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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互联网+”大热 如何做足人才储备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如今创新创业的各个领域，“互联网+”已经成为最热的词汇和最火的概念。“互联网+”让很多传统行业又重新焕发了生机，不但让人们的生活更便利，也拉动了经济增长，并且带来大量新就业岗位。 “互联网+”多么受到政府的重视，从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到中关村“喝咖啡”可见一斑。自李克强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以鼓励大众创业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来，全国掀起了近年最大规模、最高热度的青年创业潮。这次总理的中关村一行，更重申了领导层在经济增速放缓之际寻找新增长点的指向：支持基础科研、支撑创新、推动创业、引导创业借力“互联网+”。 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互联网+”在带来更多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拥抱“互联网+”，中国的人才储备准备好了吗？ 中国的“硅谷”还差什么 中关村是“互联网+”创业最集中的区域，作为北京的高科技中心，这里常常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的硅谷”。那么，世界上互联网行业最为发达的地区美国硅谷在人才结构上是怎样的情况？ 在美国硅谷，70%以上的人才是外国族裔。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的思想相互碰撞，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汇集到一起，时刻产生新的点子、新的思路。这里有着开放的人才氛围，每个企业是没有餐厅或食堂的，不同公司、不同岗位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工程师和投资人，在午休时候走出办公室，在咖啡厅和快餐店聚集一堂谈论，想每天定时的头脑风暴激发创意。 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同样如此。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60万人，现在800万，绝大部分80%以上的人口都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些人才的履历和背景，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厚的基础。 创新是驱动“互联网+”实现的唯一途径。观察美国和以色列的例子可以发现，一个地区的创新文化，根本上源于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美国一直在享受国际人才红利，来保持领先世界的创新步伐。在美国，专利创造1/3是来自国外的移民，诺贝尔奖获得者1/3是来自国外。我们熟悉的谷歌里，30%都是亚裔的，其中大部分是中国裔。 然而，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分析，我国外国人口比例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在移民型国家，外国人口占该国人口的比例大多超过20%。即使是欧洲非移民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等，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超过11.5%；在亚洲，日本的移民人口比例为1.9%，韩国为2.5%，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为0.4%，而中国的外国人口只有0.06%。同时，我国在华留学生比例也仅为0.04%，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比例8%，也几乎为世界最低水平。 “中国的硅谷”中关村是我国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首个人才特区。截止到2013年底，中关村的人才数量已经达到189.87万人，超过硅谷的138.47万人，但结构方面，人才国际化程度低严重阻碍了中关村人才结构的优化。目前，中关村外国人才比例仅有0.56%，硅谷这一数字达36%；而且，在中关村吸引的外国人才中，多数是海外华人华侨，占74.86%，真正的蓝眼睛黄头发的外籍人才并不多。 我国很多互联网行业的新兴企业，如嘀嘀打车等，都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行业模式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更应注重获取国际先进信息，建立国际网络。这种国际网络的建立，主要依靠人才的流动串联起来。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仅是简单的构造线上物流、线上营销，更应该实现改变产业形态的深度融合。要依靠互联网融合拉动经济增长，就需要站在全球的高度与他国产业竞争。这其中，需要更多国际人才的支撑。 “互联网+”需要更开放的人才战略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30多次提及“国际人才”，提出“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在2015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在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参加审议时又提到 “人才政策方面手脚还要放开一些，要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力的领军人才。” 发达国家的创新创业早已趋向国际化。在欧洲，“欧盟科技发展框架计划”（FP）集合了世界上约50多个国家、近百万个高水平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参与。“互联网+”时代，我国的人才政策开放程度还要继续增加。这不仅是我国政府主观意向，也是客观现实所需。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引进世界级理工院校教育资源，加强创业教育。世界著名的理工类大学，如麻省理工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等，是当前世界互联网弄潮儿的摇篮。我国可以直接与这些大学建立联系，允许有能力、有创意的毕业生毕业后直接来华工作。或者，让这些大学在我国建立分校，教育资源共享，实现两国人才培养的互通互联。创业教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为教育的“第三本护照。中国现在开始有了创新创业的意识，但是创业教育和创业培训都非常薄弱。我国教育部75所直属高校公布应届生创业情况的数据只有15所，创业率普遍不足1%。发达国家如美国创业率达到20%以上。目前，可以考虑将目前已有的高质量的创业孵化器升级，建成创业大学。创办创业大学，也可以采取中外合作的模式，把全球的创业人才吸引到中国来。美国劳瑞德教育集团不仅发展创业教育，而且在全球建立了87个校园，拥有100多万学生。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外创业大学的办学特色，引进优质的国际教育资源。 开展创新创业国际合作，构建人才环流共享网络。创新国际合作的模式，比如哑铃式模式：研发在硅谷、在伦敦，创业在中国。在这当中，鼓励大量的留学人员、华人华侨、外资人才参与。形成一个思想碰撞的、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氛围。目前，人才环流已经逐渐成为人才跨国流动的主要形式。科学技术性人才更是如此。硅谷75%的外族裔人才，印度和华裔占绝大多数。在硅谷有过创业经历，或现在依然保有创业企业的科技华人华裔人才，如果在国内与硅谷间常来常往，可以直接带动硅谷的先进技术流、信息流回国。中美之间出台十年往返签证后，我国人才往返硅谷之间已经十分方便。建议再针对性的挑选世界高层次科技园区，与之建立十年有效长期签证协议，或建立“科技人才签证”，规定持有签证的人才在世界几大科技园区实现多地免签待遇，让人才交叉流动。 “互联网+”倒逼人才教育改革 互联网行业更迭快，对人才需求也可谓瞬息万变。这对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市场在确定人才教育专业中的力量要加强。互联网创业潮已经产生了像创客、筑梦师、股权架构师等新兴职业，人才专业领域进一步细分。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制定依然是行政力量在推动目前，我国高等学校专业目录由教育部统一制定。我认为，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兼听八方”，例如吸引企业、智库参与制定专业目录，并给予高校更多的制定目录的自主权。 第二，我国高等教育需更注重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不仅需要技术开发型人才，更需要具有创新融合思维的“战略师”。具有对产业发展规律综合分析能力和前瞻思考能力的人才，将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领导者。注重培养创新思维和能力，而不是注重技术和知识积累的教育，将是我国教育应走的方向。 第三，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有待提高。开放的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我国尽快形成国际化的人才发展环境。我国来华留学生目前还不能在华实习、就业，外国精英青年人才也缺乏普适性的签证渠道来中国工作和实践。吸引来华留学，我们还有很大空间的放宽限制。 第四，职业培训应成为互联网+时代的重要人才培养路径。互联网+将通过吸引大量人才进入新兴产业，还将催生新的人才培养通道。据研究，美国的高比重研发产业（称为“先进产业”）直接和间接创造了美国1/4的工作岗位，专业持续的职业培训和高人才回报率已经成为培养先进产业人才的重要途径。我国也可以参考这种培训方式，以满足高成长的“互联网+”对于人才的需求。
2015年6月23日 -
王辉耀：“免签”政策拉近两岸距离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 2015年6月18日，国务院公布修改后的《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规定台湾来往大陆免予签注，新办法从7月1日开始施行。上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时表示，将适时实施进一步便利两岸同胞来往的措施。仅1个多月，这一宣示就得到具体落实。 近11年来，大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便利台胞来往大陆的政策措施，每次政策的出台，都带来了台湾赴大陆人次的大幅增长。免签政策和台胞证的推出，将使得台湾民众来大陆探亲、旅游、工作更加便利，对于两岸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以及两岸关系稳定都将产生积极影响。 免签政策和台胞证的推出是简化台胞回国程序的一个进步，将拉近两岸的心理距离，而台胞之外，简化海外华侨华人及留学生回国程序也需要提上日程。 目前，我国约有6000万海外华侨华人，他们分布在世界198个国家和地区。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4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改革开放30年中国大陆出去的华人达到934万，其中很多都是留学生、技术移民等人才。特别是大陆出去的留学生截至去年已达到351.84万，加上今年已达到400万，他们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和人才资源。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他们与中国的交往日益增加，回国探亲交流的需求很大。而回国参观、交流，可以增强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如果能进一步简化他们回国的程序，不仅有助于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也可以为我国吸引更多海外华侨华人回国服务打下基础。在近期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留学人员成为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而要做到“支持留学，发挥作用”，需要让他们“来去自由”，在签证程序上提供更大的便利。 在这方面，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可以做。比如，可以考虑出台专门针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签证便利化措施，将免签政策推广到更多华侨群体中。同时，借鉴印度颁发海外印度人卡的做法，适时发放“海外侨胞证”或“海外华裔卡”。 据印度大使馆统计，截止到2010年3月，印度已经对居住在世界上82个国家的印度侨民发放了四百万“海外印度公民证”和七百万个“海外印裔卡”。2011年印度政府将“海外印度公民证”和“海外印裔卡”合并，给原来持印度国籍的海外印度裔人士和在海外生长的有印度血统的人士发放“海外印度人身份证”，给予其终身免签证以及享有除政治权利之外的印度国民待遇。这种做法在广大海外侨民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良性互动，并在强化海外侨民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情感联系、返乡投资，以及拓展慈善救济等众多方面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借鉴印度的做法，可以考虑建立“海外华人身份证”制度，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持证人在签证、出入境、投资、工作、居住等方面，享受永久居民待遇。在自愿的基础上，经审核认可，采取分阶段、分地区、有重点的进行。例如，可先针对改革开放后持中国护照出国的第一代侨胞，在地区上可从欧美发达地区开始，然后再针对侨胞第二、三代，再扩展至其他地区和国家等。 无论是免签制度，侨胞证还是“海外华人身份证”制度，都是以最富有人性关怀的方式，将海外华人的宗亲血脉和故土情怀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对于更好地推动和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和振兴中华民族的宏伟事业，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015年6月23日 -
陈宁：瞄上大数据 奔向创业之路
导 读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一时间互联网+成为各界热议的焦点。这也意味着，“互联网+”正式被纳入顶层设计，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今天，就让千人计划网小编带您一起走近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云天励飞董事长陈宁，看他如何借助“互联网+”闯出一片新天地，运用视觉智能芯片和大数据分析，让机器看“懂”世界。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全球数据总量每两年增长一倍（大数据摩尔定律），其中以视频与图像为代表的非结构化数据量占85%以上。因此智能视频与图像分析是大数据分析的核心技术，甚至被预测为物联网时代的超级入口。尤其是随着智慧城市中安全、交通等视频监控网络的迅速发展，整个城市的图像、视频等非结构化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存储海量化、存储周期逐渐变短，已经无法依靠单纯的升级后端硬件处理设备（如增加服务器）来解决。智慧城市建设让机器看“到”了世界，但如何从海量的图像、视频数据中快速发掘高价值的信息，提升决策的效率和精准度，让机器看“懂”世界，是智慧城市建设乃至未来机器人产业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第三批“千人计划”专家陈宁博士联合一批海归博士创办的深圳云天励飞（IntelliFusion）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以视觉智能、机器学习、云计算与嵌入式计算技术为核心，为平安城市、智慧商业、无人系统与工业自动化等行业提供全球领先的视频处理、视频分析、数据挖掘的创新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人脸识别，构建平安社区 过去的平安社区建设更多依赖于增加摄像设备、门禁系统等硬件升级措施；主要应用手段为视频的记录与事后人工查找，离平安社区所要求的智能化目标存在较大差距。而电影《速度与激情7》中的“天眼”系统，可以调用全球任意位置摄像设备，让搜索目标无处遁形；此类大数据应用科幻引爆了人们对视觉智能距离现实有多遥远的热议。 陈宁认为，视觉智能技术发展已经接近大规模应用的临界点，“天眼”的部分功能已经可以实现，如云天励飞为平安社区提供的基于人脸识别的“IF社区”系统。平安社区的智能监控系统的重点在于应用场景和人机交互机制的设计，反应在精准的人员分析、智能预判和决策这三个方面。“视觉智能系统不是取代人，而是把人的眼和脑从繁琐但又规律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人可以更高效的决策。首先我们的‘IF社区’系统保证了人员信息快速记录，随后进行行为、事件的实时分析和智能预判，最后根据事件进展进行反应与决策。” 采访中，陈宁告诉千人计划网记者“我举个例子解释一下三者关系：例如一个人经常进出某个社区，当他/她在该社区第一次出现时，我们的‘IF社区’系统就会将其头像录入公安的社区人员人脸库，进而与后台的身份证或者居住证快速比对存档。假设数据库里面没有他/她的记录，系统会做出第一次判断为新进入人员；此时社区各处的摄像头会自动跟踪记录来访人员的行动轨迹，并进行预防警示。如果该新进人员一段时间内进出次数都较多或者较为规律，此时系统就会根据该人员进出次数与时间做智能判断；如两周内定时连续进出的，系统就会自动判断其为刚来的常住人口，甚至会通过数据分析判断其是否有正当工作。随后社区工作人员就可以找到他/她的住所，并提供建议其办理居住证等服务。”陈宁补充说，“当然，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也是我们迫切需要从技术和法制法规层面解决的问题”。 “IF社区”系统可以解决社区管理的诸多难题，例如人群集聚、聚众赌博、斗殴、偷窃等事件；传统的视频设备仅仅记录这些视频信息，却不懂这些视频数据的含义，而“IF社区”系统不仅读“懂”这些信息，还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甚至利用大数据分析提前预判事件的发生并做控制决策。如特定区域内人员集聚数超过一定的密度上限，系统可以及时提示工作人员注意该地情况，进行必要的疏导。 陈宁还向千人计划网记者表示“该系统在智慧商业方面也大有可为，为保护个人隐私，‘IF商业’系统在银行、商务会所、卖场等商业机构中侧重于顾客群体行为分析而非个体身份识别；并为商户提供富有价值的商业分析报告。例如一个卖场的人流随时间、区域的分布统计，顾客群体的年龄、性别甚至职业分布都可以收集判断出来，为卖场提供智能精准的分析统计，并帮助卖场做商业策略判断。” 视频大数据平台，筑造平安城市 “IF社区”系统只是云天励飞“IF视频大数据平台”系统的一部分，云天励飞在做的，远不止这些。 据陈宁介绍，如果能够将一个城市所有社区的视频数据共享在统一的大数据平台上，我们就能构建一个拥有“天眼”的平安城市。 “如果所有社区的视频数据进行了共享，那这个城市的犯罪分子将会无处隐藏。我们假设一个盗车贼在某个社区偷了一部车，本地摄像头抓拍到了其人脸信息；他/她如果跨区域活动，按照已往的技术经验则较难甄别并抓捕。现在假设城市所有社区都联网接入了‘IF视频大数据平台’，系统会根据人员及汽车特征启动全城摄像头展开实时搜索；一旦锁定，自动报警。此外，‘IF视频大数据平台’还可以在历史存贮视频、图像数据中快速查找。” “这个视频大数据平台实现了人员信息与视频数据的共享，我们开放标准接口，让公安部门、交通部门、社区管理站等部门在不升级设备的情况下接入进来，让整个城市视频数据高效联动。现在是倡导互联网+的时代，数据整合共享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我们致力于推动视频大数据的整合，真正实现智慧城市的构建。”陈宁对视频数据大平台信心满满。 视觉智能“芯片”，成就平安社会 传统的视频设备通常是基于通用计算平台（CPU）进行机器学习及视频分析的，尽管通过GPU计算可以获得比CPU更高的并行计算性能，其架构仍然不是机器学习算法的最佳选择，同时价格昂贵、功耗较高。另一方面，随着视频数据规模的指数级增长，基于后端中心处理的方式给计算资源和传输带宽带来巨大压力，无法通过单纯提高后端处理性能（如提高服务器配置、增加服务器、交换机数量等）来解决。目前的前端（硬件）采集+后端（软件）处理的方式明显无法满足要求。因此，机器学习和视觉智能从后端中心计算向前端分布式计算、从通用计算向专用计算的变化已成为必然趋势，需要一颗高性能、低功耗机器学习“IF处理器”来专门处理视频图像。另外随着视频设备高清化的普及，视频数据进行前端处理的需求越发紧迫。 “为每个摄像头装上‘IF处理器’，让它看‘懂’世界并进行深度学习，通过后台的‘IF视频大数据平台’总结预判决策。未来每个城市将有几万名‘电子警察’不间断监督城市的运作，并且跨城协作，成就名副其实的平安社会。”陈宁这样描述监控摄像头安装了视觉智能处理器之后的平安城市。 “云天励飞研制的是一颗专用于处理视频图像数据的‘视觉智能与机器学习处理器’，这是一个国际芯片巨头尚未涉足的领域。视觉智能处理器市场随着智慧城市和机器人系统的快速发展将在3-5年内爆发，预计全球市场规模6.4亿颗/年。时间非常紧迫，我们需要加快脚步。”爱折腾的陈宁已经在紧张的考虑接下来的竞争布局。 创业不易，可是陈宁从未言弃；他表示团队的力量是最宝贵的，没有团队支撑，自己做不到今天的成绩。就如他用了五年时间从零组建并带领中兴通讯的国际团队实现了中国自主产权矢量处理器及其4G通信终端芯片一样，凭着他的冲劲，依靠云天励飞团队的协作，期待他们的“IF处理器”布满平安城市的每个角落。文章选自千人计划网，2015年4月
2015年6月23日 -
田溯宁：释放“数据”的力量
数据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战略、世界观和文化，将带来一场社会变革，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协同的精神来迎接这场变革。 仿佛在不经意间，大数据已经深度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你的情绪随着微博、微信的内容律动，当你习惯看完“好评率”再下单网购，当你选择航班参照“准点率”，当你带上运动手环分享跑步成果，当你接到垃圾电话自觉标识类别……不管是否明确意识到，一个大规模生产、分享、应用数据的时代正在开启。我们是大数据的创造者，也是大数据的使用者。数据正在成为新时代最关键的生产要素和产品形态，许多创新和进步由此发端。 大数据时代，正是通过挖掘个人选择偏好、生活轨迹、金融信用等数据，把握社会整体的需求、供给和趋势，进而更好地造福社会。有了大数据，企业可以据此实现颠覆式创新，创造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叫车软件的流行、理财宝的面世、移动医疗的应用等都是明证。政府部门可以据此提高治理效能，比如有了疾病分布、交通拥堵、动态物流等大数据支撑，相关决策可以更好辨症施治。对于个人来说，大数据带来的是更方便、更精准、更有效率，比如来电显示多少人标注垃圾电话便直接挂断，好评率高的产品可以快速下单而不必考虑半天。可以说，大数据将信息从知识的载体进化为智慧的源泉，正在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进步动力之一。 然而，大数据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网络诈骗、隐私曝光以及数据泄露等事件都提醒我们，数据安全十分重要。另外，数据的开放共享、跨境流通、使用伦理等问题，无不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但“数据算法终要靠人类掌舵”，大数据可能带来的福音，远远大于问题，我们当以开放的心态、协同的精神来迎接这场变革，适应大数据潮流，及时提升我们的大数据意识。 涵养我们的大数据意识，受益的是我们自身。如果每个人养成关注自身数据的习惯，比如把每一天的心跳、运动、饮食都能记录下来，我们就能更好了解自己身体，有效预防各种疾病。将每个人的学习、兴趣和擅长都记录下来，我们就可以给每个人定制一套适合他自己的教育方式和教材，尽早将人的天赋、创造力释放出来。学会分享和使用数据，我们可以让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使得教育、出行等社会成本大幅降低。 正如从矿物质里发现了钢铁、汽油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数据也像一个矿，怎么从中提炼出来提高生命质量的产品，现在才刚刚开始。“与数据的逻辑吻合，你自然会找到金子”。换句话说，数据是垃圾还是宝贝，要看是否具备挖掘和运用的能力素养。过去传统的工业经济无法解决的诸如环境、城市化等各种问题，大数据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大数据意识是信息化条件下提升治理能力的必修课、基本功。 正如有院士所指出的，数据不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战略、世界观和文化，将带来一场社会变革，特别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变革。大数据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未知空间，养成大数据意识，激发大数据智慧，率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我们将会发现更精彩的未来。文章选自《人民日报》第7版,2015年6月15日
2015年6月23日 -
田溯宁：中国应率先发起国际大数据组织
6月11日，由科技日报社主办、科技部人事司和科技部青年联合会协办的《科技创新大讲堂》第三期在科技部报告厅开讲，亚信集团董事长、宽带资本董事长田溯宁就“数据大发现与大数据时代的共识和标准建立”作主题演讲。会议由科技日报社总编辑刘亚东主持，科技部部属各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300余人参加。 大数据是21世纪人类探索的新边疆 田溯宁从大航海时代讲起。人类最重要的文明进步都跟大航海有关，大航海拓展了人类对整个对时空的认识。地理大发现不仅仅发现了一块新的地方，实际上人类的文明，政治、军事、文化都得以重新塑造。后来的科学大发现，对人类的价值体系发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原先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变得非常有价值，例如石油，铁矿。 田溯宁认为，今天的大数据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大数据是人类探索的新边疆。知识产生数据，数据早就开始产生了，为什么今天叫大数据，为什么今天的数据能解决我们过去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最早的数据是结构性的数据，什么时候数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在网上的论坛发一个照片跟别人分享，这些特点跟结构性完全不一样，图片、文字各种各样的状态，这是交流性的数据。实际上从互联网开始，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社交网络产生所谓的非结构性的、或者叫交易性的数据。未来大数据构成实际上是三种类型：结构性数据，交易性数据、交流性数据，以及可观测数据。 谈专车：必须拥抱市场 出租车会不会被专车取代？历史上所有技术变革都会使传统行业产生恐惧。只能去改变自己，只有跟市场拥抱，否则往往变成最终的受害者。美国电话出现的时候，美国电报行业当时非常发达，电报必须要国家来投资，所以对政府影响非常之大，贝尔发明电话之后，五六年的时间，美国的法律是不允许电话出现，后来电话还不是普及了？ 我们今天看到汽车行业，污染问题跟车有关，交通问题跟车有关，车造成各种各样的交通事故……我们的汽车使用率非常低，利用率只有5%，大部分时间车放在停车场。一个汽车能装5个人，70%的时间只有1个人。Uber创始人就是受到云计算的启发。我们每个人的电脑，使用率只有3-5%，其他的时间都在浪费。能不能把不用的计算资源集中在一起？十年以前计算机开始进入云计算的时代。今天之所以用到免费的互联网服务，最终是云在起作用。云计算可以，为什么汽车不能这么做？每个人限制的不用车的时候，把闲置的资源放出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谈医疗：大数据可预防生病 田溯宁说，我每次体检都觉得特别奇怪，每一次都要照一次片子。每一次体验都跟上一次体验没有相关性。现在随着云计算的发展，我们的生理指标可以记录下来，有很多的数据可以预测生病、预防生病。当数据共享后，就会发现很多规律，比如大部分的感冒跟天气、劳累、饮食有关系。 大数据时代如何保护隐私？ 田溯宁说，每次变革的时候，法律都跟不上变革，往往都是变革出现了之后，慢慢的制定法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不断研究探索大数据的主权、隐私权。其次，只有把自己的一部分数据放进去，人们才能分享到，人们才能知道好处。像信用卡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但是你可以获得的是贷款，但是我基本上认为隐私保护和你从大数据中获得的利益是对等的。跨国数据的流动，数据的产权是非常关键的，我觉得要积极建立大数据的法规，还要进行国际的立法。 中国应率先发起国际大数据组织 田溯宁说，中国现代化面临大量的问题，靠传统方法没法解决，只有靠大数据的方法才能解决。其次中国的人口红利渐远，但是“数据红利”伊始。中国应该率先发起国际大数据的组织，研究这些数据带来的法律、伦理、主权，技术标准的基本问题。 在工业革命时候，确立了各种各样的产权，定价，基本的规则，交易的规则，数据的产权是谁？过去这些问题是所谓的标准的问题和国际规则问题，全部是西方指定的，从过去的国际海洋公约，到WTO，到电信的ITO，到互联网域名分配。现在中国应该率先发起国际大数据的组织，研究这些数据带来的法律、伦理、主权，技术标准的基本问题。数据的所有权问题解决不了，隐私问题解决不了，大数据对你来说都是灾难，因为你的数据别人都知道。这些解决不了，国家竞争就会产生问题。 大数据时代什么专业最抢手？ 2015年高考刚刚结束，如何填报志愿是广大考生最关心的问题。很多人对大数据很感兴趣，但是又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对此田溯宁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数学、统计学等基础科学会越来越重要。对本科来讲，大数据还不是一个专业，可能需要首先掌握学习方法、获得好奇心。当然艺术也非常重要。 田溯宁最后说，自己离开学校几十年，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对信息科技特别感兴趣，做的事都是使信息传播的成本不断下降。云计算、大数据，都是希望知识的传递成本下降，知识的存储处理成本下降。 《科技创新大讲堂》旨在为政产学研用各界构建创新思想的表达平台，进一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至今已举办三期，前两期分别邀请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和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作主题演讲，社会反响热烈，引起广泛好评。第四期将邀请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主讲，主题为“从英特尔时间看创新的开放趋势”。文章选自中国科技网，2015年6月11日
2015年6月23日 -
王辉耀：别让招才引智卡在“绿卡”上
近日中国公安部发布消息，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7类企事业单位任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这意味着一直被称为“世界最难拿的绿卡”——中国“绿卡”开始有松动迹象。 从此次扩大的可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的范围及个人要求可以看出，新规明确指向在科研领域，工作稳定且业务突出的外籍人士。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7类企事业单位中还包括外商投资的研发中心，根据商务部统计，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有1300多家研发机构。此次规定的出台，为高层次创新人才来华工作定居开辟了“绿色通道”，符合我国吸引高科技人才的需求。 “绿卡”制度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才竞争，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美国每年发放100万张“绿卡”，这使得美国对全世界人才保持着吸引力，并直接反映在美国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奖数量上。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持续高速增长大国，中国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士不断增多。新规的出台对于在中国工作的外籍研发人员无疑是一个利好。是中国政府重视人才战略，加快人才吸引的体现。但从新规的具体标准来看，“绿卡”门槛还可以进一步降低。比如规定要求申请人在中国连续任职满四年，且要求副教授职称以上。国际上绝大部分的“绿卡”申请均对申请人职务或已经在国内居留的时间没有要求，且大部分申请直接来自海外。建议中国开放国外直接申请“绿卡”的渠道，直接面向国际上优秀的人才，吸引他们来中国发展，给他们发放中国“绿卡”。同时可以考虑把门槛降低至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或硕士学位有5年工作经验以上，国内相关行业或专业缺乏的人才，或被国内企业雇佣且薪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照章纳税的人才。 此外，目前国际上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在争取中国的留学生，并提供毕业后两年的实习工作签证，其中优秀的还鼓励他们申请“绿卡”。而现在来到中国的留学生数量十分有限，毕业后也无法取得实习工作签证，更不能在中国合法居留，只好沦为“三非”的打击对象。比如北京中关村许多企业都希望聘用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帮助他们开拓海外市场，但是苦于无法有正常的渠道和政策来帮助他们聘用海外人才，对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十分不利。建议开放外国留学毕业生在华实习工作签证，对其中工作满两年优秀的人才可以有资格申请中国“绿卡”的制度。 在全球人才激烈竞争的新背景下，中国需要从过去30年的招商引资转型到未来30年的招才引智，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才强国战略。中国要面向70亿人选才，可以从降低“绿卡”门槛开始。 本文刊于《环球时报》，2015年6月16日
2015年6月19日 -
陶景洲：专车遇上出租车 新需求博弈旧体制
两三个月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新兴互联网行业必然对传统法律体系和规则造成冲击。今日，闹得沸沸扬扬的专车事件证实我之前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旧的管理体制与新生科技的一场博弈。 快的和滴滴去年相继推出专车软件，并在市场上迅速崛起。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四方模式，即汽车租赁公司提供车，由劳务公司派遣司机，乘客则通过使用专车软件，使自己置于四方法律关系之中；另一种则是私家车模式，专车软件只是为乘客与私家车司机提供连接的桥梁。 政府对专车的态度比较矛盾和复杂。交通部曾在去年11月份表态，对于专车业务，“不要一棍子打死”。不料，今年1月，交通部竟又称“支持合法合规的租赁车辆作为专车服务，禁止私家车接入专车平台”。之后，交通部长杨传堂先生就接受采访时表示，永远不允许私家车进入专车范畴进行运营，并且出租车的份子钱不能降。 总的来说，对于专车模式，政府肯定和鼓励第一种，否定和打压第二种。 对私家车的禁止，理由很多：一说是不合法。依照现有法律，从事出租车运营需要取得道路运输许可，因此，私家车提供专车服务，涉嫌非法营运；二说影响国家税收。私家车车主既非个体工商户又不服务于任何公司，处于税收真空地带。三说存在交通事故责任险瑕疵。保险公司可以私家车从事营利性营运增加风险为由拒绝赔付；四说私家车司机资质背景无人审核，乘客乘车安全无保证；五说打车软件存在信息泄露的安全隐患。 乍一看，这些说法似乎确有些道理，可细究起来却是不敢苟同。 首先，针对违法一说，汽车租赁公司也没有出租车运营牌照，政府却为何允许其提供专车服务，这种区别对待对于私家车来说未免有点不公平。 其次，上面提到的私家车存在的其他一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立法技术，甚至是市场的自主商业行为来解决的。例如在国外的一些城市，优步主动为司机购买商业保险，以保证司机和乘客的理赔权利。 至于专车的乘车安全问题，目前并没有任何数据表明专车的犯罪率就一定比出租车高。事实上，通过专车软件上的实名认证，每笔交易都能够被追踪，专车这种特有的信息交互机制不但有利于保证乘客的安全，也保护了司机的人身安全，这是传统出租车行业所不具备的优势。 政府对私家车的态度，最可能的解释或许有两种：一是政府不愿放权，二是政府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 一方面，许多地方政府通过招投标、拍卖、定额收取经营权使用费的方式从发放出租车牌照中谋利。重庆政府2008年拍卖68张新牌照，仅起拍价就是50万。因此，许多地方政府不愿放权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垄断租金”的巨大诱惑。 另一方面，出租车公司借力上世纪末国家倡导的“出租车行业公司化”改革，逐步垄断营运证，进而实现了对整个行业的垄断。以北京为例，据2013年统计，在6.6万个出租车牌照中，个体司机仅占1157人，其他牌照均为出租车公司持有，这一数字十多年来没有变化。2013年4月，北京更是直接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将新增的出租汽车牌照优先配置给企业。出租车公司为了保护既有利益，自然会联合起来对政府施压。 对待出租车行业是否应该放开这个政策问题，需要回归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即政府最初决定管制的考量因素如今是否依然存在，以及消费者能否从中获得长期利益。 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最初对出租车行业施加干预主要是源于市场化所带来的三大负面影响：一是完全市场化后导致道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问题。出租车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准入门槛低，劳动力可以轻易地进入这个市场。在目前的东京，你会碰到许多出租车司机是失业的公司中级管理人员；二是出租车行业流动性、非后效性的特点阻碍了市场发挥其优胜劣汰的机制。消费的信息无法及时有效地反馈给市场，司机不需要提供良好稳定的服务也能以固定的费率接到下一位乘客，投诉的效果也非常有限，市场基本处于调节失灵的状态；三是过度的市场竞争导致司机的利润大幅缩水，为了维持生计，司机不得不降低服务质量、延长工时，这都严重损害了司机的利益。 但时至今日，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已极大地改变了社会，对于市场化的往日担忧是否依然会构成今日梦魇？这值得我们重新考虑。 首先，放开监管并不会加大社会在环境以及道路交通方面承担的成本。投入专车服务的私家车大体都是基于家庭需要购买的，特别是很多私家车主要是在上下班时段顺路载人，因此鼓励专车能够极大地提高车辆运行效率，降污减排，改善城市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的状况，缓解交通压力； 其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正好可以通过专车软件得到解决。乘客通过在互联网上评价司机、车辆及其服务，能够有效地将信息传递给其他消费者群体，司机也能够知晓该乘客之前是否有过不良的交易记录，实现真正的双向选择。而且，不同于出租车目前的一刀切定价，专车软件依照车型、路况等标准对费率进行灵活调整，不但让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也为促进司机提供高质量服务注入了强劲动力； 最后，出租车行业的自由竞争是否真的会损害司机的利益，还要打上个问号，至少现在看来，因为快的和滴滴的打车软件，出租车司机的实际收入不降反升。与此相反，目前司机的个人利益大都为出租车公司所剥削，司机的不满也基本源于其入行成本远高于私家车司机的不公平感。允许专车进入市场实际上会从根源上影响营运证的价格，降低出租车行业的入行成本，令更多人可以进入到这个行业谋取利益，实现更大群体的公平。而且，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试点的形式对过度竞争可能造成的损害加以验证，而不应该被假想的恐惧蒙蔽双眼，对新生的事物直接说不。 此外，出租车行业这种半公共服务的性质决定了消费者的利益是衡量制度优劣的首要标准。就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乘客是最大的受益者，专车不仅降低了费率、提高了服务质量，还有利于消费者评价跟踪服务。至于将来是否会出现专车成功挤掉传统出租车行业后一家独大、垄断市场，进而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况，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我此前曾在另外一篇文中提过，互联网行业的一大特点就是技术更新换代快、市场进入门槛低、竞争异常激烈，今日巨头转眼就可能变成“昨日黄花”。传统的以市场占有比例来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不能再简单地套用在互联网行业。这也是为什么腾讯明明占据了近80%的市场份额，最高院却依然判定其不存在市场支配地位。滴滴和快的在2014年底合计占有市场份额99.8%的情况下，优步等软件仍然能够异军突起，迅速抢夺市场，这已经表明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最终获益的仍将是消费者。 法学上有个概念叫“恶法”。如果一部法律不符合多数人的意志、不符合多数人的利益、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应该被认定为恶法，应该被及时调整修改。中国目前的出租车行业法规已经明显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这种情况下若政府仍然选择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无疑是不明智的。 事实上，近些年来，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各国政府均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进行了反思，基本呈现出放松监管的趋势，而且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也应将出租车行业的改革提上日程，在顾及现有出租车司机利益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市场的自由化竞争，消除出租车公司的垄断影响，取消严格的数量管控，让乘客不用再为天价的牌照买单。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今天的专车问题百年前早有缩影。上个世纪初的美国，关于汽车是天生的魔鬼的争论充斥于报端和法庭。试想，当年要是禁止汽车而完全保护马车，今天你我的生活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新的需求已经摆在面前，不论是现有的法律还是积重难返的行业负累都不应该成为社会进步的拦路石。或许，专车软件的出现将是一个契机，倒逼政府实施出租车行业的改革。 当然，不可否认，若要真正实行改革，还存在很多难题待政府去解决。譬如是否应该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将管理权赋予行业协会？如何弥补传统经营者在改革中的利益流失？如何平衡传统行业与新兴互联网行业之间的关系？是否要统一监管标准，改变当前各地监管不一致的现象？改革之路任重而道远，政府应当慎之又慎地对待专车问题，而不是轻率地扼杀这一互联网行业的“幼苗”。
201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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