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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要避免轻信或者恐惧西方
就国家安全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中国最直接的危险仍然来自发达的西方，尤其是美日同盟。处理和西方大国的关系仍然是中国长期的挑战。对西方，中国存在着两种倾向性，即过分恐惧和过分轻信。这两种倾向性既表现在政策话语中，也反应在实际的外交政策层面。 两种倾向性都是极端心理，是自信不足的表现。过度恐惧西方往往是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征，或者说，对西方的过度恐惧经常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式的反应。一些民族主义者把西方对中国所做的一切都视为是要“遏止”和“围堵”中国，把西方的一切都视为是“阴谋”。这种恐惧心理就要求中国针锋相对，准备好和西方的冲突和战争。在内政方面，过度恐惧西方的表现就是去否定西方的一切，相信西方模式已经衰落，而“中国模式”会取而代之。 过分轻信西方则往往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另外一个极端，也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在内政方面，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各种体制没有任何信心，总以为中国应当以西方为模式，实行西方式制度。对外方面，自由主义天真相信，一旦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西方就会接受中国的崛起。有人甚至认为，接受西方领导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保障。 但实际上，这两种心理认知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走到了极端，就会演变成颠覆性错误。中国应当从前苏联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演变过程中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首先是不能过度恐惧西方。过度恐惧西方是前苏联领导集团的主要外交心理，也是最终导致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的主要因素。二战之后，美苏之间很快就陷入冷战状态，各自组建了地缘政治集团，即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当时的苏联对“敌对阵营”（西方集团）无比恐惧，以最大限度动员国家资源来对付之，并且把重点放在军事上。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之间的竞争是全球范围内的，并且多表现在军事方面。但是，正如后来的历史所展示的，两者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了苏联和苏联集团的解体。 美国在二战之后成为全方位的强国，表现在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等各个方面，而苏联和苏联集团在政治、经济上并没有能力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竞争，而几乎把所有资源导向军事的竞争。这种完全不对称的竞争导致了苏联和苏联集团国民经济的军事化，最终经济萎缩，不仅不能支撑庞大的军事费用，而且更促成了国内的短缺经济，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最后苏联和苏联集团在和西方的竞争中，自行走向了解体。 不过，苏联和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俄罗斯和很多东欧国家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过分轻信西方。苏联时代的戈巴乔夫想通过民主化来促动国家的改革，结果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在西方的一片呼呼声中，戈巴乔夫俨然成为西方世界的“政治英雄”，因为戈巴乔夫以无声的方式促成了西方梦寐以求的目标的实现。在戈巴乔夫之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领导人也是高度轻信西方的，一方面轻信俄罗斯能够顺利地变成另外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另一方面轻信西方必然会接受和欢迎一个民主化的俄罗斯。俄罗斯是敞开大门迎接西方的。 俄罗斯国内的各方面改革“严格”按照西方所提供的方案来做，即西方新自由主义。在国际政治上，俄罗斯也自信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而忽视了西方的野心。这种战略松懈使得西方轻易地获得了原来苏联帝国的地缘政治空间，把西方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直接扩展到了俄罗斯的后门。 俄罗斯过度轻信西方显然是失败的。在内政上，西方式的经济自由化很快就导致了寡头经济，国民经济一蹶不振，并且出现成为西方经济附庸的趋势。经济寡头直到普京执政时期才得到遏止，但其恶果到现在并没有消化。俄罗斯尽管想走西方的市场路线，但今天俄罗斯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正是西方式市场路线所导致的。在民主化方面，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也呈现出紧张关系。在经济寡头严重干预政治的情况下，普京对寡头进行了整治。同时，原来叶利钦时代的分权也走向了集权。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西方的不满。西方现在并不认为俄罗斯是民主国家。在外交方面，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往日苏联帝国所拥有的地缘政治利益。这并不是说，俄罗斯要回到前苏联时代。问题在于，作为大国的俄罗斯，其生存和发展必然要求其自身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这是乌克兰克里米亚问题的直接起源。 克里米亚本来是俄罗斯的领土，在前苏联时代，因为乌克兰本身是苏联联邦的一部分，因此划给了乌克兰。现在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这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很容易理解。但这直接导致了俄罗斯的“颠覆性错误”，和西方交恶，受西方的全面制裁。除了克里米亚问题，乌克兰东部也是俄罗斯和西方继续争斗的根源。人们还不知道，俄罗斯和西方什么时候才能走上关系的正常化。而现在的这种情形无论于俄罗斯还是西方都是不利的。 美国外交反映对中国的恐惧 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面临选择问题，是恐惧西方还是轻信西方？这两方面的选择都存在着。首先是过分恐惧美国。中国一些人过分恐惧美国主要是因为美国恐惧中国所导致的。就今天的中美关系来说，所面临的挑战与其说是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倒不如说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中国花了很大的努力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的反应并不是中国所预期的。今天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美国犹如二战之后的苏联。今天的中国尽管没有像前苏联那样来组建反美国的同盟，但美国对中国的恐惧犹如当时的苏联对美国的恐惧，并直接反映在其外交政策的方方面面。 第一，同盟关系建设。美国实行“重返亚洲”政策、强化和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传统盟国的关系、努力发展新盟国（例如越南等）。 第二，大量增强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二战后的很长时间里，美国曾经是一个全方位的大国。但现在则不一样了。经济实力不如从前，其所推行的软力量即民主自由也到处碰壁。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只好强调军事力量。 第三，发展排他性的战略性贸易。主要表现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方面。TPP是美国主导的区域经济组织，但明显排除中国，并且其中一个目标就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 第四，想尽一切办法把其同盟国沦落为“附属国”，听从美国的领导。和日本的关系表现得很明显。在日本民主党鸠山任首相的时候，日本通过诉诸于建立东亚共同体来追求和美国较为平等的关系。东亚共同体被美国视为是“亲中国”的，因此很快就被绞杀。安倍上台之后，走的是反华路线，这不仅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而且美国不惜以牺牲和中国的利益，来鼓励日本等盟国挑战中国。很显然，美国所有这些方面的行为和前苏联的行为并无二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很多人，主要是民族主义者，也转而恐惧于美国，主张要以牙还牙。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则把目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归咎于中国的“强硬政策”，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在中日关系、南中国海问题、中印关系等等一些列问题上继续“韬光养晦”、配合美国和西方的“情绪”。他们的确相信，如果中国这样做，西方美国就会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因此能够得到保障。 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看，这两种倾向性有可能导致中国的颠覆性错误。如果过于恐惧于美国，那么就有可能陷入和美国的军事竞争陷阱。一旦陷入军事竞赛陷阱，中国国民经济就有可能被军事化，就如前苏联那样。这种可能性并非假设，而是有制度条件的，主要是因为中国存在庞大的国有企业部门，一旦军事竞赛开始，大量的经济资源就会导入国有部门，而非民营部门。而自由派的“愿望”也一定会破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很难会走东欧那样的民主化道路。执政党一直强调中国不会走西方民主化道路。第二，即使中国民主化了，美国也会同样把其地缘政治利益置于民主之上。 中国必须做正确的选择，在内政外交上避免因为过分恐惧西方和过分轻信西方而导致的颠覆性错误。在内政上，中国不可以简单照搬西方经验，但也不可以关起门来，自以为是地搞建设。一方面要意识到中国内部建设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仍然需要虚心学习西方经验来促动和促进内部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清醒地意识到到学习西方并非走西方道路。这里，中国需要一大批政治企业家，能够结合东西方最佳实践和经验，把内部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搞上去，学习西方，但做得比西方还要好。学习西方必须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而不能抱过多的幻想和乌托邦精神。 在国际层面，中国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和国际接轨，在现行国际体系上往上爬。中国不可以学习前苏联那样，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另起炉灶，建设和西方相对立的区域或者国际体系。在全球化时代，这样做，不仅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不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建设性作用，而对国际和平更不利。同时，中国不能盲目相信西方会和平地欢迎中国的崛起。 中国要善于建立自己主导的、开放性区域甚至国际性秩序。这里要强调的是开放性。美国等主导的无论是战略上的同盟关系还是经济上的TPP等区域组织都是排他性的，中国主导的区域和国际组织如果要有竞争力，唯一的来源就是开放性，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开放，而且也向发达国家开放。目前所进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这样一种开放性的区域组织，并且中国所确立的区域和全球性组织的目标，至少在早期并非取代现存国际组织，而是从补充的角度行使现存国际体系所不能行使的功能。未来的发展如何，取决于现存体系的改革和中国本身的能力。 简单地说，开放性是中国经济的本质。无论是内部建设还是国际秩序建设，都必须秉持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就可有效避免过分恐惧西方或者过分轻信西方的颠覆性错误，同时也可确立和提高中国本身的自信度。
2015年6月18日 -
王辉耀：一带一路需打造样板国和样板工程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曾担任国家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官员，中组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际人才战略研究专题组组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起草组特邀专家等。在人才战略、企业国际化，国际商务和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等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出版著作近50部，包括最新出版的《国际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以及《大国智库》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 “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近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成立仪式上接受华西都市报专访时表示，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王辉耀说，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已经有了，现在需要抓具体的项目。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面装。”王辉耀说，“现在应该落到具体的项目上来，最主要的还是要拿出项目模版，打造合作样板国，为接下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谈一带一路————“一个更大的战略” 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一带一路最大的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 王辉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担当。而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是一种很具体的新的全球化的政策和愿景，为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30年、50年的发展支撑，对未来的经济走向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此前，中国进入WTO后经济有很大的提升，国际贸易增加了六七倍，而对外投资则翻了七八十倍。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国，走到顶端，因此中国需要一个更大更新的战略。之前中国的西部开发、环渤海、中部崛起战略还是着眼于内地，而一带一路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产业格局的战略。 概括来说，一带一路将以前的内向型开放转变为外向型开放。一带一路要充分利用中国参与全球化物流、资本流、人才流动红利，推动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治理创新体系。 华西都市报：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这句话该怎样理解？ 王辉耀：这句话的理解应该体现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是一个搭台的过程。美国搭建了一个互联网的平台——万维网，被全世界采纳和使用。万维网是虚拟的，我们则提供一个实体的基础设施的网络，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个公共产品的机制，在这个平台上，全世界都可以参与进来，也都可以从中受益。谈具体实施————“现在需要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 华西都市报：“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有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重点在哪里，应该怎样做？ 王辉耀：要真正做到一带和一路，我觉得有四个方面很重要： 第一，能否像当年修建坦赞铁路那样，打造一个横跨亚欧的高速铁路，建立亚欧高铁国际建设集团，真正的修出一条丝绸之路来。这个过程肯定要由中国牵头、投资，这样各国可以参股，能够受益。中国需要作出较大的贡献，才会得到各国的欢迎。 第二，以一带一路对接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作为突破口，打通一些国家，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第三，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如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可以和在这些国家发挥中国开发区和产业园等经验的合作，为以后的推进建设树立模版。 第四，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国家联盟，有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WTO最大的受益者，“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一带一路”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者说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华西都市报：具体来说呢？ 王辉耀：一带一路需要具体化。现在一带一路好像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几个具体的项目，得有一个抓手。经费、双边多边治理机制、一带一路免签证、放宽移民政策、教育互认等，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事项，需要一项一项理清去谈。 现有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他们分享信息，制定规则，互相促进。作为一个新的战略，一带一路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的经济组织，带动其他国家参与讨论人员流动、互联互通、资金、技术等。 一带一路推进需要具体化，说得太大反而不好下手。现在需要将概念性的东西进行丰富和理清，从基础设施先入手，接下来进行国别对接、企业对接。首先应赢得其他国家的响应和对愿景的支持，以点带面，以点带线，应听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意见，我的建议是中国多出钱、出技术，先从丝绸之路建设开始，修建亚欧高速铁路，否则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现在需要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谈风险挑战————“企业走出去面临三大风险” 华西都市报：您是智库高参，同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也一直在做一带一路的国别研究。您认为智库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起到什么作用？ 王辉耀：智库的作用很大。政府间的领导人太忙，无法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研究，政府与政府之间了解与沟通还不够，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很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更明确了。 应该充分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建立一个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智库联盟，通过智库来探讨、推动战略的实施。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亚有八个智库来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参观讨论，对习近平在雅加达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印尼的智库怎么看，他们也会提出自己的考虑。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很多，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我们的企业、机构、国民到国外合作需要注意一些政治、经济风险等，智库的研究可以给以指导，这是中国目前非常需要的。此外，中国的跨国公司还不是很强大，走出去的基本是中小民营企业，智库可以将它们凝聚起来，并给中央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华西都市报：您有没有通过自己的身份向高层传递您的意见？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每个月都会通过建言献策参考将研究和建议上报给相关部门，我们也会请其他智库、专业人士进行交流，并把建议汇总。我们最近还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未来会加大建议力度。 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有哪些？ 王辉耀：第一是面临的政治风险，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政体、国体、制度、意识形态都不同，能否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第二，宗教方面的冲突，比如印度、孟加拉，以及中亚地区宗教派别繁杂，这些是需要考虑的。 第三，文化语言不通也是很大一个问题。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大量人才运作，但我们的人才储备不足，了解一带一路的留学生也很少，需要进行双向培养。美国很多模式之所以能够转换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留美学生。中国也需要培养“知华派”，即对中国产能、中国经济等有大量了解，深入研究的留学生。我们需要加大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大量来中国留学。谈四川机遇————“川菜风靡全世界，可以更多地走出去” 华西都市报：您曾在四川工作和生活过，您认为四川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有哪些机遇？您对四川融入一带一路有哪些建议？ 王辉耀：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是西部的一个龙头，而且四川高校云集，人才云集。 从地理位置而言，四川离西边更近，从行业上讲，四川电子很发达，超过一半以上的世界五百强跨国公司落户四川，这些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同时，一带一路能带动文化走出去，川菜风靡全世界，在国外的中餐里的一半以上是川菜，今后可以更多地走出去。川菜出口能带动中国食品文化走出去。 另外，四川人的出川，移民的意愿很大，而且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四川人民到一带一路国家，出川的人数可能会更大。四川可以鼓励移民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我们在当地的移民和华侨华人力量。 最近四川和罗兹结成友好城市，同时在白俄罗斯等地又有产业园，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中国各城市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以城市对城市形成交汇点的方式合作，以省和市为中心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不光是基础设施，还包括产能、文化等方面的融合，以点对点的合作方式推动。 华西都市报：中国还需要哪些方式走出去？ 王辉耀：第一，支持中国到当地办学，包括开办更多的孔子学院。中国的大学还没有走出去取得成功的例子，中学更少，面临的挑战也很多；第二，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地充分利用6000万的海外华侨，在非洲、独联体的国家也有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华侨。华侨就是我们的人才储备，这就督促我们放宽人才流动的限制，建立优惠政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使这些国家有更多的华人华侨。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70%的外资是靠华人华侨引进，中国未来对一带一路的开放和发展，华侨华人，还有留学生都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章选自《华西都市报》，2015年6月16日
2015年6月18日 -
张黎刚：挂号这件事我惦记了10年
导语对于高度监管的行业，经验跟行业背景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否则你不知道哪只脚踩到哪里会陷进去出不来。张黎刚，爱康国宾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常务理事。 近期几桩BAT对挂号产品的投资让在线挂号变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最近又有新人入场，只是这位新人有点面熟：去年刚刚在纳斯达克成功IPO的爱康国宾创始人张黎刚。这次他创办的是一个全新的在线移动医疗品牌——导医通。 面对《创业邦》的独家专访，他说：“我是那个最早做导医的人。” 我们在2013年6月封面故事——《张黎刚的“否定之否定”》中写到了他的故事：开体检中心不是最初选择，他一开始只想做成轻资产，在网上销售健康管理服务，最终从线上走到了线下，经营实体医疗。其实那时他试水的不仅是网上售卡，还有网上挂号，并且不只是针对高端客户的特需医疗，而是面向普通老百姓的平民式挂号。 挂号这件事他惦记了超过10年，碰过壁，也清楚其中的大小陷阱。他一直观察着大格局，直到2015年终于感到时机成熟，再次出发。 这样一个在实体医疗行业奋战多年的老兵重拾挂号，你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市场的肯定。所以，我们也想从他的口中获取新的信号：为什么现在是一个好时机？怎样保证以前碰过的壁不会在这次重蹈覆辙？关于产品的设想：绝对智能 张黎刚将几款已有的产品做了一个类比来介绍导医通的模式：挂号网解决的是老百姓挂号的难题，“好大夫”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咨询平台，而导医通相当于“挂号网+好大夫”。 患者即使能在网上挂号，也没法和医生产生就医前的直接沟通，医生同样也不了解患者的症状，经常是患者排队几小时，最后和医生只见面不到几分钟，而且双方见面就像相亲一样，彼此要从头问起。 张黎刚认为，理论上，医生和患者之间是可以更了解的，越了解越能提升效率，而提升效率就是互联网公司的任务。只需要把患者、医生、医院三者完全打通，挂号的同时把病人的健康档案、检查报告传输过去，医生利用碎片时间提前预习，再去问诊，这就是导医通的想法。 15年前，上海一家专注做挂号的网站——上海导医网上线。2009年，为了响应当时卫生部对医院推动预约挂号的工作要求，上海卫生局在绍兴开过一个研讨会，邀请了上海各大三甲医院的主任和相关部门参加，请所有为医院提供挂号服务的民营公司来介绍提案，相当于一次集体“答辩”。那次研讨会上，上海导医网获得了“答辩”的第一名。 其实在2005年，这家公司便被张黎刚收入了麾下。 导医通相当于上海导医网从PC端向移动端的升级。它目前的主要服务，也是基于之前和上海各家医院合作的升级。 再次入场，张黎刚对导医通的想象也升级了。 比如，他觉得，患者就医排队时在医院逗留的时间过长，对医院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患者间也容易形成交叉感染。这个问题的“七寸”不只是网上挂号的问题，而是更精确的分时预约挂号，所以导医通要做到的是，挂号的时间划分不再是1号或2号，而是1号上午8：00－8:15或是2号9:00－9:15。然后，智能化计算患者和医生会面的时间，通知患者什么时候从家里动身，用多长时间照片子、化验或取药，系统实时对接，让患者来到医院之后的一切动作畅通无阻。 张黎刚是互联网出身，当年他作为一个医科学生被张朝阳挖到搜狐，第一份工作便是产品经理。所以，尽管做了很多年实体医疗，他对未来的构想仍然很前沿：导医从来都不应当是一件人工完成的事情，因为人工就意味着收费，智能化才象征着免费，而免费才是大趋势。最后他找到哈佛医学院出版的《哈佛家庭医学全书》，以此为原型做分诊规划，希望像智能机器人一样去处理分诊。 张黎刚希望导医通能hold住尽可能多的三甲医院。4月22日产品上线的时候，上海大约70%的三甲医院都在导医通的平台上开通了账号。 这两年大医疗的一个趋势是分级诊疗，鼓励患者先去社区医院就诊，有需要的情况下，再由社区医院安排转到三甲医院就医。但问题是，医疗是一个太特殊的领域，小症状的背后未必是小毛病，很多老百姓仍然不愿意去社区医院就医。所以张黎刚打算从病症描述和健康档案这一端出发，把症状描述得更细致，利用医生的碎片时间去提前做出判断。他说这算是自己的一个微创新，同时他也指出，这个微创新借鉴于好大夫、丁香园、春雨医生之前的一些服务模式，因为这些产品的主要思路都是让医生利用好碎片时间。 张黎刚希望追求更加理想化的效果。这种思路会让人想起谷歌汽车的计划：如果整条马路、整个城市的路况都尽在计算机的掌控之下，无人驾驶才会得到大范围应用。 假设他的设想能够成真，而且互联网产品也能不打折扣地做到这样的效果，那么以后将会改变的是“挂号”这个概念，让医疗服务全面变成预约化。但导医通凭什么能做到？在中国的体制下，这样的理想化状态，会不会永远都无法达到？对于医疗的未来：绝对乐观 张黎刚敢提出这个畅想，因为他是一个长期观察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前他便做过这样的尝试，而且他和团队为此曾非常努力地去拼了一把。 讲述这段故事之前，需要提前说明的是，预约挂号是一件地域特征明显的事情，每个城市都在采取不同的方法，有的渐渐收紧，也有的逐步放开，放开则是为了鼓励更多民营公司介入预约挂号。 爱康国宾曾经作为授权商来运营北京的预约挂号，张黎刚当时已经做好了一套架构，其中的核心是智能化分诊。 张黎刚是艺龙网的联合创始人，他在挂号上借鉴了酒店预订的诀窍。在网站上订酒店，如果想要的价位没有空房，网站将推荐附近其他酒店给用户来选择。在张黎刚之前运营的预约挂号一卡通上面，如果患者要求找A医院的B医生而B医生不在，系统会自动匹配推荐同等级别的医院和同等级别的医生。 例如，患者想要挂阜外医院心血管科的号，但阜外医院的号已满，系统会推荐安贞医院的同级别医生，接下来是北大医院、301医院。张黎刚说，这样的好处是患者永远都能挂上号。 而且这个分诊系统还会自动区分票贩子。通过身份证挂号，倘若某人一天连续挂了2个以上的号，或者挂了很多个科室，系统就会把此人的信息报给医院。 在今天，张黎刚回想起当年，觉得当时的做法是“一种有限的处理方式”。他要避免所有人都去抢名医的号，但患者仍然无法把控自己究竟挂上了哪位医生的号，尽管他利用了很多技术手段去强化这套架构。 换到现在，张黎刚认为医院体系和整个体制都会更为配合。 首先，他认为自己足够了解中国的医疗领域，这基于以下判断：现在的医院比10年前更加开放，因为如今社会对医疗的需求量仍然在提升。人口老龄化，慢性病高发，环境污染，人们收入增高，医患冲突激烈，这一切问题让医院的管理者充分认识到一点：以往的医疗行业就像一个独立的部落，在封闭的体系里解决自己的问题，现在他们发现有些问题根本解决不掉，必须借助外力。 所以，连春运时最紧缺的火车票都会放在网上去销售，还有很多代理机构参与，凭什么预约挂号不能放开让更多的移动医疗机构来参与？再或者说，中国人足够重视财富，连手机转账都能实现，而且是通过各种方法解决安全问题之后的实现，挂号为什么不能用手机来完成？ 最近《第一财经日报》对“就医160”的报道中，其创始人罗宁政指出，中国一天有2000万人挂号，就医160和挂号网加起来一天的挂号量不到20万，市场份额不足1%。实际上，目前多数医院都只是把少量号分发给服务商去运营，大多数挂号行为仍然在医院窗口完成。当然，在未来，他们完全可以调控网上挂号与窗口挂号的比例。 还需要进一步开放的是中国人的健康档案，而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话题。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将自己的过往病史与体检报告放到一起组成健康档案，类似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如果这样的体系能建立起来，老百姓看病之前只需要进行授权，因为这个健康档案的主人是老百姓自己。而且健康档案也将有利于挂号服务的延伸。 最后是让人头痛的医院HIS系统（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医院信息系统）。张黎刚曾经与同仁医院打通系统，虽然打通之后只运营了一段时间，但他想证明的是，技术本身不是问题。张黎刚对于这个领域的未来持绝对乐观态度，他认为能打通的地方迟早会打通，趋势在前，医疗的需求量太大，“挡是挡不住了”。 创业者经常会“抱怨”的一点是，做一件创新的事情，走快半步最好，走快几步反而会成为先烈。时隔多年，张黎刚重新做回挂号，他如此形容自己的感触：第一，对于有些高度监管的行业，经验跟行业背景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否则你不知道哪只脚踩到哪里会陷进去出不来。 第二是，自己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着急了，现在他可以等，愿意等，等整个体系完全打开。对话张黎刚 创业邦：导医通和爱康国宾的关系是怎样的？ 张黎刚：导医通是我个人跟爱康集团共同出资，和导医通的创业团队一起打造的，将作为一家独立的公司来运营。我亲自来带团队，我给自己的定位是“首席架构师”。下一步将融资引进第三方的资本。 创业邦：去年挂号网拿到了天价融资，导医通毕竟是个后来者，而这又是一个资源型生意，医院那边的合作态度是怎样的？ 张黎刚：我觉得最终从医院来讲，他们不会把所有的号都开放给某一家公司的。我也看不到某家医院只和某一家公司合作的理由，如果其他公司能进去，我们也一定能进去。重点是，你是否是从医院、医生、患者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你要想医院在管理上面碰到了什么瓶颈，能为他们解决什么问题。如果只是为了拿着医院的号作为资源，那么这种合作可能就不会那么深入。 创业邦：导医通既要从医院的角度去切市场，又要拉医生到自己的平台上，两方面都要出击，而目前市场上的几款耕耘多年的产品未必没有这样想过，况且它们在某一方面已经拥有优势，你会不会有压力？ 张黎刚：在我看来，所有服务性的公司，想象中能做到的事情都差不多。十几年前，搜狐、新浪、网易一开始都是门户网站，没有太大区别；慢慢网易以游戏为主打，新浪就是新闻，搜狐是多元化，才区分开来的。 我觉得移动医疗上面也是这样的，一旦真的成气候了，最重要的是执行力与微创新的能力。另外，我希望导医通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也愿意和好大夫合作，一起来建立一个患者、医院、医生的服务链。 创业邦：现在有多少医生在导医通平台上？医疗是一个双核心的事情，医院是一个核心，医生是另一个核心，导医通会依靠医院来拉医生吗？ 张黎刚：我印象中应该已经超过一万位医生了吧。除了医院，我们还会邀请一些新的力量，例如脱离医院体系自建团队的张强医生集团。还有北京阜外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孙宏涛，他提出了一个医生联盟，也就是说医生不会离开体系但是可以创业。第三类是广州市第六人民医院综合科主任谢汝石副教授，他的想法是帮助医生建立私人医生工作室。我们将和孙宏涛主任、谢汝石副教授的私人医生工作室深度合作，也欢迎更多医生团队和医院来和导医通合作。 创业邦：创办导医通的契机是怎样的？是否与如今爱康国宾已经上市有关？ 张黎刚：10年前推出挂号平台，那时候的困扰是需要收费养活自己，需要找商业模式。现在资本市场支持免费模式，是很大的突破。对于移动端预约挂号服务，导医通将全部是免费，欢迎任何人上来测试是否是免费。我已经过了为企业生存而找商业模式的阶段了，在这个行业，我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文章选自创业邦，作者：曲琳
2015年6月17日 -
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
选自《国际人才战略文集》，作者：中国与全球化主任王辉耀，党建读物出版社 六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有谁能料到，今天的中国能坐拥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贸易国、而且即将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三十年前，又有谁能预想，今天的中国能将人成功送上太空，能举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奥运会？毋庸置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三十年来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世界感到惊叹，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强烈关注与深入探讨，这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 因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加之全球化时代休戚与共的国际关系，海外长期非常关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命运。美国学者福山在冷战后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苏联解体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一条道路。他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连福山本人最近也公开认为，“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进化的终点。20年前，西方学者为拯救“拉美模式”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而在中国经济发展后西方开始有人提出基于中国发展模式而总结出的“北京共识”。中国经济的强劲崛起，一方面使得西方世界不得不重新进一步分析中国发展的原因和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模式”的有效性成为中国对外提升影响力，对内加深自我凝聚和认同的有力宣传利器。除此之外，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虽对中国出口带来了沉重打击，但是因为“中国模式”的特殊之处，中国经济的已经率先复苏，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将本国经济复苏希望寄托于中国。这些都给“中国模式”提供了走入世界关注视野的背景和契机。 简单说，海内外围绕“中国模式”的讨论主要涉及总结、前瞻、推广三类。 中国三十年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主导了人类历史上最耀眼的经济革命，改变了四分之一人类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变革方式，所以归纳、总结、研究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优点与缺点、贡献与挑战，成为海内外各大媒体、研究机构、智库的重要研究课题。这其中有着层出不穷的唱衰或看好“中国模式”截然对立的学说。 现在所指的“中国模式”是有时间区段的，主要限定在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间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模式又是什么样呢？于是，大量的学说将重点放在前瞻性的探讨“中国模式”未来应如何迎接挑战、保持可持续发展。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海外一些研究多将中国看作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代表，把“中国模式”与“东南亚模式”、“印度模式”、“越南模式”等其他发展中国家模式作比较。解析“中国模式”同时，重在研究其是否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推广及复制。 泛指的“中国模式”可以细化为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几者相互影响。需要指出的是，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本文中提到的中国模式主要基于中国的经济模式。当然，经济模式是相对最表象也是最易把握的，而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会如同两条潜伏的红线始终如影随形。 总的来说，“中国模式”特点明显、挑战严峻。 “中国模式”的特点 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一种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后发理论总结和归纳概括，而非预先存在的行动指南和政治纲要。“中国模式”也是一个难以全面界定的概念。总结现今普遍流行的说法，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模式，时间的区段多划分在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社会发展模式，而深入讨论现在形成的“中国模式”应追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更早。今天的“中国模式”的形成，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的1949年到改革前的一段历史为后续的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上的完全独立自主，这使得后来的经济建设获得了一个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我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强势和集中高效 中国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模式”绕不过去的源头。中国政治两千余年的政治传统影响了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趋向于“中心驱动”模式，即政府是“主导型政府”或“强势政府”。主导型政府便于资源集中、行动高效，是成就“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相反，欧美社会体系由各个社会功能自主组成“网络驱动”的契约模式，少有政府干预，多进行自我管理运行。今天，“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等的差别根本上与此相关。 中国政府的强势首先表现在其对经济具有决定性影响力，通过国有企业或与国家关系密切的企业进行运作，国家政权通过对这些企业的控制介入经济。国家政权在市场中具有中心地位：确定经济优先发展方向和目标，引领经济体制向符合市场需求的方向发展，比如制订“五年计划”，比如大型国企的巨大整合力。 2．对外开放和学习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 政府主导的同时，中国模式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在于对外开放大量吸收了市场经济的优势和其他模式的经验。对外开放很大程度包含了学习和融入其他模式的成功特质。新加坡东亚问题专家马凯硕曾总结出亚洲几大模式成功是吸收了西方智慧七大支柱的结果：自由市场经济、熟练掌握科技、精英管理班子、实用主义、和平文化、法制及强调教育。反观中国模式，也是不同程度的吸收了西方的这几大智慧。同时“中国模式”还学习了亚洲内部的“日本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的成功经验。 在实际操作上，中国经济采取了对外国以及国际贸易和外资开放的模式。在开放中获取先进技术、现代管理方法、先进知识以及外国资本。中国经济的内外部资本积累同时进行，内部的资本积累依赖于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和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外部资本积累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导向型增长。通过渐进式对外开放，中国逐步加入国际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主要进出口国和对外被投资国，并正在变成主要的对外投资国。 3．不断修正的形式 由集中高效的特点还能引申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很多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没有规定的形式”，设计师没有提前为中国发展规定一种绝对的固定的发展模式，所以创造性的为世界贡献了中国经济奇迹。我们说中国模式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和后发的理论归纳，即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不断的“试验--修正--再试验--再修正……”中搞起来的，也就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关于中国经济的新闻报道中，“试点”、“经验推广”之类的词汇中国人绝不会感到陌生的。而这一特点依然源于前面提到的集中高效。在一个局部，封闭式的推行某一政策，搞好了就推广，搞不好则立刻可以叫停、重来，这样的行政成本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其结果是，好的效果很快就出来，没有“理论”，也就没有定式思维的束缚，政府敢想敢干，也能干，即使出了什么问题，凭借政府的强行动力，也可以把负面影响限制在极小的一个范围内。这点同时说明，广义的“中国模式”本身是没有局限的，在未来也应该处在不断的修正中。 4．较强的务实性与较快的适应能力 政府主导模式让中国在面对意外情况时拥有较强的务实性和较快的适应能力。邓小平当年的“白猫黑猫论”就是这种务实性的一种表现。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中国模式”一方面，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却从未停止过发挥主导作用。政府既通过市场间接发挥作用，又在必要时直接进行干预。而其他模式显然更重视“看不见”的那只手。“看不见的手”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看得见的手”是相对可把控的。面对危机，两手并用的“中国模式”显得更有克服危机的能力。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成为最早推出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的国家。同时因为强势政府积聚了强大的外汇储备，能使得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有快速复苏的趋势。这些与集中高效的政府主导经济体制不无关系。 5．渐变发展过程，稳定国内局势 “摸着石头过河”与“循序渐进”发展特征相辅相成。稳定是“主导型政府”的根本保障，所有变化和改革都在循序渐进中进行，维持了国内长久的便于搞经济建设的稳定局势。另外，通过逐步提升社会主义和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来抵御其他价值观，既有利于保证全国统一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下，也有利于保证国内局势稳定。局势的稳定是发展“中国模式”的保证和又一大特征。这种稳定的强调在一个GDP从低水平经济向高水平经济迅速发展进程中显得十分有效。 6．把握全球化浪潮的机遇 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经济的发展，除了稳定的国内环境以及政府主导对经济的强力推进之外，还赶上了至关重要的历史的契机--幸运地在对外开放之时恰好迎来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浪潮。全球化浪潮对“中国模式”的影响是怎么说都不过分的。当世界进入波音空客时代，当电脑、通讯、手机开始普及，当地球变平之际，中国正好处在主动开放的大浪潮中。而中国在21世纪的第一年加入WTO，更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带来强大的推动力。中国把握住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机遇，成功地将3亿农民转型为农民工，全世界迎来了中国制造时代。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中、低端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也就是说，中国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机遇中要取得发展，最关键的是在这段时间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更好的“比较优势”。 7．“人口红利”和“出口导向型”经济 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优势首先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人口红利”。最近30年来，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大军，为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率达到26.8%。中国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人，劳动人口比例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和社会保障支出的低负担。得益于建国后开始展开的扫盲运动，文盲半文盲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中素质相对较高。传统东方文化吃苦耐劳、刻苦、节俭的特性在中国人身上尤为明显。大量的农村人口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涌入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在早期几乎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勤勤恳恳为“中国模式”进行着原始积累。 其次，如上文提到，中国国内环境稳定，不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宗教冲突不断。稳定加上人口红利再与全球化相结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凸现出来。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但因为以上因素“中国模式”似乎更为耀眼。在缺乏发达的国内消费市场的前提下，中国依赖国外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来解决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将大量的“中国制造”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外国直接投资还给中国带来了高科技和资本，其与中国的低工资劳动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全球低成本制造业的领头羊。从纺织到机电,中国制造已经逐步从单一的较低级别的优势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比中国有更低的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则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受惠于全球化，中国获得了生产能力、高技术和就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贸易顺差还为中国赚来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也为国家面对类似金融危机的危险提供了保护，更成为吸引世界关注“中国模式”的一大理由。 中国的确发展迅速，以上列举的种种优势也让“中国模式”引来海内外一片赞叹，尤其在面对金融危机时，“中国模式”的影响力得到了空前提升。
2015年6月15日 -
沈南鹏：别把优秀人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沈南鹏：今天的投资选择标准和逻辑，跟10年前是一样的，把行业图谱好好研究一下，找一找哪些是高速成长的。没有必要去关注那些夕阳产业。重要的判断要素是尝试着去预见未来，可能出错，但得形成自己的独特判断。O2O(Online To Offline)是万亿市场、金融服务是万亿市场。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没有别的万亿市场在互联网行业化中会产生？沿着这个逻辑去思考，你会很清楚地知道你的投资重点在哪里。《英才》：你最满意的投资案例是哪个？沈南鹏：投资一家企业，最看重的成功标准是什么？回报固然重要，但我们希望找到行业的改变者和标杆领先企业。比如说投资诺亚财富，十年时间里它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行业，它是不是给红杉资本加分的企业？肯定是。给我们“加分”的名单看来还挺长：阿里巴巴、唯品会、新浪网、京东商城、掌趣科技、奇虎360、聚美优品、陌陌、光环新网、大众点评网、美团网、美丽说、今日头条、高德软件、赶集网、DJI大疆创新、文思创新、诺亚财富、万达院线、阿里影业、铂涛酒店集团、德邦物流、中通快递、贝达药业、新产业生物、华大基因、威高集团、鱼跃医疗等众多国内知名企业。《英才》：相比美国而言，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处在怎样的阶段？沈南鹏：在移动互联网领域跟美国比，我认为中国有更长的延展空间。我们还有很多低挂的果子可以摘。例如互联网金融和O2O，还有游戏。比如游戏行业，美国线下的娱乐产业相对发达，所以互联网市场上的游戏规模有限。过去十多年里，中国的游戏市场从传统网游到页游到手机游戏，后者还是在一个高速发展期。整个游戏市场加起来，比美国大不少。总体来说，感觉从整体对比，未来十年中国在移动互联网里所产生的经济规模收益有机会超过美国。《英才》：现在的二级市场是否已经过热了？沈南鹏：二级市场未必是基本面驱动的“理性”市场，市场定价中，相当一部分是由流通性造成的。如果流动性继续提升，那有可能还会保持今年这样的市场状况。但我们关心的是价格以外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行业当中长期竞争力型的企业。二级市场的泡沫在短期内可能很大，但长期看价格会趋于合理。重要的是有没有一批有竞争的创新公司在高速成长，这是根本的支持点。《英才》：风险投资行业在中国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沈南鹏：中国的VC、PE行业发展时间还不长，似乎刚刚进入黄金期。20多年之前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是从事制造业的，它们在民营经济里占了很大比例。优胜劣汰之后，不少制造业企业面临经营挑战，离开制造业的资金去了哪里？相当一部分资金去了房地产，十多年前房地产是核心的投资行业之一。但过去一两年里，那些制造业和房地产没法达到满意回报的资金开始涌入VC、PE。从创业者方面来讲，今天的情况跟20年前相比更加令人兴奋。一是创业的发展机会比以前更加广阔，10多年前创业主要是“纯”互联网企业。而今天诸多行业出现创新的机会包括互联网对各种“传统”行业的改造，而且更多人愿意去这些创业行业和公司一展身手。《英才》：红杉对天使投资领域有怎样的认知和判断？沈南鹏：作为投资基金，我们已经把VC、PE两个领域做了比较好的产品覆盖。我们看到，天使在整个投资链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新的天使基金不断涌现。跟真格基金几年来的合作，给我们双方都带来了帮助，我们给真格提供了一些技术层面的支持，同时通过真格，我们关注到了一些不错的投资机会。《英才》：红杉和真格基金的合作模式是怎样的？沈南鹏：我们既是真格基金的重要投资人，同时我们也积极参与基金的一些宏观策略判研，但是决策和管理当然是徐小平的事。天使决策需要的速度非常快，一个年轻的创业者，可能30分钟、一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对话后，就需要做投资决策。天使阶段决策的速度，是其投资成功很重要的因素。《英才》：红杉如何适应目前正在完善的投资全产业链的布局？沈南鹏：我们产业链的布局，走的道路跟别人不太一样。我们始终强调人的因素。如果今天我们自己做一个“红杉天使”基金，可能不如我们和徐小平合作更好，因为他专注于天使投资。二级市场的布局也是如此。各种优秀的“产品”人才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可能不如让他们在不同的架构主导各自的发展。在红杉伙伴之间，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比如二级市场的团队主导他们的投资决策和发展策略，我们在里面扮演一个参谋、协调的角色，我们关注的是建立互惠的生态体系。文章选自英才，2015年6月
2015年6月15日 -
王辉耀：我国需要更开放的人才和移民政策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王辉耀 日前，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对外发布的《创新驱动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审议稿，以下简称《计划》）释放了多个利好消息，其中引进海外高端人才的力度之大令人瞩目。该《计划》称，将搭建面向全球开放的留学人员创新创业项目申报平台，实行项目预评审，实现创业项目与金湾区快捷对接；将抢抓引进外籍高端人才先机，争取国家支持在珠海率先实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制度。 实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制度，这意味着未来让外国人移民中国成为一种可能。那么，中国是不是移民国家，需要不需要移民呢？从历史角度看，我国一直是开放的多民族国家。蒙古族、满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迁入，形成了我国现在多民族、多文化的大家庭。 而且，世界上不少看重民族血统的国家，也开始重视移民的作用。如德国并非移民国家，其历史上非常注重日耳曼血统，对外国人入境和工作的控制十分严格。20世纪末，德国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出生率负增长、高科技人才短缺等现象，政府开始有条件地引进高科技人才移民。2013年，按照联合国统计，居住在德国的移民已高达984.5万，占到了德国总人口的11.9%，移民对于德国的经济增长和德国的崛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在美国教育领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全数在校生的70%来自国外的留学生。美国博士学位就业人才中国际移民的比例从1993年的23%上升至2010年的42%，国际移民创造了美国1/4的高学历。笔者认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思想相互碰撞，时时刻刻产生新的点子、新的思路，才有了硅谷的发达。 再看以色列，该国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时只有60万人，现在已经达到800万人，80%以上的人口都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这些人才的履历和背景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厚的基础。因此，移民能够对国家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反观中国，现在我国国际人才储备非常不足，外国留学生在中国过少，这对中国的创新和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当务之急，我国应提倡亚洲命运共同体，同时需要注意到“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因此可以培养更多留学生，让他们来中国学习。未来，不光是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中国培养的人才也要走出去，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与太多国家合作。总之，在全球化人才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中国亟须采取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和移民政策，积极联络海内外华人，更好地积累全球人脉。 本文刊于《中国科学报》 第1版，2015年6月11日
2015年6月15日 -
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完成 需打造合作样板国以提供参考
摘要：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 但是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面装。应该落到具体的项目上来，最主要的还是要拿出项目模版，打造合作样板国，为接下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 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来算的话，30年为一个阶段。建国前30年是一个和前苏联合作的阶段；后30年是一个改革开放阶段，中国向海洋开放，诞生了沿海的经济特区，但这是一种初期的或立足国内的开放。中国真正开始有一种国际视野、国际担当是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出来的。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相通之处，马歇尔计划对美国二战以后扶植欧洲、日本，战后70年稳定世界地位、成为世界领导曾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一带一路可以推动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治理创新体系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担当。而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是一种很具体的新的全球化的政策和愿景，为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30年、50年的发展支撑，对未来的经济走向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此前，中国进入WTO后中国经济有很大的提升，中国成了全球化最大的收益者，加入WTO中国的国际贸易增加了六七倍，中国的GDP也增长了7倍左右，而对外投资则翻了七八十倍，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国，走到顶端，因此中国需要一个更大更新的战略。 之前中国的西部开发、环渤海、中部崛起战略还是着眼于内地，而一带一路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产业格局的战略。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是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维持经济繁荣的经验，也是解决我国东西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良好契机。概括来说，一带一路将以前的内向型开放转变为外向型开放。一带一路要充分利用中国参与全球化物流、资本流、人才流动红利，推动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治理创新体系。 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这句话的理解应该体现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这是一个搭台的过程。美国搭建了一个互联网的平台--万维网，被全世界采纳和使用。万维网是虚拟的，我们则提供一个实体的基础设施的网络，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个公共产品的机制，在这个平台上，全世界都可以参与进来，也都可以从中受益。 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 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有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 要真正做到一带和一路，有四个方面很重要： 第一，能否像毛泽东时代修建坦赞铁路那样，打造一个横跨亚欧的高速铁路，建立亚欧高铁国际建设集团，真正的修出一条丝绸之路来。这个过程肯定要由中国牵头、投资，这样各国可以参股，能够受益。中国需要作出较大的贡献，才会得到各国的欢迎。 第二，以一带一路对接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作为突破口，打通一些国家，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第三，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如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可以和在这些国家发挥中国开发区和产业园等经验的合作，为以后的推进建设树立模版。 第四，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国家联盟，有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WTO最大的受益者，“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一带一路”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者说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一带一路需要具体化，像孙中山的建国方案，修三峡，通水路，修铁路，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现在一带一路好像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几个具体的项目，得有一个抓手。经费、双边多边治理机制、一带一路免签证、放宽移民政策、教育互认等，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事项，需要一项一项理清去谈。 现有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他们分享信息，制定规则，互相促进。作为一个新的战略，一带一路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的经济组织，带动其他国家参与讨论人员流动、互联互通、资金、技术等。一带一路需要具体化，说得太大反而不好下手。现在需要将概念性的东西进行丰富和理清，从基础设施先入手，接下来进行国别对接、企业对接。首先应赢得其他国家的响应和对愿景的支持，以点带面，以点带线，应听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意见，我的建议是中国多出钱、出技术，先从丝绸之路建设开始，修建亚欧高速铁路，否则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应建立“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智库联盟 智库的作用很大。政府间的领导人太忙，无法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研究，政府与政府之间了解与沟通还不够，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很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更明确了。应该充分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建立一个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智库联盟，通过智库来探讨、推动战略的实施。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亚有八个智库来到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参观讨论，对习近平在雅加达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印尼的智库怎么看，他们也会提出自己的考虑。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很多，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我们的企业、机构、国民到国外合作需要注意一些政治、经济风险等，智库的研究可以给以指导，这是中国目前非常需要的。此外，中国的跨国公司还不是很强大，走出去的基本是中小民营企业，智库可以将它们凝聚起来，并给中央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方面，第一是面临的政治风险，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政体、国体、制度、意识形态都不同，能否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第二，宗教方面的冲突，比如印度、孟加拉，以及中亚地区宗教派别繁杂，这些是需要考虑的。 第三，文化语言不通也是很大一个问题。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大量人才运作，但我们的人才储备不足，了解一带一路的留学生也很少，需要进行双向培养。美国很多模式之所以能够转换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留美学生。中国也需要培养“知华派”，即对中国产能、中国经济等有大量了解，深入研究的留学生。我们需要加大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大量来中国留学。 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可以采用如下几种方式：第一，支持中国到当地办学，包括开办更多的孔子学院。中国的大学还没有走出去取得成功的例子，中学更少，面临的挑战也很多；第二，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地充分利用6000万的海外华侨，在非洲、独联体的国家也有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华侨。华侨就是我们的人才储备，这就督促我们放宽人才流动的限制，建立优惠政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使这些国家有更多的华人华侨。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70%的外资是靠华人华侨引进，中国未来对一带一路的开放和发展，华侨华人，还有留学生都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2015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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