅是从0到1正和岛：中国企业总体应该还是缺乏创新的，但我们的阅读中，“创新”这两个字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该怎么定义创新？在中美语境里，“创新”是否有不同的含义？黄亚生：创新本身是很模糊的概念，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中国肯定是有创新的。我们现在能够衡量的是中国的基础科研，就是学术创新，比如中国科学家出版的书籍、论文。原创的东西还是比美国少。诺贝尔奖是一个比较粗略的比较，仅MIT一所大学就有80位诺奖得主；从这一点讲，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不过，中国的商业创新还是很多的。当然，在任何国家，本土企业应该更了解本土的情况，能够做出更多市场创新。正和岛：MIT在让渡高校知识产权，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化方面做得很好。看中国的情况，到底是高校的创新成果少，还是产业转化率低呢？黄亚生：中国高校还是有创新的，这肯定是有的，每年花这么多的钱，但是中国高校的很多创新不能转成生产力，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问题。另外，中国高校的创新，应该能做得比现在更好，如果制度上能够设计得再合理一点的话。 正和岛：从数据（见表1）上看，中关村成绩斐然。但是跟硅谷比，还缺少什么？表1 中关村与硅谷、麻州创新集群主要指标对比黄亚生：用于对比的统计指标或许能够体现出一些成果，但是却无法衡量中关村和硅谷之间的本质区别。李开复说，“中关村不必处处模仿硅谷，”但这恰恰是问题症结所在。我们认为更准确的表达不是“中关村不必处处模仿硅谷”，而是“中关村能否不必处处模仿硅谷？”当中关村已经不是“处处模仿硅谷”时，我们才能说中关村真正地赶上了硅谷。我们衡量硅谷和中关村的相对实力其实很简单。我们要做一个“思想试验”(“thought experiment”)。你来回答下面这两个问题：１）如果没有硅谷还会不会有现在的中关村？2）如果没有中关村还会不会有现在的硅谷？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是否定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百分之百是肯定的。所以正确地解读表1里的指标不是简单地把中关村和硅谷的两组数据简单地横向比较，而是要问“如果所有的硅谷的指标都是零那么中关村的指标会是什么？”我们可以用类此的方法论来分析硅谷和麻州128的关系。硅谷和麻州128是完全不同的创新模式，它们占据不同的技术空间。如果没有硅谷照样会有麻州128；没有麻州128也会照样有硅谷。这才是原创的基本定义。中关村的巨大优势其实是中国飞速发展的市场。比如一位美国作者写了本好书，中国作者翻译过来，可能在美国卖3万本就是畅销了，在中国完全可能卖30万本。你能说卖得多的是最有创意的吗？正和岛：您昨天提到《从0到1》这本书没有任何学术价值。黄亚生：我是这样讲的。彼得·蒂尔讲得有点绝对，认为创新就是从0到1。我们在《创新的创新》里也会给出一些学者对创新本质的解读，当然是学术性的，不是畅销书性质。然后我们有个共识，创新是把已经存在的东西重新组合，而不只是从0到1的过程。从0到1是纵向的，这个技术出来之后还会发展，会从1到100，会不断改善，这个也是创新。微信就是一个例子，推出来之后还一直在改善，或者平移到别的市场进行再创造。你看我们用的微信，这个原本是韩国人发明的，但在中国的大市场里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也用微信，觉得微信很好，比美国的很多APP都好。为什么韩国人能发明这种APP呢？美国人是一个APP做一件事，所以需要打开很多APP；韩国人喜欢用一个APP做很多事，可以记PDF，可以分享照片、听音乐、看电影，可以付款。这可能跟文化、生活习惯有关。但是韩国和美国还有一个区别是，韩国的宽带非常发达，这种APP在美国可能宽带支撑不了，但在韩国就可以。微信从韩国到中国，被不断地改善，本身也是一种发明。从0到1过于戏剧化了。很多原创技术可能在美国在以色列，但是中国有这么大的应用市场，而这个应用市场又会促进技术的改善，我觉得中国可能这方面会有更多的发明。正和岛：您在《创新的创新》中提到技术的发展不仅能带来解决方案，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说机器人会带来蓝领工人的失业。黄亚生：这个是应该多讨论的，其实我最担心的是中国底层的蓝领工人。我一直对中国担心的是失业，而不是工资增长。工资增长是好事，但我担心失业问题。正和岛：中国实验室项目自2008年创办以来，相信每年都有新进展。最近的变化是什么？黄亚生：中国GDP增速比较快的时期，我们做的项目更多集中于市场调查、市场扩张方向；这两年的项目，更多关注企业内部管理能力的提升，包括人事管理、财务管理、融资等。这可以反映中国经济的变化；当竞争变得更激烈时，企业更需要提升自身管理水平。这是最近五年发生的变化，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正和岛：中国实验室如何选择合作企业？黄亚生：我们侧重的是中小企业。中国实验室首先是个教育项目，虽然我们的MBA同学来自波士顿、麦肯锡这种咨询公司，毕业了可能还会回到这些公司工作，但他们要同时兼顾MIT的学习，不是全职工作。第二，我们为企业服务，更像NGO，因为收费很低，只是覆盖一些差旅费之类的直接成本。我们做一个项目，会派出4个学生，他们的飞机票、住宿差不多一万美元。其余的成本来自MIT的校友捐赠，现在也有来自中国企业家的捐赠。中国实验室每年做20~30个项目，每年差不多要花40万美元的经费，因为我聘请了七、八位专业的导师来和MBA同学一起做项目。这些导师不像我只有纯学术背景，更多是企业高管、创业成功者、咨询师，他们花一定的时间在中国实验室的项目上，我得付工资。我们差不多每年10月开始征集企业申请，11月份开始选企业，次年1月份组建团队，2月份开始做项目，3月中旬来中国做实地调研两周，到5月中旬结束。这些在我们的网站（http://mitsloan.mit.edu/actionlearning/labs/china-lab.php）都可以看到。本文选自正和岛，2016年2月2日
2016年2月29日 -
毛大庆：我这样定义我自己
2016年2月24日，由财视传媒、传播达人汇、搜狗共同主办的“明星企业家引力波”主题沙龙暨“TOP50明星企业家热搜榜”发布会在京举办，优客工场创始人及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毛大庆出席并表示“我既然当了网红就把引力波的正能量发挥下去。”演讲一开始，毛大庆就表示很惊讶自己能入围“TOP50明星企业家热搜榜”。当然，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原万科高级副总裁毛大庆的离职与创业动向，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他所创办的优客工场，亦拉开了国内众创空间蜂拥而起的序幕。共享经济时代，个体的价值会被放大，甚至是无限放大。毛大庆认为这恰恰是引力波的概念，一个量子或者一个粒子与其他发生反应，两个广义相对论之后会引起一个巨大的波，这个波又会影响到其他。这也就能解释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现象，比如去年以来，一个普通的个体竟能突然间变成网红。毛大庆认为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恰恰反映着当下这个时代的导向，而作为意见领袖，还需要思考如何定义自己，也就是希望自己被传播成何种形象，他给自己定义了四点：首先是“15派”代言人。过去的2015年，创业成为最受大众关注的话题之一，而今年热度依然不减。毛大庆介绍说，今年第一季度他身边40多岁依然选择创业的不下百人，其中包括企业高管以及政府官员。这一群体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15派”。其次，毛大庆希望自己可以作为中国共享经济时代某一个微小领域的推动者和引领者。这或许也就是毛大庆选择在这个节点自主创业的初衷。第三，作为企业界人士，毛大庆更希望把自己定义为商界的学者。在毛大庆看来，这个时代变化太快，需要思考，更需要创新。所以毛大庆经常在个人公众账号发表看法，要求自己不再像以前草莽阶段的企业家，身上带有更多学者的气质。最后，毛大庆还希望自己做一个传播社会正能量的马拉松跑者。“好多人不知道我什么职业，但大家都知道我在跑马拉松。”毛大庆调侃说自己跑马拉松的知名度可能远远高过创业的知名度，而之所以在四十六七岁的年纪登上体育界最高奖，不是因为跑得快，而是因为很多人因为他而跑步。毛大庆显然非常喜欢“马拉松跑者”的身份，他自豪地介绍自己在过去两三年影响了上千人参与马拉松、上百个抑郁症患者愿意接受治疗。毛大庆坦言自己每天都很累，但是每天都坚持在微信上与抑郁症患者互动，他愿意传播引力波的正能量，他调侃说“我既然当了网红，就把这个引力波发挥下去，让这个世界更美好。”以下为毛大庆演讲实录，经财视media编辑整理：完全没有准备，那天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我变成搜狗的前50位，我也很惊讶，但是也不太惊讶。因为过去一年应该被搜的蛮多的。来之前给我准备了一个让我回答的话题，我想围绕着这个话题说说，主办方希望我说说关于自己的传播形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尤其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共享经济时代一个很大的特征，我觉得就是个体的价值会被非常非常大的放大，甚至是无限的放大。个体的价值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个体。所以这就是引力波很重要的来源。一个量子或者一个粒子跟其他之间的，两个广义相对论之后会引起一个巨大的波，这个波又会影响到其他的。在现在共享经济时代，尤其是意见领袖们更加重视，希望自己以什么样的形象去传播。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了想我到底希望传播成什么样的形象，我给自己定义了四条。第一，之所以被搜的比较多，确实我们是碰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大时代，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经济，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我想我们都在进入到非常复合型的发展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今天看起来可能都是雾里看花，我想在未来的几十年或者一百年之后看这个时代可能会看得更清楚。我讲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闪现了几个好玩儿的事跟大家分享。去年十月份我在美国见了爱迪生的曾孙子，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们知道爱迪生是很伟大的发明家，但是他没有什么伟大。我问了一个话题，我说，你觉得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和你的曾祖父发明灯泡的电时代之间有没有什么样有趣的可以参照的？他说非常值得参照。他认为，今天的互联网出现，在人类社会等于当代电在当代社会出现一样。他说1821年和1831年法拉力发现了电磁波，电磁波产生电的闭环的电力场。之后爱迪生发明了灯泡，这个时间相隔半个世纪。其实今天一会儿可以看作一大堆年轻人围着一个不靠谱的新的电磁波的发现在进行创业，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那时候电磁波的出现在宗教体系是被摒弃的，认为极度不靠谱，电在宗教领域认为是邪恶的东西，像电能把人电死等等。但是那时候就一帮人围绕电创业。就跟今天互联网创业差不多的，于是乎出现了爱迪生。今天的互联网是在1967年、1968年被美国军方按照军事传播的工具被发现出来的一个新的技术。也恰恰是在半个多世纪，我们迎来了互联网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包括今天各种创业。所以我想在这样大的变革时代，有各种各样的原来传统的逻辑都会失本，也包括我们的传播和个人的塑造。所以近年来，特别是今年以来，大家看到很多事情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无论是一个个体，可能会突然间变成网红。我们也看见了很多新的传播利器。我在乌镇大会和马云在一起，他给我展示阿里投的传播利器。网红和个人的价值正在通过新的传播途径和媒介在被重新定义和放大。当然，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党才颁布了关于舆论的新的管理办法，新的导向。我想这些林林总总的可以看到时代的导向，我想意见领袖还需要思考如何定义自己，像我们还算15派的代言人。15派，我觉得中国喜欢弄个什么派，因为有了九二派，八四派，我把我们定为15派，这确实是一派。这无论从互联网时代还是中国进入共享经济时代，这群按照企业家选择的创业模式，我想这还是值得关注的现象。今年一季度以来，我周围40多岁选择创业的人，我知道的已经不下百人，各种各样的企业高管，包括政府的官员。第二，我给自己的定位，我希望作为中国共享经济时代某一个微小领域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当然我们在做的是共享的当中，共享空间的模式，向东在做共享教育的模式，我想我们都在推动资源共享和社会信息共享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选择了在这样的节点上自主创业。我想我也希望作为中国共享经济推动者。第三，我希望作为企业界人士，更希望定义我是在做企业界、商界的学者型的人。我想这个时代需要思考，太多公司不懂，太多东西看不明白，太多东西天天在出现新知识，我们优客工场和纳什空间算是兄弟型的业态。我在我们那里天天跟85、90后在一起，每天看他们干的事情我基本不懂，但是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非常正确的行业，正是因为不懂，天天让我学到新东西。如果我还在房地产，我可能永远不去懂他们，他们也不屑于让我们懂。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平行世界的人在一起交汇，我想我们一直在做不断思考，不断研究的学者型形象。所以我经常发表文章在我的公众帐号上发表我对共享经济和对新经济的探讨，我也希望塑造我自己，要求我自己，不再像以前草莽阶段的企业家，我更多希望带有学者气质的企业家。最后，我希望做一个传播社会正能量马拉松跑者。好多人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职业，大家都知道我在跑马拉松，我可能跑马拉松的知名度可能远远高过创业的知名度。我觉得这条挺好。我在四十六七岁能登上体育界最高奖，我想不是我跑的有多快，我在马拉松领域跑的相当慢的人，但是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引起太多人跑步，这个倒是事实。在过去的一两年、两三年里我起码影响一千人投身到马拉松的跑道上；起码影响了上百个抑郁症患者，通过跑步在治疗抑郁症。跟我在微信上互动的抑郁症患者，平常活跃的全国抑郁症患者150多人。还经常回答一些问题，我明天想自杀，睡不着觉了，后天怎么怎么地了。我经常跟他们说不要自杀，自杀干吗？自杀了啥都没了，我说跑跑马拉松，跑完了还想杀就杀呗。我每天很累，但是还要回答抑郁症患者的问题，这就是引力波的问题，我觉得帮助到别人挺高兴的，我们有这个波干吗不用呢？所以我基本上讲完了，回答主办方问我的四个问题，给自己什么定义，给自己这四个定义。想不想当网红，我是不知道怎么当了网红，但是我希望既然当了网红，把这个引力波发挥下去，影响波类的人，越多人跟我互动，这个波就越大，这就是广义相对论所谈的问题。也希望我们在自媒体时代，互联网的新时代，每一个人都发挥一点正能量的引力波，让这个世界更美好。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本文选自传播达人汇，2016年2月24日
2016年2月29日 -
【China Daily】Foreign students urged to boost startups
China eases permanent residency, work requirements, especially for overseas ChineseForeign students will be eligible to join entrepreneurial startups in Beijing’s high-tech hub, the Zhongguancun National Demonstration Zone, and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according to a new policy announced on Wednesday by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The policy is intended to bolster the city’s efforts to create a national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Under the policy, 20 measures became effective on Tuesday to help foreign students start businesses or join startup companies in Zhongguancun, which has more than 20,000 companies on nearly 500 square kilometers in Haidian district.Overseas Chinese who graduate from foreign universities and start businesses in Beijing comprise one of four target groups that will face an easier process in applying for permanent residence in China.Those with doctorates can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with no other conditions, the ministry said.The new measures also allow foreign students who study at Beijing universities to work part-time at Zhongguancun startups if they obtain recommendation letters from their universities.Yamagjchi Akio, 26, a graduate student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t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in Beijing, applauded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for overseas Chinese.Akio, a Japanese citizen whose mother is Chinese, has studied for six years in Beijing and is passionate about trade-related entrepreneurship. He has long wanted to become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China as it would bring much convenience."I’m thrilled to see the policies coming into effect. The country is opening its doors wider to compatriots overseas," he said.Although the policies now only apply to those with doctorates who work at Zhongguancun businesses, Akio said he believed it’s a good start."I hope more industries in more areas of the country will provide channels for the permanent residence of overseas Chinese," he said, adding that he will consider studying for a doctorate to meet the threshold.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the late 1970s, more than 10 million Chinese have moved to other countries, according to Wang Huiyao,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As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in China have attracted some of these people and their children. President Xi Jinping set a target for Beijing to build 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science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when he inspected the capital two years ago.Xia Xueluan, a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Peking University, said the policy will benefit those who come to China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keep talented students in the capital when they graduate.The policy to attract more foreign talent is also expected to boost the development of Zhongguancun and help Beijing meet its objective of building a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Hu Yongqi)From China Daily，2016-2-26
2016年2月29日 -
2016 CCG理事上海新春交流会圆满举行
2016年2月25日，2016 CCG理事上海新春交流会在上海科学会堂健壹公馆圆满举行。三十余位上海地区的CCG理事和朋友，包括海归企业家、跨国公司高管、“千人计划”专家、知名学者等社会各界精英人士出席了本次交流。CCG秘书长苗绿博士向各位嘉宾介绍了CCG智库建设的历程和经验，CCG主任王辉耀博士与嘉宾就CCG未来在上海的发展进行了交流。 参加交流会的CCG理事和嘉宾们围绕“智库在中国的发展”、“上海的人才工作”、“中国企业国际化”、“智库的建言献策作用”、“科技创新与人才流动”等与CCG研究、发展相关的领域展开了热烈讨论，同时就CCG未来在上海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建议，并表示愿意帮助、支持CCG在上海开展工作，发挥智库作用，推动社会政策的改进完善。出席本场交流会的CCG理事和嘉宾有高盛高华证券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成长青，远毅投资合伙人高毅，外联出国顾问集团董事长何梅，Powerark solar创始人兼董事长李震旦，CDP集团总经理吕威，东方文旅集团董事长廖建宁，印度infosys 首席运营官刘宏，法国欧升国际有限公司总裁罗小平，上海宇鸿科技集团董事长、国家千人专家邱健，欧美科技产业联盟主席邵青山，上海巨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CEO、国家千人专家沈憧棐，上海流利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CEO王翌，上海政协常委、上海长三角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吴玉华，益科博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千人专家项晓东，弥亚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千人专家熊泉，芙赛氏国际贸易董事长徐文庆，上海通微分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阎超，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千人专家姚力军，安派科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俞昌，心象艺术国际传播中心CEO、天津美院特聘教授俞建文，赛领资本董事总经理张锐，上海星可高纯溶剂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千人专家张群星，南京优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国家千人专家赵生捷，吉尔生化(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敏，证大集团董事长助理朱钰，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朱伟卿等。
2016年2月29日 -
徐涛：我所理解的葡萄酒
2016年1月29日，法国圣爱美侬鲁拉德中国骑士团成立两周年庆典在鸟巢文化中心成功举办。徐涛先生作为中国骑士团成员代表致辞。徐涛简介：2014年5月31日成为鲁拉德中国骑士团首届授勋骑士；威盛集团副总裁、中国区行政长；迦南投资集团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延怀河谷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联合会会长。“ 尊敬的崔兴海团长、Jurade骑士团的骑士们、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I【关于Jurade骑士团和Saint-Emilion】今晚高朋满座、美酒相伴，熠熠生辉。在这美妙灿烂的夜晚，我很荣幸有此机会作为Jurade中国骑士团的一员和大家共度良宵，分享此刻的心情与感受。一年半以前，2014年的5月31日，Jurade骑士团中国团成立，而我有幸成为第一批成员。加入Jurade中国骑士团，源于我和崔团长的熟识，我们对葡萄酒共同的爱好和激情，以及和副团长Nicolas先生多年的友谊。非常感谢崔总和Nicolas，因为他们的努力，Jurade中国骑士团才得以成立，成为具有800多年悠久历史的Jurade骑士团为数不多的海外团之一；更加感谢崔总和Nicolas，让我们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Jurade骑士团、了解Saint-Emilion、了解Saint-Emilion的葡萄美酒。波尔多葡萄酒，特别是Saint-Emilion的美酒，一直是我的钟爱。每次前往波尔多，最喜欢、最愉悦的就是在Saint-Emilion四通八达的小路中，去寻访一座座或赫赫有名、或朴实精致的酒庄，而在寻访的过程中，每一处弯道、每一条小路、甚至每一个起伏的小丘后面，几乎都会带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当夕阳西下时，在古老小镇的广场边、石阶旁，历尽沧桑的古镇碉楼在夜色中慢慢隐去，此时若再享受一顿慵懒的烛光晚餐，美酒、美食、美景……真是无比惬意。加入骑士团之后，作为Jurade骑士团的成员，再次前往Saint-Emilion参访酒庄时，则又有了新的感受。驱车在Saint-Emilion的原野中，再次经过古老的城堡、再次登上古朴的碉楼，虽然眼前还是那些景象、还是那些树木、那些道路、和那些遗迹，感受则全然不同。现在，这些景象都有了鲜活的生命：阿基坦（Aquitaine）女公爵爱林亚诺（Eleanor）的传奇、英国的统治、十字军的出征、英法百年战争的战场……这些原本很遥远的故事，现在都和自己有了某种联系。Jurade骑士团是在英国统治下，由英国国王于1199年签署宪章创立的。而之后数百年来，骑士团成员都是高贵、英勇、智慧和荣誉的代表，在欧洲大陆几百年的征战中屡建功勋。1948年，复兴后的Jurade骑士团，虽不再具有军事功能，但他所代表的高贵精神依然延续，现在的骑士团成员包括欧洲王室成员、各国政要、取得突出成就的企业家、明星和各界知名人士，骑士团专注于对精神和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对Saint-Emilion历史、文化及葡萄酒的推广，并促进这些文化传承在世界各地交流，同时积极参与世界公益事业。和骑士团的使命一样，葡萄酒带给我们的，除了感官的欢愉和回味，更有文化的传承和体验、是促进人际沟通和交流的桥梁。II 【我所理解的葡萄酒】在我的眼中，葡萄酒首先是一种饮料，但葡萄酒丰富的变化和内涵，却远远超出其他任何饮料：不同的品种会带来不同的葡萄酒；不同的地域、气候、土壤、风土，也会带来不同的葡萄酒；年份的差异，带来葡萄酒的差异；瓶中的葡萄酒每一年都在变化，会带来不同的感受；甚至，当你打开一瓶葡萄酒后，它的每一分钟也都在变化着，花香、果香层层绽放。葡萄酒多变，和女人一样，风情万种，迷人而又难以参透，有时温柔舒缓，有时坚强有力，有时可爱俏皮，有时高贵典雅，有时又如一夜风流、红袖添香般的撩拨心弦。葡萄酒敏感，也和女人一样。摇动、触摸、温度、光线、氧浓度、环境氛围、乃至和你一起分享这瓶酒的人，不论是有形还是无形因素，都在影响着这款酒的表现。葡萄酒备受岁月的青睐，这其实也和女人一样。很多人会说，对女人来说，岁月就像一把杀猪刀。其实，岁月从来都不是女人的敌人，岁月虽然会带走女人的青春，却赋予了她淡定、从容与优雅的气度。一瓶静置的葡萄酒经过岁月洗礼，变得不再澄清，色泽也开始变淡变黄，但口感却更加柔顺、香气也更加成熟、橡木桶的风格更加自然，原先可能略微突出的单宁涩味也被打磨得精致诱人。葡萄酒是有生命的，葡萄酒的生命之花丰富妖娆、变化多端、难以琢磨，就像一个设计精致、演变复杂的神秘花园，让人一旦进入其中，就止不住探索的脚步，流连忘返、无穷无尽。葡萄酒带给人的愉悦，不仅是某一款酒的唇齿之香，更多的是不同地域、不同品种、不同年份、不同风格、不同年龄、不同韵味的葡萄酒，带给人的多样感受与满足。这种探索和满足，在与朋友分享时，才会更加酣畅。事实上，葡萄酒已经打破了国界、疆域的限制，成为了人际交往的媒介和文化传承的载体，搭建起交流沟通的桥梁，而这也正是Jurade骑士团的价值与魅力。III 【关于我的事业和葡萄酒界】正因为我对葡萄酒的由衷热爱，八年前，我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建了迦南集团，在毗邻北京延庆的河北省怀来县，投资万亩葡萄种植园和迦南酒业、中法庄园两个酒庄，并且推动成立延怀河谷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联合会，荣幸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在朋友看来，徐涛从一个资深IT人士，成功跨界成为了葡萄酒达人，但于我自身而言，这其实更是回归，回归自我、回归本性。历经八年积淀，今天我们的酒庄已经成为中国葡萄酒业界翘楚，而酒庄的葡萄酒也可以媲美世界优秀葡萄酒，成为中国最好的葡萄酒。在我们带动下，酒庄所处延怀河谷葡萄酒产区也正在成为中国最优秀的葡萄酒产区。然而这一切，却丝毫不影响我对Saint-Emilion葡萄酒的热爱，反而更加促进了我和酒庄、以及延怀河谷产区，与Saint-Emilion、与Bordeaux、法国乃至全球其他产区，更为密切的来往、交流与合作，并在此过程中互相提升。很难想象，在其他行业，有像葡萄酒行业这样大量、这样公开、透明的技术交流与合作。葡萄酒界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互相帮助，从而共同造就了整个家庭的繁荣幸福。葡萄酒突出的地域和风土特征，使得每一款酒都不会成为另一款酒的完全替代品。每个产区的葡萄酒都与众不同、独一无二。很多人一辈子或许只抽一种烟，但一辈子只喝一款葡萄酒的人却很少，这正是由于葡萄酒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性。随着众多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突飞猛进的发展，像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智能机械和机器人、OtoO，等等等等，不仅引发和促进了包括葡萄酒产业在内的农业产业的技术革命，更给人们的消费习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这也要求企业的经营模式要顺应发展，并且进行脱胎换骨的改变。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更加拓展，使得全球化的趋势更加势不可挡。今天，不仅有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地域范围内才能喝到的本地酒，更有越来越多葡萄酒走向全球市场，互联网造就了这样一个时代：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选到任何一个其他地方出产的独具特色葡萄酒。Jurade骑士团推广Saint-Emilion葡萄酒、促进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充分彰显出葡萄酒和葡萄酒文化的魅力，这也正是我们骑士团成员的使命与荣耀。而在人均葡萄酒消费还很低的中国，全球的葡萄酒界人士正需要紧密合作、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对葡萄酒的认识和了解、对葡萄酒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让葡萄酒在中国不再仅仅是高端人士的高贵饮品，而能为越来越多普通中国人所喜爱，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喜欢，让葡萄酒出现在每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的餐桌上。祝愿Jurade中国骑士团成为更多朋友分享合作的纽带，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古老Jurade的精神和传统在古老的中国绽放新的光芒。谢谢大家。本文选自鲁拉德中国骑士团，2016年2月17日
2016年2月29日 -
【光明日报】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人才制度优势的重要一步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改革和创新。这是2004年建立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以来，出台的一项重要改革文件，也标志着我国外国人才永久居留制度更加务实更加国际化。“一带一路”和“双创”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人才资源国际化的需求。进一步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制度，是我国人才制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方向。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CCG秘书长苗绿 永久居留制度的完善和与国际接轨，是衡量一国人才制度竞争力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我国逐渐成为国际人才的向往之地，外国人才集聚的态势逐年在加强。截至2015年底，“千人计划”已分11批引进5208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全国已建成各级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305个，入园企业总数2.2万家，6.3万名留学人才在园创业。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来中国追逐中国梦已成为国际人才流动的新趋势。中国正成为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国。此次《意见》的政策创新意义重大，涉及政府、用人企业、中介机构等各类主体，外国人才、海外华人华侨、外国留学生都将从此受益。 外国人才申办在华永久居留的条件放宽。《意见》提出要设立“灵活务实”的永久居留申请条件，依照给出的几个改革导向，在华永久居留的条件实质上有所放宽。如，扩大聘雇单位类型范围，取消职务级别限制，放宽居住时限要求等。 永久居留证待遇进一步明确，不再只是一张长期签证。《意见》中规定，持有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才可以凭证参加职业资格考试、购房、办理金融业务、子女入学、交通出行、住宿登记、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除选举权外，几乎在各方面做到与国民同等待遇。 建立了市场化人才遴选机制，企业将掌握人才选拔的主动权。《意见》指出“推动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永久居留申请标准”，对提升我国人才制度国际竞争力非常关键。《意见》提出在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制度“挂钩工资、税收和社会信用等市场评价要素，探索计点积分制等评价机制”，也预示着我国未来的整体人才引进制度会有所变革。 海外华人来中国创新创业更加便利。此次外国人才永久居留服务的完善，特别提到了针对来中国团聚的海外华人人才的内容，指出“积极回应家庭团聚人员永久居留的合理需求。扩大家庭团聚人员申请永久居留类型，降低居留年限要求”。 首次提出实施积极的投资移民政策。《意见》首次正式提出了要实施积极的投资移民政策，结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丰富评估要素，灵活调整投资年限、数额、方式等申请标准，大力吸引外国人来华投资。 促进人才中介服务行业的国际化发展。我国人才中介服务与国际相比，发展环境上还有不少限制。《意见》指出“引导和规范外国人所在单位、社会中介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依法为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和在华工作、生活提供社会服务”，此举将促进我国人才中介机构向国际化发展。 加强部门联动，推动永久居留功能落实。特别是“信息化保障”方面，《意见》提出，由公安部牵头建立永久居留服务管理信息平台，实现与外交、发展改革、综治、教育、科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外专、住房城乡建设、金融、商务、卫生计生、税务等部门的信息互联共享，为外国人永久居留政策研究和服务管理提供支撑。《意见》将引领外国人永久居留相关的系列制度的持续变革。 “十三五”时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多极化深入，我国全球事务参与程度逐渐加深。“一带一路”和“双创”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我国人才资源国际化的需求。进一步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制度，是我国人才制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方向。相信在这一政策利好的推动下，将有更多有识之士、国际友人来到中国，成为促进我国人才资源结构优化的重要力量。本文刊于《光明日报》，2016年2月20日
2016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