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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发挥留学人员优势 加强中外合作交流
（一）、留学人员重要特点：非常爱国、对国家有感情 （二）、留学人员要积极发挥设身处地思维优势 投身中外交往事业 （三）、留学人员要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和为社会创造就业岗位 在8月12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2014年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原博鳌论坛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作为知名留学人员，也是著名的国际化人才代表、全球化概念的倡导者，受邀莅临本届论坛，并为在场的500余位来自海内外的留学人员做了主旨演讲。全文如下： 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次盛会，参加留学人员会议我感到很亲切，因为70年代初，在英国留学，然后回到了国家。这一段留学经历， 让大家感觉距离很近。现在大家都非常期待我们留学回国以后，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 从我个人经历来讲，一个人有了留学这种经历，会给这个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对这个国家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些贡献，的确不一样。我的体会是绝大多数留学人员，他们都非常爱国。这一点是我自己特别感触到的。有些人好像一般在国外留学，特别是时间太长的人，都非常圆滑，跟国家格格不入，实际上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在国外待的时间越长，对这个国家思念的就越多，思念就是一种爱。 另外在国外、在一种不同的环境当中，或多或少被西方国家歧视，或者碰到一些触动你心灵非常脆弱的地方的时候，都会想到国家！国家对于你来说是多么重要。留学人员第一个重要特点--非常爱国家，很有感情！ 一般留学生活几年，对国外情况了解比较多一点。所以他（她）回到国内以后，对国际上一些问题的看法，就会比较客观、理智，就会设身处地地考虑别的国家的感受，而不仅仅是考虑自己的感受。对那些从来没有在国外待过，或者当过很短期的旅游者来讲，很难设身处地为其他国家着想。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想：我们现在在国内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考虑过美国人的感受，我们是不是会了解美国年轻人在想一些什么，包括日本，我们能不能理解现代的日本青年，他们是什么感受？当我们谈到过去那段历史的时候，应该怎么谈，才能使他们能够接受，所以“设身处地”是非常重要的。在国外时间长了，才会真正“设身处地”。比如美国人和欧洲人打了十多年交道，最后为什么能成功？靠“设身处地”。 我最后和美国世贸谈判那一年当中，经常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就会想，假如我是美国人，为什么坚持？坚持这个观点是不是完全为了美国的利益，还是为了维护全球通行的一些贸易规则。你设身处地就容易找到两边的共同点，容易找到谈判当中最后妥协的那样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点。所以这个应该说：留学生很大的特点，对国外了解比较多一点。这样沟通的时候，对一些问题谈看法的时候就会更加客观一点。 还有第三个特点。大家都很清楚，留学人员一般外语比较好。WTO谈判我最后和美国达成协议，和首席代表讲英文，起到很大作用。最后和外国人谈判基本上用英文谈，那个时候我用英文讲。我们的翻译往往英文翻译成中文，然后对方讲英文也翻译成中文。很多谈判代表不懂英文。我认为：用英文谈，能抓住谈判时机，谈判节奏不容易打乱。而且常常抓住讨论达成协议的某一个点。 以前中国不太允许首席谈判代表用英文谈，由于实际需要用英文谈，英文谈下来以后结果很好。所以我觉得我们留学人员有自己强项，今后对外交往充分发挥这种强项，对国家深深的爱，对别的国家更加深刻了解，更能够“设身处地”处理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外语特长，如果能够发挥这样一些特点，我们可能会比没留过学的其他年轻人做更多的事情。当然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不断的变化，对于中国的国情一定要有深刻的了解，不但要了解中国的过去，更要了解中国的现在，不仅仅要了解中国北京、上海，也要了解全国其他地区。这样一来对于中国国情了解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整个国家的贡献会大得多。 今天的会议上是一个创业创新论坛，请各位关注两个重要的事情，很多事情需要关注，讲两条： 第一，中国企业国际化问题，今年是我们整个在国际投资方面重要转折点，从今年开始，我们的海外投资第一次超过我们吸引的外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中国的企业国际化和企业走出去这样一个大的趋势，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趋势启动之下，更加需要国际化人才，更加需要我们在国外留学回来的人才参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从现在世界来看，中国企业走出去，我们的企业并不是那么成功的，现在海外并购整合没有完成，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好，当然占了60%以上，而且影响海外并购的成功和经济效率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性经营人才的缺乏和我们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两点构成国际化问题差不多占两成以上。所以，我们对国外的一些企业的经营方面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员工罢工也好，环保部门设限也好，对当地文化等方面，还有在法律方面了解不足等种种原因，造成和外国人打官司等，这些方面都表明了“文化差异”对整个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有很大的影响，这方面留学人员应发挥独特的作用。很多走向海外的企业，像华为、中信、三一重工，这样一些企业都需要一大批真正懂得国外事务的国际化人才，有很大的广阔天地。我们过去留学人员很多都回到国内的一些跨国公司，或者国内的一些国际贸易公司，很多人参与到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这样一个大潮流。 第二，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关注国内的一些创业问题，我们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主要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打造中国的经济总量，这样使得中国30年搞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很伟大的成就。 我们当时注重数量也是对的，没有一定数量也不会有一定的质量，为了扩大数量，大型国有企业，搞几个大项目，支持几个大企业，起来了，这样快。1997、98年，我们加入世贸谈判的时候，外国要进入中国的银行业，当时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他们的资产加起来，还抵不上美国花旗银行，所以，当时朱镕基总理还有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下决心，拿出两三万亿人民币支持他们。所以一下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扶持起来，成为全球总量最大的、盈利最多的银行。这是我们很短时间内打造的中国一些大的国有企业，然后形成一个亮点和优势。现在需要搞经济上转型，要注重质量，就是要注重民生，重社会公平公正，这个时候要主要靠“小微企业”，所以今后大趋势就是怎么样使我们的经济能够服务民生，而就业是民生之本。所以我很希望我们留学人员更加关注创业问题，创业不仅自己创业，更重要打造一个天地，建立一个公司，可能带来十几个、二十几个、上百个就业岗位，这对国家有大贡献。因为就业现在对于中国太重要了，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尊严可言，一个家庭，两个人没有工作，这个家庭永远稳定不了。一个社区如果有十几个单元，没有人，这个社区就起不来。就业问题非常值得大家关注，所以希望我们在就业问题上多下点工夫，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这是我们国家现在最需要的事情，这是我们国家真正实现经济转型，确保我们的经济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给我们社会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环境非常关键的问题。 所以，希望留学人员关注两件事，第一条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是刚刚开始的历史潮流，这一点能够改变整个经济全球化态势；第二条关注创造就业岗位问题。这两个改变中国经济质量，影响中国社会公平公正，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习近平主席提出来，实现更加开放人才政策，引进人才，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对于我们留学人员来讲，确实可以大展宏图。这样的事情，希望通过这样的会议，进一步树立信心，更明确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为国家做更多的事情。谢谢大家！ 【注：以上发言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4年9月11日 -
张懿宸：海归投入到国企转型发展中 机会越来越多
近期，在北京国际饭店二楼会议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了“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去人才三百多万，现在回国一百多万，去年一年海归回来了30多万，迎来了一个海归的归国潮，这标志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留学归国人员中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中信资本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应邀出席第一场分论坛——“国际人才与中国发展”，发言如下： 一、留学创业历程 我出国比较早，我是18岁出去的，要说具体的从人生的规划角度来讲，我是学理工科的，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计算机。但至今为止，一天计算机活儿没有干。1987年出来，和我的教授一起做论文的时候，计算华尔街上比较早的数学模型。那时候，我的教授休假一年，把模型带到华尔街上用，给公司赚钱。当时，自己的书没有读完，硕士也没有读完，来到华尔街，又给了我高薪。可是，当时书没读完怎么办？人家对我说“读完书不就是干这个吗？”。本来，来美国读书就是想学数理化，可阴差阳错没有走这条路，没有像刘科那样成为科学家。 冥冥之中看世界，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从我1987年进入华尔街，从那之后，最起码持续到2007年，20年的时间，无论是西方经济，还是全球经济，实际上当时美国的金融黄金时期，我正好赶上了。 所以从自己自身的职业生涯角度来讲，我没有特别大的遗憾，因为我心里知道不可能当上好的科学家。对于现代这一代的留学生来讲，因为我是搞金融的，金融的各个分支，我差不多都做了，除了没做过商业银行，一直做投行，投行中间本身无论交易还是做上市并购，或者后来做投资等等一系列，我20多年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是觉得这个行业通过信息的不对称，赚钱的机会实际上是越来越小了，所以我觉得从我那一代、那个时期开始，90年代，尤其是到十几年前，基本上看中国学生，无论是出国留学也好，或者在国内上学也好，一定都是想学金融。当前，金融的黄金期应该已经过了。像我刚才说的，金融行业主要靠信息不对称，本身就是难以持续的。互联网技术一系列把这些东西都打破了，而且各个国家在监管金融业。在全球化的环境下，利用监管之间的套利，越来越难。所以说一系列因素决定着，现代年轻人应该从职业发展角度，投身于更大的浪潮--在今天无疑是一个科技浪潮。大家应该像徐小平老师那样，甚至应该出去创业。创业我本身不敢，因为我并没有真正创过业，中信资本，当然是我从头创建的，然而毕竟背靠这么大的一个国企，不是真正靠一己之力能做出来的。 今天中国创业的整体环境比较好，我认为出国留学回来，留学人员创业始终是一个选项，无论你是刚毕业的，还是你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创业总是一个选项，这是肯定的。我在1993年已经到香港了，开始做和中国发展相关的工作。真正的留学人员，尤其是在海外工作一段时间的留学人员，应善于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各项技能和文化理念，真正发挥出来。 二、国有企业可以为留学人员提供发展平台 留学归国人员不一定靠创业。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本身从规模上来讲已经够大。世界五百强中间，中国的公司也相当多了，但是我们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敢说自己是所谓的“跨国企业”。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的时候，我说了这句话，杨元庆立刻表示反对，提出联想是“跨国企业”。想了半天，认为联想集团算一个，除了联想之外，真不敢说其他企业是“跨国企业”。 当前的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竞争，事实上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完全是公司之间的竞争，跨国公司实际上代表了经济的最高水平，但是恰恰我们国家的国有企业有体量、有市场，就是没人才。如果说是在越南、俄罗斯，可能说还有可能找不到。中国在海外有这么多华人华侨，据报道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就有400万人规模。哪一天留学人员、海归人员真正能在国有企业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把自己所学所长，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中国经济才会真正有希望。我们不能让所有的留学人员都回来创业，这等于你在想办法颠覆原来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成本太高了。作为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因为本身在国内就不存在相关企业，因此谈不上是颠覆。而传统企业则是另一回事，国内已经建了一个大钢厂，海归回国创业，也要再建一个钢厂，这对于整个经济效率来说就太低了，最好的方式是人才在原有的平台上进行嫁接。所以，对于现在这一代的留学归国人员来讲，回国以后可以在更多在国营企业中需求发展，发挥作用，我觉得国家可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应该注重这个方向。因为对于我本身来讲，在中信这样一个大企业中间，当然他们给了我们这个团队相当大的自主独立性，所以说能把这样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市场化的投资机构建立起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希望我们在深化改革的路径中间，能给留学回国人员创造出来更多这样的机会。 整体上来看，我认为海归回国发展肯定机会越来越多，这也是国家的经济结构造成的。中国经济有半壁江山是在国企，而且国企中间确实缺乏经济上的活力，正因如此才造就了国内在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等领域的许多商机。无论创业还是现有的经济转型，这个当中不仅仅包括国企，包括国内大量的民企的转型升级，这个中间实际上都需要人才、知识，所以说机会是遍地都是。 （注：以上发言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4年9月5日 -
徐小平： 海归回国 市场广阔
近期，在北京国际饭店二楼会议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了“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去人才三百多万，现在回国一百多万，去年一年海归回来了30多万，迎来了一个海归的归国潮，这标志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留学归国人员中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真格基金创始人之一徐小平应邀出席第一场分论坛——“国际人才与中国发展”，发言如下： 我出国的时候，80年代属于爱国青年、热血青年，没有想到留在美国拿绿卡、定居找工作，一点没有想过，我的美国梦是对知识的渴望，对世界的好奇，对中国和世界差距之间的一种无与伦比的焦灼感，怀着这样一种感情，就出国了。在国外工作生活四五年后，我在1992年回国创业，那一年惨败而归，他们说小平想干嘛？我就是想回国，并且回国意愿一点没变。在国外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对外面世界了解，我有了国际意识，然后我在1995年回到新东方，和俞敏洪PK十年，新东方是完美的“中国梦”的温床，因为我在国外上了硕士，打过工，洗碗，扫过地，做过很多事，再回到新东方的时候，每个学生都想到美国洗碗、扫地，想走我走过的路。96年左右的新东方，是一代中国青年的共同梦想。我让他们了解国外怎么样，教他们怎么和签证官PK，如何进行跨文化交流。一个弱势的个人，面对掌握生死大权的美国签证官，击败强权。所以我个人认为，出国了解了世界，回国帮助中国学生了解世界，从这两个角度，我的梦都比较完美地实现了！ 中国很多企业中都有海归在发挥优势，为什么？我最有发言权！红杉投资员工80%以上有出国背景，海归回国有着独特的优势。 小米的雷军没有留过学，但是和微软战斗中长大的，已经在和跨国公司斗决过程当中，赢得了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能耐。同时他们的团队中有两个本土人才和五个海归，他们都是直接从IBM、微软请过来。因为国际化越来越深入，本土人才也成为海归，不出国，同样可以在国内完成了国际化教育。 所谓海归回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在国内的机会无限宽广。刚开始我早期创投时，每天会见到不同的人，听到不同的想法，几乎每个项目都想投。我在这些项目上也投入很多资金和精力，相信这些项目都会上市。我希望带着梦想，和大家一起实现梦想！ 人才从海外进入中国，只要中国经济持续不断地增长，海归回到中国，就会有无限宽广的市场，我对这一点很有信心，这是事实。 （注：以上发言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4年9月5日 -
刘科： 企业实力就是国家实力 海归要发挥“通才”作用
近期，在北京国际饭店二楼会议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了“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去人才三百多万，现在回国一百多万，去年一年海归回来了30多万，迎来了一个海归的归国潮，这标志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留学归国人员中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千人计划”专家，神华研究院副院长刘科应邀出席第一场分论坛——“国际人才与中国发展”，发言如下： 一、工业研究推动中国创造 我是回国相对晚一点，四年多一点前回到中国，当时中组部李源潮部长推动“千人计划”，希望在中国搞一个类似像台湾工业院这样的机构，英文叫NICE，组委会当时有中组部科技部副部长、北京市副市长，还有神华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何建坤先生，为了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北京市出550亩地，神华出钱，神华和清华合办的国家高端人才引进示范基地，四、五年前定位，目前已经引进了25名“千人计划|专家，将近60名海归博士。基本上这个理念当时说是在四年前，现在情况有点变化，当时“千人计划”开始实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的过程中，几次座谈会上，我曾给领导人讲，国内有一个“软肋”就是工业研究。因为我在国外做过很多国际会议的主席。发现凡是中国去参加国际会议，不是中科院就是大学，很少有哪个大公司去。没有英特尔、微软、IBM不可能有电脑业的今天，没有西门子、GE不可能有飞机发电机或者发电业的今天。“企业实力就是国家实力”。美国之所以是大国，因为有GE、英特尔、微软。中国什么时候有顶尖的跨国企业，才能达到真正的“世界化”。当初，台湾的蒋经国先生希望把美国几万留学生引进过来，张如国先生把美国著名公司副总裁身份抛下来，回到台湾办工业研究院。引进张如国先生花了多少钱，这整个给台湾半导体业带来的影响力又有多么大啊。 二、人才驱动增长 去年谈到“创新驱动成长”，创新载体是人才，最近提出来“人才驱动增长”。为什么高考前，6月份，连续五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报“千人计划”新闻，因为创新最后载体是人才，今天在座的“千人计划”专家，这一批人，现在刚回来；从历史角度上来看，30年前回国，肯定会给国家做出贡献。今天上午CCG高层会议上我谈了，每代海归都有每代海归的责任。与习近平主席欧美同学会一百周年讲话一样，中国近代史就是与海归历史离不开。当时习主席亲自讲话，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到小平同志，到“两弹一星”。上次“千人计划”座谈会，我代表国资委发言，谈到一点，改革开放出去一批人；“千人大会”上李源潮讲了一句话，因为当时中国特殊历史情况，不得不承认，中国非常优秀的大学，非常优秀一批人走出国门，因为种种原因，只回来一小部分。这一批人，土生土长中国，别说几代华人，我相信改革开放后这一批人，已经为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条条大路通罗马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仔细回想一下，中国MBA教育怎么起来，当时张维迎回来以后开始的。中国股市、证券都是国外回来一批人做的，中国高技术产业，尤其以网络为主的企业，多少如此。相信再过30年，看这一段海归历史，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责任，做出贡献，同时比我更年轻更辉煌，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比一代强。现在在座都是海归，中国现在处于变革时代，我们能够站在正确的一方，为变革做出海归应有的贡献。 针对现在这么多海归，机会更多还是更少的问题，我认为：机会永远在那里！刚才陈启宗先生讲了“通才”这个问题。我们都是做理工出身，后来工作读MBA，我本人帮助很多投资者看项目。真正一个“通才”，做投资实际上是对所有知识的集成。留学人员发展，“条条大路通罗马”，根据自己的价值来做，不一定都要创业，通过各种渠道奉献社会，只要自己幸福最重要。谢谢大家！ （注：以上发言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4年9月5日 -
郑永年：中国重返法治国家建设
在最高的层次，不管人们对宪政抱有多大的争议，要确立有效的政治治理，宪政是唯一的选择。 在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中共宣布即将在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这在中共历次全会中尚属首次，给众多对中国政治改革抱有很高期待、而至今仍缺失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而感到失望的人们，无疑是希望再燃。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是近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的理想，但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非常困难和曲折。法治国家的目标产生于清王朝解体之后。旧国家解体了，但新国家的建立则是非常困难的事，法治国家建设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一直只是一个理想而已。近代以来，中国精英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强大、免于外敌入侵、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基本上经历了清朝解体、军阀混战、国民政府统一、外敌入侵（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和1949年之后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内部政治斗争等几个主要阶段。在这些阶段，法治国家建设并无法成为精英的政治目标。 改革开放之后，建设法治国家终于正式提到执政党的最高议程上来。在邓小平时代，法制建设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在思想层面，当时提出了十六字政策，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等领导人反复重申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从组织层面，当时设立的中央政法委员会（即政法委），就是为了推进法制建设的权力机构。 到1995年，中共十五大便正式把“法治”确定为国家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法制”和“法治”，一字之差，表明中国在法治国家建设上的新阶段。“法制”意味着要确立并实施一整套法律体系，而“法治”则要解决政治问题，即法律不再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任何组织包括执政党也必须服从法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要服从法律。 可惜的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法治国家的建设在领导层的改革议程中消失了。尽管高层也不时提到要进行法治建设，但在实际层面，很多作为是相反的，法治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出现了大倒退。具体地说，中央政法委的功能从推进法治建设，很快就演变成为一个擅长于张扬国家机器暴力面的组织，主要体现在维稳机制的产生和大发展上。 没有人会否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问题在于社会稳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维稳机制脱离了法治的轨道，走上了过度依赖暴力，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更不稳定。同时，在指导思想和执政思路上，这段时期也偏离了法治轨道。一些部门曲解“群众路线”，把此引入执法，演变成法律领域的民粹主义，导致了法律必须服从民意、法不责众的情况。 更为严峻的是，暴力部门（公、检、法）本身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变得极其腐败。在人民的眼中，这个部门的本来意义在于提供基本社会安全保障和社会正义，但现在是恰恰相反。不难理解，在维稳的年代里，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和老百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遭到了何等巨大的破坏。尽管执政党的目标是建设和谐社会，但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了。今天人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极端不信任，是和高强度的维稳有关的。 中国建设法治不容易 政府腐败蔓延开来，人们恨之入骨，因此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共高层进行了疾风骤雨式的反腐败运动。这个反腐败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在短短的时间里，大量的各级官员被查处。因此，也有很多人出来对中国的未来表达出担忧，对反腐败运动会不会继续破坏中国的法治建设，感到很大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面临法治退步的局面，中国社会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宪政，并把宪政和“中国梦”结合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执政党再次转向法治建设，于国家、于社会都会是一种互赢的局面。对执政党来说，其意义是多层面的。首先，在最高的层次，不管人们对宪政抱有多大的争议，要确立有效的政治治理，宪政是唯一的选择。人们反对中国照搬西方的宪政，但必须努力寻求建设中国本身的宪政。对宪政的呼吁尽管导致了大争论，但并没有人否认法治的重要性。从宪政的最基本面来说，宪政即法治。 其二，在社会治理层面，前些年的维稳机制已经导致了“越维稳、越不稳定”的局面，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重新返回到1980年代开始的法制和法治建设。在任何现代社会，法律是社会治理的制度基础。其三，在强化执政党的合法性方面，法治无疑为人们指出了国家政治发展的大方向，并且能够从理论上说清楚执政党的性质，这必然会成为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巨大资源。 于社会来说，法治能够为社会成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提供有效的保护，在免于暴力恐惧的同时，无需诉诸于同样暴力的手段来和政府官员互动。在维稳机制下，老百姓各方面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经常受到侵犯，老百姓也不得不诉诸于其他非正常的手段来应付政府官员，在很多情况下往往体现为暴力。 不过，建设法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执政党再次把此提升到最高的议程，仅仅是实现法治社会的一个政治前提。在这个过程中，仍然会面临无穷的认知和政治上的困难。在中国，认知的困难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来自传统文化。传统中国并没有发展出法治精神，所强调的是“依法治国”，即统治者使用法律来统治国家，是传统法家的思想。这个理念到今天仍然根深蒂固，非常流行。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一直在争论“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对这一传统思维定式的担忧。实际上，不能把“党纪国法”理解成为党的干部只接受党纪的处置，而不受国法的惩罚。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是如此。今天提倡法治，也要以法治党，也就是要把法治引入对执政党本身的治理。党的干部官员一旦犯罪，不仅要接受党纪的惩罚，也要接受国法的惩罚。 第二种妨碍中国法治建设的认知是“法是社会的工具”。这种观点是传统文化中“法是统治者的工具”的对立面。中国传统有“法不责众”的说法——只要涉及的人多了，就无须考虑到法律。这种观念在没有法治传统的亚洲尤其流行。例如，台湾学生可以无视法律来占领立法院，而一些政党则在背后支持。即使具有英国殖民地法治传统的香港，这种观念也在流行开来，一些学者和政治力量在大力提倡“占领中环”运动，希望通过非法治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目标。中国大陆更是如此，在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运动中，法治往往是最廉洁的牺牲品。即使是律师群体，今天也经常偏离法治而诉诸于民众。 实际上，从法治原来的意义上说，法律既不是统治者的工具，也不是社会的工具。法律是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法官就是裁判，是相对中立的裁判。作为第三者，司法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包括政府）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互动的平台，简单地把法律视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社会的工具，都会导致法律的滥用。 当然，人们也不能简单地假设司法就是中立。司法，无论作为一种机构还是在这个机构工作的成员，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既可以受到政府的影响，也可以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西方一般被视为是法治国家，但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司法（尤其是司法的主体法官）往往不可避免地要受政治力量的影响。所谓的中立只是在相对意义上的，就是要求司法界从业人员严格遵守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专业精神高于一切。 第三种认知发生在中国如何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这一层面。近代以来，中国的法律体系深受西方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受美国的影响更为深刻。西方在建设法治国家方面领先于中国，中国须要好好学习。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要照搬照抄西方，中国也必须避免西方法治体系的一些劣势。例如，美国的“以法治国”（rule of law）经常演变成为“律师治国”（rule of lawyers）。如同其他领域，司法界本身也并非能够超越自己的利益。法律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保障，但不能简单地假定律师就是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化身。相反，司法体制本身很容易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律师也是基于自私利益之上的。 在美国，律师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追求自身的利益，这导致了巨大的社会问题。例如，美国人喜欢打官司，也被鼓励打官司，而不喜欢庭外和解。这种心态的形成和美国拥有庞大的律师群体有关。照理说是需求创造供应，但在美国的司法界可能相反。大量的司法需求是美国律师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创造出来的。什么事情都要诉诸于司法，反而促成美国的司法体系不堪重负，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社会经济成本无限高昂。 显然，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法治体系，在认知层面，既要克服传统的“法律工具论”的思维，也要避免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的思维。 法治建设也面临实际政治的困难，包括谁来做、怎么做。这里争论的焦点在政法委的存留问题。在知识界，人们对政法委一直有诸多的抱怨，似乎政法委就是阻碍中国法治建设的最大阻碍。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会长期存留下去，人们对此也会展开争论。如果避开其存留问题不谈，在目前的阶段重要的还是政法委的功能转变问题，就是要从前些年的维稳机制转变为促进法治建设的机制。 实际上，十八大以来，政法委也在作这方面的转型。往日的维稳功能在不断淡化，被新的概念“社会治理”所取代。同时，政法委也在突出其法治改革的新方向，例如对劳教制度的改革。在这方面，这个机构仍可大有作为。随着政法委功能的转变，社会对其的认知和看法也会逐渐得到改变。 法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都是人为建设的结果。西方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建立了法治。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法治建设也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不过，形势比人强，法治建设是一个大趋势，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发展都在呼吁法治建设。一旦条件具备，包括执政党所具有的坚强的政治意志、社会成员科学的法治观念、法治建设机构的存在等等，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也能建设成自己的法治体系。（文章选自《联合早报》，2014年8月19日）
2014年9月5日 -
胡波： 用海归的先进理念 国际视野 创新医疗模式
近期，在北京国际饭店二楼会议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了“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去人才三百多万，现在回国一百多万，去年一年海归回来了30多万，迎来了一个海归的归国潮，这标志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留学归国人员中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董事长胡波，应邀出席第二场分论坛--“全球化背景下的城镇化与中国发展”，发言如下： 我是慈铭健康体检董事长胡波，原则上来讲，没资格参加论坛，我不是真正海归，但陪着“海归”留过学，我的夫人是留德医学博士韩小红，我是协助海归创业的。2002年，韩小红博士留学回来以后，结合国内国外情况，创建了中国首创的健康体检模式，模式创立至今，受益中国人群近两个亿，每年接受健康体检。这种模式确实给老百姓增加了很多福音，在全国，每天就是“找病”，仅通过健康体检，每天新发现肿瘤人群160人左右。我本人一直在医疗行业工作，有30多年的从医经历。 在这种城镇化发展中，医疗方面机会很多。尤其城镇化、国际化，包括在座这么多年轻人，都有国际化视野，健康产业，为什么“堵”？就是有商机。北京市政府要再建医院到京津冀，已经往外推，产值巨大，达到两万亿！李克强总理讲，2020年8万亿产值，机会有多大！怎么样实现这个机会，我认为一定还得“接地气”。我现在协助韩小红博士创业，用海归的先进理念，国际视野，需要我们共同转化到适合中国国情的层面。海归如果要创业，就要找到合适的市场判断，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另外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目前的创业还协助北京中关村，做了一个中关村健康医疗服务创新联盟的平台，我是创新联盟的主席，未来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协助大家把“穿戴医疗”、“可视医疗”等等创新医疗模式，在慈铭体检这个平台上成功转化，得以实现。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我们的国民健康长寿。谢谢大家。 （注：以上发言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4年9月5日 -
朱敏： 早创业 瞄准中国机遇
近期，在北京国际饭店二楼会议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了“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出去人才三百多万，现在回国一百多万，去年一年海归回来了30多万，迎来了一个海归的归国潮，这标志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留学归国人员中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赛伯乐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朱敏，应邀出席第二场分论坛--“全球化背景下的城镇化与中国发展”，发言如下： 我刚到美国去在1984年，张懿宸先生18岁出国，我是已经36岁才出国。当时我已经做了7年农民，在浙江大学读了四年书。记得美国电影演“百万富翁”，我想我什么时候能做“百万富翁”啊？记得当时去美国，高速公路旁边就有百万富翁住得起房子，自己想“这个房子我要买得起的话，会多牛！”。 我去美国留学，自己赶上了计算机潮流。1984年的时候，乔布斯29岁，穿牛仔服，感觉“PC革命”要来了！我就这样，参与到这个行业里面来了。自己不断地想这个东西。最后领悟到归国创业的精髓，“拿博士，还是博士不拿了？还是去创业？”--很纠结！当时也着急，自己到底能干什么。看了一眼电脑，ERT、CIM、Word出来，邮件出来了，这是什么大公司！运用邮件送来送去，在网上开会，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当时，我开始做网络会议，自己没有认识到网络会议可以需要互联网，没有互联网，以为邮件能送，互联网就在，邮件不是实时的，开会是实时的，我一下子跳到这里面，吃尽苦头。 一直等到1993年，创业三年以后，互联网起来了，雅虎起来了，每个人都知道我们公司是互联网公司，非常牛！不是真的互联网公司，忽悠的，一下被并购，1300万美金。“百万富翁”多牛！想去买房子，后来一想我的人生就是买房子吗？我们公司2001年上市，14涨到38元，2007年回国，公司32亿美金卖给思科了。 后来，有人动员我别回来了，后来我回来了！自己走一段路，怎么铺设一条路，经过十年努力，很满意，现在中国的海归做出来的“千人计划”里面，真正能把我们的芯片放到手机里面，CPU芯片，在中国做成第一个芯片设计的公司，能够生产到十亿美金以上。19亿美金收购回来，在中国上市以后，至少做成一百亿美金，这是通讯核心芯片。 刚刚上市的芯片签了15亿美金，上市六百亿、七百亿，都是这种公司，我们非常欣慰。中国科技很多还是需要我们从国外受到很多支持，回来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里面，打造核心公司出来。我认为：现在移动互联大数据时代，它的市场，应该至少是互联网时代的10到20倍，我估计有2/3到一半，被今天的巨头吃掉了，给新的创业公司，海归也好，本土也好。在这里面，每个行业，互联网、大数据，渗透到每个行业，中国这么大的市场，非常好！ 第三世界国家市场非常好！孟加拉国达卡一个城市，5万家网吧，就是中国20年以前的网吧，屏幕上一个广告没有，中国网吧20年以前就是这样。今天网吧非常多，孟加拉国网吧整合起来，和中国一样。中国现在很多公司，科技也好，金融也好，都已经达到这个水平，有很多机会。谢谢大家。 （注：以上发言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承办的2014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4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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