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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革命”正当时——CDP总裁王炜先生专访
“服务业革命”正当时 前 言 “第三产业”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阿?费希尔1935年在《安全与进步的冲突》一书中提出，意指不生产物质产品的行业，即服务业。“第三”是相对于农业（第一）和工业（第二）而言。概念的发明者或许只是出于分类便利的考虑，但这样的排序在长久以来却使得服务性产业在经济生活中一直受到“观念上的歧视”。尤其在中国，人们会习惯性地将其置于对一、二产业的从属和补充地位，着眼于其对就业的贡献，而非对整体经济的驱动。 但罔顾现实是危险的，当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这样的排序早已不在适用，何况“服务业”自身正在迅速演进，科技对金融、零售等行业的颠覆就在面前，而这个名单会迅速变得更长。 今天是个言必称“颠覆”的时代，很多产业都在发生巨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现代服务业”这个概念的？ 王炜：“现代服务业”不是人们老观念里的餐饮、商店或银行，而是指被信息技术化（“Information Technology Enabled”）了、的建立在新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方法基础上的服务产业。 比如说旅行社算传统行业吧，但携程网使用信息手段进入，改变了整个行业的价值链，改变了人们对旅游产品的消费方式。 “现代服务业”解决的不是新需求，比如，电子商务满足的还是人们消费购物的需要，但它改变了零售服务的提供方式，人们思考和使用服务的方式，这是商业模式和范式的转换。新业态不需要和传统业态正面竞争就取代了后者。 “人力资源服务”也是“传统”行业，但当上司与下属、同事之间的沟通可以通过移动科技在瞬间完成时，从前的管理方式就很难再发挥作用了。所以，现代HR外包服务公司看上更像是IT公司、软件公司：庞大的数据中心和服务器，很高比例的技术员工…… 之前我们习惯称流通和服务业为“第三产业”，是补充性产业。 这种观念太过时了，而且危险。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社会正发生结构性变化：首先，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已经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工作能力的人口（19-65岁）比例正迅速缩小；第二，从2010年开始，国内劳动力价格以接近两位数的速率增长，上海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20%，但人均生产力水平却比发达国家低很多；另外，城市化进程正在使人口大量涌入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或沿海城市，对住宅、教育、医疗、社保等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 所有这些变化都意味着，为中国带来30多年迅速增长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所有立足于廉价人力成本优势的产业如加工制造业必须进行调整。另一面，收入上升和城市化必将推动消费升级，今后的5-10年，中国会有300多个二线城市的消费水平赶上北上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并将其与“先进制造业”一起作为整个经济的导向。 将服务业也“信息化”或“互联网化”，是否与“增加就业”的目标相冲突？ 当然诸如餐饮、护理等这些处于产业链低端的服务业会继续存在，但新技术应用会大大提升其效率和附加值。 服务业也需要向产业链高端升级，摆脱“劳动密集型”的帽子，更多体现“知识经济”和高科技元素，这是它所服务的其他产业与整体经济向高端价值链转移的必然要求，人们需要掌握新技能来适应这种变化，有些工作可能会被淘汰，但同时也会创造出全新的就业岗位。以往，平均一名企业人力资源部员工可以管理80名员工，但现在利用信息技术，一名客户专员（operator）可以远程管理1000名员工，而在我们数据中心当前存有超过50万企业员工的数据。 2010年7月，马云参股的百世物流完成对汇通快递70%的股权收购，面对新收购公司的2000余名新员工，如何进行流程梳理、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完成收购后人力资源管理的整合，以及做到人力成本最优化都成为了HR团队的一个新课题。物流行业人员流动率高，户籍情况复杂，我们利用云平台将这些信息统一管理起来，通用流程都能在这个云平台上实现：所有员工的入离职、劳动合同、社保信息，自动生成劳动合同签订预警，社保报增失败统计，试用期到期提醒，劳动合同到期提醒等管理报表，帮助HR团队最大限度规避了用工风险同时，也提升了员工满意度。在年底结算中，有近上万员工的百世物流整体人力资源成本相对于上一年达成60%以上的结余，为下一步业务扩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除了利用云技术来帮助企业更高效地管理流程和数据，社交网络、移动通讯等技术又带来什么样的想象空间？ 最简单的例子是，HR管理平台和应用现在都可以下载到手机上，一个新员工入职，只要用手机拍一张他/她的照片，上传到平台，他的职业相关数据就被自动推送过来；企业和员工可以加入职业社交网络，类似于企业版的Linkedin，共享身份信息、技能情况和薪酬要求，与业内人士建立联系并互动等。 在数据挖掘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庞大的员工数据库，向他们推荐高度个性化的商业保险和生活福利计划。员工甚至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缴水电费。这是传统的企业人力资源部所无法做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掌握着50万人最完整和准确的资信状况——收入和纳税，在信用体系还不完善的中国，这是我们所能提供给客户的独特附加值。我们已经变成了一家数据化的公司，业务链也从B2B延伸为B2B2C，这一点在传统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是很难想象的。 这无疑又牵涉到数据安全和隐私的问题。 没错，企业会出于现实考量而在采用新服务方面犹豫不决，比如担心员工跳槽等。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我们要努力去利用积极、正向的一面。职业社交网络可以提供其他渠道无法提供的业务交流和培训机会。在我们公司，鼓励员工创新和内部创业，研发投入已经占到企业利润的很大比例，软件开发团队超过150人。 其实，很多创新都来自实实在在的客户需求。比如一个大型企业，它的员工分散在全国甚至全球各地，每个人的薪酬、税收、福利保障保标准和执行方式都不同，这些流程如果在企业内部很难实现自动化，除了交给拥有专业软件系统平台和庞大数据库、以及大宗采购（商业保险）能力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其他选择并不多。 消费互联网产业已经步入成熟阶段，会逐渐慢下来，这是客观规律。但产业界包括很多传统行业还没有真正互联网化，所以与企业互联网相关的服务正步入上行周期。中国很多大型企业开始习惯购买和消费现代化服务，这个趋势至少还会持续20年。 今天，谷歌和苹果这样的互联网公司也在积极涉足传统行业中需要数字化的部分，比如远程医疗等，人力资源管理会不会成为它们的下一个目标？ 它们在本质上属于消费互联网产业，就其本身的发展周期来讲，我认为已经步入成熟阶段，就和其他产业一样，会逐渐慢下来，这是客观规律。但产业界包括很多传统行业还没有真正互联网化，所以与企业互联网相关的服务正步入上行周期。中国很多大型企业开始习惯购买和消费现代化服务，这个趋势至少还会持续20年。 就算消费互联网巨头们进来，因为固有基因的缘故，前景未必乐观。因为个人消费者与企业消费者的采购模式全然不同，后者更加理性，决策主要依据性价比。用全球五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之一、德国大陆集团全球人力资源副总裁Klemens Schuerger 博士的话来说，企业在选择供应商方面，看重的是“真正的专业性”，即能够在短时间内针对不同企业甚至一个企业内部不同部门的细分需求，提出高效率的解决方案并付诸实施。 大陆集团在中国的10个公司拥有超过2万名员工，这些公司很多都来自并购，人力资源管理结构和能力参差不齐，由于分散进行薪资运算，工作量繁重、错误也时有发生，总部很难对各地公司的薪酬管理进行集中控制，全面了解中国区的人力成本。 通过在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服务提供商包括IBM、惠普等公司的评估，大陆集团决定将中国区各公司的薪资运算以及一些事务性工作外包给CDP。通过双方项目小组共同的努力，项目在4个月内成功完成并上线，实现了薪酬管理流程、系统、操作和工作流的变化，成功经验也被迅速推广到该集团亚太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运营管理上。 近年来，你发现企业客户的需求出现了那些新特点？ 一个就是我刚提到的社会结构性变革导致企业在人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上遇到了空前挑战。另一个重要特点与产业跨界趋势有关。“跨界”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组织结构、激励机制都要调整，对业务的影响很明显。原先企业在设置组织机构时可能并不会过多考虑如何更有利于创新，但在“跨界”的要求下，新的组织架构必须打破部门之间的“隔断”，让人们更多按照项目为基础组织协作，工作地点趋于不固定和虚拟化。 从前的人力资源管理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考勤、激励、KPI这样的事上面，现在则变得更加复杂。 你是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成本在上升？ 需求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必然意味成本增加。从这一点来说也是现代化HR外包服务产业的机会。一方面云服务极大颠覆了传统的服务交付模式，为企业省却了几十甚至几百万的前期软硬件投入及后期巨额升级维护费用。只要有桌面系统可以连接入网络就可以享受服务，让服务从以设备为中心转化为以信息为中心，以服务质量为中心，为企业节省了大量时间和费用。另一方面，企业则可以把节约下来的资金更多用在战略附加值更高的其他活动如产品研发和营销创新上。 那么，企业内的人力资源部门会不会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消失？ 我相信企业HR这个管理功能不会消失，但很多落后的工作方法会消失。各种人力资源“专员”会被“HR Business Partner”（业务线人力资源顾问）取代，他们与销售、财务等部门紧密合作，提供他们和企业决策层所需要的人力资源战略建议，比如人才细分，即精准辨别出组织内部潜力型员工，围绕企业战略目标，实行有针对性的投入与培训，并对其表现进行跟踪；而对于那些表现较差的员工，则要找出原因，把他们调整到更加合适的位置。这才是HR管理在一个人才竞争激烈的时代所应该做的，而以往的事务和流程性工作如工资、奖金、保险等则应全交由专业外包公司。 最近人们很关心机器人对人类就业的影响，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正如我刚刚所说，传统的“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慢慢被取代，尤其是制造业流水线上的人类劳动力已经无可避免地要把工作让给机器人。但一个逻辑需要搞清楚，人力资源管理与咨询产业针对的是人，而不是岗位，只要有人，有人要工作，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就一直会存在下去。 Personal Bio 王 炜 中国及亚太地区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公司CDP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欧盟商会的前人力资源论坛主席、上海市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常务理事。 王炜先生有着超过20年的海外生活及跨国企业高管经验，在中国、欧洲以及美国的商、政界和投资界中建立了广泛的人脉。近年来因在行业内的杰出贡献而屡次获奖：2008年获得"中国品牌建设杰出人物奖"；2010年获得美国人力资源协会颁发的“全球经济促进大奖”；2011年在西班牙举行的“全球-中国商业峰会”上获得“中国年度最佳商业领袖大奖”。 王炜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并获得于美国爱荷华大学计算机工程和统计学的双硕士，及法国巴黎商学院（HEC）的EMBA学位。
2015年1月27日 -
王辉耀：改革来华留学政策，降低留学赤字
文/王辉耀 《国际人才交流》杂志，2015年第1期 进入新世纪，全球学生跨国流动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人数增长迅猛。与此同时，各国纷纷允许优秀外国留学生留在国内就业，是当前世界通用的全球揽才的做法，甚至被称为吸引国际人才“一本万利”的做法。外国留学生比直接引进的外籍人才更熟悉国情，相对本土人才则节省了义务教育阶段培养成本，并能带来教育创汇。因此，许多国家都把招收留学生当作补充人才资源的重要手段，有条件地提供奖学金或助学金，在签证和移民上提供便利。目前不光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对留学生的挽留，同样亚洲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也都在加大力度吸引外国留学生在本国就业。 美国是世界上吸引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也因此受益最多。一方面，美国保证高等教育教育体系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与高等院校对留学生持开放、支持的政策。历史上，赴美留学人才留在美国，成为科学家、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改变了美国的发展史。在美国的7大顶级癌症研究中心中，42%的研究人员出生在外国。在教育领域，美国大学2011年的电子工程专业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中外国学生占71%、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国际学生占65%。在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拥有博士学位的就业者中，外国人比例将近50%。当前，在美国针对所有拥有硕士学位以上的外国学生，免除工作签证与绿卡配额的限制。美国更欲发放更多H1B签证，以保持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仅中国而言，2013年,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大陆学生已经超过27万人，连续7年增速均为两位数。美国曾与中国达成互派十万留学生的计划，在刚刚结束的APEC会议上，中美两国又宣布相互放宽留学签证有效期，促进留学人才的进一步流动。 2014年开始，澳大利亚不但支持合作办学，还出台政策认可境外一些著名的大学毕业、符合澳洲紧缺技术需求的大学生，让可以同本土的外国留学生一样直接获得澳洲18个月的临时签证，不受限制在澳洲境内工作、学习或者旅游。 1999年英国就提出“要在5年内争取到全世界四分之一留学生”的目标，并发动企业提供赞助，通过奖学金来吸引留学人才。英国政府同时还规定，全球50所顶尖MBA学院的毕业生可直接申请英国高技术人才移民计划。 2007年韩国出台了“留学韩国计划”，计划加强政府、大学和公司之间合作，保证外国留学生毕业后留下来就业。2009年日本首相宣布实施“接收三十万外国留学生计划”，计划选出三十所大学使留学生占学生总数两成以上，并计划在日本国内创造有利条件让外国留学生五成以上能在日本就职。 据中国教育部最新统计，2013年在华的各类外国留学生共计有356，499人，但其中读学位的人数只有十几万人。而在出国留学方面，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仅2013一年就多达41万多人。留学规模在“输入”和“输出”两方面不平衡。根据OECD的统计，国际留学生占高等教育总在校生人数的比重，发达国家普遍在8%以上，澳大利亚、英国等甚至高于10%。中国读学位的学生这一比例却仅为0.4%左右，增长空间巨大。 2010年，中国教育部实施了《留学中国计划》。该计划是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吸引留学生的计划。计划设定了到2020年，中国吸收50万在华留学生的目标。 如何能够更多更好的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出来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我们还应该考虑放宽来华留学优秀毕业生的实习工作政策，允许优秀外国留学毕业生留华工作和生活。 根据我国现行的留学政策，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苗子”。我国应放开外籍优秀留学生在华就业和创业的限制，尝试设置留学生实习签证、工作签证，允许短缺人才、或居留达到一定年限、就业创业成绩出色的外国人才留在中国。制度上对留学生和外国人就业加以区别，修改《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等法规，确立来华留学生可就业的基本原则，尤其是高学历人才 同时，放开国际留学生实习限制。一是改革在华留学生实习的规定，允许国际留学生在华期间，进行打工或实习，每周工作限制一定时间，持有学生证者，不需要另行申请工作签证。二是放开国际学生在学期间，到中国的实习签证，凡是教育部承认的著名大学学生，可以申请实习签证来华工作一年到两年。
2015年1月16日 -
张磊：百亿先生的投资秘笈
今年41岁的张磊在耶鲁可谓家喻户晓。2010年，他宣布向耶鲁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捐赠寓意吉利的8888888美元，这是该商学院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校友捐赠款项。 但出了耶鲁大学，张磊则显得名不见经传。然而他却在中国掌管一家资产达130亿美元的基金————高瓴资本(Hillhouse Capital)，主要投资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与初创公司。该基金的名字就来自纽黑文的一条大街，它距离耶鲁投资基金办公室原先所在地只有一街之隔。该办公室掌管着耶鲁大学总额达200亿美元的基金，正是在此实习时，张磊开启了自己的金融生涯。 把张磊与美国上世纪70、80年代的金融家相对比，后者创办了KKR与黑石(Blackstone)等庞大的上市私人控股公司，然而张磊本人不愿与他们相提并论。张磊创办了自己的投资公司，成为首批支持中国大陆互联网创业者的私募基金公司，也许把张磊与硅谷的风投资本家相提并论更为契合。 1972年，张磊出生在中国中部河南省驻马店市(Zhumadian)的一个村庄，他的家境并不算富裕；后以全省高考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人民大学(Renmin University)，学习金融专业。 他曾想到国外攻读研究生，却苦于囊中羞涩。“我向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院递交入学申请的理由很简单————我了解到它们是唯一能提供奖学金的研究生院。”他用略带美国口音的英文解释道。“我得到了耶鲁大学的奖学金。不幸的是，到了耶鲁后，我才得知自己得到的只是一年期奖学金（整个研究生阶段为期三年）。我急需找到工作，最后我在耶鲁投资办公室找到了一份实习生工作。” 史文森在这位真挚的学生身上看到了蕴含的巨大潜质，于是教给他各种投资技巧。在耶鲁求学时，张磊就把史文森的著作《机构投资与基金管理的创新》(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 An Unconventional Approach to Institutional Investment, 2000)译成了中文，在此文中他开创性地将“fiduciary”和“endowment”这两个词翻成中文的“信托”和“承兑”。 在耶鲁时，张磊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当我获悉企业年报是免费提供时，就向标普500的每家公司发文索要年报，”他说。“让我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年报竟然是免费的，从管理层讨论公司经营以及资本与股本投资回报的这部分内容中，我受益匪浅，这是非常好的培训。” 他说自己曾一度对实习生工作感到了绝望，于是赶到波士顿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去面试。这场面试注定无果而终。由于囊中羞涩，张磊预先要求公司支付其来回路费，而不是事后再报销，要知道，事后报销乃是通行做法。“对方问了我某公司应在某一设定区域内建多少家加油站的典型实例。我则反问对方，‘消费者为何需要加油站？’” “仔细想想，这并非愚蠢问题。加油站的作用是啥？能改作它用吗？比方说，这个地段是否更适合开杂物店？能转行吗？比方说由于电动汽车普及而不再需要加油站。但面试我的那位老兄同情地看着我说，‘您可能欠缺当咨询师的能力。’‘一回游’的面试我参加了真不少，但收到复试邀请的则廖廖无几。” 这段有趣的往事揭示了高瓴资本的投资理念。“我们一直专注于公司的长期表现，”张磊说。“我们只问最基本的问题，而这通常能让我们得到与众不同的洞察力。” 张磊在七岁时就展露出经营天分。他家的房子位于京广铁路（广州是中部南方的最大城市）的火车站旁边。放暑假时，张磊就在车站旁排上小椅子，把自己的连环画书租给候车旅客以及散步者看。 就在高中生张磊考入人民大学的那个暑假，他扩大了自己的租书生意。1990年，邓(Deng Xiaoping)仍掌握着中国的最高权力，全民争先恐后地挣钱————各种新杂志都专门登载如何快速致富以及如何到深圳(Shenzhen)等飞速发展的经济特区创业的故事，深圳在辟成经济特区前10年，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张磊大量购进此类杂志后再转手倒卖。 张磊回忆称：“刚开始租书时，我曾遭遇库存问题，而且我发现自己挣的钱都花在给人买水喝上了。于是我决定只订少量杂志，然后看看哪些杂志好卖。并且我还开始卖矿泉水、方便面以及湖南腊肠。如果几样东西都买的话，我会相应打个折扣。”开学到北京时，这位经验丰富的推销员已净挣了800元人民币（当时约合170美元）。 张磊说相对而言，自己的童年生活无忧无虑。他的父母那一代人经历过文革(cultural revolution)，但他1972年出生时，文革的动乱已接近尾声。他说，父母亲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们总是乐观向上，对往事从不提及。“我父母那一代人就没有我们这样的好机会，”他说。时至今日，自己的生活仍很节俭，几乎到了清心寡欲的地步。 如今，很多新近毕业于美国顶尖大学的中国学生选择留在美国就业。唯一例外就是“princelings“————中国统治精英阶层的子女，他们除了回国之外，别无选择。移居海外的年轻中国人开始用美国人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祖国。他们看到了国内的环境污染、政治贪腐以及缺乏言论自由，担心回到国内后难以适应。 但张磊说自己一直清楚有朝一日会返回国内。“我于2005年回国，”他补充道。从耶鲁毕业后，他就职于华盛顿的一家新兴市场对冲基金。“我当时就知道中国即将雄起，整个国家焕发勃勃生机，每个人都能发大财。国内涌现了众多朝气蓬勃的创业者与高科技创业公司。“一回到国内，史文森就从耶鲁投资基金拨出2000万美元起动基金，帮助他创办高瓴资本公司，随后又追加了1000万美元。” 2005年，很多投资者还看不到中国大陆存在很多朝气蓬勃的创业者与高科技初创公司。“以前往往都是全世界向学习美国，”张磊说。刚开始，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网络公司只是盲目模仿美国及其它国家的公司，并无独创的商业模式以及原创技术。“但中国在很多方面跨越式地赶超了美国，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尤为如此，”张磊说。中国网络企业的发展规模及发展速度独步天下。如今，中国大陆约有6亿网络用户，很快就会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 张磊把一开始从耶鲁筹集的大部分基金投到了中国最大的网络服务与社交门户网站腾迅公司。这是他开天辟地第一笔投资，也是回报最为丰厚的投资，尽管他说自己当时并不看好腾迅公司的QQ社交网络平台的发展前景。为了解腾迅公司的发展后劲，他实地调研了当地市场。“我当时认为：随着用户越来越见多识广，就会摈弃QQ，转而升级换代使用其它网络服务，”他说。“但在国内，虽说并非人手一部手机或传真，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QQ号。”时至今日，他仍继续保有腾迅股份，腾迅已在香港成功上市。 待到中国企业家互相进行往来业务后，张磊就通常成了“退居幕后”的“推波助澜者”。作为腾迅股份的长期持有者以及电子商务巨擘京东(JD.com)的首批投资者，他负责为两家公司之间的战略合作事宜出谋划策。京东最近成功在纳斯达克(Nasdaq)上市，在这之前，张磊就是京东的第三大股东。“两者的合作意义非凡，”他说。“腾迅拥有电子商务平台，而京东的网络销售非常出色，而且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物流仓储渠道，京东则一下子获得了腾迅的庞大用户群。” “京东相当于亚马逊(Amazon)与美国联合包裹速递服务公司(UPS)的二合一，”他补充道，这个实例生动说明了中国如何在发轫于美国硅谷的商业模式方面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解释说中国国内并没有与UPS这样的公司，而中国的实体店零售效率远逊色美国。 五月底，京东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达到260亿美元————高瓴资本再次大获其利。它2250万美元的原始投资到五月底一下子变成了39亿美元。（京东创始人刘强东(Richard Liu)如今是中国科技富豪榜的一分子，完全能比肩百度、腾迅以及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张磊经常邀请私营企业主参加高瓴资本的非正式聚会，对方很多属于科技类公司，是高瓴资本的咨询及投资对象，其中很多公司即将上市。“本人投资组合公司里的企业主们可相互取长补短，”张磊说，并指出自己曾鼓励京东与自己投资的某连锁超市举办研讨会。“线上与线下零售商相互了解学习对方的思维模式。” 他列举了线下与线上公司互相学习的一个实例：张磊曾投资液体洗涤剂生产厂家蓝月亮(Blue Moon)，并让其高管接洽京东。那场研讨会让蓝月亮重新设计自己的补充包，旨在让它们容易装进京东的投递箱。“现实生活中，大体量包装在吸引消费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在线上销售则属劣势，”他说。 张磊如今把中国的投资模式推销至国外市场。“相比较台式电脑拉动的美国消费模式，靠移动端拉动的中国消费模式更适用于新兴市场，”他说。“中国与新兴市场之间的社会经济概貌更为接近。我们有能力帮助腾迅这类公司走出国门，快速促进其它新兴市场的移动互联网业务发展，其它新兴市场也可借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双赢策略，我们正在改变亚洲内部贸易(Intra-Asian Trade)的发展格局。” 比方说在印尼，张磊撮合腾迅的微信(WeChat)移动通信平台与印尼最大的媒体、电视以及付费电视集团Global Mediacom建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如今的印尼酷似几年前的中国，”他说。 张磊把自己视作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他的投资理念可概况为史文森的学说与中国佛教道家圣人学说的综合。访谈临近结束时，张磊又背诵了一些道家的名言。他对我说了不要刻意追逐过多机会的重要性。“弱水三千，”他一边伸手取苏打水，一边吟咏道：“一瓢足矣。” 在旁观者看来，张磊酷似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买入并长期持有股票的投资高手。（这两位曾一起共进过午餐。）张磊引以为豪的是：高瓴资本的多数投资者是耶鲁与其它一些大学的捐赠基金。他本人是耶鲁亚洲发展委员会(Yale Asia Development Council)主席、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理事以及母校人民大学校董会的理事兼副董事长。他表示自己将捐出大部分财富。 看到自己已经迟到了下一场会面，张磊婉拒了再喝咖啡或茶水。临走之前，最后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得有这样的能力————不要急着感恩，”他说。“得集中心智，头脑清醒。”文章选自I黑马，2014年9月
2015年1月13日 -
胡祖六：消灭贫困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经济学家胡祖六。他呼吁中国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消灭贫困，解决仍然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近两亿中国人的贫困问题是关键。他对中国的环境危机表示担忧，他说“如果这个环境再继续恶化的话，我想我们中国人真是很不幸，已经不能生存下去了”。 对于受到全球追捧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胡祖六基本否定了其中的观点并且持批判态度，他说“毫无疑问，皮克迪是个左派的经济学家，法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发源地。”他说，法国大革命的那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一直在法国人的身上有所体现，他们希望平等，大全，“结果你看搞得法国经济都快要到崩溃的边缘，这里就像前苏联，还有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样的，以为这样能够平等，确实也平等，但是大家同等的贫困，那是一种平等。” 胡祖六一直相信市场的力量，当被问及如何解决中产阶级的生活压力时，他依然坚持市场应该起到主要的调节作用。他说“政府应该更有效率，并且是个小政府，这样才有空间把税降下来，这样也可以减少中产阶级的负担，提高中产阶级税后可支配的收入，加上社保体制的改革，加上经济转型，发展模式转型，有很多新兴的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收入的就业机会。” 他也关注到近年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他表示反腐成功的话，基尼系数的上升一定会放缓很多。他说，“十八大以来，习李领导班子大刀阔斧的去反腐，如果真正把腐败能根治的话，我想基尼系数的上升要放缓很多，甚至下降，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改革，把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也是有助于抑制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这种趋势。” 以下为访谈实录： 消灭贫困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网易财经：今年一本经济学著作《21世纪资本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通过大量的数据处理论证了全球的财富正处于空前的集中态势，他提议应该通过征税解决这一问题，您是否关注过这本书？ 胡祖六：那本书我也看过，我基本上是不同意他的观点。毫无疑问，皮克迪是个左派的经济学家，法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包括像奥朗德总统，他就是社会党的总统，是非常左翼的，他还是有一种大全的思想，像法国大革命那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觉得能够多收税，向富人课税75%来实现平等，结果你看搞得法国的经济都快要到崩溃的边缘了，这里就像前苏联，还有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一样的，以为这样能够平等，确实也平等，但是大家同等的贫困，那是一种平等。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农村包产到户之前，在设立深圳特区之前，他第一个改革就是要按劳分配、打破大锅饭。打破大锅饭，什么意思？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你能干的你多干的能够多得，你懒，少干的就少得，这样结果一定是收入差距扩大，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但是也有一些，因为我们知道高收入除了勤奋、聪明才智外，也有靠运气，有些人尽管很勤奋，起早贪黑拼命的去做，但是他可能是运气不好或者别的一些原因。这时候社会有一种责任，就是通过一种安全网，比如说基本的养老保险，基本的失业保险，要去关照他们，给他们提供基本的一种安全的保障，不是说把他们拉上来，跟中产阶级，跟富人一样，而是说用一种基本的人生的一种保障和尊严。 皮凯蒂提出的激进的措施是行不通的，他就是一个法国的左翼经济学家，就像欧文、圣西门、傅立叶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这些东西，这些都是行不通的，到人类迄今为止，只有市场经济才是证明创造财富，调动人的积极性，给人有自由和尊严，最终是消灭贫困，能够实现中产阶级社会的最好的一种模式，我不是说这个模式是完美的，我只是说，是人类有历史记载以来，这个模式是最有效的模式。 网易财经：您是否关注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我看到今年北大公布了一个版本的基尼数据已经达到0.73%？ 胡祖六：我当然非常关注。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是在东亚地区最高，比日本、台湾都高很多，我们更接近拉美，这种情况确实需要关注，我前面也说到，市场经济中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甚至还是合理的，但是你收入差距扩大的太大，太快，肯定还是值得非常认真的关注。 像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腐败盛行，都是一种不平等的机会，所以有的人完全可能不劳而获获得很多的财富，这些我想都是造成中国基尼系数扩大的一些因素。我想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的领导班子大刀阔斧的去反腐，如果真正把腐败能根治的话，我想基尼系数的上升要放缓很多，甚至下降。 网易财经：不仅仅是基尼系数的扩大，我手上还有一组数据，到2013年底为止，中国的贫困人口还有8200多万，这是官方公布的数据，您认为中国要解决这么严峻的贫困问题？ 胡祖六：这个问题我非常关注，其实中国改革三十五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消灭贫困人口，几亿几亿的中国绝对贫困人口，从贫困线摆脱出来，慢慢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成就。但是截止到今天，你刚才说的数字，8000万，我可能觉得还有2亿的这种人口。 网易财经：国际标准的是2亿。 胡祖六：对，我一直在估值上记得差不多2亿贫困人口，也就是说中产阶级还不够壮大，这个bottom，底层的贫困人口还太多，应该说是这是一个中国最大的当务之急。大量的贫困人口，加上差距扩大，或者说机会不均，或者是腐败盛行，这种可能是对社会不稳定最大的威胁。 发展是硬道理，贫困靠发展才能够解决，我也不是说整天把蛋糕怎么切得更均匀一点，通过税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这种返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更多的还是要通过发展，给这些贫困者以更好的就业机会，有更好的收入增长的机会，才能够从根本上可持续的解决贫困。通过改革能够唤醒民营经济的活力，充分释放它的潜力，有更多的创业，更多的中小企业，有更多的就业，包括服务行业的发展，这时候这个贫困人口才能慢慢的迁移，能够萎缩。 应尽快转变政府职能释放减税空间 网易财经：刚才您多次提到了中产阶级社会一直没有能建立起来，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中国人，其实有一部分人却对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很难认同，都觉得自己生活的苦大仇深，已经被房价或者是医疗、教育压得喘不过气来，还有一种说法是一病返贫，可能就一个疾病，就导致了第二天的贫困，所以您怎么看这个现状？ 胡祖六：毫无疑问，这35年来中国中产阶级大幅度壮大，6亿、7亿、8亿，可能各个人的估算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形成，但你说的问题也非常的现实和尖锐。中产阶级面临的压力很大，比如就业，养老、医疗，还有子女教育等等，特别是你提到一点一病即贫，这说明整个医疗体系都需要继续改革，能够通过市场化，提高医疗体系的效率，我们这么多医院都是公立的医院，公立的医院应该都是无偿的为普通老百姓服务，但是你看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怨声载道，普遍对公共医疗提出一种信任危机，这就是非常非常不理想的，我们通过医疗体制改革，通过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能够给中产阶级一种踏实感，也是一种安全感。 以后的政府应该更有效率，但是是个小政府，这才有空间把税能够降下来，这样也可以减少中产阶级的负担，提高中产阶级税后可支配的收入，加上社保体制改革，经济转型，发展模式转型，有很多新兴的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能够提高更多高质量、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所有这些加起来，我相信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也是可以化解的。 中国经济仍处于相对高增长期 网易财经：您现在对中国经济的走势有什么看法？ 胡祖六：中国曾经在不久之前所经历的双位数的高速成长，那个时代已经终结，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认为还是一个比较高的增长期，但是可能是6%—7%的区间，看起来要比以前低很多，但是很多人都忘记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基础，已经是今非昔比。我们看到2013年，我们的人均GDP今年已经是7000美元，中国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等收入国家，我们的GDP规模已经是将近10万亿美元，全球第二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够成长6%、7%，相当于过去成长12%、13%，可能还要比那个效果或者影响更大，所以基于这点，我认为所谓新常态，并不是像很多人解读的那样是一个低成长，我认为还是一个非常高的成长。 6%、7%是个非常好的速度，关键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有效率的改善，经济增长模式根本的转型，这在我看来是我最关注的，我没有整天去因为GDP成长现在只有7点多，甚至可能会掉到7之下而坐卧不宁，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很多结构的一些问题化解。 网易财经：经济放缓不如从前，那么您认为现在看来中国经济改革的空间在哪儿？ 胡祖六：在三中全会或者十八大之前，我相信有不少学者，我本人也是其中之一，对中国非常担忧，因为我觉得改革失去了动力，失去了方向，停滞不前，但是那时候有很多原因，可能缺乏政治的承诺、决心和魄力，是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但也可以说，那时候=经济太好了，GDP是双位数的成长，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只有中国一花独秀，我们自我感觉非常良好，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模式可以说已经超越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我觉得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膨胀和飘飘然，导致没有改革。 现在我们都知道经济有问题，开始放缓下来，反而逼迫我们正视经济中固有的一些结构的问题。我希望是这样，当然我也会担心，那些不改革的人总是有借口的，说你看现在经济不明朗，还是央行赶紧降息，财政刺激，基础设施项目要上来，维持短期的这种景气和繁荣，又去把改革放在一边，这种我觉得也是个风险。 网易财经：未来十年您认为哪个行业有可能成为经济的新支点？ 胡祖六：我想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服务业比重显然太低，不只是比美国低很多，连比我们邻国印度都低，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所以我觉得服务业有很大的空间，当然服务业不只是说街头小贩子、餐馆这些东西，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新型的现代服务业，像传媒、教育、医疗卫生、金融服务、IT服务 利率市场化必然导致成本上升是误解 网易财经：您一直都呼吁利率市场化，您对今年的利率市场化进程满意吗？ 胡祖六：我觉得利率市场化最近还是进程很快，我们看从贷款利率现在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了，在存款保险制度引入以后，我相信存款利率市场化假以时日很快就能出台。 网易财经：您之前提出过利率市场化可以一步到位，那您认为现在还是一步到位的时机吗？ 胡祖六：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我特别相信在制度调节，像存款保险制度，到现在中国银行的监管的框架体系已经形成，按照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和流动性为核心的监管提心，银行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机制，公司治理、内控、信贷决策也都有一个显著的提升，也有更多的竞争，总而言之我觉得利率自由化的条件已经基本到位。 网易财经：您认为国企或者地方政府能够承受由于利率市场化而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以及债务压力吗？ 胡祖六：首先我要对你这个命题做一个解剖，利率自由化一定是等于利率成本是上升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尽的，利率自由化是一个制度的改革，本来是行政给资本定价，现在通过市场供需来定价，这个本身是能够带来效率的改善，能够更有效的进行资金配置，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更好的进行风险定价，所以无论是对放贷人还是对借款人都是有帮助的，对整个经济来说是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 利率没有动，还是固定的，但是如果整个经济的资金供需失衡，也可能比如说需求远远大于供给，那么可能也推进这个利率的上升，即使官方利率不动，但是真正民间拆借的利率是非常高的，现在已经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在中国来说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很多中小企业，很多消费者根本就贷不到款，你什么利率都贷不到款，所以利率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反而我想很多的中小企业，他宁可付高一点的利息，也希望至少有资金的供应，所以我觉得不能单纯、简单的片面只是看资金成本上升会怎么样。而且你的问题只是关心国企或者地方政府，别忘了中国经济的大半壁江山是民间，是民营企业，首先应该关心他们会受什么影响。 另外再看很多国家，国际上，利率自由化以后实际的经验，也没有说一定是不可避免的导致利率的飙升，我觉得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错误的认识，举个例子，像美国，美国早有已经利率自由化了，现在美国利率成本是非常低的，无论是看十年前的国库券，还是看按揭贷款还是看企业基准的贷款都是非常非常之低的，为什么利率自由化没有导致成本高企呢？我觉得这是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所产生的结果，而跟利率自由化本身没有的因果关系，这是我想一定要去澄清这么一个情况。 环境危机与金融危机是未来最大隐患 网易财经：最后一个问题，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您最担忧的是什么？ 胡祖六：我不担心经济会硬着陆，我也不担心以后中国经济会非常大幅的滑坡，我基本上还是审慎乐观派。就你的问题最担心的，我想是两个，第一就是环境危机，这已经是严峻到极限了，如果环境再继续恶化的话，我想我们中国人真是很不幸，已经不能生存下去了。 第二金融，任何一个国家，我这么多年在国际金融机构见证这么多国家发生问题，发生危机，所有的问题、危机都会进入到金融体系，房地产问题会到金融体系，政府财政的问题会到金融体系，产业结构不合理也会到金融体系，所以这种问题都会在金融体系反应出来。 我们国家从90年代开始，做了很多金融改革，银行改革，有很大的成就，但是有很多新的风险因素在爆发，稍有不慎，中国也有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比如说像地方债务这么扩大的趋势，如果说没有逆转的话，那中国一定是爆发金融危机的，这点我觉得要非常清醒的认识，要有警觉心，我们才能防患于未然，所以环境危机和潜在的金融危机，是我最担心的。文章选自网易财经，作者：倪惠
2015年1月12日 -
梁建章：携程的勇气和难题
梁建章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回归公司后主导了携程的三大变革。 回归两年时间，梁建章凭借大刀阔斧改革让颓势中的携程面目一新，不过在其个人影响力迅速攀升到顶点之后，交给梁建章的并非是在线旅游的大势已定，而是更为复杂的行业格局。 “荣誉感谈不上，责任感肯定是有的，希望能够带领员工做得更好。”谈到回归携程二次创业的动力，梁建章近日在接受腾讯科技专访时表示： “除了责任感，另一方面确实是很有意思。因为携程在进行变革和创新，正好这个行业又面临移动互联网爆发和中国旅游业起飞的机遇，所以非常有意思。” 更加互联网化的携程，也面对着互联网所对应的更惨烈的竞争，或许第四季度预计亏损的消息大大出乎业界意料，但于梁建章而言，无论是去哪儿不计代价野蛮扩张表现出的狼性，还是同程曾在门票业务在所表现出的战斗力，都逼迫携程不得不变得更有攻击性和侵略性。 要保持携程目前的领先优势乃至打造旅游行业帝国，并非易事。多名携程内部人士告诉腾讯科技，梁建章每天保持高强度工作入，对公司各项业务要求也比以往更加严厉。 梁建章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低调理性而不善言辞，但低调并不意味着容易接近。在公司战略和管理上，梁建章简单果断而雷厉风行，下属员工对于梁建章的态度或许更多是种带着距离感的信任和尊敬。 1985年，16岁的梁建章考上复旦大学第一届少年班，仅仅4年之后便获得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电脑系硕士学位，并在硅谷顶尖科技公司工作直至创业——作为年少成名的天才型学生，梁建章注定有着更为独立的内心世界，他带领携程继续前行的动力，则或许和年少时攻克复杂的几何题一样，享受着不断解决难题获得成功的乐趣。 危机中的三大变革 2012年，携程遭遇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在奠定行业领先地位后的数年时间里，携程被指将更多精力放在资源整合和产业链控制，丧失创新能力。 “竞争对手在加速推进在线旅游行业的新玩法，携程如果想抓住新机会需要在创新方面加速、做更多的变革。”梁建章如此描述自己40多岁时重回携程的动机。 竞争对手的狼性和当时携程的迟缓形成鲜明对比。艺龙削弱呼叫中心发展线上交易，大打价格战做大酒店预订增长率；去哪儿的搜索比价平台，则让携程机票预订和酒店现付模式的价格劣势暴露无遗。从2011年第四季度开始，携程净利等多项指标连续5个季度持续下滑，此前，携程曾保持连续11个季度的净利增长。 阻碍携程的，是其老化的庞大组织管理机制和创新血液的缺失，导致其在价格战上犹豫不决错过最佳时机，过于依赖传统呼叫中心的沉重模式面对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则无所适从。 如何让老迈迟缓的携程重新轻装上阵？梁建章向腾讯科技详细描述了自己回归后的实施的一系列动作。 在战略层面，梁建章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回归公司后主导了携程的三大变革：移动化、平台化、小团队化创新。而组织机构的机制调整被梁建章摆在第一位。 “在各大事业部的基础上，把公司的权力分配，重新从总部分下去，当然不完全是分权力，同时也要把激励机制、风险都同时分下去。” 梁建章告诉腾讯科技，首先各部门要制定明确目标，并划清部门之间的界限，从技术上分拆开，把权力分配和部门协调规则化，并把权力进一步往下分配下去；其次，各事业部下也成立小团队，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能动性、容错空间去快速推出创新产品。 一位携程内部人士曾向腾讯科技透露，长期以来，携程大部分的中高层管理人士对于互联网的理解都非常陌生，思维较为传统，面对而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股权激励也催生了普遍的保守意识。 “不是很多人想养老，因为携程最高层的那一批人其实也就40岁左右。”梁建章解释说。 对此，梁建章的一个解决办法是调换高管岗位，更换各自的职责和权利来进行激励，比如负责呼叫中心的孙茂华被调任至大住宿事业部，负责财务、管控成本支出的冯雁调任负责机票业务的发展。 “组织机构的变化是有比较大的阻力，每个人原来的职责权利做了调整，如果让携程其他人来推动这件事可能就完成不了，一开始我也需要跟高管做不少思想工作，但最终，大部分人是从调整激励中获得了更好的成长。”梁建章告诉腾讯科技，尽管短期来看，部门分拆重组需要磨合并导致成本增高，但是长期来说公司发展会更快，竞争力更强。 在组织机构调整的基础上，梁建章开始亲自带领一支团队发展移动业务。无线客户端代表的移动互联网被梁建章视作携程突围的一个关键点。在携程内部，无线业务亦被因此称为“二次创业”。 对比携程传统的呼叫中心结合互联网的“鼠标+水泥”模式，梁建章提出“拇指+水泥”的新概念，推动携程由OTA（在线旅游代理）转型成MTA（移动旅游代理）模式，打造手机、互联网和呼叫中心的“一网三客户端”一站式服务模式。 移动互联网被梁建章视作携程依然庞大的呼叫中心业务继续存在的理由。他认为，未来APP与人工服务能结合起来，帮助用户实现预订操作。 除了移动，开放平台则是携程重点推进的另一项变革，这也是携程面对去哪儿模式冲击的应对之举。谈到回归两年后自己给携程带来的改变，梁建章总结为移动化、平台化、重塑创新文化三方面，平台化使得携程接入了更多外部产品，提升了产品丰富度和价格竞争力。 当然，携程原有的OTA自营产品和平台业务不可避免会出现博弈情况，比如完全同质化的产品外部如果能提供更低价格，对携程的利润会带来影响。 微驴儿创始人在接受腾讯科技采访时曾表示，之所以选择从携程离职创业，源于他们在工作中发现，携程的模式不会主动满足用户找到最廉价出境机票的需求——这需要对原有技术框架和模式做很大调整，而如果让用户都去找最具性价比的机票，这对于携程的利润又会造成较大伤害。 不过，梁建章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自营产品和平台产品对携程而言是好的互补，平台能价格更低一些更大众化一些产品的话，如果有完全同质化的产品，携程也会展示给用户最便宜的价格。 携程的新挑战 对于员工数已接近3万人的携程而言，梁建章的回归，除了实质业务层面带来的改变，更多还意味着士气的提升。 但更多时候，梁建章并不喜欢在公开场合去谈论跟携程和旅游有关的一切，偶尔出现在公司产品发布会的媒体采访场合，也难掩连续工作后的疲惫。不过曾深入接触过梁建章的人士都表示，每当聊起中国人口问题，梁建章便立刻变得意兴盎然。 2007年离开携程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期间，劳动力市场和创业创新正是梁建章研究的主要课题。在过去的多年时间里，梁建章不遗余力论证中国人口发展政策已走到了十字路口，成为国内提倡“放开二胎”的最前沿学者，也因此被更多人所熟知。 “那个时候媒体还不敢发声，我觉得自己既在研究，又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有责任去推动这件事。”梁建章告诉腾讯科技，这也让他收获了和创业不一样的成就感。 对人口问题的兴趣和高度关注，一度让业界质疑梁建章带领携程二次创业的野心和热情，但梁建章的工作重心最终还是逐渐回到了携程。 无可否认，在线旅游市场有着越来越大的想象空间，但近两年建立起的脆弱秩序面临重塑，OTA平台界限模糊不断打破线下酒店的定价体系和合作模式，传统旅行社供应商在平台博弈中重拾话语权，巨头集体亏损则意味着更残酷竞争局面的到来。 此前，携程在今年第三季度财报发布后召开的电话会议中透露，四季度公司将出现上市11年来的首次亏损，亏损金额高达4亿到5亿元之间，整体而言，资本市场对于携程的走向更多开始在观望之中，尚未释放出更多乐观的信号。 “我们不看总体的亏损和盈利，而是看总体的投资的回报，现在是携程投入最大但是收益还没有完全看出来的时间段，只要我们每个投资有相应的业绩增长，有未来的规划就可以了。” 梁建章认为，携程和京东交易额接近，并保持40%到50%的增速，在线旅游市场的空间足以和电商媲美，如果携程保持酒店、票务、旅游中消费等业务的高速增长，资本市场会给予携程远高现在的估值。他还表示，虽然利润率是在下降，但现在携程主营业务依然很赚钱。 如果走向亏损，核心业务的发展增速对于携程的意义不言而喻，价格战则是互联网公司惯用的抢占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 携程和去哪儿本月初都声称将发动更猛烈的“价格战”，梁建章称，携程将拿出10亿打价格战，推出不同档次和领域的零利润旅游产品。 去哪儿网CEO庄辰超(微博)回应称，去哪儿不怕打价格战，去哪儿的竞争优势是成本，“比如携程每一百块钱收入的交易成本是四块钱，去哪儿网支撑的交易成本是一块钱。对于我们来讲，定价到两块钱我们就盈利了，而竞争对手定价到三块钱还是亏损。” 呼叫中心成本是否会拖累携程接下来在价格战中的空间？梁建章并不赞同，“我觉得是正好相反，携程呼叫中心服务的正好是高附加值的高端用户群，这些客人的时间成本远远高于我们提供服务人员的成本，虽然卖出的每张票比竞争对手多了服务成本，但是服务的议价也比较高，因此长期保持了较高利润。” 相比去哪儿，除了价格战，携程近两年还付出了更多投资成本，投资范围涵盖短租、酒店、旅游、社区、游记、休闲度假、租车、邮轮等旅游出行上下游领域，这些投资的回报短期难以评估，携程同时占股的同程和途牛还出现了恶化竞争的局面。 同城、途牛之间主要是竞争的关系，携程与二者则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在梁建章看来，这些投资的意义在于通过多方合作提供自己的一站式服务，强化携程的平台战略。 其实，今年4月左右，携程和去哪儿这对在线旅游行业最大竞争对手也曾传出投资并购消息，但最终由于价格问题、管理层争议而搁浅。“很难一家公司垄断所有的业务，一个行业有两三家竞争是比较良性的，不过，现在各个领域的竞争非常充分，进一步的整合也是有意义的。”对于两家公司未来联手的可能性，梁建章委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短期之内，梁建章对携程的期待是移动端贡献70%的业务量，同时在公司内部孵化更多的小团队，提供自下而上的创新活力。文章选自腾讯科技，作者：范晓东
2015年1月12日 -
魏雪：公益慈善靠热情没法坚持
魏雪, TCL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公益慈善靠热情真的是没法坚持的，做慈善其实也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靠热情可以做一天，做一件事，但是你要让自己的基金和项目专业且持续地发展下去的话，就不能情绪化” 公益慈善的雏形 魏雪的外祖父白瑞启是“白敬宇药行”的第15代传人，就是电视剧《大宅门》中的原型。除了祖辈们在商业经营上获得的成功，他们长期所做的慈善义举更给她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以往的贫困岁月，祖辈常年设立孤儿院收养孤儿，设粥厂施粥救济穷人。令她想不到的是，在解放前的旧社会，祖辈早早开始关注女性项目，为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进行职业培训，还设立了编席厂，在那个物质并不充裕的年代，让不少贫困家庭生计得以维持。这是她脑海中“公益慈善”的雏形。 更直观的感受来自大学期间，魏雪远渡重洋，就读于一所教会学校，公益活动较一般学校多。一次和艾滋病患者的接触让她明白，对于弱势人群，像平常人一样尊重与对待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帮助。之后她还参与了一系列相关的公益活动。国外的公益和她在国内看到的不一样，在国外，大家都会积极参与，普及大众，做公益并不是富人的专属，每个人参与的过程也很自然。在日常的活动中，平等、博爱的理念深深扎在了魏雪心中。 魏雪主攻经济学，毕业后进入一家企业工作，过着经济系毕业生按部就班的生活。但毕业之前，魏雪心中已萌生了一个念头：等我有精力了，一定要参与公益慈善活动。工作几年后，机会来了。 在国外生活8年，1997年再次回国，魏雪受到文化的冲击。她发现各个阶层的中国女性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工作、婚姻、家庭都有，生存挑战很大。魏雪周围不少女性，为了金钱，放弃对爱情的追求，放纵自己的底线。她深感中国的男女平等是表象的，其实女性在生活中有很多不平等，但中国女性对此并不敏感。当时维护女性权益的民间组织几乎没有，带着一腔热血，魏雪召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女性发展协会”。每年把学界和商界的朋友凑到一块，举办一次女性发展论坛，从各大领域讨论女性面临的挑战、女性所处的环境。 第一次论坛的主题是“干得好还是嫁得好”。《牵手》的编剧王海鸰让魏雪吃了一惊，这位有“中国第一婚姻写手”之称的女编剧坚持女性应该回归家庭，“嫁得好，挺好”，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与魏雪和在场北大学者的主论调背道而驰，也让她明白了当时中国女性的一种想法。直至今日，魏雪依旧觉得，作为一名女性，首先要干得好。“嫁得好谁都愿意，但是干得好能够让女性的选择更有自主的空间。” 烛光奖 和李东生结婚后，夫妇二人在公益上“术业有专攻”，李东生说服魏雪，集中精力做教育，这样才能授人以渔。魏雪认同了，“每一个基金，人力、财力都是有限的，社会上这么多需要帮扶的对象，没有办法面面俱到。”李东生的公益项目做得有些分散，希望小学、圆梦工程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但没有办法监控项目执行的效果。他俩达成共识：成立一个家族基金，从力所能及的小项目做起，亲自参与监督和管理。这一次，他们将目光放在了两个群体上：贫困高中生和乡村教师。第二届(2014-2015)“TCL希望工程烛光奖”启动仪式 没接触乡村教师之前，魏雪只有一个宏观的想法：他们生活很困难，需要帮助。接触之后，她发现乡村老师各有各的苦。一位老师因教学和妻子两地分居，妻子为了照顾他搬到学校来，学校人手不够，妻子开始给孩子做饭。学校、孩子，便是这对夫妇的全部生活。有的学校没有校舍，校长带着老师想办法借钱、拉赞助盖简陋的房子，为了省钱从很远的地方买材料，拉土拉泥弄沙子，没钱雇人就亲自上阵，只为了让孩子有个地方上学…… 乡村教师需要的远远不止是物质。他们在职业发展上，受到客观条件的严重阻碍，坚持做事所得到的认同与支持也是有限的，至于荣誉感和成就感，更是稀缺的。魏雪见过不止一个老师被亲朋好友数落：你在干什么，你做的事怎么这么没有价值，你拖累了全家人。“乡村教师付出了我们想象不到的艰辛和努力，但完全得不到周围人给予的价值。”魏雪说。此外，在医疗方面，由于乡村学校大多是复式教育(把所有年级的学生编成一个班，在一个教室里，由一位教师进行教学)，一个老师什么科目都教，什么年级都教，老师们没有时间，更没有经济能力去看病、体检。 针对实地调研中发现的几个问题，TCL公益基金于2013年举办了第一届TCL希望工程烛光奖，奖励了300名乡村教师。魏雪希望通过这个奖项，让乡村教师获得社会的认同，建立职业自豪感。同时，获奖的教师有机会进行远程培训，学习更好的教学方法和专业技能。通过烛光奖的平台，其他组织也参与进来，给乡村教师带来其他项目的帮助，为他们做体检的项目也正在酝酿中。 第二届TCL希望工程烛光奖评选已于11月启动。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进来，魏雪团队设置了“我选我”环节，鼓励教师自荐。为此，他们特意创建了手机和电脑互联网申报推荐平台，拍摄了微电影，尽可能吸引更多乡村教师直接参与。同时，也发动网友们转发扩散“我选我”活动信息，让大家都来关注和关爱这群特殊的弱势人群。第二届获奖的教师将有计划地进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业务培训。 “我们希望这种项目通过传播能够推动政策的改善，但是我们一个基金能做的太少了。公益本身应该是人人参与的事情，中国缺乏这种人人慈善的文化，不是说企业就要捐钱，有钱人就要捐钱。其实不是。慈善就是每个人可以贡献自己的时间，贡献自己的金钱，无论多少。”魏雪总结。 传 承 九年义务制教育到初中毕业就结束了，高中生成了“没人管”的人群，魏雪的另一个核心公益项目正是面向贫困高中生。 魏雪在广东、湖北、云南等省份相继设置了“华萌班”：在当地规定的贫困县中，家庭属于贫困线以下、中考成绩超过高中的分数线可列入候选，再择优选择孩子，组成的班级便是“华萌班”。办学理念和升学率是对接过程中首要考虑的两个因素，“有人问我，贫困生教育为什么不去边远山区？这是一个误解，我做的是高中生，不是小学生，我帮助他的目的是进入大学，进入不了，也要给他一个接受三年高中教育的机会，为他下一步进入社会打好基础。” 每年开学阶段，魏雪都会和华萌班的孩子开第一次班会，认识、交流，听每个人讲家里的故事。华萌班的学生一开始都不敢讲话，内向害羞，放不开。后来慢慢地支支吾吾讲起自己的故事，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拉扯大的孤儿，家里没什么收入；有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有单亲家庭……“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不幸。” 有机会免费上高中，也就有了念大学的机会，孩子们很开心，同时他们也在犹豫该不该从山村走出来。魏雪了解到，一些孩子甚至要坐几天的车，跋山涉水才能到学校。很多同学是第一次从山里走出来，还是老师亲自到山里告诉家长，让他们放心，才肯让孩子走。 高一的孩子压力不小，魏雪与孩子交流时发现，孩子们通常会有自卑感，觉得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家里说得最多的便是“人家资助你上学，老师又这么帮助你，你考不上大学，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学校，对不起魏阿姨，对不起爸爸妈妈”。 华萌班最初叫“宏志班”，有着标签化的意味，学校同学都觉得宏志班就是穷孩子的班。“这对孩子们的成长是不利的。”魏雪说，“孩子们会无形间背负很多东西，会自卑。”魏雪将“宏志班”更名为“华萌班”，将“华萌助学金”更名为“华萌奖学金”，让名称更为中性。她每次见到孩子都会强调一句话：“你们记住，你们不是因为贫困而接受了基金的资助，而是因为你们优秀，我们的基金才有机会和你们合作。” 平日里，魏雪也和孩子们通信、聊天，保持精神层面的沟通与交流。孩子们收到她寄过去的鞋子，在宿舍集体秀拍给她看；篮球赛进了第几轮；云南下雪了……生活里的事他们都会告诉魏雪。等到高二再开班会，孩子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大理一中，高一高二两届华萌班聚会，所有人围坐在白族建筑的中庭里，一圈圈绕着一个大圆桌聊天开班会。高一的孩子讲家里的故事，每一个都催人泪下，很悲情。高二的同学变得很阳光，告诉学弟学妹，我们去年也这样，我们每家都有这样不幸的故事，可是我们能聚在这里，我们就是幸运的。他们开始给哭泣的学弟学妹讲笑话，现场欢声笑语一片。魏雪与大理一中华萌学生见面会 华萌班从筹备到学生毕业，项目周期一轮耗时5年，每所学校每轮250人，广东第一轮学生已经毕业了，现在开始第二轮。让魏雪感到安慰的是，进入大学的学生表现出对公益的热衷。“这是华萌基金会传播的一个核心思想，你受到资助后，不需要你感谢资助你的人，而是要你把爱传递给身边的人。”魏雪每次都会告诉孩子们不用感谢自己，而是要有健全的人格，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等有能力的时候，用时间、知识、技术去帮助身边的人。 公益慈善不是施舍 南方人物周刊：由于中国国情，跟国外比起来，可能基金会和做公益会遇到不一样的压力，你怎么看？ 魏雪：一个新生事物它在起步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压力，法律跟不上来，有很多模糊地带，大家认知不够成熟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怀疑、质疑和非议。作为一个专业的基金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大家的质疑来鞭策自己，来检验项目，在整个项目执行的流程中，做得越清晰越好。 但是我要强调，如果不是公募基金会，没有义务公开所有信息。大家总是说你要透明，我觉得这是误解。社会大众必须要理解，公募和非公募是不一样的，但无论是华萌基金还是TCL集团的公益基金会，我们仍然是以一个开放的心态让我们的项目不断地变得更精更专业。只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并且从受到帮助的这些人看到了他们的变化，看到了他们的收获和受到的帮助，然后也已经延展到了他们给社会带来的这种正能量，就可以了。 南方人物周刊：做公益慈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魏雪：我自己的理解有几个方面，一方面，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着弱势人群，通过工资的收入也好，通过税收也好，完成了第一次第二次的财富分配，最终是要通过富人的慈善，或者说人人慈善，用慈善公益活动开展来形成第三次的财富分配，这个是我认为做公益慈善的社会意义。 另一方面，公益慈善包含的面其实是很广的，在经济上的帮扶是一方面，从其他方方面面你能够提供给他的帮助，包括精神层面给他的支持，其实是可以让他燃起对生活对未来的希望，这个是我做慈善很关注，也认为需要更多做慈善的人来关注的一点。在慈善道路上，我的偶像就是特蕾莎修女，她的一段箴言让我对慈善有了更深的理解：饥饿的人，所渴求的不仅是日用的口粮，而是爱、别人的照顾及与他人的关系；穷人赤身露体，所需要的不仅是用来蔽体的衣服，而是一份爱，一份甚少人愿意付出给陌生人的爱；露宿者无家可归，所需要的不仅是一座坚固的房子，而是别人视他们为亲人的那份关心。他们其实更深层次的希望不被这个社会抛弃，因为即便是这些人，他们也有自尊，有被认同被尊重被爱的这种来自心底的需求，所以公益、慈善的根本意义我觉得更多的是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周边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我们都说帮助人会给别人带来幸福和快乐，这种快乐如何描述？ 魏雪：其实做公益、慈善本身这个过程并不都是那么快乐，会有很多让你很纠结的事情发生，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力不从心，很无奈，这种情绪都会影响我。但是当你看到受助人群变化的时候会快乐，能从他们的成绩当中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这个对我们做慈善的人来说是最大的一种成就感。看到他们取得成绩，看到你帮助了一个人，然后他影响了他的家庭，继而他又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的时候，自己真的很是安慰的。 看到那些孩子的时候，觉得自己每一次都又年轻了。好像是他们的妈妈一样，他们会愿意和你倾诉，愿意和你接近，然后分享他们的一些喜怒哀乐。自己也好像他们的妈妈一样，给他们说一些自己的人生经验，开导开导他们，引导引导他们，是一种像家人似的那种幸福感。 南方人物周刊：做公益慈善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坚持什么？ 魏雪：第一是对人的尊重，特别是在我们过去这几年，看公益慈善领域发生的这些事情，大家往往会把公益慈善看成是一种富有的人对贫穷的人的一种帮助，甚至是一种施舍，就是总有一方是高的一方是低的，给人的感受特别不好。做公益、做慈善首先要尊重受助人的人格，挖掘受助人的真正需求，核心的就是对人的尊重。第二是专业化的运作，公益慈善靠热情真的是没法坚持的，做慈善其实也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靠热情可以做一天，做一件事，但是你要让自己的基金和项目专业且持续地发展下去的话，就不能情绪化，要不断地摸索专业化做公益、慈善的路径。文章选自《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张明萌
2015年1月12日 -
涂志云：网贷企业价值仍投资界被低估
11月28日，继“互联网金融·中国行（2014）”北京站、南京站、广州站、天津站、石家庄站、北美站、西安站、深圳站、成都站等十几站之后，由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互联网金融中国行组委会、京北金融、上海信息服务业协会等联合主办的“互联网金融中国行·上海交通大学站”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学堂举办。论坛上，上海交通大学发起筹建的国内首家互联网金融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互联网金融研究所在“互联网金融金融中国行?交大站”活动仪式上正式揭牌。研究所聘任了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军人物，京北金融总裁罗明雄作为研究所所长。 作为新受聘的互联网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涂志云表示：目前网贷发展消费信贷面临种种风险：一是信用风险，包括借款人不重视自身信用及银行债权，另外。借款人缺乏财务规划，导致还款能力出现问题；二是道德风险，包括贷款申请资料不够完善，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建立，申请资料的真实性核实难度较大，部分借款人恶意伪造资料贷款，变现套现等问题；三是市场风险，包括贷款额大于抵押物价值，部分贷款目的用于投资，还款能力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银行不愿以刑事报案方式处理贷款的借款人，造成清收手段的缺失；法律对抵押债权人的保护不足，导致对违约的借款人的强制执行不力，抵押物的变现不足等问题。 目前，网贷平台现状：首先，不是平台太多，而是好的平台太少，总交易量和投资人还有几十倍上升的空间，其次，网贷的风险管理还是非常初级，投资人茫然，没有分辨能力。另外，虽然有不少公司获得融资，但是对投资界互联网金融的投资还是远远不够。网贷平台估值较低。 2014互联网金融中国行活动已于3月20日在北京首发，并于3月22日在南京、5月18日在广州、6月6日在天津、6月24日在石家庄、7月份在北美、9月份在上海、10月份在西安、11月份在深圳成都等多地举行了互联网金融中国行活动，通过互联网金融在全国各地的扎实落地，营造创新的互联网金融发展氛围，实现普惠金融、民生金融、阳光金融在全国的开花结果。接下来互联网金融中国行将走进昆明、长沙等地，并在2015年1月9日，在南京举办互联网金融中国行全国大会，进而促成互联网金融在全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景象。 参加本次论坛的嘉宾包括上海交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刘天鸣、京北金融总裁罗明雄，上海信息服务业行业协会执行会长马海涌、红岭创投董事长周世平、互联网金融联盟CEO魏征、企易贷CEO王道、融金所董事长孙明达、南方创投网副主任王辉、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总裁助理魏舒明、证大财富总经理贺牧、金开贷副总经理段嘉奇、点融网CEO郭宇航、大家投CEO李群林、原始会CEO陶烨、爱创业CEO顾斌、网贷之家联合创始人石鹏峰等。文章选自搜狐证券，2014年12月
2015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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