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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持续关注国际关系议题,推动中国与全球化的发展,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充分发挥智库“二轨外交”作用,在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重要国际政策与意见交流平台上组织分论坛、边会、圆桌会议、晚宴等活动,促进国际政商学界对话,凝聚共识;CCG积极与各国政界、智库界、工商界开展“二轨外交”活动,每年常态化赴多国调研与交流,促进中外关系攸关方互动,保持与多国政策圈层的沟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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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涌:始终追求人生价值的创业者
理事简介焦涌,北京成华合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2012年3月,已经担任恒大集团副总裁的焦涌选择急流勇退,宣布加入东方园林合伙创业,成了当年地产界最大的新闻之一。作为职业经理人,选择在职业生涯的巅峰状态创业,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风险,许多人都表示难以理解。毕竟恒大是个不错的事业平台,作为集团高管既有面子、又有舞台,还有业内羡慕的薪酬等等。而焦涌内心非常清楚,他喜欢创造性的工作,需要一个真正能让自己施展才能的事业舞台,希望事业的每一步成长能跟自己有关。“这已经不单是成就感的需要,更是想让自己的激情和创造力得以施展和发挥。” 追寻人生价值 回望焦涌在恒大的工作历程,从带着一个人到哈尔滨开疆辟土到带着13 个人创办海南公司的激情岁月,从第一个项目开盘旺销到海花岛的签约落地……他在恒大的工作经历,似乎也都是一个个创业的过程。 受到打造东方田园美丽乡村的梦想感召,焦涌加入东方园林创业团队。那时他认为有一批跟自己背景相似的人一起创业,既拥有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又可以复制成功的基因。但很快焦涌发现, 虽然大家出来创业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但真正愿意一切归零、立足现状重新设计商业模式、做自己创新业务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人还抱着以前的技能期待发挥更大作用。从大公司的高管一夜之间转变成一个创业者, 这种心态的变化很难, 能力转化也不容易。 焦涌最后得出结论, 创业公司并不是大公司的缩小版, 做法是完全不同的。就像大公司的典型做法是先做市场调研, 再研发产品, 然后去寻找目标客户, 并做推广;但是对于创业公司来说, 完美的计划并不存在, 它们需要不断试错, 不断修正之前对市场需求的设想, 保持高度的灵活性。创业者必须在“机会导向”和“坚守主业”之间不断做出选择,既要去寻找并把握各种机会,解决公司生存的现金流,还要考虑公司的长远发展,致力于打造公司的核心业务。同时,创业一定要有试错的勇气和思想准备,如果不给创业者试错的机会,资本可能就连一点温度都没有了。焦涌从东方园林这段经历获得启发:你所坚信的东西未必正确,未必能保证获得未来的成功。如果一家创业公司的初始价值观不能很好地平衡这两个方面,往往就会半途而废。 领导力教练马歇尔·戈德史密斯曾说:“那些过去让你成功的东西, 并不会让你继续成功”。这句话提醒和鼓励了焦涌,他毅然选择独立创业。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于那些组织内部的管理者,随着职位的提升,以前的那些技能未必适用,必须发展出新的能力。随着从管理者到创业者的转变, 这个规律也同样适用:那些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管理者的因素, 未必能让你成为一个优秀的创业者。 焦涌选择再次创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想的感召,他认为如果人生不能实现一次自己的价值,生命也会变得毫无意义。 短短三年,不论是成华合生,还是佳盈金控,焦涌带领创业团队不断前进,已经拥有了中国最大的佛教文化艺术版权中心,拥有了致力于去库存的全国房地产销售平台,拥有了致力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的ppp 投资平台。焦涌透露,成华合生未来还将参与美丽乡村的建设计划。他说:“创业的路很漫长,我们才刚刚起步,但每一步都希望走的扎实、果敢。”创业者的特质 在焦涌看来,对于创业者而言,不管过去多么辉煌,一旦选择创业,首先要做的是清零,不要因为过去的成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还会继续成功。他说,创业首先要调整好心态和状态。心态就是从打工心态到老板心态的转变,责任和担当都会不同,风险偏好也会不同;状态就是要有一定的资源、资本基础,还要有良好的合伙人结构和执行团队。 当下的创业热潮中,创业项目同质化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对此,焦涌建议,创业需要找到市场上一个真实的痛点,并且想办法刺痛它,而不是因为专家说什么东西火就去创什么业。创业者要用脚思考,如果大家都说好的事,就别做了。他把这称为创业者的“小众思维”。 谈到创业最重要的因素,焦涌坚信创业者自身的特质对创业能否成功至关重要。他详细说明了创业者需要具备敏锐的市场嗅觉、冒险精神、执着坚韧、人格魅力、创新精神。敏锐的市场嗅觉就是要对趋势和潮流有准确的把握,具备长远眼光,拥有战略意识。创业者需要勇于冒险、敢于试错的精神, 这不是无知者无畏,是基于对风险的充分预估,是充分论证审慎决策的自信。创业既需要使命般的激情更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这是在正确的方向上的坚持,智慧而不盲目的坚韧执着。人文底蕴会赋予创业者独特的人格魅力,自然而然地吸引人才的追随,最终形成一支优秀团队,他们将是成就一个伟大企业的重要基础。互联网时代,不创新就没有明天,成功的创业者一定不会墨守陈规,而是勇于并善于进行自我革新,可以选择小众突围,这样才会前行无阻。 滋养人文精神 焦涌从小学习书画且颇有所成,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书法绘画对人文精神的滋养。 焦涌说,人文是一种植根于内心的素养,是以承认约束为前提的自由,是一种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它关乎公平、正义,就存在日常的生活和人和人的关系中。“人文也好,宗教也罢,懂得尊重别人,才能好好爱自己。好的素质是一种人文,也是一种修炼,心静内观,悠然自得。” 焦涌曾写过一篇博文《领导者需要人文精神》,主要观点就是组织管理者的领导力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因为人文除了是一种修养更是做人的哲学。他认为领导者有没有人文精神首先要看他能不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是利我还是利他,是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从优秀走向卓越是对每一个组织领导者的期望与需求,没有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领导者恐怕很难优秀更谈不上卓越。领导者需要有做人做事的信念,它不仅是成功者的一种态度,更是卓越者必须具备的人文精神!” 有感于中国书画艺术在西方美术为主导的世界文化语境没有合理的地位和角色,焦涌20 岁时创办了学古斋收藏机构。近20 年来,学古斋立足中国美术史为体系脉络的学术体系收藏,立足中国书画在世界美术史的学术定位,推动中国书画走向世界。至今,学古斋机构共收藏宋元以来名家字画1300多件,明清名家篆刻印章1800 余枚。今年五月西泠印社将出版《学古斋藏书画精品集》,是对学古斋收藏的阶段总结。 此外,学古斋收藏机构还曾先后赞助了中韩艺术家交流展、虹空间艺术沙龙等,并在2014 年发起青年艺术家培养计划,志在让中国传统书画创作的文人精神发扬光大。目前,海南十九度艺术区2000 平米的学古斋收藏馆和艺术馆即将兴建,届时,学古斋机构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学术活动会越来越多。人物简介焦涌,CCG 常务理事,北京成华合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艺资本联合创始人、中国佛教文化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学古斋艺术品收藏机构创办人。1971 年生于辽宁黑山,满族。哈尔滨工业大学工民建专业本科毕业,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比利勤大学管理学哲学博士。曾任新加坡仁恒集团总裁助理,恒大集团副总裁,东方园林产业集团合伙人高级副总裁。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4月刊总58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6月8日 -
【FT中文网】何伟文:美国经济不振影响中美贸易
专家简介何伟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美国经济增长增速放缓不仅会直接拖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影响其他发达经济体。IMF预计2016年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2%,同比略微增长0.1%. 没有美国经济的强势反弹,会使得本来就已疲软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美国2016年的经济状况开局不利,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最新分析显示: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仅有微弱的0.5%,而去年第四季度也只有疲弱的1.4%。其中个人消费支出(PCE)占GDP的71%,这项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保持弹性的指标也下降至1.9%。而另一项关键的经济基础指标——固定的私人投资在上季度略微增长了0.4%后,甚至跌至1.6%。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3月的领先经济指标小幅增长至123.4,但仍然低于2015年12月的123.5. IMF在其四月份发布的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美国GDP增长的预估值下调了0.2%,并预计2016年和2017年的GDP增速分别为2.4%和2.5%. 仅仅在15个月前,IMF还预计美国在2015年和2016年的GDP增速回答道3.5%和3.6%. 现在的估算率降低了三分之一,美国的经济似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没有不景气,也没有高增长。内需不足拖累增长 不景气的世界经济形势拖累了美国的出口贸易,商品和服务的净出口值给GDP贡献了负0.34%的增长值。低迷的国内需求导致的去库存化拖累了GDP的0.33%. 在PCE和固定资产投资这两个最重要的基本面中,PCE正在放缓,而固定资产投资已经出现了负增长,同时设备投资也经历了大幅下跌(2015年的第四季度为-2.1%,2016年的第一季度为-8.6%)。上述两项加起来,为GDP增长贡献了1%. 过去两个季度的增速放缓,是反映了意外或非周期性因素(例如极端天气因素),还是反映了真实的经济周期情况还有待考证。2016年第一季度的低增长和去年第一季度0.6%的低增长类似,但是2015年第二季度有3.9%的强劲反弹,这一季度的高增长也为全年的2.4%增长率奠定了基础。所以我们必须密切关注2016年第二季度的增长情况,看是否会出现反弹,为年中统计带来更漂亮的数据。尽管如此,美国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注意和检验。低利润导致经济放缓 美国经济低迷这一不幸中的幸运是稳定的就业情况、良好的资产市场和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态势。但是这些更多的是依赖于金融支持和货币政策,并非真实的经济水平。 具有说服力的指标是工业生产值的下降。2016年3月,工业生产值为103.4(2012年为100),比去年同比下降2%,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8,低于去年的77.3,这个数据甚至低于1992-2015年的平均值80.0,和1990-1991年的最低值78.8 从单个行业来看,制造业涨幅仅为0.4%,矿业则大幅下降12.9%,消费品生产指数为零增长,投资品生产指数则下降1.7%,消费品和投资品均显疲软势态。 奥巴马总统从2009年任期开始时,就呼吁要复兴制造业,并将经济带回见识的实体经济基础之上。然而七年过去了,这些仍遥遥无期。 低迷的工业生产的直接原因是疲软的投资,疲软的投资则是糟糕的盈利情况所导致的。2015年第四季度的公司税前总利润是18903亿美元,比第三季度下降了8.4%,比2015全年少了15%。而2015年全年总利润又比2014年要少5.1%. 没有了强大的利润支持,生产和投资就会失去动力。 个人消费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个人收入的减少。2016年第一季度的个人可支配收入总额为136819亿美元,比去年第四季度略微上涨了0.8%,比去年全年水平上涨了2.1%. 收入的低增长导致了购买率的更低增长,由于不甚乐观的预期收入增长,中产阶级更倾向于少花钱,所以购买率只增长了0.6%和2.0%.疲软的美国经济给中美贸易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2015年为全球贡献了22.5%的GDP增长,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1%,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殷勤。美国经济增长增速放缓不仅会直接拖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影响其他发达经济体。IMF预计2016年的世界GDP增长率为3.2%,同比略微增长0.1%. 没有美国经济的强势反弹,会使得本来就已疲软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影响到了中美贸易。经历了两年的缓慢增长,2016年第一季度的双边贸易额显著下降。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中国出口美国的贸易额同比下降8.8%,进口贸易额下降了14.1%,也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了更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官方数据则暴露出另一个问题,美国人口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的前两个月,美对中商品交易逆差达到了570.5亿美元,比其全球贸易赤字(1121.4亿美元)还要高50%,这也是历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这样的趋势持续下去,贸易摩擦和来自美国侧利益集团的投诉很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中国也会因为美国的内需不足而很难顺利扩大出口额。 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之一是美国向中国出口技术和设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工业升级,也会有助于美国复兴制造业。另一个解决方案是促进两国政府和企业的联系,达成更多跟美国基础建设相关的PPP项目协议,这将为美国带来制造业的兴起和更多的工作,也将为中国带来更多的出口贸易额和绿色产业投资。第三个方案是立足于双边贸易协定,促进双边投资,为两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原动力。本文选自FT中文网,仅代表专家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6月8日 -
【南方日报】华侨城投资逾千亿“落子”四川三大名镇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融合文化旅游、特色休闲等特色或是未来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向。日前,以“文化与新型城镇化”为主题的2016安仁论坛在四川安仁古镇举行。针对主题,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王永章认为,“文化+新型城镇化”是利用文化的力量让文化和相关行业深度融合,发展新的产业业态,要利用文化的价值和城镇化的平台,创造新的社会价值,让文化和城镇化都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他同时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不是统统要推倒重来,拆旧换新,而是要合理地、适度地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好传统古村落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此外,新型城镇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对传统古村落和历史文化街区的总体性保护。 在论坛上,作为承办方之一的华侨城集团同时签约四川天回、安仁、黄龙溪三大名镇,“文化+旅游+城镇化”战略入川,投资逾千亿元。“文化+旅游+城镇化”战略步入落地期 据了解,此次华侨城签约的四川三大文化名镇投资逾千亿元,包括与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签订的“文化北城核心区项目”合作协议。该项目占地16.68平方公里,整体投资将达到2000亿元,其中华侨城集团将投资600亿元打造核心产业项目,将天回打造成为国家级新型城镇化示范区。 华侨城集团还与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政府、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安仁项目”合作协议,项目占地约15平方公里,预计投资100亿元,将打造成为全国文化旅游带动型城镇化发展的典范项目。 此外,还与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签署了“黄龙溪项目”合作意向协议,项目占地约10平方公里,预计投资500亿元,将打造文化体验、科技创意、生态观光、度假休闲“四位一体”的全新旅游度假目的地。 华侨城集团方面表示,预计投资逾千亿元人民币对天回、安仁以及黄龙溪进行资源重整与升级改造,在“文化+旅游+城镇化”的新型模式下,让三个深具四川底蕴的历史名镇焕发新的活力,以“中国新型城镇化典范”的姿态走向国际。 以中国主题公园领跑者而闻名、在主题公园和旅游地产方面有深厚沉淀的华侨城近期大动作频出,不仅在深圳签约“甘坑新镇”项目,还与甘孜州政府签署了海螺沟景区旅游整体开发合同,再加上此次三个新项目的签约,华侨城“文化+旅游+城镇化”战略正式进入落地期。 华侨城集团公司党委常委、华侨城股份公司总裁王晓雯介绍,未来,华侨城将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建成若干个大型新型城镇化示范项目,并以“100个美丽乡村”计划,投资建设100座具有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特色小镇,创造20万个创业和就业岗位,与城镇居民共同创业,实现共同富裕。为大力推进实施这一战略,华侨城还提出了“旅游+互联网+金融”的补偿模式,构建证券、银行、保险、信托等金融体系,为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有力的资本支持。保留记忆 讲好小镇故事 随着华侨城的签约,“文化+旅游+城镇化”发展引发关注。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文化旅游行业不断升级转型的过程中,在城镇化发展中融入文化旅游的做法引发各方嘉宾探讨。 “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论坛上,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赵冰谈到城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 数据显示,1994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23.5%,去年城镇化率已经上升到56.1%。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文化融合意义重大,如何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将文化和城镇化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表示,应该从整体驱动或者说整个过程这样的角度去看文化对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把文化贯穿在整个城镇化的各个方面。如果我们把城镇化看作一个个体,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文化看作是一个魂,把文化整个贯穿在城镇化中间。“今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国家鼓励发展1000个特色小镇,这让人兴奋和期待。很多人说全球化让城市区域同质化,特色小镇可以改变这个问题。” 在很多人的理解中,特色小镇、尤其是古镇的保护和开发之间有着强烈的对立和冲突。在文化旅游+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传统的文化建设跟特色小镇发展的关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认为,如果以大拆大建的方式,文化特色会不断消解,文化脉络会断裂,文化认同会消失。人口外迁后古镇老城的空心化难以避免,从前的文化历史内涵,虚有其名。伴随着开发,居民的认同会越来越弱化。而文化的认同是消费到习惯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怎么保留好的记忆非常关键。 他认为,活化文化景观,建设特色小镇,形成基于价值链的景观群非常重要,还要控制好发展速度,做好文化治理,讲好小镇的故事。文化旅游的建设理念如何形成? 在国外,新型城镇化出现在上世纪初的英国,而我国的乡镇古镇文化旅游也在不断活跃,与国外相比,注重文化旅游内涵的建设理念如何形成?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在国际贸易下沉、GDP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旅游消费是新的增长点。中国有太多的大型城市,人们去到大城市就不会回来。但国外发达国家有更多的小镇文化,吸引了很多人回流,他们带回了旅游、文化、教育、医疗等等,也推动当地的发展。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在此过程中,古村落受到破坏的现象时有发生。王永章认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不是要推倒重来、拆旧换新,合理适度地利用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开发好传统古村落才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近些年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个别地区的政府和干部缺乏文化意识和文化自觉,一些历史文化遗存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冯骥才10多年来也一直呼吁加强保护。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我个人认为除了错误观念的指导、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不到位外,文化部门的职责缺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他认为,“文化+新型城镇化”需要一大批有社会担当的有识之士,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对传统古村落和历史文化街区的总体性保护。这个总体性既包括主体建筑,又包括人,还包括技艺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 “我理解的‘文化+’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可以改变城镇文化的格局、放大城镇化的视野、扩大城镇化的思路、凝练城镇化的主题,最后呈现城镇化的特色。所以‘文化+新型城镇化’是利用文化的力量让文化和相关行业深度融合,发展新的产业业态。利用文化的价值和城镇化的平台,创造新的社会价值,让文化和城镇化都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文章选自《南方日报》,2016年6月3日
2016年6月8日 -
【国际商报】中国将成全球化最大推动力
“虽然全球化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总体来说全球化方向是不会逆转的,中国将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力。”5月15日,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于北京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学界和商界精英就新形势下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机遇与挑战展开了讨论,并形成上述共识。 “根本就不存在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这是一个伪命题。”针对前不久欧洲议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反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决议,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入世谈判首席代表、CCG主席龙永图表示,欧盟借一个伪命题来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逆全球化之潮流。“美国、欧洲补贴农业那么多年,那是市场经济吗?每一个国家都有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时候。不管是联合国还是世界贸易组织,没有一个国际组织拿出八条十条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龙永图认为,只有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和平发展才能实现,只有全球化的进程继续下去,中国的对外开放才可能有一个好的大环境。没有全球化,中国的对外开放也难以为继。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指出,当前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的崛起给全球化带来巨大挑战。民粹主义崛起不仅是内部的问题,还是国际的问题,主要取决于领导人采取什么样的意志来处理这个问题。中国对内要通过内部体制改革来解决问题,避免演变成民粹主义;对外要通过更加开放的方式来化解国际矛盾。龙永图也强调,极端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将是一场灾难。 郑永年认为,中国将成为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力。即使未来10年中国仅能保持5%~6%的经济增长率,中国也将成为全球化的强劲主力。CCG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表示,新疆以西、东欧以东是目前全球化仅存的尚未覆盖之地,而中国作为丝绸之路的创始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议将完整全球化过程的最后一段。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主持人杨锐表示,今年是中国加入WTO15周年。15年来,原来占据比较有利的全球化位置是否透支了我们既有的红利?一种危机感油然而生。全球化是指基于规则之上的投资与贸易的自由化,也是国际经济与秩序动态平衡的过程。一般来说,它是西方主导的。但是,这些年大家有目共睹,财富和影响力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G20正在稀释、甚至可能最终与G7的局势并驾齐驱。美国的重返亚太与“一带一路”的西进战略就是平衡博弈的过程。排除中国的TPP多边贸易机制与亚投行几乎同时诞生。亚投行是相对开放的,TPP是比较封闭的。中国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对亚投行的主导,都体现了包容和开放。 关于全球治理,龙永图提出了三个前提条件:一是要认可全球化的理念;二是尊重现有的全球体制;三是遵守全球的规则。“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是合格的。”龙永图说。他呼吁以一种包容、开放、灵活的态度来对待全球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TPP制定了一些新的规则,这些规则代表了世界贸易前瞻性的问题,我们就要包容,甚至采取支持的态度。” 陈启宗表示,虽然全球化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总体来说全球化方向是不会逆转的。中国需要好好研究如何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制胜。至于企业,陈启宗认为,好企业都要“走出去”。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6年5月25日
2016年6月8日 -
【光明日报】国内外专家解析智库创新“密码”
“要在竞争与交流中,生产出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高质量智库产品。”在6月6日在京举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呼吁。该峰会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在京举办,来自美国、英国、墨西哥及中国的150余位智库专家交流经验、碰撞智慧,解析智库创新“密码”。站高望远、质量立库,做引领社会发展的灯塔和罗盘 “中国智库创新,要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服务于实现伟大复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强调,“不能矮化应有站位。”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龙永图表示,要打造高质量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必须坚持开放的原则。“不要各自为政,要建立真正相互联系的智库网络。” 怎样统筹好长期的战略性研究和短期的针对性研究?隆国强认为,长期问题决定智库未来发展方向,因此,必须在长期战略性研究的基础上研究短期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 “要用创新方式产生新的思想,并用创新方式同政策决策者进行交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主任麦甘表示。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建议,要以“三个结合”推动智库研究创新——政策建议研究与基础理论创新相结合、社会经济热点焦点阐释与发挥智库特色相结合、国情研究与国际动向把握相结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认为,要正确区分智库提供的思想产品和咨询公司提供的服务之间的区别,正确引导、鼓励竞争,形成有活力的思想市场。 “要为决策服务,不能自弹自唱。”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国强看来,决策部门要经常给智库“出题”,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用“出招、解惑、指路”概括中国智库的使命担当,在他看来,智库要做“引领社会发展的‘灯塔’,指引人类交往的‘罗盘’”。人才为本、管理为基,以体制机制创新牵引中国智库发展 “人才为本、管理为基,只有在人才基础上实现科学化管理,智库的翅膀才能‘硬’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荆林波指出。 “高校有条件办好智库。”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金石认为,高校人才智力密集,有条件办好智库,但必须创新人才机制,通过引进领军人才带动智库建设。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介绍,该院在引进人才方面采用合同制,并通过升迁机制、“旋转门”机制和使命感培养三方面留住人才,让人才发挥应有作用。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李刚提出了“智库专业伦理”的概念。他认为,主体意识和专业自觉是智库治理的根本之策,要以此为基础探索智库的中国模式,增强我国智库进行国际对话的底气和能力。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顾问研究员Tim Summers建议,要以国际化的视角运营智库、进行创新。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副主任唐晓阳用“CPI”来概括智库发展的不同侧重——C代表汇集,汇合产生合力;P是务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与时俱进;I是创新,找到新视角、发现新用途。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等智库专家表示,要创新智库运营管理机制,注重智库文化建设。借鉴外来、媒体做桥,提升中国智库影响力、传播力 如何从国际视角反观中国智库发展?墨西哥意瑟斯基金会总干事Jose Chicoma带来心得:智库要自我约束、提升专业性,要改变面对政策制定者和公众的交流方式。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利用其回归模型和分析框架,论证了“旋转门”对中国智库的影响力。在他看来,“旋转门”对中国智库并无太大影响。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湘智以光明日报《智库》版为典型案例,分析了媒体助力智库传播与成长的几种形式。他强调,“媒体要主动设置议题,发挥对智库发展的纠偏作用”。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主任、《智库理论与实践》主编刘细文认为:“要发挥媒体的桥梁作用,让智库的思想传播得更远。” 凤凰国际智库主任邹明、封面智库秘书长周凯莉、《环球时报》执行副主编何申权分别讨论了互联网为智库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表示要拓展新渠道提升智库影响力。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中国智库必须在研究内容、运营模式、人才建设及理论支撑、体制机制等方面持续创新,加强良性竞争,为公共决策提供更多优化机会。(本报记者 张胜 王斯敏)文章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6月7日
2016年6月8日 -
【国际商报】产业转型升级进入关键期
“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既面临着短期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中长期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关键在于如何把握这个趋势。”在2016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如是指出。 与会者就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树立新发展理念,以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等话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指出,“十三五”规划是关键,因为“十三五”是未来35年第一个五年,总基调是调整,也就是说“十三五”是个大调整、大分化和大变化的阶段。改革开放至今的35年是“快”,强调速度;未来35年体现一个“慢”字,强调质量。过去35年的增长通过汗水驱动,主要靠投入的增长来实现。新35年的增长要靠智慧驱动,即靠改革红利和创新红利来实现。 张燕生认为,从“十三五”开始,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更深度地融合世界经济,意味着自贸区的战略和开放的含意正在发生一个质的变化。下一步要推动高水平的双向开发,使进出口更加平衡,促进内外需更加平衡。要发展绿色金融,强调绿色社会责任。作为改革开放主体的企业必须适应上述变化。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强调,绿色发展、绿色金融议题是“十三五”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新能源产业年均增速20%左右,其中新能源汽车产业增速达100%。如果绿色行业能获得足够融资,充分发挥其增长潜力,其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将会起到巨大的提升作用,并将加速城乡一体化转型,使经济尽快进入低碳、清洁模式。 迟福林认为,以经济转型为主线的改革需要破解四个难题:一是如何以市场开放来推动产业结构、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二是如何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来推动城镇化结构改革,即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三是如何推动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四是以监管转型为重点的政府改革。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认为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上要做到三点:一是宏观政策上彻底放弃“货币万能主义”,中国不能再走“货币刺激”的老路;二是要放弃“互联网万能主义”,互联网不能代表一切,新工业革命的范畴不仅仅是互联网,更重要的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能源;三是要放弃“短期利益至上”的心态,不能投机取巧,要关注长远的科技研发和长期投资。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6年5月25日
2016年6月3日 -
【Global Times】More support vital to boost green investment
Ma Jun, chief economist at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invite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with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Speechs at the 2nd Annual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Forum, which hosted by CCG.Green development,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building an ecological society, is among the five development ideas of China’s 13th Five-Year Plan. Among policies that can not only help improve the country’s economic structure but also stabilize economic growth, one of them is applying green finance to support green development. But relevant research both externally and domestically has spotted bottlenecks for private capital to enter green industries, in at least four aspects.The first difficulty is the fact that certain externalities persist, which refer to positive or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hat are experienced by unrelated third parties. With new-energy vehicles, for example, such vehicles reduce emissions, allowing citizens to benefit from cleaner air. But these citizens, who are unrelated third partie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vehicle producers’ efforts in reducing emissions. In this regard, the rates of return for the new-energy producers are not high enough, and they could face difficulties in expanding their projects.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adopted various methods in an attempt to solve the problem. Some have launched a carbon trading system to direct profits from highly polluting enterprises toward low emission ones, while some other countries have enforced strong environmental policies by imposing penalties on polluting enterprises and allocating resources to green enterprises. But despite such policies, it still isn’t enough for private investment to enter green industries, which means the industries are facing an issue of inadequate funding.If a country is limited in its fiscal capabilities and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it has to consider options offered by the financial sector. In Germany, for instance, loans for green projects are offered at discounted interest rates, and some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provide guarantees for certain green projects so as to reduce the financing costs for them. These methods have turned out to be effective and we should learn from them in future.The second difficulty is the maturity mismatch between bank loans, with an average range of two years, and the repayment period for medium- and long-term green industry projects such as disposal of solid waste or new energy, which can be as long as 10 years or even 20. One solution for this would be to let banks issue medium- and long-term bonds with maturities of more than a year.The third difficulty relates to information. Given the sophisticated technology involved in green industries, it’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define whether the technology of a certain industry or product is indeed green. If the line drawn between green projects and other projects gets blurry, there could be serious problems. For instance, some enterprises might try to gain investment fraudulently by claiming to use it on green projects. In this regard, enhance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s needed to allow investors to identify which enterprises are engaged in green projects.The last difficulty lies in the current lack of capability of analyzing environmental risks. For example, Paul Fisher, deputy head of the Bank of England’s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warned in March 2015 that numerous financial firms such as insurers risk making losses as they are still "investing in assets that could be left stranded by policy changes which limit the use of fossil fuels." The Paris Agreement aims to hold the increase in the global average temperature to well below 2 degrees Celsius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This means that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future will be increasingly limited, and consequently that vast fossil fuel reserves will be unburnable. In a sense, conducting risk analysis before mak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may gradually push investors to reallocate resources toward green, low-carbon industries, rather than highly polluting industries.Now that the idea of green development has been established, its future will rest on promoting China’s own green financial system so as to encourage more private capital into it, including methods like enhancing green credit, expanding the volume of the green bond market, fostering green funds, and establishing a system that enforces disclosur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The article was compiled by Global Times reporter Wang Wei based on a recent speech by Ma Jun, chief economist at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invited senior research fellow with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at a CCG forum. bizopinion@globaltimes.com.cnFrom Global Times, 2016-6-2
2016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