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锋：南海局势已重回归正轨
专家简介朱锋，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菲律宾特使德贝内西亚呼吁中菲联合开发南沙群岛资源的讲话，具有很强的建设性，反映了中菲两国在稳定和解决两国南沙群岛主权与海洋权益争议问题上正在回归双边对话的正确轨道。南沙群岛的主权争议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岛礁主权归属的争议、二是岛礁相关的海洋权益的争议。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倡议通过双边对话与东盟的南海主权声索国解决争议，并主张通过共同开发等务实合作行动，为管控和解决南海主权争议和促进中国-东盟国家共同管理和经营好南海寻找到可行的道路。 在中国的推动下，2005年，中越菲三国曾签署了《在南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这是南海共同开发行动的重要进展。只是后来菲律宾阿基诺政府所采取的对抗政策，不仅搁置了两国共同开发的积极态势，也引发了美日等国干预与所谓国际司法干预的闹剧。 杜特尔特政府上台后，中菲关系有了根本性的改善。菲律宾特使近日公开呼吁南海资源联合开发，是中菲即将重新启动双边对话、务实和建设性地处理两国南沙主权争议的建设性行动，标志着南海局势已经重回中国-东盟相关国家通过双边对话解决问题的重要轨道，也是中国和菲律宾等有关国家共同努力、走出虚假和错误的“南海仲裁裁决”干扰的战略性举措。 中国拥有历史和法律的双重依据享有南海诸岛主权和相关的海洋权益。但南海是中国与东盟南海沿岸国的共同家园。争议的存在是正常的，通过务实和有效的行动来稳定和解决争议，让南海成为亚太地区的合作之海、友谊之海与和平之海，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的目标。文章选自参考消息网，2017年5月17日
2017年6月23日 -
郑永年：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世界需要一个秩序。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需要这样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必然会出现，因为各个体之间基于利益之上的互动会导向这个秩序的出现。在实际层面，不同形式的秩序一直是存在着的。这个基本判断是讨论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前提。 对中国来说，问题不在于中国要不要一个国际秩序，而是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再者，“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对中国来说也并非仅仅是一个规范问题。不管中国如何强大，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并不是以中国本身的意志为转移的。更精确地说，中国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是可能的？简单地说，中国能够确立或者参与确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取决于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 历史上，中国曾经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但传统上的“国际秩序”并非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历朝历代所建立的秩序只不过是中国内部政治秩序向外的一个延伸而已。尽管人们也称传统中国为“帝国”，但中华帝国和世界上存在过的其他帝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其他帝国之内，属于帝国的各个政治实体相对比较独立，比较自治，只是让渡了一部分权力给帝国政府。但中华帝国实际上已经接近近代国家形式，其内部的各个部分通过中国特有的制度机制与政治权力中心整合。这就是为什么当其他帝国解体的时候，帝国内的各个个体都成为了独立实体，而唯独中华帝国没有。 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继承了清朝的版图，而清朝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帝国。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曾经有几度沦落为“殖民地”，就是中华帝国被外来民族所统治。在外来民族统治中国期间，中华帝国本身成为外来民族所确立的帝国的一部分。外来力量所确立的帝国，其规模往往远较中华帝国大得多。但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外来民族最终都接受了中华文化，用中华的统治方式来统治整个帝国。结果，外来力量所建立的帝国往往成为中华帝国的版图。历史地看，中华帝国本身的扩张空间非常有限，现在中国版图的很大部分是外来力量扩张的结果。 在西方力量到达中国之前，中华帝国一直是这个区域最强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帝国本身有能力独自确立一个“国际”秩序，那就是朝贡体系。数千年里，朝贡体系一直是中华帝国处理其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制度，主要是一种经济贸易制度。不过，这样一种贸易制度安排所体现的则是中华帝国的文化，即中华文明的优越性。中华帝国臣民对这种文化优越性的深信不疑，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周边的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等等）都接受了这种文化，而且也是因为所有外来力量（异质文化）也最终被中华文化所同化。因此，即使在进入19世纪之后，中国被西方力量所打败，不得不和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清朝政府官员仍然对这种文化的优越性毫不怀疑。只有等到中国被自己的邻居日本打败之后，中国人才失去了这种文化优越性。近代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列表：日本曾经是中国的学生，大量引入中国文化。但在西方力量来临之后，日本转向学习西方，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日本不仅打败了西方国家（俄国），而且也打败了从前的老师中国。 被西方列强和日本打败之后，中国开始学习西方，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下生存，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应当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中国已经和世界秩序无缘。中国所能做的是竭尽全力去了解这个世界秩序，并在这个世界秩序内生存下来。最典型的是李鸿章在中国国内所进行的“大外交”。中国并没有走向世界体系，而是世界体系走向了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难再有能力“走出去”，在国际体系内从事外交，而是在已经走向中国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外交”。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帝国主义的盘中餐，清朝和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割让了大量的土地。不过，客观地说，李鸿章在各侵华帝国主义国家中间所进行的“大外交”则避免了中华帝国的解体，也避免了如印度那样沦落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近代以来，中国是少数几个相对完整地保持了原来帝国版图的国家。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统一国家的成立终止了中国被帝国主义继续瓜分的过程，但生存外交仍然继续。在苏联和美国所建立起来的两大次国际秩序中间，中国选择了苏联。在和苏联交恶之后，毛泽东曾经想通过输出中国版本的共产主义来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但没有成功。在中美建交和中国加入联合国之后，中国才真正和国际秩序确立了正式的关系，至少在政治上说成为这个秩序的一份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从经济上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崛起之后中国和国际秩序的关系如何，实际上取决于中国的崛起方式和过程。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当中国决定全方位地加入现存国际秩序的时候，中国已经选择了一条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前苏联尽管有能力和美国一起建设一个国际秩序，但选择了另起炉灶，确立和美国相对立的体系。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各自确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国际次体系，这两个次体系构成了国际秩序。但这个秩序很脆弱，以核恐怖的方式来维持两者的关系，也就是两者互相依存，谁也不吃掉谁。 在前苏联及其主导下的次国际体系解体之后，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了。中国已经加入这个秩序，并且是这个秩序内的重要一员。那么，为什么现在要再次提出中国的国际秩序这个问题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和自己选择加入的这个国际秩序发生了冲突。或者说，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现存国际秩序利益之间的冲突。 中国融入现存国际秩序走过了三个阶段：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说是第一个阶段，中国实行“请进来”的政策，打开国门，让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国和国际秩序不会发生什么冲突。如果是冲突，也发生在中国本土，即外国资本和中国内部因素之间的冲突。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九十年代，中国实行的是“接轨”政策，主要是修正自己的制度体系来符合国际秩序的需要。各方面的“接轨”主要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努力上。这个阶段，中国也不会和国际秩序发生冲突。从本世纪出，中国开始实行“走出去”政策。中国在很短时间里，从一个资本高度匮乏的国家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同时也是一个资源高度依赖外来进口的国家。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出去”。但“走出去”就和那里已经存在的外国资本或者其他力量发生了冲突。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国都面临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冲突。因此，中国的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重新确定中国和世界秩序的关系问题。中国和前苏联所处的情况不同，那就是，现在的世界只有一个秩序，中国已经是这个秩序的内在一分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选择革命已经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发动一场革命，推翻这个秩序，来重新来确立一个秩序。同时，中国也不可能像前苏联那样，脱离这个秩序，另起炉灶，确立一个次国际秩序。 这表明，中国已经是现存体系的一个巨大既得利益者(stakeholder)，中国既不能推翻这个秩序，也不能脱离这个秩序另立体系。因此，中国和这个秩序所能发生的关系就是作为一个改革者，在秩序内部作改革。 这种因素决定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中国在现存秩序内部能够做什么？从中国的国家利益视角看，至少有三件事情中国是必须做的： 第一，中国必须在体系内部壮大自己的力量，不断往上爬。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至少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已经举足轻重。实际上，在这个体系内部，中国也已经得到了相应的地位，例如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中国的地位都有上升的趋势。尽管中国在这些体制内的权力和中国的大国仍然不相对称，但要意识到的是这个体系不是中国确立的，而是美国和西方确立的。中国往上爬的努力和中国实际得到的权力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差异。 第二，中国可以成为这个体系的改革者，使之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因为这个体系是美国和西方建立的，体系和中国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是显然的。但这并不是说，这个体系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没有利益冲突了。前文所述，美国等国家也发现这个体系和本国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这就要求这个体系内部的每一国家都必须有所妥协，否则这个秩序就很难生存和发展。每一个国家都可以通过改革努力使得体系有利于自身，但妥协是必要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不可以天天当反对派，表达对体制的不满，因为中国已经是这个体系内部庞大的一个既得利益，所获取的利益远较其他国家多。较之中国，那些处于体系低端的其他国家有更多的抱怨。 2000年以来中国缴纳联合国会费占比： 第三，正因为中国已经处于体系的顶端，中国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这里必然涉及到中国在体系内部的领导权问题。中国能够得到多少领导权取决于中国的国际责任。例如，中国可以提倡改革，通过改革使得体系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如果中国过于自私，在改革时不能考量到较小国家的利益，那么中国所提倡的改革就会很难推行下去。因此，这就要求中国在自我利益和他国利益之间追求均衡。这方面，对其他的大国也一样。早些时候的英国，冷战时期的美国和苏联，和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在这方面都为人们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再者，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也会在各个方面遇到强大的批评声音，甚至是反对力量和挑战者。历史地看，没有一个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的大国没有受到过批评和挑战。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已经跃升成为世界体系的重要部分，也可以开始行使一些领导权了。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已经知道和学会了如何做大国。实际上，在这方面，中国毫无准备。并不是一个国家具有了经济和军事实力就可以成为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只是大国的基础。 历史地看，英国和美国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学会如何做世界大国，但其他一些国家则失去了做大国的机会。例如，苏联就没有学会如何做大国，尽管其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的邻居日本也是一个例子，两次失去了做大国的机会：第一次是二战之前。日本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取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巨大进步，但日本则错误地选择通过军事主义做大国，结果不仅给亚洲人民造成了灾难，也给日本本身造成了灾难。第二次是二战之后。日本在很短时间里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日本同样没有成为世界大国。这里除了美国的制约因素之外，日本本身的因素是主要的，日本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历史问题上和亚洲国家搞不好关系。 可以预见，尽管中国的经济崛起了，军事现代化也在进行，但要在现存国际秩序内学会做一个大国，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文章选自正角评论，2017年6月13日
2017年6月23日 -
金灿荣：两种战略思维须学会相互包容
金灿荣，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无论从国内发展还是国际影响层面衡量，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世界格局和国际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国际地位又在显著提升，这让国内有关未来战略选择的探讨出现分歧，比较典型的莫过于是继续偏重“韬光养晦”还是更趋积极“有所作为”。 过渡时期面临两种战略思维博弈 国际关系中的战略研究通常存在两种思维：一种就是学者型思维。它的逻辑在于相信决策者有足够的智力和能力做出正确抉择，相信只要时间足够，作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也会足够充足。这种思维在历史上的代表就是《孙子兵法》，强调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其特点是谨慎，希望充分利用已有条件，力求发挥优势、规避风险。 另一种是实践型战略思维。这种思维不相信人有能力事先预见到各种情况，并且认为信息永远不够，因此更强调在实践中把握机会。这种思维在历史上的代表人物有汉武帝、恺撒、拿破仑等，学界代表就是克劳塞维茨。同学者型思维不同的是，实践型思维强调在确定方向后，要通过积极创造条件来实现目标。 两种思维中，实践型战略思维风险较大，但却往往创造历史;学者型思维在书斋中较多，主要作用在于评价历史。 以此视角观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战略思维主要是实践型占主导地位，这是由各个时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一个现代新生国家的发展通常要经历“三部曲”，第一是寻求安全，第二是追求发展，第三是获得尊严，通俗点说就是要先活下去，然后要活得好，最后还要活得有面子。 按照这个逻辑，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毛泽东时代主要是解决国家生存问题，因为当时西方孤立中国，国内仍有颠覆势力作祟。试想，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还有台湾特务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刺杀周恩来总理，可见当时形势的恶劣。在那种内外压力下，彼时无论谁领导新中国，首要考虑都是如何让国家“活下去”，表现出来就是对外不惧打仗，对内强调阶级斗争。 等到中美建交、中国有了“两弹一星”之后，国家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就开始转向发展了。邓小平时代主要就是解决如何“活得好”的问题。要想发展，就需减少内外冲突，国内强调市场优先，对外强调韬光养晦。 现在我们可能正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即从发展优先过渡到寻求“活得更有面子”。具体表现就是在国际社会要赢得更多尊重，在国内发展上更加注重质量。以粮食生产为例，其实我国粮食产量近年来已相当充足，每年高达6亿多吨。虽然现在不再“吃不饱”，但粮食可能存在不安全的问题，比如重金属超标等。正因如此，现在国内发展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味强调GDP或发展速度优先，而是出现环境友好型、社会包容型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 国际层面则逐渐从韬光养晦转向积极作为。在这个历史阶段过渡时期，前述两种战略思维的差异逐渐显现出来，甚至引发激烈争论。比如一部分学者认为国家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应该更加积极主动、有所作为，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还应继续保持谨慎。 现实环境决定中国必须积极作为 我的看法是，中国在战略选择上要更加有所作为，这个大的方向毫无疑问，它是由历史转换的大环境决定的，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是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比如我们的海外利益越来越多。截至2016年6月30日，我国中央政府拥有的海外资产接近7万亿美元，如再加上地方政府或个人拥有的海外资产，这个数字至少还要翻一倍。另外还有人员，现在大概有300万中国学生在外留学，500万务工人员在海外各种工程项目中工作，还有很多私营企业经营者长期在外经商，如此等等。照此估算，长期在海外工作学习生活的中国公民大概1000万人。出境游的中国公民更多，2016年高达1.26亿人次，比美国的7000万高出很多。这就是中国现在面对的现实，我们的人财物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走出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际社会比较平静，中国还可以不过多去管。但恰恰是在这时，国际上出现了全球治理赤字。比如，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虚拟世界的出现，极端思想蔓延、跨国电信诈骗等新问题层出不穷;再如，由于发展差异过大，文明以及意识形态冲突变得越来越突出了;还有气候变化问题等等。总之，当今世界的跨国界问题比以前明显增多，有关全球治理的需求也在增强。 原来提供全球治理的主要是欧美国家，但它们现在都不同程度遭遇困难。欧洲国家在各种危机困扰下有心无力，美国则是有力无心，虽然还有力量但变小气了。虽然原因不同，但作为全球治理供给方的欧美，供给能力确实都在下降。 这种形势就给中国外交带来了挑战，一方面我们的海外利益不断扩大而且需要保护，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又出现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以实践型战略思维来参与全球治理，实属必然。但持学者型思维的人会说这样做风险大，因为全球治理需要付出资金甚至人命等成本。这时，两种战略思维的差异就凸显了出来。 无论如何，既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由客观形势决定的，那么我们只能回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此过程中，实践型战略思维要占主导，同时还要注意两种思维互补。学者型思维需要往实践型思维的方向上稍微靠一点，帮助后者行稳致远，不能因为存在风险就说什么都不干，那等于是逃避历史责任。当然，实践型思维也要对学者型思维保持尊重，不能对后者一味排斥，需要吸取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力求稳扎稳打。 越是意识形态转型期或历史转折期，两种思维的冲突就越激烈，这很正常。但总体来讲，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个阶段，除了继续向前迈进别无选择，有挑战就去应对，有困难就去解决。两种战略思维必须学会相互妥协，毕竟大家都是为了国家发展更好。文章选自《环球日报》，2017年6月21日
2017年6月23日 -
刘永好：做实业的三点体会
理事简介刘永好，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做了这么多年实业，我有三点体会想要与大家分享：第一，低下头;第二，讲诚信;第三，要创新。 198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创业做音响，但因为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没有办成。所以我们才开始到农村养猪、养鸡、做饲料。很多人认为养猪、养鸡已经有上千年历史，是最传统的、最笨的创业方向，没有出路，但我们坚持下来了，并且一做就做了35年。 35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认为农业和食品领域大有作为，因为我相信不论是现在，还是一百年甚至一万年以后，人类还是要吃肉、蛋、奶及其制成品，或许那时候已经不是猪肉、鸡肉、鸭肉了，但不管怎样，高端动物蛋白还是人类所必须摄取的能量来源，是人类的生命所求。我们在这个领域脚踏实地，认真去做，不小心就做成了——鹌鹑每年养上千万只，有人说我是鹌鹑大王;饲料每年做一两千万吨，有人说我是饲料大王;现在我们养猪、养鸡、养牛，一年产出超过300万吨的肉蛋奶产品，也居中国前列。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早年不转型做金融、做地产?如果那时候做可能早发财了。我认真地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些过去跟风或者随意转型的人，其实很多都倒下去了。我坚信，坚守农业、坚守实业是对的。目前我们拥有超过1000亿的资产规模，拥有几万名员工，已经是中国最大的肉蛋奶生产商，在全世界也是排名前列的。实践证明，我们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为整个肉蛋奶领域的升级换代而奋斗、而拼搏，是非常有前景的。同时，也充分说明了低下头，坚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有成就。 诚信换来认同 我们是专业生产肉蛋奶的企业，而肉蛋奶关乎13亿老百姓的生命健康。我们在这个领域坚持了三十多年，每年都生产那么多产品，但这些年来，负面报道并不多，食品安全事故也少，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认为这与讲诚信有关——诚实地面对消费者，诚实地面对政府、监管部门、社会和员工，诚实地面对税务体系，坚持只做一本账，并且始终如一。 今天我们得到了市场的认同、社会的认同，能够有这样的规模是我们守诚信换来的。守诚信不单单能换来可持续的成长进步，还会换来品牌的提升、认同感的提升。只有守诚信，消费者才会放心且愿意用你的产品，大家才会愿意帮助你、支持你，合作伙伴也才愿意跟你一同走下去。无论做实体经济还是虚拟经济，诚信都至关重要，也是企业最基本的底线。 超前快半步 经济在转型，实体经济压力增大。随着用工成本的增长、环保压力的增加，出口竞争力的降低，很多传统产业都面临着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向前看。向前看就是随潮流而动，略有超前，快半步。其实半步非常重要，很多时候走一步可能会踏虚了，但如果走半步，不行还可以退回来，而一旦前进就比别人超前了。 这两年我们在创新变革方面花了很大力气。人才方面，有一批年轻的、有激情的、有闯劲的、懂互联网的人，走到我们的最高管理平台。经过三年的努力，已经有所成效。有人说刘畅这个董事长做得相当不错，但我想说，这其实也是一千个、一万个年轻人的成长和进步，他们年轻、有活力，知识面更宽，更有激情，在互联网转型格局中走得会更好。 另一方面是市场升级换代要往前看。当前老百姓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高端动物蛋白供给不足。而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欧洲等地，高端牛肉、羊肉、牛奶和海洋产品比较有优势，于是我们大踏步地走出国门，在这些国家投资、收购、兼并，使得我们的高端动物蛋白需求规模得到提升，也使我们在全球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目前我们正脚踏实地地把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实力和中国的需求结合起来，在全球布局高端动物蛋白的供应链体系，这就是往前看。 只有坚持往前看，我们的企业才能够进步，才能够保持活力和健康。公司已经有三十多年历史了，但我们还在进步，甚至比前几年进步更快，因为我们一直坚持往前看。虽然经济转型期出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但我坚信实体经济大有可为，我们在这个领域还可以再走十年、二十年、一百年。文章选自新浪财经，2017年4月
2017年6月23日 -
马蔚华：非法集资动不动上百亿 投资者教育很重要
理事简介马蔚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原招商银行行长。 我是监管当局出来的，后来又做商业，一般来说具有猫的属性的老鼠，它比较知道创新和风险的界限在哪里，心里有数。讲了大于二三十年，做大概二三十年，尽管风险和矛盾不言而喻，天下没有没有风险的创新，没有创新谁都干了，也不能不顾风险的创新，那毫无意义。在新的形势下，金融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金融前所未有的这种变化，比如说我们过去的创新是在产品和服务的层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微观的创新。今天我们面临大的技术革命，大的体制变革，可以说在宏观上要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风险的关系，比如说现在从互联网，到现在金融科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在组织、管理、监管方面，这个风险创新的矛盾比较突出。比如说现在各种各样的金融组织，横空出世，你都不知道它哪儿来的，过去还有审批，现在很多不用审批。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是粉墨登场。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样的模样，各种各样的金融行为眼花缭乱，所以我们的监管当局现在应该是应接不暇，现在应该说比较头疼。所以这种条件下，创新监管非常必要。我记得十年前，那时候大家言必称互联网金融，它也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机会，我们在这儿说一句实在话，没有互联网金融，我这个招行行长，也不会把招行带到后来，会出很多的问题，互联网金融使我们成为一个优秀的零售银行。 今天，我觉得现在都改口了，从去年，都不说互联网金融了，说金融科技，Fintech，但是我们回顾过去十年，互联网确实来来很多的变化，但是成长中的烦恼和痛苦，也使我们非常的难受。大家记得，E租宝让多少人倾家荡产，所以今天在面临金融科技新的概念的时候，把互联网的牌一翻变成金融科技的时候，我们应该有底线，什么叫互联网金融，什么叫金融科技？我的理解，如果互联网金融解决的是客户触达和服务体验，这类的问题。科技金融更多的是，如果因为互联网金融本质上并没有改变银行或者金融服务的行为，但是科技金融，它是从底层物质上，它是从基础上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这些，高端技术，会使整个金融产品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所以是效能的提高，不是简单服务方式的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质的问题，我们要抓住。 特别是我们感到它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机遇，不光对银行，对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一个新的机遇。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移动支付，现在移动支付，我前两天到西班牙，一买东西，老太太马上拿出一个二维码扫，信用卡没有用了，西班牙的老太太。所以中国这种新的支付方式，是美国的50倍，比如说现在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用大数据的方式，提供交易员的培训，智能交易或者智能投资，所以我不具体讲了。虽然现在银监会还不太让搞智能投顾，但是在一个成熟的市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搞消费金融，我们将来要有五万亿的规模，怎么提升消费金融？那就得通过大数据，来对所有的个人消费行为进行刻画，进行画脸，然后才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比如说互联网征信，我们现在搞普惠金融，最头疼的是怎么样能够减少风险。这些大数据，可以使我们的成本低的情况下，给这些边远地区，低收入的人提供金融服务，因为都是平等的。包括征信也是这样，还有区块链，大家听起来都很陌生，但是它是一种新的方式，你不能做假，可以去中间化，这对于我们将来真正要想搞新的系统，包括准确地资金财产其它的账目记录，这都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些新的东西，也确实带来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说支付非线性货币虚拟货币增多了，支付量增多了，那货币政策会受到影响的。它会间接增加货币供给，完全靠货币发行，过去我们都是货币政策司的，我们都知道货币发行的问题，现在这个东西越来越不起作用了，美国的高频交易，使美联储也很头疼。所以将来货币政策是否有效？ 第二个，金融监管，我觉得现在一方面是跨界，我们现在虽然还是非线管理，但是市场的发达和互联网的发达，使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所以法律很快要修改。 再有一个，过去银行，包括金融运行体系是封闭的，互联网出现以后，变成开放的了，但是封闭到开放，在风险方面是非常大的跨越，我们现在是不是在技术上已经能够控制，这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现在金融监管行为，现在很多都是线上线下，表内表外，都是体制内、体制外，现有的监管体系，是不是能适应这些？我觉得这些有很多问题，我们脑子里有很多问题，所以这些东西出来，特别对传统的银行，金融机构本身也是，你的产品、你的商业模式，你的思维方式都会受到冲击。所以危机也是很大的。这个危机和风险都是同时的，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只要叫金融，它都不会改变金融风险这个隐蔽性、传染性、突发性、外部性，所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问题。这个东西既然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社会，那这些东西我们是要支持，是要与时俱进的，但是同时带来风险，我们怎么样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衡量我们监管的艺术。所以我们刚才还在交流，我在过去当行长的时候，每天都在创新和风险之间平衡，每天哪个方面也不能高也不能低，监管当局每天也在创新发展和风险防范之间平衡，但是最重要的是防范系统性风险。我觉得现在我倒是有这样几个建议，因为对于金融创新，我们不能因为风险一笔抹煞。金融就像什么呢？特别是互联网、新金融，就像我们坐飞机一样，迅速地到达彼岸，但是如果飞机发生坠机，那所有的都玩完了。但是没有人说因为飞机掉机就不坐飞机了，也没有因为要安全，就不坐飞机了。所以要跟上大势，特别是科技金融，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才，怎么样吸引到监管上去。还有一条，你们现在可以跟这些高科技的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不一定把人都弄去，人也不爱去，公司责任大，你可以跟这些高科技的公司建立合作，它可以给商业机构服务，也可以给你服务，你用他们制约他们。划清防火墙非常重要，金融风险往往出在防火墙上。 再有一个，就是外部的监管体系，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学习英国监管沙盒，我们把监管也可以大胆地实验，但是不能让它对现有的其它的产生冲突和系统性冲突，这一点可以试。再一个，应该金融自律，这个要有标准，互联网协会现在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他说自律，加入这个互联网协会，你必须披露你的信息，其中有47项信息必须披露，强制性地32项，鼓励性的15项，你这样一披露以后，大家都知道你是不是非法集资，能找到你的来源。 还有公众投资者教育。一些老太太以为给她两倍的钱在网上就能产品，结果就被诈骗了。我们过去非法集资那时候，十亿八亿都是最大的，现在动不动五百亿、六百亿，因为互联网的作用。所以互联网时代，对网民投资风险教育，这种意义非常大，用案例教育他们。在创新中防范风险，在防范风险中创新发展。文章选自财新杂志，2017年6月17日
2017年6月23日 -
曹德旺： 福耀跟美国工会关系融洽，对媒体片面解读感到惊讶
最近，《纽约时报》发出了一篇有关福耀美国公司的报道。其实事情并没有《纽约时报》所说的那么大，更不像国内一些“标题党”媒体渲染的那样“福耀美国公司的员工都上街游行了”。如果是那样，作为上市公司，福耀集团早就发出声明公告。而且在这个事情发生后，看看福耀集团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我们的股价在上涨呢，这说明我们的股东充分相信福耀。我并不反对工会企业中有工会组织，这在美国很正常。我并不反对美国工会的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的文化。对在美国经营的企业家来说，面对工会这是家常便饭。我在美国投资20年知道怎么应对。福耀在美国的公司中，有一家就有工会，我们跟工会的关系处理得很融洽。福耀其他公司中，有少数工会积极分子进入我们工厂的员工队伍中，他们没有闹什么事，就是悄悄发传单，我们一发现就与他们进行了交涉，并且告诉他们福耀在对待建立工会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福耀在美国新成立的公司，我们都会直接跟员工商量和讨论管理的问题。其实福耀现在遭遇的这个事情也在意料之中。我们在美国的公司普遍经营得很好，今年能实现盈利。美国当地时间18日晚上，俄亥俄州招商局的官员联系我们，需要我们提供数据。他们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告诉记者，“一些关于福耀的报道是不真实的”。我们已经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们。所以，这说明州政府在这个事情上是支持福耀的。他们希望能把这个事情的真相搞清楚。如果这件事不明不白，对俄亥俄州也是一种污蔑。 《纽约时报》目的何在为什么这个事情我没有第一时间回应？其中有一些原因。当地时间6月17日，美国举行一个大型的招商活动，中文名是“选择美国论坛”。而《纽约时报》那篇文章是6月10日发出的，中文版是6月12日发出的。这篇文章在报道中存在问题，起码有40%是道听途说的。其中主要是采用了被福耀开除的员工的一些说法，听他们发表一些议论。之所以说30%-40%的内容不真实，我们的公关部门请《纽约时报》提供采访的内容来源，有些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还有30%是历史问题，其中说福耀还因为“环保问题”，被美国联邦安全与卫生署罚款10万美元。其实从这个金额可以看出来，所谓“环保问题”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这个罚款也是福耀与有关部门协商的结果。在美国，如果一个企业真的被发现环保有问题，别提10万美元，就是1000万美元、1亿美元都没用，等待你的首先是工厂暂停生产，进入整改，直到符合标准才能复工。工会组织曾跑到我们工厂附近的一个酒店，组织一场活动，就是在酒店里搞个会议，邀请了来自我们工厂的大概二三十个工会积极分子（之前应聘到我们工厂工作的人），开会完之后，高兴地对事先可能联系好的当地新闻媒体说，“我们成功地召开会议”。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故意模糊了一个概念。按照美国当地的法律，在一家工厂成立工会，必须得到所在工厂半数以上员工的同意。但这次参加他们召集活动的人数顶多只占整个工厂的3%-4%，所以远远达不到成立工会的标准。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甚至中国在国外投资都会遇到类似问题。我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回应或者发声，是担心被美国媒体继续炒作、发酵。美国政府17日举行这个对华招商活动，10日《纽约时报》发出这样一篇文章，后者到底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我不太清楚。《纽约时报》是为了拆特朗普政府的台，还是为了体现美国的绅士风度，告诉被邀请来美国投资的上千家中国企业，美国有这些“阳谋”，你们还投不投？所以，在招商会的前一个星期出这样一篇文章，目的有些让人疑惑。 国内“标题党”让我惊讶另外，中国国内一些媒体的“标题党”表现，让我实在是惊讶了，也接受不了。作为一个几十年来在中国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我为国家做了多少贡献，应该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很多数据都是白纸黑字摆在那里的。而福耀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到美国发展也有利于中国企业的整体形象，打造中国的品牌影响。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国内媒体的严肃报道和分析，而不是夸大其词和编造谣言。靠谣言来吸引眼球并赚钱，不但卑鄙，而且也太可怜了。比如，“曹德旺美国公司员工上街游行”，这个是中国一些标题党媒体在胡说八道。虽然这个事情是《纽约时报》挑的头，但中国国内的“标题党”却在利用机会大造舆论。他们可能有两个目的：一是想把一些中国企业家吓回去，二是想影响股市。福耀几天来的股票价格并没有受到这一新闻炒作的影响。如果是一家小公司，经过如此折腾，可能损失不小。从最初办厂到现在，我一直是很规矩的企业家，如果真的在美国遇到什么问题，我们的公司会马上发出正式公告。 福耀不怕被诉有媒体说，有员工或工人要起诉福耀，但是这个员工是被福耀开除在先的。他起诉我什么？根据美国的法律，如果起诉的理由不充分，会通过律师让你撤回。《纽约时报》报道中涉及的一些事情其实是在海外投资经常遇到的情况，就算被开除的员工起诉福耀，如果福耀输了的话，也只是一个劳资纠纷，因为我们购买了正规保险，保险公司将会进行赔偿。关于这次事件，保险公司也问过我们的态度，是跟这样的员工和解，还是不跟他和解。我们认为，开除他是因为他职业操守出了问题，我们并不怕他走法律途径起诉，作为一家公司，我们有我们的用人标准。而且，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额是10亿美元，他起诉赔偿的金额加上律师费，大约几十万美元。所以，就算他告赢了官司，拿到了赔偿也不会影响福耀在美国的投资。而且，一旦他起诉，我认为我们的理由非常充分，我们会奉陪到底。如果他不起诉，我们都会考虑起诉。这个人虽然已被开除，但也必须把事情搞清楚，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不讲诚信。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6月20日
2017年6月21日 -
徐小平回忆高考往事：我坐在养猪场的卡车里去参加复试
“我当时在拉小提琴卖艺，最大的理想就是到工厂做个工作轻松的宣传干部，25岁的时候结婚生孩子，过完我的一生。”这是发生在著名投资人徐小平身上39年前的高考往事。对于如今这个全中国人都知道的投资人来说，1978年他参加高考，驱动他的力量就是对外面世界的神往。6月17日，全球化智库举办的“那三届”圆桌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徐小平、孟晓苏、陈平原等多位77、78、79级高考参与者代表聚集在了一起，共同回忆属于他们这一代人的高考往事。6月17日， 全球化智库举办的“那三届”圆桌讨论会在北京举行。徐小平：这一生驱动我的力量就是对外面世界的神往1978年，徐小平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那一年，他22岁。“那年我用五毛钱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简章。”虽然已经过去39年，当年参加高考的那段记忆对于徐小平来说依然历历在目。“当年音乐系全国就招十个人，我一想我的机会来了。”之后徐小平奔赴上海，历时三天，考了六门课。“初试之后是复试，我根本不认为我有机会能考上。”徐小平把家里的地址留给了一起考试的朋友。“我跟他说，放榜的时候如果看见我的名字就通知我。”放榜那天，徐小平从下午一点开始坐立不安，等到下午五点终于来了通知他去复试的消息。“当时没有汽车了，我爸就去找了辆养猪场的卡车，然后到江边坐了船，五等舱，我身边左边一群鸭右边一群鸡，前面还有一群猪娃娃。”“我们的命运被‘那三届’改变了，而中国的未来也因为这代人而改变了。”回忆高考往事，徐小平感慨不已。“希望能够在未来的三十年，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不负这个时代。”孟晓苏：考上北大前在工厂抡了十年大锤“高考恢复那年我在工厂当工人，抡了十年的大锤，被评为先进的优秀工人”。被称为“中国房地产之父”、汇力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孟晓苏在1977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孟晓苏考上北大那年28岁，他至今还记得自己考试前的忐忑感。 “当时有老师给我了一套世界地理的复习提纲，好多压中的题，可惜我没看。”而令孟晓苏记忆深刻的是第一场的政治考试，为了让他有好状态，母亲特别为他准备了两杯牛奶。“结果这东西憋尿，我憋着尿把第一场的政治考试考完。那时候就不想怎么得分，只能想怎么不丢分。”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孟晓苏的母亲都乐哭了。“她特别怕因为两杯牛奶，耽误了我的一辈子。”孟晓苏说，这段历史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说历历在目，直至今日他们依旧不忘初心。集结了徐小平、孟晓苏、饶毅等77、78、79“那三届”的高考往事，已集结成了一本厚厚的《那三届》公开出版。名流大咖们当年的高考往事，现在看来依然让人唏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他们这一代如果一定要表扬，那可以总结两个优点：一个是能够从那么低的起点，克服一切困难，得到今天的成就；另一个就是在农村底层的经历让他们更有韧劲。“可能我们也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但这一代的精神依旧要传承下去。”文章选自红星新闻，2017年6月17日
2017年6月20日
© Copyrigh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2008 — 2025 京ICP备0903046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7417 Site Designed by MONOKE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