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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李嘉诚如何请人吃饭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到一些人，做一些事情偶有所得，有点成功，他的自我就会让别人不舒服，他的存在让你感到压力，他的行为让你感到自卑，他的言论让你感到渺小，他的财富让你感到恶心，最后他的自我使别人无处藏身。别人都会避之不及！ 李先生不一样，他一直在追求无我，修炼自我。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对钱的看法，对人生，对周围世界怎么相处。 文／冯仑 一个月前我去香港，和李嘉诚吃饭，感触非常大。李先生是华人世界的财富状元，也是我的偶像。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人会怎么样？ 一般伟大的人物都会等大家到来坐好，然后才会缓缓过来，然后讲几句话，如果要吃饭，他一定坐在主桌，有个名签，然后我们企业界20多人中，相对伟大的人坐在他边上，其余人坐在其它桌，饭还没有吃完，李大爷就应该走了。如果他是这样，我们也不会怪他，因为他是伟大的人。 但是，我非常意想不到的是，我们进到电梯口，开电梯门的时候，李先生已经在门口等着我们，然后给我们每个人发名片，这已经出乎我们意料——李先生的身家和地位已经不用名片了！但是他像做小买卖一样给我们发名片。发名片后我们一个人抽了一个签，这个签就是一个号，就是我们照相站的位置，是随便抽的。 我当时想为什么照相还要抽签，后来才知道，这是用心良苦，为了大家都舒服，彼此不分尊卑，否则照相也分割三六九等，肯定有人会不舒服！抽号照相后又抽个号，说是吃饭的位置，原因也是和照相一样。最后让李先生说几句，他说也没有什么讲的，主要和大家见面，后来大家让他讲，他说我就把生活当中的一些体会与大家分享。 然后看着几个老外，用英语讲了几句，又用粤语讲了几句，把全场的人都照顾到了。他讲的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要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把自己融入到生活和社会当中，不要给大家压力，让大家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来接纳他、欢迎他。之后我们就吃饭。我抽到的正好是挨着他隔一个人，我以为可以就近聊天，但吃了一会儿，李先生起来了，说抱歉我要到那个桌子坐一会儿。 后来，我发现他们安排李先生在一个桌子坐15分钟，总共4桌，每桌15分钟，正好一小时。临走的时候他说一定要与大家告别握手，每个人都要握到，包括边上的服务人员，然后送大家到电梯口，直到电梯关上才走。这就是他追求无我，同时非常的尊重在场的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 我曾经现场看过他的一个演讲，他们没有文字稿给到我们，我因为和李先生打过几次交道，提出能不能给我文字的演讲稿，结果他马上交代一下助理，等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个文字稿已经拿给我了。后来我和中海油一个我们班的班长聊天提到这件事，他说老先生就是因为一生做人周到真诚，对所有的出现在他视线范围内的人非常尊重，所以很多人到了香港都愿意和他做生意，这就是钱以外的软实力。 于是，所有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去讲李先生如何好，形成这个意识之后大家都愿意和他做生意，都愿意把最好的机会给他，于是他越来越成功，这就叫软实力。 比如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到一些人，做一些事情偶有所得，有点成功，他的自我就会让别人不舒服，他的存在让你感到压力，他的行为让你感到自卑，他的言论让你感到渺小，他的财富让你感到恶心，最后他的自我使别人无处藏身。别人都会避之不及！ 李先生不一样，他一直在追求无我，修炼自我。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对钱的看法，对人生，对周围世界怎么相处。 我相信李先生的成功，不仅仅是赶上了好的时代，更加重要的事，在他的整个人生中，始终如一的贯彻了一个理念：修炼自我，追求无我！ 文章选自新华网
2014年6月5日 -
李成：成功的智库尤其要重视有效的传播
成功的智库尤其要重视有效的传播 在智库的发展中，声誉的重要性堪比智库的生命。从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声誉”可以解析成三个词：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 智库最关键的是人才，而非经费 文汇报：在美国，民间智库是主流，但在中国，民间智库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您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李成：中美两国智库的现状差异，与两国的社会政治土壤、智库发展的历史背景有关。在美国，最主要的智库是民间智库，政府也有一些智库，但比较小，其研究成果基本上不对外。 事实上，美国的民间智库中也有很多“弱势群体”，根据詹姆士·麦甘的研究，美国有1800多个智库，但真正有影响力的只有几十个，还有许多智库的运营非常艰难。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很多智库尤其是小型智库纷纷倒闭。智库有强有弱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强势智库大多是社科院、国经中心等政府背景深厚的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智库，它拥有很多资源，包括资金、人力等。 还有一类智库设在大学里，这类智库在中国发展得比较快，而在美国更习惯用“研究中心”来称呼它们，因为它们的服务对象往往不是政府，也不提供决策参考，它们更关注教学研究和对外交流。 文汇报：如何扶持民间智库的发展与壮大。在中国，不少民营智库运行艰难，一方面是缺乏经济条件做支撑，另一方面是留不住高素质人才，您认为，这两者之间哪个因素更为重要？ 李成：我认为智库最关键的是人才，而非经费。智库选择的人才必须是非常著名的或有巨大潜力的，有话语权，他们能够不断地得到媒体、学术界、国际国内民众的注意。我想，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人才对智库的促进作用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只要能够得到话语权、能够得到媒体的关注，一个智库就会应运而生。 在智库的实际发展中，资金和人才两个因素相辅相成。中国目前有个非常好的条件——大量的私有企业主资金丰沛，他们中的很多人希望能够影响政策，不难想象，再过几年、十几年，中国也会出现本土的“布鲁金斯”。我们知道布鲁金斯学会是以一个零售商的名字命名，罗伯特·布鲁金斯发迹后，创立了两个教育研究机构，一个是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这是美国的一流大学；另一个就是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16年，再过两年就是100周年，目前100周年的捐款活动已经在进行。我想，再过几年中国也会出现类似布鲁金斯的有远见的企业家，他们会投资智库的发展，中国出现布鲁金斯、卡耐基等有影响力的以人名命名的智库指日可待。 文汇报：既然人才是智库发展的关键，那么中国的民间智库在发展中如何防止人才流失？ 李成：这个问题是双向的，比如中国也会有知识分子、辞职官员下海，他们有时会把智库当做“旋转门”。 留住人才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治、经济因素，也要考虑到工作环境，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要为智库中的人才提供好的工作环境，最重要的是给予其一定的学术自由，智库中的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决定他的研究方向、特点，同时还应有一个团队来帮助他，不要给研究人员太多来自经济和人事方面的压力。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100名左右，但辅助人员有近300人，这300人中包括研究助手和公关、捐款、行政管理方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而目前中国的不少智库里，“将军”多，“士兵”少，难以形成有效机制。智库里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工作搭配。 人才很重要，但只靠人才，没有一个良好的运作模式，有时会把优势变成弱势。对于中国的智库来说，更重要的是，其聘请的专家学者能够在智库里工作、有所贡献，而不是单纯挂个名字。毕竟，作为一个思想库，其首要任务是产出思想，能够对政策有所影响，提供新的观念、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文汇报：如您所说，中国也有“旋转门”现象，但主要是退休的官员进入智库，很少出现年轻的智库成员进入政府，您认为，要改善这一现状，需要从哪方面入手，做哪些准备？ 李成：中国的“旋转门”现象与中国的政治特色、官员的年龄限制有关，很多官员在五六十岁就退休了，在西方，五六十岁是官员发展最具优势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中国官员想要继续发挥作用，用他的经历、经验发挥余热，就选择到智库寻求发展，这完全可以理解。 但在西方，更多的现象是年轻的智库成员到政府去，这其实跟美国的两党制有关，因为每4年的总统选举都会带来一些人事变动，如果总统换届、两党轮换，根据一般统计，会有约4000个联邦行政部门的位置出现更替，新上任的4000人中，至少四分之一来自智库，或是有学术背景和研究能力的人士，这也为智库的年轻学者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政治精英的选拔，东西方方式很不一样，中国的官员选拔更看重基层经验，官员大多数是从地方一路成长上来。 不过，近年来也有中国的智库人员进入政府工作。我觉得随着中国对专业化的重视及智库今后的发展，对海归学者的重用，尤其是智库年轻成员与媒体的互动渐多，中国“旋转门”的单边现象会有所改善。但毕竟中国政治特色与西方两党政治文化有着本质差别，在中国，智库中的年轻人进入政府的数量可能会增多，但不会成为一个主要的来源。 智库的独立性会增强其信誉度 文汇报：尽管中国缺乏高质量的民间智库，但像咨询公司、公关公司这样的企业却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在它们当中，能否走出高质量的民间智库？ 李成：首先，在西方，智库无论是否有官方背景，其与咨询、公关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里有概念的区别，智库从定义上来讲就是非营利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而咨询、公关公司都是营利的，其致力的方向与公共政策研究有区别。咨询、公关公司不是研究机构，有特定的服务对象，不影响政策，只提供研究，而且是营利的。不过，有时也会出现一些界限模糊的情况，比如兰德公司本身也营利，其收入与项目合约挂钩。 而布鲁金斯学会所有的研究都是公开的，不是为某一个企业、个人来服务。我们最希望得到的捐助是没有限制的赞助，捐助方不能干涉学会的研究，即使有些说明了研究领域或项目，也不能规定研究人员的研究方法或控制研究结果，正因如此，经过一段长期发展，布鲁金斯学会赢得了声誉，形成了今天的影响力。 文汇报：对于智库来说，独立性非常重要，但在东亚地区，大部分受政府资金支持，日本的许多智库由财团资助，如何避免这类智库所出具的研究报告受出资方意愿的影响，特别是避免按照出资人意愿来出具报告的可能性？ 李成：布鲁金斯学会设立了各种规则保证独立性，在接受捐款时会讲得非常清楚，不管捐款方以哪种方式捐款，都不能影响研究本身。因为秉持这样的原则，会有很多捐款被布鲁金斯学会退回去，比例非常之高，在美国这已成为布鲁金斯学会的一种独立的文化象征。 在美国的政治格局中，布鲁金斯学会始终保持中立性，尽管有些人认为布鲁金斯学会比较亲民主党，但事实上也会有共和党的干将到布鲁金斯学会做总裁，比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前任总裁就是共和党人，我们外交关系部门曾经有一个主任并兼学会副总裁理查德·哈斯，是共和党重量级的官员。我们的董事会中有很多共和党的精英。 文汇报：仅仅从绝对数量而言，目前中国智库数量庞大，但却似乎缺乏像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那样具有世界级影响的高质量智库，您认为原因何在？ 李成：一个智库的成功由多方面促成：除了经费，还要重视智库的理念、人才及研究方向，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积累、知识的沉淀和它以往的成就汇总，美国的智库年份最早的已有近百年历史，在最近几十年美国智库发展尤其快，而中国的民间智库最近10年左右才开始起步，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民间智库的现状是可以理解的。 习近平主席提出把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智库的发展速度会更快。同时，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后，有很多资金来源，比如来自央企、政府、私企的资金会投向智库，也将助力智库的发展。但是智库的人才、研究方式、传统的建立、声誉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 智库在初创期可能会有资金短缺的问题，智库应该对经费来源保持一定的警惕性，来源有问题的资金会影响智库的发展。我想提醒的是，智库的真正发展需要很好的声誉，布鲁金斯近百年来建立起来的声誉不可能为了几百万、几千万的经费赞助而交换，因为这个声誉反过来会为智库的发展带来很多机会，如果初创期就为了经费而抛弃声誉，这笔经费带来的问题最终会变成智库发展的累赘。 文汇报：部分中国智库已经展示出走向世界的决心，您认为，中国智库若想跻身世界舞台，承揽更多的项目，需要在哪些方面做出改变和创新？ 李成：首先要对全球的研究有一个基本认识：比如学术界、政策界探讨的惯例是什么，智库必须要了解这些“游戏规则”，但不一定要完全跟随。第二，智库要出非常好的研究成果。布鲁金斯学会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学会之一，其影响力位于全球和美国之首，这与我们很多有历史价值的研究项目有关，如联合国的建立，罗斯福新政的评估，福利、税收、外交、能源、科技、医保、移民政策的有建树性的研究。对于布鲁金斯学会而言，研究成果的高质量是整个学会的生命之源。智库的这些研究成果不是纯理论性的，它们应该有扎实的时政研究基础，能够得到全世界的重视。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可以做大规模的研究，但是，研究之外最重要的是，怎么把研究成果推向外界，这方面中国的智库需要学很多东西，这是个关键。 作为一个研究政策的智库，研究成果有着明显的时政性和前瞻性，但同时，研究人员要有很好的学术根底，要有全球的视野，要考虑非专业读者的理解能力，不能自说自话。成功的智库尤其要重视有效的传播，要非常清楚传播的对象是谁，对政府部门的传播与对学术圈的传播在方式上有很大不同。 发布研究报告，需要一定的方式手段、传播技巧 文汇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士·麦甘博士提出，未来智库必须在新的传播形式上做一些思考，面对新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很多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阅读纸质研究成果，您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如何传播智库的成果？ 李成：新媒体的特点是短平快，但更多时候只能作为辅助表达，最终的研究成果不可能只通过几十个字来表达清楚。当然，我们处在新媒体带来的变革过程，以后书籍的发表可能会通过网络进行，但网络并不完全是平等的，毕竟不是每个智库网站都能受到重视。 对于智库来讲，优势不是短平快的讨论，而是扎实的研究报告。利用各种媒体同时发布智库的研究报告，需要一定的方式手段、传播技巧，这也是为什么布鲁金斯学会有很强的传播阵容。我们会花很多精力做网站，来保持我们的领先地位，学会内有很多人员观察网站的发展情况，几乎每天都有报告，至少一周会有一个详细的动态报告。同时，布鲁金斯学会跟美国及全球的主流媒体都有互动，在世界范围内的主要报纸上很难有一天完全没有布鲁金斯学会及其学者的采访，世界各地的主要电台、电视台也很难有一天看不到布鲁金斯学会的名字。媒体是智库学者传播自己观点、影响公众讨论，间接影响公共政策决策的重要途径，因此许多智库学者非常重视同记者建立联系，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文汇报：在2011年的伦敦骚乱，以及所谓“阿拉伯之春”中，都能看出“意见领袖”的重要性，他们的观点通过推特、脸书等新媒体工具迅速传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事实上，智库也是一种意见领袖，在面临突发情况时，智库如何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消弭消极后果？ 李成；在布鲁金斯学会三句座右铭中，高质量是一个前提，所以我们在录用智库的研究人员时非常谨慎，招聘的人选首先要是学科的领头羊，或者有比较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有非常好的声誉，一般都是已有成就的研究人员。我们的研究助理按规定不能接受采访，不能以布鲁金斯雇员的名义发表文章，这都是布鲁金斯学会保持高质量的原因。布鲁金斯学会尽管运用新媒体，但对新媒体的监督也非常看重，我们不希望发表一些错误的数据和观点，更忌讳发布危言耸听的声音，这跟布鲁金斯自身的亚文化有关。 我们非常清楚，正是因为布鲁金斯学会的影响力，我们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在管理上要比学术机构严格，比如说，我们发表的东西，要反复地请内外部人士评审，这是保持高质量的方法之一。有时媒体来采访，研究人员需要马上做出反应，有时也会被问到一些非研究领域内的问题，为了保持高质量，智库的专家都会经历一个长期训练和充实的过程，以便提高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很多信息，并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文汇报：除了政府和媒体之外，智库也扮演着意见领袖的作用，在未来，智库应该如何同媒体、政府合作，从而体现其传播力？ 李成：每个智库情况不一样。有的智库把批评政府作为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这有其合理性；有的智库与政府维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还有一些智库会在政府部门取得尊重，它们的研究人员会经常去政府部门听证、作报告等等。布鲁金斯学会属于第三种，如果我们请政府官员到学会演讲，他们大多数都愿意来，我们的研究人员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到白宫、国会，内阁的部委等政府机构作简报，这也是我们保持影响力的原因之一。但同时，布鲁金斯学会始终保持独立性，在很多场合我们会对政府的某些政策进行强烈的批评，比如中东政策、亚洲政策、国内的医保政策、移民政策等等，这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这是非常困难但又必须要做到的平衡。一方面作为政策研究机构，我们需要通过跟政府维持比较紧密的关系，来施展我们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始终保持智库的独立性，因为我们不是政府的喉舌，没有义务去传播政府的声音，我们的社会责任是关注、判断政策的采纳效果，比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能预见到它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经过长期的评估分析，许多智库与政府之间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互动机制，有时政府在推出新的政策前，会与一些重要智库的成员进行互动，这个互动是积极的。 从布鲁金斯学会理念上来讲，它是要贡献于美国的政治民主、美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国民享有平等的机会等等，同时对和平、对了解世界承担重要的责任。尤其最近这几年，我们一直强调，研究人员要有全球的视野，因为布鲁金斯学会不仅仅是美国的智库，也应该是全世界的智库。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是美国著名智库，作为一家研究公共政策的非赢利组织，其研究领域涉及外交关系、全球经济、都市发展和美国国家治理。布鲁金斯学会为美国政府决策提供意见，也曾为政府输送高质量的人才，常被称为“开明的思想库”，在美国上千家智库中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第一智库。 中国未来是否也会出现类似布鲁金斯学会的本土民间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博士对此抱有信心，但他同时指出，这需要一个积累过程。“高质量、独立性、影响力”是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也是其成功的秘诀，李成将这三句话分享给成长中的中国民间智库，他认为，中国的民间智库在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吸纳优秀人才，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保持独立性，形成良好的声誉，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形成影响力。文章选自《文汇报》
2014年6月4日 -
张亚勤：竞争大势正围绕三个平台展开
我们正处在新一轮技术、经济大变革的时代--创新理念在变，商业模式在变，产业格局和用户心理也在变。每逢这样的大变革，就会有一些曾经伟大的公司如鹰之啄喙，转型蜕变而获新生；更会有许多“小而美、快而精”的新生企业，鱼跃龙门脱颖而出。 在我看来，随着整个IT架构走向“云加端”，整个产业的模式走向软件、硬件加服务，我们正奔跑在一段新的创新马拉松征途上。 这次变革的显著特点是，信息技术的边界被极大扩展和深化了。现在可以说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被信息技术深刻影响着。特别是传统工业，借助云计算和大数据以及工业互联网的力量，企业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之上，实现对人、设备、信息的整合，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 在这段新长跑的路途上，竞争大势会围绕三大平台展开，也就是终端平台、云平台和云端之上的社会化网络与商务平台。 在终端平台上，智能操作系统平台正在向更多元化的终端渗透。眼下，智能操作系统已由PC渗透到移动设备，并正在“传染”电视、汽车与可穿戴设备。上述或传统或新兴的产业，时刻都在酝酿着一场“超级地震”。特别是可穿戴设备，虽然目前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应用场景还比较单一，但就如智能手机超越传统PC一样，可穿戴设备将是一个比智能手机还要大5-10倍的巨大市场。 在云平台上，全面竞争已经展开——包括基础设施，运维及服务水平，开发语言、工具与环境，开源社区，解决方案等。 第三个平台是凌驾于云端之上的，反映真实关系的社会化商务和社交平台。永不中断的云服务和彼此连接的人群与海量设备，带来的最大机会在于如何以人和数据为中心，构建出反映真实世界中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关系的社会化网络，消弭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并在其上诞生更加人性化、交互更自然的商务和社交平台，以及应用。 我们看到，将现实社会关系数字化、网络化、商业化的尝试早已开始。但迄今为止，现实世界数字化的程度还不够，真正超越国别、种族、语言和文化差异的社会化网络平台仍未建成，这也是微软和整个IT产业的重大机遇。
2014年5月30日 -
王辉耀：中国需要降低“绿卡”门槛
日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主编王辉耀接受了人民网记者采访。在谈及中国移民现状时，他表示：“如果在国际市场有更好的投资，就像中国吸引国外投资一样，资金流出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今日中国存在的‘移民赤字’的问题，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移民趋向。”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数据显示，我国接受留学生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1年，来华留学生61211名，而中国接受留学生率仅为0.2%，只有百名左右。同时，在华留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没有资格申请我国工作类居留许可证，所以报告指出，中国签发给外国在华留学毕业生的工作签证数量为零。而报告中数据显示，2007年日本向10262名国外留学毕业生签发了工作签证，其中7539名为中国留学毕业生。 “30%的中国亿万富豪移民到国外，但是国外的富豪能有多少移民到中国呢？现存的数据连百分之零点几都不到，这反映我国在引入人才、人口的方面还存在极大不足。”王辉耀表示，北京正在逐步建设世界城市，然而目前按照户籍人口统计，北京的国际人口还不到0.4%，如果按照常驻人口统计，可能还不到0.2%。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现居住的国际人口，还没有解放前的国际人口多，加大国际人才输入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需要做的，不仅是培养、留住中国人才，在吸引国际创业家、投资家、艺术家等各种人才方面的举措也应不断重视与加强。 “‘2.8万亿转移资产、3成富豪移民’，这是引起我们注意的表面现象，我们要抓住的本质是中国移民需要做到有进有出。”王辉耀告诉人民网记者，世界有一部分人口流动是正常现象，但“只出不进”是绝不正常的。移民、国际人才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已经是常态化、全球化现象。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打“人才战”，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在利用人口流动取得“移民红利”。中国近几十年一直利用的国家人口红利，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在国际发展下，能否将国际人口红利、人才红利利用好，将是中国未来几十年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提到，国际人才流动呈现出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特点，在全球人才流动的背景下，中国现行的人才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国际人才在中国的流动需求。中国亟需提高出入境便利程度，降低“绿卡”门槛，规范外籍人才在华的社保制度，大力吸引留学生，降低人才流动壁垒，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发展。 将国际人才红利引入国内，这是发达国家一直采取的人才措施，王辉耀说：“美国是在70亿人中选择，而中国现在是从13亿人中选择”。在人才流失、国际人才引入难等问题上，我国应利用国际移民的理念，突出自身的吸引人才竞争力。中国需要的不应只是硬件上的提高，在软实力、理念、政策上也要不断改革与完善。 原文摘自《人民网》
2014年5月30日 -
王辉耀：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精英培养模式
如果说哈佛大学是世界知识精英屹立不倒的精神殿堂，那么肯尼迪政府学院则是国际公共管理精英人才的聚集地和培养基地。无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前世界银行长佐力克、达沃斯论坛创始人施瓦布，还是前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新加坡总统李显龙、香港前特首曾荫权等都从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公共管理培养，更不用说肯尼迪政府学院拥有一批国际知名的教授，因而肯尼迪政府学院不愧于世界公共管理人才摇篮之称。本专题将从多个角度介绍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 1. 高度国际化、多元化的生源 从肯尼迪政府学院建立的初始阶段，学院就打破了国界的局限，致力于为世界各国培训新一代的公共事业领导者。它拥有15个研究中心和机构，30多个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和学位课程项目。2010年，共计2860名学员参加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高级管理人员培训项目，其中49%的学员来在海外140个不同的国家。肯尼迪政府学院有46000名校友，分布在全球的200个国家和地区，充分体现了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化。 现在，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有44%左右是国际学生，来自80—9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学院的学生有具有很强的多元化国际背景和多元化的专业领域。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从教导不同的学生中来学习和提高。 同时，大约有90%的留学生毕业后不会在美国工作，通常他们会回到他们祖国工作。多样化的留学生构成不仅使课堂里的观点的多样化，而且让学生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置身于课堂中会觉得像是在联合国开国际会议，因为能够听到来自世界各国的人发言，这些能够帮助学院学生了解各国文化和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的不同思路，从而形成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多角化的认知视角。 每年肯尼迪政府学院都能够吸引大批的精英人才到该学院进行深造学习培训。由于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自身定位是一所职业学院，因此其生源背景相对多元化，来自各式各样的部门机构：政府公务员、国际组织、军队、新闻媒体、民间组织/非盈利机构、企业。学生的年龄跨度也比较大，从“60后”一直到“80后”均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学生们的背景多元、经历多样，使得课堂上的讨论氛围活跃且充满挑战性，再加上顶尖的师资力量，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良性循环不断地从世界各地吸纳人才，并且将他们培养为精英中的精英。 2. 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教师团队 在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的教师，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者”，“教师(学者)—官员—教师”是他们常见的职业生涯发展路径。许多教师在学术研究达到一定阶段后，是有机会投入到实际工作中验证它们的；同时，在公共管理领域表现卓越的高级官员也有机会返回校园重新投入学术。在美国，教育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存在着一条相通的管道，使两个领域中表现优秀的人才得以相互流通。所以，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师大多具有丰富的社会工作经历。许多人曾经在重要的国际组织、联邦和地方政府、总统顾问等部门担任高级职务。 哈佛肯尼迪学院在120名左右教师职位中只设立了30名固定终身教授职位，把45%以上的职位让给来自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高官，学院内设有院长组成的五人聘评委员会，专门审评外聘教师，一般聘期为五年，最长为十年。这种聘用教授的机制使肯尼迪政府学院可以始终把握政府和全球公共管理的最新趋势，并保证公共管理案例全球化，更新快，现实性强，使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密切，这既对政府执政能力和绩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激励机制，也是其能成为“国际化”学院的主要原因。 3. 多元开放式的教学模式 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课程设涵盖了政治科学、经济学、法律、工商管理学、工程学和医学等多个学科的内容，课程内容涵盖经济分析、政府管理人员分析方法、管理人员数据分析、实用政策分析、管理政府机构、民主国家的管理、政治管理和机构管理、政府和非盈利机构财政管理、管理机构的改变、政府和私营机构战略、人才资源战略管理、谈判分析、政府伦理学、组织学等这些跨学科课程构成了学院的课程骨架。 除此以外，学院拥有自己的课程设置风格，为了培养职业精英，学院还要求学生具备综合的行政管理能力、熟悉经济定量分析方法的优缺点、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谈判、沟通和演讲的技能等。学院并没有将单一的模式套用到所有学生身上，而是在强调主干课程的同时，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权选修不同类型的课程，为自己量身定做培养方案。 在每个学期之初学生选择课程时，肯尼迪政府学院会为学生提供一份被称为“课程集市”（Course Shopping）的课程清单，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相应的课程和教授教师，从而确保学生能够选到自己喜欢的课程，实现双向选择的机制。通过选课，学生原有的项目界限，国别界限被彻底打破，上课时学生会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一起上课，这样会接触到不同的学术观点和不同国家的文化。 学院为了丰富教学方式，特别设置很多极具特色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比如课堂讨论、学习小组、模拟管理、案例教学、名人演讲、政策辩论、研讨班、角色扮演等。在课堂上，老师会让学生先假定问题发生的场景和背景，然后让他们思考在与其他部门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会遇到的细节问题，并让学生们说出他们头脑中想到的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学生以学习小组的方式进行集体讨论，群策群力地达成共识，在课堂上进行展示。有些课上，老师会给出案例并要求学生现场模仿或进行角色扮演，通过亲身参与加深对案例的思考。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潜能，而且在构建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可以互相启迪和提高学生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哈佛大学还经常举办就业宣讲会和工作坊，提高学生的能力来适应未来的工作岗位。 4. 精英云集的肯尼迪论坛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每周都有一次肯尼迪论坛，所有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和学者都可以参加，肯尼迪论坛经常邀请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知名学者专家和企业领袖来进行论坛交流，讨论近期的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公共事件，论坛极大的丰富了学生的视野和生活体验。从1978起，肯尼迪论坛已经举办了一千多场，与会者达65万人，通过电视、远程会议和互联网进行收看的人数达到几百万。其中包括乔治·布什、戈尔巴乔夫、凯萨·查韦斯、贝蒂·弗莱顿、屠图大主教、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比尔·克林顿、南希·佩洛西、杰拉尔德·福特、戈登·布朗和康多莉扎·赖斯等。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可以经常聆听到来自全美和世界各地各界领袖的声音，并能和哈佛优秀的教授一起对话，这里没有等级之分，没有国别之分，也没有师生之分，思想和创新是唯一重要的要素。 肯尼迪学院还会不定期利用晚宴时间还举办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学生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会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例如，在讨论JP摩根大通如何实施它的退伍军人安置规划的晚餐讨论会上，邀请JP 摩根大通的退伍军人事务项目的执行董事内特·赫尔曼（Nate Herman）和莫琳·凯西(Maureen Casey)参加讨论会，这样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生就能够直接接触到第一手的真实资料，而且能与项目的直接负责人进行更有成效的交流，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互动可以学到在课堂教学中无法得到的实践经验，从而让学生将其运用到以后的实际项目运作中。 肯尼迪政府学院信奉学术必须与实践结合的信条，将知识广泛的传播是这一信条的主要体现。肯尼迪政府学院拥有自己的刊物，从而可以将学院的老师、学生和校友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向全球发布。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三种院级刊物，《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期刊》（Harvard Kennedy School Magazine），主要以新颖的生动的方式介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新闻透视》（Harvard Kennedy School Insight），主要通过专家的采访来介绍肯尼学院的最新研究；《影响力》（Impact）是一个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季刊，主要是全面的介绍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知名教授的研究。同时，肯尼迪政府学院也积极支持学生出版刊物，其中共有六种，每年出版一次，它们在谷歌的政治类搜索中排在前列，主要内容是刊登政策制定者、从业者和学者对热点问题的深入解析。这些刊物包括《西班牙裔政策研究》（Journal of Hispanic Policy），《肯尼迪政府学院评论》（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Review），《非裔政策研究》（Harvard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Public Policy），《妇女政策研究》（Women's Policy Journal of Harvard）和《非洲政策研究》（Africa Policy Journal）。 5. 职业加油站项目 肯尼迪政府学院不仅开设了许多学位课程，而且还为在职人士提供了许多相应课程，例如，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Mid-Career MPA）是一年制的公共管理硕士。它对申请者的基本要求是：7年的公共管理领域的工作经验和学士学位。本课程为处在职业生涯中期的成功人士而设计的，MC/MPA的培养目标旨在加强想要在自身所处的公共服务领域或者想要成为领导人的职业精英的知识理论和专业技能。学员的年龄最大的超过60岁，还有坐轮椅车上下课的残疾人。这不仅体现了肯尼迪政府学院为职场中的成功人士提供提高自己能力的机会，还反映了其提倡终身学习的理念。 肖恩·拉什（Sean Rush）是国际青年成就组织（JA Worldwide）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他是肯尼迪政府学院2007届的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拉什参加这个硕士课程是为了开始新的职业，它能使他的商业才能，对公众利益的热情和筹集资金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他的这几种能力使他赢得了一个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志愿者职位——肯尼迪基金会主席。他在谈到为期一年的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Mid-Career MPA）时指出，来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职业背景的同学给了他不同凡响的学习经历，55岁的他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世界观，然而课余时间的互动和课堂讨论同样深深影响了他的世界观。谁说年纪大的人不能学习新东西！他现在的工作是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的人们，这需要他用不同以往的方法来指导他的组织的项目和服务的运作。如果他没有参加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的学习，还会用原来的眼光看待组织和它的能力。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是1967届的职业中期公共管理硕士，他创建了世界经济论坛（WEF），他获得了丹·大卫基金会(Dan DavidFoundation)100万美元的奖励，为了更好地利用这笔奖金，他决定建立一个世界经济论坛的子项目——新领军者年会。 6. 学生终身受益的校友网络 肯尼迪政府学院建院75年来拥有了4.6万名校友，他们来自于203个国家和地区，工作岗位遍布政府、私人企业和非盈利机构等许多部门。这一遍布世界的校友网络可以为肯尼迪政府学院在了解和解决相关地区的公共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使其能对其做出快速的反应。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校友都非常珍视校友身份，他们会永远以能成为校友社团的一员而骄傲，而且他们坚信，随着校友社团的人数的不断扩大，它对肯尼迪政府学院和肯尼迪校友的帮助会越来越大。27任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指出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成功来自于精英网络的建立。如果已经有了一批精英，就可以招募到更多的精英，把他们集中在一起会做得更好。哈佛肯尼迪管理学院有专门的校友委员会，校友委员会有20名志愿者组成。它的作用是加强校友之间的联系，为学校和学生提供服务，还通过一些团体和活动可以更好地团结校友和应对突发的公共问题。 哈佛肯尼迪管理学院通过哈佛肯尼迪管理学院、哈佛俱乐部和哈佛肯尼迪管理学院分会等团体将肯尼迪管理学院的公共服务使命带到全世界的各个地区。肯尼迪政府学院还专门建立了专门的奖项来奖励那些为公共服务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生。它们是校友贡献奖（成立于1997年，19名获奖者）、朱利叶斯?巴比特校友志愿者纪念奖（成立于2006年，2名获奖者）和年轻之星奖（成立于2001年，9名获奖者）。 7. 中国高级官员培训项目 肯尼迪政府学院最为重要的三个与中国相关的研究项目由爱什研究中心承担，它们是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中国危机管理培训班和上海高级管理层培训班。 （1）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是一个八周的培训课程，它是从2001年开始举办的，主要是面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培训的目标是提高他们应对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培训班是在清华大学和肯尼迪政府学院举办的。 （2）中国危机管理培训班由国家行政学院和清华大学共同主办，得到哈佛中国基金会的启动基金。课程的主要学员来自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的负责处理紧急事务的高级官员，课程的主要形式是讨论和嘉宾演讲。 （3）上海高级管理层培训班2009年开始举办，主要学员为上海市政府的官员。每年有25名上海市政府官员参加为期2周的课程学习，然后在第三周学员们参观其他美国城市来更好地了解美国的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运转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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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中国高校人才流动壁垒严重
人民网北京3月18日电（记者郝孟佳 实习生潘金洁琼）近日，“首届世界大学排名高峰论坛”在京召开，世界大学排名机构、海内外高校管理者、国际教育专家、行业意见领袖和知名媒体代表一起坐而论道，解读世界大学排名，谈论留学趋势。论坛中，欧美留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目前我国高校存在缺乏国际化师资，人才流动壁垒严重的问题。 中国成留学最大输出国 国内大学国际化不足 王辉耀说：“中国人才流动培养中最现实的问题是高校缺乏国际化师资，国际化学生，国内外人才的流动壁垒很严重。现在中国的人才高流出低流入，失衡明显，高校国际化形势不容乐观。香港科技大学的国际师资达到85%，而中国大学的外教却不到1%，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际合作处车伟民主任在会议致辞中表示，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多和留学院校的多元化，国外学位认证正遇到一些挑战：“去年出国留学人数已超过了41万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留学生输出国，与此同时留学生回国增速非常快，去年达到35万人次。但在回国的留学生里，国外学位认证这个关键环节正遇到一些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文凭造假和野鸡大学，这两个问题影响了留学的声誉，因此我建议家长理性对待出国留学和大学排名。” 美国大学仍称霸排行榜 中国大学排名持续上升 在此次排名前200的大学中，美国高校仍是主流，进入前200名的美国高校相比去年增加一所，高达77所，而英国则达到31所。另外，中国高校的排名持续上升。北京大学相对于去年上升一位，位列第45名，清华大学攀升两名，位列第50名。另外4所中国内地大学进入了前300，分别是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位列第300到400名。根据这项排名，进入世界前400的中国内地大学总数达到10所。 近年来，亚洲的大学在THE排行榜上均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北京大学在2012年排名第46位，比上一年提升3位。清华在2012年排名52位，比上一年大幅提高19位。今年这两所高校的排名都进一步攀升，清华大学则是首次进入前50名行列。 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简称THE）主编Phil Baty介绍，THE排行榜综合了科研、教学、论文引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国际化水平共五大类13项评价小指标，对全球700多所大学进行仔细考量，THE的排名相较于其他排行榜更加严密、透明和可靠。 文章选自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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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成功标准是其低谷时的反弹力
近日，知名企业家王石的新书《大道当然》由中信出版社出版。30日晚，王石应与腾讯思享会之邀，与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等讨论何为企业家精神。当晚，王石以字母M为例讲解了他眼中的人生两个高点与一个低点。王石称，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他事业的顶峰，而是此人从顶峰跌到低谷之后的反弹能力，“人生都会有这个低点，如果你个性积极向上，这正是显示你水平的时候。” 此外，王石现场接受聘书，成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EMBA班特聘教授，主讲企业伦理。 爱好探险旅行：52岁登上珠穆朗玛峰 现年63岁的王石人生经历颇为传奇，曾当过兵、工人、外贸翻译，现任万科公司董事局主席。在事业成功之外，王石爱好极限运动、探险旅行以及摄影，还为自己制定了探险的“7+2”计划。30日晚，王石以字母M为例讲解人生中的两个高点和一个低点。 王石讲的第一个高点与他当年攀登珠峰有关，“当时进入大本营的第二天，天气阴沉，我和队友坐在帐篷里聊天。突然藏族向导说，有一位朋友来看你。这个人是北大山鹰队前社长，来立碑祭奠当年因登山遇难的五位学子。” 看着墓碑上的影像，王石开始思考，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并不缺少知识文化，但是否缺少一种不带功利主义、探索未来的冒险精神？或许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王石此次探险活动成功了，“2003年我登上珠峰，那年52岁。” 挫折不可避免，人的一生很可能会遭遇一个或数个低谷。王石以M的低点来诠释企业家精神，在他看来，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他事业的顶峰，而是此人从顶峰跌到低谷之后的反弹能力，“人生都会有这个低点，如果你个性积极向上，这正是显示你水平的时候。” 活动嘉宾、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人生不可能从一开始便登顶，要攀上高峰，首先要从低点开始，“企业家精神是是从M的低点走到高点的动力，要从内心世界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同时能够看到近代以来少有的希望而去拼搏。” 游学哈佛：放弃物理上的登山，攀登知识高峰 王石的成功传奇和游学哈佛、剑桥的经历一直被很多人羡慕。但王石笑称，在哈佛过语言关、生活关比攀登珠峰还要艰难，这也是王石要讲解的M第二个高点。2011年，王石来到哈佛学习。在进入哈佛校园一年后，王石面临选择。 “攀登珠峰没有那么容易。如果我选择继续我的攀登计划，那么我在前期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至少要花三四个月的时间训练，当时我已经身处校园内，人的生命有限，我必须作出选择。”后来经过深思熟路，王石决定放弃“物理”上的登山，开始攀登知识的山峰。 “知识的高山没有高度，不可能达到顶峰。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攀爬。”王石调侃，他放弃这个计划还有一个原因，”我曾经设想70岁的登珠峰能够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成功攀上珠峰年龄最大的人，但后来有一位日本老人，在71岁的时候成功征服珠峰。” “于是我只好把自己的登峰年龄调整到72岁。谁知道这位老先生又分别在他77岁、80岁登上珠峰，我的计划也就随之一变再变。后来听说他还要继续攀登珠峰，我决定不再较劲。”王石的话引来观众一阵大笑。 探险行动与社会责任结合：穿越南极宣传环境保护 在活动现场，王石特别提到自己在完成“7+2”计划的过程中感触颇深的一件事情。2005年，王石第一次去北极，在机场送行队伍中发现一位老学者，这让他十分意外。 “老教授笑眯眯给了我一封信，嘱咐我到飞机上看。”王石回忆，“这封信很短，主要是对我探险事业的肯定，赞赏我对社会影响力大，发挥了正能量。” 王石笑称，看到这里，他的耳朵开始发烫，“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之前我攀登珠峰完全是为了彰显个性、表现自我。但我读到学者的话外之意：你是明星，影响力大，可以把这种探险活动跟社会上更有意义的活动结合。” 这件事对王石思想认识的提高有很大影响。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行为，将随后的探险活动与社会责任相结合。 “后来我在穿越南极的时候，便将之与宣传保护环境相联系，比如保护白头叶猴。那次募集80万元捐款。不多，但具有象征意义，代表我探险行为意义的变换。”王石回忆，他首次攀登珠峰并不注意环境保护，在第二次从南坡攀登珠峰的时候，便注意“零垃圾排放”，“同时北坡有专业登山队捡起别人丢下的垃圾，加起来大约四吨，把其中的七十多个氧气瓶做成装置艺术，放到上海世博会，以推动大家关注环境保护。”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
201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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