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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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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道路
专家简介张旭东，纽约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东亚研究系主任,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东亚研究系教授张旭东阐述中国梦想与中国道路之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一书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沪出版面世，并于日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举行了出版了座谈会。。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的核心问题，张旭东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所谓文化政治，无非是在讲，我们今天在改革、在进步、在启蒙，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自信，要意识到自己是在探索。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是世界的问题。”文化政治就是哪种文化成为普遍性文化的问题 张旭东认为，任何一个看似偶然、看似独特的文化或者文明实体，一旦形成一个文化系统或文明系统，它必然存在内部的普遍性，“普遍性不但对自我理解来说是普遍的，而且对别人来说也是普遍的。” “中国人想的问题是所有的问题，西方也是这样，所有的文明其实都是这样，这就造成了局部文化世界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它的具体形态和实践是特殊的，但是所要达到的目标或解决的问题是普遍的，“这就造成了每一个文明实体都是要扩充自己的边界，都要变成普遍的问题，那么哪种普遍性更普遍，是你服从我，还是我服从你？这就是文化政治。”张旭东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在张旭东的观察里，今天的中国在很多层面，我们是被套在西方的观念里的，“技术、科学，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靠现代化、现代性。人家是普遍的，我们是特殊的，我们在学，但还没学好。这个我认为没有必要去争辩。” 但是在另一个层面——制度、伦理、情感世界等，这里面每个民族是不同的，历史成分不一样，思维方式、地理条件不一样，“至少还保存着自身文化成为普遍性的可能，还是要留住这样的一个空间。”探讨中国道路必须处理好两个30年的关系 《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一书中非常吸引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鸿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问题。在王鸿生看来，这两个30年联续中间有断裂，断裂中间有连续，张旭东引入了一个“主权者”的概念来勾连这个问题，比较具有说服力。 但他认为仍然有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因为张旭东所谈的范围只是就中国本身自我而言，但没有看到“这两个30年的参照在哪里，这两个30年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两个30年是和整个国际各种各样的变化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得把国内的这样一个变化的脉络的理由和正当性，和国际的变化处理好。” “因为这里面也涉及到国外一些人把邓小平看成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理论？我们现在不能简单说人家都很偏颇或是妖魔化，我们应该给出更具有说服力的解释。”王鸿生认为张旭东是开了一个好头，“如果能够把外部世界这样一个参照系引进来、勾连起来，可能更好。”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也认为，讲中国的故事是要以中国为本位，但在讲的时候，也同时应该具有全球的视野、人类的光环。“仅仅的讲我们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很难把中国的故事讲清楚。” 张旭东对此回应道，“两个30年，如果毛泽东的道路和邓小平的道路是反的，那就没有中国道路了。” 在张旭东看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两个30年和社会上的一些价值判断存在偏差：“我比较在意这种负面的影响，看了以后就想去反驳一下。用邓小平的30年否定毛泽东的30年，再往前就是否定五四，否定辛亥革命，这是要重新引出一个历史规律或是普遍性道路，是一种让我觉得非常危险的一种倾向，就是在知识上让人觉得非常不满意的一种状态。” “但是如果正过来说，如果坚持中国革命往前走的话，如何理解两个30年的内在一致性，或是至少是连贯性，就变得特别的重要。”张旭东认为，两个30年的关联点要比近代中国和儒教中国的关联点更重要，因为只有完成后两个30年一贯性的论述，后者的连贯性论述才有意义。“不然的话就已经是历史终结了，国就不存在了。”在张旭东看来，论述这一问题的困难性“在于不是党自己要说清楚，而是知识界如何对媒体、舆论等说清楚。” 那么两个30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内在一致性呢？张旭东解释说，“毛泽东时代跟邓小平时代的关系，是如何处理实践的问题。毛泽东的实践有点像基督教，虽然那时候中国人一穷二白，但是在精神层面和政治层面上，已经达到天国了。” “邓小平就说暂时不谈来世，你就看现在吃什么，你想不想吃得更好，现在一个月拿多少钱，明年翻一番，这样就回到很具体的实践上来。在书中，我看上去是认同毛主席的，其实我认同邓小平的。真正的中国道路，文化政治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回到它的具体性来说，只能按照邓小平的道路走，这是中国道路。” 从文化政治角度来看，张旭东觉得，毛泽东的时代在政治性上更接近普遍性的存在。“但是毛泽东时代给我们建立起来的平台过早了，现在是怎么把我们从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平台，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来，然后在地上走，走的方向是毛泽东的那个高度，但是具体的道路要走邓小平的道路。”张旭东总结道。 在这些面对大众的文章里，张旭东一直希望能够抛掉学院腔，更加直白。“我觉得很多话如果三言两语说不清可能长篇大论也说不清，伟大的经典语言很多都是非常直白的。我们有现成的榜样，毛主席就是用最直白的语言和最深奥意思的大师，这一点没有人比得过他。”本文发表于澎湃新闻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0月15日 -
【宁波日报】王辉耀：主动适应人才国际化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人才国际化业已形成一种趋势。宁波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要从国际人才的引进、使用和培养等多方面入手，抢抓机遇，赢得先机，积极主动适应人才国际化趋势。”近日，来甬参加2015中国(宁波)人才发展与政策创新高峰论坛的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在接受专访时说。迎接国际人才流动时代的挑战 从货物流动全球化，到资本流动全球化，再到人才流动全球化。中国正在从货物流动大国，到资本流动大国，再向人才流动大国迈进。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囯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囯，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才流动囯。这是王辉耀关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说。 “当今时代，国际人才流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快速、频繁，各个国家都在实施引才计划吸引人才。我国近年来实施了‘千人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工程来吸引海归人才回国创业，在人才回流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宁波的‘3315人才计划’也是其中很好的一部分。”王辉耀说，宁波要吸引国际人才流入，需要不断完善人才政策，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打造一个让来自全球的人才从内心认可的城市。企业“走出去”要“入乡随俗” “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但是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是为了让国际社会认识他们、接受他们，现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王辉耀举例，我们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做广告，用的都是中国的形象，中国的符号，包括中国的一些人物形象，对国际人士来讲，他们可能不太熟。我们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人士、国际人才来开拓中国的(海外)市场。我们看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用当地人，用海归，用中国人来代表他们在中国的形象。 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一样，我们在外面的高管，在外面的这个团队，就应该多利用一些国外人才，比如华为，他们在海外有3万多人，大部分是当地人士。所以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克服把自己的人全部带着，而应更多地利用当地的人才，利用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国际化创业型人才 人类历史上数次重大经济发展都与技术革命和创新创业分不开。上世纪80年代，美国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兴起带动了创业风潮涌动。也正是大众创业风潮兴起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高校出现了创业教育。到2012年，每年有超过40万学生选修、将近9000名老师教授这方面的课程；全美约1250个“企业孵化器”中，大约三分之一存在于大学中。 根据国际先进经验，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应该发展创业教育的阶段。目前，我国出现了明显的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势头。中关村2014年新增创业企业数量再创新高，达到9000家，并且出现了高校大三学生休学创业的“21岁现象”。在大学生创业需求增加和政策鼓励下，创业教育的需求将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开始重视来华留学和吸引国际人才。如果能够构建国际化的创业教育环境，则可以对外国优秀学生产生更大吸引力。 王辉耀建议，宁波可以在鼓励高校与国际名校合办创业教育课程和项目、中外联合培养更多创业教育教师人才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走出一条国际化创业型人才培养路子，主动适应人才国际化趋势。文章选自《宁波日报》，记者：龚哲明
2015年10月14日 -
【 中国经济周刊】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中国经济应该更多依赖于创新精神
9月22日—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确认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和成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稳步推进。 9月23日，美国前国务卿，斯坦福大学原教务长、斯坦福大学教授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现身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劳瑞德国际教育集团于北京举办的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上。 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赖斯坦言，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是在发展中的关系，如何把这种复杂关系用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让人们不再恐惧和害怕是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关键。 赖斯是美国国务院第66任国务卿，也是美国历史上就任此职的第一位女性非裔美国人，她被认为是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最重要的“军师”。 赖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美国经济确实非常强劲，但它也有自己的困难要处理。经济很强的国家也会不断地受到源于本国自身的挑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创新创业的氛围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作为布什团队的首席智囊，赖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如何看待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和摩擦？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该如何合作？对于中国的创新创业，赖斯有什么见解？美中彼此分享成长的果实 当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5551亿美元，是两国建交时的近227倍。未来10年，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有望再翻一番。 伴随中国消费者购买力上升，美国对华出口正加速扩张。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5年年报显示，作为美国的出口市场国，中国的地位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对华出口过去10年间增长了198％，超过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出口增长。 赖斯表示，中美在很多重要领域上是合作的关系，如果没有彼此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中美两国的经济都不可能稳定地发展，两国彼此分享成长的果实。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卓有成效。 赖斯也坦陈在一些领域上美国民众会对中国存在一些焦虑。如果美国人在《纽约时报》头版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的报道时，民众对两国关系中的恐惧和焦虑感就会增加，有一些问题是由于美国人民没有办法很好地理解中国而产生的。 对此她的建议是中美需要最大程度地扩大在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加大彼此的投资。赖斯表示在她还是国务卿的时候，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确保中美之间的关系不被这个世界误解或引起恐惧，努力把中美关系向有利于世界繁荣和平的方面发展。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在摩擦和曲折中不断加强，中美两国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未来中美两国将成为全球最大贸易伙伴。中美两国应把握此次习主席访美机遇，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创造中美合作的新高度。创业可以被教授，也应该被教授 中国国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卸任后的赖斯还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她直言创业在斯坦福的基因之中，在斯坦福几乎每个人都想创业。 斯坦福大学可以说是“硅谷摇篮”，校园里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培养了大量的科技精英和商界主管。上世纪90年代，从斯坦福大学中走出的最著名的创业人才便是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塞吉·布林(Sergey Brin)。 斯坦福大学现任校长约翰·亨尼西(John Hennessy)有着“硅谷教父”之称。他不仅是谷歌公司和思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还与已故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交往密切。2000年他接任校长之职后，学校的创业气氛变得更浓。斯坦福的公共关系部门曾对外宣称，有超过5000个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学的创意。 亨尼西校长直言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如果大学的知识只是停留在大学的围墙之内，而不能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就会阻碍研究者创新的动力。 赖斯表示，中国充满了创业者的精神，而且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像阿里巴巴、腾讯等都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企业，没有人会质疑中国缺乏创业者精神，而且创业创新已经得到中国国家的重视。 赖斯同时指出，创造力并不是全球的，可以说是有边界的，创业者想获得一些融资支持，政府现在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让这些好的点子真正转化成实际的财富，需要比如法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 “如果中国的机制建设完善的话，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帮助我们创建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来促进创业者的发展。” 赖斯说。 赖斯在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现场分享了一个她的思考，即创业可不可以被教授？创业精神可否被教授？她的观点是不仅可以教授创业，而且应该教授创业。 赖斯表示：“现在中国的大环境中，已经充满了创业和创新的精神，就像我们教授人们怎样书写或者演讲一样。有时候人们可能并不能最终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熟悉写作的基本规则。同理，教授创业精神，并不是说每个人最终会成为创业者，但如果一个人已经被我们发现，他有这样的创业想法，而且他有这样的激情，想要找到解决方案，然后进行商业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创造好的公司。” 赖斯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不能仅仅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又或是出口和投资，中国经济应该更多依赖于创造力和企业的创新精神，这也是很多国家的必经之路。 “19世纪，中国的很多资源是来自于土地耕作。20世纪，中国的很多公司从出口、制造业、加工业上获得成功。21世纪，中国必须做出改变，必须将创新、创造力和创业紧密结合。”赖斯说。文章选自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10月12日
2015年10月14日 -
王辉耀：实现人才跨界、行业跨界才能成功
图为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 科技、教育激发新的增长潜力 我认为新经济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的科技、教育、全球化作用于传统经济所带来的一些新的增长点或增长潜力，特别是一些颠覆性的、前瞻性的模式，包括刚才高红冰讲到的阿里巴巴的新模式，并且这种模式还在不断发展。 新经济还可能会遭遇老的挑战，比如网络对传统零售业的冲击很大，还给物流带来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认为，新经济实际上是科技、教育、人才以及新的模式等因素，作用于传统经济并带来的新变革、新突破。 经济还有哪些新的增长点？ 第一，中国输出的留学生很多，但是引入的留学生不多。外国留学生来中国留学的比例不到1%，而其他国家普遍较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有更多新的增长点。 第二个就是城镇化。这里面也有很多新的政策红利有待于释放出来，比如城市中很多房产是空置的，农村里有也不少宅基地是空置的，但有很多农民工在城中村里蜗居。我们住房改革制度的推出也要考虑如何推动新经济的发展。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走向世界，中国今年对外投资可能要超过来华投资，这方面都有很多机会和潜力。 区域、行业、人才——跨界的三个维度 随着互联网经济不断发展，跨界的方法越来越简便、手段越来越容易、跨界的人越来越多，比如谷歌、百度提高了学者的专业性，行业之间的门槛随着技术进步在不断降低。 跨界除了跨行业以外，还有跨国界和区域的问题。比如，虽然现在我们的经济做得很大，阿里巴巴也说要走向全世界，但在新的情况下，我们的国际结算、国际关贸、国际货物流动，可能会面临很多问题，因为旧的关贸系统可能已经难以适应，这方面的跨界也是一种挑战。还有就是人才的跨界，美国对中国人才提供了可在10年内多次往返的签证，货物流动有WTO，资本流动有IMF，但是人才流动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流失国，我们没有相应的机构来管理。所以我觉得，跨界可能还要在区域和国际问题上做一些文章。 在全球化时代，仅仅考虑物质或者行业的跨度是不够的，实际上我们更要考虑人才的跨度。要考虑到各种机制的跨度和思想、物质全方面的跨度。中国要从13亿人里面选人才，就和从70亿人里选人才不一样，实现了人才的跨界才能让行业的跨界成功。文章选自新华思客，2015年9月14日
2015年10月14日 -
郑永年: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或是最大赢家
中国如果要在东盟国家获取任何“软力量”，对小国的一些反应必须有所节制，要有理性，要思考自己的反应是否会走向反面。 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日益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焦点这种局势，作为南中国海问题主要角色的中国，需要特别小心，理性地来处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有可能和主权争议国家发生冲突，更有可能和美国发生冲突。中国必须具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甚至危机。政策工具包括内外部政策的调整。从目前局势看，中国至少必须注意如下几个领域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 第一，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行为的反应应当有所节制，保持理性的态度。在东南亚国家看来，中国有些方面的做法经常缺少大国风范，因此很难确立人们对中国的大国认同。例如对菲律宾的态度。菲律宾所做的，尤其是其总统所做的，并没有得到很多东南亚国家的认同。相反，菲律宾的行为往往和东盟（亚细安）其它国家不合拍，人们对菲律宾多持有批评的态度。不过，每当菲律宾挑衅或者抗议中国的时候，必然遭到中国各个方面的口诛笔伐，很多超出人们可以接受的程度。中国的一些人和机构往往把国内“骂人”的方法带到国际社会。这就产生了很多相反的效果。很多东南亚国家都会同情菲律宾，而不管菲律宾有多大的错误。在国际社会，人们总是同情弱者的。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中，中国是大国，而其它都是小国。这本身决定了中国在“软力量”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就说明了，中国如果要在东盟国家获取任何“软力量”，对小国的一些反应必须有所节制，要有理性，要思考自己的反应是否会走向反面。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大国对小国是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口诛笔伐。世界上只有小国和弱国对大国和强国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相反。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和东盟国家打交道时，中国就不需要媒体战了。恰恰相反，中国要在媒体战场加倍努力。如本栏曾经所分析过的，现在的局势就是从前无声的“私下外交”的产物。中国所需要的不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叫骂”，而是基于经验证据之上的理性论辩。有关人士和机构的“叫骂”，当然并非外交系统所能掌控的。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内部的协调。如果民间的情绪不能掌控，政府系统的情绪必须得到管控。 第二，中国可能不得不接受南中国海问题已经高度国际化这个事实。理想地说，中国－东盟关系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双边之间的关系，和域外的其他大国没有多大的关系。但现实已经不是这样了。东南亚国家和美国一直具有紧密的关系，美国和一些东盟国家更有同盟关系。如果东盟小国感觉到来自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压力或者威胁，这些国家很自然就要邀请域外大国来干预（或者如一些东盟国家所说的“平衡”）。也就是说，东南亚国家需要美国。实际上，即使没有中国，一些东南亚国家也仍然需要美国。东南亚的情况非常复杂，并非中国所能解决的。至少有几个问题和中国无关。文化、种族和宗教问题 首先是文化、种族和宗教问题。东南亚是多文化、种族和宗教地区，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之间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为了安全，一些国家需要域外大国即美国在本区域的存在。一旦遇到危机，他们可以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管控局面。第二，越南问题。越南在历史上一直具有扩张的野心和行为，这种行为不会因为越南成为东盟的一部分而消失。要遏制越南，东盟也需要其它域外大国的存在（实际上包括中国）。第三，印度尼西亚问题。印尼历来是东盟的“老大”，历史上也曾经对其它国家构成外交压力甚至威胁。所有这些因素证明了域外大国存在的合理性。对中国来说，不要把美国的存在的方方面面都视为是针对中国的。如果是那样，就很难处理好和东盟国家、和美国的关系。 第三，中国应当避免南中国海问题，成为日本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极好国际大环境和机会。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可以说是最大赢家。日本不仅在东海和中国叫劲，更是利用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关系的恶化，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随着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其必须追求本身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在美日同盟的保护伞下，日本正在追求这个目标。日本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哪里？在东北亚，台湾是其选择。一旦民进党掌权，日本会努力发展和台湾的关系。在东南亚，日本正在努力和那些同中国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发展准同盟关系，也在和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结成所谓的“民主同盟”，来应对“非民主的”中国。同时，日本和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也在强化，扩大在那里的投资，增加对这些国家的经济资助。 应当意识到，尽管日本在二战战败，但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看法非常复杂。在一些国家，日本被视为是帮助这些国家赶走了西方列强。在整个冷战期间，当中国成为封闭国家的时候，日本一直在发展和东盟国家的关系。直到今天，日本在东盟的经济影响力仍然非常可观，并不亚于中国。近年来，日本在东盟整体“布局”，把各种力量整合起来。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光专注于美国，忘记了日本，从长远来看，日本必然是赢家。实际上，南中国海问题也有可能演变成中国和日本之争，而非中国和美国之争。这是中国需要理性把握的。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必须管控美国所具有的那种军事冒险主义。美国从其涉及世界事务以来，养成了军事冒险主义精神。冒险主义精神一方面和美国“牛仔文化”相关，另一方面和这种军事冒险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有关。美国这个国家就是通过冒险主义式的扩张所形成的。自从一战期间进入世界舞台之后，美国几乎没有失败过。和前苏联的军事竞争中，美国不仅赢得了胜利，而且促成了前苏联的解体。中国要关切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不是胆怯的表现，更不是投降，而是要对此进行有效管控。冷战时期，美苏设立“热线电话”就是为了管控军事冒险主义。当然，当时苏联本身也具有军事冒险主义精神。更进一步言，中国要管控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在不当心的情况下，被动地被美国拉入军事冲突的轨道。在南中国海问题有效合作 对中国来说，处理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的原则，可以是寻求与其合作。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因为美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以及东盟国家对美国的需求，要“赶走”美国不仅不可能，反而会走向反面，即促成美国和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的更趋紧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转而尽量寻找和美国的合作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是互相排斥，而是有效的合作。例如海上航道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关乎大多数东盟国家，也关乎美国和日本的利益。直到今天，美国担负着海上航道安全的大多数责任。中国的责任尽管在扩大，但还不足以担负起全面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对中国来说也并不是毫无好处，中国可以（如一些美国人所抱怨的）继续搭美国的“便车”。当然，中国也可以创始一些东盟国家都可以接受的区域性倡议，例如渔业协议。在南中国海区域，尽管存在着严重的渔业纠纷，但并不存在区域性的渔业协定。南中国海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仍然没有渔业协议的区域。不管中国的创始会不会成功，但可以完全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不管如何，一旦承认美国在南中国海存在的现实，类似的合作领域并不难找。 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处理得好不好，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是国内现代化建设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仍然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即中产阶级社会）。在这个大背景下，南中国海问题就变得重要起来。人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要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除了内部的创新，中国会继续需要西方技术进口。如果西方进行技术出口制裁，中国内部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也有可观的技术创新，但从西方进口的技术仍然是主体。这个局面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会得到彻底的改变。也就是说，中国会继续依赖西方的技术从事现代化建设。美国正在就南中国海问题对中国作一个判断，如果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侵略性”国家，美国必然会带领西方对中国实行技术禁运。要避免美国的这一判断，中国就需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改变和美国的互动模式。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仍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这不仅和中国的努力分不开，也和中国所面临的和平国际环境分不开。同时，中国本身的现代化建设，也为国际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个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仍然是中国可持续的现代化所需要的。实际上，维持国际和平乃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主要国际责任。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加大努力，使得中国的维持国际和平的责任，不仅体现在行动层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中。从长远看，中国必须下大力气打破美国西方把持的“西方是和平的使者，而其它国家是破坏者”的国际话语体系。维持南中国海和平，必然有助于中国确立国际和平话语体系。 中国应当避免南中国海问题，成为日本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极好国际大环境和机会。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可以说是最大赢家。日本不仅在东海和中国叫劲，更是利用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关系的恶化，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本文选自新加坡眼，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0月13日 -
汪潮涌：创业公司如何应对BAT抢饭碗
汪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副主席。 汪潮涌，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著名投资人。他是最早进入华尔街工作的大陆留学生之一，而如今，他的理想是帮助更多“新海归”创业。从99年成立信中利资本至今，汪潮涌亲历中国创投圈沧海桑田之变。在新浪财经专访栏目《新投资时代》谈及当前大热的互联网创业，汪潮涌表示，这一定有泡沫，但是也有其合理性。 记者：过去十几年中国的融资环境有何变化？ 汪潮涌：天壤之别，15年以前在整个中国做风投的机构不到10家，今天在中国活跃的国内和国际的风投机构有几千家，尤其重要的是，关于增值服务这块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机构，那个时候创业者是没有这方面的帮助的。 记者：创业市场是否存在泡沫？ 汪潮涌：有泡沫，但是也有它的合理性。 记者：互联网创业为什么靠谱？ 汪潮涌：第一，中国的这些互联网的人口，无论是PC、还是移动互联网，现在都是全球用互联网第一。所以全球互联网的上市公司里头，市值前10名里头，中国公司大概占了一半，主要是基于中国巨大的互联网的用户群。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中国的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升级改造也产生了机会。 记者：BAT是否会抢创业公司的饭碗？ 汪潮涌：当然有这个方面的考虑，因为现在BAT确实太强大，尤其是在量、用户群和品牌的影响力上面，给很多的初创的企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这些初创的公司就要打自己的差异化的牌，寻找自己的独特的一个竞争优势。 记者：资本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扮演什么角色？ 汪潮涌：资本在产业转型和升级过程中扮演着一个特别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就是，风投和PE在投资过程中又把机制、公司治理的法人架构、激励机制、职工持股、知识产权等等西方的一些或者是国际的一些理念引进来，包括合伙人共享经济这种理念引进来，所以对中国经济的转型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 记者：您的投资评判标准是什么？ 汪潮涌：我总结了几个P，从企业创始人的特征来看，第一个P是Passion，创业的激情，第二个P是Persistence，要坚持，持之以恒，像刘强东、马云[微博]在电商里面都是坚持了15年以上才成就今天。第三个P就是Previous experience，就是你的创业前的经验和你的资源。像马云如果没有卖黄页的这段历史，他对贸易、对商业之间的这种理解就不会有那么深刻。李彦宏如果没有在硅谷做搜索工程师那一段的历史，他就不可能对搜索引擎理解得那么透彻，这种例子很多了。当然还有第四个P，就是Profit，就是互联网早期是烧钱，以发展用户，成本亏损在所不惜，当然最终你还是要盈利的。 记者：国外的创业氛围与国内有何差异？ 汪潮涌：从创业气氛来讲和踊跃程度来讲，国内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当然早就超过欧洲，因为欧洲的创业气氛并不是很浓，跟以色列相比，有本书前些年在市场上很的流行叫《创新的国度》，以色列的企业精神是很强的，因为他的生存环境使得他们必须得生生不息，犹太人的这种创业的传统跟我们中国人很像，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目前的创业一个是就业的困难、经济下滑，包括高生活成本，以及更重要的是前面的创业公司的成功，让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到创业者的行列。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大的成本，因为成功的创业者还是少数。 记者：中国创业者最欠缺什么？ 汪潮涌：中国的创业者欠缺的是相应的一些社会配套，比如说社会给你失败的容忍度，你失败了以后会不会被人嘲笑、会不会被人看不起、会不会被家人接受，这是一种文化的层次。第二个就是说，政府支持的力度。真正人民币(6.345, 0.0000, 0.00%)意义上的风投现在目前比例上还是小，比外资的风投小得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互联网领域里边大型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外资控股的，这一点其实也是一种悲哀，但是我希望以后政府能够逐步的改变这个现状，要意识到投人才、投软件比投基础设施和高科技房地产更重要。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5年10月9日
2015年10月13日 -
【神州学人】欧美同学会举办《留学生》杂志创刊95周年座谈会
10月9日，“历史不会忘记——《留学生》杂志创刊95周年纪念座谈会”在欧美同学会举行。中央统战部六局副局长张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留学生》杂志社编委主任郑荃，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留学生》杂志社社长许睢宁等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由《留学生》杂志副主编周娟娟主持。 2015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4周年纪念日，而这次伟大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曾为创刊于1920年的《欧美同学会丛刊》（《留学生》杂志前身）第一卷的卷首题词：“指导国民”。 此次座谈会主要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为《留学生》杂志题词95周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和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加大宣传工作力度，更好地服务广大留学归国人员。 座谈会上，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留学生》杂志社社长许睢宁向参会嘉宾介绍了杂志发展的过程、发挥的作用以及面临的现状，他讲到，《留学生》杂志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管、欧美同学会主办的刊物，是留学人员与欧美同学会之间联系的平台，面临新形势和新发展，杂志要运用新媒体平台，通过与现代科技接轨，增强网上互动性，进一步加强杂志宣传工作的力度，更好地为广大留学归国人员服务。 中央统战部六局副局长张明表示，《留学生》杂志应从95年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发扬并继承优良传统，成为海内外学生沟通的桥梁，提升留学生之间的凝聚力，扩大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传统的纸媒受到以手机软件为首的新兴体的强烈冲击，杂志也应跟上潮流，走上手机终端并弥补在国外宣传上的不足。”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留学生》杂志社编委主任郑荃建议。 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指出，当前，中国已有超过百万的留学生群体，欧美同学会各分会遍布全国各地，这是杂志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必须把握好机会，挖掘留学生优势，帮助提高国家软实力。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欧美同学会妇女委员会主任端木美，浙江中科领航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科学院杭州汽车电子工程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金星，花木兰（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副会长王悦，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北京全景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陈忠苏等参会嘉宾和学长，分别对《留学生》杂志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共同探讨了杂志下一步发展、以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如何融合发展等。 据悉，1913年，为探讨学术、交流思想、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一群曾经远离祖国、饱尝异国求学艰辛的归国学者在北京成立了欧美同学会。1920年，由中华欧美同学总会创办的《欧美同学会丛刊》（《留学生》杂志前身）在上海出版。1982年4月19日，欧美同学会恢复组织活动后，1987年5月，邓小平同志为本刊题写了刊名《欧美同学会会刊》。2002年5月，为更好地服务广大出国留学人员，《欧美同学会会刊》更名为《留学生》杂志。2013年1月，《留学生》杂志由月刊扩展为半月刊。2015年2月，《留学生》杂志由半月刊扩展为旬刊。文章选自《神州学人》，2015年10月10日
2015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