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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留学逆差扩大 应增加”海归”政策受惠面
近日，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在参加人民网举办的首届留学论坛时表示，中国留学生人数增速明显，年度留学回国人数和出国留学人数之间的逆差不可忽视。 据王辉耀介绍，中国留学潮不断扩大。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已达到45.98万人，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但年度留学回国人数和出国留学人数之间始终存在逆差。如2013年，回国人数与同年出国留学人数存在6.04万人次的逆差，而这一逆差在2014年进一步扩大到9.5万人次。 因此，王辉耀就如何减少回国就业与出国留学之间的逆差提出了几点建议。他认为，国家应放宽相关政策，进一步减少留学回国人员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工作的限制，取消专业性较强的部门从社会选拔人才的某些行政限制，如要求“科级、处级、职称以及各个级别”的年限等行政规定，增加对人才职业素养、从业经验、专业技能的考察比重;制定并明晰体制内外、国内外人才身份转化后的社保、医疗和退休享有的各种福利待遇等相关规定。建立普惠制留学人员政策，在国外取得本科学历并具有2年以上工作经验的留学回国人员，等同于在国外取得硕士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以此扩大目前留学回国人员政策的受惠面。 文章选自人民网，2015年7月14日
2015年7月17日 -
郑永年：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圆桌论坛二：从亚洲价值观到亚洲共同体”上发表以下演讲。本场议题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主持。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形势很好，但现在却遭遇了困境。过去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跟国际接轨，但现在国际局势发生了改变，需要进行主动的调整，尤其是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在全球化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跟建设要警惕经济民族主义。 全球化环境下中国进行制度设计需要实事求是 中国的国际崛起有其潜力，但最终能否把潜力转化为实际的结果，还得取决于国内制度的建设，错误的政策会造成机遇的丧失，没有国内好的制度，中国也很难发挥这种潜能。然而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进行，没有充分了解国内情况，所设计的制度是不完善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为例，它的制度设计有其独特性，但确实和明细设计相关度很高。 此外，除了制度设计本身，其建设和调整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适度地进行跟进。目前中国需要政治企业家，需要这样的政治企业家来实事求是，将西方先进的经验和中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实践经历结合起来，打造符合自身又能促进发展的好的制度。 亚洲价值观不具备排他性 如果从利益共同体的角度来说，中国几乎已经是利益共同体，周边国家从经贸上来说，大部分国家包括日本都高度依赖于中国，“一带一路”，照理说没有问题。实践上看，中国越推动命运共同体它在外面的阻力越来越大，中国不仅在世界上，在亚洲也越来越孤独，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而且中国内部本身也要考虑。 西方的成功，它不仅仅是技术和经济上，背后的软实力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崛起以后，大家都问中国代表什么？这是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做的刚好和这个相反，而太侧重于排他性的特点，假如现在讲中国特色，或者道德意义上讲中国模式，这条道如果走下去中国会越走越窄，不管经济上多么强大，其他国家会对中国越来越害怕。 亚洲价值观实际第一波是在日本，日本是亚洲最成功的国家，但日本西化，是虚的，但日本的成功就是亚洲价值观，但遗憾的是没有强调亚洲价值观强调西方的，所以日本强调西方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以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当然，日本是个失败的案例。 亚洲价值观是开放的概念，没有排他性，并不是说要排斥西方，恰恰相反，日本亚洲价值观的成功就是结合了东方的价值和西方制度的工具，并不是那么排他性的，亚洲价值观它也不见得一定要要求同样的意识形态，同样的政体，亚洲价值观和以前的儒家一样存在于不同的政体，不同的朝代。现在讲亚洲价值观主要讲东亚，没有把印度或其他的地方放进去，传统的儒家文化圈，这个在学术界大家的定义是不同的。 在开放状态下搞以人为主的创新 近几年中国提倡自主创新，但是现在过分解读，有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了利益从自我创新就变成自己创新了，部分人觉得和外国竞争不过就用行政竞争力量把外国企业排挤出去。自主创新不是自己创新，不是关起门来创新，应该在开放的状态下以人为主的创新，如果我们关起门来自己创新会很麻烦。 人才需要有载体，体制开放才会有人才愿意留下。但中国许多国有企业、大企业人才就没载体，大学更没有。一个是人才，一个是基础创新，怎么样开放状态是重要的，如果这个趋势不完整的话，封闭起来以后会比较辛苦一点。 知识共同体是建设共同体的关键因素 如果没有知识共同体，无论欧盟、东盟大家都做不起来，现在中国做这方面的东西，我把它叫做“Intellectual nationalism”，因为美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很强，中国的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实际也很强的，中美之间，以前美苏两个知识阵营，尤其近段时间以来，这是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国内有些方面过于“义和团主义”的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我不认为是民族主义，比如大不了就打一仗的想法。为什么知识共同体很重要？1997年回归以后，香港问题为什么搞得那么糟？1997年回归的第一天，金庸先生写一了篇文章“河水井水互相不相侵犯”，里面有两个小标题非常有意思，他说“一是到中国宣传民主，二是中国共产党要自动投降”，当时香港想着搞五十年不变，再过五十年、二十年中国自动变化香港，香港和中国自动也不用变了，是这样一个前提。 实际改革开放以后，整个西方和外部世界来看，中国就是这个，大家都会假定共产党肯定会垮掉，中国肯定会变成西方的，美国人这么想的，欧洲人这么想的，现在周边国家都是这么想的。实际中国不会走这样一条道路，你要说清楚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现在实际上在做是在做相反的道路，我们的知识界在做的是刚好相反的道路，它不是和其他国家大家求同存异，中国这个道理讲的很透，但我们往往在国际关系上，利益层面追求的是共同利益，做得越大越好。 在知识层面我们追求把“异”放得太大，追求“异”而放弃“同”，所以，这个意义上，无论普世还是亚洲价值观是我们必须做的一件事儿，因为中国不能伪装成另外一个西方国家，因为你变不成西方国家。否则世界对我们是虚无的。现在有人说中国是世界的，世界是中国的？我认为，什么叫世界？中国在亚洲都搞不定，你根本不要想出去，欧洲人、非洲人给你做点生意，你就是老大了？不是这样的。中国特殊的地位，就是在亚洲几十个周边国家，在亚洲搞不定的话你根本甭想出去。不要有像义和团思想一样的东西，好像经济大了，我力量强了，中国就是老大了，我想好像没有这样一件事情。 （本文摘自作者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的发言）
2015年7月17日 -
龙永图：“命运共同体”是双赢战略的升级版
2015年7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在北京银泰柏悦酒店举行。这是国内首次探讨全球化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论坛，也是国内智库首次举办的广泛汇聚官、产、学各界精英的圆桌论坛。80余位官、产、学各界精英汇聚一堂，共同把脉全球化浪潮，探寻中国企业全球化路径。 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龙永图在论坛上发表以下演讲： 共同体概念是中国全球化的思想基础 中国入世的时候，从国外引进了一个双赢的理念，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全球的进程看作是一个双赢的战略。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同志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进一步深化了对于全球化的认识，是对过去双赢战略的升级和深化。过去，说双赢战略是就事论事，是为国家与国家之间争取共同的利益打造双赢的接口，而现在的共同体则是要打造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如此看来，共同体概念实际上是过去双赢战略的升级版本，也是中国进一步肯定全球化趋势，参与经济全球化重要的思想基础。这说明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问题上不但没有动摇，而且有了更强大的动力和决心。 蓬勃的区域贸易或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进程 中国与全球化问题从微观层面上看就是人才、企业和资本的国际化问题，是一些较为具体的问题，但当前更应该关注的则是全球化在宏观方面的重大趋势。 表面上，当下全球贸易体制被空前的削弱，世界贸易组织的作用被弱化，与此同时，多种贸易协定、区域贸易等却蓬勃发展，全球化处于倒退的状态。但目前区域贸易集团的迅速发展可能是一个短暂的退一步而进两步的现象，不久将会回到贸易全球化的主流中。 由于目前的世界贸易组织无所作为，各国只好力求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来促使世界贸易组织有所作为。而从长远看，多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发展也确实可能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做出改变以发挥更大作用。如果区域贸易是开放而包容的协定，则其能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发展。但同时，若单纯只强调区域贸易协定，只着眼于区域合作，则可能会形成一种循环，使全球体制变成一个毫无作为的体制，从而对全球化造成巨大打击。 中国智库应打造世界影响力 世界各国对于全球化也有反对的声音，在一些重大贸易和金融全球会议时也有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出现。在中国，全球化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但仍需扩大其群众基础，这需要智库的努力。 为什么今天中国应当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必须发出中国声音，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智库研究要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智库专家必须提高研究能力与政策水平，善于前瞻研判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趋势性问题，更加理性客观地发出声音。 其次，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智库。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和全球最好的智库、一流的专家建立联系，对有些关系多国乃至全球利益的重大问题，可以与外国智库开展共同研究，联合发布成果。 最后，要用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逻辑和语言发出中国声音，不仅要把问题搞清楚，而且也要把主张表达清楚”，从而避免误解，顺畅沟通，引起世界各国应有的关注与重视。中国的智库不仅要继续研究微观层面的问题，也要着眼于宏观层面，与世界先进智库一起合作研究，以建立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为大前提，引导全球化健康发展。 此外，中国智库应与相关的世界先进智库和一流专家建立联系，进行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不仅在一些具体的国际化的问题上能有所建树，给政府和有关部门提供积极的建议，而且能在全球化的宏观战略研究和全球系统问题研究上有所建树，从而使其拥有世界性的影响力。 要营造一个智库成果能够得到充分应用的市场环境。智库产品也像普通产品一样，市场越大，智库发展越快；市场越小，智库的活力也就越来越小。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智库研究成果，适时对优秀成果给予认可与激励，从而形成智库“供求关系”的良性循环，使智库驶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各级各类智库既要胸怀全局，也需脚踏实地，一方面积极思考具有全球高度的、关系世界发展的趋势性、战略性问题，更要找准自身特色与优势，坚持在专业化领域深耕细作，持续提出务实管用的政策建议。如果我们有几十个智库在不同领域都成为全世界领先的专业智库，那么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就会有很大提高。例如，新形势下全球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今天，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益处非常明显，但也带来了诸如关税水平不一致等现实问题。如何扬长避短，使其为企业营造更加便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这就急需智库贡献智慧，提出方案。（注：以上发言根据CCG主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7月16日 -
龙永图：智库要抓住强项“深耕细作”
本报北京7月12日电（记者王斯敏、杨谧）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与中国企业发展新思路”为主题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12日在京举办。来自全国政、产、学、研领域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共同把脉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探寻中国企业“走出去”新路径。会议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开幕式。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中国原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为期一天的会议聚焦热点难点问题，各界专家在“头脑风暴”中探讨激辩。2014年，中国企业在“财富500强”榜单中已占有100个席位，但上榜企业的盈利能力却呈下降趋势。中国企业与国际巨头差距何在？发言者着眼于“从本土公司到全球公司”，探寻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新路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如何看待全球化创业浪潮和中国创业现状？创投人与创业家，深度解析“全球化创业浪潮”。“一带一路”构想提出后备受世界关注，其具体实施中将面临哪些问题，如何切实为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带来福祉？专家们多维思考、深入解析，“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成为焦点所在。 曾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长期努力的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近年将大量精力投入智库建设中。从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主席，他在亲历中思考着中国智库提质升级之路。7月12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举办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他对本报记者畅谈了自己关于智库建设的心得感悟。 “为什么今天中国应当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因为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必须发出中国声音，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国方案，用中国智慧解决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龙永图指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智库研究要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智库专家必须提高研究能力与政策水平，善于前瞻研判对中国及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趋势性问题，更加理性客观地发出声音。 其次，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智库。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和全球最好的智库、一流的专家建立联系，对有些关系多国乃至全球利益的重大问题，可以与外国智库开展共同研究，联合发布成果。 最后，要用国际社会能够听懂的逻辑和语言发出中国声音，“不仅要把问题搞清楚，而且也要把主张表达清楚”，从而避免误解，顺畅沟通，引起世界各国应有的关注与重视。 为智库发展营造良好生态，是龙永图同样看重的一大关节点。6年前，他曾就中国智库“市场需求不足”的困境发声，呼吁决策层更加重视智库作用。今天，他十分欣慰于“智库春天”的到来，也对进一步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抱以更大期待。“要营造一个智库成果能够得到充分应用的市场环境。智库产品也像普通产品一样，市场越大，智库发展越快；市场越小，智库的活力也就越来越小。”他认为，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智库研究成果，适时对优秀成果给予认可与激励，从而形成智库“供求关系”的良性循环，使智库驶上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如何打造智库研究的“拳头产品”，形成品牌效应？龙永图主张，各级各类智库既要胸怀全局，也需脚踏实地，一方面积极思考具有全球高度的、关系世界发展的趋势性、战略性问题，另一方面，更要找准自身特色与优势，坚持在专业化领域深耕细作，持续提出务实管用的政策建议。“如果我们有几十个智库在不同领域都成为全世界领先的专业智库，那么中国智库的整体水平就会有很大提高。”他以全球化议题为例，指出了亟待智库加以研究的突出问题：“例如，新形势下全球体制和区域经济合作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今天，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益处非常明显，但也带来了诸如关税水平不一致等现实问题。如何扬长避短，使其为企业营造更加便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这就急需智库贡献智慧，提出方案。”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5年7月13日第4版，记者：王斯敏
2015年7月14日 -
沈南鹏：伟大的公司诞生于纯真的愿望
沈南鹏：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红杉中国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也是携程旅行网和如家连锁酒店的创始人。他是福布斯2012-2015年度全球最佳投资人榜单中排名最高的华人投资者，并自2010年起连续四年蝉联福布斯中国最佳创投人，是唯一一位上榜《财富》2015“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的基金投资人。 沈南鹏现任中国企业家论坛轮值主席、耶鲁中国中心理事会主席、亚洲协会理事、北京股权投资协会副会长、上海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 “学霸”沈南鹏的履历堪称完美，既是企业家又是投资人。在每一个风口上，他都能敏锐捕获，华丽转型。比如1994年回国投资银行，1999年互联网创业，2005年创办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开始投资人生涯。10年间，沈南鹏和他的团队投下了一长串风云公司，他也因此被尊为“投资教父”。6月25日，在红杉中国上海办公室里，沈南鹏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他说，是时代的风口推动着他不断转型，在每次人生的选择路口，他都做出对中国经济看多的选项。很幸运，每次他都选对了。 风口推动我不断转换角色 新京报：你身上有很多身份标签，比如携程、如家创始人；红杉资本合伙人，投资教父等，你最看重哪个角色？ 沈南鹏：创业者，我喜欢（把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做大的感受。今天我还是一个创业者，红杉中国就是一个创业企业，十年前从三四个人开始，现在有100多号人，六七十个投资团队成员，实现多行业覆盖，也从天使投资一直做到PE投资。 新京报：是什么动力，推动你不停地进行身份的转变？ 沈南鹏：我们这些60后、70后，大多是被时代大潮推着走。当年从美国回中国投身投资银行，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刚兴起，觉得很兴奋可以参加。后来互联网浪潮兴起，我觉得可以在新经济里创造东西。后来发现多个领域都有机会，作为投资人可以参与更多。所以，很大程度上，我是跟着风口走。 新京报：你为什么能如此敏锐地把握机会？ 沈南鹏：我尝试去寻找好的机会，但通常我不是第一个尝试的人。我会观察一下，看自己是否适合。 新京报：你放弃过“不适合”的机会吗？看上去你每次都一下子就选对了。 沈南鹏：有。比如从携程离开后，有一些大型的私募股权PE来找我合作成立中国基金，但我更喜欢关注早期创业者，而PE基金接触的只是大公司，更多的是锦上添花。 新京报：那你为什么不做天使？ 沈南鹏：我们也做天使，但不是红杉的主要产品。过去三、四年，我们有十多个天使项目。 喜欢承担一定的风险 新京报：你的公开形象近乎完美，你是怎么来看自己的？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沈南鹏：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每个选择都是大经济环境给的一道命题，对中国经济，我做出了“看多”的选择。20年前离开华尔街，并不是一个容易的选择。 新京报：因为你喜欢冒险？ 沈南鹏：我乐观，加上喜欢承担一定的风险，也看重长期的职业发展，不期待短期利益。回国头两年做投资银行，未必会比在美国有更好经济收益。离开投行去创业时，刚开始也不多考虑有经济回报的账。做选择要看长期，而且最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新京报：你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吗？ 沈南鹏：肯定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是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家打造百年老店，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最重要的命题。 眼光好因为更积极 新京报：你是携程创始人之一，后来又创办如家。当时创业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沈南鹏：我们这批创始人很多没有商业经验，做携程是抱着对互联网的热情，后来发现不管互联网创业还是别的，归根到底都是生意。生意都有门道和诀窍。长期在投行做，不见得掌握在中国做生意的门道。第二个挑战是融资，今天是钱在追创业者，当年是创业者追钱。今天的创业者很幸运。 新京报：但是很不幸，那个时候你是创业者，需要去追钱，现在又变成投资人，需要追创业者。 沈南鹏：是。所以我常常是一个需要“说服”别人的角色，要做一个好的“销售员”。两次创业让我学到很多商业经验，而且现在作为投资者，也能更容易理解创业者。 新京报：从创业者变身投资人，你认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沈南鹏：好的投资者不是所谓金融从业人员，而应该是（被投）企业的深度参与者。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眼光很好，其实投资眼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投资后，花时间帮助企业成长。比如帮他找合作伙伴，讨论战略。投资人跟创业者的角色其实是相似的。 新京报：你会多大程度地介入被投公司的运营管理？ 沈南鹏：红杉有一个基金定位，叫“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如果开车的司机是创业者，我们就是旁边看地图的，帮他避免可能碰到的问题。躺那边休息或看风景是不行的，因为一路上还是会有很多挑战。我们还是希望能更积极点。 新京报：意见相左时怎么办？ 沈南鹏：我们只是看地图的，最后还是驾驶员决定往哪边走。但如果投资中有关联交易和违规行为，投资人作为股东，需要保护自己。 红杉秘诀不单纯是买赛道 新京报：大家都说红杉投资成功的秘诀是买赛道，你们是怎么来判断赛道的？ 沈南鹏：这个解读不完全正确。赛道很重要，一个行业如果没有大的发展前途，公司很难成功。但在赛道和赛车手之间，绝对是赛车手最重要。因为赛道可能会变，好赛车手会寻找新方向。当然，赛道或者新商业模式，是风险投资基金必须长期研究和跟踪的。未来几年行业会怎么发展，投资人必须有自己的预测和判断。 新京报：据说你们有一张产业地图，引导你们购买赛道。这张地图是什么样的？ 沈南鹏：不是一张产业地图，是有多个产业地图。比如O2O肯定是一张产业地图，金融是一张，电商是一张。因为认知不断进化，地图也不断完善。比如第一天看电商时，肯定不会想到原来打折产品销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也没想到有些领域可以做这么大。在行业投资中，你会越来越清晰地知道产业格局应该是怎样的。 新京报：红杉买下的赛道其实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坐标。这10年，你们先后买了哪些赛道？ 沈南鹏：2007年开始布局电子商务，从阿里巴巴到京东、唯品会、聚美优品、美丽说到蜜芽宝贝，电商知名企业我们几乎都参与了。2008年布局影视娱乐，投了万达影院、阿里影业、博纳影视等。2009年开始投云计算大数据。2010年开始投O2O，从美团、大众点评网、饿了么到赶集，也占了一定市场份额。相关的物流行业也投得很好，中通快递、德邦物流、安能、郑明物流等。2011年开始投了一批互联网金融。 新京报：有钱果然任性，可以大胆买买买。 沈南鹏：当然有很大挑战和风险，因为你必须有一定的能力选对。这对基金也是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新京报：你们的失败率实际是多少？ 沈南鹏：目前红杉投资了200多个公司，如果以颗粒无收为标准，目前这样纯粹失败的公司真不多，可能也就十几家而已。风投肯定会有一定的失败率,这是不可避免的。过低的投资失败率反而说明一家VC风险承受、鼓励创新的意愿不足。 不能仅为赚钱而创业 新京报：作为投资人，你最希望听到创业者跟你探讨什么，比如商业模式，梦想？ 沈南鹏：商业模式的认知非常重要，因为竞争激烈，没有好的准备，没有产业前瞻性，很难在竞争中生存下来。但梦想更重要，不能仅仅为了赚钱创业，梦想是很多成功创业家背后的根本动因。一个纯真的愿望，往往推动了很多伟大公司诞生。这些对了以后，其他都是经济大潮带来的红利。 新京报：这似乎是一个标准答案。但为什么你在投资实战中就能做得比别人好。 沈南鹏：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具体跟每个创业者交流时，你会发现每个公司都不一样。每一个创业者有不同的气质，不同的背景，怎么能够了解他，跟他交流好，我觉得这可能是作为投资人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新京报：具体怎么判断？ 沈南鹏：没法用一句话来描述。很多是经验积累的结果。当他站在那讲述他的商业计划。你可以了解他对细节的关注，对产品的热情，对行业的理解，怎么看竞争对手，创业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在创业中碰到曲折，是不是会非常坚持等等。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现在创业热潮有很大泡沫。你怎么看？ 沈南鹏：十五年以前，中国第一批互联网的创业潮里面也有这样的问题，但只要大方向正确，即使有一些泡沫的现象，有一些不靠谱的创业者或投资人，最后会优胜劣汰。所以我认为泡沫在一定时间内不是问题，关键是不是有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冒出来。 很少签对赌协议 新京报：有的投资人和创业者，最后变得像敌人一样。你们买赛道，投了很多互相竞争的企业，关系处理应该更微妙。 沈南鹏：我们不会在同一时间投资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两家公司，但互联网行业边界不是那么清晰，以前两个不同“产业”的公司都可能逐渐走到同一跑道上。只要把我们的增值投资角色扮演好，就能得到双方的尊重。 新京报：你和创业者签过对赌协议吗？ 沈南鹏：很少签这种对赌协议，我们希望和创业者永远在一条战线上，跟他走五年、十年。如果有这样的协议，表明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双方目标不太一致。这未必是最好的。 新京报：什么情况下会签？ 沈南鹏：我们认为利润不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还是要看用户增长，产品优劣。过去三四年里，我们在互联网投资中，没有签过对赌协议。 新京报：你们一般什么时候会退出？ 沈南鹏：我们的投资周期很长，唯品会仍没有完全退出，大众点评已经跟了10年，美团也已经7年，京东5年多，奇虎快10年了。我们会跟一家企业走很长很长的时间，如果公司仍在高速成长，为什么不跟他们走下去？ 新京报：你非常看好互联网金融和O2O，为什么？ 沈南鹏：这两个行业最近一年很热，但我们五年前就开始投资。通俗说，他们是“互联网+”的代表。O2O是用互联网改造线下服务，互联网金融就是改造金融服务业，两个巨大的市场，也有很多被改造的理由。前者因为服务分散，效率不高。后者服务能力需要提升。 新京报：互联网金融创业成功机会有多大？ 沈南鹏：机会很大，可能（和商业银行做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同等量的机会，能拿下金融市场的相当份额。O2O也一定能产生大公司。 投资可能不是大公司能做好的 新京报：红杉中国今年10周年了，你给它打多少分？如果一百分是满分。 沈南鹏：七十多分吧。还有太多东西可以提高。每年我们都会总结错误，但每一年过去时，会发现又犯了错误，在不断纠错中成长。 新京报：哪些错误还在重复？ 沈南鹏：比如在项目判断上。2008年不投京东就是个失误。当时2008年金融危机，京东的运营数字没那么好看，线下的竞争对手苏宁、国美很强大，商业模式实现好像遥遥无期，这个企业到底怎么做出来，我们有很多问号。当时我们把它pass掉。2010年花了很多的成本再成为其股东。 新京报：最近你说红杉中国仍是一家正在“延伸”的公司。红杉中国未来的公司版图会是什么样子？ 沈南鹏：从天使到风险投资的早期投资和PE的投资，再加上二级市场的合作，红杉中国的投资全产业链模式正在形成。但红杉团队会专注在最核心的产品上：即VC和PE。 新京报：那红杉中国算得上是一个大公司吗？ 沈南鹏：是“小”公司，而且应该保持小公司的组织形式和心态。投资可能不是大公司能做好的，我们六七十人的投资团队其实已经挺大了，管理有很大的挑战。我认为还是可以保持小公司扁平和高效的文化，这样才能在变化的市场里更快成长。 不会给被投公司提议是否回归A股 新京报：这个月红杉中国有5个项目正在私有化回归。很多人认为这跟沈南鹏的资本运作有很大关系。 沈南鹏：这又夸张了基金的作用。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包括未来在哪里上市，都是创业者的意愿和公司战略做出的选择。红杉只是愿意跟创业者一起走很远的路，尤其是那些优秀的创业者。如果我们看到创业者成长的潜力，就会跟着他走下去。 新京报：这些私有化是创业者还是你们先提出来的？ 沈南鹏：当然是创业者（先提出的），这是公司战略的选择，创业者主导公司，我们只是看地图的。他做出合理的选择，我们会与他保持步调一致 新京报：很多人揣测，可能是因为现在中国股市好，红杉套利的空间大。 沈南鹏：短期套利，不是创业者和好投资人应该有的选择，更不是红杉的投资理念。红杉作为价值投资者，无论他们上市地在哪，对我们的投资选择都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具体每一个企业家做选择的背后原因是什么，但我知道很多创业者是想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得到更好的平台进行行业整合。毕竟A股投资人能更了解他的产品。 新京报：你会给红杉的被投公司主动提议，分析是否适合回归吗？ 沈南鹏：不会。十年间，我们有近40家的投资企业陆续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数量相对比较多。我们在美国上市的被投企业还有不少。很多企业选择不回归，我认为也非常正确。因为有些企业不需要这样做，因人而异。 红杉是我最后一次创业 新京报：你的日程每天安排非常满，怎么来保证这么旺盛的精力？ 沈南鹏：适当锻炼，睡眠还不错。但现在锻炼确实比以前少了，最近几年的创业大潮让创业者很忙，投资人也很忙。但我想还是应该有自己良好的生活节奏。 新京报：你的日程密集到什么程度？ 沈南鹏：基本都满了，很少有自己的时间，不能静下来多想一些事，或者思考长远战略。这不是最理想的状态。 新京报：对现在的生活状态，你满意吗？ 沈南鹏：略有不满意，节奏稍微有点快。很多创业者和投资人都是这样。比我十五年前创业还要忙，因为竞争，也因为机会更多。 新京报：从银行家到创业者再到投资人，你已经完成了两次转型，未来还会转型吗？ 沈南鹏：创业是一个不太容易的选项，红杉绝对是我最后一次创业，如果它算创业的话。 新京报：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沈南鹏：我不知道投资还能不能做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至少希望未来的十年能比过去十年做得更好。
2015年7月14日 -
汤敏： 金融改革要进一步服务于实体经济
导语2015年6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一汇集了前政府政要、企业界代表及顶级智库代表的顶级峰会，以“可持续发展”为题，探讨2015年后的发展新路径。汤敏，国务院参事、原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CCG副主任。 当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趋近于相同的时候，整个金融市场化的改革趋势也势在必行。同时，企业自身的发展情况直接关系到一个国运和一个大的可持续发展的话题。 总体来说我们企业所面临的这种环境还是非常严峻的，一是因为中国整个的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常态。过去企业按照老的常态设计的这种增长模式和发展模式现在已经碰到很大的困难。中国劳动力短缺，劳动工资上涨非常快，中国要保护环境，所以环境的成本上涨非常快。所以成本上涨都非常快。 另外一方面，全世界的消费，中国的出口包括国内的消费也不是特别的强劲，国际上还是非常疲软的，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中国企业现在正在处于一个转型的过程。一部分企业要转到国外去，一部分企业要在本地升级，在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会比以往更需要资金的支持，金融的支持，需要更灵活，而且更精准、更好的由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恰好在这时候，我们金融也在进行着改革，我们很多的领域里面，金融的改革，大量的资金不一定能够很快的或者比较好的由金融行业把它分配到真正的实体经济里，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里目前非常困难的是这些小微企业，需要转型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又恰恰不是我们现在金融行业的主要的服务对象。这些他们就会更困难，包括现在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房地产的“泡沫”，包括最近一段时间的股市的泡沫，都会使资金尽管从人民银行的角度来说，货币政策已经不是非常的紧。但是由于别的地方赚钱更快，别的地方赚钱更容易，资金自然就会流向这些，这样就造成我们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包括一部分国有企业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可能要看怎么样解决实体经济缺血或者血不够，怎么样让更多的资金能够到实体经济里，特别是到转型的经济里，这将是我们金融改革非常重要的部分。包括现在做的利率改革，包括现在做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这些怎么样把资金流入到实体经济当中，支持实体经济，把它结合起来。这应该来说是非常富有挑战的。 （本文节选自其在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专题论坛上的发言，未经本人审阅）
2015年7月10日 -
陶景洲：反垄断法面前的平等
消费者权益始终应是反垄断保护的核心，反垄断执法机关在互联网行业的监管中也应谨守这条底线。对创新的保护以及对民族产业的保护都不应该是降低反垄断法实施的理由。 近来，互联网行业似乎不大“太平”：先有快车软件的合法性之争，后有百度cookie隐私权侵权之战，如今焦点又转移到了在线旅游业：携程与艺龙的“结合”被指涉嫌逃避反垄断申报，可真算的上是“一波未平风又起”。 在旧的法律制度以及政府监管能否顺应潮流、革故鼎新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探讨。 今天5月份，携程被爆出以4亿美元收购了艺龙约36%的股权和48%的投票权，成为艺龙第一大股东。据报道，2014年中国的在线酒店预订市场基本被携程、去哪儿和艺龙“瓜分”，其中携程的市场份额最高，占46.2%，去哪儿与艺龙紧接其后，分别占16.6%和13.5%。 这种市场领先企业之间的联合难免会加强市场集中度、削弱市场竞争，因此自然会引发是否会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担忧，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各国对经营者的集中行为均进行反垄断审查的原因。但根据商务部在6月份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信息来看，携程与艺龙并未向商务部提交经营者集中申报。 携程与艺龙的交易是否达到了经营者集中的申报门槛？如果答案为肯定的，那么携程的收购之举能否躲过反垄断这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能躲过，反垄断法面前的中外企业一律平等的承诺就会使人们产生怀疑。 是否达到申报门槛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携程的收购行为是否构成“经营者集中”，也就是说携程是否取得对艺龙的控制权；第二，携程和艺龙的营业额是否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 以往在营业额的计算上虽也曾出现过争议，但商务部的计算标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就目前携程和艺龙的年度报告看来，两方的经营额很有可能已经达到申报的标准。因此主要的焦点就在于携程是否取得艺龙的控制权。 一般来说，持有50%以上的股权或表决权即可视为拥有控制权。商务部2014年6月6日颁布的《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指导意见》中亦规定，“虽然从集中协议和章程中无法判断取得控制权，但由于其他股权分散等原因，实际上赋予了该经营者事实上的控制权，也属于经营者集中所指的控制权取得。”此外，商务部今年一月份公布的《外国投资法草案》中也规定虽然持有的股权或表决权不足百分之五十，但如果所享有的表决权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则应视为具有控制权。 由此可见，控制权取得与否并不仅由经营者持有的股权或表决权数量决定，关键还是看是否掌握了实际控制权。 此次携程仅持有艺龙37%的股权和48%的表决权，虽然表面上看并未过半，但相较于其他股东，其持股比例应该说是相当高的。而且，交易一经完成，携程就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对艺龙的整合，包括裁掉艺龙与携程竞争激烈的机票业务。试想，如果携程没有取得对艺龙的控制权，其何以能大刀阔斧地实施这些看上去仅利于携程而无益于艺龙的整合措施？所以说，携程的收购行为很有可能被商务部认定为构成经营者集中，也因而面临应当申报而没有申报的法律风险。 当然，达到经营者集中的申报门槛，并不一定意味着商务部就一定会拒绝批准交易的进行，这其中需要考量的因素包括交易涉及的相关市场份额、市场控制力、市场集中度、市场进入难易程度、对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影响等等。 但在互联网行业的特殊语境下，上述因素的界定也出现了新的挑战。 首先，互联网的模糊性与交织性给相关市场的界定出了难题。在曾经热闹一时的3Q大战案中，最高法院就表示过传统的“假定垄断者测试”方法不应再适用于界定互联网相关市场。因此，在携程艺龙收购案中，是否应当将相关市场界定为在线旅游市场，或是在线机票预订市场，抑或是在线酒店预订市场，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而且互联网双边市场的特性更增加了相关市场界定的难度。 其次，对互联网企业市场份额的考量需要更理性的态度。我不久前刚在另一篇讨论专车问题的文章中提过，传统的以市场占有比例来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不能再简单地套用在互联网行业。互联网行业不同于传统行业，其技术更新快、准入门槛低、竞争的动态性极为突出。即使是市场份额占比极高的互联网企业也可能覆巢毁卵于朝夕之间。 那么，基于互联网的这些特性，我们可不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即互联网领域不存在垄断，也因而就不存在限制竞争的危害，反垄断执法机关抑或法院对互联网产业领域的交易行为（包括经营者集中）均应绿灯放行？对此，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无异于是给了互联网巨头一块反垄断的“免死金牌”，是置消费者权益于不顾的危险行为。 毕竟，互联网行业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规模效应”，即用户越多，消费者对该互联网服务和产品的依赖性就越高，就越难转而选择其他产品和服务，这在微信、脸书等社交网络软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互联网公司间的竞争说白了就是用户规模的竞争，庞大的用户群体可以吸引更多的用户，进一步扩大其网络效应，挤压小群体网络产品或服务的生存空间。互联网巨头间的强强联合，则更会将“规模效应”这一优势发挥到极致，于潜移默化中培养和垄断消费者的选择，给其他竞争者创设难以逾越的壁垒，而这些被侵害的权利与秩序恰恰正是反垄断制度所应竭力保护的。 之前无论是优酷与土豆的合并，还是58同城与赶集网的结合，抑或是滴滴与快的的联合，商务部都未能有机会对互联网领域的经营者集中进行审查，互联网产业也因此一直游走在反垄断执法的监管真空地带。此次的携程艺龙收购案对商务部无疑是一次良机，但同时也是一道难题。如何在推动创新与维护行业秩序之间找寻平衡点，如何将互联网行业特性结合到反垄断的法律规则中来，还需要监管部门表明立场，为后续企业的交易行为提供明确的指引。但无论如何，消费者权益始终应是反垄断保护的核心，反垄断执法机关在互联网行业的监管中也应谨守这条底线。对创新的保护以及对民族产业的保护都不应该是降低反垄断法实施的理由。■ （文章选自财新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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