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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继铭：中国投资占比已超“大跃进”
今年三季度，在经济增速整体下滑的同时，经济结构呈现出积极变化。 第三产业的比重在继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速度快于工业，这是继去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第一次超过工业以来，继续延续这样的趋势。 而且，今年以来投资增速继续高位放缓，出口增速换挡，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继续增强，前三季度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48.5%，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7个百分点左右，整个经济再平衡的态势比较明显。 但是，从地方政府规划的巨额项目看，从国家发改委一个月内公布的7600亿的基础投资看，从中国储蓄率位居高位看，政府的投资惯性依然持续。 在“三期叠加”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和消费何去何从？财新记者专访了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暨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 财新记者：未来投资和消费的比重将呈现什么变化？ 哈继铭：从目前的经济结构来看，未来需要努力降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意味着消费要起比现在更大的作用。但是，不是不要投资，增长的动力依然需要投资和消费并举，出口在里面也应当起到一定的作用。三驾马车需要一个平衡的关系。 不同阶段，经济结构呈现不同的特征。就过去二三十年来看，投资起的作用过大，而投资所创造的产能，不能被消费和出口所完全消化，就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出现了投资效率下降的问题。目前来看，这些问题亟待解决，就是目前政府所强调的要“调结构”。 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失衡状态，主要表现在投资在GDP中占比过高，现在高到什么程度？根据去年的数据，投资占GDP的比重是47.8%，无论是横向和纵向比分析，都过高。 横向，跟其他国家相比。过去韩国和日本的投资占比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以前最高达到过40%，而中国47.8%的水平要远远超过他们历史最高值。韩国和日本是过去的记录保持着者，现在中国刷新了他们。 纵向，和中国过去比。中国曾经投资在GDP中占比最高的时候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达到了42.8%，而现在已经升到了47.8%。因此目前中国经济有必要进行结构调整以降低投资率的水平。 财新记者：将来中国调结构的轨迹是怎样的？调结构当中，经济增长又会呈现怎样的态势？ 哈继铭：如果中国政府下决心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将经济结构调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不可避免地就将伴随着经济增速的明显下降。 如果这种下降的程度是被认为不可接受的，那政府就可能选择速度慢一点的调结构，经济增速也可以下降的缓慢一些，但是这种缓慢不是没有代价的。它的代价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投资效率依然是比较低下的，而且会产生金融风险，债务不断地上升。 我们做了两种情景假设。第一个假设就是本届政府在任期内，把目前高达47.8%的投资率，到2022年降到40%，那么2014年到2022年八年期间，GDP平均增速将下降至5.3%。 在这种相对比较快的调结构的假定之下，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也比较快，但是中国的债务将会比较稳健，估计社会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在2017年达到顶峰，之后将会逐渐下降。 不过，在这种情景假定下，就实现不了2020年GDP翻番的目标。要实现目标，GDP年增速还需要保持6.7%至6.8%。 那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方法，既能够翻番，又能够调结构呢？这种方法是有，但也是有代价。这个方法就是把调结构的时间拉长。 第二种情景假设，到2027年，才把投资率调到40%的水平，就是留下一部分问题让下届政府去解决。如果这样，未来的七、八年时间，中国经济增速平均将达到6.8%，能够满足GDP翻番的目标。但它的代价就是社会总债务占GDP的比重是逐渐上升的，到2027年与GDP之比将接近300%，而中国现在已经超过200%，债务风险将越来越大。 在投资占比调降的过程中，一定要求投资增长速度要慢于消费，因为出口将来肯定指望不了。否则，投资占GDP的比重还会逐年的上升，可能将来都能飙升到50%。 消费要和过去相比，一定要起更大的作用，并且消费增速一定要快于投资增速，才能够把如此之高的投资率逐渐地降下来。 财新记者：但是目前政府在稳增长中依然在强调基础设施投资。 哈继铭：从缩小区间差异的角度来讲，目前所做的基础设施投资有积极作用，基建投资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样的投资，在一个国家债务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值得做而且风险小，但是中国目前的债务率不断上升，所以不得不考虑它的风险，在财政金融上的可持续性。 把最近几年基础设施投资区域间的分布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做一个对比，90年代末，中国遇到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影响。 可以看到，当时人口越密集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就越快，带动的企业和就业也就多，从而促进了税收增长，财政也可持续，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近几年的情况是，人口密度越低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就越快，出现了和90年代正好相反的一个现象，财政上的可持续性，债务上的风险、偿还能力，可能就会受到一定的挑战。因为人口稀缺的地方，财政能力往往都是比较薄弱的，如果基建是当地政府做，那么它的这些债务是不是能够偿还，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如果基础设施行业的价格能够放开，能够盈利，它会吸引私人部门介入，但是很多基础设施行业完全是公益性的，而且即使收费，也很难反应真正的成本。 这种投资的回报率是比较低的，在多大程度上能吸引私人部门的介入，就目前来看，我不是特别的乐观。在很多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大部分都是政府提供的，也都是免费的，比如美国的高速公路，很少遇到收费的现象。 财新记者：那支柱产业——房地产投资呢？ 哈继铭：政府对房地产真的有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因为房地产占经济的比重太高，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占GDP达到32%，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经济都跟房地产有关。房地产绑架了经济，也绑架了金融。 房地产过快的下降，不仅会拖累经济，也会使得金融风险过快的暴露出来，所以完全可以理解政府不愿看到房地产大幅的下调。 但从长期看，由于人口因素，房地产需求会减弱，因为老龄化到来以后，买房的人逐渐减少，卖房的人数量逐渐增大。如此，剩下的一个房地产推手就是城镇化了，但是城镇化这个概念这几年已经被过度透支了，房地产的存量非常之大，截至2013年底，在建面积就达到了48亿平方米。 而城镇化的速度这些年一年也就是1900万人，假定他们每人买33平米，也就是三口之家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那也需要八年才能消化完目前的在建存量，更何况他们中有部分还买不起城里的房子。上述48亿还不包括已经竣工但尚未售出的房子，也不包括已经售出却还空置的房子。 房地产的存量过大，未来的下调不可避免。目前政府所出台的扶持房地产的政策，也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财新记者：就投资而言，您认为未来应该投在哪些方面？ 哈继铭：中国的很多领域还是值得投的。在人力资本、医疗、教育等这些方面还是有必要加以投资的，以提高人的创新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高科技领域，如何研发自主品牌产品，增强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也是需要投资的，研发方面的投资，中国在这方面是很稀缺的。当然这要伴随知识产权的保护，不然大家没有动力去投资；另外也要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不能让很好的、有创新能力的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充分实现价值，就不利于鼓励创新，既使有创新，最后全跑到海外上市去了。 另外，还有一些新的领域值得投资，我笼统地把他们称为“为中国制造领域”，以前以中国制造为特征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都很多，但是互联网、电信这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强，这些投资显然还是不足，电商、网游等完全可以放开让私人部门去投资。 旅游休闲行业、体育产业、文化娱乐产业、养老行业等这些行业有很大发展空间。 但是这些产业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总体来看，一方面，旧的产业占比太大，短期内又很难有新的产业全数弥补，另一方面，新产业投资过快的话，它也会带来短期内债务的大幅上扬。所以未来总投资增速将会在整体上趋于下滑。 财新记者：对于消费的成长，政府应该做些什么？ 哈继铭：消费的增长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收入因素，一个是财富因素。收入是流量概念，现在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也就是工资每年在上涨，这本身对消费就有正面推动作用。 除了劳动收入，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比如说储蓄收入，是被人为压低的，因为利率没有市场化，存款利率过低，其实就是等于中国的老百姓在补贴企业，中国的存款者在补贴借款人，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状态，现在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如果没有这种补贴，既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也有利于推动消费。 收入效应，就是要通过要素价格的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来实现。另外政府也可以起比较大的作用，因为很多老百姓不敢消费，有后顾之忧，这方面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财政手段支持消费。 例如，当前中国医疗教育公共消费占GDP的比重5%至6%，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很多国家这个比重都在10%以上。 就财富效应而言，很多年都让地方政府享受了这种财富效应，主要就是土地，尤其是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卖地的大部分收入都进了地方政府财政，如此只能推高投资，而不能推高消费。 试想如果土地转让的收入大部分都归农民所有，那将推高消费而不是投资。如果政府能在土地流转和所有权方面有所改革，使得农民拿大头，地方政府拿小头，这样才会有一个财富效应的转移。 财富效应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财富需要从政府、国企向私营部门、家庭转移，才有可能在短期内对消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推动。 （本文选自财新网 记者：李雨谦）
2014年12月9日 -
张懿宸：中国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容忍度高于美国
中国网财经2014年9月12日讯 (记者 马艺文) 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昨日在出席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重塑中国金融业”分论坛时表示，我国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的容忍度非常高，“如果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在美国市场做同样的事情，美国监管层一定不会这么包容。” 张懿宸称，历史上中国在形成完整的金融系统方面比较落后，因此互联网金融或许可以成为超越美国的机会。“马云说在美国电商不会是主菜，只能是餐后甜品，因为美国的现代商业已经发展得很好了。而在中国，电商有可能成为主菜，互联网金融也具备这个潜力。” 张懿宸表示，我国监管层对互联网金融的容忍度非常高，“如果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在美国市场做同样的事情，美国监管层一定不会这么包容。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文章选自中国网
2014年10月11日 -
王广发：70%精力放在学校
北京王府学校校长王广发，已连续几年获得园丁奖评选活动的优秀校长奖。虽说他创办的北京法政集团拥有三十几个产业，他本人也非做教育出身，但目前他“把70%的精力放在学校，集团挣钱支持教育产业，实现教育接轨国际、引领国际。”王广发认为，在中国与世界接轨、产业转型的新时代，中国的教育必须与国际全方位接轨，努力培养适合时代发展的国际复合型人才。 追求全方位国际教育 新京报：王府学校是一所国际学校，在你眼里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国际教育？ 王广发：从宏观来看，我认为教育要真正按照产业转型标准来进行人才培养，真正按照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速度，把教育、人才、产业、经济结合起来。要正确理解何为国际教育，首先要具有国际的视野，这种国际视野势必给孩子带来国际知识结构的转型、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能够看到世界并适应国际市场，在全球的国际舞台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 我认为追求国际教育是全方位的，不是请几个外教就能够满足。在这方面，王府学校追求教学方式国际化、教学教材国际化、教学环境国际化、校园文化国际化、校园环境国际化，利用信息化去满足教育与国际化接轨。 应对多元化国际教育 新京报：你认为王府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特色是什么？ 王广发：王府学校用国际课程多元化、师资队伍多元化、考试多元化、应用技术信息多元化来应对国际教育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我们的学习体制，决定了孩子全方面素质的培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他们在这里学习美式、英式的课程，接受美国新教学法，综合提高应变能力、自制力、自信力、自理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用新视觉辩证法看待、判断、处理事物发展。获得各种与国际接轨的创新思想、开放性思想。这些孩子与国际化接轨，最终会走入发达国家的大学。应该说，我们与其他学校培养孩子的基本标准是不同的，有它的路径，有它的路线图。 教师培训走向国际化 新京报：对国际学校而言，最难的是找到能教好国际课程的老师。学校在师资招聘和培养方面有哪些心得？ 王广发：王府学校的师资结构达到“40：40：20”，即拥有40%外籍教师、40%海归教师、20%中教双语教师。学校教师团队每年都与国际一流大学、教育机构展开交流。如和美国北卡各大学教育学院、商学院、教学法研究所有合作项目，选拔老师全程带薪到那里读教育学硕士、博士。还有一些教师中长短期的哈佛教育学院面授、远程项目。 高中全实现移动教学 新京报：王府学校在在线学习、移动教学方面会有哪些动作？ 王广发：王府学校非常重视信息化的建设，已完全实现了卫星、网络、平板、视频互动。今年，王府学校1270名高中生将完全实现移动教学。王府学校的移动教学应该说完全实现了这样的基本的标准，通过卫星、光纤、计算机、Ipad、手机，通过美国的远程视频教育教学、采取视频互动的模式实现了王府学校及盟校移动教育的重大突破。 投资建国家级实验室 新京报：你认为国内国际学校的发展正处于什么阶段？王府学校在今后有哪些发展规划？ 王广发：目前来看，国际化教育规模发展在国内仅仅是一个开始，可以说北京等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率先探索了教育与国际接轨，为全国国际化教育的发展起了一个带头作用，或者说样板示范作用。 今后我们会加快推进建设立体综合的国际化学校，在教育信息化、移动教学工具、社会实践活动、教材教法更新引进、教师队伍建设、考试升学指导、创新创业意识等方面把学校办得更好。 今年我们会投资2500万元建设国家级的实验室，这在全国中学中也是少有的重大决策。据我了解，我们的孩子走进美国大学到了大二、大三根本进不去实验室，尤其是生命科学实验室。我们的孩子要进行国际化素质教育，适应学生试验的国家级实验室在中学必须要有；同时，今年学校也会投入7000多万元，对校园进行改造、博士工作站建设，让其信息化完全符合国际化标准，甚至超越我们国家中学乃至大学的标准。文章选自《新京报》
2014年10月11日 -
陈启宗——谈公益捐赠 论家族传承 话中国智库
日前，陈氏兄弟捐赠哈佛大学医学院3.5亿美元这一新闻成为全球新闻媒体的头条。恒隆地产董事长、亚洲协会联席主席，同时也是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的陈启宗先生一直关注和支持公益事业。在今年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做主旨演讲时，陈先生谈到了他对公益慈善事业的观点，表达了一种秉承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努力实现“中国梦”的人文理念。 作为拥有香港上市公司恒隆集团和恒隆地产的陈启宗、陈乐宗兄弟宣布，通过家族基金“晨兴基金会”，将向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支持该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他践行了他说的话--“用一种制度化、高尚的形式把财富传承下去是一个好的、安全的方法，也能够提升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获得更大的尊重”。陈启宗先生曾在公共场合表示：“几十年来，家里有一个传统，就是钱不留给子孙后代，给他们尽可能好的文化和道德教育就可以了。钱更重要的用途是为了公益事业，用以回馈社会。因这样的家教背景，由我接管家族生意之后，也就从此走上了热衷慈善事业的路”。 在这次接受陈氏家族3.5亿美元的捐赠后，哈佛大学亦表示，将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更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以纪念恒隆已故创始人、陈氏兄弟的父亲陈曾熙先生。 陈曾熙1960年创立香港恒隆集团，在他去世后，陈氏家族目前仍然为恒隆集团的控制性股东，并于1997年创办了家族基金“晨兴基金”，由陈乐宗担任董事长，投资教育与其他科学、科技相关企业。陈氏兄弟在福布斯杂志2014年香港亿万富豪排行榜中名列第17，净资产合计29.5亿美元。追溯与哈佛大学的渊源，并不难发现，陈乐宗于1975年和1979年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哈佛求学期间，他父亲陈曾熙曾来校探访。恒隆因此称，家族基金会通过向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捐赠的方式缅怀陈曾熙至为恰当。 这笔3.5亿美元的捐赠，不是陈氏家族首笔在教育领域内的捐赠。此前的2011年，陈氏兄弟还曾向浙大教育基金会捐赠225万元，用于支持“文化中国未来领袖人才”培养计划。1996年始，陈启宗和晨兴集团在北京大学设立助学金；陈氏家族近期另一笔大额捐赠是，1亿港元捐建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陈启宗先生认可儒学的现代价值，强调增进现代人的士大夫精神，他修复了故宫的建福宫花园。 这个典型的香港“富二代”，对他所喜欢的非政府组织、文化和教育基金会，均出手阔绰，而且长期坚持。但对自己的儿子--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富三代”，他却表现吝啬，在儿子工作之后，他就不再提供资助，由其独立发展。对此，陈启宗解释：“几十年来，我家里有一个传统，就是钱不留给子孙后代，给他们尽可能好的文化和道德教育就可以了。钱更重要的用途乃是为着公益事业，用以回馈社会。因这样的家教背景，当先父陈曾熙先生于1986年离世，由我接管家族生意之后，我也就从此走上了热衷慈善事业的路。” 陈启宗先生是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执行委员会主席、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会会长和香港发展论坛召集人，热爱社会活动。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博士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表示，在香港企业家中，像陈启宗这样具有国际视野的不多，关注智库的不多，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不多，在国际和国内都有影响力的不多。忙碌的企业经营管理之余，陈启宗乐于花时间参与、组织智库发展，推动国际交流。据王辉耀所知，陈启宗最近两次组织中国企业家参访以色列，每次参访人员都有二三十人，受到以色列总统和总理接见，推动了两国在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合作。“他是社会活动家，也是民间外交大使。”王辉耀说。 谈起邀请陈启宗先生出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王辉耀博士说：“目前，陈启宗先生积极推动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发展，今年他受邀担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在今天8月12日举行的2014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层会议上，陈启宗先生表达了他致力于支持中国智库发展，推动中国智库国际化发展的新理念，他再次强调了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智库的建言献策与发挥民间外交的桥梁作用。在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陈启宗先生又对来自海内外的留学人员发表演讲--(一)、希望中国下一代没有“出国梦”；(二)、国际人才要做专才，更要做“通人、通才、通士”；(三)、抓紧时间办一些好事，用你的知识、时间、钱回馈社会”。 出席活动时，陈启宗的个人职务，除了注明恒隆地产董事长的身份，现在紧随其后的是亚洲协会联席主席。亚洲协会由美国洛克菲勒家族于1956年创办，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在世界各地都设有海外中心，其宗旨是向世界传播亚洲文化。2011年，陈启宗开始接任联席主席，在此之前，他已担任副主席多年。 亚洲协会并非陈启宗任职的第一个社会机构职务。他的个人资料显示，他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国百人会、雅加达战略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他曾任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太平洋国际政策协会、艾森豪威尔基金会以及美国莫琳与麦克·曼斯菲尔德基金会的成员。 1990年代，陈启宗出任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成员。在历届会员中，他是第一位亚洲人。“究其原因，首先是我的生意比较成功，赚了不少钱。试想，别人会邀请失败的生意人出任此等公职吗?当然，单有钱还是不够的，你必须有学问、有思想、有见地，言之有物，还要懂得按国际惯例处事为人，才能获得一点在世界舞台上的发言权。” 除了以智库的形式推动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他还以一个评论家的身份，向外界分析中国、解说中国、推介中国。在香港《明报》《信报》等报刊，陈启宗时常撰写文章，标题总是很宏大，例如《经济危机后的世界格局》《中国之发展为东西方文明共处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展望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愿景》等。 陈氏家族一直有着良好的财富观，乐于主动做公益，而又行事低调，不为求名。陈氏上一代中，陈曾熙将遗产捐出，成立基金会，走在华人圈前列。陈曾焘与夫人许启明于1997年在香港捐资成立思源基金会，支持国内教育和医疗。陈曾焘还是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的校董，以及香港大学教学科研基金创会董事，为教育捐助良多。 除了在智库和文物保护方面的专注和专业，1997年，陈启宗和陈乐宗又在美国共同发起成立晨兴基金会，作为兄弟俩做慈善的重要平台。该基金会捐助支持了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如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在中国，晨兴基金会为中国科学院捐赠晨兴数学楼，建立晨兴数学中心。同时，陈启宗还与著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教授一起设立“晨兴数学奖”，以奖励45岁以下达到世界级水平的华裔数学家。 晨兴基金会近年的最大手笔，是捐赠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捐赠额为一亿元港币。晨兴书院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所新书院，每年仅录取大学生300人左右。书院于2006年筹建，2008年破土开建，2010年开始招生。书院院长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晨兴书院不仅鼓励学生学习，而且也教他们要服务社会。”陈启宗在书院动土仪式上表示：“他们的努力不但会把世界变得更美好，而且亦会令他们活得更有意义、更丰足。”此前，香港中文大学拥有四所老式学院：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和逸夫书院，而在晨兴书院的示范下，和声书院、敬文书院及伍宜孙书院纷纷成立。 捐助了众多智库、基金会和大学，陈启宗却从不对外宣扬捐赠数额，每次被人问及，他都回说，“钱是最不值钱的，怎么都往钱那里想?”他认为，“没财富不行，但财富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就个人而言，我可能是全香港每年为不同的非牟利机构筹款最多的人之一。要人捐钱，自己当然要带头做榜样，并且要做的得体，才能够持久。”陈启宗说。（本文根据《中国慈善家》、网易新闻等综合整理）
2014年9月17日 -
王广发： 海归创业要学“借台唱戏”
近期，在北京国际饭店二楼会议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了“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去人才三百多万，现在回国一 百多万，去年一年海归回来了30多万，迎来了一个海归的归国潮，这标志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留学归国人员中涌现出大批杰 出人才。北京法政集团董事长兼总裁王广发，应邀出席第二场分论坛--“全球化背景下的城镇化与中国发展”，发言如下： “全球化背景下的城镇化与中国发展”主题论坛，在分享着一个城市规划建设的公共配套话题，尤其是对于海归创业者，要寻找你的平台，这个问题尤为重要。很多成功创业者都阐述了创业机会，怎么当好CEO。如果你回来再奋力拼搏20年，年龄也不允许了！海归要创业，最好登台、借台唱戏，做“高级演员”最好，把你的技术上拿来演戏，前辈们搭建二三十年的平台，这是最好的创业模式。如果非愿意当“董事长”，也可以，但是太累了。当然人各有志。我认为，不是一味地要自己做多大。我们今天也说了，百度能有几个，马云能有几个？我们13亿人，我希望应该60%到70%的海归人才，或者不属于海归人才，一定要借助内地发展好的企业，包括央企、民企、包括独资、外资、合资，所有的都应当这么去做，但是有一点，一定要研究城市化、现代化、信息化建设、城镇化、现代化、信息化建设，一定要考虑你所创业的、所处的区域的公共配套建设。 要做未来的科技城。像王府学校、医院是配套项目，在这里从怀孕到高中毕业这期间，完全可以选择在这个区域接受教育与医疗。所以提醒大家，不要自己去做，到很远的地方去做，要善于自己去把公共配套建设起来。20年前，随着地产业的兴起，王府花园整个都在那里建设，创业所涵盖的内容，以及创业机会、创业环境，所有都要考虑周全，然后才能创好业，发展好。 去年我给中央写的参与国际医疗体制改革报告，实际上这个报告也涉及到城镇、城市、大都市、国际大都市、世界公民概念的区域生活、生存发展、事业发展、创业发展的环境里面，到底实现什么样的一个规划。绝对公共配套集中是解决不了城市生活居住所有条件的一个基础。区域经济，区域资源发展规划、建设设计不均衡，所有在这个城市城镇居住的环境都会导致荷载增加，不能满足所有公民的基本所有公共配套、资源标准和要求，是行不通的。不要一味创业，应该从国家区域发展全局研究探讨，把各路“小神仙”组织到一起，发表自己成熟与不成熟的经验介绍给大家。这个做法值得提倡。 城镇化中产业化能给留学人员提供很多机会。海归关键是要找到自己事业发展的定位切入点。要坚持，坚持就成功，坚持就是胜利！在城镇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区域，然后在这个区域里创业，然后机会会很多很多。这也给我们国家转型、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升级转型、人才知识结构调整转型、应用技术转型、教育标准转型，带来更大的一个发展大趋势的好机会。谢谢大家！ （注：以上发言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4年9月11日 -
沈南鹏: 海归要在本土创业 支持新生代年轻海归创业
一、鼓励留学人员回国 进入民营企业发展 二、利用国外积累的经验 海归要在本土创业环境中发挥作用 三、要支持80后、90后新一代年轻海归创新创业发展 在8月12日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曾在福布斯杂志2012-2014年度投资人榜当中，排名最高的华人投资者，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人兼执行合伙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咨询委员会副主席沈南鹏先生，作为知名留学人员，也是著名的投资人、中国国际化人才优秀代表、社会活动家，受邀莅临本届论坛，并为在场的500余位来自海内外的留学人员做了主旨演讲。全文如下： 谢谢大家！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分享。刚才陈启宗先生在讲的时候，讲到中国合伙人，好像下面举手的人不是很多，其实真实情况肯定不应该这样，我相信那部电影还是让大家很多共鸣，因为在座的有一批20年、30年以前出国的一些留学生，追溯一下，那个电影让大家这么难忘，这么多感触，无非那个时代出国留学生很多都是社会精英，确实也不容易，能够走出国门，得到这样一个出国留学的很好的机会。 20年、30年以后看，大家可能这当中两批人，一批人留下来了，刚刚陈先生说留下来都是傻瓜，不能这么讲。相信陈先生是开玩笑。每个人不一样，留下来有家庭因素等等。很多人成家立业以后，也有一个很不错的职业发展途径，这批人，我感觉其实是一个很大遗憾，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这些人才是资产，这批资产挪到海外去，中国资产大量海外流失，比实物资产流失，更加让人痛心。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又是很实在的一个状况，这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在科研领域里面，我看到很多的美国优秀高校里的中国教授，基本上都在国内的某一个学校里面，有这样、那样的兼职，或者研究客座教授，因为科研领域比较好安排，有的人回来一段时间再走。别的领域能不能发挥这批人才、这批资产存量，能够让他对中国现在很多领域做出贡献，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其实当中还是有些东西可以去做，因为毕竟其中有一批人，到了今天这样的年龄，已经有在往退休方向走，或者是半退休状况，同时又积累了很多行业经验，这个对今天的中国，尤其在领先科技领域里面，有比较大的帮助，所以从政策层面来讲，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这批人才、资产发挥出来，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回来的人很多，三四百万人，这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流向，这是我自己的观察，恐怕也是我周围很多朋友，在20年以前，从美国回来以后的一个流向，首先回来第一站，很多人去了跨国公司，包括香港投行，这是比较容易转换的角色，那个时候创业在中国很难，优秀的去很大规模民营企业的比较少，除了去国企或者去政府机关，别的渠道不是很顺畅。最近看到人才流向，参加民营企业，还有创业。非常清晰的趋势，这个趋势会继续这样做。跨国公司在中国，当然一开始确实能够招募到一些比较好人才，但是本身跨国公司在中国过去十年，相信他们在发展中遇到一定挑战，人才本身也需要有更大的一个发挥空间，民间企业和创业变成他们选择当中很重要的选项。 对创业这一部分来说，我自己创业比较多，现在主要工作就是投资创业者，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些创业者当中，一个是年龄在不断地往下走。第一批创业者，尤其是在信息科技领域里面，在他创业的时候，年龄基本上30出头左右，包括李彦宏、张朝阳那一段，现在这个年龄段继续往下走，当年百度当然非常成功，经过大概六年多时间，成功上市。当年是商业奇迹，携程、搜狐也是，毕竟比百度规模比较小。今年聚美优品上市，公司创业者的年龄为30岁，他在26岁时开始创业，目前其公司上市市值40亿美元，整个创业历史就四年，比较好对照，年龄在往下走，而且很多人创业成功，完成这个过程来得更快，当然聚美优品还是一家年轻的公司，相信目前路还很长。聚美优品的创业和上市走过的历程经历说明，中国机会很多，给年轻人、年轻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从领域来讲，我感觉创业领域已经越来越广泛，第一批创业者里面，绝大部分在信息科技，第一批创业基本学习美国的互联网，或者消费互联网领域，一般都是在软件、消费互联网等等。最近五到十年，很多领域出现创业者，医疗行业，医疗仪器、医药，医疗服务，新材料，甚至包括技术产品的本地化和消费领域。医疗行业里面最早一批中国民营企业成功的，都是以销售营销作为渠道公司，最近研究新药、独特产品差异化这当中海归就能够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样在消费品领域，20年以前消费品的零售公司很有可能是本土企业家，更加接地气，更加了解市场。最近能够看到海归在国外积累经验，回国后能够在这样本土化行业当中，做出自己的成绩来。 刚才讲到年龄和行业，第三是区域，从过去五年当中比较明显，一方面因为上海和北京成本很高，不光是生活成本，尤其是在住房这边，确实造成了粗放型企业在上海、北京要创业成功，有很大的挑战，所以看到很多今天的创业企业，在杭州、成都、武汉、西安、青岛、大连等这些城市里产生出来。我们几个新经济领域投资团队，经常现在需要跑到北上广深之外的城市找企业家，当然企业家里面也有相当一部分，有海归这样一个背景。区域分布的不断扩展是产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趋势。因为在美国的话，产业不可能全部集中在旧金山或者纽约两个地方，一定是在美国各个地方都会有，这样一种创业机会和行业发展的区域分布模式，同样在中国也已经看到这样趋势。 从我们自己的投资统计来讲，在过去的三年投资的企业当中，有25%的企业家CEO是海归背景，这已经是相当高的比例。如果我们从整个创业团队来看的话，一部分企业的高管中海归的比例可以达到80%。海归在创业过程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角色，企业的CEO具有本土背景的话，就需要有一个有海归背景，或曾经在海外公司里面做过高管的创业者来补充企业的管理团队。 今天融资环境，对创业者尤其海归创业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比较十年以前，十五年以前，不管百度创业还是携程创业，当前进行融资已经是一个相当容易的事。但是还是有很多领域，还是资金的需求，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或者怎么能够嫁接创业者和投资人，这是我们面临的是挑战。毕竟真正能够成功，能够出现百度、聚美优品、携程级企业的领域相对比较少。很多领域里面，虽然出不了百亿级的公司，然而也能够出现不错的企业，能不能有更多的资本进入这个领域，支持年轻的创业者，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随着社会化融资环境的开放，这个课题可能会很快得到缓解。 分享另外一个感受，创业在中国，或者海归在中国商业化环境当中扮演角色非常重要，看来也是如鱼得水，反过来在基础研究，或者是非商业领域里面，其实我们今天面临挑战还是很大的。首先，总体我国在科研上经费投入方面，跟海外比起来还是相对比较少，而且投入基本上集中在应用科技领域，较少投入基础科技领域。例如，开玩笑说，中国有艺术界几大金刚都住在纽约，谭盾、蔡国强等。为什么中国这些最优秀、一流的艺术家都选择海外生活？主要是我国非商业环境整体比较弱，不管研发环境还是艺术氛围上，让这些艺术人才没有把中国作为最主要的生活选择地。 最后一点，今天创业者里面有60后、70后，而80后、90后越来越多。现在许多初创企业当中，将近30%的是创业者是80后作为CEO，这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数据。他们这些80后、90后，跟60后、70后，在追求合伙人年代，出国留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知识结构更先进、更好，这些国际化的留学生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工具、手段、互联网认知。怎么能够有更好的环境，支持这样一些年轻人创业，然后有更好的社会环境支持他们，吸引更多留学生能够回来，相信这是非常好的科课题。谢谢大家！ （注：以上发言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4年9月11日 -
陈启宗： 出国梦 创业梦 强国梦
一、国际要做“通人、通才、通士” 二、用知识、时间、钱回馈社会 在8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恒隆地产集团主席、亚洲协会联席主席陈启宗先生，作为知名留学人员，也是著名的国际民间大使、国际化人士，受邀莅临本届论坛，并为在场的500余位来自海内外的留学人员做了主旨演讲。全文如下： 大家好！大家都知道，我“不务正业”，我花时间在“捐钱上”比我花时间在“赚钱上”的时间要多的多。 因为我出生在香港，我这一代人无论生活在香港还是台湾，都有一个“梦”，就是过了几十年之后，到了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后，内地年轻人也有同一个梦。所以无论是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都是中国人，所以都有同一个梦。我们有三个梦，第一个梦是什么？出国梦。第二个梦是回国创业梦，还有第三个梦，是什么，等一下再说。 我们这一代人都有“出国梦”，无可否认，以往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出国历史”在国家发展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好多的科学家，好多的财经方面专家等，包括我们龙永图部长，都是出国留学之后然后回到国家贡献国家的，我非常同意刚才龙部长说的，我在海外碰到不少的华人，无论香港、台湾、大陆出去的，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爱国，我从来没有住过中国内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是对国家有一个情怀，我观察好多海外华人，其实他们的心还是系在国家。 但是也不能否认，以往两百多年来，中国因为历史的原因济弱，在世界上不能站在世界舞台中间，才有“出国梦”的需要。前两年，我在欧美同学会做讲演，谈到过“出国梦”这一话题，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梦”--中国人下一代不再有“出国梦”。后来我才发现，梁启超还是鲁迅讲过同样的话。为什么要出国？因为我们的科技、我们的教育还不够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所以需要出国，去学习学习别人的好东西，所以我对于“出国梦”这个事，从这个环节来说，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中国人再也不需要出国，当然不需要出国不对，家里总是好的。我们要向别人学，别人也是要向我们学，所以总是有出国的需要，但是要有一天国家的科技发展、教育发展能够达到世界最高水平，那我们中国人就不再一定需要“出国梦”，将是中国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今天上午看到徐小平，还有王强，我们一块去了以色列，他们两位是“新东方”三位创始人之二，在座的看过《中国合伙人》的有多少？没有那么多！晚上告诉徐小平不够成功（笑）。我很清楚地讲到，比我年轻十来二十岁的人，都有一个“出国梦”，希望你们出去要回来，出去不回来的是“傻瓜”！容许我告诉你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从50年代、60年代起，我是1967年出国留学的，我那一代人从香港或者台湾出去的，不回来的都后悔。讲一个小故事，这是真实故事。台湾的人在50年代、60年代出国留学的，很多都拿到博士学位，他们都是在台湾念大学，才出去念博士，他们本科生毕业20周年，大家聚在一块儿，发现回去的那些人都赚了大钱，因为那几十年里，台湾大发展，“傻瓜”都可以赚不少钱。反正美国那些首席科学家，因为语言文化方面原因，好多都是有一个“玻璃屋顶”上不去。相反，印度人行，因为印度人语言文化比较更懂得西方那一套，中国人不如意。结果做高管，回到中国、台湾才发现，没出国的那些人原来考到三四十名，而当年考到一二名才有机会出国，结果发现没出国的那些人赚了很多钱。出去旅游，回国那些坐头等舱，没回家那些坐经济舱，还有很多细节不讲了，总之他们没回来很多都后悔了。很高兴听说，中国三百多万出国留学人员当中，150万人已经选择回国。去年就有30万，要是你们是那30万之一的话，我恭喜你！你们的前途是无限、无量的。 回国创业梦，国家大发展，机会多的是。在美国可以创业，但是在美国创业非常困难。我曾经在美国创业，不可以说不成功，但是我知道在美国创业是“逆水行舟”，因为经济的发展，只有2%、3%的速度进行的时候，在那个环境里致胜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那里的法制太过健全，搞得这个地步很难有机会给你赚大钱，除非你有特别的科技，要不然是非常不容易，反而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才是致富最好的环境，所以回国创业是非常好的事。 第三“强国梦”，中国人国泰民安的意思，不讲霸权，中国人关起门来做好自己的事，国泰民安就好了。这个需要海内外都有一个和平稳定环境。 总而言之，强国梦，国泰民安的美好梦想，人才绝对是需要的。不过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件事，需要的人才有两方面，一个是质，品质要提升；第二要有量，有质而没有量是不行的，当然“有量没质”也不行，也就是在人才培养过程里，必须有其“专特性”，必须训练一些有专长的人，同时我们的人才培训必须有它的普及性，也就是所有的老百姓，他们的水平都需要提升。我昨天刚从东南亚国家回来，无论到了东南亚国家，或者到了非洲、拉美，好多国家都是有一些很优秀的人，质非常高，但是没量，有的人很突出，其他人都是很低水平，这样国家不能长治久安。要大发展，特别是像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家，需要有很多这样很优秀的人，需要整体素质提升，有量才能成功。 最后讲一件事，关于这些回国创业的那些人，就是今天的主题，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这些人要注意的是什么？容许我提三点。这些人都是有专业水平的人，专业水平不难，脑子不错就行了，中国人一般人脑子都不错，张懿宸就是MIT，沈南鹏就是耶鲁大学，我上不了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只能在他们里面帮忙，我现在也是两个大学的顾问委员。主要做专业人才，中国人没有问题。但是有专业水平，并不代表有另外两个方面的水平--道德水平、文化水平。中国人在教育历史上看很了不起，中国人讲教育，就是道德，要培育，非常注重，不只做事，要懂得做事。也要讲甚至于先要讲做人，没有一个好人，有了专业知识，可能是国家的难处，而不是好处。中国人有一句话“学而优则仕”，当官的人都是有学问的，中国人的学问，先是做人。道德教育在中国教育里应该是很重要的一块，最近打贪腐，大快人心，非常好，我们这些没有贪腐的人，不是因为怕被打，因为做人应该如此，应该是干干净净，中国人有一个“士大夫精神”。就是读书的人、当官的人应该是道德水平最高的人，这样才能在社会起到该有的作用。 我把教育水平跟文化水平做一点区分。教育是学了一些东西，文化是这个人的素质、本质是什么，中国人还是需要注意的，不仅要有专业水平，还要有道德水平跟文化水平。希望中国人，特别是留学回来的那些人，你们基本上都是很专业的，就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博士学位，但是最少有某一方面的专长，这是很好的，但是在一个复杂的国家、社会，现在的社会里，特别是一个大国，13亿人口大国里，需要的不只是有深度的人，需要有一些有广度的人，很多事情一个专业解决不了，需要不同的专业同时放在一块来看，才能够解决很多社会上的问题。 英文里有一个词，我花了十几年想怎么翻译这个词，最后我出一个字一万，人民币，看谁替我翻译得出来。有一天跟朋友聊天，我问了这个问题，过了两天，当天在座一个朋友，中国前财政部副部长，他就把我的英文的词翻译出来了，在诗经里有这样一个字，就是叫做“通人、通才”，或者“通士”，Renaissance有人翻译成文艺复兴人，这是15世纪，欧洲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什么叫做“文艺复兴人”，搞不清楚。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一个人同时是多方面的专家，比如达芬奇是画家，也是建筑师，也有数学专长，还是天文学人。 中国有一个词是不错的，现在说是贬义--“杂家”，其实历史上不是这样的，通人、通士、通才，这样的人国家最需要，很多问题不是一个专长能解决，多个专长放在一块，多个专长在三五个人身上很难合起来。你不知道我知道什么，我也不知道你知道什么，一个人里面脑神经就串起来了，所以这方面也是希望中国能够多培养这样的人，不一定是你读好多学问，有些人从个人兴趣开始，开始之后，慢慢就会花时间，成为一个通人、通才。 举一个例子，我的兄弟第一个学位是航天工程，第二个学位是流体力学，20岁拿到博士最高荣誉，在世界发表文章，在哈佛大学读了放射性物理，最后又读了放射性生物。专长是什么？很难说，他最后成为收藏家。英国有一个庄园，专家跟我弟弟第一次去，他可以把每棵树名字讲上来，变成树的专家，可以丰富人生，更好地服务社会。 最后一点希望这些专才回到国内，很多非常成功，特别是创业人士，创业之后，赚了不少钱，希望你们多多回馈社会、国家。没钱是不行的，太多钱也不是好事。我从小生在富裕家庭，世界上有钱的人，我都见了不少，有钱的富二代，能够成功的少之又少，不坏已是大幸。所以要是你真的爱你的女儿、儿子，千万不要把钱交给他。混社会，好多好事没钱做不了，有钱之后不要乱花，当然也要过得舒服，但不要太奢侈。 总而言之，多回馈社会就是好事，这么多年来，我在这方面所得到的乐趣是非常多的，我有一位同事替我做事25年，以往住在北京，有机会我们在故宫修复了两个画院、24个亭台楼阁，以往搞这个都是皇帝，现在不是皇帝也有机会。我在故宫博物院搞了18年了，修复两个画院，虽然不是我的，是国家的，国家偶尔给我机会回去看看，能够有机会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皇帝”，在故宫盖了24个亭台楼阁，这是好事。 我个人喜欢古典音乐。不是所有，部分绝对，一般来说是文化素养比较高，人品大概会好一点，受古典音乐的熏陶，所以在加拿大音乐学院搞了18年，每年把最好的中国的年轻音乐家送到那边去，请大师培训他们，现在不少成名了，王宇佳谈钢琴的，小提琴的凌峰，都是我们的学生。抓紧时间办一些好事，用你的知识、时间、钱回馈社会。这才是我们从出国梦、创业梦到帮助国家走向强国梦。希望每个人都能成功，谢谢！ 【注：以上发言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4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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