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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应学会在争议中共处
近几日，我与几位同事在北京参加了一系列会议，与会人士包括中国学界、企业界人士和高级政府官员。近月来美中两国双边关系的急剧转变是大家谈论的主题，两国在海洋与网络安全等多个领域分歧重重，关系日益紧张。 在去年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后，“新型大国关系”已成为讨论双边关系的热点，也为未来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有效合作提供了框架。但是目前仍不清楚这种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两国其他的双边关系又有何不同。 与会人士对目前美中之间紧张局势的缘由意见相左，而两国民众意见上的鸿沟也令人担心。尽管两国人员交往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但调查显示，如今有高达87%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威胁。而在许多中国人眼中，美国意图遏制中国，且中国在如今的争端中处于守势。 实际上，中国无需将诸如美国有关部门指控五名解放军官兵进行网络间谍活动的行为当成反华的某种阴谋——就个人观察，我在美所接触的人中无一例外地对此举持有异议和批评。 美国决策人士与学者都认为，遏制中国是愚蠢并且毫无意义的，而且在全球化的今天也没有实现的可能。美国正积极与中国进行教育交流，共同培养未来一代，这也绝不是一个希望遏制中国的国家所愿意做的。很多中国人推测，美国还未准备好接受一个成为全球经济大国的中国，而事实却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将中国看作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也在担心西化、政治体制改变与和平演变问题，但是西方人士并不认为中国应该完全效仿美国或者西方模式。这类误读与误解都增加了相互猜疑甚至导致军事冲突的风险。依我所见，美中双方如未来发生冲突，将主要是由于误解、误判，而非所谓的利益或意识形态冲突，也不是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在此次北京之行中，我们也清楚地发现，双方都太过急于将彼此的任何行动当作对方大战略的一部分。 当然，目前的紧张局势也有其他原因。其一是越来越多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言论，这些言论由于电信技术革命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而对美中关系带来了更多负面的影响；其二，双方政治运作都更为多元化，两国国内利益团体的作用也日渐增长，进而影响决策的制定，这是美中两国共同存在的问题。决策层内部本身难免的矛盾与不一致观点也往往引发并加深双方的误解。其三，国内政治与经济因素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对美中双边关系也有着直接影响。 我们在布鲁金斯-清华公共政策中心举办的论坛中探讨了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意义。一位同事将美中关系放在全球背景下探讨，认为美国和中国不应该期待一个没有冲突的双边关系；相反，我们应该意识到冲突背景下也有合作的可能。例如在南海，美国和中国对个别问题有不同看法，但双方在区域稳定及安全中有着共同利益，并且正携手合作解决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的劳伦斯·萨默斯曾精辟地指出，“人们可以想象美中两国共同美好发展的前景，也可以想象美国和中国未来由于面临共同的挑战而都不景气。但很难想象一方发展良好而另一方发展落后的情况发生。”这是对美中关系的巧妙诠释。 在与中国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高级官员的会面中，学者们发现大多数人对美中关系持积极态度，大家的对话也强化了两国经济关系依旧牢固的观察。然而，在安全与经济等多个领域的问题上，大家也一致认为双方应该在今秋北京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之前有更多的良性互动。 我们该如何化解两国间的误解呢？首先，需要更多地关注两国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因素，不能将对方领导人的发言断章取义，而应该有更宽阔的思维；再次，我们也需扩大各类社会团体的对话范围。推进更多正能量与共同利益领域的发展。此外，中国似乎过多地谈论核心利益，却忽略了对核心价值观的阐述和探讨。 我们应该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梦不应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噩梦。一位美国人士曾说过，如果美国梦仅仅针对美国本身，它将永远是一个不会成真的梦，对于中国梦来说，也是一样。文章选自《中国新闻周刊》第25期
2014年7月23日 -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如何充分发挥和有效利用海外华人的积极作用
中国企业面临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 中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和中国企业的迅速成长壮大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针。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企业借助及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和骨干力量。经过多年的实践，改革开放和经济强国策略不仅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全面拥护和支持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和肯定，而且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正推动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并已经逐步成为领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源动力。 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针和经济强国策略使中国经济在过去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年均增长9%以上的高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新奇迹。到目前为止，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占到世界的第5位，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第3位。中国的出口总值已从占世界出口总值的1%上升到4.3%，居世界第3位。在这波经济发展的大潮中，中国不仅造就了大批新型企业，也使很多原来的弱小企业变成了当今的大企业和强企业。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使中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总体水平得到了全面提高。 中国企业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的企业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既看到了发生着巨大变化的中国在满怀信心地走向世界，也体验到了世界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现在的中国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世界普遍看好中国，中国也正在改变着世界的面貌。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市场、中国的资源、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才，都对世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世界贸易组织其它成员对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提供贸易投资便利，这将为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提供有利条件。总之，中国特别是中国企业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时期。 中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最佳的机遇背后同时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中国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①加入WTO，市场逐步开放；②世界500强企业，有90%进入中国；③50%-60%的资金盘旋在中国上空；④民营企业活力旺盛；⑤国营企业逐步转变；⑥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加入WTO以后，意味着必须进一步开放市场，中国企业正在自己的家门口迎接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些风险和挑战中，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竞争能力是核心议题。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会不断地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同时也会不可避免地与国际社会进行竞争。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竞争，人才竞争成为决定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成功与失败的关键。 中国企业必须主动应对竞争和挑战 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改变自己，也在影响世界。中国影响世界的最好方式，是改革和发展自己。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一定要有上乘的竞争策略和足够的心理准备。中国企业首先必须要有自己的人才发展战略和国际竞争策略。企业是否具有足以制胜的人才战略和竞争策略，是决定它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必须在人才竞争上做好准备，主动应对是上策。实践证明，国际企业在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时候，都是从加强企业的国际人才竞争入手的。世界银行最近一份研究报告中认为，今后全球经济中，知识经济所占的比重将远远超过工农业生产和服务业，因此人才的争夺将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 一、中国企业对国际人才的客观需求 中国企业急需各类国际人才 一般来讲，企业的跨国经营和海外扩张需要熟悉国际贸易的人才。当中国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就会进行跨国经营和海外扩张，也就会自然而然地面对国际竞争的问题。加入WTO之后，中国政府为了防止中国传统产业受到较大冲击保留了一些保护措施，但是到2004年底，中国根据WTO规则已经取消了对这些企业的保护措施，事实上中国企业已经与国际接轨。中国企业与其它国际企业完全处于同一个竞争的大环境中，无论有无准备都必须面对来自国际方面的各种竞争和挑战。应对这些竞争和挑战，不仅要靠自身的实力、管理和经验，更要靠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中国企业急需具有国际经验的精英人才。中国政府继提出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之后，最近提出人才强国的战略，从上到下都在努力研究和落实引进人才的政策和措施。例如，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省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城市实施人才强市战略，企业实施人才兴企战略。因此，企业必须把引进人才特别是海外人才纳入了企业战略发展规划之中。 中国企业引进国际人才的标准 企业引进人才，必须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弄清楚要引进什么样的人才。首先，企业要根据企业发展目标对企业本身的情况有个评估，弄清企业到底需要什么人才，确定人才引进目标。然后，再根据企业的人才策略和财力状况确定人才的引进标准。企业引进人才的标准一般有三个：一是引进的人才要懂得西方经济运行规律，熟悉西方经营模式和思维方式；二是引进的人才要能够帮助企业创造或加强国际竞争力；三是引进人才的投入成本要符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并兼顾国际人才市场的基本价值规律。企业做任何投资都要考虑回报的问题，对人才的投资也是如此，投资多少要与引进人才所能创造的价值成正比，一个人才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头脑”，而不是头脑上的那顶帽子，至于人才来自于哪个国家，这是其次的。 中国企业引进国际人才的类型 人才的类型多种多样，现在中国企业一般需要以下几种类型的国际人才：高级通用人才，高级技术人才，高级经营人才，高级管理人才，高级贸易人才，高级法律人才，高级理财人才，高级咨询人才，高级分析人才，等等。其实，企业引进人才与产业性质无关。高科技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需要国际人才，传统产业也需要国际人才来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 国际人才的基本特点和共同特征 虽然国际高级人才有好多种，但是这些人才具有一些共同基本特点：一是具有丰富的行业管理经验，在跨国公司工作多年，对国际规则十分熟悉，同时又了解中国的国情。二是不仅在跨国公司的海外总部工作过，也负责开拓过中国市场，还负责过一些海外公司在中国的市场营销工作。三是受过完整而正规的西方教育，了解国际法及西方文化，精通外语，特别是在国外获得了正规工商管理等专业的正规或高级培训。最后是具有创业经验或经历，自己创办过企业，与他人合作创办过企业，不仅对国际通行游戏规则较熟悉，而且能够清晰解读外国人的思想脉络和思维逻辑。 二、 中国企业应该有效利用海外华人的力量 了解海外华人的客观优势 与其它外国人相比，海外华人具有很多优势：首先是文化背景上的优势，海外华人即熟悉中国文化又熟悉外国文化，可以说至少熟悉两种以上文化；其次是语言文字上的优势，海外华人一般即懂得中文又精通一门外语，至少熟悉两种以上语言；三是与外国人有效沟通上的优势，海外华人有语言文化上的沟通便利，一般都知道如何与外国人进行勾通和交流；四是对外国公司或竞争对手的情况上比较了解，他们中大多数人曾经为外国公司工作过，熟悉情况和掌握弱点等；五是联系上的便利，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华人在中国的亲朋好友直接与他们取得联系，联系的过程中可以直接讲中文也可以讲英文；六是割舍不断的中国情节，他们具有可以信赖的优势，因为绝大多数海外华人都是爱祖国和家乡的，他们一般都会乐意帮助中国人；七是海外华人一般是比较聪明能干勤奋努力而有事业心的；八是海外华人视野、阅历和经验的优势，他们凭借多年亲身实践、体验和锻炼，能够根据客观事实对事情做出准确评估和正确判断，这种洞察能力是真正的优势；九是海外华人为中国企业做事会考虑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适当地降低报酬要价或工资标准。这些对中国企业来说可以达到一举两得、一举多得的效果。 利用海外华人的基本形式 与雇佣或利用外国人相比，利用海外华人比较方便而且形式可以多种多样：首先可以通过向海外华人询问某个问题或求助于某件事情开始，逐步了解展开交流并建立起联系和友谊关系；其次可以以一事一议的咨询或服务方式开始，按时间多少或完成某件事的效果为依据，给予适当报酬并逐步展开业务合作并建立起工作关系；三是可以考虑以委托或代理的形式让海外华人为中国企业做海外市场代理，分公司经理，及帮助筹建分公司等等；四是可以考虑以合资合作的形式与海外华人进行联合经营，创办合资企业，这样既可以借助海外华人的力量把企业要做的事情做好，又可以得到人力和资金上的支持和帮助；五是可以考虑收购海外华人的公司和企业来扩大企业的市场结构和经营布局；六是可以考虑通过海外华人的信息,网络及帮助收购外国人的公司；七是可以考虑让海外华人帮助中国企业寻找人才和帮助管理企业雇佣的外国人才；八为了吸引海外华人参与中国的企业还可以考虑一次性的给与有用的海外华人现金或股份，让海外华人与中国的企业从根本上联系在一起；九是可以考虑利用海外华人的专业咨询单位，各类海外华人的社区社团组织，由华人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中国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由海外华人组织帮助寻找相应人才代办相关业务；十是可以考虑灵活聘用那些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而在海外长期工作生活并已接近退休年龄也有意回国定居的海外华人。 三、中国企业要全面地了解海外华人的基本情况 海外华人的基本状况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民、留学、到海外工作，海外华人数量大增。海外华人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以美国为例，据最新统计，在美华人已达288万，在过去10年增长了50％，已占美国总人口的1％，成为全美亚裔中最大的群体。新增移民中，以改革开放以后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人员占大多数。由于来美的大陆留学生97%以上都留在了美国，使新侨的人数与老侨大致相当。这部分人是文革以后中国培养出来的人才，他们不仅懂得西方文化，而且也对中国有很深的情节；他们不仅勤奋向上，而且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和丰富的专业知识。 海外华人的求学生涯 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学生或年轻朋友，冒着严寒酷暑，刻苦努力，精心准备，参加托福、GRE的培训班和考试了。年纪轻轻，有的还不到20岁，就离开父母，远赴重洋，开始了不知尽头的海外留学生涯。海外的留学生活其实是非常艰难和辛苦的。有上不完的课，做不完的作业，做不完的实验，考不完的试，等等。多年的艰苦学习和努力，不知不觉人已到30岁或40岁，有的仍然在学习在努力。找到工作的海外华人虽然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但能到达光辉顶点的人还毕竟是少数。特别是身处异国，举目无亲，语言不顺，文化不同，价值观差异，经常有沟通不好、办事不顺的情况，大多数留学生都有过相同的苦闷和经历。但海外的华人是非常勤奋努力的，艰苦的环境造就了大批人才，炎黄子孙的聪颖与刻苦努力使他们在学习上出类拔萃，在事业上大显身手。 海外华人的工作生活 虽然大多数海外华人都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有一技之长或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但在海外的生活，每个人仍然面临很大的压力。新移民除了做好工作之外，还要请律师，办移民，找工作，办企业，子女教育，等等。虽然大家都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以及较强的生活能力，但是因语言，文化等的差异，看得到的海外华人辉煌而成功的故事实在相对太少了，相反更多的是散居在各个不同的角落，默默无闻。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真的很无奈的。当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回国后成功的、辉煌的故事时，绝大多数海外华人都希望能有机会回国或为国工作。 海外华人的创业经验 海外华人的宝贵价值不仅体现在他们所了解的文化，所受教育的程度，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所具有的工作经验，更体现在他们在艰苦创业过程中，慢慢积累起来的对客观情况的认识、分析、判断和洞察的能力。海外华人的创业经验和经历，丰富和发展了他们的能力。对中国企业来说，这些经验和经历是宝贵财富，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少走弯路，少犯错误。而且他们的经验和能力可以体现在人文、地理、文化、语言、沟通、交流、习惯、行为、规则等各个方面。海外华人的创业经验和经历可以为中国企业提供帮助和借鉴作用，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海外华人的矛盾心态 引进海外人才和发挥海外华人的积极作用，必需了解和掌握海外华人的矛盾心态。海外华人的心态是比较复杂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海外华人既不想放下在海外经过自己艰苦努力所梦想的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洋房，汽车及所谓的民主自由，或者说比较舒适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又不想错过中国千载难逢历史发展机遇。其次，有些海外华人对那些知识水平不如自己, 但回国后却取得了辉煌成就的人很羡慕，但又对自己没有把握和信心，也就是说不知道自己回国后能否成功。三是有些华人具有舍不得割不断的思乡情结，想回国但又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回国。例如：先生想回去，老婆孩子们又不愿意回去；如老婆想回去，先生和孩子们又不愿意回去。四是基本上从经济角度考虑事情，顾忌太多，如回国后工资待遇高低怎样，赚的钱多了还是少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还是降低了等等。最主要的因素是回去以后不知道能否成功，或对成功没有一定的把握。 四、中国企业要了解海外华人的优点 具有较强的专业素质 出国留学人员大部分是国内高等院校的高材生、尖子生，通过在国外的学习研究，大都掌握了一定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有的已经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的科技成果，所涉及的专业学科几乎涵盖了当代科学的所有领域。他们学业有成后所从事的职业层次普遍较高，有的在海外自办高科技企业、有的在国外大公司、著名院校和科研机构任职，大多数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具有深切的爱国情怀 海外留学人员一般都在国内接受基础教育，比较熟悉国内的政策和环境，这决定了他们对祖国怀有较深的感情，能意识到祖国的兴衰决定着他们或家人在侨居国外的地位。多年的海外留学生涯，又让他们切身体会到祖国在科技、经济、教育等方面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巨大差异，所以他们对报效祖国有着热切的情怀，希望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先进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为国家建设出力。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已获得外国的长期居留权，有的还加入了外国国籍，但内心深处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报效祖国。 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 海外留学人员很多活跃在发达国家的科研院所、企业公司里，有些已担任重要角色，但其中许多人并不满足已有的高薪待遇，他们期望自己创业，去实现更高的价值。据对千余名在美国留学人员进行心态调查的资料显示：准备5年内回国的占21%；5-10年内回国的占37%；10年以上回国的占23%；不愿回国的占19%。这些愿意归国的留学人员中，30-40岁占绝大多数，归国的主要原因是想为国服务和实现自身价值。如果说50年代初期的回国留学人员对祖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那么，无论从数量还是专业领域的广度上都已远非当年能比的新一代海外留学人员，更有潜力为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海外华人的优点和不足 海外华人的优势，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良好教育的优势；第二，专业知识的优势；第三，中西文化的优势；第四，良好视野的优势；第五，国际通行和惯例的优势；第六，贸易政策及规则的优势；第七，经济规律和市场体系的优势；第八，经营模式和思维方式的优势，等等。海外华人的缺点不足：自我表现能力不强，独立创新能力不强，团队精神及协同工作能力不强，等等。 五、 中国企业引进海外人才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利用积极因素避免不利因素 首先要认识到优先录用海外华人人才的意义。优先录用海外华人人才，可以达到投资少见效快的效果。其次海外华人人才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并具有独特爱国热情及为国效力的心情。第三，海外华人人才比较不怕吃苦，只要计划得当可行，一般任务都能很好完成。当然要注意引进那些懂得西方经济运行机制，知道如何管理企业，熟悉西方经营模式和思维方式的人才，避免引进空有虚名的无用人才。同时对引进的人才，做到量才施用，人尽其才。企业要能够对企业所引进的人才的价值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估，注意体现人才的价值, 引进人才的方式方法要与国际接轨，全面考虑和保证海外华人的切身根本利益。 努力搭建与海外华人联系的桥梁 在了解海外华人的基本分布状况，掌握海外华人各类组织网络，找到海外华人联系信息渠道的基础上，主动邀请海外华人参加国内的活动，有条件的企业可积极参与海外华人参加的各类活动，主动给海外华人发布相关信息，主动与海外华人保持经常联系，倾听和重视海外华人的相关意见或建议。 注意了解和掌握引进人才的经验和信息 首先，要注意了解国际人才竞争的大环境，避免与实际不符盲目冒进；其次，注意政策规定的连续性和可行性，避免空洞无物和不实口号；第三，注意按国际规则和标准程序办事，避免随心所欲和反复无常；第四，注意海外华人的实际价值和利益，避免轻用低估和避重就轻；第五，注意了解海外华人的心态，避免伤害感情打击积极性；第六，注意海外华人的特长和实际优势，避免用其短而避其长；第七，注意根据企业的经营目标及发展规划决定人才竞争策略；第八，注意根据企业规模及实力大小体现人才竞争能力的不同特点；第九，注意根据企业的性质种类及技术竞争力对人才竞争及引进策略；第十，注意根据企业市场开发和销售需要行为决定人才竞争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要对留学人员归国创业的心态进行分析。由于留学人员已在海外工作生活多年，与国内的人际联系长期脱离，因此他们存在着对国内现状理解上的偏差，而且留学人员一旦放弃海外生活而决定归国创业，其心理压力也是很大的；另外新兴高科技企业的经营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因素，企业从初创到成功或说从投入到盈利，会经历较长的周期。 吸引海外华人顶端人才要海纳百川 海外华人尖端人才，是在某一领域成绩卓著、影响较大、至今仍然在海外工作生活的华人高级尖端人才。这批人就是在侨居地社会人才金字塔结构中也居于高端，数量稀少，分布涉及政治、经济及科技等诸多领域。由于这批海外华人尖端人才都已经打入国外主流社会，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吸引他们回国，会存在如何给保证他们适当利益和付酬等诸多问题。因此，在引进和使用海外华人尖端人才中，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健康成长并充分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法制环境、舆论环境和社会环境，要像重点培养党的干部那样，引进、使用和培养海外华人尖端人才。 六、中国企业吸引利用海外华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存在的主要问题 渠道不够畅通，联络不够到位，与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接触工作还仅仅停留在一般性的迎来送往上，没有进行深层次的交流和沟通，也没有正常化的沟通管道；实实在在为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考虑或站在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角度考虑的少，主要表现在重形式，轻措施，不能真正站在海外华人及海外留学人员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能真正解决海外华人及海外留学人员所关心的问题；对海外华人及海外留学人员缺乏真正了解，政策措施不到位，方法手段不够得当，也不知道怎样去沟通；基本上还局限于守株待兔式的工作方式，主动走出去与华人交朋友或进行交流合作不够，不知道如何与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进行真正交流；工作机制不够规范，整个引导、吸引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工作仍是多头管理，效率低下，没有固定模式，回答问题时，答案不一致，随意性太大，权力意识强，服务意识弱；不能按国际标准对待海外华人的福利待遇或薪金标准，不能真正保证海外华人的利益。对海外华人的信任不够，不仅不主动邀请或鼓励参与国内管理和决策事物，而且有的地方还定出内部歧视政策，不许海外华人担任党政或有关部门行政职务；思想认识不够重视，主要表现在重引资、轻引智、重引进、轻后续服务上。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海外华人和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积极性。 来自海外华人的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拓展与海外留学人员的联系渠道；（二）进一步加强与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交流项目或联谊活动；（三）进一步加强与海外华人组织的联系力度；（四）进一步强化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工作的协调机制；（五）进一步创造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有利环境；（六）充分了解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心理状态；（七）全面考虑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实际困难；（八）照顾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实际利益；（九）真心为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做事实做好事；（十）信任海外华人鼓励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参与国内事物；（十一）尽量让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福利待遇和薪金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2014年7月11日 -
给外籍华人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势在必行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海外华人世界快速成长壮大，五千万海外华侨华人对祖国在文化和宗亲认同上产生了日益增强的需求。尽管加入外籍的海外华人已在所在国落地生根，但依然由衷地热爱祖国和中华文化，并且已经成为我国与世界联结不可或缺的牢固的人文纽带。这完全是因为海外华人一向对中华民族有强烈的归属感，有回馈故土，帮助祖国的传统。但是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在1955年取消了双重国籍，海外华人的归属感逐渐打了折扣。尤其是对于改革开放后出国留学继而留在国外工作、生活并加入外籍的海外华人来说，他们能够理解和接受加入外籍就会自动失去中国国籍和中国公民身份， 然而不能够理解的是， 为什么加入了外国国籍就要连中国居民身份也给剥夺了？这让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生活在中华大地的这些海外炎黄子孙们情何以堪？ 作为外籍华人，海归洋博士们一方面获得许多的“特权”，享受到许多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遭受到一些“假洋鬼子”的待遇。这其中很多都是工作生活中的小事，然而许许多多的小麻烦让人苦不堪言。以至于有一些满腔热情回国工作的海归，呆了几个月后受不了又打道回府，或者产生打退堂鼓的念头。例如大多数海归都亲身经历过的“证明外籍身份”的事情。其实要证明某人的美籍华人身份，按常理应该非常简单：那就是看你的有效护照，上面有中国大使馆的签证，只要请相关的机构检查、复印、盖章不就行了吗？可是偏偏就是不行，你一定得要在美国进行认证。这个认证过程首先它是很复杂，其次实际上它真的没有多大用处。在美国办这样的认证，你要到银行找公证员，然后到县、州、国务院、中国大使馆一层层的认证，前前后后跑七趟！是又费钱又费时间。 我国近年来在方便海外华人来往祖国方面做了许多努力和改进，并在积极探索如何加强海外华人对祖国的认识、交流和文化认同的新思路。然而，这些措施仍然不能满足海外华人日益增强的需求，实有必要根据新的形势进行调整和改革，作出海外华人期待已久的政策创新和突破。我们给政府的建言就是要摆脱国家的局限性，站在国际化的大视野上来处理海外华人问题，给他们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赋予他们或者说是恢复他们中国居民的身份。另外，按照国际惯例国际上普遍遵循着一个确定公民身份的基本准则，那就是出生地主义原则, 就是说不管你是哪里人, 你出生在哪里就该拥有或保留该出生地国的国籍权利。因此我们这些出生在中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就应该拥有保留中国公民身份的权利，不管后来发生了什么或移民到哪里。 我国可以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做法，比如说印度。印度政府为吸引和方便众多的海外印度人士和其后代回印度访问、工作和生活，增强印度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全球竞争力，给原来持有印度国籍的海外印度裔人士发放“海外印度公民身份证”(Overseas Citizen of India Card)，以及给在海外生长的有印度血统人士发放印裔身份证(Person of Indian Origin Card)，给予他们长年甚至终身免签，以及享有除政治权利之外的印度国民待遇等，一举解决了印度和海外印度裔人士间相互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需求，创造出一个在今天全球化环境下双赢的局面，在海外印度社区广受欢迎，引起了广泛关注。 当今的中国已经完全具备条件，向外籍华人发放这种不具有双重国籍性质的海外华人身份证明，以满足大量海外华人自由地回国探亲访友、休闲度假、工作学习、创业投资和安居生活日益增加的需求，培育海外华人和后代与祖国在语言，文化上的传承，族裔上的认同，稳固与加深我国与世界各地的密切关系。而此举更具人文和深远的意义是,把海外华人的宗亲血脉和故土情怀, 以这种最富有人性关怀的方式, 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 必将产生巨大的凝聚力。海外华人身份证将给海外华人带来强烈的归属感， 势必吸引更多的海外华人来圆他们的中国梦！
2014年7月11日 -
黄靖：中国周边外交面对干扰要有定力
新华网新加坡频道6月2日电（记者 陈济朋）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说，面对美国战略中心向亚洲转移及日本谋求军事正常化的干扰，中国要有足够的定力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以合作发展促稳定，但面对挑衅也要坚决回应，不过身段要软。 黄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间隙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和日本在这次对话会上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制造干扰。 “现在美国和日本的做法实际上就是跑进你家后院，放把火，然后说，嘿，你看起火了，你得负责。中国在不断地往火上浇水，他们在不断地浇油，那你怎么办呢？南海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他说。 黄靖说，中方的确应该对美国和日本的言论做出及时回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边大喊和平，一边却又大喊日本要在区域安全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将悖离日本自卫队的性质，如果日本自卫队跑道世界上，跑到亚太来介入安全事务，自卫队将名实不符。安倍的做法不但违背了日本和平宪法，而且在把违背宪法的行动推向了整个亚太地区。 他说：“亚太地区要对此保持警惕，因为近代历史上，亚太地区虽然也有西方的侵略，但给整个亚太地区造成重大灾难的只有日本的侵略行为。而且安倍作为首相，到今天还去参拜靖国神社，还去把《零号战斗机》（宣扬二战中日本军队精神的影片）推为最感人的影片。在没有最惨痛的历史教训做出回应的情况下，这合适吗？这不但违反日本宪法，也是对战斗结论和历史的公然挑战。” 安倍在5月30日的开幕晚宴上称日本要在国际安全领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并将日本美化为国际法和国际和平的维护者，在粉饰之后说日本要修改宪法，谋求集体自卫权解禁，对外输出防务装备。他也否认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主权上存有争议。 黑格尔也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指责中国单方面以强力改变现状。但黄靖说，美国的做法就是在中国的后院放火，然后火上浇油。“你不能让放火的人充当裁判来评判救火的效果和速度。而且美国也不止是挑拨离间，其行动也在破坏亚洲和平稳定，比如对一些有争议的、不负责任的国家进行支持，作为大国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在会议上回应日美的指责，但花了更大的篇幅来阐述中国的亚洲安全观，即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和可持续安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也在一些场合阐述了中国的安全观。她说，中国的安全观是基于本区域多年经验的总结，通过合作发展寻求共同安全。２１世纪的安全也需要是共同安全，而非为了盟友的绝对安全而罔顾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关切。新世纪的安全也应该是综合的安全，这符合非传统安全挑战上升、与传统安全挑战并存的现实。 黄靖说，他认为中国阐述的安全主张符合地区发展大趋势，因为发展是安全的根本保证，合作发展越多，各个国家就会越来越连为一体，相互依存。整个区域一体化是必然的趋势，如果大家都把重点放在经济领域，加强一体化，就会促进共同安全。 黄靖也说，对于中国周边外交不能但看纷乱扰攘的表面，而是要看发展趋势。美国向亚太区的转移并无多少真正的支撑。现阶段的中国在外交上有挑战是自然的，没有挑战才不正常。那些看到中国周边外交表面乱一点就认为中国需要调整外交策略的看法并不可取。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的战略，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其他一些专家也关注中国提出的亚洲安全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说，中国提出新的促进亚洲安全的思想是好事。中国的外交战略已经不能太过被动，而是需要更加积极主动。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分所负责人蒂姆·哈克斯利说，这是比较理想的思路，但要实现也有挑战，还需要考虑地区大国关系的基础性因素。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认为，中国提出的亚洲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思路长远来看应该是唯一的出路，但短时间内要被广泛接受还有挑战，因为它会削弱目前以双边为基础的安全架构。（完） 文章选自新华网（2014年06月02日）
2014年7月8日 -
丁学良谈香港管治历程：事不做绝 族群共存
今天的香港也许不是中国族群最多样化的城市，但肯定是族群融合最好的城市之一。除了弱势群体不断的抗争去争取，统治者的治理技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以香港的经验，那就是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要建立基本的信任，比如，不去触动各族裔的信仰、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在经商业务方面，给他们基本的自由空间，使他们的生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还有，有一套值得信赖法律体系，让每个人对平稳的秩序有预期。 在亚洲范围内，香港对弱势群体的治理算不上最好，还比不上台湾，但由于160年里作为国际性的开放城市，香港容纳了来自各地的移民类别繁多，有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英国人管治香港时期用很少人统治很多人，很少发生大的社会冲突，这是怎么做到的？ 对于香港，外地人常有这类疑惑：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人没有普选权，议员大部分也非民选，为什么那时可以接受？还有人说，在很长时间里，香港公务员贪腐也很厉害，在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并有效运作前，连消防员救火都要行贿，香港法治其实也没多久……这些都大体符合史料，香港人在英国统治下遭受多种歧视，不同族裔之间地位不平等，权利也不平等，香港社会也因此抱怨多多。 1997年前香港华人受到的文化和经济上的歧视有诸多方面。香港华人普遍用广东话交谈，较好的学校里用的课本多是英文，越高级的学校英文课本用得越多。但绝大多数学生课堂之外并不说英文。由于口语与文字脱节，大部分香港华人写作既不善于使用纯正的中文，也不善于使用纯正的英文。这种情况，就职于普通行业可以，进入高级专业领域就不够了。香港的管治系统都是以英文为工具的，很多华人因此被排斥在高级职务之外。 英国统治时期，招徕很多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南亚人。这些人来香港几代了，广东话也能讲一点，但不太能读中文，能写的更罕见。他们绝大部分只能做技术含量低的劳工，拿低收入，只有极少数才经商成功很富有。不会读写中文，很难被招聘进大中型公司，香港毕竟是华人社会。他们近年来抱怨政府没有为他们的孩子学中文提供足够的资源，致使年轻的南亚人失业严重。在香港谈到少数族群受到不公平待遇，多半是指这些。 重庆大厦在国际上极有名，里面的廉价旅社住着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客，以南亚和非洲人为主。此外是开餐馆和销售店的，大多数业主也是南亚族群的。“国际倒爷”们以此为中转站，把华南地区的商品送往半个世界。这里面的南亚非洲人只要是合法身份的，十几年后就能发财致富。他们是中低级全球化的活跃推手，不太存在族群融合的问题。 历史上还有越南船民问题。越战后，1975年有近四千名越南人避难进入香港。后来香港成为“第一收容港”，到1980年超过10万越南人进入香港。1975年至2005年，香港总共收容了超过20万名越南人，其中14万多名获得外国收容，6万多名被遣返。至2005年年底为止的30年来，只有1300多名以难民身份获准在香港永久居留。这主要是跟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相关；在1970-1980年代，香港周边的地方都比较糟糕，香港才承担了这么多的责任。联合国难民署还欠香港大笔钱，但因为留下来的人少，没造成大的族群融合问题。 总的来说，香港的华人和少数族群在1997年前虽然也受不同程度的歧视，但情况没到很糟的地步。英国人的统治和日本侵华的统治方式不同，在日据时代，香港人也是亡国奴。在英王治下，虽然很多方面是二等臣民，但香港华人却是享有基本人权的。少数族裔也大体一样。法律框架约定了一个文明底线，保证了香港各族群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空间，享有经商从业的自由，否则英国的统治不会那么安稳。 连华人高级知识分子也会长期受到制度性的歧视。在高校里，比如在福利待遇和住房上，华人教授都远比不上洋人同事。这个制度是挂靠在香港政府待遇体系上的：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统治阶层必然是来自宗主国的洋人，他们必然要获得顶级待遇。香港的高校作为政府资助的公立机构，其教员福利就依照公务员体系，洋人一等，本地人二等。但英国的统治在其他方面并不严苛粗暴，本地人尚可忍受这种软性的专制统治。给华人教员的待遇虽然比不上白人的，但也有契约的保障。 殖民帝国曾经有两种护照，一种是英国本土居民的，一种是海外殖民地居民的，二者最大的区别是永久居住英国的许可。1997年回归谈判时，香港华人1997年后就能拿到新的特区护照，但中国不愿意给非华人特区护照。特区护照目前可以全球免签150多个国家。英国也不肯给香港的非华人英国本土居民护照，只想保留他们的海外居民身份。英国那时的人口不过五千多万人，如果都变成英国本土居民护照，承受不起。当时很多人为此游行示威。 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无法消除种族性的歧视，但他们做得比较聪明，除了上面说到的给被统治者基本的人权，统治阶层还挺注意自己权力的行使边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会去触动殖民地各族裔的信仰、生活方式、传统文化；在经商业务方面，给他们基本的自由空间，使他们的生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同时，他们使用来自英国的那一套法律体系，给当地人提供了平稳的秩序，而这是全球大部分地区都市认可的公共行为规范。 他们还非常善于吸收和培养当地的精英分子，把他们送到英国留学，然后容纳进香港的治理体系。英国文明是现代世界的主流文明，其生活方式、价值理念，都被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上层社会认同。 这套系统对于当年香港居民还是很有些吸引力的，觉得跟它连在一起，未来总会更加开明进步。英国在这一点上做得巧妙，即使是后来已经独立的国家，其精英阶层还是继续把孩子送到英国去受教育。巴基斯坦、印度都是这样，他们对英国的法治和商业文明，有根深蒂固的认同。这使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有一种基本的信任，省去了强力镇压的必要。 此外，英国几百年在全球搞殖民主义，管治过各种族群，练出来很多人才，知道怎么去跟当地人相处。二战后，大多数殖民地都独立了，于是大批的管治人才来到香港，提升了治理的水平。 文章选自《南方周末》（2014-06-12）
2014年7月3日 -
隆国强：上海自贸区探索的很成功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定于2014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3时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举行吹风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隆国强介绍我国对外开放最新进展情况，并答记者问。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深圳卫视记者：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隆国强主任在这里，我也向您提过一个问题，关于深圳浅海实验区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请隆主任评价一下，一个是上海，您刚才提到上海自贸区的这个试验，目前来看进展怎么样？因为上海出来之后，各地包括广东也在申办自贸区，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批复？谢谢。 隆国强：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去年经国务院批准以后，是在9月29日揭牌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000多家企业在里面注册。因为上海自贸区原来是四片海湾特殊监管区，原来就有企业，所以加上以前所在的企业，有一万七千家企业在里面运作。这里面大部分注册企业是服务类的企业，有商贸服务的，有物流的，当然也有做金融的。 上海自贸试验区，按照国务院批复，已经有很多改革的举措。建立上海自贸区的基本目标就是为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涉外经济体制的改革(当然蕴含着开放)来探路，希望能够里面探索出一些可以总结、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经验。在贸易的便利化方面应该说有很明显的进展，这里面包括比如说监管部门，海关、检验检疫部门互相信息共享，真正做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通关，通关速度大大加快。我昨天晚上看了新闻报道，原来一辆车通关要6分钟，现在只要40多秒钟，应该说效率大大提升了。 在开放领域，首先是服务贸易的开放，从国务院批复的文件里面，第一批规定了六大领域、18个部门，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里率先对外开放，这里涉及到金融、教育等等，也有新的企业在里面注册。同时更重要的是，在里面探索所谓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对外资管理新的一种体制。背景是，现在全世界大概有70多个国家，主要是发达经济体，对外国投资者实行了负面清单的管理，我们现在正在和美国就双边的投资协定进行谈判，负面清单的管理是投资协定里面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我们也还和其他一些经济体在谈自由贸易安排，有些还是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比如我们在谈中韩的自由贸易区，还有中澳的自由贸易区谈判，还有中国-东盟自贸区要升级打造2.0版。这些高质量、高水平的自贸区里，也包含着对投资者实行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管理方式，这和我们以前针对外资的管理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需要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做一定的试验，应该说在上海的试验还是受到了投资者欢迎的。 在对外投资领域也有很多新的试验，在这个试验方案里，特别强调要探索我们自己对外投资的新的管理体制。大家知道，以前我们对对外投资有一系列的审批，有时候审批的程序还比较复杂。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里面，对外投资是备案制，简化了手续，速度大大加快，而且还在探索用人民币对外投资，这实际上是对外投资和金融开放相叠加的一些新的领域。我看媒体上报道，比如说“弘毅基金”是第一单在上海自贸区做了对外投资，感觉非常好，因为它减少了大量的审批，政府的服务、金融服务都大大改善。当然还有其他的领域，在贸易领域、在政府的审批，都做了很多探索。 应该说，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是推进得很顺利，大家现在考虑的是，中央政府在考虑怎么能够及时总结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探索成功的好的经验，比如上市登记制度迅速在全国推广，从地方政府来说，很多地方政府都非常积极，希望能够在本地设类似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地方政府有这种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积极性，这是件好事情，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中央政府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设想，和地方政府通过设立自贸区来加速本地发展的愿望，一个好的结合点。但是我们要避免一哄而上，中央政府还需要进一步统筹规划，真正从各方面的特定的优势出发，像三中全会说的，选择若干个地区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现在有很多方案相关部门正在审批。
2014年7月1日 -
张懿宸：中国政府有能力控制债务风险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财经在瑞士达沃斯现场的《凰家会客厅》栏目。那世界经济论坛顾名思义，最为核心关注的话题还是政治世界经济的走势和整个金融业的形势，那我们现在在演播室也请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金融大颚可以这么说，让我们欢迎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张总，欢迎张总。 张懿宸：谢谢。 主持人：像刚才说到的整个世界经济论坛最核心的还是经济话题、金融话题，我也知道您今天早上有参加，可以说整个世界经济论坛所有议程的第一场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那我想知道当下世界各界，他们对于中国的问题，现在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对中国的经济他们最好奇、最担忧又是什么呢？ 张懿宸：整体今天早上在论坛上，大家问了很多问题，中间我回答的时候，我参与回答的时候，我答的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大家对于三中全会以来，就是整个十八大以来，尤其三中全会深化改革整个的决定出台之后，大家对于中国的中长期肯定是比较看好的，认为中国政府有这样的决心把改革真正深化、推进下去，这一点是认为中长期的风险是降低了，对中国的未来更加有信心。 大家更多担心的实际上是短期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原来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是靠投资，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近年来投资又是表现为主要是靠信贷摧起来的，所以说大家都担心如果真正要做结构性改革的话，第一经济肯定会放慢。第二放慢之后，现在这么高的负债率是不是会造成整个信贷的泡沫破灭，所以说大家围绕问的问题主要还是围绕这几个。 主持人：那您的担忧是什么呢？您会担心信贷泡沫破灭的问题吗？ 张懿宸：我是这样解释的，我觉得三中全会整个的决定长期对经济肯定是利好，但是短期实际上不敢说是利好。原因是这里面有利好的消息，也有对经济短期增长不利的消息，不利于你改结构，肯定做是要有代价的。第一，首先就是说把我们整体的地方政府的债务，都要想办法尽快把它管理起来、降下来。那么我整体跟大家讲的判断，就是我们的债务比例实际上对GDP来讲不算高，在国际上也不算高，但是我们债务的结构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债务结构无论从期限上，从这些方方面面，而且是通过什么产品来的，这些都是有期限错配的问题，有风险定价不对的问题等等这一系列。 但是我整体认为，因为在中国我们的政府还是非常强大的，事实上对于经济，尤其是金融系统的各个方面是有一定掌控能力的，所以我也一直强调中国的情况和发达国家不一样，美国政府再有能力，在雷曼事件出来之后，它实际上是控制不住金融市场的形势的，因为毕竟是市场化的经济。我们就不同了，因为我们政府有形的手基本上是在各个领域里的，所以说很难真正的像雪崩一样的崩盘，因为每一个债务违约，市场都可弹，像美国是你违约，整个自动所有后续的行动就动不了，因为它是法治社会，你违约了，你触发哪个条款了，自动开始给你清盘，清到你就要清下一点，就是一步步这样。 主持人：当时我看到美国财长，当时的财长鲍尔森，他写的回忆和自传说，当时为了要求国会出手来挽救这个危机，他甚至不惜给议长下跪这样的，个人努力，可能在我们国家政府的掌控率，可能我们说四万亿，一拍板咔碴就下去了，可能你说的这个掌控率是不一样的。 张懿宸：而且不仅仅说你往里面投多少钱，它违约了之后，跟银行去谈要不要清算，它不，它一拖，你这样拖，每一个这样拖的话，它就把时间会拖的很长，所以说它肯定不是短痛、剧痛的过程，但是是一个长期痛的过程，所以说我认为大家担心，我一再跟大家说，你说中国整个之后要去钢板化等等这个中间，对经济是不是会有影响？可能会有影响，但是会不会崩盘，我一再强调不会崩盘。他们国际投资人普遍认为，就说你说不会崩盘，但是这些事情不是政府能控制的，我跟他说恰恰相反，在中国中国政府事实上是有相当控制力的，不能说它一定完全百分之百可控，但是控制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就说你们不要担心会崩盘。 主持人：所以您的结论我总结下来，就是说长期之内，对经济是利好的，但是短期之内对经济是有风险，但是这个风险是不可控的。 张懿宸：但是你控本身这个东西，世界上没有任何事都是一分为二，你控的本身，就是本来需要可能你让市场自动调节，一年之内应该解决的问题，你可能把它拖成三年到五年，因此市场你像日本迷失了20年，它就是把一个可以两三年让它彻底解决的问题，它没有，它不让银行撇坏账，它不让市场给它拖非常长的时间。所以说中国政府事实上是在做一个平衡，因为短期之内，你要把这些债务，就是这么大信贷的盘子，你不往里再加水了，它凝固住了，整个经济就崩盘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平衡，但是你又不想加太多水，让大家觉得好日子又来了，大家又无节制的去花。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今天主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你不要认为中国经济会崩盘。 主持人：所以我刚才反复的想，显得好像想插话进来，就是我想特别类比我之前听到的一个说话，想看看您对这个说话是不是认同。我今天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调整是有一个挤泡沫的过程，但是中国政府不希望把这个泡沫一下子刺破，希望把它刺破，但是它要慢慢的刺破。但是也有反对的声音说这个可能吗？说这个是不符合物理规矩的，把泡沫刺破它可能不是说你能控制它破的速度。 张懿宸：但是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看你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你要是把它比成泡沫，真正像气球一样的泡沫，那一触确实是破了，它如果是像轮胎一样的东西，它是会慢慢撒气，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难今天你下结论，但是我认为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掌控能力，就是来慢慢做这个调整，事实上新一届政府整体调整在经济发展上有底线的思维，那么底线定的就是说经济争取还是要在7%和7.5%区间，然后就业要增长，最起码有900万新的就业。那么上线定的就是说通货膨胀不要超过3.5，过了3.5它就会压。那么如果经济增长低于7，我认为不能创造出来900万这样就业的职位，那么它可能又要扶持，所以说是在这么一个过程中间，在去泡沫化、去钢板化。 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你给我一个结论就是说对于长期是乐观的，刚才你说了，那短期有风险，我们也已经明白了，但是对于整个政府调控会不会是一个良性的状态往前发展，是一个乐观的态度，还是一个悲观的态度？ 张懿宸：我觉得我整体是一个乐观的态度，我认为这一届政府事实上把困难估计得都比较足，而且整体的掌控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国际上大家普遍关心的，事实上中国近期的问题主要是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第二是房地产的泡沫问题，第三事实上是影子银行的这个问题。 今天在会场中间不停地，大家就问到影子银行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三个问题是直接连着的，你看影子银行它资金的去向，实际上就是去到地方政府的债务里面，然后去到房地产，基本上你看影子银行个案，无论是通过银行，还是信托出来的产品主要去向是这个。 那么地方政府这个说实话我不是特别担心，我认为地方政府虽然数额现在说很大，大概改进18万亿左右这样一个数，但是它期限的结构实际上不是太苛厉，它实际上只是大多数两年到三年。你要看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些市政债，它甚至有最长到30年，所以说你把同样的债务，如果把期限给拉长的话，实际上它每年还本付息的负担就会降低很多。 主持人：其实很多人也在谈论说，中国有没有可能出现像欧洲市场出现的那样，某个地方面临破产这样的情况？他们说很多，像鄂尔多斯[0.00% 资金 研报]这儿那儿的。 张懿宸：但是中国从法理上就不成立，因为美国的地方政府从法理上，它经济是独立的。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派出的机构，从预算法上它没有权力去发债，当然以后预算法如果通过修改的话，允许地方政府发债，那么它的法律地位可能要重新做一个定义，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你会允许它做有限的破产，但是在今天是没有可能的。 主持人：所以还回到你刚才那个结论，这个风险还是可控的。 张懿宸：我认为在地方政府债务上，我觉得风险是可控，但是这个一定要尽快的把它，第一你不能让它再扩大了，所以说整个财政财税的管理，预算的管理要做硬性的约束，这些我认为都在开始了。那么同时呢，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可以把债务的期限延长。因为你按它现在这样的话，事实上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你想如果假设这个18万亿是三年，每一年它要还6万亿。然后你想它的成本我估计加起来一年也要差不多要再加大概1万亿到1.5万亿左右的利息，所以说你把7.5万亿每年从银行的贷款，现在我们去年整个全年的银行最后新增贷款是8.9万亿，所以你这样一下子每年就拿出7万多亿要去还债了，等于这么多新的贷款事实上是没进入实体经济，在空转。所以说地方政府债务的问题，一定要尽快解决。 但是简单的是不是拉长就能解决，没有那么简单，因为你把它拉长是不是有人买，你都不知道对吧，在欧洲成熟的市场中间，有很多机构它是愿意买这些长期的债券，在中国这个文化根本没有形成，我们整个经济、社会所有的方面大家都想短，没有想长的事。像我们做PE的搞人币基金（音）的话，在国外集的钱就是十年的钱，国外最短的有两年、三年的，实际上都是这样的。那么房地产的泡沫问题，我觉得因为房地产不能一概而论，不是一个全国的市场，有些城市事实上泡沫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刚性需求非常强，但是有些地方像你刚才说的鄂尔多斯或者像温州，市场已经崩盘了。 最后这影子银行呢，实际上在一年之前，我在国际的一些研讨会上，我就跟大家说过，我说影子银行事实上整体在那个时候，也就是15万亿左右，你说这个整个占银行系统、金融系统的资产大概也就是百分之十几。如果是这样一个规模，我认为影子银行第一不是很大，第二产品和资产之间是对应的，它不像美国次贷，它把它再通衍生产品，然后把它分散出去了。而且我从某种程度上，去年我还一直认为影子银行是有积极作用的，因为事实上正是因为通过影子银行让利率自由化往前走了一步。 但是今天现在大家开始有点担心，我也开始有点担心，就是过去这一年到两年，影子银行增长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说这个我认为政府在今天如果不对影子银行做一定的监管和限制，本身本来可能还是一个相对来年有点积极意义的一个事情，因为它起码让银行的产品没有像原来那么完全的集中在银行里，就是从市场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的角度实际上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现在影子银行承担了，就是规模这么他，承担了这么多的风险，而且在资金流向又都是让人最担心的，地方政府的债务和房地产，那么这个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的话，短期之内风险是非常高的。我也认同，国际投资人实际上是很精明的，他们实际上是紧盯着这三个问题，是短近期的最有可能爆发的风险，但是我觉得政府对这个也有意识，所以说已经开始在控了。 主持人：刚才您帮我们非常深入详细的解释了，也分享了一个观点关于中国经济当前的看法，也深入到了最核心的几个因素上面。那么与此同时的是作为投资家、作为金融家，其实你们不光是看到风险在哪儿？你们还要去寻找机会在哪里？那从国内和国际的两个角度来看，你觉得对PE包括VC各种投资资金来说，当前您觉得最好的投资机会是在哪里呢？ 张懿宸：我们当然主要做投资还是在国内，那么在国内近一年到两年，事实上我们基本没有投过制造业的东西，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基本上每个行业都有程度不同的产能过剩。而这个产能过剩如果放在真正市场经济的国家，可能早就开始要进行重组、兼并等等一系列的破产，但是各级地方政府谁都不想做这个事，银行也愿意让它成为坏账，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在延续。所以说你整体从价值上、从估值上，它没有做到能让市场重新回归真正这样一个平衡的价格，那么投资说实话是不值得的。 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两年，基本上集中投的是服务业的东西，而且相对来讲，比较偏重互联网这一边，以往除了新浪之外，过去一两年投了阿里巴巴，包括投了顺风快递，其它的包括分众传媒、亚信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和服务业有关的，都不在制造业的范畴内。今后我们这段时间看的差不多是这些方面的，再加上医疗，再加上旅游等等。 主持人：还关注内需。 张懿宸：对，国际上因为我们在美国。 主持人：在您说国际之前，我想先插一句问您，就是您对国企改革当中的投资机会是怎么看的？ 张懿宸：我们实际上在国企改革初期，原来在业内是以做国企改革做的比较多闻名的。 主持人：现在呢？ 张懿宸：我们现在对国企改革还是非常有兴趣，但是我们这些年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觉得真正要做国企改革，就必须让国企真正能照着市场化来运作，能真正有以现代企业的制度为准则来做，因为你虽然是表面上是投资了，说有一个董事会，但事实上国资委什么事都管，我指的是地方国资委，事实上做起来会非常累，会花很大的经历，像我们推行了对管理层激励机制的东西，国资委不同意，不同意那我们都知道股东和管理层的利益不同意的时候，管理层是不会好做事的。 所以说我们历史以往碰到很多这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认为是一个机会。我们觉得很多地方政府第一起码从政治上，因为三中全会的公告事实上是主张搞混合所有制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从思想上，这些地方政府可能会更开通一些。第二，地方政府从自身的财政上应该是也比较紧的，那么也可能会考虑把这些东西是不是把它放出来。 主持人：增加投资的机会。 张懿宸：对，所以说这些可能是有的，但是我们相对来讲，现在要比几年前看这类机会的话，要保守很多。 主持人：那原因是什么呢？ 张懿宸：原因我刚才说有经验也有教训，事实上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一定必须真正的按市场和现在企业的制度来运营。第二说实话，这些年下来就是我们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而且说实话过去这些年腐败的现象是愈演愈烈，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整个差不多有一种全社会、全民腐败的这样一些现象。那么你这个企业一旦发展到这种程度，想往回管实际上花的代价要大很多。 主持人：最后也想跟您探讨一下，也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觉得除了中国之大，全世界其他地方的投资机会，您怎么看？跟中国相比这些机会好在哪里？差在哪里？ 张懿宸：我们事实上在国内这批中间，我们做国外是最早的，我们到现在已经投了，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我们投了20多个公司了，其中主要是在美国，在日本也有7个到8个公司。综合的收益说实话比我们在国内还高。原因是在外面承担的风险小，因为是成熟市场之间。 主持人：可控。 张懿宸：因为是在法治的社会中间，而且付出的代价从来不会特别高。因为这是成熟市场，就是说你根据盈利，根据倍大，大家给个6倍、7倍、8倍，这都是没有人会发疯到一定要付多高的价钱，所以说我们投这一类欧美的企业，除了付和别人一样的价钱之外，还得根据它现有的产品、客户、现金流、品牌一系列的，我们同时又考虑到把这样的产品，这样的企业带到中国市场，市场给它有一个额外的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事实上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就是帮把它在中国把现金流给提上去了。 所以说过去这些年做的这些投资都做的非常好，尤其是美国在过去整个金融危机这几年中间，估值一直非常合理，当然到今年，就是2013年之后，因为股票市场在往上涨，很多股指开始确实是往上在调整。但实际是这样，整体要是同样的企业是不能买，一定是在美国比在中国买便宜，当然增长也不一样。但是中国说实话也不是所有东西都像原来那样增长，增长率就像我刚才说的制造业从某种意义上调整的话，可能还不增长，反而还倒退。 主持人：所以你给中国的投资家、投资人，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一个建议是说到目前来讲，国外的机会其实更值得去寻找是吗？ 张懿宸：我觉得如果你要有这个能力的话，当然不是说每家公司都有这样的能力。 主持人：其实我之前也做过另外一家国内也做的比较好的PE公司，他们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说伴随中国企业成长。如果说这些中国企业走出去它需要金融服务的话，它就做这些中国走出去的金融服务，那你们是不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服务呢？ 张懿宸：我们整体觉得带着中国企业出去直接去收购，到目前为止我们谈过很多，我们还没有一单真正能做成的，主要是我觉得中国的管理层真正自己国家的企业大多数它都管不好，还要真正做成一个跨国企业是一件非常难的事。相反外国的企业在中国是设一个厂，在中国当地雇几个管理人员，它事实上就做得起来。你在美国当地、在德国当地，你雇的管理人员，我们自己在中国这些人都不知道怎么管，所以说这个能力不是一天能培养起来的，我觉得往外走出去说的很热闹，往外投的也蛮多的，但大多数实际上还都是在资源类方面投资，这些相对来讲不是靠管理管出来的。 主持人：好，谢谢张总，谢谢跟我们分享您的精彩观点。文章选自凤凰财经
201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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