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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勤：互联网物理化成新趋势
在过去二三十年，我们把物理世界变成数字的世界、虚拟的世界。接下来的30年其实我们要向另外一个方向走，把数字世界互联网的技术、商业模式又送回到物理世界。称之为“互联网的物理化”可能未必准确，但这是一种趋势，可以更好地连接人和服务 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也好，全球也好，其实我们是把物理的世界数字化和虚拟化，文字、音乐、视频、工作的流程，我们把它变成数字，然后连在一块：人和信息连接--浏览、搜索，人和商品连接--电商，人和人连接--社交网络。后面运用各种不同的新的技术使它变得更加有效率，规模更大。 接下来的30年其实我们要向另外一个方向走，是把数字世界互联网的技术、商业模式又送回到物理世界，所以我用了一个词叫“互联网的物理化”，可能未必准确，但这是一种趋势，可以更好地连接人和服务。具体讲起来我认为有三个维度。 第一，万物互联，人和人相连，人和机器相连，有电的地方都有计算，有计算的地方都有智能，有智能的地方都可以相连。接下来的5年我们相连的智能设备会增加5-10倍，包括我们的家电、汽车和整个医疗设备，还有我们的工业制造都会上网连在一块，这就出现了很多的大数据。 第二，互联网拥抱传统产业，出现产业互联网或者行业互联网，这个不仅仅是技术改变，它的商业模式也在改变行业本身的方式，包括产品的开发、营销、推广以及商业模式。现在有一个比较时髦的话，叫“互联网思维”，我觉得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像新闻媒体、广告业、电信产业都受到了产业互联网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颠覆，整体来讲是一种拥抱、融合，是从连接人与信息到连接人和服务的升级。 第三，智能生活和工作。这里面就是人工智能。未来二三十年我认为机器的智能可能会和人达到同样的水平。我们会看到机器人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软件，他会成为你很好的伴侣，他和你交流，知道你需要什么，帮你买东西，做你的助手。我经常讲过去多少年我们是在学电脑的语言、运行的结构，以后应该是电脑更懂你。另一种是真正物理的机器人，为人们创造无限可能。互联网过去十分辉煌，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和改变，但是它真正的影响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那时智能机器人或者在家里面陪伴老人、帮你做家务，或者在工厂会替代许许多多现在的工人，而这正是互联网物理化后连接人和服务对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产业结构带来的变化和影响。目前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文章选自新华网，2014年1月8日)
2015年1月12日 -
王俊峰：税务律师和注册税务师肩负重任 发展空间很大
2014年12月27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王俊峰在“2014中国税法论坛暨第三届中国税务律师和注册税务师论坛”致辞时强调，财税体制在治国安邦中发挥着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的作用，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财税体制改革和财政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财税体制改革成为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税制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加强重点领域立法，为我国法制财税建设提出了目标，也提供了指导依据，今后构建完备的财税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财税法制实施体系，严密的财税法制键入体系以及有效的财税法制保障体系，将是财税体制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 王俊峰讲到当今互联网大数字时代对的传统的法律服务、税务服务和各个方面的服务工作提出了挑战，将来的混合经营、联合经营专业间的互相增殖服务是市场需求的重要方向，所以律师和会计师以及税务师未来的合作领域和空间是非常大的。 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的新变化情况下，王俊峰对税务律师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四点希望和要求，即要服务于国家财税立法工作；维护法制的工作与正义；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要重视防范税法风险，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希望他们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要抓住工作的切入点、着力点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服务保障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律师行业税务管理存在着营改增和个人所得税查帐征税两大问题，一定程度加大了税务风险和税务分担，律师作为知法懂法用法的主体，更应该以身作则，合法依法的纳税，尊重市场竞争规则，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同时特别是作为精通税法的税务律师，我们也希望能够从更为积极的角度为解决律师行业发展的税务管理等问题建言献策提出好的方案，积极稳定推动全行业的税务管理水平。
2015年1月12日 -
沈南鹏：加大TMT早期项目投资比重 与90后一起创业
这个时代，再多的事、再大的事，都可以起于财富，止于财富。而在那些耳熟能详的富豪所辐射的区域里，沈南鹏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他，在以财富创造财富。 作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以下简称“红杉中国”)的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从不频繁将自己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但他在业界的“江湖地位”始终没有被撼动。2014年，沈南鹏被评为年度福布斯全球最佳创投人，而这也是他第三年蝉联华人最高排名。沈南鹏之所以为业界所认可，是因为红杉中国造就了太多明星企业。 “神话”的背后，沈南鹏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从他38岁带领红杉中国在中国本土精耕细作开始，十年间，沈南鹏跨过了“不惑之年”，也经历了中国经济的起起落落。与此同时，他对红杉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思索也愈加深刻。 在奇虎360创始人周鸿的感觉中，沈南鹏就像是一条海洋里的鲨鱼。只要闻到血腥味，这条饥饿的鲨鱼就必然会立刻冲上去。而这条鲨鱼的动向背后，折射出的则是这个时代中国经济的脉络。 互联网领域“挥斥方遒” 正如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所描述的，“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对于近十年的中国而言，2008年是这样的关键时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没有谁能够摆脱中国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影响，而处于风险投资这个永远拥有最敏锐嗅觉行业之中的沈南鹏及其所掌控的红杉中国，也在2008年这道分水岭上变换了思路。 也恰恰是在这一年，沈南鹏跨入了“不惑之年”，并且将一贯的背头改为了清爽的短发。在旁人看来，这或许只是沈南鹏个人形象的一次转换。事实上，沈南鹏改变的不只是形象，还有他以及他所带领的红杉中国对投资重点的重新思考。 在2008年以前，红杉虽已投出不少互联网领域的早期企业，包括大众点评和奇虎360；但我们可以看出，2008年以后，其加大了对互联网行业的投资布局，聚美优品、唯品会、乐蜂网、京东……更在互联网消费、互联网金融领域布下“珍珑棋局”。 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加码投资互联网领域，一方面是顺应了互联网发展的大潮，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沈南鹏自己对行业趋势的判断。“如果要说在过去20年中最重要的主题词，恐怕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崛起在世界上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力和奇迹。”沈南鹏如是说，“阿里巴巴的上市，不仅看出中国企业能够在本土的领先，同时也能够在全球的互联网市场中占据很大的份额。” 目前，红杉中国已经拥有8只美元基金与3只人民币基金，管理着总规模近300亿元的人民币基金。尽管按照红杉中国的惯例，并不会投资一个领域内的两个竞争对手。然而，当树大根深继续向外伸展之时，就难免会遇到“无边界竞争”。在互联网时代，这种尴尬避无可避。 以唯品会收购乐蜂网为例，恰恰是源于双方业务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撞到了一起。乐蜂网董事长李静曾表示，与唯品会战略打通是乐蜂网“自己的决定，事先没与任何投资人沟通”。而沈南鹏也否认了自己在竞争公司之间“作局”的传闻。 “近两年，互联网和消费行业交汇的领域里，出现了一大批提供优秀产品的中国企业。几乎每一个消费的子行业中，互联网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感叹互联网变化的同时，沈南鹏也曾经建议乐蜂网将渠道与更大平台合作，将公司的利益最大化。而这个建议，则是基于红杉中国对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推导所得出的结论。 按照风险投资公司的标准流程，一旦两家被投公司成为了竞争对手，风险投资公司就会建立严格的防火墙制度。例如，投资经理之间不能共享信息，投竞争对手公司的投资经理不能出席公司战略会议，等等。而红杉也遵守了这套流程。 “作局”这一说法或许有些牵强。且不说互联网电商在纵向发展壮大之后都会采取横向拓展势必会导致业务有所交叉，单作为一个风险投资机构，即使在企业董事会中占有席位，根据常规也是需要避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的。在此情况下，当所投资的两家企业商业模式逐渐出现重叠而变成竞争对手时，一方被另一方并购，想必是红杉中国在当时能够给投资人的最优答案。 与“90”后一起创业 在美国硅谷，成立了40余年的红杉资本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在大型机时代，它发掘了PC先锋苹果电脑；当PC大肆发展，它培养起网络设备公司3Com、思科；而当电脑被广泛连接，互联网时代来临，它又投资于雅虎和Google…… 同样瞩目的投资业绩，同样的秘而不宣。红杉中国将红杉资本的基因带到了中国，并在延续着这一传奇。 “做企业家事业的土壤和基石，做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这是红杉中国一直秉承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之下，沈南鹏与红杉中国游走于创业者之间，以手中的资金为支点，为后者撬开一个绚烂而广阔的天地。 2008年，不仅是红杉中国加大投资互联网领域的一年，从其投资策略上来看，其亦不断发力从VC到PE阶段的全产业布局。 特别从2010年开始，红杉中国所投资的大部分公司都是处于第一轮或者第二轮融资阶段。尤其是近期，红杉更是在早期领域非常积极，也做了更多努力。不仅加大了对初创期企业的投资比重，同时，红杉中国还发起了“前方高能！红杉陪你创业去”的活动，为全球85后、90后的TMT领域早期创业者助力。 “TMT领域早期创业项目到了85后、90后主唱的时代，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开放，对市场痛点和机会的捕捉能力更加敏锐，我们酷爱他们的激情与梦想。然而，面对快速迭代的产业和技术周期，创业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红杉中国愿意从旁佐助，与他们一起创业！”在活动现场，沈南鹏分享了他对创业的理解。 投资风格的切换，从红杉中国所设立的基金形式上可窥一斑。 在2009年初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沈南鹏曾说道：“红杉中国在2005年成立了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基金，2007年5月又成立了PE(即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轻’资产和‘重’资产两方面的投资都有涉及。”(详见本报2009年3月30日《沈南鹏：看好周期性行业》一文) 相比齐名的鼎晖投资、弘毅投资，红杉资本在大手笔投资、产业资本运作方面也毫不逊色。虽然红杉不再关注房地产、制造业等传统领域的PE投资，但却紧紧抓住PE领域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机会。仅就2014年而言，红杉掷出的大手笔PE类投资包括物流领域的中通快递、德邦物流；医疗健康领域的稳健医疗、威高集团、鱼跃医疗；消费品领域的韩后；以及互联网领域的陌陌、今日头条…… 模仿、学习加创新 正如本文之前所言，在“投资神话”的背后，沈南鹏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因此，即使是目光如炬的他，在投资中也难免会有失手之时。 在经历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市场低迷严重影响了风险投资机构之前的投资业绩。而市场何时向好无人可以预期， LP(有限合伙人，即投资风投机构的投资人)的钱越来越紧张，也使得风险投资机构普遍“捂住钱袋”。整个行业从曾经的“全民PE热潮”直接掉进了“冰窟”，寒冬、剧变、转折点等成为了挂在投资人口头的“常用语”，不少机构都放慢了投资步伐，更多的重心放在了已投资公司的管理上。 在2009年的第一季度，红杉中国也颇为保守的只投资了四五个项目。对此，沈南鹏颇感遗憾，觉得当时“有一点缩手缩脚”。而其中最遗憾的，是错过了京东的第二轮融资。 于是，沈南鹏与红杉中国开始梳理产业逻辑和行业脉络，同时也开始将VC基金的重心向早期前移，将PE基金的关注点聚焦于重点行业的领先企业。红杉中国的选择，反映出了彼时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大趋势。在这一分水岭之前，恰恰是国内企业IPO的热潮，大量中国本土基金将热钱投向Pre-IPO的项目，赚取上市回报，红杉中国亦不能免俗。而2008年经济周期进入低谷阶段，也给了市场参与者一个冷静思考的机会：风险投资应该如何创造财富才算是成功。 “如果说20年以前，几乎是全世界去模仿硅谷的话，今天在每一个国家，不管是在中国、印度、韩国，每一个应用都是企业根据用户的特征和诉求开发出具有针对性的产品和应用。比如讲我们看到现在像腾讯和百度都已经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当中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亮点。”沈南鹏表示。 “这样的一种创新能力也决定了这样一家公司在本土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如果更多的是模仿和学习别人的技术和应用，恐怕会很快地陷入传统行业当中的红海竞争。这也意味着这些原创的商业模式恐怕很难有机会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走向别的市场。” 在与美国硅谷同样的投资基因之下，沈南鹏让红杉中国变得更加本土化，这或许会让其带着梦想走的更远。文章选自《中国经营报》，作者：何莎莎
2015年1月12日 -
李成：中国民间智库发展之路
智库是美国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智库之于中国似乎是新的领域，近年来则日益成为热门的政策研究话题。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中国智库的发展速度将进一步加快。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很多资金来源，比如来自央企、政府、私企和民间团体的资金投向智库，也将助力智库发展。但是智库的人才积累、研究方式、特色建立、声誉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智库作为政策研究机构，研究成果有着明显的时政性和前瞻性，但同时，研究人员要有很好的学术根底及全球视野，要考虑非专业读者的理解能力，不能自说自话。成功的智库尤其要重视有效的传播，要非常清楚传播的对象是谁一一对政府部门的传播，对学术圈的传播和通过对公共媒体的大众传播在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在国内对国际化智库的概念、还缺乏系统研究和实践的情况下，中国民间智库需要考察与探索国际化的模式，关注国际智库发展的历程与经验，尤其要学习世界顶级智库的运作模式。然而，在特定环境下对中国民间智库的探索与实践并不容易，受资金、人才、政策支持等方面的困扰，是中国民间智库探索与发展的必经阶段。 智库发展最关键的是人才和政策上的推动，而非经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是以一个零售商的名字命名的智库一一罗伯特·布鲁金斯发迹后，于1916年创立了该学会。而中国目前有非常好的条件一一大量的私有企业资金丰沛，他们中的很多人希望能够回报社会，并对政策的探讨和制定融入更多民间的思考。因而不难想象，再过几年、十几年，中国也会出现本土的“布鲁金斯”。 智库选择的人才必须是非常著名的或有巨大潜力的，他们能够不断得到媒体、学术界、国际与国内民众的注意。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入才对智库的促进作用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一一只要能够得到话语权、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一个智库就有可能风生水起。 目前，中国发展智库具备国家发展战略的大环境，在此背景下，智库中的人才要有良好的研究和工作环境。研究人员应当能够决定他们的研究课题、方向、特点，同时还应有一个团队来帮助他们，不要给他们太多来自经济和人事方面的压力。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其研究人员有100 名左右，但辅助人员有近300人，其中包括研究助手和公关、传媒、捐款、行政管理方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而目前中国的智库里“将军”多、“士兵”少，难以形成有效机制。因而，智库的构建必须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工作搭配基础上。 人才虽然很重要，但只靠入才而没有良好的运作模式，有时会把优势变成弱势。对于中国的智库来说，其聘请的专家学者应当在智库里工作、有所贡献，而不是单纯挂个名。毕竟，思想库的首要任务是产出思想，提供新的观念、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近年来，许多退休官员进入智库工作，这给中国智库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促进因素，但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以进为主的“旋转门现象”。近年来也有来自智库（如来自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中青年学者进入政府工作。相信随着中国智库对专业化的重视，包括对海归学者的重用，“旋转门”的单边现象会有所改善。就发展与建立更系统、更扎实的研究，并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均衡而独立的政策分析而言，中国的智库网络仍处在早期阶段。在中国智库面临探索和挑战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一些推动中国民间智库国际化发展的成果。对中国新型智库的定位、大国智库时代政府的作用等也有一些有益的探讨。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在国际上不断增长，以及国内社会的快速发展，建立真正对中国发展起作用的大国智库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借鉴海外智库的发展并与其广泛、深入的交流是必要的。 在中国国情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做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但是，研究之外最重要的是，怎么让研究成果带动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造福于民众，并带来外界对中国发展的了解和认识，这方面中国的智库还需要更多的提升。 “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是布鲁金斯学会近百年的座右铭，也是其成功的秘诀。我愿意把这三句话分享给成长中的中国民间智库，期待中国智库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会更好、更有信心地建立起符合其文化社会环境，有中国特色、多元化、有国际话语权的一流智库，并产生一批令人瞩目的顶尖思想家。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总第689期
2015年1月8日 -
郑永年：中国在海外的形象工程迫切需要改善
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越来越不理解中国。当中国已经活动在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候，世界对中国的“不理解”必然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说，国家形象工程是一个国家软力量建设的需要。这一点，中国社会是具有相当共识的。 因此，中国出台了诸多大型国家形象工程，花费着大量的人、财、物，希望为国家塑造出一个正面形象，至少是一个世界可以接受的形象。 不过，塑造国家形象不是容易的事。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这些工程不是说没有任何效用，但一些工程经常是适得其反。中国越推动，外界的反弹就越大；中国的投入越大，外界的阻力也越大；中国的努力越大，国家形象就越差。这其中也并不都是中国的问题，各种因素包括文明和文化差异、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世界对一个崛起中国的不确定性甚至恐惧等等，都在影响着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但作为主体，中国也必须对自己的努力深刻反思。 先说最大的国家形象工程“孔子学院”。 这些年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在不长的时间里已经扩展到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绩不小。不过，孔子学院从一开始就是各国争议的话题，尤其在西方。在早期，这样那样的争议可以归咎为人们不了解。但那么多年下来，争议越来越大。这不能说仅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或者人们有“偏见”的结果。对这样的文化工程，人们的“偏见”不可避免。但为什么“偏见”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这是需要反思的。最近海外一些名牌大学中止了和孔子学院的合约。尽管背后有很多复杂的因素，但孔子学院的运作方式是主要原因。 就孔子学院来说，有太多的领域需要反思：要不要遍地开花？学习汉语应当不应当成为其核心？要不要资助发达国家的学生来学习汉语？越来越庞大的工程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如果是注重学界精英阶层（例如台湾的蒋经国基金会）是否效果会更好？如果有一个由专业人才组成的团队来管理，要比官僚来管理会否更有效一些？如果采用政府“收购社会服务”的方式，会否更具市场精神？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能够帮助人们改进已经成为制度的孔子学院，使得其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 媒体走出去是国家形象工程的另一大领域。 这里也出现了诸多不小的问题。为了让海外理解中国，把一些党政理论刊物翻译成英文或者其他文字，不仅可以，而且必须。问题在于，这些刊物，人家看中文就很吃力了，甚至看不懂，翻译成外文之后，除了换了一种文字之外，没有人看得懂，甚至更看不懂了。一些海外机构甚至把此类刊物作为垃圾来处理。这是典型的浪费人、财、物，没有一丁点附加值。如果容许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做，重新改写文章，就可以把声音传达出去。 “走出去”了的媒体问题更大。现在也有不少媒体“走出去”了，但不知道“走出去”的目标是什么，是影响中国读者还是外国读者？至少从现象上看，还是中国读者。新派出去的传媒工作人员，和原来中国媒体的驻外记者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还是写些中文的报道，同样刊登在中国媒体之上，和当地的民众没有一丁点关系。这是人走出去，不是媒体走出去，并且服务对象仍然是中国民众。 为了增加在海外的影响，有关部门也收购了海外当地的一些小媒体。但这些媒体大多同样是华文媒体，本身并没有什么影响力，收购与不收购没有什么区别。更有甚者，收购这些小媒体之后，很多文章都是中国记者写好了，发到这些小媒体上的。（很多又被中国的媒体当成海外产品转摘回来。）这种做法实在叫人找不到任何理性。 中国的媒体喜欢转载引用外国媒体的产品。关注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是应当的，引用外国人的看法也是中国开放的一种态度。美国人就自以为是，从来不关心他国对美国的看法。作为新兴大国，中国和美国不一样，这是好事。但这里也有问题。无论是对中国正面的评价还是负面的批评，不难发现中国的大媒体经常引用一些只有中国人才知道的外国媒体。这些媒体在海外毫无影响，主流社会并不知道它们的存在。 “文化”走出去方面也存在这个现象。 例如，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几乎被中国艺术家包下了。中国送出去一个又一个的演唱家或者演唱（演奏）团。那么频繁，哪来的听众？因此，一次一次地免费送票。当地的一些华侨已经变得不厌其烦了。幸好，这个现象最近已经被有关部门注意到，在纠正或者阻止其延续。 还有一个是“炒股”现象。 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应当具有包容性，容许人家的批评，甚至攻击。但有关当局体现不出来这种包容性，结果导致什么样的小事情都要反应。本来一件小小的事情，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但经中国高调的反应，变成了大事情。这是“炒股”现象。本来这只股票没有任何价值，但经过中国用一国之力来炒作，就大大抬高了股价。很多海外的反华“英雄”，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 类似现象极其普遍，体现在国家形象各个工程之中。随着国家的崛起，这方面的投入已经很大，也会越来越大。也就是说，这是一块很大的利益，不仅既得利益要追求更大的财政投入，而且也吸引着更多的新利益来加入分享。更为重要的是，这个领域大多属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性比较敏感的，各种利益都可以高举所谓的“爱国主义”旗帜。爱国有理，出了一些问题又怎么样？“爱国主义”是这个领域人们的保护伞。没有人会质疑批评。但现状在于，投入越大，越是适得其反。人们或许不容去质疑这个领域的“爱国主义”，但结果是在大大损害国家利益，是“害国主义”的表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里仅仅举一些容易观察得到的因素。 首先是缺乏专业主义精神，过度政治化。国家形象工程当然是政治，不讲政治不行。问题在于，怎样讲政治。可以通过专业主义来讲政治，也可以通过政治方法来讲政治。在中国，人们习惯了用政治方法讲政治，也很自然把它延伸到了海外。这种高度政治化的形象工程一到海外，要不到处碰壁，要不效果不好。如果专业主义精神不能弘扬，国家形象会越来越不好。其实，如同所有其他领域，提高中国人所说的“文化精神”的是专业主义精神，绝对不是官僚政治。去掉国家形象工程领域的官僚主义便是要务。这方面，中国可以从其他国家学到很多很宝贵的经验。 其次，GDP主义也一直主导着国家形象工程，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形象工程是否成功的标准。对GDP主义者来说，质量不重要，重要的是数量。结果，第一，国家形象工程要多。每一届领导要做，各个部门要做，各级政府也要做。第二，数量扩张也表现在每一个具体的项目上。对孔子学院来说，是学习汉语的人数和各种项目的数目；对海外宣传来说，是文字和篇数的数量（撰写、发表、转摘等）；对文化走出去来说，是演出的数量，等等。 再次，中国机构不协调。国家形象工程几乎已经成为全社会工程，不知道有多少部门和机构在做。在众多的部门和机构中，没有一个有权力的机构来协调。结果，大家都互相竞争、内斗，谁都不去重视质量，而从事谁都可以做的、低层次的、毫无附加值的东西。数字一大堆，就是毫无质量。再者，无论是国家形象的塑造还是国家形象的“走出去”，都要求具有充分的海外知识。但那些懂得外部事务的部门和机构没有权力，不懂的却权力大得惊人，这就造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国家形象工程迫切需要一个有权力的协调机构。 从更深层次看，这种现象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仍然没有走出近代以来接二连三被列强打败的“国耻”感。中国从前受其他国家欺负，现在崛起了，这些国家不能接受中国的崛起。包括一些领导在内的很多国民不能超越“国耻”感，国家因此不能体现出大国的容量和气度。海外什么样的对华反应，只要不是正面的，都要回应和反击。这就导致了一种局面：越反应和反击，双方的冲突就越严重；冲突越多，国家形象就越不好。美国是大国，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骂美国，但美国从来就不回应。做大国就是要被挨骂的，中国的国民显然还没有这种心态。 中国刚刚崛起，在学做大国，很多不想要的事情的发生，也具有必然性。任何大国在其走向大国过程中，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学做大国需要交很多学费。但是，对中国来说，要尽量少交学费，尤其是要避免交了学费还导向反面效果的情形。 （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4年12月16日）
2014年12月18日 -
汤敏： MOOC圆教育公平之梦
导语：为期四天的 “双师教学项目2013-2014学年总结会暨中小学1+1慕课教育项目培训会”，2004年8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举行。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汤敏先生，针对双师教学项目做出精彩发言。 发言内容整理如下： 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感到非常感动也非常激动。一年前，我们跟人大附中刘校长合作开始了这个横跨五个省市、13个乡村学校的实验。 一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这个实验扩大到18个省市，130多个学校去。 感动的是，这一年来人大附的李颖、刘蓓老师等第一课堂老师的不畏辛苦，整整一年时间，每天都在摄像头下精心备课、讲课。 第二课堂的老师们更辛苦。我们跟人大附的周校长到下面去调研，北师大的评估小组也到了各个学校评估，我们还请了光明日报的宋晓梦记者到了各个学校去做了好多调研，我们都共同见证了第二课堂的老师辛苦的辛勤工作。他们不但要花大力气使班上的同学能跟得上人大附中的课，自己不但正课时间，晚自习时间还要辅导，帮助那些跟不上的学生。 我们强调双师教学中当地老师的作用，这从根本上来说跟在全世界正在兴起的慕课有所不同。慕课基本上是单向的。但是，根据我们贫困地区教育严重落后的特点，在双师教学中，第二课堂的现场老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对第二课堂的十三个试点校的教师们表示敬意，对今年马上要开始新的试验老师们表示欢迎与感谢。相信一年以后我们在这个地方重新会合的时候，你们会有更多的话、更多的感觉、更多的体验和大家共同分享！ 下面， 我谈一谈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双师教学试验，我想有三点： 首先，这是解决教育公平的一个根本出路。 教育不公平是全国老百姓抱怨最多的一个事情之一。教育不公平其实不仅在中国存在，全世界教育都不公平。为什么即使是在美国，也有学区房，也有好学校、差学校之分。对教育不公平问题，大家现在关注的比较多的是硬件上的不公平，而对教学质量的不公平，教师水平的差距， 这才是教育不公平最核心的部分。我们想一想，40年代的时候， 西南联大要从硬件来说肯定是最落后的，都是在草棚里上学。但依然出了很多院士，出了很多大师。现在的教育不公平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把大量的资源都放在硬件上，把学校盖好了，我们把教室、课桌椅做好了，就能解决教育公平问题吗？显然是不行的。因为教师之间是有差别的。教育质量好的老师都跑到城市里去了。传统的方式下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双师教学恰好能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我们把中国最好的人大附中课程直接上到乡村学校中去，我们现在能够上100多个学校，未来就可以发展到一万个学校，100万个学校。我们可以把人大附中这样的课上到乡村学校中去，也可以把北京四中的，把黄冈中学的，把各种水平的课都录下来，把它放在网上去，由乡村学校的老师根据自己学生的情况，来选比较适合的课程。这样乡村学校的学生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学到一流的课程，这时教育才有可能是公平的。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是解决教育质量公平的根本出路。到目前为止，还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办法。 其次，教育改革应该贫困地区优先。 应该说， 在这十几年来， 各个地方也做了很多的教育改革、创新实验。但是一般说来这些教育改革都先在好的学校，都先在城市开始试验，再慢慢试验到县城，最后才到乡村。而我们这个方式是反其道而行之，把最先进的教学理念，最先进的教学方法率先放到最贫困的地区试验。这绝对是一种历史性的创新！大家知道，慕课就是两年前在全世界刚刚开始的。2012年是美国的慕课元年，2013年是中国的慕课元年。 但是全世界都把慕课运用到高大上的学校中，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种好的地学府。而我们却率先把慕课这些最先进的教学方式首先放在最贫困的农村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大突破。教育改革为什么不能从最薄弱、最有需要的地区开始呢？我们实验证明了，这种方式照样可以在农村运行。 这个试验也在强化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说，未来的教育改革，先进的实验，在有可能的情况下， 要贫困地区的学校学生优先。 最后，双师教学是一个跨界合作的典范。 在双师教学的试验中，大家看到了，有人大附中这样好的学校、好老师，有财政部与民政部的民政部的支持，还有友成基金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来参与，还有很多企业像阳光100、深圳的中科智、北京的远洋集团等都来支持这些项目。由学校、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一起来跨界做教育改革的实验，这也是双师教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人们很奇怪说为什么友成基金会会参与教育？首先友成基金会本身是一个扶贫基金会，我们关注的就是贫困地区的减贫。 教育不是我们直接工作的领域，但是我们可以跨界与人大附中这个中国最好的学校来合作。现在很多的创新都是跨界的来创新，有时候跨界能够有些新思路，出新办法。大家不是听到网上的一个段子嘛：中国移动斗了几十年才知道腾讯是他最大的对手，工商银行竞争了几十年才知道马云是他最危险的敌人。现在这个各行各业都在跨界创新，教育界也不例外。 总而言之，我觉得除了在慕课的教学方式上有创新之外，双师教学是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是在教改中让贫困地区优先的问题，在跨界合作问题上，我们都有创新。 当然，在双师教学中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个班里头好的、中等的学生在双师教学下能学的很好，但是基础很差的学生就不行。在我们的实验班中，有些到了初中一年级连99乘法表都背不下来。这样的学生当然跟不上，类似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我们正在想办法。还有教师培训的问题。对参与双师教学中教师也得培训。贫困地区的老师从来没有没听说过这种办法，需要大量的培训。最后，我们现在目前只做了一门课程就是数学。那么语文行不行？别的学科行不行？这些都得试验，因为只有试验才能说明问题，只有摸着石头过河才能慢慢解决这些问题。 下学期我们还准备再做另外一个实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贫困地区很多的课开不出来，比如说小学的英语课，音、体、美都开不出来。 所以下个学期我们准备在20个学校里面试验没有英语老师的英语课。 我们现在找了一批老师把小学三年级第一册的英语课做成微课程，并且处理好学生互动的问题。在英语课上，有一个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盯住就行了。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英语可行，我们照样可以把音乐、美术、以及其他课都做下去。 我们还准备组织一批退休老教师成立双师教学辅导团，来帮助老师们做好试验。去年广西的几个学校做的比较好，是因为广西有一批退休的老师在下面帮助他们。能不能把这种模式推广，我们在全国组织一批这样的退休老师巡回到各个学校，去帮助下面的老师总结经验。 除了在中小学之外我们在大学也在做试验， 做大学生的创业课。 ，跟北京大学合作，上学期我们把这个创业课上到60多个大学里面，从9月份开始， 这个课就要上到全国近百个大学中。这是一个学期的学分课，主课堂就设在北京大学。 通过互联网把课直接传到其他的学校去，其他的学校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互动。 我们正在跟北京开放大学的胡校长在探索怎么样把创业课进一步的推广。下个学期我们还跟一些企业合作，像龙源公司将会给我们所有的实验学校免费提供几千个各种各样的电子杂志。我们还会跟很多的企业合作，把这些资源能够推送到贫困地区去。这些都在实验、都需要不断的摸索。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的是刘彭芝校长把人大附中的这么好的资源开放给这么多的贫困地区来分享，希望我们一起合作，在中国，能在教育不公平的这个世界难题上创出一条路来。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4年第8-9期
2014年12月9日 -
宗馥莉：我们是最尴尬一代，被70后压着被90后赶着
“你最近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卓尔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阎志、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宗馥莉、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朱钰峰等著名企业家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孩子；建立了产业园；服务了客户…… 这是11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第十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青年企业家代表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中发生的场景。目前，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共有会员1938名，其中35岁以下占47%，研究生以上学历占31%，本科学历占64%。协会还吸收了港澳台特邀会员36名。 “我们是最尴尬的一代，被70后压着，被90后赶着。”著名的“创二代”宗馥莉语速极快。 在公共活动露面时，2014年福布斯中国商界女性排行榜上排名第八的这位女企业家在公共活动露面时，总是免不了频频被提及与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宗庆后的父女关系。在场另一位总和上一代一起被提及的80后是朱钰峰，他父亲朱共山是光伏行业的巨擘。 “90后创业没有包袱，所以他们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能力的实现。而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应该说过往的经历是比较正统的，毕业进公司开始历练或者是工作。”朱钰峰说。 承前启后 朱钰峰说：“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讲，（父亲）他应该算一个偶像级的人物。我一般都会叫他董事长。” “我在家叫（宗庆后） 老爸 。” 宗馥莉笑着说。 经过高中、大学八年的海外留学岁月，2004年，宗馥莉以新人身份回到娃哈哈，并没有立刻进入决策层，2010年才担任娃哈哈旗下杭州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据报道，她“非常勤奋，经常是第一个去，最后一个走”。但她表示，现在的她看起来不那么拼了。 “我父亲是亲力亲为做每一件事情，他觉得这样有更多的成就感，但是我觉得一个企业家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附在一个人身上，这个风险就高了，所以我希望打造人与人之间的共赢。”宗馥莉说。 宗庆后曾在2013年全国两会时表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第二代大多有留学背景，一大半不会接班，而自己的企业“规模比较大，也比较先进”，所以女儿“可能还看得起”。 宗馥莉坦陈，和她差不多的“创二代”基本都是在国外留学，西方文化崇尚标新立异，也非常有创新性，但是自己还是需要回到国内这个大环境里面。 “在这七八年里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认同别人的东西，也希望学到更多，通过公司的企业文化去传递到每个员工身上，这样的话，社会也会根据我们的一些变化去变化。”宗馥莉一字一句地说，“不要把我们看作是二代，80后本身也有一代企业家要出来，我们扮演的可能更多的是承前启后的角色，我们除了要传承，同样也要发展。” 对低调的年轻高管朱钰峰而言，父亲那一辈人最大的特质就是勤奋，但也有开放和创新。协鑫集团从一片荒地起家，2011年技术改革，扩建了三条当时全球最大产能的1.5万吨生产线。自主研发的太阳能原材料多晶硅和单晶硅在产品技术上步入世界一流水平。这是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 “（我对父亲）不是听从，但是我觉得成功的人一定有成功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就要否定他，或者我是他的小孩他就要否定我。”朱钰峰说。 热 爱 “我觉得这两年我最幸福的事就是昨天我们的股价终于回归到我们的发行价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于腾群的话，引发台下企业家一片会意的笑声，“我们的市场价值得到了回归，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价值再次得到了认同。” 于腾群现在的要务之一就是盯着资本市场。他清楚地记得A股发行价是4.8元，最高到了12元，去年跌到低谷，2元钱左右，所有人见到他都问股价什么时候升上来。 于腾群觉得，这是一家老企业，也是新企业。中铁所属的中铁山桥集团历史可以追溯到1894年成立的山海关机器厂，直到2007年9月12日，以整体重组、独家发起的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12月3日正式A股上市。 70后于腾群从西北政法大学毕业后进入了这家老资格国企的西安铁一局，距1989年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成立不到一年。他专注的就是把本职岗位规定的职责履行好，每完成一件工作，领导说“小伙子不错，继续努力”。 于腾群后来转到总部，接触到青藏铁路的修建工作。在青藏高原的风火山4800米左右的地方，中铁建了一个科学观测站，每天早、中、晚三个时间点固定地去测量温度、风向、风速以及冻土的变化情况。说是观测站，就是一间房子，没有电视，只有两个人守在那儿，父亲去世了，儿子顶上去。也是这么间房子，从1950年代初一直到2000年初，一天没落下，积累了世界范围内都少有的、非常翔实的数据。2001年6月，青藏铁路破土动工，3万人在4000多米海拔上扛着氧气瓶作业。当时面对的三大世界性难题——高原冻土、高原缺氧和环境保护全部被攻克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逐步地成长起来。所以你现在问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觉得就是热爱。”于腾群说。 现在，这家拥有将近300万名员工的中国中铁是全球最大的集团建筑公司之一，在世界五百强当中排名第86位。中国目前在建和已经建成的2/3的铁路、60%的地铁和1/10以上的高速公路，由这家老国企建造。 于腾群每天要和很多境外投资者接触，他就给人家讲这些关于热爱的故事，他觉得这里一定有投资的价值。 创业环境 “请各位企业家为所在地区的创业环境打打分吧？满分100分。”现场有人提问。 阎志觉得，对外省企业来说，武汉可以给100分，因为“武汉的高校特别多，有130多万在校大学生，是中国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在校生最多的城市之一。武汉也是继中关村之后中国第二个自主创新示范区，已经产生了很多优秀的创业企业，武汉人很厚道，胸怀也很宽广，大江大湖养育了很好的心性”。 宗馥莉指出浙江的软环境其实可以再提升一下，比如高学历人才都是在北上广，这方面需要更多努力。于腾群认为北京的创业环境不错，但也有对一个更公平的市场环境、更法治的创业环境的期许。 “中国发展太快了，民营经济规模还不够大。”北京国能中电节能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白云峰也觉得有不完美的地方。 “我很难定位自己是一代还是二代，在座有很多可能跟我一样，大学毕业以后先在体制内干，然后某一个时间点辞职并创业。”白云峰说。1975年出生的他1999年加入国资企业北京国华电力有限公司，是当时唯一的非电力行业发电公司。 白云峰既当选过年度经济人物，又做过年度时尚先生，他感到今年最幸福的事情是和浙江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把燃煤的污染降到比燃气还低，“这项成果未来有望缓解肆虐的雾霾”。 创业以后，他在博客、微博上的签名都是一句老话：本分守正，天道酬勤。“有的时候就有不追求完美，就会觉得不进则退 的感觉。” 白云峰说。 “任何价值观的形成，都是大家共同创造的结果。一方面，我们要推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任何价值观的形成不是由一部分人来制定，让另一部分人来遵守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应该是我们不同的人群共同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形成创造新的贡献。”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党组书记皮钧认为，企业家人群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价值观不是自己“讲”出来的，是在实践中被他人“读”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引导青年企业家把个人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统一起来，并引导他们通过实践，不断和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章选自《中国青年报》，作者：王梦影，陈璐）
201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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