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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西湖大学3年内建起，15年后比肩世界一流
专家简介施一公，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副校长。 “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10万平方米的园区已经开始启用，首批学术人才已经到位，首批博士研究生将于2017年9月入学，首笔由杭州市及西湖区支持的科研经费4亿元人民币陆续到位，西湖大学（筹）申办报告预计今年将提交教育部。” 西湖大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所还在筹建中的大学是个陌生的名词。但是它的“发源地”——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在去年12月成立时，因为独特的运行机制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6月23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长施一公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召开的第四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际论坛上发表主题报告。他第一次公开谈到了创办西湖大学的来龙去脉。 西湖大学致力于成为民办的世界一流大学 施一公认为，中国公立大学非常优秀，出现了清华、北大、复旦、交大、浙大、中国科大等一批优秀的大学。这些大学过去几十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取得长足进步；而民办大学绝大部分为职业技术型，还处于规模比较小、发展不够均衡和充分的阶段。 施一公说：“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公平主要依靠公立大学实现，而科技的卓越则是由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共同保障，其中私立大学的贡献更大一些。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公平和卓越主要体现在公办大学，作为有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应该有一批一流的非营利性的民办大学来共同承担这一社会责任。” 施一公认为，去年11月全国人大修改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为民办教育的长足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民办教育要分类管理，民办高等教育分为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对于非营利性民办大学，法律规定应和公立大学享有同等待遇，这意味着土地可以由地方政府划拨，校园建设可以由地方政府承担，科研经费也可以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其核心是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大力支持非营利性的民办教育。” “我们共同倡议建立一所能够代表中国的民办大学，我们选址在杭州市，取名西湖大学，致力于成为民办的世界一流大学。”施一公说。 三年后西湖大学将拔地而起 施一公介绍，作为民办大学，西湖大学的核心机制是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最高决策机构是校董会。和现在公立大学不同，西湖大学（筹）所有教师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包括退休金、对子女教育的支持计划均来自基金会。同时，政府和社会也是支持民办大学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谈到西湖大学的定位时，施一公用了几个关键词：小而精、高起点、研究型、聚焦科学技术。 “去年12月10日先期成立了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它就是西湖大学的前身，就是西湖大学的发源地，所以西湖大学的历史是从2016年12月10日开始的。我相信西湖大学一定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也许15年之后这个大学就将比肩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施一公说。 “目前，西湖高研院设立了4个研究所，分别是理学研究所、前沿技术研究所、生物学研究所、基础医学研究所。”施一公说，“西湖高研院已经开始面向全球招聘学术人才。截至目前，我们从1500多位申请者中选拔出21名杰出的科学家作为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我个人认为他们的平均水平是非常优秀的。” “西湖高研院位于云栖小镇的永久选址，未来将是西湖大学尖端研究产业转化的平台，我们希望重大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将在西湖高研院产生。而且，西湖大学首期761亩土地已完成划拨。”施一公说，“3年后在杭州这样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的美丽城市，将会有一所崭新的大学拔地而起，那就是西湖大学。”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才，而人才和教育息息相关，一流的高等教育才能培养出尖端的人才。我相信30年之后，在中国大地上，一定会有一大批足以代表中国人水平、足以为中国科技发展、为世界文明进步保驾护航的一流民办大学。中国人勤劳、肯干，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愿景。”施一公说。文章选自澎湃新闻网，2017年6月26日
2017年6月28日 -
王辉耀：全球化挑战加速复杂化，智库需要凝聚共识、加强合作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环境下，旧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各国政府都面临艰难的结构性改革，智库对地方政府来说越来越重要。当地经济发展面临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金融风险、企业债务、环境污染及失业率等问题都需要采取政策措施，实现经济转型。智库如何为政府找到治理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脱节，并提供前瞻性和实效性的分析建议，都是值得深入研讨的课题。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失误 智库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与一国经济的发展尤为相关。前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曾经讲过，中国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世界银行也曾在一份早期研究中做出相关估计，认为我国“七五”计划到“九五”计划期间，投资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损失在4000亿至5000亿元。可见，不科学的甚至错误的决策带来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在这方面，我们要凝聚共识，促进多元化智库参与政策过程。此外，面对复杂的全球化议题和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全球的智库还需要思考如何共同行动，协助政策制定者制定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环境下，旧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各国政府都面临艰难的结构性改革，智库对地方政府来说越来越重要。当地经济发展面临产能过剩、资产泡沫、金融风险、企业债务、环境污染及失业率等问题都需要采取政策措施，实现经济转型。智库如何为政府找到治理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脱节，并提供前瞻性和实效性的分析建议，都是值得深入研讨的课题。智库能够助力构建全球化的共同语言 过去，由于存在语言障碍、交流障碍和思维形式状态障碍，大家所讲的可能不是一回事儿。而现在，随着互联网发展、全球化和英文的普及，大家都在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角度来发言。但即便如此，定义上还是有一些差别，智库作为政策的第一解读者要解决这些差异。从大的角度来说，很多国家支持全球化，都希望能够有同样语言。就具体术语界定而言，智库也应该做出贡献。这也是我们建立这样一个国际智库社区和智库集群的原因。在这样的社区里，大家能够进行辩论，政策制定者在决策时来参考我们充分辩论后的研究结果。 另外在全球化趋势方面，我们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它制定了很多常规的规矩。现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合作关系都有自己的安排，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但不管怎么样，应该用统一的术语或语言来进行最基本的归管。 而对于区域性的智库，既需要分析区域性的问题，也需要超越他们的所在区域，并且研究不同的部门和行业问题，这样有助于对未来的发展作出预测。加速的全球化进程，更需拥有全球视野和前瞻性思想的智库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复杂，周遭环境的变化也越来越快。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拥有全球视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具有前瞻性思想的全球智库社区在国家发展、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凸显。 作为智库的实践者，我们需要更多的创新和努力，聚集智库智慧，群策群力，共同为国家应对当前的挑战、实现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建言献策。同时，不断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社会传播力，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 中国现在正处于从智库大国走向智库强国的过程中，中联部引领的“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青岛是“一带一路”重要的交汇点，它在智库助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还会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本届年会前，青岛市市北区政府实际上已出台了建设智库集群的若干意见。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新型智库都起到率先垂范作用。
2017年6月28日 -
郑永年：崛起过程中,中国如何建设“软力量”?
近代以来，一个大国崛起的首要标志是“硬力量”。所有“硬力量”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就不会有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各方面的崛起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近代以来，一个大国崛起的首要标志是“硬力量”。所有“硬力量”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经济上的崛起，就不会有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各方面的崛起。或者说，没有经济的崛起，其他方面的崛起不足以使得一个国家产生国际影响力。 大国首先是经济大国，然后是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这里并不排除一些国家即使没有强大的“硬力量”，但可以发展出很强大的“软力量”，例如文化、艺术等。古代很多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大国包括传统中国就是这样。 但是，光有“软力量”而没有“硬力量”的国家，其对他国的影响力也会是有限的。例如今天很多小国都有很多“软力量”（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但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也就是它们影响和改变他国行为的能力，并不显见。再者，如果“硬力量”不足，那么国防就成为大问题，“软力量”不能自保，作为“软力量”载体的国家也不能自保。 另一方面，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硬力量”必须软化，否则“硬力量”就很容易会被其他国家视为是威胁。一个国家光有“硬力量”，从“硬力量”所能得到的影响力就会有限，也是不可持续的。 从历史经验看，尽管“硬力量”和“软力量”两者很少有可能同时发展，但在一个国家发展“硬力量”的同时也要开始建设“软力量”。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在现实中，一个国家的“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建设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如果没有“软力量”，维持“硬力量”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因而不可持续。前苏联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中国各方面的“硬力量”正在崛起，继续的崛起也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建设“软力量”便是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实际上，自从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各种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正因为这样，中国官方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话语，希望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忧。 中国硬实力的崛起必然引出其他国家的担忧，这是正常现象。不管中国政府做如何的努力，这种担忧不会消失。问题在于，为什么外界对中国崛起有如此的担忧？这里其中一个要素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硬力量”的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在崛起，并且变得很强大。 而从国际关系历史上看，民族主义经常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或者说，中国官方意在化解外界对中国崛起担忧的政策话语远远抵消不了民族主义的崛起所带来的“负软实力。” 矛盾的是，尽管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往往是一种“负软实力”，但对民族国家内部来说，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软实力”。民族主义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崛起过程的必然现象，同时民族主义也是有利于国家内部不同要素的整合。不过，民族主义必然对一个国家的外部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现象上看，民族主义往往和种族优越、民族优越、文化沙文主义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民族主义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必须超越的一环。中国也一样。随着国家的崛起，人民对国家的自豪感变得不可避免。但令人担忧的是，直到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体现在简单的“义和团主义”，包含了近代以来的受害者情结和崛起之后的复仇情结。 再者，在西方，很多政治人物和学者仍然受欧洲历史的影响，把中国的崛起和欧洲德国的崛起联系起来。在亚洲，人们也把中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战前的民族主义做比较。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有可能重复德国民族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往日的道路。 我们对这种关联不可忽视，因为一旦这种关联成为其他国家决策者所考虑对华关系的起点，那么中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冲突有可能变得不可避免。例如，当尼克松政府发动越南战争时，就认为胡志明就是欧洲的希特勒。如果胡志明就是希特勒，那么越南战争就是合符道德的正义战争了。因此，中国必须有意识地避免其他国家把中国民族主义和德国、日本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在实践层面，更需要回避走这条导致自我击败的道路。 中国当然不存在德国、日本那样的战争导向的民族主义，这种概念只是西方的误解。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近年来选择了“文化走出去”。这里的理论前提是：外在世界之所以对中国有这样的误解，主要是因为外在世界不了解中国、中国的和平文化，等等，如果外在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那么外在世界的这种担忧就会消失。“文化走出去”政策背后的这种理性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文化走出去”现在面临着很多问题。 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了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但谁也不知道文化方面什么东西要走出去，什么样的文化才能改变他国对中国的看法，不再感到中国有这样那样的威胁。正如商家做营销，首先自己必须有产品，营销只是包装和策略问题。营销得当就能够改变人们对你所有的产品的认知，甚至确立对你的产品的认同感。但无论如何，首先必须有高质量的产品。如果产品质量低下，营销做得怎么好也会无济于事。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一种文化要成为“软力量”，至少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这个文化，不管是产自本土还是结合了从外面“输入”的因素，必须是能够解释自己。如果一种文化不能解释自己，那么如何能够让“他者”了解自己呢？ 第二，这种文化必须能够让“他者”信服，信任。如果“他者”对这种文化不能信服，不能信任，那么便是没有“软力量”。 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他者”能够自愿接受这种文化，“自愿性”是“软力量”的本质。具备了这三个条件，文化是不需要被推广的，尤其不需要通过政治力量而得以推广。 在唐朝，没有政府到处去推销文化，但文化到达了东亚社会的各个角落。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播，基本上也不是依靠政府的力量的。如果一种“软力量”需要政府去推广，那么人们一方面就可以怀疑这一文化是否“软文化”，另一方面也会感觉到很硬。例如，西方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是西方政治“软力量”的核心，但如果西方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要把这些价值强行推销到其他国家，强迫其他国家接受，那么便不是“软力量”，而是“软力量”的反面。 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一种软文化，因此很容易理解各种“推销”行为为什么显得那么吃力。中国现在所有的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要不依附于自己的历史传统，要不依附于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里面包含有传统因素，或者外国文化因素，或者是两者的结合，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也是优势。但这种文化必须能够满足第一个条件，即能否解释自己。传统文化曾经辉煌过，但已经不能解释现实中国了。中国现在缺少的是能够解释自己的文化产品。 今天，我们所有的产品是大多是复制品。政府一直在提倡“文化创新”，但很多人在进行所谓的“文化创新”过程中，要不简单照抄照搬，要不就是应用性，也就是西方技术，中国材料。 在很多方面，中国往往是用人家的话语来说明自己，结果是很显然的，就是，越说越不清楚。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基于文明之上的国家，很难像一些非西方的小国那样，用西方的话语来打扮自己。再者，因为中国努力抵制西方式政治制度，而不能像日本那样把自己打扮成为西方国家。中国强烈反对西方把自己的逻辑强加给自己，这没有错，问题在于，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文化逻辑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要文化创造，一种既能够解释自己、又能让他人了解自己、并且自愿接受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才具备“软力量”。 自近代以来，从经验上看，一个国家在创造这样一种具有“软力量”的文化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克服内部的民族主义，二是如何建设其他国家所能接受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或者普世价值）。 中国也不例外，而且这两个任务都很艰巨。 第一个任务是如何软化民族主义。如前面所述，民族主义有其正面的地方，那就是强化人民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感。但民族主义必须超越“义和团主义”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排外，二是非理性。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实行民族主义的转型，使得其拥有包容和理性的特征。这并非不可能。 西方一些国家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也具有包容和理性的特征。英、美、法、德等国家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本来就具有开放性的，而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转型过程。美国早期很排外，但现在很包容。德国的民族主义更是基于种族之上，为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民族）带来灾难，但现在也很开放。民族主义的开放、包容和理性是转型的结果。 如何改造民族主义？这就和第二方面紧密相关，那就是要增加现有文化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成分，或者说要创新文化使得其具有普世性。 中国现在还没有发展出能够让其他国家欣赏和接受的文化价值。要发展具有“软力量”的文化，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中国本身的知识体系，任何一种文化的内核就是知识体系。在国际关系层面，这个知识体系必须是理性民族主义和普世文化价值的结合。 民族主义所要表达的就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特殊性，而普世文化所要表达的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普世性，也就是说和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共同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殊性和普适性的结合。换句话说，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核心价值，但同时也具有和其他民族和国家共同享有的共享价值。 简单地说，中国的“软力量”文化的建设就是要把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作为人类共同体一员的共享价值有机的结合起来。体现自己核心价值的文化或者知识体系就能够解释自己，而包容普世价值的文化和知识体系就能够为他人所理解和接受。文章选自正角评论，2017年6月23日
2017年6月27日 -
梁建章：中国不需要更多多元化公司
梁建章，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 最近随着美团公司CEO王兴的采访，又掀起了公司多元化和专业化的话题的讨论。多元化和专业化当然没有绝对的对和错，历史上肯定有很成功的多元化和专业化公司。但我们还要看一下大的趋势，未来中国会有很多成功的多元化公司吗？什么样的市场环境和技术条件会培育更多多元化的公司或者专业化的公司呢？ 首先，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企业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市场规模会变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也会更加专业化。同样的逻辑，越是市场大，人口多的国家，产业的分工就会更细。 一个小国(如日本)最大的电商公司，可能又做旅游，还做金融。但像美国这样的大市场，分工很细。电商只做电商，旅游只做旅游，外卖只做外卖。中国未来的市场规模超过美国，分工可能比美国更细。 其次，专业化有利于创新。创新需要专注和企业家精神。所以，大部分创新都来自于某一个行业的某个初创公司。多元化公司从决策和激励机制不利于创新，但是多元化公司往往有更多的财务资源可以通过模仿和投资来扩张业务板块。 举例来说，美团的点评业务是收购点评后获得的，美团的外卖业务就是模仿了“饿了么”公司。从社会效应来讲，多元化公司因为不是引领创新，所以对社会的贡献要比专业公司要小。同样也因为不是自主创新，多元化公司的资本回报比较低。 多元化公司虽然规模大，但是需要和其他资本竞价投资好的企业，或者需要靠烧钱追赶创新者，所以一般来说资金回报就会较低。在风险资本不发达的年代，多元化公司具备一定的金融资源的优势，所以还能取得不错的回报，例如日本，韩国过去的风险资本不发达，就出现了不少多元化的企业财团。 对比的，在美国，风险资本发达，多元化公司就很难获得很好的回报，美国的GE公司是美国最好的多元化公司，但是就连GE，近几年的业绩也不如人意。最近几十年，相对于日本，美国的专业化公司要比多元化公司发展要好的多，整体美国的创新力也更旺盛。 再次，还有一个因素是全球化。如果一个产业的全球化程度高，那么其潜在市场就是更大的全球市场，这样这个产业的分工更细，公司的专业化程度就更高，整体产业的效率也会更高。这是全球化给更具创造力的专业公司带来的机会。 很多美国公司当取得了本土市场的成功后，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化，把自己的创新扩展到全球市场，而很多中国公司却首先考虑多元化，去投资或者进入新的业务。这可能和中国公司的全球化能力不强，或者公司本身的优势就不是来自于创新有关。 但是这个现象正在发生变化，华为已经有一半的业务来自于海外，一些互联网公司也在积极地推进全球化。例如，携程就有很好的全球化前景，携程的国际业务已经占了整体业务的20%，而且正在迅速成长。 所以，以上的分析，我认为总体来说，中国的企业更应考虑专业化而不是多元化发展，因为中国的市场比美国还大，产业细分程度会超过美国。另外，中国经济还是处于快速发展期，很多行业还处于创新期，这有利于专业公司。中国的专业公司也不缺少资本支持，多元化公司的资金优势并不明显。最后，随着中国企业创新力的提升，全球化的成功率会提高，回报也会比多元化好的多。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7年6月23日
2017年6月26日 -
李稻葵：孩子最应该学好的是体育课！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作为8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经管学士、又是90年代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李稻葵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展会上他将为大家带来全球投资、海外资产配置的主题演讲，这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而今天，小编要和大家分享的则是他作为教授、作为老师对于教育的“犀利”观点。 国外领导人大都是体育健将李稻葵曾发表文章说，某一次冬天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论坛上他应邀去谈经济走势。这场演讲是“最高规格”的付费专场，到场的都是国际大公司的企业家，会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随意的站着在交谈。李稻葵一进场就被“震”住了：在场个个都是大高个，身高1.79米的李稻葵几乎是全场最矮的！他镇定了一下，马上意识到一个早已熟悉的事实：国际上很多领导人，都是职业或业余体育运动员出身！练体育的，难怪都是大个头。的确，西方国家极力提倡人本主义教育，许多学校力求将体育融入到每个学生的生活之中，有效的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因此，大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有体育上的一技之长。不仅是运动员容易出成就，西方的精英大学也注重培养有运动员背景的学生。 相比文化课成绩，外国名校更重视运动成绩哈佛大学曾经做过一项调研：毕业20年后，哪些校友群体为母校捐款最多。结果出人意料，捐款最多的并不是学习最好的学生，反而是那些有校队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无论当年还是现在都是最有集体荣誉感的。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联盟——常青藤联盟最早就是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若干所大学的美式足球运动体育联盟，而非学术评比，比如奥数竞赛的联盟。 牛津大学有个久负盛名的罗德奖学金，这项创立110多年的奖学金有四项招生标准，其中一项就是喜爱体育，最好有运动成就。他们认为，这样的人往往具备优秀的心智，是值得栽培的未来领袖。为什么有运动背景的人，更容易成功？第一， 既有竞争意识又有体育精神体育游戏天生就带有竞争性，运动员身处其中，有助于培养竞争意识。与此同时，体育精神让这种竞争不仅仅是以赢为终极目标，还蕴含有对自身的提升，以超越对手、超越自我；更有对对手的尊重，以及公平竞争的精神。 第二， 懂得团队合作、具有领导力体育运动中有很多的团队项目，比如“三大球”的多人作战，“三小球”的双打，以及皮划艇、棒球、橄榄球、田径接力等等，都需要团队配合。而且担当Team的leader，更需要凝聚力和领导力。此外，除了队友间的配合，团队的教练、领队、陪练、营养师甚至是医护人员，每个环节都需要通力配合，才可能达到高水平的竞技状态。 第三， 心理素质好，更专注在竞赛落后的情况下，摒除杂念，调整心态，集中精力想好下一个球、下一个赛点，是高水平运动员的必备素质。对待比赛的输赢要有好的心态、有正确的理解，能够促使在运动中更加的投入、保持高的注意力，把握机会展现最好的状态、应得“最好”成绩。这恰恰是一个成功者应该具备的素质！ 因此，西方的精英大学非常注重培养有运动员背景的学生。有的曾经入选大学的体育代表队，有的是职业运动员出身：美国前任财长亨利·鲍尔森就曾是大学校橄榄球队的明星球员；IMF主席拉加德曾是一位花样游泳运动员；世界著名的金融机构黑石集团的创始人苏世民，曾经是校长跑队的队员…… 反观中国教育和体育课从家长到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对孩子教育最重视的无非是数学、语文、英语等文化课，就算做兴趣培养，课外课也基本是音乐、美术等特长培养，怎么轮也轮不到体育课，因为体育课在大家的眼里就是“玩”，几乎与“耽误时间”、“影响学习”划等号。因此体育课在中国大多数学校里，属于一个可有可无的课程，甚至对于中考高考的孩子，体育课更是直接取消，被文化课完全占用。虽然我国的许多学校都建立了自己的体育场馆，尤其是随着大学生不断扩招，以及相关高校彼此合并，许多学校都在自己的新校区建立体育场馆，有的学校通过银行贷款来建设。这些体育馆外表美观、气派、设施先进，但是，往往只用于举行一些重大比赛，使用率非常低。这种体育资源的浪费，恰恰说明了中国体育教育存在严重的缺陷。 做好海外教育规划，让孩子全面发展侨外移民教育专家认为，欧美国家选拔优秀学生值得借鉴的地方在于其人才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强调人尽其才的欧美教育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让不少国内“差生”在接受海外教育后一跃成为尖子生。对于如何送孩子出国读书，如何发挥孩子潜能，在成功道路上少走弯路……侨外海外生活规划服务展上将有海外教育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侨外作为业内首个全方位海外生活规划服务平台，侨外在海外教育上拥有突出的资源优势。比如在海外多个国家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熟悉当地的教育资源分布、教育体系，对学区房及房产市场了解深入，可以实地帮助教育移民家庭、留学家庭解决生活、学习中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留学中介无法解决的低龄留学、公立教育择校难、陪读难、专业申请受限、毕业实习就业难等问题。侨外海外教育规划院，一对一定制海外教育规划，做到比留学中介更专业、更全面、更系统。文章选自环球网，2017年6月13日
2017年6月23日 -
徐小平：把命运交给陌生人
想当院长吗？看看王次炤是怎么帮助徐小平的！ 想当徐小平吗——看看他是如何信赖陌生人的。徐小平，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真格基金创始人。 四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去参加中央音乐学院同班同学王次炤夫人魏室丽女士的葬礼。 次炤夫人魏室丽是中央广播乐团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因病华年早逝。遗体告别室内，没有播放哀乐，而是播着魏室丽生前一段哀婉动人的歌声。参加者无不为之动容。我参加的葬礼不多，但这是我见过最美丽的葬礼。 老同学王次炤，带着女儿和亲友和前来送别的人一一握手。我走过去，次炤和我握手拥抱，并对他正在上大学美丽可爱的女儿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这就是徐叔叔”。 次炤的女儿学英语，“徐叔叔”给她做过一些间接的指导，但一直没有见过这孩子。我握着她的手，用父辈最真诚的慈爱对她说：“有任何事情来找我！” 走出告别大厅，来到春天的阳光下，我有些感伤。忽然想起了和次炤相处的一件往事，心里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以此作为我对次炤兄的一种慰问。 这件往事，几乎已经被我忘却了。但在这个时刻出现在我的脑子里，突然让我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寓意—— 原来，我当年能够来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读书，竟在一个致命环节上，得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孤零零来自上海外地考生的帮助！这个外地考生，就是此刻正在亡妻的歌声中克制着悲伤、保持着风度、接受着亲友悼唁的次炤兄！ 不同的是，当年那个外地考生次炤兄，今天已经成为现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领导着这个世界一流的也许是获得国际大奖最多的著名艺术学府。 …… 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个茶叶蛋，肩扛一架手风琴，从泰兴家乡来到上海赶考。 在一个亲戚家里安顿好，然后就随着滚滚的人流、天才的洪流，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和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考试。 我至今还栩栩如生地记得，在上海音乐学院办理报名手续时，看见一个在那里登记名册的女老师，顿时被她的风采迷住了。从乡下来的我看见那老师白皙的皮肤，修长的手指，卷曲的头发，当时就流口水，心想：这个老师肯定天天用牛奶洗澡，听着小夜曲睡觉……心里充满了对上流社会生活的神往。我暗自狠狠掐自己，一定要考上！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我去看榜，但看来看去，就是看不见我那后来变得很性感的“徐小平”的名字！我不甘心，继续看，看到最后，终于看到了“徐、小、平”这三个汉字了——但不幸它们并不连在一起，而是被残忍地分裂在几个不同的名字里面——我知道我不能把那三个人的名字归纳成一个，当作我的名字参加复试。 我记得，当时那复试名单就用大字报的形式，贴在音乐学院的院墙上，一个个考生，怀着生死存亡的紧张心情，仰头追逐自己的名字。遥想当时的情景，在形式和内容上，和一千多年来赶考的那些穿着长袍、戴着方巾的书生有什么区别呢？邓小平恢复高考，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开科取士。当然，他老人家可能想得更远：正是这次的恢复高考、以及后来的派遣留学生，永远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拓宽了青年人追求前途和成功的通道…… 上海音乐学院让我名落孙山，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却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姿态，但老呆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告诉我的亲戚：到了发榜日，请帮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我好赶来复试。 嘱咐了我的亲戚。我总感觉到还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熟人，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次炤兄。 次炤是来自杭州的考生。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考验，经历了青春虚度的折磨，终于赶上了邓小平恢复高考。当时的他，已经29岁，属于恢复高考后“老三届”中最老的一届。他们心中的压力，显然是我这个也已经22岁的大龄考生无法想象的（22岁的我，入学后发现自己居然差一个人就是全班最小的弟弟，可见当时社会之异常！）。 我和次炤在考场一见钟情，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刻，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他，请他如果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 我对复试并不抱有希望，但不抱希望并不是我不希望，我是多么强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以及录取啊！所以，这个对次炤兄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盼。 比我年长七岁的次炤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那次公布只在全国范围内招十个名额。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我和次炤既是考友，其实也是竞争者。但我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怀着对次炤完全的信赖，离开了上海。 我并不知道二十多年后，次炤兄会当上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成为这个中国最高音乐圣殿的掌门人。但当时的我知道，他肯定会及时把复试的消息安全及时地传给我——假如有的话！ 在1978年5月这个美丽的早晨，在洒满阳光的上海音乐学院大墙外，当我把家庭地址留给次炤时，我的心里真是溢满了那句千古绝唱的精义：同是天涯赶考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留下微薄的希望，带着无限的苦涩，我离开了上海。 ……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待命运的宣判。但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我甚至走到了邮电局里面去等，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但等到下午将近两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人的一生总是要经历挫折的。得不到某种你为之付出很多、期待很高的东西，比如高考，当然是一种特大的挫折。虽然从一生远景来看，一城一池的得失未必决定我们一生的幸福成功——比如俞敏洪老师就参加了三回高考——但人们当然还是希望在每件事情上都“心想事成”，一帆风顺的。 从邮局出来，手上没有电报，心中没有底气，头顶没有光环，我郁闷地走到附近一个朋友家里去，想寻找安慰。到了那里，朋友就问我有没有考上，我说“没 有”……“没有”一字说出口，我就立即感到我的朋友对我的态度发生了巨变！哼，他积压了很久的对我狂妄竟想要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反感，终于得到了伸张！须臾之间，他对我的口吻变了，对我的眼神变了，对我的态度变了，甚至，从他背对着我的屁股的扭动中，我都看到了他那抑制不住的蹦迪般快感节拍！ 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其实，我的朋友也许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还是他，我还是我，完全彻底是我自己心虚过敏。但无论如何，在这个“心态决定一切”的生活中，所感即所得，我当时确实就感到了这种糟糕透顶凉透了心的落榜情节。 回到家中，爸爸妈妈也在那里守株待兔，而且已经知道兔子即使没有被别人拦截，至少也已迟到。当时的我虽然也没有绝望，因为紧接着提前招生艺术院校考试，七月还有全国普通高校招考，我还有机会！考不上中央音乐学院，大不了我就上北大呗！但毕竟“中央音乐学院”这么响亮的名字，还是我梦寐以求的心灵归宿啊！ 我们全家对眼坐着。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等待着太阳落山，等待着黑暗降临，等待着明天，等待着把今天的失落覆盖，重新开始新的追求。Life goes on,考不上梦中的大学，生活还要继续！ 当然，也等待迟到的电报的最终出现！ 大概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命运的幸运敲门声！电报，电报，小平复试电报！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随着街坊邻居纷纷喧嚷起来，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我的兴奋就不用说了。但当时泰兴到上海已经没有班车，唯一能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上海参加八点就开始考试的，是离家二十多公里的长江边上，还有一班到上海的小客轮。父亲帮我找了一辆货车，把我像一头猪那样拉到了江边，客轮停泊在长江南岸（二十年后我知道，那里就是俞敏洪的故乡），我又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江 对面的渡轮，在那里买了一张五等舱的船票，登上了即将启航的客轮。 那班客轮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自己的鸡鸭鱼蟹猪去上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舱内除了听不到人的音乐，什么动物的摇滚都有。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虾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着微笑，向着大上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眠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面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主，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八点举行，除非我有直升飞机，否则只好望洋兴叹、遗恨终身了！这要比收不到复试通知还要冤！ 后怕之后，家人感到庆幸——幸亏那第一份电报！但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择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收到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送的时候应该已经晚上七八点了。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送给我，这个人是谁？ 家里人显然不会认为发第二封电报的是我的亲戚。那么，肯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消除一个竞争对手了！ 家里人于是嗟叹人心险恶！并夸奖我好聪明，还知道多留一手，让亲戚替我双重保险！ Well，在这件事情上，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炤兄——这位当时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花了宝贵的钱、花了宝贵的时间、怀着纯真的心灵，在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复试的喜讯！ 而我的亲戚，后来则告诉我：他那天起来，就没想去看榜，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了离家不远的音院发榜处，在那里“居然”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立即给我发电报，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我什么也没说，亲戚是个老人家，他也不欠我什么，倒是我欠他很多。我不能责备他！但我的心里，立即充满了对次炤兄的无限感激！因为，如果不是这位我素昧平生、才认识两天的杭州考生第一时间先给我把电报拍过来，我的大学梦，一定就会梦断扬子江了！ …… 进了音乐学院，我和次炤住在同一个宿舍——还有另外十几个人。 这十几个同屋里面，诞生了两位音乐学院院长——另外一位是担任过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戴嘉枋兄，两位国家级乐团队指挥（高伟村、王诺文）、几位系主任和研究所长（修海林、郑祖襄），以及也许为新东方增了光、但肯定让音乐学院遗憾的我老人家。 当时的我，虽然自己有着伟大理想，想做文化部长——我是最早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一毕业，就担任了文化部长：北大团委文化部长，并且这成为我此生最高官衔——却没有想到这些同屋的兄弟会有人当上院长。否则，我就会好好对待他们了！ 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热爱“同桌的你”、善待“睡在你上铺的兄弟”了吧！ 如同我在今天也不是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我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好学生，虽然，虽然所谓的“好”，也有不同的解读，但我必须承认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不是一 个好学生，也许唯一的优点，就是耐不住寂寞，喜欢无事生非。往事不堪回首，我就不说我和次炤同学为宿舍问题吵架的往事了…… 不过，无论有多少后悔与内疚，正是音乐学院的五年磨砺，让我从一个“热血愤青”，变成了一个有社会责任和历史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使我后来的人生，在追求个人成功与幸福的同时，也能时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承担的公民责任。 …… 2006年4月。在八宝山春日阳光的照耀下，生命与死亡的分界线显得如此鲜明，过去与未来的鸿沟好像就清晰地断裂在我的脚下，青春与梦想的意义，更在次炤年轻可爱的女儿和他华年早逝的妻子之间，演绎着一部深邃悠远的生命交响乐。 我说不清楚，次炤兄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要职，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次炤兄这个拯救了我梦想和前途的电报，显然堪称纯真年代里纯真人情的经典风范。 曾为我画过漫画的大乐儿或Henry，或任何其他擅长丹青的博友，你们能为我当时委托王次炤的场景画一幅漫画吗?画名就叫“小平托炤”——如果画出来，一定会有“桃园结义”、“竹林七贤”、“林冲踏雪”那类深长隽永的意境…… 次炤兄拍来的电报原件，肯定已经不复存在了，否则，我会把它捐送给中央音乐学院，摆在校史馆里，告诉后来的学生： 想当院长吗？看看王次炤是怎么帮助徐小平的！ 想当徐小平吗——看看他是如何信赖陌生人的。文章选自新浪博客“徐小平”
2017年6月2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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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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