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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炜:今天+中国+创业:一生一次的机会

        在中国,现在是创业的最佳时机吗?创新与模仿,是否只是市场竞争手段的区别?二者的相生与相斥应该以何种尺度来把握?  在6月25日举行的“中国创新的复兴?--2015上海交大巴黎高科评论圆桌论坛”上,我们十分荣幸地邀请到了几位活跃在国内外创新前沿的参与者与观察者,针对5个与中国创新现状与未来紧密相关的问题给出了他们的YES或NO。  今日嘉宾:王炜CDP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问:中国是否需要类似于诺贝尔奖或iPhone这样的世界级产品,来消除“中国没有创新力”这样的认知 ?  我投NO。中国在历史上从不缺乏创新,我们有引以为傲的四大发明--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创新与发明在中国从未止步。有些创新因其商业成功引人注目,例如iPhone,其他的则可能不是那么流行而被大众熟知。我们不能仅用一种标准来评定创新。在过去,如果你做的是电子商务,你最好向亚马逊或Ebay看齐;但今天,越来越多地,我们看到向阿里巴巴或小米看齐的初创企业。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正越来越引起世人瞩目。今天,即使在硅谷,人们也都在津津乐道于微信的成功。  问:你认为中国是否有可能五年内摘掉 “山寨”的帽子?  有可能。正如我前面的陈述,对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公众认知和其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据说去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超过外企对华投资,随着这个有说服力的经济进程的持续,中国将迅速升级产业链成为创新前沿国家,再无山寨必要。  问:你觉得小米最终会取代苹果成为世界最大、最具创新性公司吗?  总体上我说NO,因为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特别明确的答案。中国已是世界最大智能手机市场,所以谈及硬件出货量,小米有可能超过苹果。但是,如果小米意图转型为一家软件或提供智能生活方式的公司,我不认为在创新能力方面它能比肩苹果,至少短期来说是这样。  问:你觉得现在中国创新孵化器是否太多了?  我投YES,但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好的孵化器。我时常在某些场合遇到一些政府人士,他们正尝试鼓励发展创新孵化机构。出发点是好的,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市场环境,而不是靠给予优惠政策哺育创业公司。我们需要促进公平竞争,给予国企与私企以同等的机会,最佳激励办法是让他们在公平市场环境下自由竞争。  问:在中国,现在是创立企业最佳时机吗?  YES。我认为现在很可能是在中国成为创业者的最佳时机,我将之看作一生一次的机会。一个风投朋友告诉我他在上海遇到的硅谷人比在硅谷还要多,因为如今在中国融资渠道更为便捷,每天都有无数创业公司上演第一轮、第二轮……融资的故事。人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洁净的空气、高品质食品,而是无处不在的机遇。大资本与高智慧人才,鼓励性的法规、政策、设施,所有这一切构建了一个总体来说对企业家十分有吸引力的大环境。文章选自上海交大巴黎高科评论,2015年7月2日

    2015年7月7日
  • 王辉耀:“一带一路”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标志

        2015年6月26日至27日,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在北京举行。这一汇集了前政府政要、企业界代表及顶级智库代表的顶级峰会,以“可持续发展”为题,探讨2015年后的发展新路径。这是全球“新常态”背景下的一次探讨,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智库”之后的第一次智库峰会,李克强总理出席会议并与全球智库峰会外方代表头脑风暴,高度、深度、广度兼备。  智库峰会专题论坛六:“全球可持续发展:市场的力量”于6月27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数百名专家学者、智库代表围绕这一主题进行了讨论。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受邀出席会议,并在“企业的力量--推动全球合作,践行可持续发展”议题中担任主旨对话嘉宾。  在谈及“一带一路”的设想时,王辉耀表示,当前中国的对外开放正经历从“走进来”到“走出去”的观念的转变,而“一带一路”则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标志。具体对企业而言,则要具有国际化的思维,未来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新的发展和新的突破。  《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互联网时代,手机在不同的国度,在不同的人群里作用真的是不一样,在国外可能是通讯工具,在中国是一个时尚消费产品,快消品。所以中国手机的增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智能手机生产得非常快,提供了无限的让新企业,弯道超车的机会和可能。你看我们国内无论是华为甚至是小米,包括乐视也要做手机,都会带来很多创意和机会。请您分析看看在互联网时代,中国这些企业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几率有多大?这恐怕也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成长为国际化的大公司的一个路径。  王辉耀:  今天我们全球智库峰会,讨论“可持续发展,全球化企业的战略”,非常的重要。谈到“一带一路”,刚才大家都说得非常好,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的伟大设想提出来,实际上是中国在未来30年、50年乃至100年进一步开放的一个更伟大的构想。因为过去36年我们基本上是“走进来”的开放,未来30年、60年我们就是“走出去”的开放。这个观念的转变和战略意义的转变意义非常重大,也是随着成为全世界未来最大经济体的新的体现。  从这个意义来讲,对我们的企业来讲,因为这一场的主题是关于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未来我们中国要出现更多的全球企业,不管是在中国的公司也好,还是跨国公司也好,还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企业也好,未来会成为全球企业,就需要到全球来做他们的新的发展和新的突破。现在“一带一路”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现在我们的概念有了,但是它处在不断完善和不断提升的阶段。  《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作为国家重要战略的“一带一路”事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大家最关心的是下一步我们怎么样下手,怎么执行或者怎么样实施?这是非常重要的。请谈一下具体的建议?  王辉耀:  这里有三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一带一路”从交通、从物流、从丝绸之路来讲跟交通很密切,中国现在的交通包括铁路、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我们的互联网都非常的强。开始崛起。能不能我们首先建一条欧亚的高速铁路,我们有一个事能够把这六七十个国家串起来,这个高速铁路的网络,比如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采取股份制的形式建立起来。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当时非常穷,当时中国政府建立了横跨非洲的坦赞铁路,帮中国进入联合国等都起到巨大的作用。如果今天中国能够参与建立一条欧亚高速铁路,那对“一带一路”就有很好的说服力。这是第一点,一个抓手可以开始进行。  第二,我们可能要打造“一带一路”的一种国际的机制,或者是一种联盟也好,或者是一种像OECD国际组织,为了全球的发展成立了一个机构。“一带一路”的国家能不能成立类似于OECD的这种,叫全球“一带一路”合作组织,中国在这上面可以把这些国家的智慧,有一个沟通的平台。这样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更好的“走出去”。我们在企业层面有更多的项目在实施,在国家的层面有“一带一路”的合作组织。这完全可以。  第三,今天我们是全球智库峰会,国经中心是国内非常领先的智库,我们能不能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打造一个智库联盟。我们现在从二轨的角度,从智库的角度,公共外交的角度,民间外交的角度先把这个话题探讨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国际层面,在智库层面,另外在我们的企业层面,三管齐下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不断完善和提升。  《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中芯国际、华为、高通、欧洲微电子研究中心,这四家成立了一个联合的研究院,这是很典型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跨国公司到中国来转型升级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一合作是标准的竞合,一起合作、一起发展。今天是这么高端的智库论坛,我们话题又是企业,企业是最讲实在的,也是最讲实惠的。请谈一谈各自的想法。  王辉耀:  刚才主持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从现阶段中国企业国际化或者全球化或者跨国到中国来,政府有什么好的政策。我也在想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现在全球化时代已经进入一个深入的发展阶段,可能在两个方面有两个建议,从政策层面提升中国的企业竞争力。  第一,能不能把跨国公司或者外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视为本土企业,这个观念的改变非常重要。跨国公司是注册在中国,提供中国的税收,提供中国的就业。实际上他们就是本地的公司,我们如果把他们视为本土的公司,我们可能对它的支持和待遇各方面都会不太一样。因为它和其他企业没有什么不一样,都是90%甚至是99%的员工都是本土员工,如果我们有这种理念,比如在组建“一带一路”战略的时候,或者国家领导人带领中国企业代表团出访的时候,为什么没有通用电气、空客或者其他的一些世界级的企业跟随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跟随去国外访问,推动“一带一路”的企业里面,我们如果有这种新的理念,可能会进一步的推进我们企业的国际化。这是我想提的第一个建议,我们要把跨国公司也好,外国来华的公司也好,只要在中国遵守法律,在中国注册,在中国提供税收和就业,就是中国的公司。我们在出访的时候,给他们支持的时候就应该一视同仁。这样我们可以鼓励更多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公司到中国来,能够带领更多的,我们去“一带一路”的国家做开发的时候,“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的公司就可以打前战。  第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面临比较大的障碍,我们单枪匹马走出去,环境、地理位置都不熟,文化各个方面都不熟。当年跨国公司来中国的时候是采取跟中国企业合资的方式“走出去”,为什么我们不能跟跨国公司结合起来“走出去”,像中芯国际和高通的合作,我们可以建立和跨国公司合资合作的模式“走出去”,这样可以带动更多的企业“走出去”,也能使我们在外面避免更多的阻力,减少我们的阻力。当年跨国公司靠合资企业合营方式、合作方式走进来,中国企业“走出去”也靠合营合资。

    2015年7月7日
  • 郑永年:中国若误判美衰落将致颠覆性错误

      在当今国际关系中,再也没有比中美关系更为重要也更难以处理了。这对关系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双边关系,也决定了世界和平与战争问题。  只要中美关系维持在稳定状态,两国之间没有重大冲突,其它区域性冲突就很难改变世界权力格局。可以说,中美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对结构,任何一方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整个国际体系出现问题。  但是,中美关系也是很脆弱的一对关系,因为一个是现存的大国,另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或者说,一个是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新利益。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在西方,这几乎已经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  人们发现,自1500年以来,一个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案例一共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统一之后取代英国,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在1914年和1939年,德国的侵略行为和英国的反应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亚洲也有类似的经历。日本崛起之后,就想挑战欧洲殖民地在亚洲所建立起来的或者正在建立的秩序,重新确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秩序,最终爆发了日本以反对西方列强为名,而侵略亚洲其它国家的战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霸权是世界政治的“常态”,合作则是“非常态”;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态”,和平则是“非常态”。  今天国际上流行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在指向着中美不可避免的冲突,包括霸权争夺理论(中美争夺霸权)、霸权衰落理论(中国挑战衰落的美国)、权力转移理论(世界权力从美国转移到中国)、民主和平理论(中国不是民主国家)等等。  中国领导层并不相信中美冲突的“宿命”,努力打破这个“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提出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通过加强合作,避免冲突和战争,维持世界和平。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的话就是,中美关系要跳出“两个大国必然会发生冲突”的常态,而维持和平的“非常态”(《联合早报》,2015年4月12日)。  如果中国不能逃避“霸权之争”的“常态”,就很难和平崛起于世界。对中国来说,如何理性地和美国打交道,会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很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要理性估计美国力量,尤其不能对美国的衰落有错误的估计。错误的估计会导向错误的决策和外交行为,造就颠覆性错误。  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意识到中美两国所结成的结构关系。冷战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霸权,世界权力结构呈现一霸结构。中国的崛起又再次促使这个结构发生变化。  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对此人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这个变化是一霸多强,或者国际权力的多极化。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在全球化状态下,世界只有一个,也就是说世界只有一个权力体系,一个霸权。如果说是权力多极化或者多强,也只是说是一种“内部多元主义”(internal pluralism),即一个权力极内部的多个权力中心,并且多个权力中心都是围绕着唯一的霸权即美国而运作的。  如果中国在今后不选择前苏联的道路,只有一个权力极的局面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现在为止的情况看,可以说,中国不仅在过去没有选择前苏联的道路,今后即使要选择这条道路也很难。  这种情况的呈现形式,就是近年来人们所谈论的“G2”结构。尽管人们对G2结构有不同的理解,但这个结构的形成是国际政治客观权力结构变化的产物。G2结构不是法理上的,而是事实上的。这一结构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加入了美国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这是中国“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的结构性保障。尽管这个体系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中国并不是要在体系外挑战它,而是力图在内部改变它。中国已经在这个体系内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进而,中国内部的高速发展,表明中国在体系内的地位上升,几乎在所有中国已经加入的国际组织里面,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中国都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G2结构内部,就双边关系来说,中美两国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尤其是在经济关系上。这种相互依赖关系非常重要,使得美国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对付就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就很容易把中国作为“敌人”来应付,因为这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直接的损害。但有了这种相互依赖性,美国如果要把中国作为“敌人”来打击,就会直接损害到自身的利益。再者,这种依赖性也有助于美国在制订其中国政策时,平衡其各方面的国家利益。  例如,美国在处理和日本等盟友的关系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经济上的“中美国”(相互依赖关系)和战略上的“联盟”。如果两者失衡,美国的国家利益必然遭受严重损害。  对美国来说,中国和同盟都很重要。无论是处理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处理和同盟的关系,都是为了保持其霸权地位。没有同盟,美国的霸权地位会受到中国的挑战;而如果失去了中国,美国也同样保持不了霸权地位,因为届时有可能会形成昔日美苏冷战那样的格局。  中美关系具有外在性  同样重要的是,在G2结构内部,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越来越具有国际性(外在性),就是说,中美两国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会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投资、贸易、汇率、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双边关系,都会产生巨大的外在影响。这就要求两国把这些问题放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来处理,而不仅仅是双边关系。  对中国来说,这种局面实际上有利于中国拓展国际空间,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在全球舞台上和美国互动。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但因为中国处于G2这一结构的“老二”位置,在和美国的互动过程中,中国的影响力很自然达到世界的各个地方。这和中国的主观意愿没有多大关系。  很显然,中美双边关系的国际性,不仅表明了这对双边关系会影响到整个国际关系,也表明这对关系必然受到整个国际关系的制约,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处理与对方的关系时,也必须考量到双边关系之外的因素。不管如何,处理双边关系考虑其外部性,也是两大国各自的国际责任。  G2结构表明,美国必须和中国打交道来处理全球事务。尽管美国不情愿,在一定的时候,美国必须让渡更多的国际空间给中国,同时也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其权力本质来说,美国是不愿意给中国更多权力的,但问题是,如果中国没有相应的权力,就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所承担的责任,必须和其所拥有的权力对等。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美国不给中国更多的空间,中国也会去寻求相应的空间。中国创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仅是中国寻求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国际空间的努力的开端。如果美国不想看到中国自己去追求更多的国际空间,就必须在现存国际组织和其他领域里,给予中国更多的空间。  美国的中国政策目标有二  首先就是要在体制内消化中国,防止中国走前苏联路线。美国的TPP战略尽管具有排他性,但始终否认要排除中国,在理论上是向中国开放的。说到底,TPP就是制定新的更高层次的规则;用规则来消化来自其他国家的压力,一直是美国的有效手段。  其次,美国恐惧中国的崛起,必须防止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反映到美国的实际政策中,美国要时时提防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结盟、亚洲“小北约”、东海、南中国海、新疆、西藏、台湾等等,都是美国可以用来制约中国的手段。  不过,这对中国也如此。在很多方面,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像往日的美国,在经济上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任何国家搭中国经济崛起的“便车”,在社会政治上探索适合自己的制度体系。而美国则有些像往日的苏联,过度恐惧于中国的崛起,对外推销意识形态(民主自由),搞同盟战略,并且太过于聚焦于军事方面。  中国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和美国互动,不仅处理双边事务,而且通过合作来处理全球性事务,共同承担国际责任。尽管受制于西方,中国并没有打算要“另起炉灶”,脱离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反,中国一直追求的是在现存国际秩序里面提升自己的地位,使得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能力相适应,并且中国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  另一方面,和美国一样,中国也在发展自己的国际空间,来消化和抵御美国有可能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今天中国所进行的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丝绸之路”就是这方面的内容。相信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中国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政策工具来消化美国的压力。  和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一种合作关系,也是一种竞争关系。作为一对结构性关系,如果没有两国的合作,整个国际关系就难以运作。更为重要的是,两国可以从合作中获取巨大的利益。从利益这个角度来看,国家的自私性质会促成两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本质,也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是竞争关系,即各自竞争更大的国际空间。通过竞争国际空间,各自来求得安全。  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中美关系会维持在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动态状态。无论是美国的相对衰落(或者再次复兴)过程,还是中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的过程,都会充满着各种变数,冲突的情形会随时产生。  正如前面所引用的马凯硕的话,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常态”,而和平则是“非常态”。这个“非常态”则是中国所必须追求的。避免中美冲突的“宿命”,是“新型大国关系”战略的全部意义之所在。文章选自《联合早报》,2015年6月30日

    2015年7月6日
  • 刘永好:最想变成“90后”,参与创业创新

      2015年6月22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携妻子李巍低调现身成都出席活动。在活动中,刘永好董事长表示,“我希望我再年轻40岁、50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格局下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谈财富:重要的是诚信  新希望集团作为民营企业中的标杆,刘永好董事长如何看待财产问题呢?对此,他表示:“我跟在座的各位一样,我喜欢吃回锅肉,我喜欢吃麻婆豆腐,我喜欢吃麻辣的东西,跟我们所有四川人一样,我觉得我比较好的事是下海比较早,第二是比较坚持,第三能够有比较爱、比较善的心对待人。”  他说道,“经过30多年发展我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客观讲够我吃一辈子,第二代第三代他们也够吃了,但是我觉得财富积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诚信,大家对你的认同,大家对你的好感,觉得你值得信赖。”  谈偶像:最敬佩海底捞,雷军是新时代英雄  在活动现场,刘永好董事长被即兴要求回答一份“普鲁斯特问卷”。在被问到他目前最敬佩的是谁,他的答案令人意外。“海底捞,是我们四川的企业,张勇是我的朋友,我很敬重他,尽管一个小小的火锅,但是卖到全球,卖到‘海底捞你学不会’,真是我的好榜样好朋友。”  谈及“最看重朋友的特点是什么?”他提到了好朋友雷军。他说,小米科技仅仅5年时间估值就超过450亿美金,这比新希望干了30多年大得多,可谓是“神话”,“有人说他是中国的‘雷布斯’,就是他的创新、变革、互联网精神,他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和执着的追求,在这方面我要向他学习。”  谈转型:成立草根集团 半年孵化20个企业  虽然刘永好董事长频频感叹雷军的小米很厉害,但他表示,找到自己的优势和价值,找到消费者的痛点,并将其发挥到极致,是当前新希望转型的方向。  在他看来,创新变革就是互联网化。去年,他成立了一个创新的集团和新希望集团并列。“新的集团采用创业合伙制,我们拿出了相当一部分股权来引进一些最优秀的创业合伙人,大家都做老板一块做。这个创新的集团,我们取名叫‘草根集团’。”他还透露,仅仅不到半年时间,创新集团下面已有差不多20个小型创新企业出来了。计划在几年时间内“草根集团”要投100亿,面对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创业、食品、大医疗健康产业等等。  谈创业:想变成90后,参与到创新大潮中去  “当年创业艰辛,现在的年轻人赶上好时代了。”“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希望我再年轻20岁、30岁、40岁、50岁,成为90后也可以,00后也可以。那时我成为新的创业者,在新的格局下,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或许再过十年二十年我就有新的格局、新的目标出现。”他多次提到,自己很“羡慕嫉妒”当前的年轻人。  面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他对年轻人又有怎样的建议?他表示,“假如说我才25岁,我刚刚大学毕业,首先我要看谁估值最牛,最有创新和发展,第二我认认真真到这个公司做事,做一两年,帮助这个公司有所进步的同时我学到一些东西,第三能跟这个公司的人一块进步发展,或者我干脆创业,因为我懂了很多,我自己干。  文章选自新希望集团,2015年6月23日

    2015年7月3日
  • 王辉耀:让留学人员成为发展“战略资源库”

    王辉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到,“留学人员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十六字方针,表明中央对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这一来自祖国的召唤,在海外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迎来百年留学史上的第三次浪潮。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已经连续四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仅2014年度出国留学人员就达到45.98万人,留学回国人员36.48万人。目前中国科学院院士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的54%,都有留学经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留学归国学者有21人;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上百家中国企业中,八成是由中国留学人员创办和管理的。留学人员不仅数量逐步壮大,而且在专业技术、创新创业、国际视野、对外交流、群团和公益组织等方面都展现出独特优势。尤其在“一带一路”构想全面推进的过程中,更需要一批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更好地加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高层次留学人员已逐渐成为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外联能力的领跑者和生力军。  习近平主席曾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之际强调,要把做好留学人员工作,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如何吸引留学人员回国,使之真正成为国家的“人才资源库”?  首先,可以考虑释放更加积极的鼓励对策,保障其来去自由,形成留学人员合理流动的良性循环局面。比如,进一步延长留学人员回国的多次入境签证和外国人居留证件的有效期,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优秀的留学回国创业人员可优先申请永久居留证,办理长期签证等。  其次,可以进一步放开留学回国人员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组织工作的限制,大多数专业部门岗位应考虑以科学的人才观选拔、使用和评估人才。  再次,应该拓展留学人员参政议政渠道,让他们在政治层面上发挥更大作用,畅通留学人员建言献策渠道。海外生活的留学人员同样对于国家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团结这部分人群,需要发挥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的作用。可以将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掌握的专业人士信息进行整合,与政府部门建立人才信息咨询服务合作机制,提高政府与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沟通联络的效率。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也是一部中国留学生和“海归”的探索史、开创史和报国史。在全球化大潮中,在共筑中国梦、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团结留学人员,充分调动留学人员的积极性,赢得他们的智力支持,让他们成为国家发展的“人才资源库”,对于今天的中国,无疑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本文刊于《人民日报》(2015年7月1日评论版)

    2015年7月2日
  • 李成:中美关系不会走向“不可收拾”冲突

      近日,李成在谈及近期因南海和网络安全而陷入紧张的中美关系时强调,中美应少受争议性问题的牵制,以积极的方法消解分歧,不要过度强化担忧情绪。在两国争议性问题上要“少些斤斤计较”,多些“新的思维方式”。  “当前中美关系确有噪音,但避免误判、避免因小失大、避免陷入不可收拾的军事冲突等因素仍占据主导,所以我们不能‘见了风就是雨’,看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觉得两国关系开始恶化,这样有点夸大。”  美国知名中美关系专家、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近日接受中新社专访,对近期因南海和网络安全而陷入紧张的中美关系做如是判断。他强调,中美应少受争议性问题的牵制,对双边关系进行“战略再思考”,以积极的方法消解分歧,强化担忧情绪只会导致“更加猜疑”的局面。  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前脚刚离开美国,华盛顿将迎来中美又一次高层对话——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将同时举行,这将是奥巴马政府任内上述对话最后一次在华盛顿举行。李成呼吁,两国应在争议性问题上“少些斤斤计较”,多些“新的思维方式”。  中美刚在南海经历了一波以喊话为特色的“麦克风外交”。美方在多个场合对中方的指责调门超过其他声索国,声称对南海岛礁军事化前景深感忧虑。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官员声称导致400万名美联邦雇员个人信息遭窃取的网络攻击来自中国。中方对上述问题都给出强硬回应。  对话前夕,美方在上述问题上主动降低了调门。李成认为,当双边关系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时,两国领导人的互动对中美关系的走向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更需要领导人有远见,去强调合作的因素,避免走极端。  “范长龙的访问更多带来的是高层之间的互动,而不是相反。在表态强硬的同时,中美领导人之间有建立一定程度上友谊的愿望,这从他们私下对话中可以反映出来。与此类似,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点也在于避免摩擦和误判,创造沟通渠道,如果说上次北京‘习奥会’带给大家的最大惊喜是气候变化声明,那9月‘习奥会’对话的最大惊喜也许就是网络安全承诺,这需要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此做出努力。”李成说。  他担忧地表示,虽然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差距很大,但更令人忧心的问题恐怕是网络安全。近期发生的网络攻击事件再次表明,作为两个网络大国,中美恐怕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是相互指责对方,这“十分危险”,两国应当合作建立国际网络规范,建立技术保证和及时性对话沟通机制。  他强调,眼下中美领导人正进行频繁对话交流访问、了解各自战略意图,“也许到了某个时候会带来某种根本性变化,紧张事态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另一方面,两国对民众的态度也要有妥善的把握。李成说,随着新媒体出现,噪音越来越多,掺杂的因素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一条新闻很有爆点,但“会夸张过度”,所以不能对个别言论过度解读。总体来说,要看到中美关系中有很多理性的声音同时存在。  他认为,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的上升,中美都在对双边关系进行调整,需要进行“战略再思考”。比如,在即将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上,双方应跳出“亚投行是否意在挑战美国主导的经济秩序”以及“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是否意在遏制中国”的窠臼,更多涉及其他方面合作,在金融改革、市场准入、城镇化等方面开展合作,多看“两国的互补性”。  而在战略层面,李成认为现在强调“冲突、摩擦、分歧”的言论太多了,“总讲互疑,只能是越谈越互疑”。  与美国一些人总提的“中国威胁论”相比,中国一些人爱谈“美国遏制论”。对于这一点,李成表示双方都不要“轻易下结论”。  “美国在遏制中国吗?我想对美国来说,相较一个强大、团结、正在崛起的中国,分崩离析的中国对美国造成的危险更大。”他说。  他提醒,解读中美关系切忌犯“一概而论”的错误。  “双方各有一些人喜欢动不动就说美国怎么样、中国怎么样,言下之意到底指的是中国领导人还是利益集团呢?其实中美本身就非常多元化,简单化下结论对于两国关系是有害的。”他说。  他建议两国人士用更“科学化”的方法研究双边关系,比如有些人每次访华(或访美)两星期,见的都是同一拨人,如果就此认为这些人的观点就代表中国(美国)的观点,这显然不科学。  “对中美关系的担忧要通过更加积极的方法去消解,防止其恶化。”李成说。文章选自新华社,作者:张蔚然

    2015年6月26日
  • 沈南鹏:下一个BAT应该是什么样的?

      游走于美国、中国之间,他发掘着各行各业最新的商业模式;穿梭于历史、现状和未来之中,他带领团队一起寻找最具潜力的投资机会。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最大的工作,就是帮助各个领域的优秀企业快速成长。  从创业者的角度来看,成功的基础是将某件事情做到极致,把一个行业、一个更加细分的领域的商业运维做到尽善尽美。和自己的投资对象相比,沈南鹏则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去熟知各个关注的投资领域的机会与风险,融合资本与技术,嫁接资本和企业家。  于是他的行程表像越冬的松鼠巢一样爆满。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之前,他刚从飞机场匆匆赶来;谈话结束后,他又开始一路小跑,准备接待即将来访的创业者。但在整个沟通过程中,他的思绪却完全没有被这些散乱的事务所打扰,清晰缜密。  在沈南鹏看来,中国的VC/PE行业虽然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但如今才刚刚开始进入黄金发展期。经过房地产“黄金十年”对社会资本的虹吸之后,巨额的资金在过去两三年中开始纷纷涌入VC、PE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行业的覆盖领域已经变得更加广阔。与十几年前VC关注以互联网为主相比,景象大变。随着互联网向行业纵深发展,“互联网+”让各行各业都具备了从传统到未来的重塑机遇;伴随着各类新技术的应用,基因测序和治疗、智能硬件、新材料等众多新兴产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投资机构活跃的身影。  “十五年前互联网创业潮里诞生了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新浪和携程一批优秀企业。今天创业的选择更多了,“热点”领域不断增加。互联网和医疗这些大行业里机会更加广泛,很多细分领域都能出大公司,全民创业的时代到了。”沈南鹏说。  与此同时,随着80、90后等互联网“原住民”的数量几何倍数增长,以及其中涌现的创业者在视野、阅历等各方面水平的提升,这为注重优秀人才的创新行业提供了肥沃的发展土壤。  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升级换代近在眼前,前景广阔的新兴市场,技术能力强大的创业者。在投资领域成就事业最关键的几大因素全面汇集,成为了摆在资本面前的最大诱惑。红杉中国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盛世”中将资本的触角伸的更远,探的更深。  在早期天使投资方面,红杉和最知名的天使投资者之一的徐小平深度合作,在天使期发掘优秀创业者;弘尚资产的成立,让红杉的资本和行业优势,在二级市场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一个目前中国投资界所少有的、内涵更加广泛的资本全产业链布局正在形成。  如果说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是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发展方向,那么沈南鹏无疑是其中勘透未来的好手;如果说资本是推动这些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那么红杉已经在配置全套助推动力系统。  在《福布斯》最新公布的2014年全球最佳创投人排名中,红杉资本入榜人数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保持领先,在国内的各项投资人评比中,沈南鹏也保持着长期的领先位置。作为行业的领军者之一,沈南鹏用了怎样的方式寻找投资机会?如何看见和经营未来?红杉中国所推崇的全产业链资本运作体系,又具备怎样的特色和优势?左起:沈南鹏、周逵、计越  投资图谱  新技术大量改造旧的产业,新的商业模式迅速被用户广泛所接纳。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未来是如此的触手可及。  在这样蓬勃发展的产业环境之下,风险投资行业在中国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取得丰厚收益的同时,助力了一系列新兴产业公司的快速发展,一批明星企业在比较短的时间之内获得成功。红杉中国的身影,无疑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一个。  沈南鹏和他的团队,究竟是怎样在五年甚至更早以前,就寻找到这些散布在各行各业的潜力企业?他告诉《英才》记者,在红杉团队的思维之中每个行业都应该有一张“图谱”。“在这个图谱中,哪些行业是正在高速成长的或未来可能高速成长的?对于那些尽管在经济组成中占了很大比重,但是相对落后、成长乏力的产业,作为投资人我们没有必要去关注,这是我们过去十年来最基本的投资逻辑”。  以此为基础,一批新兴企业等成为了红杉的重点投资目标。当时虽然各类传统制造业企业风头仍盛,但红杉也果断放弃。“从市场套利的角度来看,你可以在2008年投资一批优秀的制造业企业,然后在2010年行业反弹的高点套现赚钱,完全没问题。但我们决定这不是我们的投资策略,对于一个基金来说,术业有专攻。我们希望投资的是长期持续发展的行业。”  2008年左右,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刚刚展开,建筑机械、各类传统制造业企业开足马力,增长速度迅速。以代表企业三一重工(600031.SH)为例,公司2008—2010三年的时间里,销售收入平均增速超过70%,毛利率也分别达到了30%、32%和37%,呈现持续提升趋势,公司估值一度超过了2007年牛市的水平两倍还多。但是在短暂的辉煌之后,不少企业增长和盈利能力都有明显下滑。  沈南鹏对《英才》记者表示,在当时,一些传统制造业的增长甚至超过了消费和TMT,但我们没有选择他们,因为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未来5—10年里的增长在哪里。如今红杉资本大获其利的项目,很多也正是那个前瞻性角度为着眼点。  根据统计,2008年之后,红杉在互联网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每年投资频率都达30次或更多,其中涉及互联网应用的投资数量最多,占据了一半以上,唯品会、美团网、京东商城、奇虎360等项目早就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布局。在选择和取舍中,投资人对未来的掌控能力得到彰显。如今,在描绘未来十年的行业版图时,互联网仍然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占据了相当的业务比例。当然这也源于互联网概念的扩容——如今每一个使用互联网技术和思维去改变的传统产业,也被归入了互联网经济的范畴之中。  美团网CEO王兴在互联网领域创业至今已经超过十年,亲历了互联网的范畴从端坐台前到移动互联的过程。他对《英才》记者表示,如今互联网已经渗透至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用互联网去改变人们的生活,服务于人们的生活,从而大幅提升了互联网企业,特别是生态型企业的估值水平。  电商和网络社交蓬勃的时代,红杉中国享受了前瞻未来所带来的红利。而在后互联网时代,沈南鹏和他的团队,又在他们的“经济图谱”中,看见了哪些有望在未来5、10年高速发展的投资机遇?  万亿市场  在沈南鹏看来,如果要给现在增长最为迅猛、市场空间最大的新兴产业做一个排名,互联网金融、O2O必然名列前茅。他判断这些产业和房、车的互联网产业化机会一样,同属万亿级别市场。  在互联网金融方面,五年前红杉内部就已经做了相关的行业讨论和“图谱”研究,并制作了一些相应的投资策略。从2010年的市场环境来讲,并没有太多人意识到,这会是一个规模如此庞大的产业。  在这之后的几年里,红杉先后对雪球财经、拍拍贷、金斧子、随手记、富途证券、融360等多家互联网金融企业进行了投资。红杉在这个领域投资的成功,归功于对行业的深刻理解。  以市场容量的规模去寻找“大”方向,红杉近几年投资的另一个重点目标锁定在了O2O,也就是线下服务的互联网化上面。众所周知,红杉资本对王兴的美团网从A轮1000万美元的投资开始,到团购大战、发力多领域的O2O拓展,进行了长期、多轮的投资。  王兴告诉《英才》记者,红杉是其创业生涯中接触的第一家投资机构,在长期的合作中,红杉提供的资金是美团在“千团大战”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以餐饮、电影多行业为代表的线下服务业,在互联网化的过程中,仍然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可以开拓。  2015年1月18日,红杉等投资机构以7亿美元的总额完成了对美团的D轮融资,这样大手笔的投资让行业为之侧目,这也是红杉第三次追加投资。王兴向《英才》记者透露,虽然美团的O2O正处在非常快速的发展阶段,但鉴于线下服务市场的庞大,仍会有相当多的市场有待发掘。这笔资金将被用来继续拓展各类线下服务业的互联网化,以完善美团的生态化战略。  红杉的投入显然将面临全面的增值回报,美团在为消费者提供的服务深化之后,将向平台化的方向发展,资本市场的估值水平也正在向更高级别跨越。  对于投资人来说,甄别总体空间、上升空间最大的行业,是投资决策正确的关键。正如沈南鹏所说,“一个行业,它现在正处于发展当中一个怎样的阶段,是否具有发展的爆炸力?这个行业整体规模有多大?这些是进行投资决策的依据。”  红杉在互联网金融、电商、物流、社交网络、医疗等市场空间巨大、发展速度迅猛的产业中广泛投资,在帮助这些高速成长的企业解决资金需求的同时,也在过去的几年中效益斐然。另外,除了红杉在“传统上”熟手的美国和香港市场不断有公司上市外,快乐购(300413.SZ)、万达院线(002739.SZ)、光环新网(300383.SZ)、联络互动(002280.SZ)等一批被投企业成功登陆国内资本市场。  新三板中市值最大的企业之一、主营高端体外检测产品的深圳新产业(NEEQ:800838),是红杉在医疗产业布局中的重点企业之一。2010年,红杉对新产业投资9500万元,占到公司股份比例的25%。  新产业董事长饶微博士向《英才》记者介绍,新产业所在的体外检测行业处在发展初期,产品利润情况好,销售供不应求,因此在产能方面形成掣肘。红杉在资本方面的合作以及在发展中起到的大力帮助,让新产业得以快速实现产能扩张,为公司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面对众多成功的投资案例,沈南鹏坦言对于过去十年红杉的经营,还是比较满意的。“在红杉参与过的200多个案例中,出现了一批非常不错的企业,而且最有价值的是出现一批行业的改变者,一批创新型的公司。”  整合全球资源  在接受《英才》记者采访前不久,沈南鹏参加了Ninebot与小米联合收购电动平衡车鼻祖Segway(赛格威)的新闻发布会。  这个“传统”产业中的新潮产品,如今已经衍生出了很多新型产品,如独轮电动车、电动踏板车等等。但产业的鼻祖Segway发展却一直不温不火,在技术和销量上都没有能够进一步扩展。  对于这种情况的出现,沈南鹏认为主要是因为其成本一直难以下降。成本高,几万一台的接近于电动车的价格让消费者难以接受,故仅限于行业应用。  而相同的产业在中国表现则完全不同,大量的配件制造企业在深圳,供应链成本低,还有更多的消费用户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中国的工业设计水平也出现了长足的进步,产量上升,成本下降进入良性循环。收购这个产业的美国鼻祖,也变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这个收购还是蛮有代表性的”,沈南鹏说,“现在的中国企业应该意识到,你做的产品可能并不比美国人差,很多行业的产品也完全可以进入全球市场进行整合,做行业老大。不光在产品竞争上有信心,在资本上也没有问题,在股权和杠杆融资等方面,都可以获得很多支持。”  沈南鹏认为,中国的消费电子产业发展过程中,硬件制造的优势明显,而相对薄弱的软件方面,在近几年出现了快速的进步。大量的工程师快速成长,不仅让国内产品在APP、大数据方面等智能功能得以实现,更让产品的迭代速度大大提升。  这被认为是消费电子能够获得成功极为关键的因素,红杉的重要投资案例之一、世界领先的无人机生产厂商DJI大疆创新,其产品在两年多的时间之内更新三版,实现这样快速的迭代不容易,这让大疆在世界范围的竞争中获得领先。  产品的研发、生产不是问题,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在市场拓展方面,互联网销售渠道的通畅让中国产品行销全球变得轻松。  “信息高速公路已经铺设好了”,沈南鹏告诉《英才》记者,如果在30年前中国有了类似的领先产品,要是真成为世界第一并不容易,企业要去海外建经销商体系,花很多时间去吸引各地的经销商。现在有了亚马逊等电商平台,口碑建立后经销商体系的建立变得容易。  在全球电商的平台上,商品的销售距离被缩短了。这让具备了产品优势的中国品牌厂商,很快站到了全球竞争的同一起跑线上。“在亚马逊上好评如潮的,有多少是中国产品?”沈南鹏说,海外的消费者实际上已经习惯于打开电脑,在电商平台上购买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好产品。▲沈南鹏参加了Ninebot与小米联合收购Segway(赛格威)新闻发布会  嫁接最优秀的思想和人  在Ninebot收购案中,红杉中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沈南鹏坦言因为红杉是一个全球性的投资公司,“一些基金去海外寻找标的,必须和当地基金合作才能做事,而红杉不需要。”  红杉在美国,有现成的资源可以帮助被投企业,这就给了很多有意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拓展的中国企业提供了很多便利。未来的跨国并购越来越多,作为红杉中国来说,是非常乐见这些运作,并通过其全球资源去推动。  “通过海外的技术并购来进行外延式扩张,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投资逻辑”,沈南鹏举例道。  除帮助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并购和业务发展之外,红杉中国也会帮助一些国际的优秀企业更好地适应中国市场的竞争,把全球最好的产品带给中国用户,红杉在这个方面做出过诸多的努力。  沈南鹏向《英才》记者介绍,其中典型的就是领英(LinkedIn)进入中国的案例。在中国,每一个行业内优秀的从业者都是企业家精神很强的人,掌控着企业发展的命运,但是作为跨国企业,中国子公司的运营往往受限于“总部”的整体战略,企业家精神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  为了帮助领英在中国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红杉中国建议采用合资的方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就是让领英中国的团队,能够主导中国业务的发展策略和执行,同时红杉和其他战略投资人能起到增值的帮助,提供独立的建议。”  沈南鹏将中美,乃至其他国家的业务连接起来,协调全球资源,建立了一个国际间的资本、合作交流平台。作为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他可以充分发挥作用。  然而在众多头衔当中,对于耶鲁大学中国中心理事会主席这个职位,沈南鹏则倾注了更多的情感色彩。  “我一直在想,我们能够做的,比较独特的,可能就是能够嫁接最优秀的思想和人,不管是中国,美国还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沈南鹏将这样的理念,贯彻到了以他为主捐赠和设立在耶鲁大学中国中心的举措当中。  在2014年的亚布力论坛上,沈南鹏向组委会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企业家代表团在美国的活动不要仅仅去纽约拜访,而且把一部分时间安排在硅谷。他认为,实际上硅谷是美国新经济的代表,这真是中国企业家值得去认知和熟悉的。  建议被采纳后,参与的企业家们开始了硅谷之行,并受到了相当大的震撼。和硅谷明星企业家、年纪轻轻的创业者进行会谈、与美国一些大牌风险基金的见面,为这些企业家打开了一扇新的认知世界的窗户。  中美企业家存在沟通对接的需求,耶鲁中国中心也能完成部分这样的功能。“在耶鲁中国中心的培训项目里,参与者身在国内,就可以获得耶鲁校园中一样的培训、课程和交流”沈南鹏介绍道。  实际上,耶鲁中国中心不仅是耶鲁大学在中国物理上的一个连接点,更是一个中国企业家接触世界先进理念的交流平台之一,一个中美商业文化相互融合的聚合点。  绝不玩资本游戏  当被问及过去十年中最满意的投资案例时,沈南鹏的回答有力而意味深长。  在沈南鹏看来,目前红杉中国的投资组合,最满意的投资案例肯定不止是一个,而是一批。不管是唯品会、美团还是奇虎360,红杉中国都是非常早期的投资人,这是我们特别欣慰的。  这对于投资人来说并非易事,不仅要求眼光准,更需要有长期投资的思路并坚定执行,才能够在企业的初创期开始投资,而且不断“加注”,帮助和陪伴企业成长壮大。  长期持有一家企业,意味着将面临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市场风险。沈南鹏举例道,红杉开始投资大众点评时,这家公司的社区产品的商业模式刚刚获得市场认可。但2009年团购商业模式兴起之后,公司为了打造更长远的竞争力,筑起更深的护城河,必须要进入团购市场,不仅原来的利润没有了,且需要更多的投入。大众点评义无反顾地执行了这个战略,而红杉则在后续的两轮融资中都追加了投资,继续支持管理层。  大众点评最终在团购市场获得了一席之地,红杉也已经和这家企业共同成长了十年之久,并依然看好。  诺亚财富(NOHA.NS)是国内领先的理财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公司创始人汪静波对《英才》记者表示,沈南鹏的战略眼光非常敏锐,第三方理财这一行业,目前仍处在发展的朝阳阶段,像诺亚这样的企业有望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红杉中国出于对金融服务行业巨大的认知,很早就看中诺亚的业务模式并对其进行了长期投资,目前还位列其第二大股东。  红杉的“新兴产业+早期介入+长期价值投资”的理念,获得了出资人的普遍认同和信任,其美元基金的参与者都是全球顶级的投资人。在人民币基金中,红杉中国的投资人结构不断优化,机构投资者已经占据半壁江山。  对此沈南鹏表示,优秀机构投资者的长远定位和信任,让红杉在决策时做出和被投企业家更加吻合的决定,以及长期、从容、富有战略性的布局。  他告诉《英才》记者,红杉看重早期投资,同时强调随后长期跟随优秀企业家发展。对于一些投资公司来说,投资一家企业,往往是为了享受资本价格套利,进行短期性投资行为。所谓的PRE-IPO基金,在即将上市之前获取股份,上市解禁之后就立即退出。这样的资本游戏,显然和红杉的理念相悖甚远。  “我们愿意看到的是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家打造百年老店,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最重要的命题。”沈南鹏不仅在这样说,也在用实际的方式去做。对于一个空间广阔的新兴行业来说,标杆型企业在未来会有多大的增值空间?红杉正在用时间去丈量,并力图更加延长。  打造全产业链  在对聚美优品(JMEI.NS)的投资过程中,红杉中国收益颇丰。2011年3月16日,聚美优品宣布了红杉中国的千万美元投资,持股比例达到18.7%,这是陈欧在徐小平之后获得的又一笔投资。三年后,聚美优品成功上市,市值逼近40亿美元,红杉盈利接近80倍,大获成功。  在陈欧和他的聚美优品借助资本力量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天使投资人徐小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认人识人,徐小平帮助有能力的年轻人成就一番事业,同时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天使投资人在项目早期的这种关键作用,正是红杉资本非常看重的合作者。  红杉在美国就采用了类似的方式和天使投资人紧密绑定。沈南鹏向《英才》记者介绍,红杉在2008年市场非常低靡的时期,投资了硅谷的孵化器公司YC,这次投资让红杉获得了两个重要的投资机会Dropbox和Airbnb,现在这两家企业都已经成长为估值过百亿美元的企业。  红杉中国也通过和天使投资人、孵化器企业的广泛合作,寻找不同阶段的投资机会。其中和徐小平的真格基金进行了深度的合作。  “我们既是真格的股东,同时也是真格旗下基金的重要投资人,对于基金宏观策略上,我们也会积极的参与讨论。但是管理和投资决策环节,徐老师完全掌舵”,沈南鹏认为,天使投资非常讲究决策速度,这是天使期投资成功非常关键的因素。  相比VC、PE而言,天使投资在一级市场中属于早期市场,真格在最近的几年中快速崛起,实现了产业化运作。另外,在2014年红杉通过和尚健、朱红裕的合作,设立了专注于二级市场的基金管理公司弘尚资产。这也是红杉从一级市场向二级市场的延伸。虽然相比一级市场而言,二级市场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受市场波动影响更大,红杉仍看到了这其中价值投资方法论的机会。  沈南鹏表示,红杉中国希望在和弘尚团队合作的过程中,将自己对于行业的独特理解,在二级市场中形成折射效应。同时也通过弘尚,更加熟悉国内二级市场,开拓更加宽广的投资领域。  弘尚成立近二年来二级市场持续火热,红杉介入的时间点不错。截至2015年4月30日,弘尚资产一年来的总收益率就已经达到104.94%,大幅超过行业53.77%的平均水平。  沈南鹏认为,除了流动性因素之外,其核心因素在于中国确实有一批A股上市的新兴公司在快速成长。除了一批已经上市的互联网企业之外,医疗、消费电子、机器人、新材料等领域,很多上市公司都有爆发性成长的潜力。  “在未上市的创新企业中,华大基因和DJI大疆创新可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中国创新,全球领先’的特征,从某些角度来看,其代表意义不亚于BAT。”沈南鹏表示。  从天使到风险投资的早期和PE的投资,再加上二级市场的布局,红杉中国的投资全产业链模式正在形成。沈南鹏希望通过对创业者和投资项目的持续跟踪,将自身的宏观分析能力、行业研究能力和前瞻性优势发挥到极致。  “我们是一家正在‘延伸’当中的投资机构”,沈南鹏认为其运作模式并不容易被复制,“我们今天打造的生态系统,需要一个基金能够有非常强的系统管理能力,以及知识的传递能力,能将各个板块之间的协同效应发挥出来。”  红杉认同合作伙伴在各自领域的主导角色。而红杉则在其中扮演重要的参谋角色,在合作伙伴之间产生协同效应。  对于未来的前瞻和眼光,让红杉中国成功发掘出一批新兴产业的领军企业。全产业链的覆盖模式,让红杉可以最大限度的长期参与到这些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去,让资本的增值空间放大。  发展仅仅十年的红杉中国,在保持优秀投资业绩的同时,完成了自身商业模式上的演变。在中国这个肥沃的创业土壤中,红杉已经向更深的程度精耕细作。  “20年以后,中国的500强企业中,能有那么10、20家行业标杆性企业是红杉投资的,甚至是从天使、到VC/PE、一直到二级市场整条价值链都参与的,那就是我们梦想的成功。”沈南鹏如是说道。文章选自中国企业俱乐部,2015年6月12日  

    2015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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