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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蓝皮书专题篇报告获“第五届优秀皮书报告奖”
CCG《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关于留学人员为国服务建议一文获得“第五届优秀皮书报告奖”二等奖 【中国皮书网消息】2014年7月22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织召开了第三届皮书学术评审委员会成立仪式暨第五届“优秀皮书奖”评审会。在本届评审会上，由54名知名学者、资深媒体人组成的第三届皮书学术评审委员会按学科专业分组对候选的81本皮书和候选的96本皮书报告进行同行评审，经过专家评审，全体委员匿名投票汇评，评选出第五届“优秀皮书奖”39个，“优秀皮书报告奖”39个。皮书评奖工作始于2009年第十次全国皮书工作研讨会。在前四届优秀皮书奖评选中，第一届、第三届评选优秀皮书，第二届、第四届评选优秀皮书报告。从本届开始，优秀皮书奖同时评选优秀皮书和优秀皮书报告。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编著的《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中，《新形势下充分发挥留学人员为国服务作用的建议》一文，获得“第五届优秀皮书报告奖”二等奖。 2013年6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撰写《新形势下充分发挥留学人员为国服务作用的建议》一文中，就提出了“充分发挥欧美同学会的作用，促进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建议，要“把欧美同学会打造成为最具国际视野的留学人员建言献策智库，加大支持社会力量组织留学人员参与建言献策的作用，为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新阶段探索一条高效有力的建言献策机制，发挥广大留学人员建言献策的积极作用”；要“搭建中国留学人才最丰富的人才库，形成人才举荐平台，搭建中国留学人才最大最丰富的人才库”；要“发挥同学会国际交流与民间外交作用”。附：获奖文章新形势下充分发挥留学人员为国服务作用的建议 文/王辉耀 郑金连 苗绿摘要：本文从人才流动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分析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留学潮和海归潮的特点、作用及存在问题，提出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群体在产业发展、社会建设等方面的作用的建议。关键词： 留学人员 为国服务一 我国吸引留学人才为国服务面临的新形势（一）人才全球化时代到来，国际人才竞争激烈当今世界正进入一个人才为发展第一资源和全球化流动的全球一体化知识经济时代。随着世界人口中老年人口增加，年轻人口减少以及各地人口结构和人口数量的差异扩大，世界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市场供需失衡越来越严重，掌握着高端知识和智慧的人才在全球范围流动和竞争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由于国际人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员流动不均衡，且各国对人才的需求持续增强，全球性人才争夺战正在不断突破国界，从企业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国与国之间出现了“零距离”竞争的态势。世界各国纷纷制定相应的人才战略以促进对人才的吸引。2013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个月内连续第三次（分别为：2013年1月21日国会山发表其第二任期就职演讲、1月29日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演讲、2月12日国情咨文演说）提到继续推进移民改革大力吸收国际高级人才，特别明确了未来的移民政策将向STEM（科学、技术、工程、熟悉）领域人才和在美投资创业者倾斜，4月17日，移民改革法案已通过，工作签证从6.5万个上升到11万个，所增加工作签证名额将签发给美国学校毕业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专业学生；此项改革将使我国大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留学生滞留美国，这对我国吸引和留住人才构成巨大的挑战。其他国家也纷纷出台人才政策争夺高层次人才。如德国的“蓝卡”计划、法国新成立移民融合部、韩国出台《国家战略领域人才培养计划》以及巴西的双重国籍和人才签证制度等。一向被视为移民保守国家的俄罗斯，近年来也开始放松移民人才限制，为世界各国移民人才大开绿灯。2013年2月23日，普京亲自授予主演《大鼻子情圣》的法国明星热拉尔·德帕尔迪厄护照，宣布其正式加入俄罗斯国籍。据不完全统计，近期有4500多名法国人、4200名德国人、1920名芬兰人、1880名意大利人获得了俄罗斯国籍。（二）优秀国际留学生已成为各国人才竞争的重要对象扩大国际学生规模，留住外国优秀留学生，成为各国人才开发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一措施被称为吸引国际人才“一本万利”的做法。 因为外国留学生比直接引进的外籍人才更熟悉国情，相对本土人才则节省了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成本，如果不是本国需要的人才，签证到期又会不得不离开，并能带来教育创汇。因此，许多国家都把招收留学生当作补充人才资源的重要手段，有条件地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在签证和移民上提供便利。目前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都加大力度吸引留学生。美国为了吸引全球最优秀的青年，把三分之一科学与工程的博士学位都给了外国留学生，并提供丰厚的奖学金，最终择其优才挽留成为“新美国人”。最近10年以来，美国每年接受的外国留学生都超过50万。在2006年，美国在理工领域共颁发了29854个博士学位，其中，非美国公民博士总计有15947位，大约占博士总比例的35%。（三）我国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留学人员重要性凸显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转型问题。当前，我国必须努力实现八大转型：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型；“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转型；从硬件建设到向软件建设转型；投资驱动型经济向人才驱动型经济的转型；资源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只重视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创新并重的发展模式转型；从面向国内人才资源到面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在中国梦的推进落实过程中，留学人员作为遍布全球的、最富国际化视野、最有创新活力、最具创新能力的群体，将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他们也将是未来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竞争的非常宝贵的人才资源，蕴藏着巨大的潜能。二 我国留学人员的现状特点（一）出国留学生持续增加，主要分布在发达国家近年来，我国留学人员数量急剧增长。2006年底，我国留学人数突破了百万大关，从2000年到2010年，留学人员年均增长率达28.2%。2012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比上年增长17.6%，留学人数达39.96万人，超过1978年至2000年留学生人数的总和。其中公派2.51万人，自费37.45万人。1978～2012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64.47万人。见表1。表1 1996～2012年累计出国人数 单位：万人年份1978年以来累计出国人数199627.0199729.6199830.2199932.0200034.0200146.0200258.5200370.0200481.4200593.32006106.72007121.22008139.02009162.02010190.52011224.52012264.47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2010、2011、2012年数据为教育部公布的数据。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留学生输出国，95%的留学生集中在美国、日本、英国等15个国家。具体数据见表2。表2 2011～2012年中国在各主要留学热门国留学的学生总数及比例 单位：万人，%注：其中加拿大、德国、俄罗斯相关数据为2011年的，英国的国际学生总数用的是2011年数据，其余为2012年数据，2012年在俄罗斯、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为估计数量。（二）留学人员呈大众化、低龄化趋势注：其中加拿大、德国、俄罗斯相关数据为2011年的，英国的国际学生总数用的是2011年数据，其余为2012年数据，2012年在俄罗斯、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为估计数量。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国留学的人员多为公费留学。而当今的留学人员90%以上都是自费留学，呈现出了明显的大众化和低龄化特征。第一，留学人员规模化大众化，自费留学超过90%。中国留学人员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最典型的体现是自费留学的规模日益扩大。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中国一年只有几千人出国留学，而且大部分是公费留学生。进入21世纪后，国家公派留学人数只是小幅攀升，而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则大幅增长。自2000-2012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累计为231.09万，自费留学人数占91.75%，达到212.02万人。自2001年开始，自费留学比例不曾低于89%，2012年则达到93.72%。表3 2000～2011年的公费和自费留学人数单位：万人，%年份年度留学总人数年度家公派留学人数年度自费留学人数年度自费留学比例20003.900.703.2082.0520018.400.807.6090.48200212.500.8011.7093.60200311.730.8110.9299.09200411.471.0410.4390.93200511.851.2010.6589.87200613.401.3312.0790.07200714.401.5012.9089.58200817.981.8216.1689.88200922.931.8221.0191.63201028.472.4726.0091.32201133.972.4931.4892.67201239.962.5137.4593.72数据来源：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各类留学人员情况统计第二，留学人员低龄化。留学低龄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高中毕业后直接出国读本科的人数激增。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09年统计，中国赴美本科生人数多年来维持在每年9000人左右。2009年，中国有2.6万名学生赴美读本科，比2008年多两倍。其二，出国读中学的人数大幅增长。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2006年我国仅有65名赴美中学生，2011年赴美中学生人数增长了近100倍，达到6725人。据美国《侨报》消息，中国来美的小留学生，已经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群体，他们在人数上已经达到3万左右，并且分布于美国各个州的私立学校，这些被称为“小留学生”的孩子，他们选择的留学地以美国的东西南北华裔聚居的城市为主，例如旧金山、洛杉矶、休斯顿及纽约等城市。目前出国就读本科的留学人员已经占到了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小留学群体的扩大，也预示着未来留学人员的多元文化特征更为明显，留学人员工作更加复杂艰巨。（三）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方式多元化随着回国人员数量的急剧增长，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方式也日渐多元化。一是回国创业。随着近些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回国创业成为很多留学人员的首要选择。截至2012年底，全国已经专门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基地112个，建设留学人员创业园260多个，入园企业超过1.7万家，4万多名留学人才在园创业。二是回国就业。如前所述，留学的大众化、低龄化必然导致留学人员层次的多元化。除了创业选择外，越来越多的年轻海归选择回国就业。三是采取项目合作方式，或者短期讲学，通过一些协会为企业、政府机构提供智力支持等方式为国服务，扮演“海鸥”角色。（四）留学人员参政议政意愿强烈留学回国人员是参政议政的重要力量，许多回国留学人员具有较高的参政议政热情。在中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等国家级智囊机构中，都活跃着一些留学人员，各民主党派以及一些民间团体，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下属的一些研究院所，也有不少留学归国人员在推动中国教育和科研发展，通过相关研究向国家建言献策。但是这些留学人员大多是当年公派留学回国人员，还是个别少数案例，没有形成普遍现象。（五）具有中国情怀，思想主流积极健康根据研究调查显示，中国留学人员是一群具有中国情怀的群体。改革开放后出国的留学人员，基本上都是建国后出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具都怀有留学报国之心，出国学习深造，长期在海外打拼，他们更了解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这种落差又容易加深留学人员的爱国情怀，增加其报效祖国的热情。因此，留学人员是极具爱国热情的一个群体，具有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中绝大多数人能自觉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拥护改革开放，关心政治和国际国内大事、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六）留学人员拥有国际视野，是重要的国际化人才储备资源多数留学人员多年在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知识面广、国际视野开阔。他们了解尖端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他们熟练掌握西方现代化的研究工具和各种最新思想动态，有着创新的思想；他们熟悉国际规则；他们具有多重文化背景、国际化的人脉和全球化的视野；他们具有语言上的优势，可以进行跨文化交流，能够更快的适应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重要的国际化人才储备资源和我国人才队伍的特需资源。他们将成为打造“中国梦”过程中最积极并且贡献巨大的一个群体。三 留学回国人员对我国各个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着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时代背景下，日益扩大的海归群体正在成为教科文卫领域的栋梁，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跨国公司本土化的重要推手，成为中国发展知识服务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重要力量，不仅在为中国传统制造业的优化升级发挥重要作用，也成为创业大潮中高新技术与新经济的主流，引领着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新方向。作为海归，他们把国际技术、资本和全世界的创新灵感、管理经验带了进来。大量海外人才的回流将成为中国多个领域更深层次变革的催化剂，他们将“重塑”中国。海归在创新创业过程中还带来了新理念和新管理模式，提升了中国的企业文化。大部分海归都在高科技领域以及咨询、教育等知识服务领域创业。在中国如百度、搜狐、新浪、中星微电子、亚信、当当、携程、等成为中国新经济和高科技的主流。此外，中国企业拓展全球市场、中国金融业的体制创新、跨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等领域，都有海归群体参与其中。目前，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中，80%是留学人员企业，总市值300多亿美元。在201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人员中，海外归国人员占37.9%；这一奖项的第一完成人中，“海归”达56.7%。留学人员已成为体制外的重要知识群体，数量不断增大，社会影响面广，引领各种思潮。过去十年中，我国留学人员平均年增长率为16.16%，而且90%以上都在体制外出去的，按照此速率，到2020年，我国单年出国留学人员人数将达到132.458万人，累计出国人数将达到929.36万人，将近一千万人。如此庞大的留学人员群体，对社会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扩大。四 留学人员面临的现实问题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2年及2013年开展的调研，留学人员面临的主要困难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对国情现状及国内政策缺乏了解长期生活在国外的这些海归，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过去，由于中国这些年发展得相当迅速，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有些领域在国际上也是遥遥领先。有一些留学生事先没有考察过国内的市场现状，直接拿着国外的专利技术，满怀抱负，以为到中国可以一展拳脚，回来以后才发现，他所掌握的自以为先进的那门技术在中国其实早已被普及或已被公开。另外，留学人员离开国家多年，对国内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缺乏了解，且国内许多行业规章制度不够完善，缺乏规则，往往使这些刚刚回国，习惯于按法律规则办事的海归们一筹莫展、无所适从。尽管近些年许多留学人员选择了回国，但有相当多的海外高级人才，选择了观望等待的态度，阻碍他们回国脚步的因素主要是国家对留学人员的家属安置政策和创业的政策环境不够完善。出入境政策来说，签证手续麻烦，行政审批繁琐等都极大的限制了留学人才的自由流动。（二）难以处理国内复杂的人际关系留学人员长时间在国外生活工作，习惯了西方的理性思维方式，回国以后在处理问题上过于理性化，出现了与环境格格不入的现象。国外的人际关系比较简单，直来直去，中国留学人员在国外呆了十几年之后渐渐适应这种简单生活，回到国内面对复杂的人情社会和人际关系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三）政府各有关部门间沟通渠道不畅我国政府为了吸引留学人员回国，除了侨办、侨联等传统侨务工作部门外,人社部、商务部、国际税务总局等各系统部门都制定了针对海归人士的优惠政策,都有留学人员数据统计库。然而这些部门之间并没有建立统一的管理系统,数据存在阶段性的特点。数据库之间不能进行定期的沟通和更新，资源共享差,从而难以为海归人士提供高效的服务。所以，海归人士当遇到具体困难,想了解政策时，却没有一个部门可以真正解决问题。（四）国内大量海归外企高管目前转型困难目前海归有关新的趋势就是大量的留学人员经过在外企的历练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阶段。但由于目前很多外企在中国发展不理想，也需要降低成本，因此很多留学人员高管在外企面临玻璃天花板，很难提升。因此大批留学人员外企高管被积压，被搁置，出路困难，很多人选择再出国或者移民。这个群体很大，跨国公司500强平均每个公司10名外企高管就是5000人，是中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走出去十分需要的重要国际化人才力量。（五）海外回国留学人员优秀人才从政难如今，90%以上的留学人员为自费留学，而且所学专业十分广泛，学习人文社科的占到近一半。这些留学人员回到国内后，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体制外，自主创业，去外企，民企、公益组织、社会组织和自由职业者等领域不断扩大，成为体制外最活跃的但经常被忽视的具有国际视野的知识群体。他们中，很多人具有极强的参政议政热情。但目前，留学人员参与政府的管理和参政议政的通道十分狭窄，压抑了一大批优秀留学人员参政议政和加入政府工作的积极性。另外，部分高层次留学人员凭借自身丰富的阅历和成就，充当了“自媒体”和“意见领袖”的角色，能够左右社会思潮和媒体舆论方向，容易掌握社会话语权，若长期忽视，容易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这对于中国不断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十分不利。需要进一步加强把留学人员工作纳入到我党的工作重心来，重新定位，给与他们更高的政治待遇和重视。就像邓小平在文革后提出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一样，释放出广大留学人才的积极性，也将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改革开放的发展。（六） 政策多倾斜于高层留学人员，对其他层次留学人员关注不足近年来，我国把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作为留学人员工作的重点，引才用才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各地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超过2万人，其中，千人计划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超过3300人。随着我国留学人数的急剧攀升和留学层次的多样化，很多留学人员相关的政策，还没来得及更新，之前大多政策主要倾向于引进高层次人才，但是对于其他留学人员的关注远远不足。五 关于更好地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的建议（一）将留学人员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我国应充分的意识到留学人员作为人才资源储备库的重要作用，将留学人员作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着重利用和开发留下人员人才资源。其中，海外留学人员应该成为我国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应加强与海外留学人员的联络、做好对海外人才储备库的调查研究，促进他们以任何形式回国服务；归国的留学人员，多散布在体制外，应该做好非公经济、无党派和民主党派人士的统战工作，积极团结、帮助、协调和引导他们为国服务。（二）建立协调统一的留学人员工作机制针对留学人员工作涉及领域广、牵扯部门多，难于统一管理、缺乏协调配合的问题，建议建立协调统一的留学人员工作机制。建议成立留学人员工作领导小组，吸收与留学人员工作密切相关的党政部门、单位及人民团体参加，以加强对留学人员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同时，成立留学人员归国就业中心，在留学人员工作领导小组指导下开展工作，为各类别、各层次留学回国人员提供“一条龙”配套服务。如果条件不成熟，则建议发挥统战部门的协调功能，明确海归人才工作的牵头单位，确立各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实现定期互通信息，统一认识，协调步骤，统筹配合，发挥优势，做好服务。（三）充分发挥欧美同学会的作用，促进留学人员为国服务欧美同学会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留学人员联谊组织，目前其在全国拥有8万会员，覆盖了世界所有接受留学生的国家和地区，在团结、联络、服务留学人员、促进留学人员交流方面具有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1．广纳海内外留学人员，加强组织建设近20年留学人员很多都是属于体制外的，没有组织，也希望找到自己的组织；最近5年回国的留学人员，因为人数众多，大多集聚于外企、民企，或者是自主创业，他们对于组织的概念更为薄弱。因此，欧美同学会应抓住时机，加大宣传力度，凝聚广大已回国的留学人员，为党和国家大批吸纳社会新生力量和新兴阶层。一是加大宣传，大力吸纳国内留学人员，尤其是体制外的留学人员；二是需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更多的海外留学人员包括非中国国籍留学人员以及国际留学生入会；三是规范分会的建设与管理，加强与团体会员的联系。2．把同学会打造成为最具国际视野的留学人员建言献策智库一方面，加强研究，定期对留学人员回国发展状况、或海外留学人员工作生活状况开展调查研究，以及留学人员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留学人员动态》以及相关内刊及时反映留学人员的需求与问题；选择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热点问题，定期出版研究报告，为其他部门做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工作、制定留学人员回国服务政策提供有力参考，吸引海内外留学人员参与进来。另外一方面，继续举办好建言献策座谈会。联合专门的留学人员研究机构，或者固定支持一家合作有基础的研究机构，加大支持社会力量组织留学人员参与建言献策的作用，为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新阶段探索一条高效有力的建言献策机制，发挥广大留学人员建言献策的积极作用。3．把同学会打造成留学人员的最大最佳的社交联谊平台目前，欧美同学会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留学人员联谊组织，目前欧美同学会在全国拥有8万会员，覆盖了世界所有接受留学生的国家和地区，在团结、联络留学人员、促进留学人员交流方面具有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未来，欧美同学会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及分支机构的平台作用，继续定期举办诸如月度午餐会、年度聚会、海归聚会、国际论坛、主题讲座、经验分享、休闲活动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加强留学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丰富留学人员的文化生活，增进留学人员之间的联系和友谊，促进留学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打造成有影响力的全世界和全国海归的国际性交流平台，成为广大留学人员的最佳社交平台。4．通过同学会维护好中国留学人员群体的利益在当前持续的留学热和海归潮的推动下，未来欧美同学会作为留学人员的利益代言人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为几百万的出国留学人员和回国人员服务，欧美同学会应该发挥更多的作用。首先，需要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强化规范化管理，提升留学人员的归属感。其次，加强当前留学人员及海归人员的现状、特点的研究分析，根据其需求提供专业服务。如目前小留学生增多，海外过程中会出现更多的关于生活、安全、心理等问题，需要更多地组织活动，增加关怀和交流；而留学回国人员也可能存在就业渠道不畅、就业信息闭塞等问题，欧美同学会可以及时跟进研究，向相关部门反馈，为留学人员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服务。第三，完善欧美同学会内部的会员意见、诉求以及困难的反映渠道，以便及时有效的收集相关信息，以期得到合法合理的解决。第四，以“新人才、新理念、新传承”为主题，以搭建留学人员出国留学、回国发展的交流平台，解读新政策，分析新趋势，聚焦海外人才，力图为国家人才引进和创新创业工作多做贡献。与此同时，需要加强与海外留学人员的联络、做好对海外人才现状特点的调查研究，定期举办活动，或进一步拓展欧美同学会网站功能，向留学人员宣传国内的招才引才政策，促进他们以任何形式回国服务等工作。第五，与中国留学人才基金会等组织联手，为留学人员提供留学人员研究支持、创业扶持、资金支持、人脉介绍等多元化的服务。5．搭建中国留学人才最丰富的人才库，形成人才举荐平台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或者来华创新创业，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一个重要政策举措，是我国政府在新的形势下统筹未来人才发展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欧美同学会作为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在促进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吸引国际人才方面，应发挥更多的作用。第一，搭建中国留学人才最大最丰富的人才库。充分利用总会、分会、团体会员单位、校友会推荐和会员举荐等渠道，把发展会员工作和人才入库工作相结合，建立全国性留学人才网络和高端人才库；利用召开国际会议、举办国际论坛、留学人员联谊等活动，加强与海外的百人会、旅美科协、华源科技协会等数百个华裔和留学人员的专业社团联系，建立一个更有针对性的中国全球留学人才联系网络第二，建立起中国留学人才举荐机制。建立起与国家及地方组织部门、用人单位定期信息沟通机制，了解国家人才发展需求，协助提供相关人才的渠道和信息，向国家及地方推举留学人才和干部。跟踪输出人才的使用情况，及时获取人才应用的反馈信息。6．为留学人员进入公共管理部门搭建渠道留学人员是有相当经济基础和专业知识结构、有市场意识和国际战略眼光、有创新意识和领导能力、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高层次人才，他们对国家的发展和未来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但是他们对国家建设的意见和建议表达没有专门的组织和畅通的渠道，工作中没有专门的组织和部门对他们的地位和政治表达进行有组织的管理和协调。欧美同学会在联络、组织和团结公共管理、社会管理等领域的留学人员方面具有渠道优势，应该把选拔和推荐领导干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促进国家公共管理创新7．发挥欧美同学会作为留学人才国家猎头的作用欧美同学会作为一种民间机构，可以很好的发挥民间交流平台的作用，辅助开展国家猎头相关业务，缓解官方机构直接引才可能带来的国际猜疑。一方面，以海外高端留学人才与华裔人才为重点，外国高级人才为补充，以欧美同学会的名义，定期组织各地有关部门和企业到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展留学人才的招聘工作，宣讲国家的留学人才政策，吸引留学人才了解国内动态。另一方面，争取相关部委的支持，设立海外留学人才服务工作站点，以欧美同学会定期的海外活动为抓手，依托海外社团组织，利用“海外留学人员团体负责人座谈会”这一高端平台，多层面开展全球搜索、关注、接触、挖取人才等相关猎头服务工作，为我国吸纳具有战略意义和领军作用的顶尖人才。8．发挥同学会国际交流与民间外交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我国软实力的打造将会显得愈发重要。因此，充分发挥欧美同学会广泛的海外留学团体和个人会员的联络作用，开展科技、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活动，促进各领域精英人才对中国的了解，促进国际精英人才与中国的交流，推动中国与世界全方位接轨，推动中国梦的实现，依然是欧美同学会今后工作的重要任务。第一，发挥会员及会员单位的国际交流作用，带回新理念、新模式、新文化等。欧美同学会拥有大批掌握国际先进技术、理念、文化的人才，拥有大量的分支机构，与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有着丰富的联系，可以协助各类国际交流活动，为中国带回国际上先进的技术、理念、文化，包括国际化的创业理念、商业模式、社会文化观念以及新的融资方式等。第二，鼓励留学人员促进文化交流，消除误解。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频繁地往来中国与居住国，国内外联系，开展众多的文化交流活动，一方面把居住国的文化、技术、资金等带到中国，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充当桥梁，最大程度地将有关中国的正面信息带到国外，一定程度上消除各国在文化上的抵触和误解，促进国际社会各民族的融合与团结。由于留学人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更加熟悉中华文化的真正精髓，也有益于重塑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崭新形象。第三，与海外留学人员社团加强合作，共同为留学人员服务。全球化促进了全球高科技人才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而聚集了大批海外专业人才的留学人员社团必然会顺应时代的发展，开展跨地域、跨国家的联系与合作，在这种合作的基础上做好对海外人才现状特点的调查研究，定期举办活动，向留学人员宣传国内的招才引才政策，促进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回国工作。（四）拓展留学人员参政议政渠道留学人员具有国际视野和先进理念，在治国理政、建言献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而且中国留学人员群体目前已经接近300万，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力量，如何发挥好留学人员这方面的优势作用和代表性，满足他们参与社会管理和建言献策的强烈愿望，已经成为新形势下留学人员工作的当务之急。因此，需要拓展留学人员参政议政渠道，让他们在政治层面上发挥更大作用。一是帮助归国留学人员代表人士参与政治活动。让代表人士能以留学人员的身份在各级人大、政协中任职，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为留学人员群体代言，避免只能通过其他界别“搭车”现象。时机成熟后，建议在政协中设立中国留学人员界别。二是畅通留学人员建言献策渠道。有计划地组织留学人员围绕国家发展重点难点问题建言献策，直报中央和有关部门；让留学人员参加党和政府的高层座谈会和重大考察调研活动，反映情况、发表意见；注重发挥留学人员组织的集聚效应，使之成为留学人员建言献策的主渠道。三是打通留学人员进入体制内的通道。制定政策方便更多留学人员加入公务员队伍，如实行公务员聘任制；鼓励留学人员到中西部地区政府、国企中任职；明确并适当增加政府选调生中留学人员比例等。（五）制定多元化的支持政策随着留学的大众化，其层次、类别多元化，应该制定一批针对性强的新政策，尤其是制定面向全体留学人员的普惠政策，惠及其子女入学、社保、就医、出入境等方面。目前留学人员相关政策主要关注高层次人才，日后应该更关注以下两方面人才：大量“海鸥”人才。这些“海鸥”型高层次留学人员，短期内回国不太现实，应该制定发挥海外留学人员环流作用的政策，如加大对留学人员发放绿卡和人才签证的力度，放宽绿卡发放和人才签证的申请和审批门槛，激励他们为国服务。针对日益增长的“小海归”，应该关注他们的就业问题，把他们纳入国家“大学生就业计划”，关注他们基本利益需求，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六）建议相关部门发起建立人才WTO全球化的前两个浪潮，国际规则均由发达国家制定，中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相比很不对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最具潜力的劳动力市场，我国不但是最大的人才输出大国，也是人才输入大国，人才流动和国际人才竞争对我国社会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中国应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与能力，加强人才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的研究，提早考虑成立有关的多边合作机制或者为建立专门的合作机制奠定基础，发起建立世界人才组织（World Talents Organization），建立国际人才有序流动、高效协调管理的机制，从而把握制定国际人才流动秩序的主动权。Suggestions for the oversea students under the newsituationAbstract: Thispaper starting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 of talent flow;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ver largest returnee tide and studyabroad tide, effect and existing problems;Raising suggestions for fully utilizethe oversea talents effects in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nstructionaspects.Key words: overseastudents, serve for the country, suggestions（本文摘自《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第179-194页）
2014年8月1日 -
【人民日报】 电视片《海归中国》开播 记录时代潮起潮涌
如今，全球每100个国际留学生中，就有17个中国留学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留学第一大国。 近日，纪录片《海归中国》在东方卫视开播。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组建的《海归中国》项目团队，历时两个多月，足迹遍布4个国家的30个城市，多维度讲述了一批知名海归人物的人生故事，反映了中国日益开放、前行的步伐。 徐小平常常提起自己初到美国打工的日子。这位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向《海归中国》总导演刘晓清展示自己在餐馆洗碗的照片。“他一直很骄傲，挺过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日子。”刘晓清说。这几乎是人们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出国热的缩影。 《海归中国》总策划倪晓明介绍， 改革开放30多年，许多归国留学人员已成为国家建设各个领域的中坚力量。 田溯宁1987年赴美留学。当他第一次乘飞机进入洛杉矶上空时，看到舷窗下一望无际的灯海，长达一小时延绵不绝。看了一小时，呆了一小时，回想起飞的北京机场一片漆黑，这种强烈对比引起的心理震撼，田溯宁30多年来一直记忆犹新。 “不过现在中国的灯光比美国漂亮多了，”田溯宁感慨，“我到一些小城市，上下16车道，现在轮到老外震撼了。” 回国后，田溯宁充满激情地讲述什么是互联网。在不懈地努力和坚持下，田溯宁等海归们为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互联网完成了大量基础建设，令互联网得以在中国蓬勃发展。2014年，作为投资人的田溯宁出现在深圳，主持深圳云基地暨中国首个预制模块化数据中心的启动仪式。在田溯宁看来，它代表互联网的未来，也代表自己的梦想。 在《海归中国》中，这样精彩的例子比比皆是。纪录片以海归人物的故事反映了国家时代的命运，同时，“归国潮”也彰显了中国魅力。事实上，海归人物在各个领域有所作为，都离不开中国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大环境。在纪录片里，人们可看到归国人员的多元化选择。他们的创新创业大到尖端科技，小到西点、魔术。 当代海归积极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教育、科技、学术、文化、政治、经济、法律、金融、通讯、社会等众多领域都有他们的身影。“《海归中国》讲述的是一个大时代的大故事。”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说。 对于《海归中国》这部纪录片，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从海归研究的文献来说，这可能是国内第一部大型专题片。 “我最敬佩的就是理想践行者，《海归中国》所记录的正是这样一群人。”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副秘书长金希章认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认为，“反映当下中国人所思所想所做的纪录片还不多，这正是《海归中国》的独特视角，它关注当代中国人，关注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在做些什么。”（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07月30日第12版，记者曹玲娟）
2014年7月30日 -
【人民日报】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中国智库,迎来春天——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7月8日举行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性，可以说，将智库建设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国的智库建设起步较晚，但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本期开始，文教周刊和人民网强国论坛共同推出“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系列报道，梳理当前中国智库现状，厘清中国智库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努力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和发展提出有益建议。 --编 者 已经连续几年，“中国智库”都成为当仁不让的热词，为社会普遍关注。 “中国智库，开启繁荣思想市场”“中国智库，提升国家软实力”……类似提法频频见诸媒体报道、进入学术视野。 “中国智库”尽管还在从数量增加到质量提升的过程中，尽管还处于进一步提升专业性、国际化与影响力的探索期，人们依然不能否认一个事实：中国智库发展正在加速。 7月1日，一场集纳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科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智库实体与智库研究机构主要负责人的座谈会在人民日报社召开，如何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成为讨论的焦点。 中国智库，正迎来发展的春天。 智库： 国家头脑与思想营地 如果你觉得“智库”距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如果你还觉得“智库”只是一小部分人做的小众的事情，那么，你就“OUT”了。 过去20多年，诸如“文明冲突论”“金砖国家”“G20”等流行于国际舆论界的政治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由大国智库或通过智库的路径发明，进行全球传播，引领各国思想大讨论，主导国际话语尤其是政治话语的议程设置，推动国际交往的发展进程，最终服务于大国的国际政治战略。 智库的发展以及各个智库之间在思想市场中的博弈，已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际进程，渗透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介绍，“智库”（Think tank）一词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是个军事术语，指参谋人员和国防科学家策划军事战略和行动计划的保密室。本意“思想坦克”蕴藏着思想的进攻力和干预力的含义。 一般来说，智库具有两方面社会功能：政策研究与咨询、意识形态宣传与倡导。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及政策研究的“智库大军”也主要承担着上述两方面的社会功能。 中国智库： 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发展与改革开放进程同步。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被视为中国智库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得到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现代化事业的开展，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政策研究咨询的社会需求不断出现和增长，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政策研究咨询事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长房宁介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介绍，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民间智库相继成立。随后，经历了大学智库蓬勃兴起、社科院系统明确功能转型、民间智库大量涌现等阶段。总体上，中国智库从“幕后”走向“幕前”，从稚嫩走向成熟。30多年来，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从以党政军智库为主，到党政军智库和社会科学院、高校智库、民间智库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 据了解，目前我国智库的几路大军中，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教学科研人员逾30万，其中具有高级职称的达10余万，专职研究人员约3万。 “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及外交与国际战略的各个领域，我国智库都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建言资政作用。”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穆荣平介绍。 特色新型： 致力于专业性、影响力与国际化的提升 历史的时针指向2013年。一场有关如何加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讨论风生水起。“特色”与“新型”成为新时期我国智库发展的关键词与着力点。 对此，上海社科院前院长、SASS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表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是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球视野来看，这也体现了世界现代化治理体系发展的潮流。因此智库不仅为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提供专业的决策咨询服务，而且还将新的“理念”和新的“愿景”带入到公共政策，增强国家治理的大智慧。 2013年底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首度发布的《中国智库报告》显示，30多年来，中国基本形成了多种智库类型共同发展的繁荣局面，各类智库对政策形成的影响力愈加显现，专业知识与决策机制的结合更为紧密，中国特色决策咨询体制和公共政策形成机制已经基本建立。 历史的脉络清晰地印证了这个结论。李国强回忆，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迄今为止中央最高领导专门就智库建设做出的最为明确、内涵最为丰富的一次重要批示。 2013年4月21日，旨在培养全球最顶尖人才智库计划的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正式启动；6月底，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成功举行；8月，中国首次举办二十国（G20）智库论坛，为G20首脑峰会献计献策；10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成立，脱离过往学院的架构，成为单独建制的智库；12月5日，“南方防务智库”在广州成立，致力于打造“中国兰德”；12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成立，这是全球第一个以“中国发展模式”命名的智库。 进入2014年，中国智库朝科学、专业方向发展的势头更加喜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建院之初成功募集2亿的启动资金之后，再次募集2500余万元。与此同时，该院去行政化、不吃财政经费，全部运用学校及传统高校体制之外的人员，充分运用国际智慧，聘用前国际政要的“新锐”做法，也都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等“老牌”智库开始大胆革新，积极探索专业化、专门化、职业化的新路径，致力于打造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和网络化。 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为代表的民间智库更是不可小视，提出“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的宏大目标，不仅致力于用思想与智慧影响中国，还致力于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孙玉红介绍。 “但是，现在许多智库还被当作‘养老院’与‘收容院’。”王荣华指出，我国智库的发展仍面临许多问题：其一，国内智库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尚存有较大差距；其二，智库全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其三，智库创新成果的评价考核机制缺乏激励性，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不够通畅；其四，一些智库小、散、弱，研究成果标签化、无实质内容。” “我们的智库解读政策多、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少；前期介入多，后期实践过程介入的少；追求利益的多，追求成效的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 正视问题才能寻找差距、加速前进。现代化治理体系和公共政策逐步优化的大背景，党中央的决策都已经对我国智库的发展提出了崭新的要求。 寻求专业化与职业化的和谐统一，寻求实用性与独立性的齐头并进，寻求影响力与国家化的共同进步，中国智库，进入加速发展的新时代，正迎来发展的春天。（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07月24日第17版，记者赵婀娜）中国智库仍需多维度攻坚——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二） 相较于当今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中国智库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远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下一步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在多个纬度上破题攻坚。 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殊，中国智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智库也正在日益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希望，也是国家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趋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到国家战略层面以来，中国智库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智库数量越来越多，传统智库的内部改革不断加强，一些智库的经费支撑实现良性运作…… 在日前由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强国论坛联合举办的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专家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对这些积极迹象予以充分肯定，与此同时，他们也指出，相较于当今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影响力，中国智库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远未形成与国家发展相匹配的决策咨询力和国际影响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下一步建设和发展，仍然需要在多个纬度上破题攻坚。 明确定位 勘定智库的功能和边界 “衡量一个智库的优劣主要看5个方面，分别是它的成果在各国报刊的引用度、各国领导人演讲中的引用度、各个学校学术机构及专家学者的引用度、成果在实践中的转换效果、它在社会上的影响力。”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说。 据了解，我国目前有各种智库1000余家，但如果以魏建国提到的5个方面进行评估，真正在质量上或水平上能够与世界优秀智库并驾齐驱的中国智库，可谓凤毛麟角。 对此，不少与会专家指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属性定位认识不完整，是导致当前我国智库机制建设不健全的首要原因，也是制约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认为，从属性定位上看，社会对智库与咨询公司、学术机构之间的边界和差异仍然认识不清。他认为，智库为决策者提供咨询，但未必与决策者想要的结果一致。“在中国，类似‘研究院’、‘研究中心’的机构等至少有20万家以上，大多属于由财政拨款、有人事编制、以学术特质运营的学术研究机构，但智库本质上是‘思想工厂’，需要有基于现实议题的思想生产、组装、销售与反馈的复合功能以及相关架构。在这个架构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加政策研究的活力，显得非常重要。在思想生产机制相对发达的国家，‘为了商业’、‘为了学术’、‘为了政策’，是咨询公司、学术机构、现代智库相对清晰的三类功能，切不可混为一谈。” 此外，智库研究的价值立场也直接影响着智库的影响建设和功能边界。“独立性”是近年来人们在谈论智库时常常会用到的词汇，但对独立性的理解，却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广泛的争议。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过程中，对“独立性”的理解应该更加理性客观，如果将“独立”引申为智库必须批判，甚至反对政府，那就理解错了“智库”本意。“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既要防止‘独立性’的误解而出现与政府‘对立化’趋势，也要避免仅为政策出台做注脚的‘迎合化’倾向。”王文说。 创新机制 构建智库发展的内在动力 中国社会在高速发展中迎来转型期，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为智库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为建设和发展优秀的智库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认为，当前影响决策的话语体系大致有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公众话语和媒体话语四大类。在如此喧嚣的舆论环境中，智库是不是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把握不同话语的特征，进而能够善用它，能够作出客观的判断，是对智库能力的一项考验。 张力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随着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国家管理进入法制化轨道，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需求也逐渐提高，在这样的决策过程中，智库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都直接关系到政府管理和决策能力的高下。 但是，尽管发展的机遇就在眼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解决的，仍是进一步推动自身体制机制建设的科学化。“我国智库真正科学化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官方的或者准官方的智库，行政依赖还比较重，民间智库赖以生存的基础，如资金筹措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平等竞争机制等，都还是缺乏的。” SASS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说。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孙玉红指出，要建立健全我国智库的体制机制，解决智库生存、运转并进而发挥最大功效的基本问题，必须突破当前存在的几个重要障碍：一是智库产品供需渠道和沟通渠道不畅，二是智库发展相关法律政策缺失，三是智库发展所需的财政资助、立法支持和信息扶持机制缺失，四是智库人才的体制壁垒和国家壁垒难以打破，五是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市场环境和机制缺失。 此外，智库作为提供思想产品的机构，如何建立更加科学的考评机制，进而催生真正有效的激励机制，也是与会专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认为，研究成果在社会实践中转化率低，是当前我国智库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现有的中国智库在理论和实践中已经研究出一些有价值的产品，但是成果的传播和转化途径却很单一，使得这些理论产品或具体建议不能陆续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陷入了学术成果尚可、战略政策较少的境地，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也因此受限。” 专家们指出，一些智库发展较早的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对智库研究成果及转化率进行评估的标准和考评体系，而在这方面，我国的标准化制度化建设还相当滞后。与此同时，由于各国体制和发展水平的不同，也决定了中国的智库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不能照搬西方国家。因此，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建立一套中国智库的评价标准，无疑是为智库提供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 强化专业 在公共决策中发挥更大效能 国际化、专业化、网络化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目标，但是，当前国内智库数量多、规模小、分布散、效能不高的现状，离发展的既定目标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魏建国认为，当前国内智库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解读政策多，提供思路少；前期介入多，中后期介入少。“我们的智库最一般的做法就是，政府每出一个政策就拿过来解读，但实际上，如果把智库的作用仅仅理解为解读策政就太局促了。国外的智库都是在引导决策者作出决策的制定，而不是解读政策。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智库来说，当它创造的思想产品被政府或者其他服务对象采纳，它的产品才赢得了销路，它的社会功用才得到了实现，它的影响力才能体现和夯实。” 魏建国指出，当前智库发展中遭遇的困境也与中国社会特殊的发展阶段关系密切。“社会高速发展时期，中国政府碰到的问题都是被动的、应急的、短期的，所以需要智库在很短时间内拿出解决问题的应急方案，这在客观上促使智库在考虑长期的战略问题时提供的思想产品偏少偏差。从根本上说，就是粗放型的产品多，解决问题的产品多，而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方案提得很少，给决策者的选择也少。也正是因为这样，造成了智库在决策制定过程前期参与较多，中期和后期介入少，这实际上不利于国家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与会专家还指出，从跨国互动上看，我国智库国际化的进程还远远不够，无法为中国参与更多的全球事务提供足够的思想支撑。 “中国智库尚未形成走向国门的全球组织力，对各国情况的了解相当有限，对一些中等强国的了解与跟踪严重稀缺，中国智库也还缺乏构建全球对话领衔平台的必要实力。相较于当下全球最著名的论坛，如达沃斯论坛、香格里拉论坛、全球财富论坛等，中国智库尚未形成干预全球的话语塑造力，也较少创造出令各国争相讨论的重大战略名词或学术概念。”王文说。 尽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建设和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但与会专家表示，在这些困难和问题面前不必悲观。“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殊，中国智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智库也正在日益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这不仅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希望，也是国家决策机制日益科学化、民主化的必然趋势。”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说。（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07月31日第17版，记者刘阳）特色、新型 中国智库的必然选择：深聚焦?聚焦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三） 如果你关注中国智库的发展，一定不能忽略最近有关中国智库的讨论中最热门的两个关键词，“特色”与“新型”。 那么，何为“特色”、何为“新型”？一年来，中国智库发展步伐明显加快，智库数量越来越多，传统智库的内部改革不断加强，一些智库的经费支撑实现良性运作，这些积极迹象都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许多人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理解仍不够完整与准确。 在7月1日由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联合人民网强国论坛召开的主题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中国智库正迎来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机遇，但也面临着巨大挑战。需厘清中国智库“特在哪里”“新在何处”，只有这样，才能助推中国智库在“特与新”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特色”与“新型”是新要求新定位新方向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我国智库30年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和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智库在经历了兴起与发展阶段之后，即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是党中央对我国智库建设提出的新要求、新定位与新方向。 回顾中国智库发展的过往30年，应时而生、旺盛蓬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随着现代化各项事业的开展，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和政策研究咨询的社会需求不断出现和增长，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政策研究咨询事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我国智库便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并逐步发展。经过30年发展历程，渐渐形成了由高等学校系统、党校系统、社会科学院系统、党政机关研究部门和军队院校系统共同构成的“五路大军”。 然而，当前决策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智库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和新形势的要求。“特色”与“新型”发展，成为我国智库发展的必然选择。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认为，“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爬坡过坎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增长速度换挡期，全面深化改革处于攻坚闯关克难期，社会建设处于深层次矛盾凸显期，对决策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长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大国崛起、强国纵横始终都有智库的角色，我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决策模式也更加依赖智库。” 专家们认为，向“特色”与“新型”迈进，是中国智库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也意味着我国智库即将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智库“特在哪里” “新在何处” 何为“特色”、何为“新型”，搞清楚个中内涵，才能保证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健康、稳健。 7月1日的座谈会上，专家们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色”在于，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智库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官方智库和民间智库多元主体共存共发展，官方智库居于重要地位，同时鼓励智库间竞争，为党、政府和社会提供公共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政策解读、决策方案评估等服务。 对此，李国强具体阐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立足于中国国情，其功能定位和体系建设与西方智库相比有其不同，必须首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标榜“通常独立于政府或政党”；同时，必须以服务决策为导向，坚持求真务实，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长期性问题研究和当前的热点、难点问题有机结合，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提供管用的政策建议和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针对当前有观点认为，随着智库类型的更加多元，党政机关所属的智库的权威性与影响力下降，与会专家们指出：实际上，官方智库是新形势下党和政府探索执政规律、完善执政方略、提高执政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智力支持和主力，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类智库将对决策起主要咨询、支撑作用，其重要性和地位是其他智库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正是“中国特色”之一。因为此类智库更贴近治国理政的实际，更了解决策过程和思路。包括退休官员参与智库工作，都是应该肯定和鼓励的。当前在我国，民间智库的发育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当然，也需要积极发挥和鼓励民间智库的积极性，以培育客观、理性的智库群体。 所谓“新型”，目前学界尚无统一的定论。但从各家的争鸣中，我们能捕捉到共性的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认为，“新型”需满足几个条件，即新型智库需要充分介入到政策制定的前端程序、中期建言、后期完善全过程；不能只满足于内部建言，应起到政府决策层与社会舆论之间矛盾化解与协商沟通渠道的作用；既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还应广泛介入到全球事务中，推动中华文化与思想走向世界。 上海社科院前院长、SASS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认为，“新型”需要满足4个层面的含义：智库研究成果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基础；智库研究应以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知识与政策的结合；智库研究应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前瞻性；智库研究应成为专家学者深度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 强国须强智，现代大国的崛起需要大智库引航。 我们看到，尽管专家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揭示出共性的内容，当前我国智库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揭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有针对性地破旧立新、转型发展。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需直面挑战 破旧方能立新，直面问题，才能寻找差距，阔步前进。 当前，我国智库发展还面临着多种问题，如机构数量众多但实力不强；研究资源分散、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研究内容碎片化、针对性不强、“管用”性不够；对外交流不足、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欠缺等等。 而从深层次上分析，这是源于“宏观制度环境不够完善、智库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地位未被明确定位。智库建设缺乏统筹规划，各为其主、各自作战，导致智库机构小而多，整体实力不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智库发展需要、智库投入相对不足，以及长期以来，数量众多的官方智库还存在面向社会服务的公共性不足等问题。”李国强指出。 因此，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还需直面挑战。 为此，王荣华建议，“首先，智库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回答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智库建设要在发挥智库对政府的影响力与保持独立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遵循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做实证，讲真话。智库建设既不能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也不能趋炎附势、人云亦云。其次，政府决策过程要支持、指导智库深度参与，也要营造包容平等和坦诚交流的氛围和环境。第三，智库要充分借助新媒体、新技术、新业态来提升决策研究水平和公众影响力。同时，拓宽成果转化渠道，提高智库成果服务于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则建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认真抓产品建设，智库的产品就是思想，要出真正好的思想。同时，智库成果的实施需要整体的通道战略，尤其在国际交流中，要注意方式方法。此外，要通过完善的资金制度和人才储备，改变当前智库普遍存在的“解读政策多、引导政策制定少；前期介入多、解决问题阶段介入少；追求利益多，真正追求效果的少”等问题。 促进智库功能拓展，促进不同类型智库的协同创新，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必由之路。正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朱旭峰所说，“中国智库有必要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当前，中国的智库已呈现出组织背景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个政策思想的舞台上，不同智库不仅是政策观点的竞争者，而且还是取长补短的合作者。它们共同承担着向政府提供专家智力支持的任务。”（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8月7日第17版，作者：赵婀娜）
2014年7月25日 -
首部当下海归题材纪录片《海归中国》研讨会在沪举办
当年，为了梦想闯荡彼岸。如今，为了梦想回归故土。 启蒙，开拓，颠覆陈旧的维度。 改变，创造，激荡希望的版图。 何必感慨来路，无悔踏上归途。 梦是海的源头，爱是海的归宿。 每一个海归的梦都在影响中国。--摘自纪录片《海归中国》总导演刘晓清《梦与爱》 【CCG快讯】7月18日下午，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主办的“海归梦·中国梦”--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研讨会，邀请了京沪两地的专家学者出席，在上海上视大厦成功举办。《海归中国》由上海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策划，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提供独家智库支持。留英海归、知名主持人袁鸣主持了研讨会，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主任宋炯明发表讲话；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李蓉现场发言。研讨会首先播放了《海归中国》大型媒体行动VCR，并由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总策划倪晓明介绍项目策划背景。 《海归中国》从历史沿革、创业浪潮、社会建设、制度设计等方面，展现了“海归”群体的来由和影响，讲述了一批知名“海归”精英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的人生故事。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雪松岭公墓，摄制组拍摄了中国历史上“海归”第一人容闳的墓碑。自从1872年容闳将120名留学幼童送往彼岸，中国留学的大门缓缓打开，之后有了詹天佑、孙中山、陈独秀等这些显赫的名字；之后，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专题部首席编导、纪录片《海归中国》总导演刘晓清，介绍了节目摄制播出后的广大观众的热烈反响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海归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社会践行者 专程从北京应邀出席《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研讨会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盛赞《海归中国》是一部“当代海归的奋斗史”。王辉耀作为《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总顾问，对7位编导组成的上海文广集团（SMG）电视纪录片创作团队，历时两个月多月，足迹踏遍北京、上海、山东、河南、云南、广东等多地，以及美国、法国、德国等境外城市，合力完成了五集高质量的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深表敬意。并希望“今后立足更高端的国际视野与协力领域，加强与上海文广集团、上海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的继续合作，共同为中国走向世界，奉献出更有作为的新文化与新作品。《海归中国》创新地关注到了中国跟国际接轨的这拨人现在到底在做什么，这是当下中国纪录片最稀缺的资源”。 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上海市广播电视协会副秘书长金希章、上海市委宣传部阅评组阅评员秦恒骥、上海纽约大学校长、教授、博导俞立中，先后对《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成功拍摄与顺利播出，表示由衷的祝贺，并就弘扬海归精神，发挥海归人士回国报效国家等一系列话题，展开了热情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在会上强调说，《海归中国》是“海派电视很棒的作品”。他认为“当下中国的纪录片，或流行宏大叙事，或以小清新路线获取粉丝，而《海归中国》独辟蹊径，关注时代和民族的前行，关注在当下时代背景中的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海归中国》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关注当代中国人，特别是有话语权、有导向和引领这么一种作用的中国人，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当下在干什么？”。时统宇认为，该片最好的是第一集《风起》，讲述了其主要人物施一公、饶毅等高级知识分子在归国后遭遇的困难，“千万不要把这些人当作道德楷模，或者是爱国模范，那看低了他们。你看看施一公的作息时间，包括在清华校园的那个镜头挺好的，他在跑步，是在干正经事。纪录片不仅表现了学成归国，报效祖国，也表现了他们这几年院士的评选，引发出中国院士制度，从中反映中国教育制度、科研制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 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生于1949年的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历经整个新中国的变化与沧桑，而他本人也是在《激荡》这一集中作为制度创新试验者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海归中国》是一部“反映大时代的大故事”，用“如此平实的语调”讲述了海归群体追梦的心路历程，而“能坚持下来的人，就是有梦的人”。“实际上一开始电视台联系我的时候，我是拒绝的。我拒绝的主要原因，是觉得上海纽约大学还是在开创阶段，我希望可以低调一些，不要成为一个社会议论的热点。”俞立中后来还是接受了节目组的拍摄，他想到这真是“一个大时代的故事”。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我一直说是从教育开始的，不是从经济开始的。它的标志，一个是恢复高考，第二个是大批人员被送到海外去学习。这两件事，都是围绕人才的问题。我一直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能够支撑这个国家改革和发展的是我们恢复了高考。另外，派出大批人员出国留学，带回的不仅是科学技术，还有好的理念、好的视野和他们的实践精神。这对我们后面一项项的改革工作，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保障作用。” 最后，上海市委宣传部阅评组阅评员秦恒骥认为：我们的纪录片不仅要“文以载道”，更应做到“文能载道”和“文能善道”，从施一公、饶毅的归国故事中可以反映“中国各种制度体系方面的问题”，而反映当下如此敏感的热点问题，“需要勇气”。《海归中国》把握住了当下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 镜头聚焦当代海归精英 作为国内当下首部海归题材纪录片，《海归中国》由《风起》、《潮涌》、《改变》、《选择》、《激荡》五集组成，每集46分钟。分别从历史沿革、创业浪潮、社会建设、制度设计等方面，集中展现当代背景下，海归群体的来由和影响，为观众生动讲述了一批知名海归人物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的人生故事。节目全部高清拍摄，充分运用纪实手法拍摄主体故事，配以访谈、后期特效制作等多种电视表现手段展示。 随着邓小平的“6·23”讲话开启新时期我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时至今日，全球每百个留学生中，就有17个中国留学生，中国已成为全球留学第一大国。纪录片《海归中国》所关注的对象均为海归精英。其中，《风起》关注现代观念的启蒙者，如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他在美国获得了普利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终身教授职位，每年可申请上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学校资助他购买了500平方米的花园别墅，这几乎是所有留学生“美国梦”的极致，但施一公却在一夜之间舍弃了这一切。2007年施一公应清华大学的邀请，关闭了美国的实验室，全职回到清华任教。这一决定不仅让普利斯顿大为震惊，更是轰动了全美科学界。对此，施一公坦言，“海归要为民族复兴不遗余力做贡献，敢于担当民族的重任。” 东方卫视7月14-25日重播《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独家提供智库支持，与上海文广集团合作的《海归中国》，不仅仅是一部纪录片，而是包含访谈片、纪录片在内的，与《东方早报(博客,微博)》校园行及一系列线下活动联合进行的大型媒体行动。《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已于6月23日在东方卫视和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播出。7月14日-7月25日连续两周的周一至周五11:30，《海归中国》经重新剪辑，分10集在东方卫视进行重播。该片形象地展示了我国引进海外优秀人才的做法和成效，昭示“归国潮”彰显的中国魅力，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及普遍好评。 策划背景 2013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百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发展的中国需要更多海外人才，开放的中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英才。”，“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我们热诚欢迎更多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为国服务。”这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人才战略发出的召唤。 前溯到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作出了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指示：“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 邓小平6·23讲话开启了新时期我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翻开了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新篇章。1978年12月26日，中国52名留学生到达美国，这是中国新时期首批留学生。时至今日，全球每百个国际留学生中，就有17个中国留学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留学第一大国。 节目特色 五集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充分调动电视声画并茂的优势，视野广阔，内容扎实，集中展现了大时代背景下，海归的理想和命运，以及他们不断追寻民族振兴中国梦的壮阔情怀。 1、将镜头聚焦时代大潮上的标杆性人物 改革开放30多年，在300万出国留学人员中，已有近150万人归来，成为国家建设各个领域的重要人才。纪录片紧紧围绕“爱国”这一主线，弘扬核心价值观，充分展现海归群体的家国情怀。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大力支持下，导演组争取到众多重量级嘉宾资源，将镜头聚焦第五代海归群体的卓越代表，用大量珍贵的素材记述了许多标杆性海归人物，虽在海外声望卓著，但义无反顾回归故土，为国家发展做出独特贡献。这些精英在《海归中国》的集体亮相，提升了节目的权威性和仪式感。 纪录片所关注的对象包括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的徐小平、中国证券市场起草者高西庆、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等。其中，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在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终身教授职位后，“为了要让清华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培养适合中国将来发展的人才”，依然选择了全职回国，此举让全美科学界也大为震惊。他表示：“海归要为民族复兴不遗余力做贡献，海归要敢担当，要敢挑大梁”。 2、将个人命运与时代大势紧密交融 纪录片以海归人物的故事为主体，以此承载国家时代的命运。比如第一集中，哈佛中国论坛上的留学生高秋秋引出了留学教父徐小平，通过徐小平的海外求学、打工之旅，映射改革开放不久后的中国如何小心翼翼地注目着世界，又如何被冲击着思想观念。第二集中的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1号店创始人于刚，他们的留学和创业经历，与中国不断融入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紧密相连。 纪录片将海归故事有机地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令人信服地歌颂了改革开放的伟业。如果没有中国零售业的开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节奏的变化，陶景洲不可能把贝纳通、麦当劳介绍到中国来。而以新浪、搜狐、当当、百度等为代表的一批海归互联网企业，让我国的互联网技术和发展与世界同步，甚至可以与雅虎、亚马逊、谷歌等一较高低。 在经济、社会、政策领域做出影响和改变的海归人物，都脱离不开中国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大环境。纪录片通过人物故事反映时代背景，通过小切口呈现大环境。这样打破传统叙事的操作方式，避免大道理的铺陈叙事，达到了生动且富意味的电视表达效果。 3、将当下观照寓历史纵深之中 纪录片《海归中国》视野广阔，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深刻关切当下。摄制组抵达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福特市雪松岭公墓，用镜头记录了中国海归第一人容闳的中文墓碑，以此掀开留学与海归的深远历史，并关注到严复、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邓小平等关乎中华民族觉醒、新中国诞生的海归留学生。 在纪录片里，人们可看到当代归国人员的多元化选择。他们的创新创业大到尖端科技，小到西点、魔术等等。他们创新创业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然而他们不断突破自我、追求创新、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在国外学习经历中磨练出的开放心态、敬业优势，正是转型发展中的中国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养分。 五集纪录片《海归中国》以独特的视角、精良的制作，回顾了几代海归影响乃至改变中国的故事，内容真实，令人感慨，发人深省。节目的推出恰逢其时，它站在国家层面，主动而为，用电视语言为人们诠释了什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做才能“报效祖国”。 （本文CCG综合《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研讨会资料及新华社、东方早报新闻。）
2014年7月24日 -
CCG应邀出席四川省人才工作专题研讨会并做专题讲座
《四川日报》2014年07月11日（记者 周前进）报道：7月10日，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范锐平主持召开全省人才工作专题研讨会，强调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把人才强省战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着力建立一支规模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为实施治蜀兴川战略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在会上作专题讲座，介绍国际人才竞争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新趋势，对四川人才工作提出建议。 范锐平强调，人才工作要从四川发展实际出发，围绕发展战略需要培养和储备人才，针对现实需要发掘和引进紧缺专业人才，立足竞争需要培养高素质人才。要在对未来、对现实、对潜在竞争对手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今后五年、十年四川重点引才目录，有针对性地引进人才。要建立反映人才价值的评价体系，树立靠业绩、靠贡献评价人才的正确导向，增强吸引人才的竞争力；创造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平台，创新模式精准吸引人才；形成人才流入的激励机制，建立与名企、名校、名院战略合作联盟，为长期的人才培养做准备；凝聚尚贤爱才的社会文化，大兴识才、爱才、用才之风，择天下英才而用之。 范锐平要求，要充分发挥党管人才的总揽作用，促进人才均衡发展。要形成务实管用的人才工作体系，登高望远编制人才发展战略规划。要遵循人才流动规律，打破各种障碍、破除各种约束，让人才流动起来，促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要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型。文章选自《四川日报》（2014年07月11日）
2014年7月18日 -
试答中国智库建设九问
6月25－26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联合承办的“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基金会等国际顶尖智库在内，来自美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法国、西班牙、韩国、德国等十多个国家的智库专家与会，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交流研讨。我们刊发上述会议的部分研讨纪要，希望能为中国智库建设浪潮带来一些理性思考与借鉴。 【一问】智库对当前中国为什么很重要？ 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我和我们的社科院同仁深切地感到，在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当中，我们社科院研究机构有很多地方可以发挥作用，前不久在一次习近平主席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有幸作了17分钟的发言，这个时间已经超时了，当时给我的时间是10分钟，我讲的内容涉及到了我们社科院做的四个课题当中的一些建议，我归纳起来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五条建议，很荣幸这五条建议都被中央领导所采纳了。 这说明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智库建设为国家提供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选择方案。 于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面对全球化，中国需要创新改革，需要充分扬弃优秀文化传统资源，但是创新变革与传统从来就是敌人，变革的道路异常艰辛，所以我们既要传统又要有改革，这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是全面系统工程，国家治理向社会回归，国家观念向社会观念转变，公民社会逐渐完善，公民参与意识增强，形成平面化、网络化社会体系，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平等，相互依赖，这样的国家治理格局对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和决策正确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大变革时代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最强声音。 此外，半官方、非官方智库机构是中国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体现，智库已经融入了国家开放平台，成为中国政策决策的一部分。在30年前不可能，当时只允许官方研究机构给政府建言献策。任何国家的制度都与本国政治密切相关，中国智库发展离不开国情，中国智库发展必须要有中国特色，务必处理好现实和历史关系，不能割舍历史。 聂永有（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将迎来一次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按照西方学者对于智库的界定，独立性和非营利性是两个重要的特征，我们发现如果严守这两个特点，中国智库可持续发展一定会受到很大制约，我们认为发展中国特色智库不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智库发展模式。以公共利益为主导，为政府和公共机构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智库视野，是我们目前关注的焦点。以社会经济组织为主要服务对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智库产业也应该引起特别关注。 智库产业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形态，我们认为智库产业要能够持续地发展，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和基础：充分市场需求是前提，具有多层次、多元性特点，包括政府和企业需求；竞争性市场环境是保障，必须有完善规则、公平机制；高质量专业化专业产品是智库发展核心；产业资本持续支持。智库产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智库主体自身形成无形资产，另外一种是推动无形资本转换，可以用于直接生产治理产品的配套设施，就是有形资本，这两种资本相互支持才能形成具有造血功能的循环机制。 李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我们判断中国智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主要的标志有两个，一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4月15日，对于智库做出重要批示，再就是党的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执行制度，是智库建设的根本保障。第二个，面对非常繁杂的国内外的形势，决策更加需要智库。 【二问】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在哪里？ 王荣华（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的含义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 第一个含义，决策咨询研究的重要责任就是要通过语言系统的转换，将理论研究成果转换为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者，做出有助于提升大部分社会成员福祉的公共政策，由此提升理论引用的应用价值。 第二个含义，指的是智库研究以科学研究、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知识和政策结合，如果方向和目标不包括科学，科学执政是空中楼阁，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甚至导致社会失衡。 第三个含义，智库研究应该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前瞻性，决策咨询研究的成果可以落地，转换为可执行可操作的政策，而且在制度政策设计上有一定合理性，要求专家重视实地调研，切忌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把智库变成了纸库。 第四个含义，智库研究成为专家学者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表明权利与知识相互结合的可能性、重要性。选择智库发展特点，符合推动科学民主决策内在规律的智库运作机制，对智库内在品质和外在影响，进而提升权利和知识的结合有重要意义。 李国强：对于中国智库的特色新型理解，要从中国基本的国家治理的定位来认识，尤其是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里面的内涵决定了中国智库发展的方向，智库与国家、与政府相统一，智库为公共政策提供服务。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智库最核心的特色的地方。 【三问】中国智库建设遇到了什么问题？ 潘世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我们在实践中也感到我们国家的智库存在着不少困难。比如，智库怎样找到最理想的组合结构？智库作为国家的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才能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我们对决策层的影响如何保持可持续的状态？我们的研究如何更好地贴近中国的实际，贴近上海的实际，同时又具有世界的眼光，体现世界发展潮流的方向？再比如，中国智库建设的总体规划、综合研判及战略分析能力的提升……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还仍然不适应中国迅速发展的需要，还不适应整个世界变化的需要。要破解智库建设中的理论问题，要总结智库的实践经验。 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目前中国虽然有1000多个大大小小的智库，但是水平和质量上堪称为世界级的是凤毛麟角。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先生说好的智库必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是独立性，不仅仅是财务独立，思想也要独立，这一点对中国智库很重要。发表的东西质量如何，决定智库的整个水平。他提出的三点确实是中国智库当前所缺乏的。 中国智库主要有三点不足。第一，战略性不足，提出的建议大部分是应对、被动的，有些事情拿出的时间、拿出的方式以及拿出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第二，操作性不强。第三，提出的方式不好，纵观全球智库，尤其是欧洲和美国智库的观点都是在智库早餐会、座谈会，包括研讨会发布，这些都是他们的提出方式，甚至是在一些国际的大场合。 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智库发展建设与国家安全治理需求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第一，中国智库建设的滞后性和国家安全所面临问题的紧迫性并不对称，客观地说中国智库存在相对滞后特征，表现在规模小、研究散、影响弱，总体上智库性研究机构的数量不多，无论研究人员、研究成果提供的产品，尤其是社会影响和政策影响都不大，包括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都存在滞后的现象。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紧迫形势并不允许智库建设还是按部就班进行。 第二，中国智库研究的反应性与解读性研究和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性和研究性不对称，国家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即使提出对策建议，也是学术化或者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中国智库研究的单一性和封闭性与国家安全对策的复杂性不对称，与国家现实要求相差太远。 王荣华：应该清醒地看到，同顶尖智库相比我们处于起步，国内智库在创新能力、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存在巨大差距，对社会产生积极引导的智库为数不多。 目前处于活跃状态的中国智库主要是四大类，党政军、社会科学院、高校和民间智库，在公共决策当中政策咨询服务向体制内智库倾斜，社科院、高校专业智库和民间智库没有充分进入公共决策的过程。一方面，智库的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难以有效地对接。另一方面，出现依附关系，表现为智库研究重在阐述性，缺乏创新性。 另外，智库发展专业化分工不足。目前智库在贡献新思想，提供有创造性的政策方案方面能力有限，针对性有效性、专业性不强。一些政策建议浮于表面，缺乏可操作性。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也严重滞后，一些研究人员把主要精力用于疏通各种社会关系，而忽略了精心钻研，极大伤害了智库专家声誉，决策者、社会有时候感叹真心想听意见，还真难听到有分量的意见。 【四问】真正的智库应该怎么建？ 王战：首先，积极发挥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与智库等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个富有创新性、实效性与前瞻性的智库，通过弥补政策之间的鸿沟，在促进国家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一是为智库提供新思想和新启迪，从事思想生产和提出新主张是智库新的功能，智库通过长期研究和分析，提出某种政策思想主张，并且反复倡导，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为政府所接受和使用。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多少，提供的政策建议被政府采购的情况等，是判断一个智库是否成功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标志。 其次，智库通过引导舆论、引导公众，促进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智库的专家学者大多数是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社会思潮发展形成趋势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智库与媒体关系，智库也需要媒体作为其研究成果的传播载体和沟通平台，智库通过媒体形成了其影响决策的社会氛围，从而为促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智库通过为政府储存和输送人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水平和素养。人才是决定智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智库也可以称作人才库。旋转门现象在国外比较普遍，在中国也在出现，比如说我们社科院为政府输送了很多官员，同时原先政府决策部门的官员退出政坛以后，找到在智库发挥作用的机会，像这样在政府和研究机构的人才流动越来越多。 第四，加强和推进智库自身建设，提升智库参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智库建设和发展仍然有巨大和空间潜力，应当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大智库自身建设，努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第一条还是邓小平讲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智库的创新能力，创新并不是一个可以孤立存在的东西，是需要有思想解放作为必要前提和基本条件的，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离开了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维，就不可能有创新，发挥创新功能的前提要倡导思想的解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重视学科创新与智库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像社科院的单位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你的研究有的是学理性很强的，甚至有的学问可能在世界上在中国只有一个人做，这样的人我们要鼓励，但是我们也更鼓励为社会的发展从事很多的咨询研究，智库建设要努力把握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特点，提升智库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点上海的经验，1970年代后期的上海和今天的上海简直是两个世界，如果说在各个地方政府中，上海什么事情做得最好？我认为是决策咨询，上海35年里做决策咨询的机构和政府始终保持了一种非常良好的关系。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集中力量好办事，政府高度集中，同时权力很集中，办事的效率一竿子插到底效率非常高，这个时候有好的政策没有问题，如果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和智库的建议，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实践可以考虑，研究可以向国际议题拓展。还有就是智库经费的独立性，我们需要鼓励中国的企业家改变他们对智库的慈善的观念，逐步转向对智库的捐赠，而不仅仅是对硬件的捐助。要加强国际合作，智库是很好的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不信任或者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智库之间的交往非常重要。 中国发展国际化智库，第一个要解决智库生存的基本问题，包括平等问题。中国现在到了鼓励民间智库发展的时代了，像在改革开放初期鼓励民营资本发展一样，中国民间智库未来有最大的发展和增长点。要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未来给民间智库提供更多的建言献策的渠道，智库可能是更大反映民间草根和来自不同社会的公民社会的更好声音，支撑中国政府做更好的决策。另外要有完善的智库的法律政策来营造有利的环境，还有明确民办非政府研究政策的法人定位。我相信未来的中国民营智库一定会获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的民营国际化智库也会由此而诞生。 齐晔（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我并不代表布鲁金斯的观点。我的理解非常简单，智库的角色就是进一步提高公共价值的提供，通过给这些决策者提供信息和咨询。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地给这些决策者提供重要的反馈和信息，更好地把公众和决策者之间的价值契合点找到。到目前为止，政府几乎是所有大智库的主要客户，这一点我们也需要审视。其次，我们需要意识到，通过提供公共价值，我们保证国家以及政府不会受到特殊利益群体的影响和绑架。我们在很多的民主国家，包括在中国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 智库全球化发展的挑战，怎样体现我们的公共价值？有的是共同分享的认同的价值，这之间可能有一些交叉重叠的地方，也是很多国家共同分享的价值，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分歧和冲突，怎样进行分析？你的这些客户就是政策制定者，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如果你的客户并不信任你的立场，他肯定不会相信你的分析，就会有问题。智库全球化的发展面临经费来源问题的威胁，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比如说政府的资助，或者是本地机构的资助，我们必须要开发新的经费资源来源，在座很多人我相信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所以我把这些问题提出来与大家分享，而不是告诉大家一些答案。 魏建国：下一步中国怎么才能利用最好时机加强我们的智库建设？ 第一，我比较赞成多元化，决策要多，我们不要让政府永远在一线上面，比如调价以及还有一些市政，让智库谈，最后由政府定，决策的多元化会让政府使得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第二，智库下一步建设分成6个字。 出招。这一点俄罗斯的智库比我们强，俄罗斯智库在好多重大问题上非常有远见，步步为营，很有战略目标。 解惑。智库对外谈我们的观点，谈中国的文明，谈中国的建设，要解惑。比如对西南的发展，我们战略方针是打开西南大通道，但有的智库提出把云南作为向东南亚发展的桥头堡。让你原来很明白的事情变成不明白，甚至是产生敌对的情绪。 指路。就是说，智库要拿出办法来。银行金融怎么做？比如前海，在这里需要哪些东西？这个指路是小政策，但是对人民币来说是大政策。再比如说，人民币的国际化要加强，但是人民币的国外产品不多，所以我们对这些问题要有很明确很深刻的看法。 李国强：关键要做好几个事。第一个，公共决策要将智库纳入体系之中，相关环节要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第二，公共政策咨询智库要包含多种功能，包括政策研究、解读、评估等等在内。第三，就是要建立适合于全面审核改革方向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第四，鼓励和支持民间智库组织健康发展。第五，建立全国智库协会性平台组织，要强调为民间智库搭建平台，提供渠道，让民间智库的智慧融于决策。第六，中国智库需要加强开放性、国际性。 【五问】如何提高智库独立性？ 宋晓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提高中国智库的独立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资源的配置方式方面，过去是政府一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现在市场主体发育起来了，社会多元化了，要由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使得市场出现多元化现象，有相同利益的主体有组织起来维权、自律，并进行相互协调的客观要求。这在发达国家工业化自然发育过程中很清楚。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要遵循。 政府在进行公共决策要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协调他们的利益关系，通过不同社会组织和相应的代表社会组织比如说研究机构去共同协商，这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来协商民主所应该包括的范围之一。关于智库的多样性与独立性。智库是多元化的，多样化的群体要求有自己的代言人，成立不同研究机构，所以多样性和独立性是并存的。不能提出统一要求，反而把智库的独立性抹杀了。要允许多元化存在，是客观社会表现和体现。如果不是，大家看着上面一个指挥棒讲话，这个成问题了。我们的社会协商，我们智库发出的声音就不会是代表不同群体的真正呼声、真正的利益协调，对话机制是政府回音壁对话，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财务独立和思想独立的关系。政府可以购买服务，可以交给社会组织，交给中介机构。政府自己办自己管的研究机构还是需要的。但为了智库的独立性应该更加培育民间的研究机构，政府更多地购买服务使得智库的独立性提高了，哪怕咨询智库是很小的智库，但是没有上下级领导关系，也可以说是一个契约关系，你出钱，我出思想。就是政府自己出钱办、自己出钱管的机构也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在中国2000年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是政教分离的，天子并不代表最高理论权威，这样才存在着监管和天子论是非的客观条件。领导人讲话句句是真理，怎么论是非呢？从执政的长远角度来看，如果有胸怀，给空间，就是自己出钱养、出钱办的机构给相对的独立性，才不会出现千人之诺诺。 要提高智库的独立性需要智库自身的努力。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围着一个中心指挥棒转，多元化社会阶层已经形成了，但是上层建筑转变有时候慢于经济建设转变，智库的行为还没有完全得到扭转。现在中央领导关注某个问题了，社会舆论关注某个问题了，智库就研究某个问题。浮躁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真正定位的独立性。智库是多样性、是分化的，但是每个智库要真正找到自己立根的研究方向，自己从长远真正代表好（某个群体）很不容易。不管代表哪个方面，部门和部门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当前和长远之间都有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都应该在宪法和相关法律框架下加以协商和研究。 【六问】民间智库怎么建？ 袁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中国的民间智库要从独立的数据建设开始，我在部机关时候负责处理信息，我们把一层一级的信息加以选择性的改编再报上去，每过一层每改变一层，到最后报的和原来不一样。和很多国家基础数据不一样，我们没有基础工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智库建设目标是从调查数据开始。从零点开始调查，要建立独立数据收集体系，高度实效性数据收集体系，当然这不够。即使行政数据系统有一定价值，多元数据要互相印证。 要勇于发现各个利益集团的立场，同时要争取呈现多元利益集团的立场。很多人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天然地代表老百姓的利益。我们每年有对比，我们选择若干项政策，让典型校园和科研机关知识分子、生意人、商务精英，与普通老百姓对公共政策的立场进行测试，我们发现离普通老百姓立场最近的是生意人。知识分子是特殊的利益集团，知识分子利益集团以为代言普通公众，不见得是这样。公共政策没有绝对超然的公共政策，公共政策一定是利益集团博弈的产物，是说清楚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是什么。所谓的独立是我们试图均衡充分地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而不是说抽象的代表是反映了所有人意见，或者反映资助人意见。 独立机构忠诚于它的方法论。我第一次访问兰德的时候，在他们3000多名研究人员中间，他们有800多位是数学家，还有三四百位是科学家，还有经济家等，也让我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非常重视科学方法，现代数据技术，包括模型的建设方法论的建设，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主张一个观点，我们是忠实方法论，用这样的方法论和这样的方式产出结果。我们今天讲智库建设的时候，我们更加应该忠实于大家共识的方法论，结果不应该以个人强烈主张的立场或者观点，或者以应有的经验作为判断问题的出发点。 王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在中国，民间机构的安全很重要，安全跟独立之间的关系是权利边界的问题，我们要调查真实情况，在过程中要保护调查者的权利，保护他们的隐私，因为他们向我们提供真实的数据会受到地方官员的骚扰。政策的建议必须是善意的，必须是积极性的，尽可能和政府方面进行多方面沟通。独立性很重要，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安全，牺牲了哪一项民间智库都难以发展。如果想要让智库真正发挥影响力，必须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同时要学会和各方面的沟通能力，如果不能得到采纳也不要着急，因为很多的改善是需要时间的。 王海明（中国金融论坛秘书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高层领导尝试在独立智库建设方面做出努力。我对独立智库的当前发展有些建议。 第一，拓展独立智库和决策层方面的沟通管道。虽然我们还比较畅通，因为研究成果和研究会质量非常高，而且很多成果获得高层批示，获得了很大影响。 第二，把专业作为突破口。政治和社会问题很复杂，独立智库进入这些领域不具备特别优势。很多问题很敏感，不太方便说。我们有100场闭门研讨会，畅所欲言，保证研讨会质量；同时有30余项课题，这些课题很多得到广泛的认可；我们出版周报、月报，包括评论双月刊有20本书；以及建立微信、微博体系，通过各种渠道扩张我们的影响，实际效果非常好。 第三，智库的独立性是以研究质量作为竞争标准的。研究质量是智库立身的根本。 第四，独立智库可以拓展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我们每年跟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NIR等等交流，对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交流产生了很好的作用，为中国国家软实力加分。 【七问】地方智库怎么建？ 叶青（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地方智库经过30年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进步非常突出；当然，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些问题与各个层次的智库存在的问题是一致的，还有很多比较突出的问题。 首先，分布问题。中国地方智库除了上海、北京大型城市以及沿海发达省份之外，很多地方的智库规模比较小，实力比较弱，定位也不够清晰，特色也不够鲜明。 第二，地方智库整体投入是不足的。 第三，智库转型也不够彻底。以地方社科院为例，近几年来也在转型，但是它的脸转过去，身体还没有转过去。所以很多理念性的东西、机制性的东西没有调整到适合智库要求上来。 第四，人才储备不足。特别是作为欠发达省份地方智库在人才获取方面面临很多问题，很难吸引高层次人才介入。 第五，研究方法比较传统，信息不畅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方法没有得到解决。 第六，成果转换不高，影响力不强。地方智库目前比较注重领导批示，材料报上去领导批示以后往往很高兴，束之高阁，至于以后产生什么影响不是他的问题。 最后，地方智库全局性研究不够，缺乏宏观视野，更缺乏国际性眼光。 地方社科院要肩负起自身的使命，首先要实现自身的转型。 【八问】高校智库应该怎么建？ 沈固朝（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首先谈大学智库角色定位的问题，大学智库一般直接或者间接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智库性质的决定不完全取决于经费来源或者政府的支持，关键在于能否做出客观分析和判断，掌握全面而准确的信息，转换为决策所需要的知识。在这个方面来说，智库的建议和信息究竟是服务于决策还是服务于决策者？服务于定政策阶段，还是服务于评策全过程？提供咨询能否有一定机制保障？能否监督？ 大学智库在运作模式上可以多参照国外比较成功的方法，比如独立的人才观念权，独立设置课题的权利，多一些同行评议，少一些政府部门的审核。因为决策高风险导致了政策的高难度，因而需要有扎实的理论研究、细致的妥协和对问题的准确预判。大学智库有三方面的优势，一个是人力资源和学术资源的优势，第二是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可以推动多学科的研究，第三是可以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 注意三足鼎立，统筹安排好基础研究和长效跟踪课题的研究。不偏废学术理论和基础研究的同时，重点对于应用型对策研究。鼓励应急性对策研究和横向课题研究。 加强智库之间的多学科系统，因为跨学科的配置研究人员是国外大学智库特点之一，在这方面机制研究上面很多著名的智库都是采用学科知识与研究课题相结合的举证的方式，纵向主管把所有研究人员按照知识学科技术分类，横向按照课题研究的要求组织，既符合智库有效管理，又符合智库需要多学科专家共同协作的特点。 谷曙光（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副处长）：各个省市、各个高校都在制定本学校怎样推进智库的建设的规划，我有一个忧虑，我也想对目前方兴未艾、蓬勃建设的智库泼冷水，中国搞建设往往一窝蜂，喜欢搞重复建设，并不是所有高校研究机构都要搞智库建设，我们要特别警惕重复性的、低水平的建设。以我们人民大学来说，也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学术研究和智库成果之间怎么对接？包括学术、教学和资政之间冲突如何缓解？我们曾经在5月份对全校教师做了关于智库调查的问卷，教师看法非常不一样。中国大学智库建设与其他类型的智库建设相比，应该有鲜明特色，应该做到三个结合，一个是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第二个是智库建设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第三个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紧密结合。 【九问】全球智库发展趋势如何？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智库发展有两大趋势。 第一大趋势是国际化，通常表现为财力雄厚的智库在空间的延伸扩展，他们有能力和意愿把自己的触角伸向距离遥远的地区，而通信技术的进步大大便利了发展，这种国际化的趋势仍然是反映了西方智库的强势地位，同时他们还能够借其他国家的力量来为其所用。 第二大趋势是网络化，是不同智库之间形成了更多的联系合作，跟全球治理有关系，全球治理要加强又需要不同国家的智库走到一起来，这种网络化更多反映了各国智库之间相对更加平等的地位，这种趋势反映了新兴大国力量的上升，他们所主张的思想也会随着过程进一步发展。中国崛起的过程也一定是中国智库崛起的过程，这个势头正在展现，我相信会进一步发展，最大的挑战是在非常浮躁的急功近利社会氛围下面，真正把中国的智库办好。 王战：要加强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我们要为中国的智库发展拓展国际空间。一些国际知名智库为了确立自身对国际问题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大多采取开放政策，坚持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理念，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政府、社会、民间共同发挥作用，特别是要借助智库成员广泛的人脉关系，以及敏锐而独特的对国际问题与形势的驾驭能力，开展高层次的人际传播与交流。智库既是政策研究机构，又是对外宣传机构之间业务交流和政策协调的平台，更是对外传播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的交流使者。要加强智库理论研究，探索现代智库发展的规律。紧跟国际智库发展趋势，以智库研究引领智库建设，在智库建设中形成智库的理论成果和人才，反过来推动智库的实践发展。所以我们智库中心不研究其他问题，是专门研究智库本身的应该怎么发展的。我们希望建立与国内外重要智库联系，打造智库研究平台，努力成为智库的智库。■ （本文根据“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国际研讨会实录整理而成，有删减。经主办方授权刊登。）
2014年7月10日 -
大时代召唤“海归中国”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电视片讲述“家国情怀”引发热评
自1978年开启留学大潮至今，已有超过300万的中国学子去往世界各地求学，他们中，有超过150万人在学成后回国投身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在一些领域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创新转型发展。眼下，以这一海归群体为主角的电视片《海归中国》正在东方卫视、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播出，引发广泛关注。 《海归中国》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制作。前五集为纪录片，多视角地展现了海归群体的生活以及对社会建设的影响；后五集为人物专题片，摘选了经济、社会、科技领域的多位杰出海归代表，讲述他们的人生故事、家国情怀。 看到国家与时代的命运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中国证券市场开拓者之一高西庆、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等代表人物，走进了《海归中国》。通过他们的故事，观众看到了国家与时代的命运。在纪录片第一集中，通过徐小平的海外求学、打工之路，映射了改革开放不久后的中国，如何小心翼翼地关注着世界。第二集中，张亚勤和1号店创始人于刚的经历，则与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紧密相连。大时代的进程和人物的酸甜苦辣交织在一起，《海归中国》透露出浓浓的人情味儿。 《海归中国》纪录片、人物专题片播出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位赴美留学的学生在观看纪录片后表示，在前辈的激励下，会有更多留学生学成后回到祖国，实现自己的梦想。“从《海归中国》中这些老一辈留学生身上，我看到了面对困难的坚韧与不懈的奋斗，以及对于故土的热爱与责任，也坚定了我回来的决心。” 抓住海归创新创业主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是纪录片《海归中国》总顾问之一，他所在的智库也是《海归中国》电视片的主要策划合作方。他认为《海归中国》以全景化的方式，生动地反映了留学生回国的大趋势以及当代海归的风采，拍摄非常专业，抓住了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的主题。 《海归中国》也激起王辉耀对自己30年前留学经历的回忆。他将自己这一代老海归的留学经历笑称为“洋插队”。与现在相比，当时的留学生涯十分艰辛，除了要面对学业与生活的压力，还要克服精神上的孤独。《海归中国》恰恰向人们展示了海归们的百味人生，以及面对困难的不懈奋斗，催人向上。在王辉耀看来，这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 1992年，在国外生活了10年的王辉耀决定回国，创办企业、担任跨国公司高管、做大学教授、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和2005委员会、担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这些年，王辉耀一直在寻求着新的突破。在他看来，不断突破自我、不断追求创新正是海归们在国外学习经历中所培养起来的一项优点，而这一点恰恰符合中国的发展新趋势。 在王辉耀看来，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拐点，回国的潮流可能会超过出国的潮流。而国家的命运，也因为国人的自由流动与自主创造，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上海广播电视台非常有眼光，高水平地制作这样一档精良的节目，契合了时代的大需求，很有现实意义。” 附：五集《海归中国》电视纪录片解说词： 为纪念邓小平在1978月6月23日宣布恢复派遣留学生36周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独家智库支持，并与上海文广集团联合策划，在上海卫视新闻综合频道和东方卫视，连续播出了由SMG电视新闻中心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受到了海归精英、国际人士、留学生、大学生和众多观众的热烈反响，填补了首部描写正在活跃的海归精英的纪录片空白。 第1集：风起。 本集将重点关注现代观念的启蒙者，案例包括：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放弃海外优厚条件，全职回国的一流科学家施一公，饶毅等。 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中国与世界从未如此亲近，海量而多元的世界文化随着人的自由流动而竞相绽放，在碰撞中熠熠生辉。曾习惯于旁观的中国人，自在自信，大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开放，使中国参与全球化从一马当先，到万马奔腾。 留学，起源于探索新知，开放的时代赋予了中国人更多选择的权利。 海归，梦回到大爱故土，每一涓细流终将汇入汪洋，推动中国浩荡的历史宏篇。 漂去归来兮 哈佛大学桑德斯剧院，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剧院之一，19世纪以来，包括温斯顿·丘吉尔，西奥多·罗斯福，马丁·路德·金等许多名人都曾站上桑德斯剧院的舞台。今天，一年一度的哈佛中国论坛即将在这里举行。 19岁的高秋秋正忙着登记嘉宾，分发会议资料。高秋秋是哈佛学生会的工作人员，一位来自中国镇江的留学生。 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高秋秋：年少的时候就想多出去见见外面的世界，而且美国是世界公认的强国，发达国家，去看看他们的经济、文化，以及美国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社会。 一年前，高秋秋来到哈佛大学，成为一名大一新生。而事实上，与她同年赴美就读的中国学生共有二十三万人，中国已经连续第五年成为了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地。当今全世界每100名国际学生中，就有17名来自中国。 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高秋秋：其实我发现我到了美国之后更爱国了，属于这种远离家乡，会有归属感，觉得自己的国家确实，在美国这里也会受到认同，人家听说你是中国来的，会说，啊，你是中国来的，这种比较积极的反应也是由于中国各方面的实力在增强。 哈佛中国论坛始自1998年，至今已举办了十六届，每年论坛都会邀请社会名流与学生交流中国相关的话题。4月19日下午，论坛的几场主题演讲同时进行，最大的一个报告厅里挤满了观众。台上的这位演讲者，让在场的中国学生倍感亲切。 徐小平，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他被称为留学教父。经过新东方的外语培训、考试辅导、留学咨询而出国的学生有多少，恐怕徐小平自己也数不清。但今晚，这位留学教父和学生们所说的内容，似乎有了些许不同。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如果你要致富，如果你想要改变世界，那就回到中国去，我重申我的观点。 30多年前的徐小平，也曾和台下听讲的高秋秋们一样，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渴望游历世界。但在徐小平年轻时，没有人可以成为他的留学教父，指点他的人生。在那个年代，出国还是个极为稀罕的字眼，留学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那个时候78年我22岁了，我有一种深深的绝望，就在想着看见工厂的工人，22岁工作，25岁结婚生孩子，了此终生。所以当时我 是走投无路才觉得出国是一条路，所以我后来的代表作是这样说的，山穷水尽疑无路，出国好像是阳关，两只皮箱一个梦，雄心壮志离家园，离家园离家园，谁知留 学的辛酸。 留学：开启民智 留学这个清朝末期才出现的名词，曾经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伴随着一批又一批留学生飘洋过海，古老的国度逐渐打开大门，放眼瞭望世界。在中国的近代和现代史中，百余年的留学史成为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留学生中的归国群体，则被形象地称为“海归”。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中国海归发展史一般都追溯到1872年，当时容闳组织了120个留美幼童去美国，第一批人里面出来了很 多有著名的人物，比如我们大家知道的，像第一个铁路工程师詹天佑，他也是欧美同学会的发起人，像第一个民国的交通总长梁敦彦，第一个清华大学（北洋大学） 的校长蔡绍基，也包括第一任民国的总理唐绍仪，这个对中国的现代化和近代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里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福特市的雪松岭公墓，这里埋葬着4届奥斯卡影后凯瑟琳·赫本，著名银行家J·P·摩根等美国名人。在一众英文墓碑中，这方汉字写 就的墓志铭显得与众不同。墓碑下长眠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海归第一人，容闳。这位1854年从耶鲁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中国人，回国后极力推动政府打开国门，迎 接现代文明。 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巴斯蒂：为了开启民智，需要有人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外国的科学，然后回来教化人们，让国家重获生机，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二十世纪初，中国掀起了大规模的留学浪潮，严复，孙中山，黄兴等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成为了这一留学浪潮的组成部分。这是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觉醒的 重要标志，直接为辛亥革命做了人才和思想舆论的保证，而在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邓小平等等年轻的海归留学生，以超群的智慧和热诚促进了 共产党的创立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造就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我觉得邓小平可能是在近代中国很有幸有这么样一个伟大有远见卓识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我觉得他这种务实的 精神，他的这种国际视野和他当时在欧洲包括在苏联留学这五六年的经历完全是密不可分，改革开放的政策里面，第一个政策就是恢复高考，这个直接跟人才有关， 开放这个政策他第一个提出来就是派遣留学生。 要成千上万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 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邓小平的这一番话吹响了中国学生走向世界的号角，迎来了中国历史乃至 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留学大潮。 北京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邓小平同志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确实我们在78年刚刚开始要改革开放的时候，对外界的世界了解的是 不够多的，但并不能是照搬国外的经验，但是发达国家的一些政策，一些技术，一些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开开眼界，中国人讲行万里 路，读万卷书。 这是1979年2月美国乔治敦大学的校报，头版标题是“欢迎首批来自中国的朋友”，标题上方的照片则是1978年12月27日，首批52名中国公派赴美的访问学者飞抵华盛顿杜勒斯机场的合影。当年39岁，来自清华大学的赵南明就是其中的一位。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明：一到巴黎机场就要转机，人家来来往往的人都觉得这一批人好像外星人一样，因为在当时你找不到两个人的衣服是完全一样的，可是那时候 中国黑压压的除了几个女的，女的衣服也是一样的，其他我们四十多个人的衣服全是一样的，而且箱子什么都是一样的，就很奇怪的，这个也是我们等于打开国门第 一个感觉。 经过在乔治敦大学短期、高强度的英语培训，五十多位中国留学生星散全美。赵南明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系学习。不平凡的八十年代，成为了中国人再次放眼看世界的开始，而这些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留学生，也成了外国人打量中国的一个窗口。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明：那就围着我问了各种各样非常可笑的问题，就问你们的太太是不是配给的分配的，你们比如到外面去旅行是不是要路条。 欧美同学会执行理事李雷：居然有同学过来问我，你们现在中国还梳辫子吗？ 原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八十年代我到德国时候，我们走在街上，后边经常传来一个声音，你看你看日本人，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回头说我们不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 重新打开国门的中国人，小心翼翼地注目着阔别已久的世界舞台。这个舞台异彩纷呈，五光十色，先进的科技、文化、思想观念，冲击着国人闭塞已久的大脑神 经。而在国内，恢复高考，鼓励留学，尝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举措，大大释放了中国人的活力，年轻的梦想开始迸发。 欧美同学会俄罗斯商会会长周利群：当时我正在大学读书，大学校园里学习外语的空气非常浓厚，有外语角，外语俱乐部，不光是青年学生发奋学习外语，青年教师也同样如此，那个时候大家议论的如何托福考试，如何出国留学，如何到国外学习，所以热潮相当浓厚。） 中国宽带产业基金董事长田溯宁：我们没有太多主动的东西，22岁的人就是赶时髦。 1985年，中国政府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十二字方针，并且放开了自费留学的政策限制。一场史无前例的出国热潮席卷全国，第二年自 费留学的人数就突破了10万人。1987年，已经接近而立之年的徐小平，毅然放弃了北大团委的教师工作，踏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当时我到了旧金山马上就转机去纽约，所以夜里到的，东部的一串一串的灯光，大片大片的，我的印象当中有一个多小时，也许错觉，也许是飞机在盘旋，一个多小时灯光就延绵不断，那叫璀璨的文明之光。 被满目的璀璨灯火和摩天大楼震撼之后，徐小平很快就从兴奋中冷静了下来，开始面对无依无靠，独自奋斗的留学生活。 电影《中国合伙人》中的在餐馆打工，被人呼来喝去的孟晓骏，正是当年徐小平的真实写照。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1980年代绝对没有一个人说没有打过工，没有送过餐，洗过碗，端过盘子，或者到洗衣店里去。我们这一群人，我的群体都是大学 生，1977、1978的大学生，天之骄子，出国了一下子又打回了原形，心理上受不了。我还是迅速地调整过来了，我卷起捋子就洗碗了，我要成为华盛顿最有 名的洗碗工。 多年后，这段打工洗碗的经历，成了徐小平给学生演讲常常引用的经典段落。现在的孩子们很难相信，中国曾与西方世界在物质上存在多么大的落差，而每一个中国留学生踏上彼岸的路，都起步于追赶和挣扎。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我在那儿洗碗，我最大的快乐之一，就在算我一小时四美元，工作八个小时50美元，50美元当时的汇率是1比6，那就是300人民 币，我在北大是挣120块钱，那等于我一天工作确实是我在北大将近三个月的工资。我在那边切菜洗碗的时候，透过迷雾和洋葱刺鼻的味道，我看到的是祖国的前 途，人类的命运以及我明天的早餐。每一个打工者都想拥有自己的餐馆，每一个餐馆老板都想拥有连锁餐馆。正是这种欲壑难填的人性，加上我们的规范，形成了文 明的永恒的动力。 2014年3月31日，斯德哥尔摩音乐厅里正在举行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的颁奖典礼。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将2014年爱明诺夫奖授予了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 施一公教授，以褒奖他过去15年运用X-射线晶体学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47岁的施一公是爱明诺夫奖设立35年以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科学家。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如果细胞就是一分二，二分四的话，它会长成一个大肉球，但是人出来的时候，是有组织有器官，有头有眼，一定是有些地方 的细胞已经消失了，这个消失的过程就叫细胞凋亡。癌症最后之所以能够把病人杀死，就是因为它的细胞该凋亡的时候不凋亡了，现在你想办法，如果把细胞凋亡的 机理研究清楚的话，你就把癌细胞，把阻止凋亡的这些因素去除，通过药物分子，通过其他手段，癌细胞也就凋亡了，这样癌症就治好了。 1985年，施一公以全国数学联赛一等奖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而在填报专业时，他并未选择自己爱得死去活来的数学，而是投身当年刚刚建立的生物系，成为了清华生物系第一届的本科生。而当时生物系的首任系主任，正是不久前从美国归来的赵南明教授。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他谈到了在伯克利访问的时候看到，他告诉我们没想到在国外分子生物学已经是进入每一个实验室，没想到在美国这个社会， 生命科学占的比重会如此之巨大，他觉得不可思议。赵老师当时就跟我们讲国际的大趋势，他觉得清华大学如果想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如果想培养适合中国发展将来 的一些人才，必须恢复生物系，必须有生命科学，有一流的生命科学。 1989年，施一公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准备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留学深造。其时的中国，出国留学的热潮升温不断，尤其是在北大清华这 样的顶尖高校中。自1978年第一批公派赴美留学生起，之后的二十年间中国公派留学生多达45万，但学成回国的只有13万。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明：因为我们这个生物系成立了以后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们连续近20多年我们差不多都是清华招分最高的，也就是收集了一批尖子学 生，结果我们出国比例也是最高的，所以当时就面临一个问题，说我们中国人民用钱培养了那么多人，结果都到美国去了，为美国服务了，觉得你这个系路线是不是 有问题。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留学生当年的美国梦是什么?就是拿到一个学位，找到一个工作，然后买房买车，把父母接到这儿过，这是那个年代豪华的奢侈的留学梦。 1995年，经过多年的打拼，徐小平已经在加拿大定居，有舒适的住房，稳定的工作，携妻子和一双儿女，生活安逸。但那一年的九月，一位相识20年的老朋友从北京来访，打破了徐小平内心的平静。他是徐小平在北大时期就结识的死党，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聊他在北京做什么，我记得当时有两句话特别难忘，他说这么多年，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第二个我说你这么有钱，你还缺什么·老俞深更半夜在我家里就两个人，他说还缺少一点崇高感。 曾经委身于简陋平房里的新东方，在九十年代中期已经从几十个学生的英语补习班，发展成一年营收过千万的英语培训机构，那个因为私自办学而被北大除名的英 语教师俞敏洪，也成为了京城乃至全中国家喻户晓的企业家。教师下海经商，私营企业致富，创业的洪流席卷而来，变革中的每一个个人都看到了机遇。九十年代的 中国因市场化改革而充满活力，也向全世界发出了积极的信号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我觉得有个比较关键性的分水岭，就是1992年的时候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 邓小平当时说要想做贡献还是回来好。当时其实在国外确实是衣食无忧的，我已经做到跨国公司高管，已经做到政府的首席商务代表，已经都是很好了，你好像突然 发现你能够看到你的五六十岁的过程，起伏不大，因为他都建的差不多了，基础设施什么都建的，发展都是很平稳了，没有什么太大的变革或者说大的发展或者大的 机会，在中国不是这样。 1996年，出国九年的徐小平回到了北京，同时回来的还有好友王强，放弃了美国贝尔实验室7万美元的年薪。他们与北大死党俞敏洪一起，开创了英语教学， 考试培训，签证咨询的全套上下游留学服务模式。每年数十万大学生的留学梦，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语教育市场。中国快速向前的国际化步伐，让新东方进入 了腾飞的时代。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崔大伟：我想他们是被中国的国内市场吸引回国的。他们看到了美国市场的规模，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许多的人才都身 处其中，股票每天都震荡变动。但如果你是第一批回国的人，在中国率先创业，那就可以在国内市场取得一个巨大的先手优势。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了中国第一支实现海外上市的教育产业股，占公司百分之十股份的徐小平也成了“中国最富有的老师” 之一。在这个古老国度崛起的时代，每一个追梦的人都能看到属于自己的机遇。伴随着香港回归、中国入世，伴随着申办奥运，迎接世博，直至创办自贸区，而这方 日益炙手可热的故土，以其充满魅力的神采，召唤着大洋彼岸闯荡的游子。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我说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回到中国去寻找你的人生，不一定，但是你认清楚怎么来实现自我，哪里最需要你的能 力，你的能力在哪里能够最最大放光芒，你在哪里放了光芒你觉得最得到了人生的光宗耀祖。毫无疑问，我当时在哈佛我并没有说毫无疑问那是中国，我可以说毫无 疑问在中国。我说你们想一想，然后我就唱乡村小路，带我回家，回到属于我的地方。 万 钢 2001年回国 先后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科技部部长 李彦宏 1999年回国 开创中国现代搜索引擎“百度” 田溯宁 1995年回国 将互联网主架构带回中国 陈 竺 1989年回国 先后出任卫生部部长，欧美同学会会长 高西庆 1988年回国 起草“中国证券市场白皮书” 林毅夫 1987年回国 创立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我们如果不开放，我们不了解世界，然后如果闭起门来容易井底观天，丧失很多的机会，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必须深入了解自己，然后才能放眼世界，这样我们才能为国家，为社会的进步真正起建设性的作用。 为什么是施一公 就在新东方海外上市的2006年，清华大学的校园里传出了一条爆炸新新闻，将有一位重量级的海归科学家回到清华，他就是清华生物系的第一届本科生，施一公。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李文奇：施一公老师他就是我们学生物学生当中绝对的一个大牛，他的名字，饶毅老师的名字，鲁白老师的名字，这一些都是当时在我 们看来以前江湖上传闻的大侠的那种人物，如果能来到这样的一个实验室学习工作，那自己也是一个荣幸，即使出国也很难找到这样的实验室。 光影婆娑，洒落在著名的普林斯顿阶梯上，这栋始建于1746年的建筑，见证过无数科学家的人生历程。爱因斯坦，阿兰图灵，冯诺依曼，约翰纳什，这些传奇的名字都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而这里，也成为施一公留学美国18年的顶点。 普林斯顿大学原分子生物系系主任Tom Shenk：我们很乐于招募年轻的学者来到普林斯顿，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在像施一公教授那样年轻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我们觉得招募年轻人，可以让他们在普林斯顿获得成长，做出成就。当然施一公教授在这里做出了巨大的成就。 1997年4月，尚未完成博士后课题的施一公，就被聘为普林斯顿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次年，他创建了自己独立的实验室，开始对细胞凋亡机理的研究。 2003年，36岁的施一公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四年后，成为终身讲席教授——这是普林斯顿大学最高级别的教授职位。 普林斯顿大学原分子生物系系主任Tom Shenk：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晋升体系，是建立在对学术成就的评定基础上，取决于你与众不同的贡献，对学科领域的推动。当然施一公的成就非常卓越，而且用了非常短的时间，所以他在普林斯顿的体系中获得了快速的晋升。 在普林斯顿，施一公每年可申请上千万美元的研究经费，学校资助他购买了500平米的花园别墅，妻子在国际制药大公司工作，一对龙凤胎儿女享受着快乐的美 式幼儿园教育。这几乎是所有留学生“美国梦”的极致，但施一公却在一夜之间舍弃了这一切。2006年施一公回国参加生物年会时，遇到了当时清华大学的党委 书记陈希。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他以前也见过我，就说要请我吃饭，中国人在饭桌上谈一点事情，我觉得很自然，结果吃饭的时候没想到他就突然提出来：一 公啊，赵老师现在已经60多了，你在美国出去时间也够长了，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回到清华来，全职在清华，你可以在普林斯顿兼职。当时我心里挺激动，因为其实 挺想回来的，每次回国的飞机上都很激动，因为要回国了。每次离开中国的飞机上都很惆怅，因为觉得自己还是旁观者。 回到普林斯顿，施一公准备关闭实验室，全职回国，这一决定不仅让普林斯顿大为震惊，更是轰动了全美科学界。当时美国获得理科博士以上学位的，五分之一来 自中国大陆。而自2000年起，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只有十分之一选择回国。从钱学森，郭永怀时代之后，就几乎再没有已经获得终身讲席教授的 学者全职回国。 普林斯顿大学原分子生物系系主任Tom Shenk：施一公对于普林斯顿的科研具有非常大的积极影响，他的成就十分卓越，他是我们学院中一位非常成功的科学家，所以我其实很不愿意让他离开。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明：他当时回来的时候要把他的房子卖掉，那时候正好美国金融危机已经开始了，房地产正在下跌的，而且他还拿了一个休斯基金，五年里差不多一千多万美金，所以一般人，包括美国的教授都觉得施一公疯了，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他放弃就回来了。 2008年，施一公全职回到清华，出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回到了他求学人生的起点。上任伊始，施一公意气风发对学院进行体制改革，废除教授终身制，按照国际标准设立教师评估和晋升体系，并相应重新调整研究项目和研究经费。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地震。 清华大学教授赵南明：人事的改革就要牵扯到有一些人的利害，说白了你不够水平的你就不能当相应的教授的位置，就是这个所谓的铁饭碗，这是我们多年的弊 病，就是把国外的试验觉得是成功的，终身教职，要根据无论从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教授，都是要严格的进行评估，不行的就要淘汰，这一步改革我觉得是他在清华 开了一个头。 回清华第一年，施一公大多忙于“招兵买马”，他面试了60多位教授、副教授候选人，聘用了22位年轻学者加入了清华团队。施一公计划，在未来5至10年中，聘请100位以上独立的实验室负责人。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我觉得我可以把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带进来，可以大量地招聘国外一流的人才，因为大学之大，不在大楼之大，而在大师之 大，清华目前不是世界最好的大学，不是因为我们缺少楼房，缺少一级设施，是我们缺乏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清华工作，如果你把哈佛大学的著名科学家都叫到清华 来，清华昼夜之间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了。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我一直在希望招聘别人比我好的人，不能说你是怎么样，招的人只能为你工作比你差，这是不对的，你一定要想办法，在不同的方面或者全面，或者在某个具体方面比你好的人，你要想办法请人家来，支持人家帮你做工作。 饶毅，世界著名的神经生物学家，也是施一公的好友。在施一公全职回到清华前不久，饶毅接受了北京大学的邀请，从美国西北大学全职回国，出任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和施一公一样，饶毅也从人事制度入手，大力推行院系体制改革，但没想到，国际通行的做法却遭到了不小的阻力。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坐在那里议论中国的教育，每个人都可以批评中国，可是我们马上就来做，做个事情，做的时候每个人意见都不一样，意见不一样没关系，我 们探讨。可是很多老师只要你跟他的意见不一样，他就最后一个东西都不改，所以经常会讨论完了以后，最后一个事情都没有改，这就是错的。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归参与到中国的改革大潮中，“政策优惠”的吸引力对于海归精英来说，已经趋淡。他们的困惑和期待，早已跳出自身专业的狭小天地，正聚焦于制度的创新，以及整个外部环境的改善。 在施一公的改革推动下，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从只有40多个独立实验室增加到了120多个，他领衔的实验团队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级 的期刊上，也发表了数量惊人的13篇论文。在施一公看来，现在清华实验室的总体水平，做科研的深度、系统性等，已经全面超过他在普林斯顿2006年鼎盛时 期的水平。更多的关注，伴随着更多的压力，席卷而来。 也曾水土不服 2010年，施一公和饶毅在《科学》杂志联名发表文章，批评中国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和科研文化问题。文中指出，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 并没有对中国科学研究起到应有促进作用，现行的科研体制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发展，所有科研经费必须基于学术优劣分配，而不能依赖私人关系。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我觉得无论我也好，无论饶毅也好，无论任何一个优秀回国人员也好，我们回国的目的不只是适应，也是改变，如果回来就是为了适应的话，不如不回来，你要把国外的一些好的东西，好的文化，好的科学技术，好的思维方式，好的体制带回来。 文章发表后影响巨大，国务院责成科技部等多部委书面报告，作出回应，对科研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开展调查。而与此同时，施一公的名字也越来越多出现在各种媒体的风口浪尖中，各种争议声不断出现，有人质疑他回国的真正目的，有人质疑他的年薪收入，甚至有人质疑他的中国国籍。 2011年，施一公和饶毅在当年的中科院院士评选中，双双落选。 清华园以水清木华，环境优雅闻名。酷爱跑步的施一公，学生时代曾是清华大学竞走记录的保持者，而现在的他，只想在汗水中暂时释放一下压抑的神经，然后继续，坚忍向前。 落选院士后，饶毅曾撰写博文，为施一公鸣不平。痛斥在院士评选中，重视的不是学术水平、贡献大小，而是“在有些人面前低头排队时间的长短”。饶毅宣布终身不再参选院士。 北京大学教授饶毅：我觉得我们的科学研究水平，我们的教学水平要提高，这是我们具体做的，我是觉得在体制，在文化上，也要有益国家往好的方面走，吸收国 外好的经验，在整个文化上我们科学界、教育界应该是更阳光的一个社会层面，让科学界和教育界更阳光，也是对社会向阳光化走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海归回来必然可能带来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技术，新的理念，这肯定跟国内原有或者传统的东西是 有碰撞，但是我们何尝不是在这种碰撞中进步的呢·我们提的建议，或者说我们创新创业，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对中国海归来讲，他们的关键性的作用是应该推 动继续改革，继续开放。 归终要担当 一年一度的美国科学院年会，至今已是第151届，大会颁发的院士荣誉，旨在向全球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表达认可与尊敬。两年前落选中科院院士的施一公，今年被推选成为美国科学院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双料外籍院士。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海归应该为中国做什么，其实就一句话，海归要为民族复兴不遗余力做贡献，海归要敢担当，要敢挑大梁。 在新东方大获成功后，功成身退的徐小平创立了真格基金，为海归创业者提供资金和咨询帮助。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中美之间的距离，我说从波士顿去硅谷的距离，要比从北京去硅谷要远得多的多，因为中国的崛起，即使有雾霾笼罩着北京，但是我觉得有远见的人能够看到一个晴朗的明天。 溯源自百多年前的19世纪中叶，兴起于改革开放的1978年，中国的留学大潮已经将超过300万莘莘学子送往世界各地，而带着现代文明和多元文化，先后 有一百五十万海归回到这个古老而年轻的国度。他们的人生际遇或许不同，但他们一路拥有的机遇、挑战、挫折、启迪，都是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曾经或者正在遭遇 的。他们传播新知，种下梦想，但启蒙的种子能否茁壮生长，引领变革，还要看脚下的这一方土壤，和这方土壤上的每一个人。（编导：刘晓青 邢 维） 第2集：潮涌。 本集将重点关注风起云涌的海归创业潮和创业者。案例包括张亚勤、沈南鹏、田溯宁、于刚等海归创业家。 国外有个雅虎，中国有个搜狐，国外有个亚马逊，中国有个当当，国外有个谷歌，中国有个百度，海归创办和管理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新经济的主力军。伴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的步伐，这批企业家把理念带回故土，让想法变成了产品与服务，他们也在这一过程中，以前人无法理解的速度，创造出有形与无形的巨大财富。 麦当劳就是个符号 法国巴黎，浪漫之都，每年吸引上万名中国留学生。八百年历史的巴黎大学，堪称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造就了大批全球顶尖的学者，包括居里夫人在内的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陶景洲，国际知名律师，二十年后重回母校，往日留学的艰辛历历在目。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很艰辛，因为不懂语言嘛，所以很多课听不懂，要用那个磁卡式的录音机录好，回去再一遍一遍地听，希望能理解它这个什么意思。然后再看书，中国很多都是哑巴语言，可能你不会说不会听，但是可以看，所以回去就再去看。有时候再听广播上的公开教学，这样呢把语言提高。 1977年，陶景洲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毕业后，他被教育部派遣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于1991年成为第一个取得法国律师资格的中国人。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完全是一种小孩的好奇心，因为当时对出国没有概念，我很想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从巴黎大学毕业后，陶景洲在导师的推荐下进入了法国雅特律师事务所，没过多久，年仅28岁的陶景洲便帮助意大利时装界巨子贝纳通进入了中国市场。当时中国的零售市场还没有对外开放，外资企业可以在中国进行生产然后出口，但在中国本土直接销售还没有先例。在陶景洲的努力下，贝纳通服饰在中国的第一家店，开在了外交人员服务部，当时这些商店只允许外交官和驻华的外国人进去购物。此时，距离中国开始进行零售业对外开放试点，还有6年的时间。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应该说是在90年代末才真正的慢慢的逐步的对零售这些行业放开，允许在中国试点这些比如说大型的超市，这些都是在90年代后期才开始有。 北京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顾问林毅夫：到1992、1993年的时候，我们经济发展上面确实取得很大的成绩，平均每年百分之九点多的增长，已经持续十多年了，但是还有不少问题。这种状况之下中国何去何从确实是需要研究的。 1992年春节期间，邓小平视察中国南方各地，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中国开始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在法国律师业已经小有名气的陶景洲，长年往返中法两地从事国际法律业务，他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的变化。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991年初我就说现在应该是我回国发展的时候了，因为中国采取的是一种经济上先开放的措施，因为我当时1985年参加他们所就是为了将来要到中国来办一个所，来去帮助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未来的资金流向，应该流向像中国这样经济上开放的国家。 1992年4月25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世界上最大的麦当劳餐厅在王府井开业。这一天，无需太多宣传就盛况空前。为麦当劳进京起草合同的，就是陶景洲。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开幕式当时因为我参加过其它许多企业的开业典礼，一般都会在当时仅有的几家涉外酒店举行宴会，请几十桌客人，拿到请帖以后一看就是在麦当劳店里边举行，我说店里边举行完以后去哪儿再吃一顿？进了店以后说没有，就是在店地面随便吃随便喝，你想要吃几个汉堡包都可以，喝多少可乐都行。 去麦当劳“下馆子”，成为当时北京人的一个新现象，当年，吃麦当劳和吃西餐是一个概念。现如今，麦当劳在中国大陆开店超过两千家，任何一家新麦当劳的开业都不再成为新闻。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麦当劳应该是一个符号，只有在一个相对消费水平在逐步上升的这样一种过程中，麦当劳才会进来，而且只有在人的生活节奏在变快的时候，麦当劳才去进来，他要适应快餐，所以应该说麦当劳进来的时候可能中国并不是那么开放，但是麦当劳进来肯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在说明中国在开放的道路上应该继续往前推进。 把@带回家 1992年后，外国的制造业者可以向中国市场销售产品，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对外资充满了吸引力，如何让跨国公司适应中国的市场规则，如何帮助新生的中国市场拥抱国际规则，游走于国际间的律师群体和律师事务所，承担了桥梁的作用。 经纶国际经济研究中心副主席肖耿：过去35年，中国一直都在往市场经济这个方向走，第一步就是我们的1979年的特区，还有就是对外开放，因为中国过去是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他是管的很紧的，没有市场的。但是因为有了特区，因为有了开放，它第一次就把中国的一些制造来料加工放到了一个全球的市场化的供应链当中去，这个就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开始。 2014年3月29日，田溯宁出现在深圳盐田港现代物流中心，主持深圳云基地的启动仪式。受邀出席的有田溯宁的老友和竞争对手——张亚勤，他们一个是中国的“宽带先生”，一个则是微软中国的“掌门人”。这一时刻，距离田溯宁回国已有二十年。 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田溯宁：我觉得那时候真是我们怎么想也想不到互联网能够如此深刻的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我们可能想象到美国会有可能，但是中国会这么开放，会有这么大的互联网，会能够从游戏到电子商务，从互联网金融到现在这个微信，这种情形想不到。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然而，在1990年代初的中国，互联网还是新生事物，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公司的性质没有定性，市场对个体经济并不完全开放，要创办一个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司不仅需要智慧，还需要勇气。 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田溯宁：那个时代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候，深圳刚刚开发，人们都觉得明天特别有意思，我们是带来了一个新的技术。早期做亚信的时候，非常重要我们公司使命的口号叫“把@带回家”，我们看到远方有很多美好的东西，怎么把这个远方美好的事物，美好的形式能带回中国，带回我们的祖国。 1994年4月20日，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开启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不久，田溯宁带着他创办的亚信回国，1年后，田溯宁的团队为中国铺设了30个省市共31个节点的CHINANET（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全国骨干网，意味着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完成了基础设施的搭建。 绝不做时代旁观者 同样是在1994年，已经在美国通讯领域小有名气的张亚勤，遇见了此后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比尔?盖茨。四年后的1998年，微软向张亚勤伸出了橄榄枝。时任微软副总裁的李开复博士给张亚勤打电话，微软计划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础研究院，希望他能一起回来创业。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第一点，还是做基础研究，第二点的话，是在中国，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件事情是在创造一个历史，第一次在中国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方面的研究机构，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其实完全是用创业的这么一种心态，因为什么也没有。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上海分部正在举行全体员工大会，这个员工表彰环节，张亚勤也位列其中。1998年底，张亚勤说服妻子，把美国的房子、车子全部卖掉，举家迁回中国，创办微软研究院。十五年的时间里，一个不到10人的研究院，拓展成为拥有6000名员工的研发集团。 1978年，年仅12岁的张亚勤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成为中国年纪最小的大学生。20岁时他前往美国留学，三年后就拿下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电气工程博士学位。1997年，年仅31 岁的张亚勤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协会100 年历史上最年轻的科学家。他拥有60项美国专利，并发表了500多篇学术论文和专著。这个自幼便沐浴在“神童”“天才”光环下的年轻人，在异国风光无限时，将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的祖国。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我看到中国发展的这种潜力，当时那种就像一个高速列车在那儿行驰，我觉得呆在美国和中国没关系，会成为一个旁观者。 回国后意气风发的张亚勤，促动微软开始了针对中国市场的强势出击。微软研究院成立第四年，国家发改委与微软签署一揽子合作计划，涉及金额62亿元人民币。 15年来，张亚勤领导成立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整合了微软十多年来部署在中国的研发资源，使该集团成为跨国公司在华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研发机构，也是微软公司除美国之外最大的从事基础研究、技术孵化、产品研发及产业合作的研发基地。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我们在研究院包括在研发集团，培养了很多人才，这些人才有些当然留在公司，很多也到了别的公司，到了中国的学术界，都变成了顶梁柱，所以我每次看到之后我都特别地自豪，我们是中国计算机行业，科学界培养人才的黄埔军校，所以我做个黄埔军校校长很高兴。 2014年4月，陶景洲受法国开云集团之邀，洽谈旗下品牌在中国开设门店的事宜。他曾协助开云旗下古驰、伊夫圣罗兰等数个品牌成功进入中国，也曾代理其它国际品牌的中国事务，所涉领域包括直接投资、税务计划、战略联盟及知识产权保护，也因此有着“跨国生意幕后人”之称。 开云集团总顾问米歇尔?弗里奥古：陶景洲最大的优点是，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法律工作者，兼通中法法律，熟知全球文化。他对组织和商业的看法很清晰，他很实干，分析到位，能够做我们的顾问，从总体上给我们建议，高瞻远瞩，他的能力超越了法律领域，他是个顾问，也是个朋友。 归来去哪儿 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开放政策引导下，大批外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跨国企业的进入不仅带来大量外资及就业机会，也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从而将中国纳入全球经济体系。具有跨文化背景的海归人才，也大量进入到跨国企业就业，甚至成为高管，他们成为了跨国企业本土化的桥梁。 彭笑玫，去哪儿网的联合创始人，1994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理工大学计算机系。2000年彭笑玫选择去美国工作，却正遇上了美国互联网经济的寒冬。千禧年后，美国先后100多家网络公司宣告倒闭，造成近万余人失业。 2000年11月底，纳斯达克跌破2600点大关，新浪的股价跌到了1.06美元，搜狐跌至60美分，网易在上市的当天就跌破了发行价，一度只有53美分。就在互联网行业哀鸿遍野的时候，彭笑玫却看到了机遇。 去哪儿网首席运营官彭笑玫：其实我观察到在美国的大家购物很多都是通过互联网的，包括我去的那家公司，管理那家公司都是完全通过互联网来销售产品的，你见不到你的客户，我们很少很少会有客人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拿软件，我们都是通过邮寄寄出去。那会儿国内大家还都是到店面去消费。 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下的世贸大楼轰然倒下，彭笑玫所供职的公司也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尽管公司在不久之后另外选择了办公地重新开张，业务也逐步恢复，彭笑玫还是决定回国。 这个照片是我回国之前去佛罗里达玩的一张照片，当时我们办公室还在世界贸易中心，也经历了911事件，911以后旅游比较萧条嘛，我们就转了一圈。 去哪儿网首席运营官彭笑玫：如果没有911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更认真地去考虑要不要留在美国，但是911我觉得其实它对美国经济还是产生了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金融市场整个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些公司或者是关闭或者是说业务受到非常大的影响的情况下，他周边为他提供服务的这些公司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当时纽约经历了一个特别大的失业潮。 二十一世纪之初，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却呈现出一番不同的景象。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被称为“第二次改革开放”的经济黄金时代，更多的中国企业将直接面向全球企业的竞争。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带来的是更多的机会，互联网也迎来了第三波浪潮的曙光。 去哪儿网首席运营官彭笑玫：（互联网浪潮）第三波的话就是以电子商务，以搜索引擎为主导的，2005年左右开始起来的这一波，今天你看到的这些企业，比如像京东，像淘宝，像百度，360这些其实都是这一拨浪潮里面起来的公司，这一拨浪潮里面起来的公司有一个特点，它深入到大家的生活之中了，不止是信息的平台。 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沈南鹏：那个时候你其实已经基本上没有办法避开互联网了，你到美国去，你在硅谷看到互联网的流行，看到各个行业，不管是新闻还是搜索，还是旅游，都在受到互联网的一些改造，同时你看到在中国好象比美国慢一年到两年，但是发生事情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互联网在改变很多所谓的传统行业。 2005年，彭笑玫辞去了当时企业高管的职务，开始了“去哪儿网”的创业。随着美国雅虎、谷歌，中国的百度相继创立和发展，搜索经济成为了新的互联网发展模式。在几位创始人的讨论之后，选择了旅游行业的垂直搜索，没想到问题接踵而至。 去哪儿网首席运营官彭笑玫：我们辛辛苦苦做了几个月，开发了第一个版本以后，发现我们首先没有什么网站可以搜，因为大家都不在线上卖票，好不容易找了几个网站搜，搜完以后所有的价格都是一样的，我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中国的机票那个时候还是属于政府监管的，要求明折明扣，也就是说理论上你搜所有的票都应该是一样的，然后行业还有一个政策就是机票不能跨区销售，你作为一家上海的代理，你只能卖给上海的用户，你不能卖给北京的用户。 2006年，情况出现了转机，国际航协和中国航协要求所有的航空公司将机票纸票变成电子票，这样一来，实现了网络销售的可能，电子支付也日益得到消费者的信赖和使用，而各大航空公司通过各自的网站放开价格，真正开始竞争。另一方面，春秋航空等民营航空公司的成立，以低价策略打开市场，其票价相当于其它航空公司全价的两到三折，比价的威力开始显现，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去哪儿”进行机票购买。 去哪儿网首席运营官彭笑玫：回过头来看航空公司的直销，实际上我们在每家航空公司有一两年的时候，所有的航空公司都做了电子直销的网站，那个时候去哪儿已经有比较有价值的流量了，所以去哪儿某种程度来讲是带动了航空公司电子商务网站，他的流量一下能够做到一个规模，这个业务是能够做起来的。 怎么是“1号” 2014年3月5日，业内盛传的当当网与1号店合作传闻终于尘埃落定——双方在北京联合宣布了战略合作和互相入驻的消息。当当网图书品类入驻1号店，1号店食品饮料品类入驻当当网。 启动仪式结束后，1号店的创始人于刚和当当网的李国庆被多家媒体围住，相较合作伙伴的滔滔不绝，于刚显得比较沉默。这位48岁开始人生第二次创业的教授，已经习惯冷静面对中国市场的机遇和挑战。 本科学习物理的于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拿到了决策科学博士，之后成为了德州大学管理学院的终身教授，是世界公认的物流管理专家。他先后担任亚马逊全球副总裁和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主管戴尔在亚太地区一百八十多亿美元的采购和物流业务。 2007年11月，于刚和时任戴尔中国区总裁的刘峻岭突然宣布离职，此后这两人便消失在公众视野中。2008年7月，他们带着“1号店”高调回归，宣布要做一个“比超市更便宜的网上超市” 1号店创始人于刚：我加入亚马逊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被派到中国来，当时参与了对卓越收购的过程，当时也看到了中国电子商务的这种发展趋势和它的潜力，我认为阻碍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几个大的门槛，一个个的被扫除，包括线上支付，包括物流等等不再是瓶颈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电子商务潜力是巨大的，所以我就提议走电子商务这一条路，大家都很认可，觉得电子商务确实是将来的方向，而且适合我们做。 其时的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李国庆创办的当当网、刘强东创办的京东等电商如雨后春笋，培养了大批热衷于网购的年轻消费者。传统的百货公司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少企业也开始寻求从线下向线上的转移。 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张磊：表面上你看到方便，背后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分工和资源反复的更好的利用，你说全社会有多少商品都散落在各个店里作为库存，如果有电商的话，有个单子下来了，周边还有哪些有这个库存的我都可以给你送过来，电商都不用备这个库存，全社会化都可以作为物流，这就是我相信互联网将来会大幅度的发挥所谓的共享经济。 和其它电商网站不同，1号店的特色不是卖书，不是卖家电，也不是做平台。从创立之初，这家网站就旗帜鲜明地亮出特色：售卖生活日用品。作为公司一把手的于刚，曾在地铁站发过问卷，在居民区做过推销，甚至亲自上门送过快递。 2014年3月12日，沃顿商学院马歇尔?费希尔教授带领近40名学生组成的沃顿商学院MBA代表团，前来参观1号店。1号店的创业和成长故事已经入选沃顿商学院MBA教学案例，学生们对于于刚的创业故事很感兴趣。 尽管走过早期的弯路，但借助中国日益火热的快消品市场和飞速发展的电子商务环境，于刚逐渐找到了“网上超市”的感觉。1号店的销售额由2008年的417万元攀升至 2013年的115.4亿元，2011年被评为整个亚太地区成长最快的企业。 沃顿商学院教授马歇尔?费希尔：这是我们连续第四年到1号店来参观了，这个项目现在已经成为了最受欢迎的课程。 2013年11月11日，淘宝网旗下的天猫商城，在双十一购物狂欢节当天的交易额达到惊人的350.19亿元，这相当于全中国当天所有零售总额的一半。在线商品数超过14亿件，是1000个义乌小商品城的商品总量。这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信号，其背后是新经济的崛起，和中国人的消费方式的转变。 全球一盘棋 作为微软的中国掌门人，张亚勤在思考如何利用微软的资源去扶植一批年轻的创业者。微软创投加速器是微软的创业孵化器项目，每年举办两期，每期微软会为入选的初创公司提供为期6个月的创业孵化。在孵化期间，微软会提供免费的办公空间，并组织由行业专家及技术专家组成的导师团的扶植与指导。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研究院创始人张亚勤：我们在国内一方面当然和学术机构合作，和大企业合作，和政府合作，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和初创企业合作，来推动国内的创业和创新。 陈本峰是微软创投加速器第二期的学员，他创办的云适配公司已经顺利毕业，吸引了上千万的风投资本。 云适配是去年七月份从微软创投加速器毕业，刚进创投加速器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经过创投加速器六个月之后发展到二十几个人的规模，公司正在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过程中。 像陈本峰这样选择在中关村创业的海归，不在少数。据《海归创业报告2012》显示：归国留学人员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新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的主流。 海归回国创业，与本土人才协同奋进，推动了中国在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IT、通讯、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给许多传统产业注入了活力。 云适配公司创始人陈本峰：创业其实对于我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我们要把好的科技的创新成果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转化成实际的产品去造福这个社会。 2013年11月1日，彭笑玫和同事们将去哪儿网送上纳斯达克。二十年来有近千家中国企业赴海外上市，创值出超过千亿人民币的市值，而这些企业和企业家也由于其财富创造过程的透明与规范赢得了社会的认可与尊重。但对于彭笑玫们来说，这仅仅只是“走出去”的第一步。 当前，中国的发展又一次处于重要的历史关口，中国的经济变革正经历着一场从量变到质变的伟大进程，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与世界接轨，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考验着创业者、管理者、从业者的智慧。 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全球一盘棋，在中国过去的经济叫全国一盘棋，现在可以做到全球一盘棋。怎么能够我们有更多的发明发现，然后让世界去替我们打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做的。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中国研究院创始人张亚勤：中国继续发展，还要开放，还要更多的去吸引外国的投资，也要在国外有更多的投资，所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整个大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30年前，逐渐开放的中国吸引着海外学子回国创业，推动中国在新经济、新技术、互联网、通讯、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发展，更促动中国经济全面融入世界。规则的建立，模式的创新，为中国经济带来的不仅是量的增长，更是质的飞跃，实现了世界市场与中国市场的整体对接。而开疆拓土的海归创业者，也以自己的坚韧、智慧与热诚，构筑起中国沟通世界的桥梁。(编导：瞿轶羿) 为纪念邓小平在1978月6月23日宣布恢复派遣留学生36周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独家智库支持，并与上海文广集团联合策划，在上海卫视新闻综合频道和东方卫视，连续播出了由SMG电视新闻中心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受到了海归精英、国际人士、留学生、大学生和众多观众的热烈反响，填补了首部描写正在活跃的海归精英的纪录片空白。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微信公众平台从即日起，将连续5天分享《海归中国》纪录片完整版，敬请观看。 第3集：改变。 本集将重点关注带来新的社会理念和社会组织架构的海归公益创新者。 全球化带给中国的，远不止两位数的GDP增长。更深远的改变，正在广泛的社会领域进行。越来越多的概念被接受，越来越多的案例被引进，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找到新的创业契机。中国本土公益模式，早期基本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国际上的影响，海归回国后对于推动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式环保 2014年3月27日，在湖南省长沙市郊区的一个村里，廖晓义正在跟村长和村民代表开会。在谈到农村焚烧垃圾的问题时，廖晓义忍不住激动起来。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干湿分离，垃圾到哪儿去了，垃圾？垃圾都烧掉了。这就是最大最大最大的问题！你们知不知道，烧塑料的那个毒对身体有多么可怕。 环境保护这个话题，廖晓义已经在中国说了18年。廖晓义是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1996年，她在北京一手创立地球村，从此开始走上环保之路，如今廖晓义已经成为中国民间环保的代表人物。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我永远是个环保人，我永远是个生态人，我这一生理想就是要实现中国式环保，能够为这个环境实实在在的做一些事情。 廖晓义，197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哲学系，1983年获得中山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受聘于中国科学院从事哲学研究。1993年，廖晓义带着年幼的孩子飞赴美国，成为了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国际环境政治系的访问学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掀起了环保运动的高潮。1990年4月22日，“地球日”20周年的这一天，美国纽约有20万人参加了在中央公园的纪念集会，呼吁改善全球环境。到1992年时，美国已经有大约1万多个非政府环保组织，“环境保护主义”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广为接受的社会思潮。在美国学习的廖晓义深受感染，她采访了40多位著名的环保人士，自费制作了环保纪录片《地球的女儿》。 1995年廖晓义回国，次年在北京创办了非营利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那时候，NGO、非营利组织在国内还是新鲜名词。 中国人对公益的认识，来自1989年开始的希望工程。这场由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公益活动，持续10年，累计筹款达到53亿多元。但热潮之后，中国本土公益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幕。此后，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纷纷进入中国，在环境保护、儿童权益、艾滋病防治等多个领域广泛开展工作。 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主任吕朝：其实我们第一代的这些草根的公益组织要不就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在国外看到一些模式，要不本身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时候，又受到了一些国际组织的影响和支持，早期基本上或多或少都受到国际上的影响。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主任王名：这样一批人到了国外，接触了，感受了，观念做了一些调整，回国以后对于推动中国的公益事业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美国归来的廖晓义发现，九十年代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私家车、空调、手机等等，让人们感受科技和财富带来的满足。但是，廖晓义看到的却是高消费生活方式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恶化，这让她忧心忡忡。1998年，在北京美国驻华使馆里，廖晓义在《志愿放弃美国绿卡登记表》上签了字，理由是：留在中国搞环保。在当年绿卡仍然是很多人梦想的时候，廖晓义的选择，显得多少有些另类。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我就是觉得我就是不满足于成为一个物质的人，我不满足于自己是一个生产机器和消费机器，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讲，他应该是有一种基本的心智，他有一颗向上之心，他要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来干什么。 在廖晓义的主导下，地球村不断发起一个个环保倡议，教人们垃圾分类、节约资源，让大家做绿色承诺，建绿色社区。编写环保读物，普及环保知识。同时，廖晓义还担纲制作专题片《环保时刻》，连续5年，每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由于出色的工作，廖晓义在2000年获得了有环保“诺贝尔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2005年央视经济年度人物，2008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颁发的“全球公民奖”等诸多奖项。但是，廖晓义感受到的，却是深深的孤独感和挫败感。 廖晓义：当人们一定要去追求那样一种高消耗、高污染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把他拽回来的，我们当时98年的时候还说就得推快速公交，中国不要走美国私车的路，后来结果怎么样。你说垃圾分类也好，或者说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少开车也好，少用空调也好，其实收效甚微。他没有根本上解决人的无限的发展欲望和有限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 抵达“乐和家园” 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距离汶川地震震中25公里，在2008年的地震中损毁严重，约90%的房屋倒塌。地震之后，廖晓义带领地球村团队来到大坪村，参与灾后重建。她最初的想法是要引导当地人在重建中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但出乎意料的是，大坪村成为廖晓义事业的一个转折点。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我们通过建立生态协会，把村民大家组织起来，建起了生态的房子，也做了一些产业方面转型的尝试，做了一些文化方面的修复的尝试，我觉得实际上走出一个中医式环保的路。 在廖晓义的带领下，村民们住上了传统土木结构、更加环保的新房子；大坪村原本以采矿为主的产业，也逐渐转变为发展生态养殖，当地村民的生活中则引入沼气池、节能灶、垃圾分类系统、污水处理系统等，生活方式更加生态环保。除此之外，廖晓义还带着村民读圣贤书，学传统礼仪，试图修复中国传统的守望相助、鸡犬相闻的乡村文化。 大坪村的建设过程中，“敬天惜物、乐道尚和”这一理念逐渐在廖晓义的脑中渐渐成形。根据这一理念，她把这种生态模式取名为“乐和家园”。 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晓义：实际上乐和乡村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环境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实际上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内心都有这个共同体的梦想，那么乐和家园实际上把这样一种共同体的信念这种愿望变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流程模式，这样一种社会建设和在社会建设基础上带动整个乡村建设的一个路径。 两年的建设让大坪村面貌一新，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样本。这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庄，一时成为人们参观的热点。 事实上，2008年的汶川地震不止是廖晓义的转折点。在救灾过程中，中国民间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据统计，汶川地震期间的捐款达到1000多亿元，参与地震救援的社会组织有三百多个，先后奔赴灾区的志愿者达百万名，无论是在紧急救援、物资支持，还是在震后重建、精神抚慰等方面，各类民间公益组织都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此前一直处于舆论边缘的民间公益组织集体亮相，令国人耳目一新。 在2008年之后，中国的民间力量开始呈现井喷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民间组织，在扶贫、助学、教育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发挥作用，其中有不少海归人士。 欧美同学会会长王辉耀：像这种慈善公益方面的领域，中国现在开始起步了，就像20年前互联网开始起步一样，现在起步同样我们看到大量的是有这种海外经历的人。 上海交通大学NGO研究中心主任徐家良：因为这些人他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感觉到现在碰到很多需要帮助的人群，需要公益慈善的，很多领域里面都没人做，没人做的话我来做，我把西方的那些东西，好的东西借鉴过来，这样对中国的整个社会的变革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你要不要买些东西给贫困孩子 3月的一天，不足100平米的蒲公英图书馆里人头攒动，这天是上海浦东蒲公英图书馆一周年的庆祝活动。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图书馆，在一年的时间里赢得了不少小粉丝的支持。 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创始人杜可名：好啦，在座的小朋友们，还有爸爸妈妈们，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非常谢谢你们来参加我们蒲公英图书馆一岁的生日。 杜可名，浙江遂昌县人，她是蒲公英图书馆的创始人，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的主席，1999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成为深圳市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由于对儿童早期教育感兴趣，2001年，她辞职出国，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攻读儿童早期教育学，原本的职业规划是回国办学校，但是留学期间一个偶然的事情让杜可名从此走上了公益之路。 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创始人杜可名：在美国做老师的时候会去一元店给我的班里头的学生买礼物，有一次去到店里店员就问我说，你要不要买一样东西放进这个大纸箱里头，他们可以收集起来给社区里面贫困的孩子去做圣诞节的礼物。第一次在美国这样一个店里面遭遇是平民慈善，非常的人同此心的这种。 2005年，杜可名在美国注册了爱心传递慈善基金会。“爱心传递”是她从一部电影得到的灵感，她希望能够让普通人的爱心，通过自己的基金会不断传递出去。2010年，杜可名学成归国，在上海注册了蒲公英图书馆专项基金，正式开始了她的公益事业。 这几年，杜可名和她的团队足迹遍及浙江、安徽、云南等14个省29个贫困地区，先后建立了73个乡村图书馆，累计为2万多个孩子提供约22万册图书。每一个蒲公英图书馆，都有温暖的米黄色墙面，活泼的墙画，漂亮的地毯和靠垫、别致的文具。这样的设计都出自杜可名之手，每一个细微之处都是对孩子的关爱。、 杜可名：其实你看我们当初要来做这个事的时候，其实出发点就是很简单，你看到别人的国家是怎么样对待儿童的，你就特别希望我们中国的孩子也能够受到那样的对待，我第一次去到一个美国小学二年级的教室，教室里面有一个地毯，还有靠垫，有很多的书摆在那儿，孩子们是坐在地毯上，靠在靠垫上看书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地受感动， 所以我后来自己做图书馆的时候，我能保证整个环境是非常得温馨，孩子们在门口看没有一个他不想进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收获。 不用眼睛还是看得见 蔡史印，黑暗中对话中国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从2010年开始，这段开场白几乎在她每天面对不同人群的时候都要说一次。 黑暗中对话中国创始人蔡史印：其实我接触黑暗中对话到现在已经有四年多了，其实每天都很兴奋，说：哇，第二天又是新的一天了，我可以去做很多的改变，因为你看到你所做的事情的那个意义，你也看到你所达到的这样一个改变，所以你每天你都知道你在做的这件事情的价值。 蔡史印，浙江杭州人。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攻读MBA。之后，她供职于多家世界名企，2007年，蔡史印辞去了通用电气亚太首席执行官的职位，移居德国柏林，开始经营自己的服装品牌。在所有人眼中，蔡史印是不折不扣的商界女强人，但是，一次在盲童学校做义工的经历让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 黑暗中对话中国创始人蔡史印：就是遇到了办西藏盲童学校的萨布利亚?坦贝肯，那个德国盲人。很多很多的力量，非常多的激情，你根本就是会完全忘记他是一个盲人这样一个事实，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视障本身，或者说他身体的残缺的这个本身，他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社会怎么样去看待他们，社会认为他们能够做什么，而这个才是真正去限制了他们的能力。 2009年，蔡史印第一次参观了“黑暗中对话”体验馆。黑暗中对话，在德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是一家以消除残障歧视、促进社会包容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企业。其主要形式就是创造一个全黑环境下的社会，让健全人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凭借视觉之外的其他感官体验生活中的一些场景，换句话说，就是让健全人体验一回当盲人的感觉。这次经历，让而立之年的蔡史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蔡史印：你突然发现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可以意识到，其实就算我不用眼睛，我还是可以看见，那体验之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已经找到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答案，真正去改变这些弱势群体，特别是视障群体他们境遇的这样一个钥匙，是去通过体验的方式去改变这个社会的观念。 2010年,蔡史印卖掉了自己的公司，加入“黑暗中对话”，受聘成为其全球首席运营官。当时，“黑暗中对话”已经在36个国家落户，蔡史印的工作让她可以跟不同国家的盲人员工打交道。在工作中她发现，中国盲人群体的地位亟待提高。几个月后，蔡史印辞去了全球首席运营官的职位，全职负责将“黑暗中对话”引进中国。 黑暗中对话中国创始人蔡史印：因为我们在国外的人，很容易去挑刺，然后就觉得中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后来自己也意识到，其实你去挑毛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关键就是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我们还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既然在这边长大，我最了解这边的情况，我需要身体力行去创造一些变化来改变我们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 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主任吕朝：有留学背景的这些人，他其实可能离解决方案比较近，所以他们往往更多的是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提供一个模式，而不是只是一味的埋怨抱怨，这个特点是不是很普遍我不敢说，但是我接触到的有留学背景的人来创业，我感觉他们都还是比较正向的，比较阳光的，比较建设性的，这个是很共同的一个特点。 自从四川大坪村的乐和家园试建成功之后，2013年，湖南省长沙县向廖晓义伸出了橄榄枝，乐和家园在长沙县的5个村开始试点。经过一年的努力，五个村子都成立了村民代表组成的互助会，以加强村民的自我管理；作为村民议事活动空间的乐和大院兴建起来，容纳村民们学习古代礼仪，诵读经典。 这几年，廖晓义埋头在乡村做乐和家园，很少回北京地球村。如今的地球村，工作人员不足10个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诸媒体的活动了，与当年的辉煌相比，显得相当得寥落。 2014年4月，廖晓义回到北京，向地球村的理事们汇报乐和家园的试点情况。就在这次会上，廖晓义说出一个惊人的消息：放弃地球村。 这个廖晓义一手创立的品牌，在她看来已经成为了历史。在环保成为全社会话题的今天，在人们开始关心空气、水、食品安全的时候，廖晓义则开始转向更加根本的解决方案。在中国环保领域，廖晓义永远像一个孤独的先行者，埋头前行，甘苦自知。 廖晓义：一个时代，需要一些人去探路，探路有探路的艰辛，也有探路的快乐。重要的是这个时代，这个时机，中国这艘大船，现在他需要到了这样一个要去寻找社会治理创新的各种探索各种路径的时候。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主任王名：他们现在做的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环保，把环境和社区，我们叫社区重建，和文化的复兴，实际上还有一些文化的复兴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地推进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过程。 无声中对话 3月，杜可名也正行走在乡村路上。这一次她要在河南省信阳市选择一所乡村小学，建一个新的图书馆。跟她一起同行的，是此次的捐款方代表，南京大学教授刘宁。刘宁是北京大学1991级的毕业生，他和20多位同班同学捐款13万元，希望能够在信阳捐建一个图书馆。 杜可名来到的第一个学校是信阳市息县张陶乡实验小学，这里有五个年级150多名学生，共8名老师。由于学校位置偏远且条件差，年轻老师都不愿来这里工作。校长非常希望能够吸引蒲公英图书馆来落户，以此吸引年轻的师资力量。 学校原本有个图书室，但常年关闭，图书也无人打理，落满灰尘。从1986年我国义务教育法出台以来，农村孩子的基础教育状况正在逐步改善。但是，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依然突出，乡村学校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基础设施都与城市学校有较大差距，这些乡村孩子的课外读物，少得可怜。 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创始人杜可名：其实我在提乡村孩子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说他跟城市的孩子是没有区别的，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动儿童阅读其实不分城乡，它是整个中国都需要有很多很多人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在三天的时间里，杜可名先后走访了信阳市下属三个县城的9所乡村小学。每到一个学校，她都要看教室的条件、看是否有图书室，跟师生们交流对阅读的看法。在学校选择上，她表现的相当慎重。 杜可名：你说苛刻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对捐款方的负责任也好，这个其实是我们对自己工作严谨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别人给了我们十几万，那么我们确实是有非常大的责任是要把钱给花好的。 一个月前的走访，最终杜可名选择了信阳天云山深处的黄龙寺小学。黄龙寺小学有五个年级共200多名学生，由于学校在山里，进出都不方便，孩子们平时基本看不到课外书。 按照蒲公英在这几年中总结的流程，大家起早贪黑，一个图书馆在10小时之内就建成了。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能够见证改变，这正是民间公益对公众的吸引力所在。 从希望工程以来，捐资助学已经成为公益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致力于改善乡村儿童的教育，捐款捐物、组织支教，各种资源也在源源不断的注入乡村，为乡村的孩子带来希望。 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创始人杜可名：这么多的缘分人力时间金钱花在一起，可以促成这些孩子从此以后他的学习生活就不一样了，心里那种很感谢很温暖的情感，哪怕是建了几十个上百个也都是一样的。你看着他们看书的那个投入的样子，读书很美的姿态，永远会激励你为更多的孩子创造这样的机会。 企业工作坊，是黑暗中对话众多产品之一，其形式就是让客户团队在视障教练的带领下，在全黑的环境中完成一系列的任务和挑战，以提高团队的活力和凝聚力。2010年以来，像这样的工作坊已经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多个城市落户。 蔡史印：因为我不是靠卖同情，不是因为别人说我同情你，所以我给你多少钱，这个没有办法持久，只有当人家觉得这个服务，这个产品对我是有价值的，我愿意去购买，我愿意去花这个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一直地持续发展。 黑暗中对话引进中国四年以来，正在按照蔡史印的规划不断发展壮大。2013年，“黑暗中对话”体验馆在成都落户，这是黑暗中对话在全球的第14个永久体验馆。在设计中，蔡史印特地突出成都的城市特色，让游客在一个多小时的黑暗中，在视障导游的带领下感受不一样的成都。一年时间，体验馆已经聘用了11名视障员工，累计接待了上万名游客。 4月2日，蔡史印来到“黑暗中对话”德国总部。这几年，她几乎每年都要回来一次，看看老朋友们。但这次她要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将一个全新的项目——无声中对话引进中国。 无声中对话，是“黑暗中对话”总部设计的一个全新的体验项目，让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以语言之外的方式交流，以此体会聋哑群体的处境。 理想主义者又是行动主义者 在广阔的社会领域，更多的改变等待发生。奋力前行，努力改变，这是廖晓义、杜可名、蔡史印三个人的共同使命。 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创始人、主任吕朝：最早的时候他一定是一些先知先觉者，这些人往往他是很有勇气，接受了一些先进的观念，然后同时又非常有行动力的。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主任王名：在推进这个社会转型或者我们叫社会改革的过程中间，这样一批曾经有过留学海外经历的这样一批人，他能够很快的走到前面去，成为引领者，我觉得这个过程，那也可以说是海归推动了这个过程，但更多我觉得是这些人融入了这个过程，在融入这个过程的同时去积极地站在一个引领者的位置上推动它。 4月5日，蔡史印应邀到成都一所中学演讲。她演讲的题目是：敢于梦想，甘于平凡。 黑暗中对话中国创始人蔡史印：成功不是你自己有多成功，成功是你帮助多少人获得成功，所以你真正的价值，你的社会价值是通过你的影响力，你影响了多少人，你能够改变社会多少，有多少人的生命因为你的努力而得到改变去体现出来的。 图书馆建好后，杜可名继续留在黄龙寺小学，给这里的老师们做培训，教他们如何使用图书馆，如何将这些优秀的图书带入课堂，如何从一点一滴开始改变传统的教育。一个图书馆的完成，在杜可名看来，只是一个改变的开始。 蒲公英乡村图书馆创始人杜可名：其实我们这个图书馆从一开始都不是定位在一个图书馆，只是看起来像是一个图书馆项目，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教育项目，所以我一直期望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去真正推动中国乡村教育的改革。我更希望的是我们教育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就是孩子要做最好的自己，他有这个能力去做最好的自己。 4月19日，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在北京钓鱼台宾馆召开。基于乐和家园获得的成功，廖晓义个人被授予“城市化贡献力”大奖。在廖晓义看来，这是对她6年来扎根乡村、建设乐和家园的一种肯定。 廖晓义：我是理想主义者，但又是行动主义者，理想的行动主义者，或者行动的理想主义者。我对我的人生同时能够保持这两个东西，我自己很安心，很高兴很开心，人不能没有行动，也不能没有理想，不管你行动也好，理想也好，你最后就是要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路径。 怀抱理想，逐梦中国。中国的开放启动了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唤醒十三亿人的自强自信。在国家强盛，经济腾飞的今天，社会创新的改革已经拉开大幕，无论先行者或后来人，每一份点滴努力终将汇聚成希望之光，照亮前行的方向。 梦想，引领着每一个中国人，路在脚下，未来可期！（编导 张艳艳） 为纪念邓小平在1978月6月23日宣布恢复派遣留学生36周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独家智库支持，并与上海文广集团联合策划，在上海卫视新闻综合频道和东方卫视，连续播出了由SMG电视新闻中心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受到了海归精英、国际人士、留学生、大学生和众多观众的热烈反响，填补了首部描写正在活跃的海归精英的纪录片空白。 第4集：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海外华人投回祖国的怀抱，他们归国的目的是为改变祖国面貌，亦或是看准了中国发展的巨大机遇。如今，在这个个性张扬、个人价值被充分尊重的时代，海归中存在着与主流观念不同的一群人，他们过着与常人不同的丰富生活，同时给这个社会带来旺盛的创造力。 当留学从精英转向大众，当海归褪去曾经的光环，游历他国的岁月或许只化为一种经历。但更广阔的视野，更多元的品味，更自信的表达，将赋予年轻的海归更多选择的可能。 蛋糕应该给予人们欢乐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博览会，纺织行业一年一度的盛事。来自全球各地的面料商云集在五万平米的展厅，带来色彩缤纷，材质各异的纺织面料。不少采购商慕名而来，寻找长久的合作伙伴。 张娜，独立设计师品牌fakenatoo的创始人，她在为自己2个月后的女装成衣发布会挑选面料。曾经留学法国学习服装设计的张娜选择面料时非常严谨，甚至苛刻。这次的发布会，她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面料。 在2013年度中国时尚大典中，33岁的张娜被评为年度十大时尚影响力人物。作为一名独立服装设计师，张娜特别注重自然风格在女装中的体现，环保项目 “再造衣银行”更是令她声名鹊起。为了2个月后的服装发布会，张娜尝试了上百种面料的不同剪裁搭配，希望能再次让人眼前一亮。 “蛋糕是给人带来欢乐的事物”这是诺心蛋糕创始人张岚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每年儿童节，她都会给福利院的孩子们送去美味的蛋糕。 诺心，这家创立仅3年的蛋糕公司没有一家门店，没有一位营业员，它的销售全部依靠网络：线上下单、线下配送，在快递员的来回奔波间，张岚正在绘制一张属于自己的诺心地图。 在创立诺心之前，张岚从未从事过任何食品行业的工作，而她的专业背景和蛋糕也是毫无关联。海外的留学生活刷新了蛋糕在她生命中的定义，也在她内心深处植入了别样的梦想。 26岁的海归魔术师董亮正在筹备一次个人专场魔术秀，作为一家魔术演绎公司的创办人，这场秀的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他公司未来的发展。 梦回铁达尼，这是董亮的招牌节目，入行近十年来，这套节目已有过4次改版，但排练时难免还是会碰到些问题。 梅霖魔术演艺公司创始人董亮：其实大问题也没有，主要就是现在因为这套节目，从比赛以后就有好久没有去演它，然后由于天气的原因，手法比较有点干涩，节奏有点不是特别好，不是特别满意。 快速发展的中国，每一天都制造出海量的文化和生活元素。海归，这个年轻的群体，身处的社会环境和接触的文化理念三十年来日新月异。肩负重任，回国报效的使命色彩已经日益淡化，自由，随性，是这些年轻人共有的标签。对于人生方向的选择，他们的思路如大海般广阔。 在张岚14岁那一年，一位美国归来的同学向她描述了自己的高中生活：没有繁重的作业，课余生活丰富多彩，这让张岚产生了巨大憧憬，在未告知父母的情况下，她申请了美国的高中，并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诺心蛋糕创始人张岚：我爸爸妈妈也不懂得英文，所以那一下子他们觉得很惊讶，什么时候开始的，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个申请。那时候我爸爸就跟我说了一句，说既然你自己决定到国外读书，你得要做好了准备，将来你在国外读书这些日子里面你就是自己一个人了，你要学会独立，学会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 80年代的中国，蛋糕还是一种并不多见的西式美味。对张岚而言，只有在生日这样的特殊时刻才有机会享受的到蛋糕。而前往美国求学之后，她对蛋糕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张岚：到了美国，第一天上课，上课完了之后去吃饭的时候，最后它有个甜品架，你可以自己取蛋糕。那时候我就取了一件胡萝卜坚果蛋糕，突然间我觉得，哇，这么好吃的蛋糕，太好吃了。 蛋糕可以在任何时刻享用，蛋糕应该给予人们欢乐。抱着这样的理念，张岚在2011年创立了诺心蛋糕，如今诺心已经有900多名员工，平均每天销售蛋糕3000个，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线上蛋糕品牌。大学毕业之后，张岚先后涉足过广告、百货、时装等行业。 留学只是另一扇门 法国旺多姆广场时尚街，众多世界知名品牌云集在此，通过千百个橱窗向人们传递当季最时尚的设计理念。法国是无数大品牌的故乡，也是无数大师的摇篮。位于巴黎的众多时装设计学院，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法国著名的时尚学府之一，这所创办于上世纪80年代的学院现如今已经和国内大学开展合作教学，让更多的中国学生，有机会来到巴黎接受熏陶。 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校董让阿谢：我们的目的是将中国学生的本土文化特性和法国时尚文化、国际时尚文化结合起来，在他们回国后，他们会带来自己在异国文化中的体验，并使之适应中国人民的品味，他们会影响中国的社会品味，改善人才培养环境。 2013年度《中国海归发展报告》显示，近五年来，留学归国人员的数量每年以20%的比例增加。在2013年，海归人数创下了40万的历史新高。严峻的就业压力正催生着更多新兴职业和新兴行业的产生。现在法国学习的中国学生，不知道等到他们学成归国时，国内会是怎样的就业环境。但对他们而言，留学生活是人生的另一扇门，走入这扇门，即将体验不一样的生活轨迹。 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学生邹可：一些比较大的展览和一些很有趣的东西，都是来自一些国外的展览馆和一些国外的设计师做出来的东西。 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学生徐磐：艺术和商业衔接的专业类型，需要更加广的视野，所以选择留学，而法国，服装行业是比较优秀的，所以就选择法国。 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学生赵旖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一个相对于这个行业比较发达的环境下去熏陶，对以后不管留在这里还是回国都有好处。 设计师张娜也曾进修于巴黎国际时装艺术学院，在接受完整服装设计体系教育的同时，张娜还参与办展览，在街头画肖像，充分融入了当地的社会环境。2003年，张娜毕业回国，在上海的一家服装公司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独立女装设计师张娜：上海已经算是中国最时尚的一个城市了，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设计还好(落后)，比如说你觉得某些款式在巴黎街头大家走这么穿了，可是真真正正要落到上海的街头，人们会购买，会愿意选择这种穿着方式，大概还得两年，而且还只是一部分的人，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商业经验，就是我对市场会有一些了解，我不只是埋头做设计，我还会关注一下，市场的走向和脉络是怎样的。 法国的留学经历让张娜对时尚设计拥有更独特的品味，进而转化成了职场的优势。一年不到的时间，张娜成为了所供职服装公司的设计总监，又过了一年，她选择创立自己的品牌。 不洗碗不做饭会魔术 回国后直接创业的董亮选择了以魔术作为发展方向。从小在宁波长大的董亮从高中开始接触魔术，至今已经有近10个年头。但事实上，他一直单纯地将魔术当成兴趣爱好，直到2008年，他在宁波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后，远赴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留学，在加拿大的两年间，他对魔术有了一个新的理解。 梅霖魔术演艺公司创始人董亮：我是一个生活能力相对缺失的人，我不会洗碗，也不是说不会，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擅长，也不会做饭，那时候大家会聊到出国以后大家或多或少想去打工，我觉得我去餐馆上班或者怎么样都不是特别合适，然后我就萌生了靠做演出赚钱的一个想法。 对董亮来说，魔术既是谋生的手艺，更是融入当地社会的工具。留学期间，他加入了加拿大长城艺术团，成为第一位加拿大职业魔术师协会注册的中国魔术师，还为到访加拿大的英国女王表演过。 加拿大开放的魔术环境让董亮的能力和技巧提升很快，也让他在积累表演经验的同时，萌发了创业的念头。2010年，刚回国的董亮对父母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开创魔术演绎公司。 梅霖魔术演艺公司创始人董亮：我考虑到它是一个朝阳产业，因为才刚刚开始起步，商业的魔术才刚刚开始起步，客户的需求，我们学过很多关于市场营销的课程，客户的需求本本身存在的，但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需要去唤醒他。 董亮父亲董岳年：因为他有这个到国外去的经历，在中国市场可能很多都是一些模仿比较多，应该在什么方面去创新，(这样)才会有市场。 董亮有一群好友，他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都曾有过出国留学的过程。海归之后，和董亮一样，他们也在寻求一个职业生涯的突破口。 海归创业者王焜：在里昂待了一年多，在巴黎待了五年半，我还是觉得国内比较好，更适合我们80后的发展吧，因为法国年轻人毕业以后自己的创业前景可能不像国内那么好。 海归创业者许波杰：中国还是在属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有很多的机会来创造自己的财富或者启动自己的梦想，我们新的留学生归来不论是创业还是找一份好的工作，发展的可能性是比原来多了很多的。 “创业”是很多海归共有的标签，这背后，是各自对生活的自由选择。国外的学习经历使他们的视野更为宽广，在熟悉的社会环境面前，他们有更多发展的可能性。受国外环境的熏陶，他们大胆放手去做想做的事情，不会束缚于自己的背景、周遭的评论，寻求自己的独特价值。 米其林是划分餐厅等级的一种指标，分一星二星和三星，拥有米其林三星认证，对一家餐厅和主厨来说是无限风光，无上荣耀的事情。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户，张岚策划了一轮宣传活动，她特地请来了法国的米其林三星大厨，担任诺心的产品监督。 诺心蛋糕创始人张岚：食品行业一直以来也是背负了一个名声不太好，我也想来通过我的改变，通过诺心这个品牌去改变整个现状。通过诺心和米其林合作，也就是代表事实上对用户来说，诺心的蛋糕也是最高的一个准则，最高的奖项，也是一个品牌，在市场来说也帮助我品牌的打造 事实上，关注中国食品业现状的不止张岚一人，宗馥莉也一直在努力。身为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的独女，宗馥莉在高中时就被送往美国学习，大学毕业之后，她选择回国协助父亲管理企业，多年的留学经历使得她在食品业拥有更广阔的视角。 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总裁宗馥莉：现在整个饮料市场上面来讲，没有人真正去做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饮食的开发，源头就是因为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企业，他也只是跟风于欧美日本，我是希望我们中国应该有人去做这样的一些基础的探讨。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这方面的举动，否则我们中国跟世界上的接轨就越来拉越大。 2012年，宗馥莉捐资7000万和浙江大学合作建立馥莉食品研究院，试图通过培养人才的方式来改善中国食品业的现况。 馥莉食品研究院院长马克沃尔克维斯特：我们学院的关键作用就是培养人才，尤其是对年轻人的能力培养，也就是对高校学生和毕业生的教育，因为他们将会是中国食品行业的未来领袖。 选择背后的泪与汗 北京798艺术区，中国文化产业的能量聚集地。大部分设计师选在每年的3、4月来发布当年的秋冬成衣，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T台秀的上演。张娜也决定试水新环境，把发布会地点从上海移至北京。 模特是赋于服装灵性的活动衣架，模特的现场表现力直接关系到整场发布会的展现效果，为达到服装设计最理想的穿着效果，张娜必须找到最合适的模特，为此，她委托经济公司请来了上百位来自国内外的模特。 独立女装设计师张娜：我们这一季叫暖，日头旁边升出的爱意就是暖，所以我们用了非常多的手工面料，扩形上面我用了特别多的其实减法，尽量不要太多的去用力，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比较破他的一些线条，为什么用手工，因为手工的背后其实就是人，人就是情感，我觉得这个一直是跟我们关注人有很多关系 这一季，张娜共有60款新衣发布，她需要选取18位模特来承载她的设计。姿势、体型、表情举止、表现力是她挑选模特的几个关键因素。 一整天下来，张娜只选中了12位模特，她还得委托经济公司请来更多的模特。 很幸运，董亮的个人魔术秀得到了母校宁波大学的支持，提供了校园内条件最好的演出场所。开阔的舞台，上千个座位，灯光音响一应俱全。这样的规模对董亮而言并不陌生，他期待着能在这里将多年所学尽情展现。 梅霖魔术演艺公司创始人董亮：我想我做这么一个专场远远没有我去给企业做一个定制活动来的赚钱，那为什么我还要做它，那我觉得终究要有人去做，这个东西如果你也不做，他也不做，所有魔术师都去做商演，那对整个艺术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为保持诺心在蛋糕市场的占有量，每个季度，张岚会根据每款蛋糕的销售情况，做出推陈出新的调整，她规定公司每年要保证有20款以上新蛋糕的推出，而每一款蛋糕的研发，她都会亲自参与。 张岚：我希望蛋糕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一个生日蛋糕，或者不只是一件蛋糕这么简单。实际上产品是我的核心，通过不断地开发，我要令我的团队，不论是工厂也好，或者是其他部门也好，让他不断地进步，因为每一次的开发都会遇到新的问题，要解决新的问题，实际上大家在解决问题里面就是在进步。 结束北京的模特挑选，张娜当天就赶回了上海。年迈的父亲眼睛动手术正在住院，但为了不打搅她准备时装秀，一家人都对她隐瞒了消息。 张娜无暇在父亲身边停留太多时间，工作室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她去解决，而最让人头疼的是，这一季的一块主打面料，自下单以后，迟迟没有到货，这严重拖延了整个成衣制作的进度。接连几天高强度的工作，让张娜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烦躁。 选择会带来蜕变，但蜕变的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国内外环境、规则的差异，个人能力的限制，周遭的质疑，都会铸成理想与现实间的高墙。有的人知难而退，有的人则勇敢进击。选择的背后，必有泪与汗的痕迹。 出生于教育世家的高晓松曾在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就读，在大学时期，他便选择辍学投奔音乐与影视，但家人从未对他的选择表示过支持。 著名艺人高晓松：我们家好像也并没觉得有什么，也没人来看，就觉得好象这人，清华里头有一次讨论说读书无用论，当着我们家人的面就有教授提出来，说就包括他们家孩子，高晓松，就是读书无用论的典型代表，现在混的还挺好的。 在欧美游历多年后，高晓松开始稳步发展他的演艺事业。国外开放的环境和高水平的职业历练，让他有了更宽阔的视野和更扎实的功底。在音乐、电影、综艺等领域取得的成功，也让他彻底摆脱了从前的种种非议和不屑的眼光。 高晓松：他提供了融合交流，科技本身需要融合和交流，文化就更需要，因为你多一种语言，多一种文化，多一个圈子，多一个行业，多一个国家你就会多一分辽阔。 不断践行中改变 从加拿大回国后，信心满满的董亮注册了魔术演绎公司，他迫不及待地想去开发国内市场，但开局却屡屡碰壁。 梅霖魔术演艺公司创始人董亮：问题真的是好多好多，一个没有上过班的人，虽然我可能认为我从业时间很长，真正这个行业很长，但是你从1200加币一场演出，回到800块钱人民币一场演出的时候，你的心理落差是有的，而且初期你必然自己会要演很多的演出，这种东西心理的落差，收入水平的缩水，很现实的钱少了，前期可以说前三个月都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很煎熬。 公司发展停滞不前，董亮却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2011年，董亮经朋友推荐参加了一个电视魔术比赛，经过几轮比拼，获得了金奖，从此，他的知名度直线上升，演出邀请也大幅增多。初期举步维艰的魔术演艺公司，在迅速发展的同时，积累了很多客户资源。 梅霖魔术演艺公司创始人董亮：全国金奖拿了以后，大量的媒体节目开始不停的做，慢慢的价格一点一点往上提，单量也还可以，我就可以靠个人的一些东西带动这个公司往上走，我觉得整体的效果会好很多，整个收入水平好很多 今天，是公司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日，张岚起了一个大早，在送完女儿上学之后，她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公司。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她要亲自为这三年积累下来的新老客户配送蛋糕。 张娜还是有惊无险的赶在发布会之前完成了所有的30套成衣，她将这一季的主题纹在了自己的手臂上，来表示自己的决心。发布会很快就要开始，18位模特都已经到位进行最后的试装和排练，事无巨细的张娜，把所有衣服细节又全部检查了一遍，并发现了问题。 距离发布会开始只剩一个小时，张娜在进行最后一轮排练，空荡荡的嘉宾席，有个人已坐着等候多时，她是洪晃，作为一名著名时尚杂志出版人，她一直默默关注着像张娜这样的独立时装设计师。 著名时尚杂志出版人洪晃：她也是中国设计师里头我觉得非常专心的在树立自己品牌的，她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她的价值观念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觉得她是一个在中国设计师里头潜力非常大的一个年轻设计师 和张娜一样，洪晃也是一位海归。上世纪70年代，中国派出了一批小留学生赴美求学，年仅12岁的洪晃位列其中。在美国念完中学后，她考上著名的瓦萨学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1996年，洪晃辞去外企职位回国发展，开始涉猎服装设计，时尚出版。 洪晃：人的留学经历会是一个对你眼界的一个开阔，也至于(让我)从一个特别会死记硬背的当老师的乖孩子，变成了一个天天问那个让人讨厌的问题，让权威讨厌问题的一个不乖的孩子，是这么一个过程。 如今，洪晃已是国内著名时尚杂志出版人，并且一直在关注并支持着像张娜这样的新锐时装设计师，将他们的设计通过出版的方式传递出去，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化。文化的交流融合是一个漫长的递进过程，它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对生活的态度。 当下中国的年轻海归们，正活跃在祖国的各个角落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留学，已成为他们的回忆，但却铭刻于心。留学为他们的生命增添了一份特殊的经历，也让他们看到了生活的更多选择。在对选择不断践行的过程中，他们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自己所影响的每一个人。(编导 施聪) 为纪念邓小平在1978月6月23日宣布恢复派遣留学生36周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独家智库支持，并与上海文广集团联合策划，在上海卫视新闻综合频道和东方卫视，连续播出了由SMG电视新闻中心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海归中国》，受到了海归精英、国际人士、留学生、大学生和众多观众的热烈反响，填补了首部描写正在活跃的海归精英的纪录片空白。 第5集：激荡。 本集重点关注制度创新的试验者。本集重点关注制度创新的试验者，案例包括：中国证券市场奠基人高西庆，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的探索者李山，“控烟斗士”杨功焕，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等。 当传统理念遭遇国际思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百年之前，留学精英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领域除旧布新，启动国家转型；百年之后，新时期的海归仍在坚持以自身行动，寻找推动政策进步的空间。由此而引发的理念交锋，观点激荡，势必更加广泛地回响在中国当下，也势必影响着中国未来。 一块多米诺骨牌 4月的云南宣威，正值农忙季节。53岁的徐聪菊在自家农田为水稻育苗，不远处的田埂上，一辆运煤卡车奔驰而过，打破了乡野农耕的恬静。 宣威是全国重点产煤地之一。比它的矿藏更为人所知的是，这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是云南的肺癌高发地区，其中女性肺癌死亡率居全国首位。天天在家烧煤做饭的徐聪菊，就是当地比较普遍的女性肺癌患者之一。 云南省宣威市来宾镇后夸村村民徐聪菊:免费检查出来的，就是得癌三年了。 为了给肺癌高发找到准确原因，2014年4月，当地政府从北京请来专家组实地调查，带队的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现年65岁的杨功焕。 退休之前，杨功焕以官员身份主持完成了历时八年的淮河流域癌症调查，引发舆论关注。这次宣威课题，她和团队将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危险因素，包括工业发展、大气环流、地质构造、以及个人习惯。 一进徐聪菊家，杨功焕就注意到了桌上的烟盒。在所有可能引发肺癌的因素中，杨功焕首要关注的，就是烟草。这不仅覆盖了本次宣威调查，也贯穿了杨功焕职业生涯的全部。正因为如此，杨功焕的身份除了官员、专家之外，更广为人知的，就是控烟斗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杨功焕：如果你是在国外接受过训练的人，一般就是这种医学的公共卫生的专家都会清楚吸烟跟肺癌的关系。 杨功焕在国外所受的训练，始于27年前。当时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工作的杨功焕，被公派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 此时的中国，经历了十年改革开放，经济、科教事业显著发展，社会内在的活力得到释放，但公共卫生领域，始终没有建立专业、规范的研究体系，更谈不上与国际接轨。走出国门的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学子们，为了缩小与国外的落差，如海绵般拼命学习吸取养分，训练与国际对话的思路。此后，他们进入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和管理部门，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标准化、规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学会了怎么能够严谨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而且还是努力地，刻苦地去做这个工作，把这个科学问题要严谨，要不放过，能够按照科学的规律去刻苦探索。 杨功焕:这种标准我觉得学到了以后，它是可以回头来指导中国的一些公共卫生的发展，把它从简单的经验工作，转化成用科学证据支持的这种东西。 1990年到2000年，杨功焕回国后的十年间，负责建立和运转了覆盖全国145个监测点、涉及一千万人口的疾病监测系统，将死因登记、传染病登记等标准化方法推广到全国。透过这套系统，中国人群的死亡情况、传染病发病率、危险因素流行等面貌逐渐清晰起来。杨功焕的目光也越加聚焦到肺癌和引发它的危险因素上来。 关于肺癌和吸烟的关系研究，全球范围内早在1912年就已经开始。1950年9月，英国医学期刊发表文章证明吸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此后越来越多的国际流行病学研究都为这样的结论提供证据支持。这些研究成为杨功焕回国后进行相关调查的参照。 对于公共卫生领域的海归派来说，让国际通行方法在本土调查研究中得到应用和推广，是他们的重要职责，但这只是第一步。如何从源头上阻断疾病影响，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这个目的的实现，要依靠政策层面的立法，杨功焕他们所做的，就是不停地影响、推动。 三年前，杨功焕因质疑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剑平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被卷入舆论中心。杨功焕提出，谢剑平所做的烟草低焦油低危害研究，早被国际科学界否认。 三年间，杨功焕组织学术讨论、联名致信中国工程院、要求重审“烟草院士”资格。但种种举动并未产生明显效果，她仍然回归到用科学研究搜集本土证据，来让她的发声更有力量。 留学经历赋予她的方法论，让杨功焕在任何场合的大声疾呼都充满底气，也让她不惧怕任何压力和阻碍。 2011年1月，在被卷入烟草院士事件前一年，杨功焕牵头发布了《控烟与中国未来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报告对中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五年的情况进行了科学评估，结论是得分仅为37.3分。通过白纸黑字，杨功焕将中国履约不合格的结果昭告天下。尽管她以专家身份发表了这份报告，但仍然遭受到相关部门施加的压力。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宇:有些官员有些顾虑，怕这些数据或者用数据反映的这些实际的情况现实出来之后，会引起社会很大的不安定，负面的影响太大或者是反响太大。 杨功焕:我就想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而且当时的目的就是想推动社会，推动政府能够感受到我们控烟落后了。 杨功焕屡次硬碰硬，源于她对中国控烟现实无比清醒的认识，这和她第二次出国经历直接相关。1999年，杨功焕前往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参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起草准备工作，而后以专家身份，加入中国参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工作。这段经历，让她从纯粹的科研工作者，向政策倡导者过渡，同时她也意识到，当控烟落实到政策立法层面时，面临巨大阻力。 杨功焕:好像说你们这么坚持控烟就是卖国，因为你们十分之一的工资都是我们烟草的，确确实实当时在谈判团的成员里头有人说这个话。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陈冯富珍作为世界卫生的总干事说了，说让烟草企业控烟，就像(让)披着羊皮的狼，(或)狐狸陪小鸡一样的，因为它往往站在利益部门的利益上。 2005年，杨功焕出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她一面促进控烟履约，一面呼吁国家层面的控烟立法。可惜的是，这两方面工作都没有起色。 执着的杨功焕开始尝试从地方推动立法，希望自下而上地影响国家层面。2013年9月1日，《青岛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杨功焕的团队为当地法制办、人大、疾控中心等提供了国内外立法的经验，双方也合作进行了试点研究，这些成为青岛立法的有力支撑。 山东省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逄淑涛：公共卫生政策的出台，就需要相应的技术部门提供决策的依据。我想，公共卫生专家，正是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的一个很好的支撑。 在云南宣威的调查过程中，见到当地的村干部手上夹着香烟，杨功焕用自己的方式批评了他。无论自己的身份是官员还是学者，无论面对的是政府还是平民，只要发现人们对控烟工作的忽略和轻视，她就会立即发声。年过六旬、身材瘦弱、表达温和的杨功焕，无处不透着“斗士”的果敢和坚毅。 杨功焕：可能好多事情我都可以不管，我会活得轻松一点，但是好象我觉得在我和我的很多同事基本上就是觉得这个事情那就是可以说出来，会推动社会上对控烟的支持，对政府的推动，所以当时就想着我就要给它说出来。 杨功焕希望，自己和团队的每次努力，都能成为多米诺骨牌上的一环，最终推导决策出台。通过影响政策，引导人们的行为，使每一个人的健康得到保障，这对杨功焕这样公共卫生领域的海归派来说，是最大诉求，也是最高褒奖。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014年3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三十周年院庆之际，往届的校友们，重聚经管学院。 发言者叫李山，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顾问。他出国留学、学成回国的经历，都与经管学院师长有着密切关系。 1986年7月，李山作为经管学院应届毕业生参加了学院的毕业典礼，典礼上李山向当时的经管学院院长朱镕基汇报了自己被公派留学的情况，朱镕基听完，在李山的毕业留言簿上提笔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顾问李山：他说什么都要学，不光要学美国的，也要学欧洲的，也要学日本的，方方面面这些先进的知识，先进的经验学了，回到国内才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 八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而来。恢复高考、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人才政策，让莘莘学子得到游历世界，放眼全球的机会。李山这个从四川大山走出的年轻人，凭借勤勉和机遇成为家乡第一位走进清华校园的学子，随后又得以走出国门赴美深造。 国家开发银行首席国际顾问李山：我觉得中国要搞市场经济，有句话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真正地理解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我觉得对于我今后对报效国家也许能够更大的贡献。 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怎样从当时的现状向一个完善的市场体制去运行，这种转型，我想需要我们有一批懂得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一代人，那么如果说是一代人，那就要从教育着手。 八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金融膨胀的繁荣、浮躁之中。1987年上映的美国电影《华尔街》，就将美国资本市场的喧闹，透过曼哈顿区的一条窄小街道表现出来。每天在华尔街上演的，是市场经济游戏规则下，资本的逐利本色与市场的瞬息万变。留美学习市场经济理论的中国学子，大多以进入华尔街工作来收获实战经验。 在李山赴美留学的1986年，比李山年长十岁的高西庆刚刚获得了美国杜克大学博士学位，进入华尔街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他的人生经历因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原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央说要求了解美国的金融危机会对中国有什么样影响，我听了以后非常震惊，我以为中国跟它离得太远，可不像今天，今天中国在美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到了这个程度，那个时候离得非常远，所以我们想这个是对我们很震动的。 1987年美国金融危机，让高西庆意识到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已经不再遥远。中国对国际股票市场的波动开始关注，股份公司、证券公司依次在国内诞生，股票开始公开发行，股份制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当时，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易所，股票发行和交易缺乏全国统一监管。看到这些制度空白的高西庆，萌发了一个念头。 1992年，高西庆在北京城西的灵境胡同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讲述自己的回国经历，一同在场的，还有同为留美学生的王波明，和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李青原。回国四年间，高西庆常常和这帮精力旺盛的青年人聚在灵境胡同，为建立证券交易所而争论不休。 此时的中国，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拉开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序幕，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开放的讨论也此起彼伏。熟悉市场经济理论，并在西方国家有过实践训练的海外留学生，第一时间感知到了国内外市场经济规则、体系之间的差距，他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将国际模式带回中国，填补空白。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次改变中国，也是改变自己的机会。 2014年3月，李山重回故乡，为西南财经大学的学生们讲述自己的海归经历。 1993年，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李山进入华尔街工作，在高盛集团开创中国经济研究部。经济危机之后，美国银行业出现大萧条，但高盛依然保持它世界顶尖投资银行的地位。在高盛的工作经历，催生了李山回国创办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的想法。他组织一批立志回国服务的投资银行家，共同准备《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 星展银行首席执行官、行长葛甘牛：后来当这个建议书被国务院领导引起重视之后，让开发银行和李山来筹备投行的时候，事实上有20多个类似我们这样背景在香港工作的中国留学生加入这个活动。 1997年初的中国，香港即将回归，大型国企中国移动正为海外上市做准备。为了拿下中国移动海外上市承销权，2月，李山陪同高盛总裁，在北京拜访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两人有了自清华毕业典礼之后的第二次交流机会。 一年后的4月，李山被紧急召回北京，参与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筹备工作。这趟北京之行，李山连件正式西装都没来得及准备，却是他理想照进现实的开始。 尽己之力救“市”济民 对于高西庆来说，为中国资本市场开疆拓土的过程，更像是一场与时间进行的赛跑。当年，他与王波明做了约定：五年内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如果干不成，就各找营生养家糊口。 原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你开你的包子铺，我修我的自行车，但是五年一定得够。他(王波明)说没问题，我说好，击掌为号，我说说好了。事实发现根本没有到五年就办成了这件事，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而是因为整个中国改革大潮。 1988年4月，高西庆、王波明等人共同撰写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最早提案——《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1990年底，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张。高西庆等人战胜了“股票交易所就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障碍，将股票市场有序运作和资金有效配置的平台搭建在中国。 此后，高西庆经历了二进证监会的坎坷仕途，与传统监管体制开始绵延近十年的纠葛。 原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你证监会到今天仍然有这样大的资源分配职能，任何一个普通人他都不可能说我是圣人，我把脑子分两半，这一半分配资源，这一半抓坏人，谁也不干扰谁，不可能的事，大家的聪明才智，精力智慧统统花在分配资源上，为什么，分配资源多好，我往那儿一坐，所有大官小官，有钱人没钱人都跑来求我，磕头的作揖的送礼的。 1992年，高西庆任第一届证监会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由于寻租情况的越发复杂，三年后他主动请辞。1999年，他再一次回到了证监会，成为证监会副主席。此时的证监会，海归数量占证监会总人数的两成。他们将西方市场的许多成熟举措用于中国，但是却遭到抵制与质疑。 高西庆：我们要拿出来的并不是说要有一个固定某一个模式拿出来就能套到今天，你必须要不断地根据情况改变，但是改变的过程你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不可改变的，市场化的原则。市场化它事实上是跟整个社会的进步，民主化和整个人民的福祉，和整个社会的更加公平平等是相关的。 1999年，从高盛辞职投入国家开发银行投资银行筹备工作的李山，事业也遭遇了危机，新颁布的《证券法》，严格禁止银行直接从事证券业务，这导致筹备一年半的国开行投资银行宣告搁浅。 带着一腔热血无处释放的无奈，李山经历了几次创业，2001年，他被时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邀请加入国有投资银行中银国际，这里是他最初梦想创办国家投资银行的地方。在中银国际，李山把国开行投资银行未完成的改革实施开展。但是在2005年，李山仍然选择递交辞呈，开始自己创业。 李山：在中国银行整个大的环境，就是它是个商业银行的环境之下，而且它是个国有的商业银行环境之下，能够做到这一步，基本上还是极致了，我感觉还是功成身退。 李山离开中银国际后，成立了私募股权投资公司，他希望依靠市场的力量做成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2013年，借由千人计划的平台，李山再次回到国家开发银行，做大做强国开行投资银行业务。 而卸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先后转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完成了他从律师、投资者到监管者的蜕变。 这些充满理想主义而不失书生意气的海归学子，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情怀感召，尽己之力，救世济民，朝理想不断前行。 李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士大夫的人生或者一个书生的人生。 高西庆：一个人能做一点事不容易，能够在这个机制里面应该觉得很幸运了。这个机制最后能变成什么样，这取决于大势，取决于大局，这个不是一个个人可以左右得了的。 培养国际化创新人才 2014年3 月8日傍晚，上海君丽酒店聚集了上百个高三学生，他们拍照、游戏、唱歌、聊天，玩得不亦乐乎。这群相互之间毫无陌生感的学生，其实刚刚相处了不到一个小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这天下午才抵达上海。 这一百个学生来自全国29个城市，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参加一场特殊的测试。这场测试，将很大程度决定他们能否成为上海纽约大学新一届的大一学生。 报到这天，学生们见到的除校方工作人员之外的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就是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不夸张地说，俞校长目光所及的大多数学生，都和他有了简短交流。从这时起，校方的测试已经悄然开始：能否适应全英语环境，表达能力如何，更重要的是，是否具备良好的沟通、互动能力。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我们要的学生肯定不是那种喜欢因循守旧，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那种，他要有这种创新的意识和愿望，而且他要敢于去冒风险，敢于去探索一些新的事物，这样的学生他才会积极的去认识世界的不同的文化，它的多元文化。 上海纽约大学于2012年8月挂牌成立，并在2013年迎来了它的首批本科生。这所学校最受外界关注的，是它的中美合作办学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创新之处，从它招考选拔学生的方式上就可见一斑。 前一晚抵达上海的学生们，在第二天接受上纽大的正式测试——校园日活动。不同于严肃的考场、静态的笔试，这里气氛高涨、声音也有些嘈杂。学生们通过完成一项团队游戏，各展才能。 学生：不会那么令人胆战，那么令人恐惧。乐观的性格展现出来就可以了，就做你自己就很好了。做一个先驱者，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了。努力尝试做一个国际化的学生。） 持续一天的校园日活动，学生们通过团队合作、一对一面试、模拟课堂等环节，充分展现自己的综合素质，俞立中和老师们也在一旁安静的观察和记录，寻找适合上纽大的学生。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上海纽约大学的定位我们要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创新人才，针对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我们在选拔学生设定的标准和要求，以及我们整个培养模式，都要围绕这个目标去努力。 校园日举办前夕，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专程来到了上海。由于合作办学，两位老朋友不时会在上海或纽约碰面。两位中美高校的灵魂人物，从认识到成为老友，恰恰印证了上海纽约大学从雏形到正式诞生的过程。 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我们清楚华东师范大学有着十分特别的领导人，不论是它的校长还是副校长。我们开始了解他们，而他们也能很快了解我们在做什么。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变得容易起来，去建立起一个学习中心。 纽约大学是世界排名前五十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也是美国唯一一座坐落于纽约心脏地带的大学。2006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的俞立中，将纽约大学引进了华师大，正式建立纽约大学上海中心，这成为上海纽约大学的前身。 俞立中上任之初，就召开了华师大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两场会议，青年教师工作会议与推进学校国际化进程会议。如此重视国际视野的管理思路，和俞立中本人的经历不无关系。 俞立中的求学之路曾一度被文革中断，期间他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农场务农，恢复高考后，他考进了华东师范大学，之后又被学校推荐到国外留学。1985年，俞立中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进行博士和博士后课程学习，这段经历发展了他的专业能力，拓宽了他的视野。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我的人生当中的两段最重要的经历，一段是土插队，一段是洋插队。对我了解中国社会，对我了解世界，培养自己思维的方式，从某种角度来讲是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这个会自然而然地反映到我的工作态度和我的工作视野上面来。） 2006年，俞立中走马上任华师大校长之时，正逢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转型期。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七八年间改变了高等教育的精英格局，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此时，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点，从学生数量向办学质量、办学模式转移。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我们要从单纯地在国内搞排名，国内的竞争变成一个国际的有国际视野和其他的世界一流大学比较的国际竞争，但最重要的我们认识到我们要从以前的物本思维的模式，变成一个人本思维的模式。 如何明确大学的定位和发展目标，通过何种路径实现，俞立中在实践中找到了答案。推进学校国际化进程，把青年教师送出去，再把国外一流大学的资源引进来，建设国际教育园区。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华师大是把国际化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战略来考虑的，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不同的层面上面来思考国际化的问题。 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我和俞立中开始探讨在上海做得更多的可能性。不仅仅是一个学习中心，而是在这里建立起第三个门户校园，隶属于全球教育体系。 经过三年的筹备，上海纽约大学在2012年闪亮登场，俞立中成为了上纽大的首任校长。 俞立中在2013年新生开学典礼上的短短几句发言，传递出两个重要信息。这所大学拥有中美双重血统，这里欢迎爱交朋友的学生。 上海纽约大学是教育部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后，第一个获准成立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大学，它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它的学生能够得到纽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的双重学位，也能够享受中美两种不同类型学校的所有资源。 俞立中的国际化培养思路在上海纽约大学得到很好的延续和呈现。而他本人更身体力行实践这种思路，成为世界各地学生的朋友。 大一学生董梦岩，正参加学生会举办的交友活动。这个女孩去年通过校园日活动的测试，以优异的表现被上海纽约大学录取。在校一年，梦岩每周都会参加类似的活动，与跨越国别、种族的同学交朋友，主动或被动参与到不同文化的交流中。 上海纽约大学学生董梦岩：你在参加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可以认识很多朋友，也可以拓宽自己的视野，而且并不是在一个校园里纯跟我们自己同校的同学一起活动，你在社会上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经历。 如同人才选拔标准和方式的创新，上海纽约大学在学生培养模式上也进行了改革，不局限于课堂教学，而集文化体验，社会观察，研究实践为一体。针对寝室设计，校方就将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安排在一起，创造24小时的多文化多语言交流环境。 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我们为什么让学生有一到三个学期可以在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的点上面选课去学习，也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利用世界这个课堂来真正的体验多元文化。 教育的多元化、国际化，是俞立中和上海纽约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尝试和探索，他们借鉴不同文化、不同类型的教育体系，为自身改革找到方向，也为全球化时代下的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思路。 为了教育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部在世纪之交启动985工程。985工程的大学校长中，无论本土学者，或是海归精英，皆是学贯中西，胸怀天下，他们正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的教育格局。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我们觉得要想过渡成一种世界一流大学的文化，从制度上我们要通过一种科学的管理，逐渐地过渡成一种文化的管理。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更注重一所大学真正它的核心的东西，比如本科教育，真正的教师的质量等等，而不是简单地看文章。 1872年之后的百年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不过13万；1978年以来的30多年间，中国累计出国留学人数达到309万。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学成之后回到祖国，投身创业浪潮、关心社会建设、完善制度设计，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学部讲座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崔大伟：我认为他们正在影响政府，影响科技界，影响教育部门。他们的影响还在持续增长。 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张亚勤：我觉得海归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管理的模式，更多的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思维的方式。 原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原中国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2014年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与外国专家座谈时指出，对外开放要着眼于人、着力于人，推动人们在眼界上、思想上、知识上、技术上走向开放，通过学习和应用世界先进知识和技术，进而不断把整个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尚贤爱才的优良传统。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 书写开放历史，引领风气之先，留学海归人员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建起一座座沟通的桥梁。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只要广大留学人员同人民站立在一起、同人民奋斗在一起，就一定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绚丽篇章。（编导 赵菲菲）
2014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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