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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中国高校人才流动壁垒严重
人民网北京3月18日电（记者郝孟佳 实习生潘金洁琼）近日，“首届世界大学排名高峰论坛”在京召开，世界大学排名机构、海内外高校管理者、国际教育专家、行业意见领袖和知名媒体代表一起坐而论道，解读世界大学排名，谈论留学趋势。论坛中，欧美留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目前我国高校存在缺乏国际化师资，人才流动壁垒严重的问题。 中国成留学最大输出国 国内大学国际化不足 王辉耀说：“中国人才流动培养中最现实的问题是高校缺乏国际化师资，国际化学生，国内外人才的流动壁垒很严重。现在中国的人才高流出低流入，失衡明显，高校国际化形势不容乐观。香港科技大学的国际师资达到85%，而中国大学的外教却不到1%，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际合作处车伟民主任在会议致辞中表示，随着留学人数的增多和留学院校的多元化，国外学位认证正遇到一些挑战：“去年出国留学人数已超过了41万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留学生输出国，与此同时留学生回国增速非常快，去年达到35万人次。但在回国的留学生里，国外学位认证这个关键环节正遇到一些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文凭造假和野鸡大学，这两个问题影响了留学的声誉，因此我建议家长理性对待出国留学和大学排名。” 美国大学仍称霸排行榜 中国大学排名持续上升 在此次排名前200的大学中，美国高校仍是主流，进入前200名的美国高校相比去年增加一所，高达77所，而英国则达到31所。另外，中国高校的排名持续上升。北京大学相对于去年上升一位，位列第45名，清华大学攀升两名，位列第50名。另外4所中国内地大学进入了前300，分别是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位列第300到400名。根据这项排名，进入世界前400的中国内地大学总数达到10所。 近年来，亚洲的大学在THE排行榜上均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北京大学在2012年排名第46位，比上一年提升3位。清华在2012年排名52位，比上一年大幅提高19位。今年这两所高校的排名都进一步攀升，清华大学则是首次进入前50名行列。 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简称THE）主编Phil Baty介绍，THE排行榜综合了科研、教学、论文引用、科研成果转化以及国际化水平共五大类13项评价小指标，对全球700多所大学进行仔细考量，THE的排名相较于其他排行榜更加严密、透明和可靠。 文章选自人民网
2014年5月30日 -
王石：成功标准是其低谷时的反弹力
近日，知名企业家王石的新书《大道当然》由中信出版社出版。30日晚，王石应与腾讯思享会之邀，与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等讨论何为企业家精神。当晚，王石以字母M为例讲解了他眼中的人生两个高点与一个低点。王石称，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他事业的顶峰，而是此人从顶峰跌到低谷之后的反弹能力，“人生都会有这个低点，如果你个性积极向上，这正是显示你水平的时候。” 此外，王石现场接受聘书，成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EMBA班特聘教授，主讲企业伦理。 爱好探险旅行：52岁登上珠穆朗玛峰 现年63岁的王石人生经历颇为传奇，曾当过兵、工人、外贸翻译，现任万科公司董事局主席。在事业成功之外，王石爱好极限运动、探险旅行以及摄影，还为自己制定了探险的“7+2”计划。30日晚，王石以字母M为例讲解人生中的两个高点和一个低点。 王石讲的第一个高点与他当年攀登珠峰有关，“当时进入大本营的第二天，天气阴沉，我和队友坐在帐篷里聊天。突然藏族向导说，有一位朋友来看你。这个人是北大山鹰队前社长，来立碑祭奠当年因登山遇难的五位学子。” 看着墓碑上的影像，王石开始思考，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并不缺少知识文化，但是否缺少一种不带功利主义、探索未来的冒险精神？或许正是在这种思维的支配下，王石此次探险活动成功了，“2003年我登上珠峰，那年52岁。” 挫折不可避免，人的一生很可能会遭遇一个或数个低谷。王石以M的低点来诠释企业家精神，在他看来，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他事业的顶峰，而是此人从顶峰跌到低谷之后的反弹能力，“人生都会有这个低点，如果你个性积极向上，这正是显示你水平的时候。” 活动嘉宾、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人生不可能从一开始便登顶，要攀上高峰，首先要从低点开始，“企业家精神是是从M的低点走到高点的动力，要从内心世界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这个时代，同时能够看到近代以来少有的希望而去拼搏。” 游学哈佛：放弃物理上的登山，攀登知识高峰 王石的成功传奇和游学哈佛、剑桥的经历一直被很多人羡慕。但王石笑称，在哈佛过语言关、生活关比攀登珠峰还要艰难，这也是王石要讲解的M第二个高点。2011年，王石来到哈佛学习。在进入哈佛校园一年后，王石面临选择。 “攀登珠峰没有那么容易。如果我选择继续我的攀登计划，那么我在前期需要做大量准备工作，至少要花三四个月的时间训练，当时我已经身处校园内，人的生命有限，我必须作出选择。”后来经过深思熟路，王石决定放弃“物理”上的登山，开始攀登知识的山峰。 “知识的高山没有高度，不可能达到顶峰。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攀爬。”王石调侃，他放弃这个计划还有一个原因，”我曾经设想70岁的登珠峰能够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成功攀上珠峰年龄最大的人，但后来有一位日本老人，在71岁的时候成功征服珠峰。” “于是我只好把自己的登峰年龄调整到72岁。谁知道这位老先生又分别在他77岁、80岁登上珠峰，我的计划也就随之一变再变。后来听说他还要继续攀登珠峰，我决定不再较劲。”王石的话引来观众一阵大笑。 探险行动与社会责任结合：穿越南极宣传环境保护 在活动现场，王石特别提到自己在完成“7+2”计划的过程中感触颇深的一件事情。2005年，王石第一次去北极，在机场送行队伍中发现一位老学者，这让他十分意外。 “老教授笑眯眯给了我一封信，嘱咐我到飞机上看。”王石回忆，“这封信很短，主要是对我探险事业的肯定，赞赏我对社会影响力大，发挥了正能量。” 王石笑称，看到这里，他的耳朵开始发烫，“我觉得事实并非如此。之前我攀登珠峰完全是为了彰显个性、表现自我。但我读到学者的话外之意：你是明星，影响力大，可以把这种探险活动跟社会上更有意义的活动结合。” 这件事对王石思想认识的提高有很大影响。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行为，将随后的探险活动与社会责任相结合。 “后来我在穿越南极的时候，便将之与宣传保护环境相联系，比如保护白头叶猴。那次募集80万元捐款。不多，但具有象征意义，代表我探险行为意义的变换。”王石回忆，他首次攀登珠峰并不注意环境保护，在第二次从南坡攀登珠峰的时候，便注意“零垃圾排放”，“同时北坡有专业登山队捡起别人丢下的垃圾，加起来大约四吨，把其中的七十多个氧气瓶做成装置艺术，放到上海世博会，以推动大家关注环境保护。”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
2014年5月30日 -
龙永图：叩关WTO的首席谈判代表和功臣
龙永图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首席代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前国家经贸部副部长，中国海归从政的杰出代表。2001年，他率团叩关WTO成功，成为中国入世的功臣。作为市场经济和国际规则的宣讲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对话的组织者，他倡导中国加入全球化运作体系和规范，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标志性人物和中国人认知WTO的一个特定符号。外国人称其为“Mr.Globalist”，国人也有人尊称他为“开放先生”。 龙永图1943年生于长沙，成长于贵阳，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外语系，毕业时被分配到北京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1973年，龙永图幸运地成为中国在那个阶段向西方国家派出的少量的留学生中的一员，赴世界著名学府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主修国际经济学。海外留学生涯，使他系统学习了西方市场经济的原理，充分了解到国际经贸发展的状况，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必要性，为他以后的事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龙永图成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外交官，一干就是七年。1986年4月，他奉召回国就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恰逢中国决定“复关”。1992年，他以中国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的身份加入中国“复关”谈判团队。此时的他，并没有想到这个千斤重担以后会落到自己肩上，更没有想到这场漫长的马拉松式谈判最终会在自己手里终结。 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即国人今日耳熟能详的WTO，素有“经济联合国”之誉，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并称为调节世界经贸关系的三大支柱。实际上，WTO对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影响，远比联合国对一个正常国家的政治影响要大得多。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事实上，中国本来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只是当年台湾当局以中国名义“退出”了关贸总协定，因此，中国复关和随后的入世，应该是正当权利自然而然的恢复。但由于部分西方国家的漫天要价和某些方面的阻挠，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困难重重，这一度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心结和隐痛，也是备受世人关注的社会热点与中心话题。 谈判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真正的谈判高手需要的勇气与智慧，甚至要超过高明的战场指挥官。而代表一个国家的首席谈判代表的智慧和专业尤为重要。在这一场谈判桌上的持久战中龙永图成为最后的赢家，使中国最终能够加入WTO，这得益于他的“内功”。加入谈判团队之前，他利用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三个月之内就把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法律文件原文啃过一遍又一遍。加上五年亲身参与谈判的历练，他已真正成为中国的WTO第一专家。 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人”，是历史选择了他，他也创造了新的历史。1997年，龙永图接替谷永江，成为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负责贸易谈判及多边经济与法律事务。当时，谈判已经时断时续进行了很多年，却一直停滞不前。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原本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却卡在了一个简单却致命的问题上，即中国市场经济的定位问题。关贸协定缔约方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则办事，外界怀疑中国不能执行市场经济原则和多边规则。1992年十四大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目标，谈判的关节点迎刃而解。 随后，谈判焦点转到了中国开放市场的范围、速度和条件上，越来越具体到现实利益，开始进入到艰苦的拉锯战阶段。中国需要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愿意开放市场，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又必须根据实际国力决定开放速度，以保护国内弱势产业。而一些国家利用中国入世的迫切性，开出很多苛刻条件。这种情况下，要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既定目标，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中国入世陷入了非常危险的被动局面——越拖越不利，但越急越吃亏。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龙永图接手之后，带领团队展开了“叩关”谈判的攻坚战。四年间，他穿梭往返数十个国家，到底参加过多少次谈判，主持过多少次讨论，向上级汇报过多少次，召开过多少次新闻发布会，以及见过多少不同国家的人，免费机票到底有多少张，恐怕他自己都数不过来。他数得清的，是与37个要求双边谈判的成员国一个一个地谈，是去世贸组织总部不下50次，是中美最后签署的500多页协议文件，是与欧盟的800多页谈判文件，以及面对面与多少个对手唇枪舌剑，放在日内瓦与纽约的备用衣服有多少套。 令他记忆犹新的，是中美双边谈判过程的曲折和艰辛。美国对中国入世的“高标准、严要求”以及种种拖延和刁难，龙永图如此回忆：“其中美国困难最大，他们财大气粗，咄咄逼人，谈判进行得非常艰苦。” 1999年11月14日下午，中美双边谈判差点破裂，双方都伤了感情，美方代表团甚至宣称已预定15日上午10点钟返回美国的飞机票，然后又集体玩消失。晚上11点多，龙永图开始到处打电话，最后通过美国驻华代办麦克海找到负责美方工作级谈判的卡西迪，对方竟主动要求15日凌晨双方“小班子”再谈一次。龙永图敏锐地感到，美方之前的反常举动是虚张声势，美国人其实也耗不住了。15日凌晨4点，龙永图与卡西迪开始小班子会谈，美国代表团提议把这些年达成的几百页协议逐一校对，严谨到每一个标点。龙永图判断美方已有意签署协议，他不动声色，决定以最快速度向最高决策层传递这一重要信息。1999年11月15日，朱镕基总理亲自赶到谈判现场。在谈判的最后环节，中、美最后7个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以中方让步三个美方让步四个而获得艰难解决。下午3点55分，中美在北京达成协议，中国入世迈出最关键的一步。 如果没有中国谈判代表团的果断决策，中国必然会推迟加入WTO，也许还有更糟的后果。因为2000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中国入世问题完全可能成为美国政治争斗的牺牲品；之后就是影响深远的“9·11”事件，美国战略重心向反恐转移。在美国政治敏感时期到来之前结束这场谈判，时机把握令人叫绝。对比一下历经18年至今仍未修成正果的俄罗斯入世谈判，我们确实应该额手称庆。 接下来与欧盟的谈判曾让他耿耿于怀。欧盟宣称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能按美国的菜单原封不动地吃剩饭，在电信、保险等方面提出了比美国更苛刻的要求。龙永图身心俱疲，在中欧第一次谈判后一夜未眠。他至今还记得，最后中欧代表在日内瓦和欧盟谈判的所有文件、报告书和议定书都是一段一段地过，而且每讨论一段，主席都要问，还有没有人不同意？有没有不同意见？只要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就又要重来。 中国入世谈判最后的临门一脚，使他念念不忘。2001年9月11日，他率团再赴日内瓦，参加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他感慨万千：“如今长征似的旅行终于看到了尽头。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中国入世谈判飞往日内瓦这个美丽的湖滨城市。”9月17日22时19分，中国加入WTO的全部法律文件获得通过。直到这一刻，龙永图才真正如释重负。 令他此生最难忘的，是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现场，当时龙永图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和经贸部石广生部长一起参加。当卡迈勒手中的木槌铿锵落下，中国漫长的入世长跑终于到了终点，顺利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国。会场掌声雷动，神州一片欢腾，龙永图更是无比激动、欣慰与自豪。 这一天，距离中国递交复关申请已整整十五年，距离龙永图加入谈判已过去了九年，距离龙永图成为首席谈判代表也有四年多。而上距1792年乾隆皇帝拒绝马戛尔尼使团“自由贸易，协定关税”的要求已有两个世纪，上距1840年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已有一个半世纪，上距1899年美国提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贸易机会均等”政策已有一个世纪。中国入世成功，才真正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体系，其意义不啻于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从此以后，中国更加自信、果敢、从容、睿智与开放，大步迈向全球化和国际化道路。而作为亲手推开WTO大门的中国“叩关者”，龙永图俨然就是WTO的代名词，理所当然地获得了在中国和世界范围的高度关注和荣誉。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者。入世以后，很多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和每年一度的中美贸易最惠国待遇审议都不再需要，中国经济开始了腾飞。入世以来，中国的GDP翻了五倍，中国的国际贸易翻了六倍，中国对外投资翻了60多倍，中国公司在全球财富公司500强里面已经有了89家，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GDP上升为世界第二，中国民族企业在与狼共舞中不断自强，民族品牌不断涌现。中国加入WTO，使中国企业国际化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国不但没有经济安全之虞，而且抗压能力更强，所谓经济命脉被西方国家控制的言论已被证明是杞人之忧。这一切，与中国入世得以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是分不开的。这一切，与龙永图多年的努力与贡献，显然也是分不开的。 2003年，龙永图出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这又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开始倾注了新的心血，致力于打造一个最活跃的国际经济论坛，一个全球研究亚洲问题最权威的智囊机构和高层次的对话平台，使21世纪成为亚洲世纪，同时发出中国好声音。十年前，这里就提出了国际社会热议的“中国和平崛起”论。博鳌论坛创办10多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国高层和民间交往的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国际论坛平台。龙永图的国际视野给博鳌论坛注入了巨大的活力，长达8年的论坛运营和博鳌论坛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7年5月，龙永图担纲贵州电视台高端对话节目《论道》的嘉宾主持，成为中国政府前高官担当全国省级卫视频道主持的第一人。他与全球政界、商界、学界风云人物纵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发展大趋势。他还出任了20国集团研究中心的秘书长，也开始关注中国智库的发展，继续为中国改革开放建言献策，成为引领社会舆论的“意见领袖”。 曾经的政府高官、国际谈判高手和外交专家，如今的经济学家、大学院长、兼职教授、智库学者、论坛顾问、思想型电视节目主持人……所有这些角色，他只是乐在其中，转换自如。他不是明星，却有远超一般公众人物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仍然在前行，他本身已成为一个传奇，但他的故事还远远没结束，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下一个角色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
2014年5月30日 -
王石：在商言商绝不是不谈国是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王石4月12日在接受财新记者专访时表示，“在商言商”绝不是不谈政治、不谈国是。“我首先是个公民，公民就有公民权，我是可以谈政治的；其次我是个商人，我当然关心工商业阶层面临的问题。”他认为，工商业者要不断自省、不断规范，认真承担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 王石向财新记者解释了他认为的“在商言商”的三层含义。 “第一层，解放之后整个国家泛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主；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变成以GDP为主导，但大家还是免不了开口闭口讲政治，因此针对这一点，我提出应该在商言商，不要开口闭口都是政治。” “第二层含义，在我本人是从自我否定到自我肯定的一个过程。商人在中国社会中地位不高，但作为商人，首先要对自己的定位有判断。工商业者一方面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另一方面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这个行业，别人怎么尊重你？所以商人要对自己所在的行业尊重，承认和喜爱。” “第三层含义，就是需要有精益求精的精神，房地产行业同样如此，要有求精的精神。” 对于房地产行业近些年“国进民退”的现象，王石认为，在现有的体制下，凡是需要直接与消费者面对面的行业，包括房地产，都不太适合国企去做，而应该由民营经济主导。“这是由竞争制度决定的，国企适合做大的垄断行业，搞大型公建也有优势，但做房地产就有问题，它不太善于研究消费者的需求。”他举例说，这几年国企借着保障房建设搞了很多房地产业务，但效果都不好，“建了很有可能就是空城”。 最新公告显示，万科大股东为央企华润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5%，但华润一向以万科财务投资人的形象出现，几乎从不干涉万科的日常运营。万科股权分散，前十大股东绝大部分是各类投资基金。 在谈及万科国际化的战略时，王石表示，万科国际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学习。他认为美国是最好的学习的地方，第二就是英国，三年之后再考虑进入新兴经济体国家，如土耳其、巴西、印度。 “但无论怎么国际化，万科主要的业务重点仍会在中国。”他说。 2013年，万科首次进军海外市场。通过和当地知名开发商合作的方式，先后进入了中国香港、美国、新加坡市场，包括与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开发香港荃湾项目，与铁狮门公司（Tishman Speyer）合作开发美国旧金山Lumina项目，与吉宝置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新加坡林曦阁（The Glades）项目。 万科表示，目前公司参与海外业务，目的主要在于增进对海外成熟市场的理解，学习和借鉴国外优秀同行的经验，进一步强化自身的专业能力和管理水平。 除万科外，近两年绿地、万达、碧桂园等多家中国房地产企业都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投向目的地多位于欧美发达国家或中国人聚集的东南亚国家，投资业态也多种多样，包括住宅、写字楼、酒店、养老住宅等。 2011年3月，王石赴美游学，在哈佛大学选修城市规划和企业伦理道德两门课程，2013年起，王石又在剑桥大学彭布鲁克学院做访问学者。他认为，包括万科在内的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仍旧面临文化差异、环保意识等诸多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需要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定位，这是一个反思的过程。 文章选自《财新网》
2014年5月30日 -
李山：用西方知识和中国实践克服“水土不服”
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国家公派、自费的留学生都非常多，目的就是把学生送到国外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但是适应国外环境的过程很艰难。比如，你从一个光明的地方到一个黑暗的地方，你会不适应，由于这种不适应，你反而无所适从。这时要学习这个影子，跟随它的移动而移动，只有这样你才能看得清楚。（用这个比喻是想告诉大家要慢慢的去适应国内外不同的环境。） 从海水到淡水，（也就是面对东西方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要看怎么样去适应它。我当时回国后第一份工作是到国家开发银行。那时我从国外回来，对中国的国情不是很了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是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变），第二是从国外到国内（的转变）。我当时就想，要在实践当中学习成长并坚持。虽然目前有点水土不服，但国家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才，我们就要坚持。（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我一直坚持了下去。到了2001年，我成为中银国际的CEO。 我们要联系实际，要把西方的知识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同时我们要学习，要虚心，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也不要忘了我们的国情。尤其是在现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要用我们的留学经历和留学理念，为国家作出贡献。我们在国外学习，现在回到国内工作，很多方面的需要都和你所学专业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之下，重要的是运用西方的理念，根据国家的需要来调整具体的技术，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学习。国际化、专业化的理念只有在实践中运用，才能够有在国际上竞争的机会。
2014年5月30日 -
沈南鹏：投资人要早一点有自己的拼图
沈南鹏发型变了。 那张梳着一丝不乱、周润发式大背头、戴金边眼镜、腕带名表，略带狂傲的照片，摆在书柜上。眼前的他，短发，黑衣，眼镜和手表都不见了，看起来清爽。办公室陈设简单，宽大的桌上放着一本丹尼尔。巴伦博伊姆的《生活在音乐中》和一堆待批阅的英文文件。 这里是位于CBD核心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以下简称红杉资本)办公室，华贸写字楼36层，能够俯瞰北京最热闹的街景。而过去近十八个月中，对中国互联网界最热闹的大整合、IPO、口水战，红杉既在局内，也在局外。 几家风口上的公司，都曾获得红杉中国的投资。沈亚创办的唯品会(NYSE：VIPS)股价涨了50倍，市值达百亿美元，红杉中国作为领投人受益超过几十倍，回报额超过十亿美元。今年情人节，唯品会以1.125亿美元投资乐峰网。乐蜂网的对手聚美优品，就在这次交易前一天放出消息，已经启动赴美上市工作，计划融资6亿美元，估值超30亿美元。乐蜂与聚美从暗战到明战，较量了一年多，它们的投资人都是红杉中国。 红杉中国所投的戏剧性组合不止这一对，还有同在团购领域的大众点评与美团，前者在2月下旬宣布接受腾讯投资，出让20%股份，后者预计2014年交易额能达到450亿。当然，还有奇虎360与网秦，途牛和驴妈妈等。2011年，红杉中国和DST等投资者一起入股了京东商城，而京东赴美IPO在即。至于2006年曾接受红杉中国投资的高德软件，已在2014年2月由阿里巴巴全资收购。2014年3月，阿里巴巴集团以62.44亿港元认购了文化中国传播集团公司已扩大后发行股本的60%，而红杉资本早在2011年便已投资入股文化中国，红杉持有文化中国12%股份。 这个名单将拉得更长。A股开闸，美股回暖，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加速布局，互联网对传统商业的改造深化……这些变化都使得资本层面也格外活跃。当我们关注水面上起舞的天鹅时，也不要忘记水面下的大鱼。 红杉中国显然是大鱼中游动最活跃的一条。虽然与“硅谷风投之王”美国红杉相比，它还是小个子(在今年2月Facebook宣布以价值190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收购WhatsApp后，作为投资者红杉资本回报率高达200倍)，但沈南鹏作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已跻身于最成功亚洲投资人之列，常出现在各类本土投资人排行榜榜首，甚至有人将红杉中国称为BAT之外暗中搅动格局的第四股资本力量。 沈南鹏判断，一个创业者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新一届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这方面，信息科技行业应该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乐观认为，在中国一些优秀企业成长轨迹几乎与美国一样，而未来其成长土壤也将相似。“谁是市场赢家，将由客户决定，这个很重要。企业家的成功必然带动投资人的成功，中国应该具有和硅谷一样的潜力。” 红杉中国自称创业者背后的创业者，以所主导投资项目的IPO几率高著称，今年IPO重启后，仅通过1月29日成功登陆创业板的光环新网(46.400, 1.02, 2.25%)，三年就获利14倍。能获得沈南鹏投资所带来的光环效应，以及投资之外的资源，常是创业者的梦想，不过，同样曾有人批评其手法过于凌厉。随着创业节奏变化，投资者也要调整自己的舞步，例如需面对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如何处理所投项目之间竞争关系等新问题，红杉是个最佳样本。 沈南鹏的投资风格是快、稳、准，有圈内人评价他“进入快，收益快，成名快，笑脸快”，他是有耐心的快枪手，对风险把控一流。美国红杉的理念是“下注于赛道”而非“下注于赛手”，但沈亚评价，沈南鹏至少通过在电商的布局，已把整条赛道都买了。“他甚至把整个场子都买了”。 2008年之后，由背头切换为短发的沈南鹏沉默已久。他近日接受本刊专访，详解今天的种子是如何播下的，以及其价值判断原则，对电商、互联网等热点的分析，从他的角度如何看待一些质疑与批评。 做局者？ 沈南鹏向沙发上靠了下，他否认自己在竞争公司之间“做局”。这是红杉，也是很多投资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难以回避的尴尬，即“无边界竞争”。 以红杉方面的说法，按照惯例，并不会投资一个领域内两个竞争对手。“刚开始他们的业务都属于不同领域，到后来完全因为互联网发展撞到了一起。”沈南鹏如是说。 大众点评网2006年获得来自红杉中国200万美元首笔投资，2007年红杉资本再次追加了投资，2010年大众点评进入团购领域。2010年9月，美团网获得红杉资本1000万美元A轮投资。大众点评做团购的业务，比美团晚了大半年。 2009年团购这把火燃起来之后，大众点评创始人张涛感觉到一定要做团购，因为他觉得不做团购，就有可能让成功的团购公司打断他们与服务商之间的关系，因为团购也是一种营销手段。“如果一个‘团购公司’规模非常大了，他可以说对不起，你得把所有营销手段都交给我，这个时候大众点评网就没有粮道了。然而现在大众点评这仗要打吗？要打，要做好团购，但这意味着一个原来盈利的公司今天必须进入千团大战。”沈南鹏说。 他感叹互联网变化太快，要定义两家被投公司竞争还是合作，很难界定清楚。“在我们看美团的时候，我还问张涛，你们要不要进团购领域，他说暂时没这个想法，后来他俩在团购上竞争了。” 奇虎是沈南鹏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如你所知，当时该公司业务与安全无关，而网秦的业务则很明确就是手机安全。乐蜂创业之初定位为时尚生活，而聚美优品则是团购化妆品，沈南鹏曾觉得团购化妆品挑战挺大，但“陈欧这个人值得试一下”。最初楚河汉界非常清楚，不久后就犬牙交错。“今天唯品会再往前走，会不会仅仅是局限在现在的模式呢？我相信不会。沈亚肯定会有很多新产品想法，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平台，他不会仅仅局限于就是现在的商业模式，”他开玩笑说可能过一阵唯品会与聚美优品也会有竞争，就像“我没有办法跟陈欧讲你不要做自有品牌，对吧。” 按照投资公司标准流程，当两家被投公司成为竞争对手，应该建立严格防火墙制度，如投资经理间不能共享信息，公司战略会议，投竞争对手公司的投资经理不能出席，红杉也遵守这套流程。 “与唯品会战略打通是乐蜂自己的决定，事先没与任何投资人沟通。”乐蜂网董事长李静告诉《中国企业家》杂志，她不认为是被收购，当公司内部将战略想清楚后，她才与主要投资人进行了沟通。而且最先也不是红杉而是中金和宽带资本。这两位股东方当即表示支持。“有人说，这事是老沈作局，我觉得他挺冤枉的，乐蜂与唯品会谈得差不多了，我才和红杉说的。”李静说。 唯品会董事、红杉董事合伙人刘星则介绍，在唯品会收购乐蜂过程中，因为刘星具有红杉身份，他要回避。最后董事会表决收购与否时，他在场听了，但没有投票。“沈亚和李静是通过红杉平台相识，这是红杉能提供的服务，但我们只是一个小股东不可能主宰公司意志。” 资本是秘密背后的秘密，动力背后的动力，红杉在这一轮格局调整中究竟扮演怎样的角色，可能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处在沈南鹏的位置，他不可能完全对战火视而不见，也会建议被投公司差异化竞争，例如他曾建议乐蜂把渠道与更大平台合作，判断依据是对乐蜂而言，不是说今天竞争不过哪一个对手，所以要赌气做这个事，而是公司的利益最大化是什么。如果乐蜂在品牌和渠道继续两条战线作战，第一这样的商业模式能不能持续？第二是不是可能发现自己将陷入左右手互搏？例如在自己的渠道，怎样处理自有品牌和欧莱雅等品牌的关系？ 他认为红杉是通过对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推导得出结论，然后再去提建议。“我们确实给了她建议，认为渠道和品牌应该分离，分离方式可以不同，可以自己分出一个团队来，另外一个团队去做渠道，但这两个公司必须独立运作。”而至于是单独运作还是选择合作，与谁合作，选择由企业家作出，红杉会站在中立的角度，“不希望参与这类决策事情，因为这个事情非常敏感，一个企业家应该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做选择。” 有时候，双方也可能吵到投资人这里，沈南鹏只能说反对非理性竞争。“比如说打口水战，当然没必要，但企业决定这一个礼拜打价格战，这是一个企业的执行决策，我认为没有权力去干涉。” 趋势拼图 2008年冬天，北京九华山庄，红杉中国被投企业CEO年会如期召开。 这个冬天格外冷，实业与金融都不景气，导致红杉所投的一些行业增长放缓，尽管后来政府出台了“四万亿”刺激，但2008年底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 年会上，被投企业都忧心忡忡。而沈南鹏担心的是，2008年之前，红杉大部分投资项目集中在传统企业，经济危机到来造成的市场低迷给这些公司带来了隐忧。果然，在消费行业小组讨论会上，沈发现只有一两家公司预测明年会有50%的增长，其它都不乐观。像受了传染一样，连TMT小组也说不看好未来。 “怎么办？大家都忧虑，我一个人盲目乐观也不对。那个时候我真没有能力和胆力预测说2009年一切都会很好，你们不用担心什么。”他回忆。当然，他还是尽力鼓励大家需要在困难的环境里寻找商机，为未来投入。 此时，红杉中国采取进一步谨慎投资策略，2009年第一季度，由于对大势判断的不明朗，只投了四五个项目。“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有一点缩手缩脚了，有一些投资如果当时上手，机会非常好，但我们没有做。”在错过的项目中最让沈南鹏遗憾的是京东的第二轮融资。尽管此后红杉追上了京东的后续轮，但毕竟付出了不同的代价。 就在这个寒冬前后，红杉中国的打法逐渐系统，开始梳理清晰的产业逻辑与行业脉络。对产业最初的梳理，从彼时最热的Web2.0开始，当时他们已经投了几家有类似概念的公司，“如果一家公司还没投，还真梳理不出来。”沈南鹏说。 在此后他们又研究无线互联网，某次会议上另一位合伙人周逵整理了一份移动互联网“产业地图”，美国红杉也有类似“地图”。这张图上面有运营商、SP(Service Provider缩写，指电信增值服务提供商)，游戏公司等产业链环节，并标明各个环节的关系。2005年加入红杉之前，周逵曾在联想集团从事投资管理工作，最早投过SP类的公司，一直在关注移动互联网，而当时移动互联网还是从SP向APP发展的过程。 对着这张图，红杉中国开始研究有哪些点应该去看一看，有哪些点可能会有机会。沈南鹏承认，那时很多认知非常肤浅，但重要的是能够不断去尝试完成拼图，大量地去和企业、运营商、海外公司做拜访、了解，到了一定阶段，图像整体就特别清晰。“红杉在未来的投资中沿着这个图解不断深入和补充，因此能捕捉到一批今天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互联网公司，都是因为那时这张图解，让我们提早布局。”沈南鹏说。 2009年春，红杉中国在长城公社下面开了一个互联网被投企业年会。年会的主题就叫“Mobile Only”，红杉方面很担心自己所投的一些基于PC类公司将来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会被淘汰，不是一家公司，是一批公司在整个大潮当中遭遇挑战。“如果CEO没有意识到必须站在全新角度想产品的话，这将是非常非常危险的，Mobile Only，这个主题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合适，我们就是想给大家一个警醒，新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要到来了。” 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作为投资人需要对大格局有所把握，例如在电商行业中，不见得每一个垂直领域都能成功，但用户使用频率较高，相对线下渠道比较复杂，毛利率相对比较高的可能会有机会。红杉中国也投过运动鞋，投过化妆品，投过酒业，这当中有几家表现不错，然后它再问自己要不要尝试品牌公司？如果尝试品牌公司，是淘品牌还是独立品牌？ “你必须要思考十年以后的中国互联网应该是怎样的状况？当然我们想象的画面与最后的画面会有差别，但是你至少要去想象，这个工作我认为对每个投资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沈南鹏认为投资人很难看出快一步的机会，但是至少能快半步。 拼图需要与潜在的投资目标在业务发展中共同完成，例如在2011年左右，红杉中国就曾经有过一个与互联网金融相关的团队讨论，彼时互联网金融这个词还没有流行，但红杉内部做了一个PPT就叫“互联网金融”。“这个词我们也是创造的，与用户最近的是商品、零售，接下来会是什么呢？金融最可能，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是天然的。”至于这种结合能够出什么公司还说不清楚，当时几乎还没有看到大的金融机构开始沿着互联网方向的创新，但他们也观察到了像拍拍贷、随手记等这样的公司正在做一些好玩的事。 沈认为投资人一定要看大量的公司，如此才能看到怎样的趋势正在产生。从单一个体，所看到的是一个愿景和一个商业模式，但如果今天访谈10-30个创业者，得到的就是一个行业大致版图，当然，这不是让投资人盲目听从某创业者的想法，而是要形成自己的一些意见和观点。 例如今天移动互联网的投资机会可能就少于两年前，两年以前移动互联网可能占到红杉中国早期基金40%的投资比例。“在我们早期投资里面，不同的阶段还是会有不同的投资脉络，这个脉络帮助你判断一种商业模式有没有可能兴起，投资人要早一点有自己的思考，也要早一点有自己的拼图。” 在拼图的指导下，沈南鹏有具体方法论：首先一定要有耐心。“我如果跟你说，我2006年投大众点评时就看到它会成为一家团购公司里面的巨人，这肯定瞎掰。2006年我看到的就是它的本地广告模式。”他认为短线的投资人没有耐心，可能此时就会要求尽快上市，或者追求短期盈利，而看长线的基金则希望它保住和扩大江湖地位。“投资人应该敢于支持创业者打造一个持续的商业模式，因为往往没有办法去控制能否保住当时的利润。”沈强调，“你保不住，只有在竞争当中不断地去强化你的商业模式。” 红杉中国继承了红杉美国的“耐心”，恰如高盛的名言，“我们是贪婪的，但我们是长期贪婪的。” 第二点他认为要有“男人的肩膀”，也就是承担失败的能力。“媒体说红杉投砸了某某项目，投砸了项目我们以前有，将来也会有，我们不是说在投资的时候不谨慎，而是尽量做到我们所有的谨慎，但是像这样的情况还会继续，因为这是风险投资中一个基本的规律。”他谈到了麦考林，这是红杉中国的一个隐痛，他认为在互联网建立一个品牌，确实是条很难走的路，在美国都很少有成功的先例，外界应该给尝试者更多空间。 第三点是怎样帮企业。沈曾问美国的同事，花时间帮企业和不帮企业，投完以后等5年的收获差别在哪里？对方告诉他，不可能产生50%的差别，但至少会有20%到30%的差别。当然，花时间能够帮到企业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懂公司，不然的话就是瞎帮忙。 所谓知易行难，如果在优秀投资人中做一个调查，这几乎是标准答案，若能落到实处，则非一日之功。 步步为营 2005年9月，沈南鹏与另一位创始合伙人张帆，以及Sequoia Capital(红杉资本)一起创立了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几乎同时，新合伙人周逵、计越加入。虽然彼时风险投资在中国已10多年，但顶着红杉美国光环，沈南鹏与张帆组合，马上成为了中国投资界超级明星。 有限合伙(LP)主要来自美国，退出通道也在美国资本市场。它的LP包括美国斯坦福大学基金、普林斯顿大学基金、哥伦比亚大学基金、杜克大学基金等美国超一流的大学基金以及洛克菲勒、卡耐基、福特基金会等美国家族基金。这些顶级的投资机构与红杉美国的平均合作时间超过25年，它们因为信任红杉美国，觉得中国团队也很豪华，愿意为初创的红杉中国投资。 “早期，美国的LP帮了我们大忙。当时，我们经验少，有些项目也不太好。”红杉中国合伙人周逵回忆到。 那时团队刚刚在一起，缺少对行业的系统梳理，主要项目来源还是成员的个人关系。沈南鹏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是周鸿祎的奇虎，因为沈南鹏以前创业时就认识周鸿祎，同时奇虎商业模式也很独特，所以就投资了。团队的周逵、计越都找了一些自己的关系，比如说通过以前认识的朋友来寻找项目。文思创新就是周逵加入红杉之前关注过的一个项目，后来红杉投资了它，并很快成功上市。 最初两年，为了让更多人了解红杉中国，沈南鹏高调曝光、演讲，“沈氏经典照”就来自这一时期。“那时沈南鹏打扮得一丝不苟，他做起事来就跟踩了风火轮一样，急急火火的。”周鸿祎评价。 彼时正值整个行业井喷期，中国所有VC似乎都卷入了一场速度竞赛。红杉那时的策略是“少食多餐”，从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一年间，红杉投资的十余个项目总额不过5000万美元，甚至没有单一投资超过1000万美元。直到2006年和2007年红杉中国投资的频率大幅提高，分别为27次和30次，而且频频出现大额投资的项目。 投资竞赛期间，美元LP的弱点显现。一方面，境外美元投资中国需要外汇管理局申报，速度慢，另一方面，国内许多行业特别是一些服务性行业、敏感行业，用美元投资受限。基于对人民币和项目需求，2007年开始，红杉中国开始尝试与国内VC、地方政府合作，比如红杉中国曾与本土排名第一VC——深创投合资成立一只名为“红杉创业资本”的合资基金，但因为一些政策限制，最后没有做成。期间也有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资金成为了红杉中国的LP。 相比于美国成熟的机构LP，国内LP发展尚不成熟，红杉发展初期，由于项目来源的掣肘，不得不与不同机构合作以扩大项目来源。红杉曾和很多天使基金合作，并参与到各省市的地方风险投资协会。 “基金在发展早期，这种合作很多，但这又遇到一个问题，当一只基金有很多地方政府作为LP时，每个政府都希望红杉能够投本省的项目，如果LP诉求各不相同，红杉作为基金管理很难去平衡各方的关系。”周逵回忆到。 红杉中国发展了两年，沈南鹏也意识到，在资金、创业企业和市场环境上，中美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沈南鹏对《中国企业家》坦言：“红杉成立那几年，时常能感受到压力，因为美国红杉的业绩非常出色，但是美国的成功不一定会复制到中国。两者并没有逻辑关系。” 对于红杉中国早期的投资选择，周鸿祎认为：美国红杉投资项目更看重有特色技术的多一点，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沈南鹏他们投的项目在技术应用和商业模式创新上多一些。 过去40年，美国红杉一直沿着“半导体—电脑—网络设备—互联网”的路在投资，红杉中国在互联网和软件、消费品、教育、医疗健康、新能源等诸多领域中播种。 2008年以前，红杉投了50多个项目，其中互联网公司近二十家，以及其它带有模式创新的公司，如诺亚财富、乡村基快餐、匹克运动鞋、利农农业，还有医院仪器和新能源行业的一些公司等。 2008年底，创始合伙人张帆离职，有传言是由于其投资大部分项目不理想，如亚洲传媒退市，占座网、悠视网、点事传媒等项目均不见起色。 “张帆离开，在业界震动较大，当时曾有很多业内人看衰红杉。”清科集团董事长兼CEO倪正东说，不过红杉内部有不同看法，认为张的离开对具体业务冲击不大。 2009年，红杉中国的团队人数由此前的30人扩大到50多人，在合伙制中，组织管理上有一个核心人物，但在业务上是民主的。“在投资决策上，所有合伙人平等，这也继承了红杉美国的风格。”沈南鹏说，而接近红杉的人士向本刊透露，沈南鹏在团队内部有最大的权威。 2009年10月30日，中国创业板正式上市。此前两年，深交所已经开始筹备创业板，当时为了迎接创业板。人民币基金募资成为主流，根据清科调查显示，2008年前11个月中国创业投资市场新募基金超过100只，其中人民币基金占了近八成；创投投资增长势头放缓，人民币投资占比近半；市场投资格局有所调整。而红杉在2008年7月也募集了首只人民币基金，规模近10亿元。 红杉募集人民币基金的主要条款是：有限合伙人(LP)不多于49人；基金期限为5年；LP投资额不低于1000万元。基金的主要融资顾问是红杉的被投企业诺亚财富，而红杉曾投资诺亚财富。 在人民币基金中，作为GP的红杉管理团队可以拿到2%的年管理费。这意味着不管挣钱与否，LP要支付约3250万元的费用。而在LP收回投资时，GP可以提取基金总收益的25%。“尽管当时投资环境不好，但我们还是很相信红杉的投资眼光，他的条件苛刻了些，但值得期待。”一位红杉LP对本刊说。目前，红杉的美元基金和人民币基金的比例为2:1。 2006年时，外界推荐来的项目占到投资的80%，红杉自己根据行业判断自上而下发现的项目占到20%，到了2008年时，这个比例已调整为60%：40%。 2007年成立的红杉二期基金的目标更明确，主投方向就是电商、游戏和O2O。接下来的两年，红杉一半项目都是互联网软件与服务行业，总共投了33个项目。 2010年，红杉募集了3只基金，为历史最多。在早期项目的投资上，行业也与红杉美国的渐渐贴近，这一年又进一步加大了互联网投资的比重。 在退出方面，红杉进入了一个收获期。红杉投资的企业在这一年有9家实现IPO，这也是红杉入华5年后，退出成绩最好的一年。 目前，红杉中国2007年的二期基金(2.5亿美元)为有限合伙人带来了高达33%年化净收益率。红杉中国2010年的三期基金(3.5亿美元)的年化收益率高达37%。 随着红杉业绩的走强，沈南鹏名字越来越响亮，这时他却更加低调了。 杜宾犬 周鸿祎一直觉得沈南鹏像两种动物：海洋里的鲨鱼，陆地上杜宾犬。从当年做第1个项目到现在做第150个项目，沈南鹏就一直像条饥饿的鲨鱼，闻到血腥味，他就会冲过去。而杜宾犬是一种军、警两用的犬只。身体结构紧凑，具有极大的耐力和速度。相貌文雅但警惕、坚定。“每次看到沈南鹏，我都觉得他和杜宾犬太像了，总是保持斗志。” 熟悉沈南鹏的人，都认为他智商一流。他有一份接近完美的简历，似乎幸运总是落在他肩头，他从小就对数字特别敏感，曾经是奥数冠军，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深造，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耶鲁大学学习MBA，并在耶鲁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在美国汉华银行、雷曼证券、花旗银行和德意志银行分别工作过。 1999年，刚刚30岁的沈南鹏与梁建章、季琦，模仿全球最大在线旅游公司Expedia商业模式，创办了携程网，这是沈将美国的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在中国本土实践的开始。“携程市场后来变成60亿美金，我可以保证你问一问梁建章，当初他想到会有今天吗？肯定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当时只是感觉美国有个Expedia，中国也应该有一个。” 携程之后，沈南鹏又创办了如家酒店，天使投资过分众传媒和易居。成功创业的经历，让沈南鹏有了想专门做投资人的冲动。“这是个自然的延伸过程，创业者的经历能为投资人做良好的经验准备。”这个想法与美国红杉很相似，红杉的几代合伙人，一大半都是企业家出身。红杉创始人瓦仑坦(DonValentine)曾任仙童半导体的销售员；目前，美国红杉第三代团队中主力之一，美籍华人林君睿(Alfred Lin)曾经是网上鞋店Zappos.com的首席运营官兼首席财务官。当然，最明显的例外是第二代团队的核心莫瑞茨(Michael Moritz)，他是IT记者出身。 对于近年来沈南鹏为何保持沉默，他认为“我们投资理念没有什么变化，我以前该说也都说了，没有特别需要补充的。” 不过看似不变投资圈的魅力在于不确定性，你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战斗状态，因为稍微有点放松就会被赶超。一位拿到红杉中国投资的创业者记得，有一次和沈南鹏一起打高尔夫球，沈不停的接听电话，搞得一起打球的人都没了兴致。而对这件事，沈南鹏已毫无印象——他已经忘了上次打球是什么时间了。 7年前，汪静波就认识沈南鹏，那时沈“是一个很直接也很急的人，总是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他的这些意见都很有建设性”。汪静波记得沈南鹏回复邮件与短信速度非常快，有一次她晚上11点发邮件给对方，沈很快回复，里面很多内容还做了修改。 这种压力也传递给了被投资者，在一档沈南鹏和三位被投资者都参加的节目上，嘉宾李静现场落泪，自陈做梦都梦到沈向她要业绩报表。 “我总担心别人投出了我们没有发现的好苗子。我们其中一个核心投资领域是互联网，然而今天的互联网应用的用户是90后年轻人。很多产品恐怕是我和周逵自己不会经常使用及拥有第一手用户感受的，这种年龄差距是我担心的。” 沈南鹏今年46岁，早年投资互联网时，他是每一个网站的忠实的用户。而前年他就下载了唱吧的APP，但至今还没怎么用过。“在无线互联行业，用户体验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可是‘我是一个典型用户吗？’显然不是。” “沈南鹏最近平和多了。”一位匿名的被投资人如此评价。早期，对于红杉的狼性，圈内人曾有各种传言。 如果以红杉美国为参照系，更容易看清楚红杉中国所处的位置及要抵达的方向。第一代创始人唐·瓦伦坦(Don Valentine)早已退休，第二代团队核心迈克·莫瑞茨(Michael Moritz)也基本退出一线工作，目前最活跃的是第三代团队。 三代投资人理念清晰而专注，瓦伦坦投资风格被归纳为一句话：“投资于一家有着巨大市场需求的公司，要好过投资于需要创造市场需求的公司。”因其过于强调市场对一家公司的意义，多年以来，这句话被引申为更通俗的“下注于赛道，而非赛手”。 第二代莫瑞茨的名言是：“要投出别人投不出的项目。”他的投资偏好，是一些其他人目前还不太懂、也不太能看得到的商业机会，或者是其他人因为担心风险而不敢投资的机会。 今年3月，在参加完一次红杉全球的合伙人会议之后，周逵感慨：“红杉美国在互联网行业的专注度、敏锐度与前瞻性做的太好了。”这也是为什么红杉在美国有着“硅谷创新工场”的头衔。 前几年“清洁能源”概念在美国大热，甚至产生了很多独立基金，但是红杉美国却没有对此过多的关注。 当时沈南鹏就问过红杉的两位合伙人，莱昂内和莫瑞茨，他们的答案是这个行业投资回报有限。认为这个行业研发周期长，技术突破的难度大，政策导向明显，因此回报和风险不匹配等，与之相比，他们更愿意在专注的信息科技行业里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以红杉中国的发展，未来能否缔造出美国的投资神话？”沈南鹏却说“这是相当有挑战的目标，但我们应该努力去尝试。在中国，我们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幸运的是中国今天的机会不仅是信息科技，在其它行业如医疗、消费领域也有很大机会，不幸的是因为行业看的多了，会导致红杉中国的投资精益度扩散了。据说美国红杉的精益度已经体现到比较两个项目距离硅谷远近。一个投资经理看一个纽约的项目一定要比看硅谷的项目要求更高，因为会考虑到，未来投纽约的项目红杉资源的延伸是否会为其创造比硅谷公司更大的价值。 按照沈的说法，这种不幸还包括要面对外界的误解。2014年，它将目光瞄向二级市场，红杉作为股东参与一个专门的二级市场机构——弘尚资产的成立，后者主要做二级市场领域的投资。可沈南鹏始终不接受外界对此贴上“炒股票”的标签，他介绍红杉的二级市场基金与一级市场基金完全是相对独立的，没有团队与决策交集。 “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优秀投资者很多观点是一致的，国内A股市场的投资人越来越趋于理性，投资者也越来越多的关注公司基本面，这方面和一级市场投资的理念越来越接近。二级市场基金中的经验反过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对资本市场有更广阔的视野。” 文章选自《中国企业家》
2014年5月30日 -
王伯庆：我的教育情结
2012年，麦可思获得了腾讯“2012年度教育致谢机构”奖，同时获奖的还有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研究与公益机构及部分媒体。这是对我大学毕业30年的一个纪念。 香港科大创始校长吴家玮的夫人问他：“科大能够找到比你更合适的校长吗？”吴回答“不能”，又问“这次最有意义和挑战的机会放在面前，假如不去，20年后会不会后悔？”“我想会”。于是两人扔下三个长大的孩子，携幼女，回到当时许多人争相离开的香港。之后，吴家玮用20年将香港科技大学建成了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打造了奇迹。相比之下，我要坎坷更多。 高考改变命运 抗战时期，我的父亲背着行李，从内乡走到南阳，从南阳走到郑州，从郑州走到西南大后方，靠着战时的大学救济，完成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最后定居在四川，才有了我的城市生活，才有了我在高考恢复后读大学。普通人要改变命运，接受教育是和平年代的唯一出路。 父亲作为大型国企的总工程师，文革中受到冲击去世了。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开始着手准备考试。然而，距离高考只剩两个月，别人都在冲刺，名义上念过一年初中的我刚刚站在起跑线上，我考上了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在“子承父业”念头的促使下，我选择了材料工程这个“自己从来没喜欢过”的领域。 大学毕业后我做了一年助理工程师，报考了研究生，顺利进入西南财经大学攻读工业经济学专业。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建设初期，国家十分缺乏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我感到这将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专业。1990年，我飞赴美国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获得了数学的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华盛顿州这家中心主要研究吸毒人员、精神病人以及单身母亲等弱势群体在得到治疗和救助后的再就业状况。在美国，很多社会组织愿意出资请第三方机构作跟踪调查，以监督政府的有关救助政策是否得当、资金使用是否有效。 艰难创业路 事业成功是要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而我这种人才在美国太多，留在美国可有可无，回到中国可能发挥能力。我一直专注于教育和就业问题，于是想把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的科学方法和自己多年积累的研究经验用于国内。 2006年，我年满52岁，从美国回国创业，被媒体戏称为“年龄最大的海归创业者”。2006年10月，麦可思公司成立了。取名“麦可思”的涵义很简单，就是My China Occupational Skills（我的中国职业技能）的缩写，非常中国的英文名字。我开始了创业之路，当时所作的高校管理咨询产业在国内尚是本土公司的空白。 在最初的三年，麦可思出去开展工作都是公益性的，我带着大家作全国、各省的大学生就业研究，然后再把调查报告免费送给各省。公司几年只花钱没收入，作为老板我差点崩溃了。我相信，麦可思做的，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有人做的关键工作。 最困难是2008年，说好的第二笔投资款没有了，开支又上去了。我对天亮又爱又怕，爱是因为天亮了可以享受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怕是天亮了就要面对现实，要给职工发工资，还怕天亮打开E-mail，看见又有员工辞职了。 2008年发生了IT团队集体辞职一事，团队辞职的理由是太累。但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不看好这个公司，他们觉得这个公司不赚钱，看不到将来。员工辞职了就招人，又辞职了，我又招，就这样周而复始。遇到没钱的时候也是这样，没有钱就去找朋友借。从2006年到2009年，通过借款和投资支撑，麦可思步履艰难地走了过来。 2009年，创办近三年的麦可思公司终于有了第一笔进账；由麦可思公司编写的《2009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顺利发布，被誉为“中国第一本就业蓝皮书”，这本书获得了社会的认同。 金融危机开始，全国重视大学生就业了，一些高校付费请麦可思作数据分析。至今，麦可思团队为中国各级政府教育与人力管理部门、中国社科院、世界银行、四百多所高校提供数据为依据的分析。 民间智库也是大脑 在美国，众多的民间智库对建立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公信力极其重要。目前麦可思公司的研究成果已被政府、高校、企业和学生普遍参考，也被称为中国大学生就业研究的第一品牌，这是中国民间智库的荣幸，社会在重视和呼唤着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 在国外，社会问题的民间研究机构代表着公正、权威和专业。中国人不相信民间研究的公正和权威，说到底是不相信中国专业公司的专业和道德素质，这恰好是中国创业人、商人和民间研究机构最需要的品质。 情况正在改变，一些顶尖学者、海归教授成立的研究公司，已经在中国崭露头角。业界认为麦可思公司就是中国就业研究方面最好的团队之一。 在中国，科学研究常常受到“出身”的纠缠，民间研究机构总想挂个官方协会的牌子或弄个国营大学的帽子戴着，在发达国家，国营研究机构没有民间同行的声誉好。单靠国营是做不好的，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放开了民营经济发展。同样，如果能够放开让民间智库发展，中国的成功就不只是经济肌肉，而是智慧脑袋。没有高质量的民间智库，一个大国就只有半个脑袋。 麦克思与大学教育改革 近几年，大学生就业问题愈发严峻，已成为一个矛盾日益凸显的社会大问题。其背后的症结究竟为何？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中国教育的体制问题，高校应注重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但目前中国高校仍处于计划体制之下，缺乏足够的自主办学权及对人才市场的敏锐度。 在对中国数百所高校毕业生作了七年的就业跟踪调查后，我认为，要解决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国家短期内应在现有计划招生体制下做些改进工作，如按专业的失业情况，建立“三级预警机制”；政府应打破高校的计划体制，给予高校自主办学权。同时，高校市场机制的建立还需以透明的市场信息为前提，应由民间第三方机构来监测高校的就业情况。创办麦可思正是希望能够借此推动中国大学的教育改革，帮助年轻人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 一些中国的朋友向我咨询有关孩子上大学的问题时，我说“如果经济条件许可，就让孩子到国外留学吧。因为国内高校的体制改革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效。”给出这样的建议时我怀着一种两难的心情：出国念书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国家却意味着人才的损失。中国必须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否则人才流失的现象将越来越严重。海归选择不同的方式服务中国，对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创业更多的是从某一个方面改变了国家的某一项服务方式，例如百度引进了搜索引擎，我们引入了高校咨询管理。 有着劳动经济学专业背景，并在美国有多年就业研究经验的我，正带领着一个年轻的团队，在“高校管理咨询”这个全新领域，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者、研究者、消费者提供帮助，推动着中国的人才培养和国家发展。我原本打算只做几年，现在看来一时停不下来了。 我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画：一个七十多岁的健硕老人赤裸上半身，轻松地拿着一对哑铃，面带微笑，目视前方。如果不看那张沧桑的面庞，很难想象画中人是一个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画面正下方有这样一句话：衰老并不意味着憔悴。我希望能像这个老人一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精力旺盛、充满活力，以一颗年轻的心，盘算着五年大计、十年大计。
2014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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