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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签证程序更多吸引“外才”
文/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本月开始，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将获得新加坡有效期长达10年的多次入境签证。就在去年11月，中美两国也宣布双方将为前往对方国家从事商务、旅游活动的另一方公民颁发有效期为10年的多次入境签证。 回首2014年这一年，世界各国在人才流动签证改革上便利化措施频出，无疑释放了全球各个国家在破除人口流动壁垒，挖掘人才红利，对移民人才渴求与重视的强烈信号。 在人才更大程度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今天，各国对于移民“才”与“财”的热情更加高涨，通过移民收割世界“人才红利”成为各国移民改革的主要方向。同时，在2014年，世界各国对于“移民后的融入问题”开始关注、创业型移民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青睐，“移民红利”一词也伴随着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2013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城市和地区：收获当地移民红利”年度会议在海内外迅速传播。在国内，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自贸区的不断扩大，对于外来“财”和“才”的引力也越来越大，中国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根据汇丰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成为2014年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移民目的国。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来自他国“财”和“才”争夺表现得十分激烈。世界各国各种便利的入境便利措施不时出台，各种招“财”引“智”的招数不断涌现。而我国现在开始即将进入老龄社会，在未来30年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将是面临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不足和短缺。中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流失国，中国也需要吸引大量的外籍人才来中国发展。为了进一步推动国际人才在我国的合理流动，我国可以广泛参考国外先进签证经验与制度，吸引来华优秀人才为我所用。 首先，参考中美、中加十年多次往返签证，将十年多次往返签证拓展至发达国家。一是借鉴中美、中加10年有效的多次往返入境签证的经验，对于已经给予中国公民免签、落地签、延长签证有效期等便利化措施的国家，将相应的便利反向给予对方国家。二是目前人才签证细则还没有出台，对于哪类人才可以申请、签证的有效期、如何申请等，均无明确的规定，建议尽快出台细则以便有章可循。 其次，增加我国72小时免签的试点，延长免签时间。我国自2013年7月实行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北京实行过境免签政策后，2014年过境免签旅客超过4万人次，享受免签的旅客量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72小时过境免签，不仅可以促进旅游消费，还可以促进来华学术访问和交流。很多来华参与国际研讨的专家学者，不必因为在华短短1-3天的停留而办理签证。建议我国增加72小时过境免签的试点城市，或尽快向全国推广实行这一政策。 再次，开展落地签政策试点，扩大与国外落地签协议，方便国际人才流入流出。目前，世界他国给予我国的落地签的优惠力度，远大于我国向他国实行落地签的优惠力度。目前，海南实行了面向全球的落地签证。从2002年4月1日起，海南岛实行了面向全球的落地签证，所有来海南的旅游团，都可在海口、三亚口岸签证机关办理。建议我国在继续扩大与他国谈判，获得更多落地签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建议将海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在全国主要省市开展落地签试点工程。 同时，建议进一步简化华人回国探亲的签证程序，或推出针对华侨华人的回国便利化措施，如海外侨胞证等。如果能进一步简化海外华人华侨回国的程序，可以为我国吸引人才回国服务打下基础。可以考虑出台专门针对海外华侨华人的签证便利化措施，考虑给予海外同胞回国十年签待遇，为这一特殊群体来华提供便利。同时，借鉴印度颁发海外印度人卡的做法，比照给港澳台同胞颁发“台胞证”或“回乡证”的做法，适时发放“海外侨胞证”或“海外华裔卡”。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持证人在签证、出入境、投资、工作、居住等方面，享受永久居民待遇。 文章发表于和讯网，2015年6月10日
2015年6月11日 -
王伯庆：数据改变教育
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决定，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专业技术人员在职和离岗创业。我想就此谈谈我的麦可思故事。 我是大学七七级的，“用功”是我们这届大学生留给大学的记忆。本科我是学工程的，出国学的是经济学。1994年博士毕业后我就留在美国工作，从那时起我就想回国工作或创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机，我一直等到2006年才回国。因为要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创业机会，而我的工作经验是做就业研究和数据分析。那时，“大学生就业难”开始成为中国的社会问题。我在就业调查和数据分析的领域已经积累了近16年工作经验，适合来做大学生就业的实证研究。 2006年1月我回到西南财经大学任教。西南财大是我出国前任教的大学，我知道自己要创业做大学生就业研究，因此一开始就跟学校商定，我不能做全职人员。当年10月，得到西财置业的唯一天使投资，麦可思公司就成立了。“麦可思”是从英文音译的，即“MyCOS”。常有人问我，这是国外公司吗？实际上“MyCOS”，是“My China Occupational Skills”（我的中国职业能力）缩写。 麦可思公司就在西南财大的一间闲置教室开始创业了。我叫做“1、2、3，开步走”，一间教室，两部电话，三台电脑。这“1、2、3”的物质条件也是投资人出的。我当时还觉得投资人看好自己的创业。几年后人家老实地说：“其实也不是看好你这个创业，你这么大岁数还创业，就是有点感动才冲动地投了。”那年我已经52岁了，高校也没有就业跟踪咨询的市场需求。 作为教育研究圈子外的人来做教育咨询，我需要面对两个问题：一是积累教育研究的知识，二是需要取得圈内专家的认同。随着工作的开展，教育行业的知识逐渐累积起来。最困难的还是教育界的管理者和专家们的认同。这个困难在于，我要通过所做的工作逐渐建立信誉，本土公司作为独立方是否科学公正是需要观察的。我常常被问到，教育系统原来有自己的就业统计，你一个民营公司来做第三方就业跟踪调查，能不能保持独立性？这些都是一家民营公司来开创高教管理咨询产业所面对的问题。 开始的近三年时间里，麦可思的工作是公益性的，我们做全国、各省的大学生就业研究，然后再把调查报告免费送给各省。没有收入，麦可思不断地筹款，我经常的工作是找投资和借钱。那时也必须经常面对员工辞职，主要原因还是不看好这个公司。应了句老话“坚持就是胜利”，2009年麦可思迎来了最大的转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全国上下都开始非常重视大学生就业了。一些高校付费请麦可思作数据分析。创办近三年的麦可思公司终于有了进账；2009年由麦可思公司编写的《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顺利发布，被誉为中国第一本就业蓝皮书，连续发布的该年度报告获得了社会和教育界专家们的高度认同。 “数据改变教育”。今天，麦可思已经成为中国最好的高等教育管理咨询与数据的本土公司，为600多所大学提供基于实证的专业咨询服务，涵盖就业、教学、教师发展、招生、专业建设等各个方面。麦可思也得到了政府教育机构的信任，承接了人社部、司法部、教育部的重要研究课题，为一些省市教育部门长期提供专业服务，成为每年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报》主撰稿单位之一。麦可思得到了高等教育界专家们的认同，我作为专家也参加了一些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担任学术杂志的编委。我自己非常珍惜这些来自顶尖专家和学术机构的认同，没有这份专业的认同，是无法为教育机构提供系统性专业服务的。 麦可思是中国的数据挖掘和解读的本土企业，麦可思积累的经验可以应用在基础教育和社会培训上，也可以用在其他行业。大数据产业的核心是挖掘和解读。最近一年，常有人问我，你是不是早知道数据挖掘会变得这么重要？我其实不知道，我做，因为我只会这个。虽然这个行业过去在中国不热门，但我一直相信“实证是决策的依据，结果必须可测量”、在现代社会里“没有测量、就没有管理”。 回顾创业历程，民营公司做教育管理咨询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里最主要的障碍是教育评价和管理咨询的市场化程度低，过去本土专业公司的教育管理咨询服务业是基本不存在的，对民营或海归企业的置疑根本上源于大家不习惯这个领域的市场化。拓荒者要有坚韧精神，我的经验是诚实地去做，专业地去做，时间长了就能化解困难。我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鼓舞更多的海归投身于智库型创业，推动专业服务的市场化。文章选自《中国教育报》，2015年5月4日第9版
2015年6月11日 -
发挥民间外交优势 开拓中日关系新局面
文/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越是两国关系发展不顺时，越需要两国各界人士积极作为，越需要双方加强民间交流，为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创造条件和环境。”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发表的讲话，为两国关系大局指明了发展基调与切实突破点。此次大会有3000多位来自政治、经济、旅游、文艺等各界的日本“民间大使”访华，受到来自中国的热情接待，反映了当前形势下两国特别是两国民间珍惜呵护中日友好事业的共同愿望。 中日关系是我国双边关系中最为难解的双边关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来看，民间交往对于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亦指出民间交往是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力量，中日关系的基础和主体在民间。 中日民间交往实际上有着很好的基础：去年中国赴日旅游的人数达到220万人，再次创下新高；日本依然在使用汉字，两国有着共同的儒家文化基础。中日关系并非是特殊时期才需要重视的，某种意义上，中日关系是对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上经济总量第二和第三的国家，加强两国民间往来，对于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亚洲经济一体化、未来亚洲联盟的建设都有着重要作用。只有东亚局势稳定，中国才能更好的走出去，更好的奠定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然而，随着新时期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发展变迁与双方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此消彼长，在当前形势下中日民间交往面临新的挑战：中日两国的社会、经济等都经历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利益群体和价值观的多样化。民间交往的主体还没有根据时代的要求，在职能定位，在体系、机制、机构和功能方面做出根本性的调整。民间交往常常只是在关系困难时发挥作用，而未形成一种制度性的交往，正常性的交往。涉及到国家战略、民族利益等刚性碰撞，民间交往如何能发挥建设性作用？首先，民间外交与国家外交结合，缓和两国对立情绪 民间外交与国家外交结合，对执政联盟内部、企业界、地方自治体等开展广泛的工作，还要与日本社会的反对党团、与对华友好的新老朋友和广大反对日本极右势力修改和平宪法的人们以及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爱好和平的民众合作，共同对日本官方施加影响与压力；并且要敢于和善于通过与日本右翼分子或反华人士交往，促其正视历史和现实。 同时要加强智库往来，通过智库及前外交官间的对话、交流，形成二轨对话机制。很多问题可以从智库对话开始，借助智库平台，专家平台进行先行先试的交流，达成一定共识后再上升到政府层面。其次，加强人员和文化交流，引导两国主流民意和价值观 加强人员和文化交流，让和平友好，共同发展成为中日两国的主流民意和价值观，特别是青少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极为重要。也要充分发挥留学生在中日关系中的“民间大使”的作用。现在留日和留中学生的比例十分悬殊。去年在日中国学生的总人数为94399人，而日本来华留学仅为15057人。越是关系敏感的国家越需要在奖学金、留学机制设定上有所倾向，要引导日本来华学生主动融入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成为中日文化理解的纽带和媒介。在培养了解日本的“知日”人士的同时也应大力培养“知中”“亲中”人士，为中日关系的未来培养具有未来战略意义的人才。再次，调整对日宣传方针，加强对民间舆论的正面引导 适度调整当前的对日宣传方针，特别要加强对日民间的舆论宣传，把握话语权，争取更多日本民众的理性对华观。话语权关乎国家利益。要变“来往”为“往来”，要主动输出中国和平发展、睦邻友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等有说服力的思想和信息。加强中日两国媒体间的交往，两国媒体应客观理性地准确地报道对方，从业人员要提高综合素质，提高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中日友好发挥正能量。现在中国的很多抗日剧和宣传过于非理性化，需要引导民众理性看待中日关系和历史问题，更多引导以发展的眼光面向未来。最后，在全球问题上加强中日合作 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寻求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在能源、打击海盗、救灾等方面寻找合作议题，让一些专业部门去完成，之后进行案例宣传，联合中日两国民间共同应对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和日本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难发生时，实施国际化紧急救援不仅是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更有利于缓和中日关系，增进中日感情。其中，非政府化航空紧急救援就可成为中日民间交往的新形式。此外，环境保护、沙漠绿化也是促进中日两国民间相互理解、信任、合作交流的渠道。文章发表于和讯网，2015年6月10日
2015年6月11日 -
张亚勤：中国互联网企业全球影响力扩大
2015年6月8日，百度在日本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收购了日本原生广告公司popIn的控股权。百度总裁张亚勤表示，百度正在加快国际化布局，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的影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popIn主要针对新闻媒体提供支持原生广告的、以智能化服务为中心的内容推荐平台。之所以popIn能够吸引百度的收购，主要由于其在原生广告技术上的研发进展。popIn独有的READ技术能精确衡量用户对内容的接受程度，进而开展更为有效的广告推荐。截止至去年12月，已经有200多家日本主要新闻网站和信息媒体使用popIn的READ技术。 百度总裁张亚勤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百度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全球广告相关业务与技术的发展动向。而popIn致力于发展前沿广告技术，非常期待借助百度的平台，能够将popIn的技术成功体现在中国与全球市场中。 张亚勤表示，百度正在加快国际化布局，中国互联网企业全球化正在成为大趋势，与此同时，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数据显示，2014年原生广告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增长。其中，美国社交媒体原生广告规模是54亿美元，2019年预测将达到184亿美元，增长240%。在智能手机渗透率高达70%的日本，2014年无线原生广告市场是38亿日元，预计2015年将达到150亿日元。 目前百度在日本的业务进展顺利，旗下的日语输入法Simeji，总用户下载数超过1500万，市场占有率第一。今后将继续加强在移 动互联网领域的投入。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6月8日
2015年6月10日 -
郑永年：中国要成为行动者，而不是空喊者
一路一带是习主席访问中亚和印尼的时候提出来的。“一带”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到中亚、中东再到欧洲这样一条带状之路。“一路”是指海上“丝绸之路”。其实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海外贸易早就有了，宋朝时非常发达，明朝有郑和下西洋。今天这个概念是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提出来的。今天我讲几点看法：第一，中国必须搞“一路一带”。第二，中国有能力搞。第三，不好搞。最后，我有信心中国能搞好。 1.中国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开拓海外空间 首先，国内很多人质疑中国内部的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处理好，搞这么大一个规划做什么？我认为必须要搞，是因为做“丝绸之路”有它内部的需求，也有外部的需求。 从内部需求说，丝绸之路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部分。开放是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重要动力，在早期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无论是引进技术也好，出口中国商品也好，对促进中国的经济都起到了巨大作用。现在中国国内经济增长缺乏动力，需要新形式的开放。 中国现在人均GDP是7500美金，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下一步要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的二战以后100多个国家看，只有十几个国家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那么这十几个国家里面，大部分是资源性国家，除此之外，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就是东亚社会，比如日本、亚洲四小龙。除了这五个经济体，其它就没有了。虽然我们有信心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觉得很难。 日本能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有它特殊的背景，战后它被美国占领，西方基本上把整个市场开放给了日本，日本没有花很大力气就进入了西方市场，成为西方一部分。亚洲四小龙也有特殊背景。第一，亚洲四小龙经济体比较小；第二，亚洲四小龙很多方面是属于西方治理的。中国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国际环境不好，西方对中国搞贸易保护主义。还有中国是13亿人口的第二大经济体，要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水平，这是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西方怎么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是西方经济发展的内在一部分。如果大家都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话，资本需要赢得更多海外空间，商品需要寻求更多海外市场。那么这不是说中国要搞帝国主义，搞殖民主义，中国可能会搞一种新形式的国际合作，抛开老殖民地主义、老帝国主义的做法。但从国际经济的角度说，中国同样需要寻求新的市场、投资空间，中国的产品也需要进入世界市场。 2.“一路一带”是国际战略意义上的表述 从外部的原因看，我觉得有两点。第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失衡，那么如何重新平衡呢？我觉得要把中国放到世界经济需要平衡的背景下。现在东西方、南北方互相指责，世界经济到底怎么失衡的，美国指责中国，中国指责美国。但实际上世界经济不存在理想的状态，世界经济失衡是每一个主权经济体本身失衡的结果，因为美国的经济是失衡的，欧洲的经济是失衡的，中国的经济也是失衡的。那么世界经济如果要重新走向平衡，就需要每一个国家的经济走向平衡，美国没有承担责任，美国的工业化和制造业比欧洲好些，但主导美国的还是金融资本，还是华尔街资本主义。美国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反而使世界经济越来越失衡。 欧洲主要是社会投资跟经济投资的失衡，因为它的成员国无法走出独立国家的范畴。希腊、法国的大众民主、一人一票跟它的经济结构完全不相配套。民主本身是个好东西，但是一人一票目的就是一人拿一份，大家都是独立国家，一人拿一份。但一人拿一份的福利制度要生存下去，前提是一人要贡献一份。但是大众民主的一人一票能保证一人能拿一份，却不能保证一人贡献一份。所以欧洲也没有能力改变世界经济的失衡。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有能力改变世界经济。更重要的是，中国为什么必须做？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中国在上世纪50、60年代那么苦，仍然援助非洲，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不仅是经济学而且还是国际战略意义上的表述。比如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所以无论是国际经济战略还是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必须走“一路一带”。 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外交格局基本上就是“两条腿，一个圈”。一条腿跟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第二条腿就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路一带”。“一个圈”就是周边国家。从地缘政治环境看，中国周围几十个国家，如何处理好关系非常艰难。中国周边的环境在恶化，各方面都在恶化。这就是中国“丝绸之路”的国际大背景。 3.世界经济失衡，只有中国有能力再平衡 第二点中国有能力搞“一路一带”。中国是唯一有能力让世界经济再平衡的，美国没有这个能力。尽管美国重返亚太地区，但是在中东陷入麻烦，中东的政治秩序基本上是美国建立起来的，但是美国现在破坏自己建立起来的秩序。美国有三大负担，一个负担就是做世界警察，做世界警察要付钱；第二个负担是美国要搞联盟，比如跟日本、菲律宾等；第三个负担就是输出民主，比如中东的埃及和伊拉克，他们的政治建设都跟美国有关系。 一个人如果在台上的统治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要推翻他，建立起对它更有利的政权，美国这个想法太简单。美国破坏了原有的政权后，并没有建立起它希望的民主政权，而是造成了失败国家，在中东秩序基本没有了，现在以色列基本上不相信美国了。以色列总理去美国，不见美国总统，而是去国会演讲。所以美国所谓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中国是过分担心了。美国如何重返亚洲？它除了军事上最强大以外，其它就没有了。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当然希望对中国和印度的军事崛起有个再平衡，但他们不希望美国军事回去，因为如果中国跟美国之间形成一个军事的竞争的话，对东南亚国家最不利。他们希望美国经济力量回去，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凭什么回去？美国的资本走向哪里，美国政府没有影响，资本还是走向它自己该去的地方，美国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一些政策上的调整，美国的资本还是自己说了算。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要吃资本的饭，跨国公司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以美国和欧洲都没有能力再平衡世界经济，中国为什么有能力？ 第一，中国有过剩的资本，肯定要走出去。为什么有“丝绸之路”？这是资本走出去的需要，政府只是顺势推出。西方的开放，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开放都是资本推动的。 第二，中国的产能过剩，这也要有出路。中国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代基本过去了，东部、中部基本上饱和，也就西部还有一些空间，钢铁、水泥等等的产能过剩去哪里？必须找到出路，这跟西方以前一样，需要开拓新的市场、新的投资空间。资本需要投资空间，过剩产能需要新的市场。 第三，中国积累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经验。“丝绸之路”除了传统的贸易投资以外，现在还有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具能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一路一带”上，除了像新加坡这样少数的国家有钱，其它都是很平均的较低发展水平的国家，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过剩的产能、中国的资本、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都是这些国家所需要的。 东南亚、中亚都需要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所以中国建立亚洲投行，进行互利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方有几千亿美元的缺口需求。欧洲没钱，中国有钱，中国过剩。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和银行手里有很多现金，这么庞大的现金要转化成资本走出去，这是必须的。 4.中国走出去肯定会与既得利益国冲突，需要客观面对 但是“一路一带”战略不好实施，挑战很多。现在国际上基本分为三种态度。第一类是美国日本这样的既得利益国家。中国走出去的话，既得利益肯定反对，因为中国作为新得利益，既得利益反对新得利益，我想天经地义，中国习惯也好，不习惯也好，这是事实。 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走过了三个阶段，“取进来”、“接轨”都不会跟外部冲突，但从本世纪初开始走出去，走出去就要发生冲突，因为你要触碰别国的既得利益，所以欧美反对很容易理解。 与之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欢迎的，因为他们需要发展，需要资本投资，但西方资本投资受制于政治原则，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银行又设置了很多附加条件，比如民主、自由、人权、宗教等等，但这在发展中国家就是鸡和蛋的关系，我没发展，如何讲人权，如何讲自由？所以这些国家希望中国能去投资，中国不像西方那样设置政治化的条件，所以这些国家是非常支持中国的。 那么中间的就是对中国保怀疑态度的国家，这也分为两种。像韩国，本身对中国经济非常依赖，但是它受美国的压力，也不好公开表态，因为美国是它的战略同盟。澳大利亚也是一样，受美国的压力很大。另外像印尼这些国家对中国到底要做什么不清楚，所以抱怀疑态度。当然这也与中国做得不到位有关，“丝绸之路”已经搞一年多了，到底什么方案，现在也没说清楚，我们的知识储备不足，人家不了解也不为过。 对中国“一路一带”战略国际上基本就是以上三种态度。 5.对外投资基础设施要考虑其他国家复杂的政治 另一个困难是，我们现在只是强调“丝绸之路”就要走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道路，但这对很多国家来说就很麻烦。比如我们要修从云南到新加坡的铁路，越南就反对，这不是经济规划的问题，是国家安全的问题，像菲律宾、越南跟中国有领土纠纷，修高铁等基础设施，他们就要怀疑是不是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中国投资斯里兰卡，印度就担心中国是否建立对它的包围圈。 之前，中国在非洲、缅甸、斯里兰卡大规模的投资基础设施，已经损失了很多钱，中国无法保证资本安全。老殖民主义时期，签了合同你不做，军队就派过去了，现在中国不能那么做了。而且“一路一带”上的很多国家政治很复杂，不像中国有个共产党做稳固的政治支柱，比如泰国、埃及，军方、宗教势力、反对派都是分化国家的力量的。像越南总书记、总理、议会分开，可能是下一个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面对这些国家，我给这个总统签的协议，下个总统上来了就不承认了。 即使有这些困难，我觉得中国还是能够做好的，为什么有信心？是客观需要。世界还是要发展，发展是主题，尤其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在东南亚，新加坡老是感觉到不安全，因为旁边都是穷国家。他们要发展只有中国有能力资助，“金砖四国”其他三块不及中国一块重。 6.“朝贡体系”其实是自由贸易体系，应该平反 中国为了探索新型合作方式，提出了“利益共同体”等口号，但我们需要考虑未来10年、20年的体系，我觉得今天我们该为“朝贡体系”平反，我们以前批判“朝贡体系”太过了，西方干脆把中国的“朝贡体系”看成中国的帝国主义。 但是实际上，“朝贡体系”是一个自由贸易体系，它不是指自己吃亏对方绝对得好处的不可持续的模式，也不是要回到“叩头”的状态下。它是我吃点亏也能得好处的状态，实际上中国跟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这样的“朝贡体系”。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做得好，就是东盟国家要五毛，中国给一块，给东盟带来很大好处。 7.中国的“富邻”政策比马歇尔计划更好 如果中国要可持续发展，我觉得“富邻”这个口号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富裕起来了邻国不富，谁买你的商品？其他国家也富裕了，大量买你的商品，才可持续发展。而中国的文化就有这种包容精神，所有我就更自信了。我觉得中国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非常好。 “一路一带”也可以简称为中国的“马歇尔计划”，甚至会比马歇尔计划做得更好。中国人常把马歇尔计划当成美国推行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实际上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经济确实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二战中被摧毁的欧洲经济就很难复苏。但它是排挤东欧国家的，只是针对西欧国家，如果马歇尔计划也是开放性的，也是向东欧国家开放的话，苏联集团就做不起来，很容易垮掉，正因为马歇尔计划是排他性的就形成了后面美国跟苏联之间的比赛。 我觉得中国“丝绸之路”就要非常开放，越开放越好，要让别人参加，开放可以减少成本。西方国家比如英国就有很多经验，中国走出去也就是才几年时间，所以中国要学习大国的经验，要谦虚些。 还有开放当然不仅仅是向国外的企业开放，而应当向中国的民营企业开放。其实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非常快，无论在非洲还是东南亚，都是非常成规模的，而且中国的民营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比国有企业更早，鼓励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走出去，资本的构成就更合理。 8.中国要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秩序，否则会受惩罚 “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项目，更应当做成一个国际治理的项目，至少是一个区域治理的项目。就像基辛格说的，现在国际秩序、区域秩序，都是近代西方发展的结果，东南亚的秩序完全是西方的延伸，尤其是美国地缘政治影响扩张的结果。现在中国崛起了，美国的地缘战略慢慢缩回去了。 新加坡就比较聪明，把中国的国际空间看成自己的国际空间，台湾寻找中国之外的国际空间，不可能。中国地缘政治的扩张，不是说要搞帝国主义，而是你成长起来以后，自然而然会成为一个秩序，这是自然秩序。如果你不去建立这样一个秩序，走出去的利益就得不到保护，其他的利益就建立不起来，西方的国际秩序就是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来主导。 中国很聪明，不反对这个秩序，而是加入这个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往上爬，尽管美国不让你上去，但中国不应该从现在国际秩序中退出，还是要跟西方交往，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中国不要忽视自己的秩序，如果不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不想把自己国家利益最大化，最后反而会受到惩罚。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国际秩序或区域秩序中硬了，内部才会更稳定。这个世界非常现实，有些方面我是不怎么相信软实力的，我更强调硬实力，软力量必须建立在硬力量之上。现在外面说中国威胁论，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威胁，中国真正能对这些国家有威胁了，反而没有威胁论了，美国到处去威胁人家，人家说美国有威胁吗？中国还是要现实主义一点。 9.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的行动者，而不是空喊者 为什么大家不相信中国，相信美国？因为美国是它行动导向，有的人做错事，有的人做正确的事，有的人打胜仗，有的人打败仗，是敢说敢做的，所以美国经过了多次考试，中国连考试还没参加过。中国要走出去，跟越南和其他南海国家有小冲突没问题，邓小平先生早就说过，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但是为什么他们不理中国？因为中国自己不开发，别人开发，他们觉得中国不行了。现在中国也要去开发，他们就说中国威胁，如果中国早30年去开发，什么危险都没有了。所以中国要去做，如果你去行动，他们就会跟你坐到谈判桌前，作为大国能够实现让别人来谈判的目标就算成功。 我希望中国共产党不要成为一个话语的空喊者，而是成为行动者。现在说得太多了，做的太少了，口号非常漂亮，实际上找不到这个东西，所以要实事求是，要携带者资本、国家战略和政治走出去。现在中国搞得不好，既给了人家钱，人家还不高兴。资本就是资本，跟美国日本的资本没区别。中国人要自信，现在英国和其他国家都加入中国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中国有句话说得有道理，你跟什么过不去也不要跟钱过不去。 10.中国要成立走出去的中央领导小组 中国有信心就可以走出去的，没自信钱就用不好。我就听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抱怨，如果是日本韩国有钱，他们尽量不要中国的钱，因为日本人、韩国人有礼貌，不像中国，比如云南一个市长去了也要国家总理总统接待，人家就觉得中国不自信，合作很麻烦。 中国要成立一个走出去的领导小组，因为中国的外交角色太多，国防部、外交部、商务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各种机构之间谁也不欠谁，稀里糊涂走出去了。所以“丝绸之路”在国内必须有一个领导架构，美国后面还弄一个国际发展署。 中国资本一方面要摊到海外市场，另外还要考虑能不能赚钱、获利。现在有些国企老总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建立一个自己的公司，把赚的钱放到自己的公司，亏损放到国有企业。针对这种情况，要建立像美国、欧洲那样的企业税收制度。 11.中国智库有“库”无“智”，需要知识先行 所以“一路一带”战略非常复杂，远远超过了习大大说的“五通”，但国内研究还没有超过习大大的“五通”，大家都在论证“五通”有多么高明，所以我说中国的知识储备远远不足。现在国内没有多少人学习小语种了，这样能对东南亚了解吗？根本不了解，光靠外交官是不行的，他不可能到处去跑。 美国不一样，尽管政府没有那么多智库，但是很多大学和企业都在研究小国家，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美国的企业整天找我们了解情况。中国的民营企业在非洲投资那么多，但他们一辈子能去两三次非洲就不错了。而美国在非洲的学生，至少一年三个月在外面跑。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求建立智库？因为中国的知识远远赶不上中国客观需要。我们常说中国发展太快了，制度建设跟不上，那是因为知识水平跟不上。中国需要知识先行。 中国人一直说“知行合一”，知识最重要。尽管现在中国已经有两千五百多个智库了，但我说这都是有库没智。投钱建智库容易，但提高“智”很难。所以要用“智”来引导库，现在库太多了，没有必要。 总之，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中国要了解这个世界。中国的资本扩张非常厉害，在东南亚无论是中国的国家资本还是民间资本影响都非常大，但需要知识跟得上，这是我希望的。谢谢。 （本文为3月24日郑永年在亚太绿色发展中心、北京师范大学绿色经济研究主办的活动上所做的演讲。）
2015年6月9日 -
张亚勤：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是代表互联网产业的未来
12岁考入中科大，23岁博士学位，31岁成为美国IEEE协会百年来最年轻院士，34岁执掌微软亚洲研究院，2014年，他加盟百度。他就是智慧又帅气的百度总裁张亚勤。 作为人生赢家的张亚勤，前不久独家接受百度的独家专访！这可是亚勤首次在集团内部发声哦~ 亚勤痛快地说，现在在百度所做的事儿，让他每天早晨起床都很有动力。他明确了新兴业务群组的使命，并预测“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方面的领导作用将更加显著。” 他的梦想很大：“我们不仅仅要做中国的创新中心，亚洲的创新中心，还应该是全球的创新中心。” 但是他相信星辰大海的征途始于脚踏实地，“要做这件事儿，还需要持续地一步一步做起来。” 那么亚勤加入百度这七个月来究竟都做了哪些战略布局？他如何预测互联网技术浪潮对世界的改变？他对百度的同学们又有哪些期待呢？马上就给大家PO一PO亚勤的专访语录～ “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事儿是代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未来” 今年初，百度将NBG（新业务群组）、CBG（用户消费业务群组）和GBU（国际化事业部）合并成新兴业务事业群组，而亚勤作为这一群组的“掌门人”，首次说出了他心中的这盘大棋：“我们已经完成移动转型，现在处于一个全线进攻的阶段，体系的整合有助于提高效率，促进协同。NBG，GBU和CBG这三大业务的共同特点是拥有新的市场，新的产品，还有新的业务模式。NBG孵化产品，开拓新的垂直市场。CBG过去是为了帮助搜索，现在也是拥有变现能力和新的商业模式的独立业务。GBU帮助我们的技术和产品走向海外，走向新的市场。” “这三个业务的共同特点都需要很多的想象力和创新。新兴业务群组要给公司探索新的业务模式、新的市场和新的增长点，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事儿是代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未来。” “进攻时刻，需要夯实基础，创新求变” 这半年的时间里，亚勤在群组内部也做了一些调整，他介绍说，“第一点是聚焦，less is more，单点突破，我们把产品线从64个整合成34个；第二点是新的模式，怎么样更好地执行，包括战略的定位，任务的分解以及文化的落地，我们都有具体措施和方案；第三点也是重要，就是我们要真的把这些新的业务，一步步做起来。” “我们体系现在分成六个事业部和两大事业群，定位非常清晰。六个事业部中，安全是大后方，是护城河，是公司的国防军。海外全球业务是公司的前线。另外四个是相对垂直的大业务。其中医疗和金融业务其实就是互联网+，把互联网的技术，商业模式，运用到传统行业里边并结合起来，产生相乘的效应。” “另外两个大的事业群，一个是数字娱乐，包括移动游戏、视频、音乐、文学和彩票；另外一个是数字内容，包括贴吧、文库、传课、Hao123，是把原来的一些事业部更好地整合在一块儿，互相之间有效协同。这两个大的事业群当中有很多是我们熟悉的用户消费业务，也是人们互联网活动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也对这部分业务的潜力非常有信心。整合成两大事业群，能更好的发挥各业务互相之间的协同作用，在用户和变现两个方面产生更大的价值。另外我们也有像互联网证券这样的新业务，在新的市场中拓展疆土，尝试新的发展。” “我们将从百度医生这个平台这个入口做起，单点突破” 百度医生是亚勤的群组在今年推出的重磅产品，这也是亚勤眼里的突破口：“拿医疗来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地域之间和不同医院之间的医疗资源高度的不对称。比如说大城市三甲医院病人太多，医生顾不过来，但是很多病人并不需要到那边去看病。还有很多的农村和二三线城市，是找不到医生——其实有好医生，只是病人可能不太知道。我们的目的是消除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让资源更合理有效的分配，帮助病人用最快的速度找到身边最好的医生，然后利用我们定位的技术，搜索的技术，我们机器学习精确匹配的技术，让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医生。” “我们将从百度医生这个平台这个入口做起，单点突破，争取在两年之内做到全国第一。做到第一之后，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利用百度资源。比如说通过百度医生不仅仅可以和病人沟通，管理病人，还可以和别的医生沟通，讨论问题，可以查找专业文献，查处方开药，甚至和社保都连在一块儿。我们希望构建一个有效的生态医疗平台，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任务，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也是百度的一个大机会。” 除了医疗，还有金融。亚勤说，“金融也是互联网渗透最快的领域之一。一方面它是个垂直行业，另一方面金融也是一个工具和杠杆，可以帮助撬动别的业务。我们用消费金融特别是教育信贷作为切入点，充分利用百度的技术和用户资源，建立强大的账户体系，风控模型，和征信体系，打开局面。” “物联网的核心是百度大脑” 物联网是亚勤来百度的时候分享过的一个课题，对此，亚勤透露了百度未来的布局。“物联网，即互联网的物理化。我们要做的一个是在云的能力方面，在云端处理大数据的能力，人工智能的能力，包括语音识别，图象识别，还有在搜索、LBS上的优势，就是百度大脑，它应该是物联网的核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端方面要有更多的布局，通过智能硬件产业链和垂直行业切入物联网硬件端的生态，和云紧密相连。这个对于百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做物联网并不是一定要做智能硬件，这个需要分清楚。我们现在还是一个做互联网软件和大数据的公司，我们会和拥有硬件生态的大公司紧密地合作。” “中国将会变成互联网更加重要的领导者” 未来5到10年，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会对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和影响是整个业界和社会都关心的话题。亚勤坚定地认为，中国将会成为互联网更重要的领导者： “第一点大的趋势就是互联网物理化，连接人与服务。移动互联是从信息到服务，把整个互联网的技术，产品和商业模式映射到物理世界里面，也就是直接找到服务了。服务一方面是指我们生活的服务，另一方面是产业的服务，进入每一个垂直的行业，到农业，到制造业，到我们刚才讲的医疗，到各种各样我们现在的整个物理世界可以看到的东西。这是一个大趋势，不仅仅是人和人相连，而且物和物相连，人和物相连，万物互联。” “第二点大的趋势就是中国将会变成互联网更加重要的领导者。早期的中国互联网产业更多的是在模仿美国，过去五年，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美国了。通过规模效应，通过集成创新，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中国在全球互联网方面的领导作用将更加显著。很多方面我们曾向美国学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美国也在向中国学习。比如最近谷歌刚刚出台的新的网页排名政策，‘对移动端友好’的网站排名会更靠前，而百度两年前就在做这件事了。” “百度的技术文化让我感触很深” 对比微软和百度，亚勤说：“百度让我感触很深的是技术文化，技术迭代快，行动很敏捷，战略也很清晰，百度的同学很年轻，另外百度简单可依赖的文化很全球化，讲话不绕弯子，没有办公室政治，这是一种包容的文化。这些都是百度的优势。百度和微软的共同点，在我眼中一方面是技术、工程师文化，还有一方面就是包容，大家可以在这儿好好的发展。” 亚勤给年轻百度同学的四条建议 对于百度这样一个由平均年龄26.8岁的年轻人组成的集体，亚勤也从过来人的角度给大家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要做你喜欢的事儿，要对做的事儿有兴趣；” “第二就是要不断学习，要有好奇心，要看产业在做什么，有开放的心态；” “第三是要有定力，不要跟风。比如现在大家都去创业，而我觉得创业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政府鼓励大众创业是鼓励创业的精神，鼓励更多的创新，创业的精神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价值，不管在大企业，小企业或者自己的企业，都是有创业的精神所以就是找好自己的定位，扎扎实实做好一件事儿，不要有太泡沫的心态。” “最后一个，简单、可依赖很重要。大家直截了当，尊重别人，不要去拉关系，不要去搞帮派，不要去绕弯子，搞政治。专注手头要做的事儿，怎么样创造价值。”文章选自百度Family，2015年6月2日
2015年6月5日 -
黄亚生：中国多创业，少创新
中国如何才能实现以“自主创新”为基础的“创新创业”？美国有何可以借鉴的经验？ 美国麻省理工（MIT）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黄亚生近日在MIT接受了华尔街见闻的专访，谈了对中国和美国创新创业的思考，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 “中国创业很多，但创新却相对少见。”黄亚生认为，中国不应该减少创业，而是提高创新。“大部分创业是跟宏观经济有关。有很多国家证据表明，当经济下滑，创业热潮就到了。” MIT的可言成就广为人知，到目前位置共拥有80位诺贝尔奖得主。但在社会经济领域，MIT更为闪亮的名片则是其创新创业的精神和成就：由MIT校友创办经营的公司，其年营业收入和总和已经超过2万亿美元，若将其看作是一个独立经济体，可以排在全球第11位。 黄亚生是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 并任该学院中国经济和商业国际讲座教授。在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 黄亚生教授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 ，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提高管理。 以MIT（麻省理工学院）创新创业模式为例，黄亚生教授、张世伟、余典范和王丹共同完成的著作《MIT创新课：麻省理工模式对中国创新创业的启迪》也详细展示了美国是如何实现其创新创业的。 当前中国是多创业、少创新 华尔街见闻：您一直强调创新是中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创新现状和趋势？ 如何评价近期中国的“创业热”？ 黄亚生：中国创业很多，但创新却相对较少。也就是说中国较多的是Peter Thiel讲的从1到100的概念而不是从0到1的概念。如果只有创新没有创业，那就是一种抄的和规模经济的模式，这样做有可能是不能持续的。我认为，对于一个大学和一个国家来讲，创新和发明永远应该是第一位，创业是它辅助性的一个平台。对于大学来讲，创新和发明就是基础的科研，是政府应该大力支持的。而创业则要求政府放手，要求政府相信市场的力量。另外创新是一个自由公开的环节，都是要对外披露的，是不能要盈利的。而创业，很多信息则不能披露，是追求利润的。想要两者都协调好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MIT和斯坦福是用创新促进创业，然后再用创业去做下一轮的创新。创业不是它的终端目标而且我们要时刻防止创业变成我们的终端目标。在MIT历史上，有80多个诺贝尔奖学获得者，所以创新或者发明是极强的。但MIT的设置是，帮你完成所有创业需要的资源，你教授只要负责去创新。而中国的设置是，你在这个专业做的好，我们鼓励你创业，却牺牲了这一行的创新。我觉得，不应该减少创业，而是提高创新。大部分和一般性的创业是跟着宏观经济走的。有很多国家证据表明，当经济下滑，创业热潮就到了。因为大家找不到工作，所以需要自己给自己一个工作。但创新不应该跟着宏观经济走，宏观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反而应该加重对科技和技术创新，发明的支持。 华尔街见闻：如何比较MIT和硅谷的创新与创业？ 黄亚生：第一，这里有个历史原因。硅谷在以前是个果子园，后来是William Shockley在那开了个半导体公司，专门生产半导体的硅，硅谷的名字是这么来的。而William Shockley恰恰是MIT毕业的。所以其实硅谷的名字由来跟MIT有非常紧密的关系。MIT对硅谷的硬件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贡献很大。但是，MIT后来在两方面没赶上硅谷：个人计算机和软件。 第二，MIT过度强调保密性。在二战时期，MIT与军方关系密切，比如做雷达等，这些涉及到公开性和保密性的冲突。比如，钱学森在MIT做了一段时间科研后觉得它的文化太保守和封闭，于是去了加州理工。 第三，MIT非常注重学术，是个寻求真理的地方。谷歌的两位创始人，在报考研究生学位时被MIT拒绝。我想，拒绝他们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太实践了。（当然真实情况我不了解。）很多人会把MIT和斯坦福相比。我认为MIT的科研氛围要比斯坦福强烈，而斯坦福跟创业更接轨。MIT媒体实验室的创始人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也许意识到学校的封闭性，所以才创立了这个实践性强的实验室。但媒体实验在MIT基本上是个独立的王国，想改变ＭＩＴ本身很难。媒体实验室只能是MIT下属，但不能成为整个MIT。MIT以是世界上科研最领先的地方，比如在未来30年内，治疗癌症，基因等都将在这里有所突破。 说到底，还是创新和创业间非常复杂关系决定的。 消费驱动的经济需要一个被限制的政府 华尔街见闻：您很早就开始预言印度经济将超过中国，此前和您持相同论调的学者似乎不占多数。您认为从最初提出这个观点开始，中国和印度的格局又有什么新的变化？ 黄亚生：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不能简单地以增长率这一个指标去横向比较，而是要结合自身的基础条件。虽然人们常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取决于政治稳定等因素，但即便中国在过去政治不稳定的时期，经济增长还是比印度好。这说明中国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而印度这个国家自身增长条件很差。 从全世界角度来看，二次大战后，能赶上或者接近西方发展水平的都在东亚，没有一个在南亚。无论是文化还是地理位置，东亚有一个能够让经济高速增长的天然环境。但这个定律被两个国家所破坏：一个是中国自己，一个是朝鲜。所以，制度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韩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这基本上都是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韩国和朝鲜比较，也非常明显。在50年代时，朝鲜比韩国经济发达。因为朝鲜当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的工业基地。这个加工基地需要有人去补给，比如能源等。但南韩现在是一个发达国家而朝鲜却挣扎在饥饿和贫困的边缘。所以，经济上是否是市场经济和政治上是否更加开放是非常关键的。 印度的基础教育、地理位置、社会结构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印度能达到今天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不容易的。虽然它的增长基础差，但GDP能快速增长，这归于它有一个市场经济，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从政治上来讲，虽然印度民主制有许多缺陷，但毕竟政治是很公开的。印度经济增长最好的时期恰恰是它政治上最民主的时期。虽然印度一直是个民主国家，但它在60、70年代时是一个非常独裁的民主制度，而那时它的经济表现是最差的。而90年代，它做了很多政治改革和开放，反而它的经济表现是最好的。我看不到任何证据表明民主是印度经济发展的障碍。 华尔街见闻：IMF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将今年印度经济增速上调到7.5%，而中国预测在6.8%。你认为印度离中国从绝对水平比较还有多远？ 黄亚生：从绝对水平上来说，印度离中国还差很远。但是即使承认两国的经济发展距离这个大前提，我们还要注意一个数据的问题。你相信哪个国家的数据？ 我们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国提供的数据。但很少人会质疑印度的数据。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印度的经济表现没有好到有人质疑它的数据的程度。从数据真实性方面来看，印度比中国真实。当GDP很高的时候，可信度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但遇到经济下滑，可信度就很重要。如果两个国家同时遇到危机，大家对两个国家数据的信任程度来看，印度会更好一些。 华尔街见闻：你提到过投资过剩的问题，你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黄亚生：表现的方式是投资过剩，其实是结构性问题。但根源在于，我们的经济体制是完全为生产者设计的，为企业家设计的，不是为13亿老百姓设计的。现在调整也是一件好事情。另外，从生产角度来说，还有个生产方式的差别。是以一种大规模铺开的生产方式，还是用技术创新和通过生产力提高发展经济为人民造福？如果用创新和创业来推动经济发展，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安排应该更自由和开放，应该更具有容忍精神。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是不同的驱动模式。投资驱动需要一个重权力，轻权利的政府，但消费驱动需要一个轻权力，重权利的政府。 文章选自华尔街见闻，2015年6月
201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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