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珉： 城镇化关键在人才

    近期，在北京国际饭店二楼会议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了“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去人才三百多万，现在回国一百多万，去年一年海归回来了30多万，迎来了一个海归的归国潮，这标志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留学归国人员中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香港铁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易珉，应邀出席第二场分论坛--“全球化背景下的城镇化与中国发展”，发言如下：　　我过去二三十间做了世界五百强公司的中国副总，都是很有特点，在印度、美国、英国著名公司都做过。　　今天谈“全球化”，面对海归，面对两个不同层面来讲，我们既要要创业，还要面对市场，还要守业。世界上有很多创业公司，创完这个业，形成公司之后，有很多公司几年之后，烟消云散，世界上生存长的公司并不是很多。伟大的公司，创造的业绩，对人类做出贡献的公司才能够持续地做下去。我个人现在从事的行业，是城市的轨道交通。我个人认为，“国际化”，比如说拿香港举例子，在国际上最著名的城市，有一个特别重要环节，除了是国际金融，除了最国际化以外，香港市民99%靠公共交通出行，50%以上的人靠地铁出航。香港今天如果没有轨道交通，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国家发改委批准38个城市修地铁，假如说都跟香港一样，具有二百多公里以上的长度，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目前中国修地铁里面，其实最稀缺的是人员、人才。传统行业能够以知识，包括以经验密集型产业，来保证将来城市都进入国际化领域的人才。　　谈到大数据，大智慧。我曾经做过医药行业中国总裁，注重领导团队做健康，而不是做医药。不要等大家生病之后，多做药，治理这些人群。做轨道交通，我们要坐轨道交通最高境界是减少出行，而不是增加修的路和车辆，什么叫“大智慧”，人类出行有目的，假如说能坐在家里，不用出门送孩子、上班买菜，其实我们用不着坐这么多汽车，或者让这么多拥堵。　　我个人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国际化、城镇化概念”。所谓城镇化，我个人理解提高我们生活品质，其实不是盖多少房子，修多少铁路，坐多少车辆，而是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城市提出一个新的理念“TOD理念”。交通先导性的城市发展，《人民日报》有一个文章提到这个理念，我们先修通县，让大家都到那住，再到CBD上班，先有这样的东西，还是先把轨道交通修到一个能够节能减排，能够让大众群体都能乘坐的交通工具以后，再想办法来修。哪里是商场、CBD。世界范围内，现在是这样，全球没有一家公司在轨道交通方面赚钱，只有一家公司赚钱，就是香港铁路，为什么赚钱？它的国际化进程是--现在接管了伦敦地铁150多个，接管了北欧斯德哥尔摩，接管了澳洲地铁，悉尼、墨尔本的，参与北京4号、14号，将来参与16号，参与杭州4号，为什么？引进国际化，帮助中国快速进入城镇化，节能减排，提高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应用效率，香港交通怎么提高效率？用的是“大智慧”，让人们不要多出行，把轨道、物业打包一起发展。我个人认为，有可能用来借鉴一下。现在我国40多个城市，都要修地铁和前提下，是不是要先考虑，我们的出口怎么能够跟建筑物结合到一起，能不能更人性化，能不能用TOD的理念，发展我们的城市规划。　　关于城镇化的问题，举几组数据：香港一千多平方公里，上面承载八百多万人口，香港地区多大，不如我们海淀区大，八百多万人口，但是这么大一片区域，有75%土地是不可用的，山和海，只有25%的土地可以用，在这25可用土地上，香港政府依然预留了另外50%预留地，这组数据可以看出来，现代化、国际化、全球化香港城市规划是什么样的规划。反过来想问，在北京这样城市，多大土地承载多少人口，怎么样来规划城市，这可能恰恰是回到刚才刘总提到的问题上，要用大智慧解决城市化新问题。　　第二组数据，香港这么多有钱人，平均11个人才拥有一辆机动车，北京大概两千多万，将近七百多万辆机动车，意味着什么，3个人拥有一辆机动车，为什么？就是我们在过去发展过程当中，并没有好好地借鉴国际上最优的城市国际化。　　（注：以上发言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哈继铭：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与投资机会

    高盛亚洲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发表《2014年中国经济发展与投资机会》的演讲，他提到，中国股市是在一个比较窄的走廊里面震荡。估值便宜，这个是历史平均估值在11倍，现在是9倍，是相对比较便宜，但是便宜自有便宜的道理，因为主要便宜在银行和地产，只有五六倍，剩下的把银行和地产拿掉就不便宜了，很多被大家看好的行业已经很贵了，所以银行地产原材料这些属于便宜。我们觉得这些行业代表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来经济的转型对于这些行业来说还会有更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即便便宜也不鼓励大家去买。哈继铭表示，现在的判断是未来五到十年新兴市场的股票基本上都是跑输发达国家的，眼前来看欧洲的股票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以下为演讲实录：　　哈继铭：各位老总、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宏观经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今天想讲四个内容：首先是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高速增长靠的是什么、未来这些增长动力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和机遇，还想对人民币中长期的汇率变化做一个分析和展望，最后再谈一下股票市场。　　过去中国几十年，每年的经济差不多都能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长，到底靠的是什么？我觉得说白了就是靠着两样东西：一个是人口红利，一个是改革红利，我先讲一下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怎么个情形？大家都知道，中国在建国以后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出生率非常高，那个时候毛主席鼓励多生多育，生五个孩子以上是光荣母亲，但是这个政策到了1978年以后改为计划生育，变成最多只能生一个，这是邓小平制定的政策。我想说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伟人制定的政策给中国经济之后几十年都带来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首先如果你在脑子里形成一张图形，设想一下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呢？它是一个向左倾斜的三角形，就是这边小孩子很多，中年人和老年人相对比较少，这样的社会有以下的特征，第一是劳动力供应不足，尤其是相对社会总人口不足，家里五六个孩子，六七个孩子，即使夫妻两个都工作，家里的情况不是很好。这是因为劳动力供应不足，但同时也伴随着储蓄率的低下，把这几个孩子喂饱了就不错了，哪有钱用来储蓄、买房子、投股票？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社会缺人、缺钱就一定是贫困的。但是三十年以后这些孩子长大成人，进入了劳动力市场，而这个时候又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所以这个左三角形就变成了一个鸭蛋形，两头小中间大，青年人中年人很多，老年人少，少年儿童更少，这个社会的劳动力供应一下子变得极其充裕，甚至于是过剩了，比如夫妻两个工作就一个孩子，那家里不仅是生活水平提高，而且有余钱可以储蓄。储蓄需要寻找载体，在没有房地产(行情专区)的时候大家就把钱放在银行里，但是之后有了新的投资载体就是房地产，所以人们就一个劲地买房子。这样一个鸭蛋形的人口结构下产生了至少四个重要的经济现象：第一是经济增速快，因为这个国家劳动力供应相当充裕，资金价格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廉。第二是社会储蓄率很高，我们知道老人小孩是不储蓄的，中年人是储蓄的，所以中年人占比高的话社会储蓄率就很高，资金就会过剩，资金过剩的话利率就会比较低。那个时候就看到开个场自然成百上千的工人排队给你打工，去银行很容易搞到贷款，去地方的话地方政府求着你把土地免费给你使用，所以各种要素价格的低廉就使得中国处在一个人口值钱、钱不值钱、干啥都赚钱的时代。　　另外就是增长不平衡的失衡增长。这话怎么讲呢？经济增长是靠廉价的劳动力和资金推动的，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出口业、制造业的发展，廉价的资金促进了投资的发展，但是消费这架马车相对比较弱，赚了钱的人首先想的不是花钱而是怎么攒钱，因为他知道将来退休以后孩子最多只有一个，靠孩子养老是不可能的，靠国家政府也没有一个非常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只能靠自己，但凡能挣钱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存钱，那么就造成了经济增长出口和投资两驾马车很强劲，但是消费很疲软，出现了一种所谓失衡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GDP里面消费占比很低，美国私人部份的消费就占70%，中国私人部份的消费就占30%，加上政府部份的消费就勉强到50%。　　第三个现象就是房价高，因为寻找投资载体的话不可能像过去把钱存在银行，利率可能比通货膨胀还低，所以大家就一个劲地买房子，不断地买房子，把房子当成自己的退休保障和退休金在买，一家或者一个人拥有数套房子的现象就在中国变得非常普遍。　　第四个现象就是人民币升值，因为在这个鸭蛋形的人口结构下资金和劳动力价格低廉，中国的出口非常强劲，增速远远超过进口，所以每年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下来造成我们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因此就产生了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人民币对外至少是升值的，因为有巨大的外汇储备。　　这四个现象我们已经享受了差不多二十多年，向前看这只鸭蛋还能保持多久？我相信保持不了多久，很快这只鸭蛋就会变成一只右三角形，将来就是老人是社会当中的主力军，是最弱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社会占比是最高的。那个时候中年人就是现在说的年轻人，就是80后和90后将来变成劳动主力军，他们在人数上是少于父母辈的，他们的下一代可能会更少，如果计划生育政策不改变的话就会更少，所以就要变成一只右三角形的话，劳动力供应又不足了，而老人在社会当中的占比上升以后会使得这个社会的储蓄率下降，因为老人是负储蓄者，储蓄嘛，顾名思义就是收入减掉消费，老人没有收入，但毕竟是要消费的，所以社会当中的负储蓄多了储蓄就会下降。这一点在当年的日本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日本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储蓄率一度高达25%，当然比我们现在还低一点，我们是28%，就是一个家庭收入当中有28%是拿来储蓄的，那70%多是拿来消费的，但是日本现象的家庭储蓄率降到4%，我相信中国这28%早晚也会降下去。　　到了右三角形人口结构的情况下，刚才说的四个现象都会出现转变。第一是经济不可能增长得那么快，因为未来劳动力供应会出现越来越多的短缺问题，会推高劳动力的成本。第二是整个家庭的储蓄率下降、社会的资金供应就不会像现在那么充裕，会导致资金价格的上升。第三是越来越多的人退休以后首先想的不是买房子，而是怎么卖房子，中年的时候买房不就是为了退休以后卖房套现养老吗？这就是当时买房的目的，所以将来卖房子的人比买房子的人要多，房价是要跌的。上海很多家庭至少都有三个房子，自己一个，岳父母给他一个，周围邻居一看都是三个房子，至少三个房子。第四是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还会明显下降，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劳动力、资金价格都上涨了，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人更值钱、钱更值钱、干啥都不挣钱的社会，不是说生产什么东西到外面出口就有优势，可能越南和其它的一些国家比中国更有优势。从低端的产品来说是这样，高端的话中国又很少有品牌，基本都是靠廉价的要素价格来制造产品而不是创造产品，所以将来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会下降。但是随着中产阶级的涌现，进口还是会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将来可能是出口增速慢于进口，就是外贸出现逆差。日本现在就是逆差，日本在1990年出现人口的拐点，这条红的虚线大家可以看到，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有品牌的国家，所以之后的十到二十年出口还是比较强劲的，直到现在出现了逆差，尽管日元在大幅贬值，但日本还是逆差，可想而知，中国用不了十年二十年马上就会逆差，因为中国没有什么品牌，而且中国人的消费，尤其是年轻人消费倾向还是比较强烈的，这样的话人民币可能是面临一个不再是像现在升值的压力，而是一个贬值的压力。　　这种情形会主宰中国的许多现象，包括人口红利的兴衰。关键是这个拐点在哪？根据我们的测算，拐点就是2015年，2015年是中国有工作能力的人在社会中的占比达到最高点，达到73%，比当年的日本还要高，但是由于之后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早期的光荣母亲政策会使得中国老龄化到来得非常的剧烈、非常的迅猛，劳动力大幅下降，所以会对经济的增长构成很大的挑战。这里我想声明一点，有的朋友跟我说，你说日本人老了以后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是对的，但是人家资金价格并没有上升，你为什么说中国人老了资金价格也会上升？日本利率都到零了，中国利率为什么会上升呢？这里有几个因素，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日本在人口老龄化到来以后资金的供应、储蓄率下降的情况下，它的政府没有要求经济依然保持7%-8%的增长，它是容忍了低增长，甚至于零增长，有的年份下还出现过负增长，但是政府并没有说不行，我还要靠基础设施投资，还要把经济保持在7%-8%的增长水平，也就是说日本人在资金供应减少的情况下资金需求也相应地减少了，利率就下来了，但是中国看来很难容忍一个零增长或者负增长，甚至于低增长都难以容忍，中国在资金供应减少的情况下对资金的需求依然不会减少。而且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过去增长10%的GDP所需要的贷款增长速度还没有我们现在增长7%所需要的贷款增长速度来得快，因为现在的投资效率是在下降，过去一块钱的贷款可以带来相当大的GDP增长，现在一块钱的贷款贷不了了，因为很多行业都已经过剩了，再往里投就是互相竞争，产生不了太多的附加值。即便要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你对贷款的需求可能比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时候资金的供应又比过去少很多，年利率可不就得上升吗？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就是中国利率市场化，过去利率是国家管制，现在放松管制利率上去了，这也是一个因素，所以各种因素都会使得将来中国的要素价格，无论是劳动力、资金还是土地等等价格都会上升，抑制经济增长，所以增速下降是必然的。　　改革红利　　刚才说人口红利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不能解释所有的问题，因为我们看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还是有起伏的，呈现出某种周期性的现象，如果已知人口结构是唯一的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平的，就是10%，为什么有的时候高有的时候低呢？说明还有其他因素在里面起着作用，这个因素就是改革红利。比如邓小平南巡以后经济一度过热，但是到了1994-1995年的时候政府开始整个治理，那个时候有很多国企被关闭，很多工人下岗，很多三角债问题、银行坏账问题暴露出来，最后政府同志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注资上市重组来为之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我们看到在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经济是一路下滑的，到了1998年以及本世纪初的时候推出了一些有助于增长的政策，比如1998年的房改，2001年的WTO，所以改革的初期当初邓小平、朱镕基基本上是做的减法，就是这种国企关闭、工人下岗都是做减法，到了1998年以后房改、WTO才是做加法。也就是说当经济投资过热以后，所谓的改革就一定意味着改革的初期是要做减法的，因为这个时候需要改革还是会制造更大的过剩，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政府能不能真正改革的一个指标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放缓了，如果是加快的话那就谈不上什么改革，目前有那么多过剩的行业，要是再加快的话只能是雪上加霜，肯定是使得一些过剩的投资更过剩。我相信两个礼拜以后召开两会，政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如果目标定得过高的话市场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负面的信号，说明你改革没有诚意。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经济增长经过在九十年代的一波调整之后，给之后的从1998年到2007年差不多十年左右时间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到了2008年的时候外部需求一下子受到了影响，就是美国的信贷危机，之后是欧洲的债务问题等等，使得我们的外需大幅受挫，我们出口下降。这个时候政府其实应当和当时一样，应该做一些深入的改革，但是那个时候可能是用的不同的手段，主要是财政刺激，所以4万亿把这个经济从底部又拉起来了，但是拉了两年以后又不行了，现在看来是非改不行了，因为再靠这种刺激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现实的。现在我们可能面临的是过去的改革红利正在消失，而我们享受了二三十年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经济将是呈现一个很明显的下降的态势。　　于是乎我们看到三中全会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国企改革、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金融改革、税收改革等等，这些改革我相信是很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虽然不能说很及时，可能是应该更早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晚做总比不做好。不管怎么说，即便能推这些改革的话，因为我们有些问题积累的时间过长，这个问题过大，所以经历一波向下的调整，哪怕有改革也是不可避免的。改革也不是灵丹妙药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更何况改革真正能不能落到实处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我为什么这么讲呢？现在三中全会决定里面的最大亮点就是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灵丹妙药就能解决很多问题，我不这么认为，您可以设想一下，2008年以前美国的所有价格也都是市场决定的，市场一直都起决定性作用，但为什么还是出现危机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所有的东西也都是市场决定的，但是也照样出现危机，1990年以前日本的市场也是起决定性作用，但还是出现问题，关键是经济太失衡了，一个失衡的经济是仅仅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解决不了问题的，还需要经历更深层次的调整。　　失  衡　　你说这个失衡到什么程度呢？过去大家都说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内部失衡，外部失衡就是出口占比过高，现在这个比例下来了，但是内部失衡似乎愈演愈烈，表现在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这里做了一个估算，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直截止到2012年，显示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是47.8%，2013年的数据到现在还没有公布，我们根据前面公布的这些季度数据可以匡算出现在这一年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了52.5%。所谓调结构就是要把这个比例调下来，但是过去这一年没有调下来，反而是上升了。要说这个52.5%是什么概念？到底是高还是低？我们不妨做一下历史和国际的对比。中国过去最高的时候是42.8%，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现在是52.5%，日本和韩国这个比例最高的时候，日本是七十年代，韩国是九十年代，分别是40%。也就是说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比较中国的这个比例都是过高，而且扩大的周期过长，这里的阴影部分过去每次上升周期伴随着下降，这个上升平均来看就是四年半的时间，但是这次从2000年到现在十三年马不停蹄，中间在2008年的时候有过短暂的停顿，后来被4万亿推到了现在的高度。你可以想那么长的扩张期产生了多少过剩的产能？产生了多少债务的负担？因为这些增长都是靠银行贷款，最近还靠一些影子银行的融资手段，或者是靠卖地把这个地价推高、把这个房价推高以后政府获得财政收入来支撑经济增长，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产生三个泡沫：产能过剩的产能泡沫、债务泡沫和房价泡沫。这种房价泡沫除了刚才说的人口因素推动之外还有政府在里面的影子，因为需要制造房价中的泡沫获得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这个比例投资率的上升最终导致投资效益的下降，这个图显示的是一块钱投资能够带来多少GDP，2008年以前一块钱的投资能够带来三毛五，现在是五毛六，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很多行业都已经是过剩了，再往里面投的话只能是互相降价，现在你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还一直是通缩的。这种情形发展下去一定会使得行业当中最弱的一些企业无法经营、出现亏损，乃至最后倒闭，之前他欠的钱无法偿还影响了金融，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坎儿。　　那么有没有办法来纠正这种失衡？有没有办法来化解这样的风险？纠正这种失衡第一是需要决心，第二是需要时间。我这里做一个很简单的假设，比如本届政府说在它的任期内把这52.5%降到一个更为合理的水平，比如40%，这个合理不合理我也不敢说，因为这毕竟是人家韩国和日本当时的最高点，但我姑且假设降到40%，能用多长时间呢？不可能用一年降下来，那经济就崩溃了，我们假设是用八年的时间到2022年，就是本届政府的最后任期大概降到40%，这样的话你必须要使得投资这驾马车跑得比消费或者出口要慢才有可能使得这个比例降下来，因为GDP就是这三驾马车的加总，投资这驾马车必须要慢于另外两驾才有可能慢于GDP。我们知道消费和出口短期内推上去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以投资增速的下降为前提实现这种经济的调整。根据我们数量上的测算，如果要实现这样的调整，今年的GDP就不应该增速超过7%，我们测算是6%左右，而且未来几年GDP的增长速度都应该有所下降才能够真正实现所谓的调结构。　　要说我不调可不可以？你说52.5%为什么就不能再高一点？去年你说47.8%的话也是历史最高，之后不是又上去了吗？到底有什么客观的标准？什么因素会使我想上都上不去，或者上去以后一定就出大问题呢？他们提的这种问题是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过去中国几十年了，这个比例是上上下下，但是整个趋势来看上升的，为什么说现在就一定要停在这里，以后不能再往上走了？我觉得问题是问得好，但答案是有的，答案就在这里。因为过去为什么一直没有上升？因为它是人口红利推动的，在这个劳动力占比不断上升的年代，社会储蓄率在不断地上升，银行每年都会收到很多的存款，社会上也有很多的闲散资金，所以银行可以拿它来放贷款，闲散资金可以去投信托，等到2015年以后拐点到来中国储蓄率没那么多了，银行不可能还是像现在这样每年收到那么多存款，社会上也不会有那么多闲散资金，这个时候再想放贷，再想让一些信托产品借新还旧，你想做都做不到，没有那么多钱让你去滚动。到了那个时候，刚才说的这个比例就会发现简单的外推是比较幼稚，因为2015年就是个坎，你推不上去了，所以那个时候的问题如果现在不加以解决的话那个时候债务泡沫更大、产能过剩泡沫更大，那么就会硬着陆，就会被逼、被迫下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调结构，应该说是时不我待，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现在调结构也许还能实现软着陆，如果不调的话将来一定是硬着陆。　　债务泡沫　　刚才还说到债务泡沫，债务泡沫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可以看一下，中国在2008年以前整个社会的债务负担占GDP的150%，这里包括个人的、企业的和政府的，现在是230%，个人还是相对比较小的，现在占到20%多，这一块主要是按揭贷款，还有少量的汽车(行情专区)贷款，你把这一块拿掉剩下的还是200%多，就是政府和企业的，其中政府就是53%，这里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但是企业这一块很大，企业这一块占到150%，其中108%是银行贷款，剩下的是影子银行，影子银行这一块就是绿颜色的最近几年涨得最迅猛。说到政府的债务负担好像不重，日本是200%多，美国和欧洲接近80%-100%，中国是50%，实际上是不高的，但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广义的理解应该把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加到政府头上去，因为在中国能够欠钱的基本都是国营企业，在国外国营企业很少，所以中国的这些国营企业一旦出事的话政府是不可能休戚相关的，广义的政府债务应该把53%加上相当大一部分的企业债务，所以也是差不多接近150%-250%这么一个水平。　　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向前看，中国政府的债务还会进一步上升，因为老龄化的到来会使得社保基金出现一个很大的窟窿，那个时候往社保基金里面贡献钱里的人少于从社保基金里拿出钱的人，老人多了，能够工作的人少了。这个现象当初我们在日本也看到过，日本这条中直线显示的是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有工作能力的人社会占比急剧下降，伴随这个过程出现日本的政府债务大幅上升。1990年的时候也就是50%，现在到了200%，中国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这些退休人员没钱了怎么办？政府肯定要发债填补社保的窟窿，这条蓝线还会进一步上升。有的人提倡中国用紧货币、宽财政的政策，货币要紧，不能再松了，通货膨胀房价上涨，但是财政可以松，财政的力量很大，我觉得可能不对，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看到大部分企业的债实际上最终是政府要兜的，你看信托出问题政府不得兜吗？还有老龄化到来以后未来的一个很大的负担要承担。　　房地产 商品消费　　刚才说到债务泡沫，再来谈谈房地产，我们看到上届政府的时候对于房价的打压力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于这种信托产品、银行贷款控制不够严，所以就产生了债务负担、债务数量大幅上升，但是房价是也上涨，但是有个别的政策打压房价，到了新一届政府，这个房地产比较强调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房价去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暴涨，尤其是北上广深涨了20%。这两届政府都要求经济增长维持高速，要稳增长，过去还说保增长，所以无论是通过哪一种渠道，地方政府总要获得资金来维护经济增长，那怎么弄呢？过去就是发信托，但是现在这方面管得严了，那就卖地，要是卖地的话，想把地卖出一个高价钱，那就需要放松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从而使得房价上涨，这样才能吸引企业，尤其是开发商，甚至国企也参与以高价拿地。看看过去的一年，房价暴涨的过程当中卖地的土地收入出现大幅的上扬，因为我们知道正常传统的税收收入增长现在是很弱的，低于10%，早几年的时候中国的税收增长都是20%-30%，那个时候企业情况很好，现在工资在上升，企业的盈利空间在被挤压，所以政府也收不到太多的税，发债的话又不让贷款，信托又不让多做，那就卖地，卖地的话就要给房地产开发商画一只饼，房价还在涨，可以高价拿地。这是鸡和蛋的问题，房价上涨他们是来拿地了，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形成几个泡沫同时在膨胀。　　这么一个情况对我们现在投资者来说提出了一个很大的挑战，还能做什么呢？这些泡沫的产生大家都是有一种预期，早晚还是要纠正，这种纠正显然对于原材料行业，对于房地产行业，对于金融行业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所以你看中国的股市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些行业，股市是非常的低迷，尤其是旧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板块非常低迷。接下来中国投资可能要把焦点放到消费这个领域，消费这个领域和原来的投资和出口相比，如果投资和出口给他起个名字叫做中国制造的话，消费这个领域就叫为中国制造。投资出口是Made in China，消费是Made for China，过去几年要赚钱的话应该瞄准中国人造什么就投什么，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能够赚到钱，将来可能不是这样，将来是中国人买什么你投到哪里，投到里面才能赚钱。中国人现在在买什么呢？我觉得第一是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这两个领域里面都有发展的空间。所谓的消费无非就是商品消费或者是服务消费，商品里面比较重要的一块就是一些品牌的产品，前几年涨得很迅猛，当然，里面有这种公款消费的成分，到了这两年公款消费打压了以后有些品牌明显地出现了负面的影响，但是还有一些可能是影响相对比较小的，比如中国的进口汽车的增长。这里看到中国汽车的增速每年还是10%左右，但是从欧洲进口的汽车增长了20%多，去年是20%多，前年更快。尤其是宝马、奔驰这些跟政府打压不打压没有关系，本来宝马奔驰也不能用作公车。当然，这些投资标的本身也是有它的投资价值，我们看到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欧洲有很多著名的公司股价跌得很惨，但是现在的欧洲经济正在复苏，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估值在很低的情况下将来上升的空间很大，而他们当中有很多跨国公司，很多产品都是卖给中国的，是迎合了为中国制造这么一个题材，比如现在生产四辆宝马就有一辆是卖给中国大陆的。我们公司两三年前就提出我们看好欧洲50指数，欧洲50是浓缩了欧洲的5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他们都是估值很低，分红率很高，很多产品是卖到中国来的。　　除了汽车之外，另外一个是农产品。我们看到中国的老百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饮食习惯也在出现改变，原来喝豆浆的现在很多都喝牛奶了，原来吃米饭吃面条，现在吃肉的也有很多，一斤猪肉就要消耗六斤粮食，一斤牛肉要消耗十三斤物资，中国人间接地对粮食和对农产品的需求通过畜牧业在大幅增加，使得中国自己不得不每年从国外进口越来越多的粮食。原来很多粮食中国自给自足甚至略有出口，现在都变成净进口国了。　　如果是商品消费主要还是体现一个消费升级的话，那么服务消费就是一个量的扩张，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服务类的消费，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会快于商品类的消费，美国在七十年代的时候就是那样。今天的中国和美国七十年代的时候非常类似，商品消费占比实际上依然是过高的，现在差不多达到70%左右，服务消费只有30%，发达国家则是倒过来的，发达国家是商品消费30%服务消费60%，说明我们将来上升的空间巨大。比如在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和电讯行业，美国七十年代的时候家庭支出里面的占比分别是7.8%、5%和3.2%，但是到了九十年代的二十年之后又翻了一倍。中国现在这个结构和美国七十年代很接近，相信要不了二十年我们就会翻倍。比如在医疗领域里面，美国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还没有老龄化这个问题，中国有老龄化的问题。美国那个时候也没有环境污染的问题，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环境污染会使得这个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进一步上升。这个就是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产生的一个潜移默化的变化。　　医疗教育　　这里我想展开地讲一下中国在医疗教育方面的支出只占GDP的7%都不到，西方国家都是在13%-14%这样的水平，翻了一倍，可以看到将来是朝着那个方向增长，其实这几年中国在医疗教育方面的支出已经是一个很高的速度在上升。电讯方面也是，就拿手机来说，中国的手机数量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当中最多的，但是保有率还是比较低的，我们是100个人80台手机，但是在发达国家100个人有超过100台手机，所以我们的基数已经很大了，但是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另外就是电商，有了手机以后只是一个硬体，这里可以通过软体带来很多商业的机会，所以现在电商的增长速度是大幅上升。比如去年从整个零售的数据来看涨了13%左右，但是通过电商的零售涨了70%。而且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和美国相比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其它国家的分工是比较细的，比如Facebook只是做社交的，亚马逊是卖东西的，中国的互联网公司什么都做，打的也可以，支付也可以，存款也可以，社交也可以，都有。所以这样的话就使得他们的发展空间更大。还有就是金融服务，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大一块金融服务现在基本上还是属于处女地，就是境外理财、境外投资。国内的券商很多，100多家券商，最后竞争的费用很低，国内很少有投资机构帮助投资者到境外投资理财，而这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强，尤其是将来我觉得会更强。现在大家说买个房子以后还能涨，但是以后万一不涨了跌了呢？更多的钱肯定要找更好的方式来理财。我们看到中国银行贷款，老百姓的存款还不算企业的存款有45万亿人民币，拿出10%就是4.5万亿人民币，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现在中国的QDII就是允许中国境内投资者到境外去投资的钱也就是600亿元都不到，所以这个4.5万亿就相当于它的80倍，那是什么数字的增长？所以哪个企业能够抓住这种商机一定会受益匪浅。还有就是旅游，这个我不用解释了，大家都知道，其实不光是在国内，远一点的美国、欧洲，近一点的台湾、澳门，一到长假都是中国人，还有澳大利亚，他们说在悉尼不管是哪个地区的方言，中国方言骂一句马上会有同样的方言骂回来，都是你老乡。还有就是电影票，就是文化娱乐行业，2005年的时候中国的电影票房收入只有日本的一个零，2012年就超过它了，2013年是在2012年很大基数的基础上又有一个大幅的上升，这几年一直是呈一个所谓的指数型态势。这个我相信是我们将来投资的机会，这样的投资机会一时半会可能还难以从股票市场上寻找到，因为我们知道股市场还是打上了旧的增长模式的烙印，原材料、银行、地产，新的行业、代表为中国制造的行业还不多，有些PE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感悟到。　　人民币　　这里我想再讲一下人民币的情况。人民币既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因素是在2015年前如果红利释放出口快于进口，外汇储备在增长，所以人民币是升值的，但是之后很有可能出现贬值。除了这个因素之外还有美国的货币政策也在变化，通常来说，美国货币政策很松的时候往往使得其它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升值，倒过来的话就是贬值。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1989年到1993年的这四年中美国是减息的，联邦基金利率从10.5%降到2.9%，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资金涌入到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推动那里的经济增长，也推动那里的资产泡沫膨胀，但是1994年开始美国加息了，加息以后这些国家的货币就开始面临着贬值的压力，但是这些国家当时硬顶着不贬。这是1994年这些国家的汇率基本上还是平的，不愿贬值，为什么不愿贬值？实际上还是对于改革长痛和短痛的选择，很多执政者往往是选择长痛，不愿意选择短痛。我在1998年的时候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我被从华盛顿派驻到雅加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印尼的代表，到了那里之后我就问这些央行和财政局的官员，其实美国在1994年就加息了，你们已经面临着贬值的压力，可以看到你们的外汇储备一个月一个月在减少，为什么你们不主动贬值？硬是顶到1997年出现这种断崖式的贬值？实际上是这样，说穿了就是总统不让贬，因为总统有很多亲戚和孩子在1994年以前借了好多外债，那个时候外面的利率很低，他们借了很多来保国内的房地产和投资，如果1994年贬值的话他们的还债负担就加重了，他们还不起，所以这种利益集团等于是绑架了中国的经济政策不让贬值，那等于一窝人都在船上，明明知道船有漏洞还这样呆下去，长远有没有想过？长远说明美国就加了几次息就不加了，他们自己也受不了，不加大家就都解套了，但实际上事实不是这样，一加息的话很多资金就抽逃，逃回美国，把美国经济搞的互联网革命了，那个时候美国股价大涨，所以美国看到这种情况就继续加息，一直到了这些国家外汇储备枯竭，汇率一落千丈。　　有人说现在新兴市场的情形可能还不如那个时候那么糟糕吧，那个时候中国是没有贬值，中国竟然能顶住，现在更能够顶住，为什么中国现在会因为美国的货币政策转向我们，我们就会贬值吗？不会，那个时候那么惨都没贬，这个判断可能是有点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那个时候没贬，道义上是承担着一种责任，就是不好意思贬。因为在1989年一直到1994年人民币汇率贬了很多，1989年大家还能记住的话，那个时候三块二兑一美元，到了1989年是八块七，很多亚洲国家说我们的危机就是你们中国造成的，你们偷偷在那里贬值把我们的生意都抢走了。所以到了1997年到1998年他们大幅贬值的时候中国确实是没贬，但是今天情况就不同了，今天正好倒过来，现在他们在拼命贬值，中国没贬。若干年后中国完全有理由说现在轮到我了，而且当时中国有这个底气说不贬值，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汇率政策实际上就等于是一个货币政策，你承诺汇率不贬值就代表你不用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如果你印钞票印得太多的话，你来支持经济的话那就会贬值了，所以你说不贬值实际上等于我就不用货币政策这只手，就用财政政策能够抵御金融危机。当初中国有这个底气，因为当初你看中国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只有7.7%，现在是53%，这是狭义的定义，如果是广义的定义的话当初是100%，现在是200%多。当时中国确实是有这个能力做单手俯卧撑，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用就可以，但是今天我觉得做不了这个承诺了，我们看到财政上的情况债务负担很重，可能将来还有更多社保上的负担，今天中国就不会再做这种承诺了，我是不贬值。再说，现在大家为什么觉得人民币在升值，别的国家都在贬值？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最关键的一个原因还是中国希望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让人民币成为一个国际通用的货币，希望国际上贸易、投资乃至于外汇储备都有人民币在其中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要想达到这个目标，你不能让人民币贬值，现在你就贬的话谁还敢要你的钱？所以在达到目标之前至少要和美元保持一定的稳定。　　我们回过头来问一下自己，其实人民币要想真正成为国际货币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很多国家都想让自己的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中国到底能不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但我们作为投资者不妨可以做两种假设：一种就是两年后人民币实现了国际化，一旦实现国际化，中国为什么还要让人民币一个劲升值？那不是傻吗？当初没实现国际化的时候需要这个为诱饵来把大家框进来拿人民币，之后应该贬值才对，就像美国一样，拿了很多美元之后可以贬值，可以缩水。所以从这个政策的意图上来看是不可能说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了以后还一个劲地升值，那是不理智的。如果是第二种情形，最后人民币没能实现国际化，并且两年以后大家觉得人民币国际化仍然是一场梦，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时候人民币就会反思了，干嘛现在拿那么多人民币啊？原来以为能够实现国际化，结果不能实现国际化，大家也会对人民币的投存做出调整。因为毕竟人民币的含金量是不高的，什么叫做人民币的含金量？就是一个一百块钱的人民币里面有多少硬通货在支持着它？我们知道中国的外汇储备硬通货有3.8万亿，相当于20万亿人民币，但是中国的M2广义货币有110万亿，这二者除一下是20%都不到，这个比例是比很多国家都低的，要是到香港的话是100%，必须要有1美元才能发7.8港币，中国有1美元可以发5倍的人民币，如果在过去的问题之下就代表这个国家货币的含金量是很低的，要是现在说就是含储量很低，人家为什么还要拿人民币呢？觉得两年后自己就变得硬通货了，这20%就变成100%了，和美国一样，美国央行手里没有很多美元和澳元，但是自己手里就是硬通货，想要钱就印，但这个目的不是谁都能达到的。我的意思是，达到的话会贬值，不达到的话更要贬值，就是这么一个风险在里面。　　另外我们也知道，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长时期地对内贬值对外升值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外汇储备量很大3.8万亿所以要对外升值，但是人民币的印钞速度比美国还快，M2体量太大110万亿，所以就感到对内贬值，几年前去超市两百块人民币大包小包拎着出来，现在你拎拎看，拎不了什么东西，所以就是对内贬值。　　股市　　这张图可以说明股票市场的很多问题。这张图显示的是美国股市相对于新兴市场股票的走势变化，向上走代表美国跑赢新兴市场，向下走代表美国跑输新兴市场。这里有什么规律可以寻找？这个是1994年，从1994年到2000年美国是加息的，这个过程中美国股市跑赢经济，为什么美国要加息？因为它的经济好了才加息鼓舞，其它的国家原来在美国减息的时候吸纳了很多热钱，而且这些热钱使得他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忽略了结构上的弊端，没有能够及时改革，等到美国加息把水抽走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没有穿游泳裤，之前看不出来。这段时期可以看到美国是大大跑赢新兴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有1997年到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有俄罗斯违约等等问题都在里面，直到美国2000年IT泡沫破灭以后开始减息，减息之后又催出另外一个泡沫，就是房地产泡沫，2008年破了以后又减息做了很多次的量化宽松，这个过程中中国会代表金砖四国大大跑赢美国，但是现在开始风向又转了，又不一样了。这几年的发展使得许多新兴市场出现重大的结构性问题迟迟没有解决，等到美国加息的时候潮水褪去的时候我们又可以看到很多问题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想讲的是，这个拐点要么不要出现，一旦出现不是两三年就能结束的，不是像印尼人当初想的1994年加息我不贬值，我顶一年，一会儿就又风平浪静的，其实不是，这个现象一旦出现没有七年十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现在我们才刚刚开始看到，我们现在的判断是未来的五到十年新兴市场的股票基本上都是跑输发达国家的，眼前来看欧洲的股票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我们把1945年二战以后的股票市场数据一致到现在拿出来分析，如果你把它估值做一个排列的话，第一档是最便宜第十档是最贵的话欧洲股票现在处于第四档，过去也都是到过第四档，到了第四档之后第二年股票上涨的概率是94%，上涨的幅度是12%，不包括分红，就是股票价格，如果包括分红的话就是超过15%。对于其中有些国家，比如西班牙，我们觉得它的上涨空间达到20%，它的估值水平比德国、法国更便宜，而且西班牙和希腊以及意大利相比，这几年来采取了更多改革的措施，经济付出的步伐更快。这是欧洲，如果拿美国来看，美国在第九档，第一档是最便宜的，第十档是最贵的，美国在第九档，不便宜。历史来看过去处于第九档的时候第二年上涨的概率在60%，上涨的幅度在5%左右，但是我们想说，现在的情况可能比历史平均的情况来看要更加的优越，为什么？因为当过去股票涨到第九档的情况之下，美国的经济已经呈现出了以下一些现象：第一失业率很低，经济很好，第二是工资通货膨胀压力已经显现出来了，第三是美联储已经加息了几次。今天我们看到股票估值虽然在第九档，失业率依然在6%，工资没有上涨压力，没有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加息我们觉得最早也要到2015年下半年。现在所处的宏观环境大大地优于过去股票处于第九档的时候，说白了，为什么说工资不涨对股票有利呢？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一定是劳资双方来分割的，说明现在美国经济是在复苏，但是复苏的成果劳动力享受不到，都让资本回报获得了，所以美国经济不怎么涨，但是股市涨得很快，中国则是倒过来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但是经济增长的成果一半让政府税收拿去了，一半让工人拿去了，工人的工资在猛涨，留给资本家和企业主的这部分利润率是越来越小。GDP可以涨8%，股市就不涨，所以我们都说中国经济不错，股市不行，美国股市不错，经济不怎么行，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觉得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是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但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也要注意股市上的这种风险，如何来把握和利用这种风险？比如根据美国过去七十年的数据来匡算，当股票处于第九档的时候，这一年当中有下降5%的这种情形的概率达到100%，这一年中一定会有下调5%的现象，下调10%的概率也在60%。看到这个现象的话，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想法，长期来看是要涨的，但是中间好像要找一个好的时点来买。要是放在中国的话就只能等了，等到一个好的时点就去买，但是也可能等不到，就是一个概率的事情。要是在美国的话，这个资本市场非常发达，它有许多工具不需要你等。比如你可以卖一个做空期权，什么叫做卖一个做空期权？就是我做出一个承诺，现在股票是2000点，到了1800点我就接货，你做这个承诺，如果股市真的到了1800真要接货，但是如果不到1800点，由于你做了这个承诺，这个承诺是有价格的，现在你立马就可以拿一部分的钱，我算了一下，这个钱可能年回报率在7%，假如股票最后没有跌到1800点最后没有能够进场照样可以拿7%的回报，一旦进场了这7%是已经归你了，但是你1800点接货，第二年第三年接茬赚钱，这是比较发达的资本市场提供的工具可以使得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中国的话就不可能。这是对于美国或者西方的股市，如果说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理解，寻找到比较合适的产品，我们投资的机会乃至于回报要比仅仅盯着中国好得多。　　中国的策略倒不是一定要做空中国，我们觉得中国今年不具有方向性的变化，你说今年一定是上涨，还是一定是下降？我觉得都不太可能，中国一定是在一个比较窄的走廊里面震荡。现在大家说估值是比较便宜的，这个是历史平均估值在11倍，现在是9倍，是相对比较便宜，但是便宜自有便宜的道理，因为主要便宜在银行和地产，只有五六倍，剩下的把银行和地产拿掉就不便宜了，很多被大家看好的行业已经很贵了，所以银行地产原材料这些属于便宜。我们觉得这些行业代表旧的经济增长模式，将来经济的转型对于这些行业来说还会有更大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即便便宜也不鼓励大家去买。　　我就说这些，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学 员：哈继铭教授您好，想问两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信托债务，目前刚性兑付的很多，如果是哪个口子取消了刚性兑付，这个信用风险就会发生，万一这种刚性最后被打破会对金融或者世界经济产生怎样的剧烈影响？另外就是刚才说到从人民币估值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国际化成功与否，不光是2014年，如果再往长期来看，日本去年是贬值了很多，但是上涨了将近50%，如果是基于这些判断的话，预测2014年到2016年中国的股市按照人民币总归要贬值的趋势，它的走向会不会不一样？　　哈继铭：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首先是信托，我把一些Fact跟大家讲一下。截至去年年底信托有10万亿左右，信托产品一般都是18-24个月，集中发放期是在一年半到两年前，所以集中到期体现就在今年，我们估计有五万亿左右今年到期，而且大部分是在今年下半年。今年我估计可能会经常看到媒体报道这个信托付不了那个信托付不了，这里有可能出现违约风险的信托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呢？我们可以看下信托的结构，这个结构是30%左右是地方政府的，这块我相信还是会刚性兑付的，另外10%左右是房地产，大的房地产企业问题可能还不大，尤其是去年房价还涨得那么好，应该说一般的房地产企业短期来看问题不大，我觉得中国房地产在2015年以后会有比较大的问题，现在还可以。另外还有剩下来的一大块是所谓的工业企业，工业企业是煤矿的、太阳能的、钢铁的，这一块出现违约的风险我觉得是比较大。问题出来以后政府会不会一直刚性地去兑付它？首先觉得刚性兑付是不对的，这样是让大家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去发去买，将来的窟窿会越来越大，如果政府下定决心说接下来要让市场接受一个教训，有些东西我就不一定完全答应兑付，本金我也不全兑付，兑付80%-90%，这样的话市场就会变得非常警惕了，以后再想发信托的话可能市场要求的利率会更高，对于整个经济增长尤其是投资肯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个是最有可能发生的现象，今年有几单不是刚性兑付，信托市场出现萎缩，受到影响。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人民币贬值是不是带来股市的大涨，我觉得这有两种，一种是主动贬值，还有一种是被动贬值。当初泰国、印度尼西亚都是属于被动贬值，他们还是想撑的，没想贬，撑了三年撑不住了就贬了，这对股市是毁灭性打击。日本现在是主动贬值，就是搞QE搞量化，如果不搞这些还得升值，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中国现在如果硬是撑的话，撑到将来某个时刻是不是还有资格主动贬值？不好说，搞不好就是一个比较被动的情况，尤其是那个时候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了，三大泡沫越来越大，美国又加息了，那个时候我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和美国的货币政策有很高的同步性，你说2008年美国大量宽松，中国比它还宽松，货币增长比它还快。当初的目的就是我不能让人民币升值太快，你松我也松，你松我不松的话人民币就升值了，那样就会对就业和出口造成影响。这样复制货币政策会对未来造成后遗症，等到美国货币市场紧了以后你是不是还复制？如果你还复制的话他加息你也加息，正好捅破了这个泡沫，他加我不加，非但不加还加法定准备金率，那好，人家紧了你松了不是贬值吗？这种贬值就是被动式的贬值。我觉得这两天政府做的是对的，看到人民币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贬值，它有一个主动的贬值、双向的波动。老是升值的话，进来堵你升值的热钱越来越多，进来的越多升值压力越大，进来得越快升值越多，这是恶性循环，现在是主动双向波动有利于化解这样的风险。　　参会嘉宾：您对大宗商品市场怎么看？比如原油、黄金和一些铁矿石矿产品以及农产品。　　哈继铭：我们对铁矿石做过比较系统的分析，我们觉得铁矿石行业接下来的供需关系会出现明显的供大于求。估计即使中国经济今年还增长7%的话，因为中国是铁矿石价格的主要决定因素，所以中国即便是7%左右的增长，铁矿石的需求增长，去年是5%，今年可能是4%，后年是3%，但是铁矿石的生产能力去年增长9%，今年增长11%，明年还会增长10%，就会造成一个供大于求的现象。我们判断铁矿石价格基本上是跌26%，明年是跌20%，这是对于铁矿石的一个判断。现在还是130元/吨，我们觉得明年可能会到80-90元/吨的水平。对于黄金我们是不看多的，我们是比较看淡的。我所在的小组去年3月份推出一个投资建议，就是做空黄金，做空的标的就是在去年3月份黄金1600多元的价位去买一个今年1月份可以1400元把黄金卖掉的期权。当初1600元的时候卖一个说将来可以1400元卖，这个期权是不值钱的，但是三个礼拜之后黄金价格变成1300元了，那个期权涨了6倍。现在我们要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他们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大妈进去了，这个时候到底出不出货？我们的投资建议是出一半，到了7月份，因为调到1200多元，变成了涨8倍我们全数出货。今年我觉得可能会跌到1050元左右，现在还在1300元，还有进一步下跌的空间。　　学 员：我的问题是关于国企改革，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国企改革，它对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有什么机会？或者是一级市场期货或者是二级市场期货。上海的绿地集团在去年年底应该有做这个改制的动作，比如平安，就是有几个民营资本进去了，这些资本公司、金融公司会发一些产品让个人投资者去投资，其它的国企改革对个人投资者有什么机会？　　哈继铭：国企改革就目前看来还只是一个炒作的题材，就是到底能不能改，改到什么程度还有待于观察。因为国企改革刚才你说的那个情形以及现在某个石油公司的情形来看是在推动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的话关键是谁说了算？私人老板真的能在里面说了算吗？还是说钱可以来，但是话语权没有？所以很多私人老板也不傻，也会掂量掂量，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带来真正的投资价值？眼前来看，每当这个题材出来一个的话可能就会被市场追捧一下，如果说最后确实情况比我现在想像的要乐观，真的改革成功了，那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的途径，但如果说公司合作到一定的程度发现还是离婚了，那以后再有这样的案例市场也不太会振奋，这是一个短炒的概念。我们这边做投资，我所在的部门一般很少去关注短期的机会，我们一般向前看。　　学 员：您说的是二级市场的机会？　　哈继铭：对，我们不做一级市场，只做二级市场的股票债券。　　学 员：前一阵子李嘉诚要在大陆搞房地产，您觉得他是基于哪些分析？现在很多鼓励国内的人到境外买房，美元一段时期可能处于上升的通道。　　学 员：哈博士您好，借着这个机会跟您请教一下。最近互联网金融也非常的热，也出现了阿里巴巴的余额宝，通过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四千亿左右的规模，请问您对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不管是余额宝也好，其它的苏宁或者京东也推出了××宝的东西，年化收益率基本上都能达到百分之六点多甚至更高，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未来互联网金融方面是不是还会呈现这样的蓬勃发展的时机？另外对于我们实体金融是不是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对于未来的投资者，包括未来手上持有储蓄的这部分人，他们是不是会把手上持有的这些储蓄转化成××宝或者其它的投资方向？　　哈继铭：对，这确实是一个金融行业新的现象，现在我们说腾讯也搞了一个东西，利率比余额宝还要高一点，是叫什么东西来着？春节的时候有一位我的年轻的亲戚跟我说很赚钱，百分之七点多，我说你能不能一下子弄个一百多万进去？他说哎哟不行，一般这是屌丝玩的，五百块八百块进去，我说那这样的话发展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它是几千亿，但是对于高净值个人，或者是对中产阶级来说就很难适用了，弄个几十万进去的话就不具有那么高的流动性，所以还是有它的局限性，但是对于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人民银行要把存款利率完全放开肯定遇到很多的阻力，尤其是来自商业银行的阻力，如果是让这个宝那个宝先发展，把你的存款吸掉一部分那银行也不得去搞这个宝那个宝，所以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如果发展进一步的壮大以后，相信以下几个问题可能会显现出来：第一，它到底是靠什么赚钱的？你能够付百分之六百分之七是怎么赚的这个钱？还是补贴的？补贴是不可持续的，烧钱总有一个极限。第二，是不是要纳入金融机构监管？不然竞争也不公平，银行拿进来一百块钱二十块钱的法定准备金要交掉，你这个交多少的法定准备金率？如果放贷的话都要有这个风险的评估，是不是也要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规定？放贷放给什么样的企业？资本金是多少？一旦纳入这种监管，可能它的竞争优势不像现在那么的强。前两天人民银行副行长刘世宇在这个领域专门有过一些讲话，我看先是很快地肯定了一下积极的一面，然后又讲了很多风险，甚至讲到帐号被盗用、卷款逃跑等等这些风险他都揭示了一下，所以我觉得从政策层面上来看，利用他们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政府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的，但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的政府一直是讲究统一战线的，一定程度上要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击破一个顽固的势力，之后回过头来再收拾你。　　(文章选自网易财经，2014年2月)

北京王府学校王广发校长接受中国日报采访

王辉耀：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引进人才

    当代人才的流动不再简单的由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除了生存和经济因素外，教育、发展、环境、文化认同等驱动因素更加显现出来　　对于高级人才来说，世界是平的，若国内不愿意接受国际定价，他们就会外流到海外去工作，国家有时必须正视某些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　　未来不仅仅依靠重金高薪来争夺世界的顶尖人才，将“争夺”变成“吸引”，让那些怀有雄心的人才主动来中国，在全世界塑造一个“中国梦”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5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与外国专家座谈时指出：“要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更好发挥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用人单位的主体作用，使外国人才的专长和中国发展的需要紧密契合，为外国专家实施才能、实现事业梦想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这为我国引进外国专家工作指明了方向。中国已经进入一个5000年历史中的最好时代，中国古代历来有“广纳贤才为我所用”的思想，在这样一个时代，更应抓住机遇，择天下英才而用之，打造一个让全球人才来中国发展的“中国梦”。　　中国吸引人才的最佳历史机遇或将到来　　人才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当今世界，以难民、劳工为主的人口流动模式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人才的跨国流动成为世界人口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经合组织的统计，2011年2.14亿的国际移民中，高技术移民占22%，商务移民约占20%。而且移民中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率高于整体人口的受到高等教育的比率。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估算，在发达国家中，24%的移民拥有高等教育学历。　　根据今年5月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3年世界移民人口数量达到2.32亿，移民流动呈现四种不同的趋势：北-南流动、北-北流动，南-北流动和南-南流动。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北-南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促使北-南移民的动因主要包括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工作机会增加、跨国公司的扩张、海归和留学生人数的增长，以及有越来越多北方国家退休的人们选择去生活成本较低、节奏较慢的南方国家生活等。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吸引人才的最佳历史机遇或将到来。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才流动由北向南流动增加，将为中国带来更多人才流，从而带动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文化流。　　遵循国际人才流动规律引进海外人才　　经济收入不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情感与文化日益重要。许多研究认为，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上，产业技术资本密集达到60%以上，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64%以上，人才将大幅回归。人才回流与国家崛起相辅相成。人才回流推动国家崛起，国家崛起吸引人才回流。但是，人才的回流不仅仅需要硬件，也需要软件。当代人才的流动不再简单的由经济欠发达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除了生存和经济因素外，教育、发展、环境、文化认同等驱动因素更加显现出来，打破了以往的人才单向流动的趋势，催生了人才从发达国家向母国的回流甚至环流。经济收入不再成为人才流动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并不是金钱决定一切。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好的回避自身与发达国家经济收入上的差距，利用其他优势吸引人才。特别是对于当前已经流失大量人才的国家，情感与文化是吸引海外人才回归的主要因素。根据《世界移民报告2013》的调查，对南-北移民来说，尽管与当地人相比，他们在经济上仍有较大差距，但是比起留在家乡没有选择迁移的同类人（指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来说，他们在经济上获得了较大的改善，但在社会地位和个人情感上的幸福感与留在家乡生活相比却有所降低。因此，一方面要尊重海外人才回归的意愿，开放地接纳人才回归；另一方面要积极打出亲情牌，争取人才回归。　　国际人才全球定价，特殊人才特殊待遇。劳动者的收入会因为国界和地域的限制而明显不同，欧美蓝领的收入甚至可能超过中国的金领。由于发达国家的“选择性移民”政策，对于一般劳动者来说，他们很难打破国界的限制，只能接受“国内定价”。但对于高级人才来说，世界是平的，若国内不愿意接受国际定价，他们就会外流到海外去工作。在全球化时代，源于全球化人才市场的竞争，国家有时必须正视某些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但是，对顶尖人才和国际人才进行全球定价，对许多国家来说又意味着打破整个收入分配体系，甚至激发社会争议。因此，许多国家往往会对特殊人才及相关项目进行减、免、退、补税，提供民间基金、特殊津贴、丰厚奖金等支持，来间接提高人才的待遇。　　政府猎头隐身幕后，企业、科研机构走上前台。人才引进与使用密不可分，相关专业人士往往比行政官员更熟悉同业高级人才的分布情况。因此，许多国家会通过研究机构和基金会等非官方机构去挖取人才。或者牵头组织、出资补助大学、科研机构、国有企业甚至具体的政府部门直接去全球主动招聘人才。英国政府就每年出资400万英镑作为启动资金，通过与沃尔夫森基金会、皇家学会合作，共同发起一个由研究机构直接聘请世界顶尖级科研人才的计划，以帮助英国在世界人才市场上争夺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外国跨国公司的进入，即使没有政府背景，也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争夺高端人才，甚至激烈到对优秀人才苗子开展“预定权”的争夺，有媒体甚至夸张地说：“要到幼儿园去寻找科学家与工程师。”一些跨国企业并购不只是为了获得企业的技术，更重要的是那些创造技术专利的人才。许多国家也常常扶持本土企业成立海外研发中心发掘人才，并吸聚本国在海外的留学人才。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就雇佣了200多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韩裔科学家。　　注重文化输出和国际宣传，打造国际品牌形象吸引人才。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注重通过文化输出和国际宣传，塑造自己的“国家梦想”，并凝聚成为一种国际形象，进而吸纳全世界的人才。“联系新加坡”的主管陈达伟就说：“我们出售梦想。新加坡以世界一流的效率而闻名。因此，需要出售软实力——实现梦想的地方。”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说，“只要你有一个梦想，并且愿意努力工作，那么你一定会成功。正是因为这样的美国梦，我们吸引了百万人来到我们的国度，使我们的经济为世界所羡慕。”如果期望未来不仅仅依靠重金高薪来争夺世界的顶尖人才，将“争夺”变成“吸引”，让那些怀有雄心的人才主动来中国，在全世界塑造一个“中国梦”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这个梦想不仅仅是让外国人想来中国赚钱，发展自己的事业，还要让外国人才愿意留在中国扎根，把他们赚的钱以及产业也留在中国，甚至让他们愿意把在全世界赚的钱带到中国来安家乐业。作者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文章选自《中国组织人事报》2014-06-04 06版　　

郑永年：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

    自从1996年底赴新加坡工作和研究，直到今天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学者郑永年一直专注于研究中国内部转型和外部关系，以及中新两国的发展模式，是对中国向新加坡学习持支持态度的代表学者之一。　　近日，郑永年教授特别接受《凤凰周刊》专访，对中共新一届政府上台后中国发展的方向，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内地向新加坡学习的情况，阐述了自己独到的观察。　　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　　记者：2013年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执政以来，海内外媒体和观察人士一直试图描绘未来5到10年中国内地的改革路线图，包括美国《纽约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在内的众多媒体，均根据中共一系列新举措，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透露的信息，做出了中国将继续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判断，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中共高层公开作出这样的表态，中国对新加坡模式仍然感兴趣吗？　　郑永年：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向世界上的很多国家学习。作为一个“学习型的国家”，中国现在所取得的成功，一个重要要素就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共就曾向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开始改革的国家之一匈牙利学习，也曾经在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后，向日本学习。真正开始学习新加坡，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第一次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而这也是中共领导人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作出向新加坡学习的表态。此后，学习新加坡模式就大规模展开了。　　如果你问我，今天的中国会不会继续学习新加坡模式，来指导本届政府下一步的改革，那么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当年（1992年）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倡学习新加坡，他想解决什么问题，现在这些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如果还没有解决，中国当然会继续向先进的国家学习。而只要新加坡经验与其他国家相比，与中国更有相关性，那么中国就会继续学习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国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回答是：Yes！中国肯定会继续学习新加坡。　　记者：新加坡模式对改革开放以来，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共历届领导人来说，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郑永年：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时提出要学习新加坡，本质是希望中国在改革进程中，可以较好地解决“发展与秩序”的问题。　　“发展与秩序”可以说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要面临的一对矛盾。直到今天，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国家例如泰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等，虽然经济在一定时期内有了发展，但是有效的秩序却没有建立起来，政治一直在专制和无序民主间徘徊；而另一些国家，特别是高度集权的权威主义国家，如朝鲜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则是有秩序，无发展；还有些国家甚至既无发展也无秩序。既有发展又有秩序的国家少之又少，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可以说是少数的几个典型。　　新加坡模式中所有易学的都已学完，现在已经进入难学的阶段。　　记者：如何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对新加坡学习的成果？　　郑永年：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新加坡的评价是：经济发展很好，社会管理的也很好。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既要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也要学习制度建设。　　但是后来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中止），经济发展逐步被放在主导地位，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则停滞了。　　从经济改革的角度来看，中国确实从新加坡借鉴了很多。自朱镕基总理以来开启的国企改革，国有企业为提高竞争力，一直试图学习淡马锡的管理模式。　　金融体系改革也向新加坡学习了大量的经验。如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制度逐渐向一揽子货币政策转变等。　　在打造工业园区方面，中新两国政府层面的合作项目更多，从最早合办的苏州工业园区，到后来的天津生态城、广州知识城、新川创新科技园等，各地不断有工业园项目落地。　　可以说现在的中国，无论经济发展还是城市建设，到处都可以找到新加坡的影子。　　至于地方层面的学习就更多更细致了。上海曾经在90年代的住房改革中借鉴了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后来为控制机动车增长，又引入了新加坡的车牌拍卖制度。还有些地方政府更是整体地向新加坡学习，如广州，一直以新加坡为模仿和赶超对象。　　说到整体学习，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要想向新加坡一样成功发展，要硬件软件一并学习，而且软件更重要。也就是说不应仅仅学经济发展，更要学制度。　　虽然中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但是要把学习的强烈愿望转化成实践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新加坡来说，发展与秩序是同时进行的，但是中国在学习时，则把二者相对分离开来了。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目前的情况是，中国各级政府仍过于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强调不足。　　记者：所以您认为中国接下来将会向新加坡学习如何建立秩序？　　郑永年：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与新加坡的发展经历不同，是分三步走的，先进行了经济改革，然后开始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发展，接下来要学的，正是如何建立起秩序。如果秩序跟不上，也会制约发展。　　新加坡的秩序有着自己的特点。它既拒绝西方的福利制度，同时又把社会保障做的很好；它没有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它的法治、透明、廉政以及公务员建设，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实际上新加坡模式也是通过不断地向外国学习，再结合本国特点而形成的。　　现在中共必须要做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让秩序建设也跟上来。当然，对新加坡的这种学习不应该、也不会是照抄照搬，而是将结合中国自己的特点。　　记者：您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布的60条改革方案中，有多少是在借鉴新加坡？　　郑永年：很多。例如学习淡马锡模式进行国企改革。对中国国企来说，淡马锡模式最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市场化而没有私人化。不过可惜，目前国资委以及国有企业只学到了淡马锡的组织构架，他的去行政化、公开透明等内在精神仍未学到。　　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中国仍会继续学习淡马锡模式，并且很可能加快地学，因为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　　新一届政府的反腐工作也在向新加坡学习。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是，反腐首先要权力集中。新加坡只有贪污调查局一个反腐败机构，却将政府管理的那么清廉，原因之一是其高度集权。虽然中纪委目前正在这样做，但我觉得仍然较分散、内部划分比较多。　　记者：说到国企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媒体曝光的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鹤等人提出的“383改革方案”曾经明确提出要学习新加坡淡马锡模式，不过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去掉了这样的字眼，这是否说明中国对于公开学习新加坡模式仍持矛盾心态？　　郑永年：“383”方案本来就是一个中国未来改革的民间版本，而三中全会公报则代表了整个领导集团的妥协。　　要知道，说学不一定真的会学，说不学也不代表没有在学。例如中国保障房建设，就是学习新加坡经验失败的例子。虽然中国在住房改革中一直号称学习新加坡的组屋制度，让多数人都买得起房，但实际上，却在实行土地财政，走房地产治国的道路。同样情况的还有公积金制度。　　这也说明，学习新加坡模式，应该学的是精神，然后结合本国的特点进行创新，创新很重要，如果是简单的模仿，一定会失败。　　记者：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对新加坡的学习还很表面？　　郑永年：我认为，经过这么多年向新加坡学习的热潮，新加坡模式中比较容易学到的，也就是表面的东西，中国已经学过了。现在到了要学习难学的部分——也就是新加坡的制度以及探索精神。我们需要时刻问自己，新加坡模式是什么？我们要学哪些？要怎么学？我个人的感受是很多东西中国政府还没有接触到实质。　　中国能否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制度建设经验而建立起一整套自己的制度，决定了中国是否能继续崛起。文章选自《凤凰周刊》　　

李一：互联网金融将跃进至个性化服务

    4月10日，瑞士银行中国区主席兼总裁李一接受腾讯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正在为财富管理行业创造巨大的空间，其中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为财富管理行业带来了积极的改革，他认为，现阶段提供标准化产品的互联网金融仅处于初级阶段，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将是互联网金融的未来。　　金融改革难关待解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和2014年两会之后，金融改革的议题变得非常热烈。李一指出，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必须要再进一步完善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时候。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正常的经济社会现象，它也要完善自己内部的体系，来满足社会进一步的需求。另外，新的社会因素，包括互联网等因素，也催生了它改革的动力。所以整体来讲，目前金融改革的势头迅猛，但改革的困难较多，不过改革的前景激动人心。　　金融跟其他事物一样，都有它内在的规律，有跟它相匹配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发展基础。李一认为，金融在中国的改革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是目前整个中国的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板块，中国高层讲话里面提到，要破除众多改革当中的阻力，这体现出改革一定会触及到很多利益集团，包括习惯的力量，很多事物是按照过去的规律延续下来的，这些改革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在深入改革，包括行政管理方面，中央要拿出新的政策和方法进行改革。行政管理里面很多方法跟金融改革是同步的，因为金融监管改革也是改革的一部分。　　“国企改革也是一个大的难关，国企的领军人需要对金融有正确的认识，金融不仅仅是简单地融资，这只是金融当中的一个功能，金融有很多功能，包括盘活资产、合理分配资源、降低交易成本，使企业、社会的财富增值，令投资者受益。　　金融里的风险意识，被经常被业界谈起，但真正把它提到专业角度和社会现象来讲，这需要金融文化改革来推进。所以说，金融改革应该讲是一揽子的改革，是系统的改革和思维的改革，其中也包括技术性改革。　　在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同时，中国的国民财富也在迅速增长，财富管理的需求日益壮大。李一表示，改革三十余年，给中国的经济创造了很好的平台，未来5年、10年、20年，将会对财富的配置、管理提供一个非常强大的物理基础，这个财富管理行业空间广阔。　　互联网给金融业带来改革利益　　在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李一指出，互联网金融或者金融互联网，它代表过去的两个思维或者两个社会现象在一个时间段的重合，是新的社会现象改更，颠覆了老的做法和思维。从参与者的角度来讲，众多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开始进入金融行业，传统的金融业在互联网时代如何抉择，在这个时候走哪条路，是拥抱这个时代积极改革，还是防范或者是做一部分加强？这都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但总而言之，互联网将会对整个金融产业带来非常大的改革利益。　　李一称，瑞士银行作为金融板块的一个成员，一方面积极地研究自己整个大公司未来的走向，另一方面在不同的部门当中，合理地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联系。在面对客户上，具体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并没有完全成熟，但是瑞士银行也在考虑利用互联网的思维，一方面更贴近更多有效的投资者，另一方面是如何能够用这种技术产生出更多个体化的服务产品。　　“任何事物都有它自身成长的规律和自身的特质，财富管理已经走到了面对个体化服务的时代，它面对的是不同的家庭，不同的人，包括不同的人和不同家庭加不同时代或时期的财富管理这种特殊的服务。由于财富管理的物理技术已经接近成熟，中产阶级也在迅猛地形成当中。另外金融产品现在越来越多，金融交易所也越来越多，中国人对境外的各种金融产品、国际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再陌生，这使财富管理的任务更加艰巨。互联网能够迅速接近客户，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思维运用得好，可以更加强化个性化的服务。“很多人一开始讲互联网基本上都是标准化的东西，我觉得还不是，互联网将金融很容易达到标准化，当标准化达成后，金融产品可以迅速跳转到个性化服务。”文章选自《腾讯财经》　　

冯仑：在纽约投资地产有三种模式

    2001年，拉登“强拆了”美国世贸中心，美国要重建，于是我们获得机会，在这栋541米高的大楼的最顶楼，做了一个“中国中心”。12年来，我飞了60多次纽约，获得一些体会，与大家分享。　　乡下人到城里人的生活体验　　第一个体会，就是我到纽约以后，包括所有的海外投资人，都面临着相当于我们刚从乡下到城里的生活体验。　　这种生活体验大体上包括三件事，第一就是什么都不会。大家从乡下到城里，就好像一个乡下妞儿嫁到城里做媳妇，发现洗头水都这么贵，热水洗澡更贵，马桶抽水水费也贵，什么都贵，但是这就是城里人的生活。　　在纽约做投资，律师费每天都不得了。所有的律师每天一出门就掐表，在路上的时间都要算我的钱。我们跟他讨论业务，我说话的时间他也收钱，所以就是贵。　　所以，大家在纽约投资，一定要有大概投资预算加一倍的心理承受力。　　纽约地产投资，太矫情　　第二个体会就是投资纽约地产，复杂、矫情。乡下人可以随地大小便，挖个坑埋了，进了城，那叫不文明，有伤风化，所以提上裤子还得跟警察讨论讨论，这个事情该不该办，你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进城了，要在指定的地方办。　　所以在纽约，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按照当地的法律来。　　纽约的人均年GDP是6万美元，它有很多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凡是跟皮肤接触的地方，一定只能用美国的材料。我们当时想用中国的材料，便宜点，不行。因为美国人对生活质量有更高要求。　　另外，所有的工人只能用工会的工人，只能8小时工作，而且，中间喝咖啡的时间必须保证。　　特别是在装修上，成本的60%是人工。所以我们在最后所有的发展项目中一算帐，不断去“褶子”。比如你设计一个房子，里边设计的特漂亮，达到漂亮效果，人工成本就高。所以，现在能理解美国为什么室内都这么简单，要尽量把“褶子”都去了。　　在美国，现在所有的建筑都要做绿色建筑，绿色的建筑平均售价比不绿色的要高10%—15%，所以你的建筑不达到绿色标准，你就不可能有客人，至少不可能有特别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进入。但是在这一点上，要加多少成本?一般成本至少加15%—30%，做到白金级。　　服务标准特别高　　第三个，客户对好东西的要求特别高，而我们这些“村里人”不知道好东西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你是米其林标准的餐厅，盘子的光洁度，不能粘，甚至温度都有要求，这是标准。　　我们在原世贸大楼的楼顶上做了“中国中心”，我们做高级用餐，俏江南有兴趣，最后发现太矫情，太复杂，要求太高，弄不了。后来新加坡的人接手做了，他们有国际化的管理餐厅经验。　　所有中国人到纽约做房地产，大体上都有这三个心理上的体验，第一贵，第二矫情，事多，第三服务标准高，对方的客户要求太具体，太仔细。　　在纽约投资地产的三种模式　　第一个模式，财务投资模式。SOHO张欣做的就是这种模式，在一个成熟的写字楼里带有租约，在经济周期下行时，以低的价格买一个楼，管理还是原来的团队，继续收租。　　这种财务投资模式风险最小。我刚才讲的这三件事，它都有道理。因为你就是买，买的时候有点律师费，剩下的事，包括运营管理，原来都有成熟的一套办法，不需要投资人额外去花钱。所以这种成功率相对比较高。只要你周期算得准，就OK了。　　第二个模式，开发模式。这是万科在做的事情。开发只要你的合作伙伴找对，问题不大。万科现在的两个合作伙伴，汉斯在北京做了公园大道，对中国的地产比较熟悉。另一个合作伙伴在中国有七个项目，这两家公司熟悉中国的开发商思维，在当地又是大佬，所以万科的合作风险不大。万科用它一贯的竞争优势，再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就能够成功。　　绿地也是第二种模式，但绿地目前没有固定的当地牛逼的合作伙伴。　　第三种模式，房地产空间的经营。我解释一下这种模式，房地产是干什么的呢？一句话，是创造最有价值的固定的空间。郭广昌和我们一个模式，是拥有空间，结合经营。价值不在制造上创造出来，而在运营当中创造出来。　　我们原来做预算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绿色，后来一看边上高盛已经是金级，那我们只能做白金级。所以我们把“中国中心”新楼都改造绿色环保的。　　我们的边上有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改造的面积没有郭广昌那么大，已经花了一亿多美金，帝国大厦改造成绿色环保的，花了一亿美金。所以我们碰到的就是贵，整个在空间经营上我们非常简单。　　再一个困难是经营。比如写字楼，全中国在纽约写字楼的租户中，中资企业租的所有的面积，加起来不超过十万平米，我们大概是2万平米的空间，复星集团差不多是16万平米的空间，都要面临经营，所以我们只能以当地市场为主，面临的问题就是经营这一块，这也是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　　总体来看，这三种模式在纽约，财务投资的模式要买对周期，开发的模式要找对伙伴，经营的模式要舍得花钱。　　举一个例子，我在“中国中心”有一层是俱乐部，俱乐部装修要上档次，一平米要七八千美金，但装修后以后客人到底来多少，在这个时候还是不精确的，我们经常纠结。　　另外，设计非常重要。吃饭是社交的媒介，既然要社交，空间的特殊设计和特色风格，才能吸引客人。所以设计是最重要的，光一个灯光设计都几百万。所以现在我们在那做餐饮，不是为了让大家简单吃饱，得有空间的风格，用这个来吸引当地居民，挑战非常大。　　总之，在美国有这三种模式，如果大家第一次去投，建议采取第一种模式。如果有点开发能力，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可以做第二种模式。但是尽量避免第三种模式，因为这个东西就像“村里的人能管好国贸”，我不相信。　　中国人在海外投资房地产，优势是钱多人少，决策快，拍脑门快，所以美国人现在知道，这个楼卖给中国人，老板上去拍板就行，不需要看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们比较建议大家用前两种模式去做。　　我们当时少不更事，比较年轻，12年前，我们跟拉登较个劲儿，你拆了我们建，而且要把“中国中心”放到最高。现在是“面子”上做到了，“里子”能不能做到最高境界？一年能赚多少钱？最后发展怎么样？还要拭目以待，还希望大家今后去纽约的时候去看看。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2014-0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