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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网】新三届的集体回忆:读书彻底改变命运
编者“新三届”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即77、78、79级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毕业30年后的今天,在政、商、学各领域,他们中很多人成长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本策划摘自《那三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李子实忆大学生活:有同学一天学习16小时 李子实,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在国家事业单位担任工程师四年,此后成为外资公司在华首席代表。1997年,进入清华紫光集团,曾担任下属上市公司总经理。现任维信诺集团顾问。三十年沧海桑田,历经中西企业文化的碰撞融合,见证时代起与伏,感悟人生名与利。 文革的结束使我藏在内心深处的梦再次开始萌发,对未来也有了一种新的期待,而如何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却仍不明朗。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对于能否恢复高考,高层仍处于激烈的争辩之中。要害是1971年一份关于大学招生的纪要,招生的方式和标准都不利于恢复高考,而这份纪要是毛泽东圈阅过的。住在高等学府清华,时常会听到一些关于争论的小道消息,不好的消息总是要多一些。1977年10月份,恢复高考的决定终于公布了。虽然大家认为恢复高考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当决定真的公布的时候,还是突然得让人不敢相信,很多人一下子有了一种人生命运即将发生转折的预感。按现在的话,应该叫“屌丝逆袭”吧。 考试的时间定在当年的12月份,不到3个月的复习时间,没有现成的复习资料,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复习——很快大家就进入了一种手忙脚乱的状态。中国11年没有高考了,报志愿也是稀里糊涂的,但在当时,似乎志愿也没有那么重要,只要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就好。12月份,中国沉寂了长达11年的大学考场,聚集了多年来丧失了高考机会的570万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着不同阅历,覆盖了十几年的年龄区间,内心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这种场面现在回忆起来,仍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77年高考录取人数只有29万人,包括大专,本科实际录取21万人,录取比例不足4%。这样低的录取比例,似乎此后没有出现过,但这样容易的考题,同样也没有出现过。和同龄人相比,被录取的29万人成了那段不幸历史的幸运者。回首那段往事,除了感谢命运对我们的垂顾,更多的是期望中国永远不要再重复那段荒谬的历史。 高考结束,我被录取到清华大学化工系。 我们那一代人,在应该接受教育和成长的路途上,失去得太多,耽误了太多。当终于实现了大学梦,进入到校园以后,恨不得立刻把过去那些损失补回来。和在中小学就寒窗苦读,入大学后反倒有所放松的后代们不同,我们入学以后那种疯狂读书的劲头,现在大约是不多见了,理工科尤其如此。除了吃饭睡觉,当年学生们的主要时间都泡在教室和图书馆。清华的主楼有一个“不夜城”,夜里是不熄灯的,这里就成了很多勤奋的学生经常光顾的场所。也有的学生会改造宿舍的电路,在宿舍集体熄灯后还能留一盏“长明灯”在那里。在学校对我们的学习时间进行调查时,发现很少有人只用8小时时间学习,而用16小时读书的却不是个别人,平均起来,每天大家用于学习的时间大概在12小时左右。 学习的动力主要来自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前景的期待,但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由于历经文革浩劫,对于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和未来国家的命运,大家也有着很多深入的思考。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三中全会,中美建交,对越反击战等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也开始启动。人们的思想既迷茫混乱,又积极活跃,有对前景的美好期望,也有对现状的不满抱怨。同学之间经常会有一些不同形式的讨论,争论起来互不相让。尽管看法上存在着不少争议,大家却并不愿意总是纠缠那些过去的事情。那个年代有两个很有影响的口号,一个是北大学子喊出的“振兴中华”,一个是清华学子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说明了这代人始终有着立足当前,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抱负。 清华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既传授知识又引导做人的学校。我们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还没有作为明确的校训提出来,连我这个地道的清华子弟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校训,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清华文化对我们的熏陶。这种文化的传承是潜移默化的,是在一种浓厚的氛围里反复感受和体验,逐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老师们在授课的过程中,不断地把科学的思维方法贯穿其中,让大家有了一套严谨的思维逻辑。对于那些没有根据,似是而非的说法,违反客观规律的做法,不论来头多大,有多么权威,都很难得到我们的认可。学校提倡的严谨、勤奋、求实、创新、行胜于言、团队合作这些精神都对我们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徐小平忆大学招生:两百人的学校竟有几万人填报 徐小平,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创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他在新东方提出了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并成为新东方精神象征之一的“彩虹计划”,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和独立董事,被中国青年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 “深井巷的尽头有三口深井,那里是女人们聚集的地方,洗一篮青菜洗一筐衣裳,洗不尽张家短李家长。”这是我写的歌曲《深井巷》,我就出生在泰兴城的深井巷。 我的身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幸的时代烙印: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饥荒,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个星期前挂起来的“风干肉”;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当地一个剧团跑龙套,从这一个公社到那一个公社,从这一个大队到那一个大队。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为逃避上山下乡我进了泰兴文工团,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是“上山下乡”,到周边各个公社演出,有时候深夜回来了,就在库房里睡稻草地铺。但我无法将自己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音乐上,苦闷、空虚,我发疯似地学习古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将自己的满腹抑郁和激情寄托于中国古典文学。当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消息传到江苏小城时,我彻夜狂奔在泰兴县城的大街小巷,但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来宣泄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1976年,我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未能如愿。这种“游吟歌手”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南京,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有了改变。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时代在变,学习知识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了,我不能放弃!当了几年的“游吟歌手”,我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于是我填报了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十年“文革”积压了大量的人才,这所只招收两百多人的学校居然有几万人填报,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因为参与就有机会——哪怕不大,不参与就完全没有可能。 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有出息。 这一次,幸运的大门向我敞开,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了,这一年我22岁。进入音乐系后,积蕴多年的能量爆发出来。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文化、艺术书籍。回首这么多年,音乐已经成为我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奠定了我性格的基础:活泼、热情、开朗、热爱生活;是音乐给予了我生活的品味: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听巴赫,在巴赫的音乐中我能感到一种灵魂的冲撞,于是心被感动了;是音乐让我有了对人生独特的思考:音乐作为最抽象的形式都能表达人类最丰富的感情。思索问题的时候,我会哼一段音乐;有心事的时候,我会用手指敲打桌面,模拟钢琴的演奏。打开我的博客,音乐的重量无所不在。 说在音乐学院里熬了五年也一点不假。我没有音乐天才,但却被迫与全国最了不起的一群音乐天才们圈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比如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谭盾、叶小刚之流,那日子真是“相当”难受。看着那些浑身上下颤动着音符、散发着仙乐的女子十二乐坊们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真的恨不得就做她们乐器上的蛇皮或鼓皮,让她们溜溜地拉来让她们溜溜地敲……熊晓鸽忆高考复习:曾半个月不出门 闭门苦读 熊晓鸽,湖南大学77级外语系学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现任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是最早将西方技术风险投资实践引入中国的人士。 我们新三届是追梦的一代,梦想的起点大家往往都会提到高考,因为恢复高考的确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于我而言,人生正是从那一年高考开始真正变得精彩而有意义,让我从一名电工到做梦成为歌唱家、新闻记者,到现在成为商业投资企业家并追逐着新的梦想。如果我真的是一只早晨的鸽子,那么1977年高考就是早晨那第一缕阳光,驱走了一切命运的阴霾,照亮了精彩人生的前路。 1977年,中国高等学府在“闭关”多年之后,重新向望眼欲穿求学若渴的百姓子弟敞开了大门。这扇轰然开启的知识大门透出的灿烂阳光,从此照亮并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我便是这第一批幸运儿中的一个。 1977年,我还是湖南湘潭钢铁厂刚出徒的电钳工,整天在马达轰鸣钢花飞溅中无知无畏地虚掷着宝贵的青春年华。从工厂广播中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只是本能地觉得,机会来了,一定要试一试。 于是,我向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捡回阔别多年的课本,开始以拼命三郎的方式日以继夜地复习备考。父母把他们住的大房间让给我,大床上堆了半床的复习资料,床头还放了一筐父亲专门买给我的桔子。整整半个月,我在这间屋子里足不出户,闭门苦读。母亲每天宽慰我,让我别太紧张,考不上也没关系,一家人好好在一起过日子。停电的时候忙着给我点油灯,备蜡烛,三更半夜还惦记着给熬夜读书的我煮宵夜。 两个多月没日没夜“头悬梁、锥刺股”式的复习,换来了一张薄薄的湖南大学入学通知书。欣喜之余,却也有点遗憾:当了三年多电钳工,一心一意想报考工业自动化控制专业,却被学校“擅自”调整到基础课部英语班——一个有志青年科学救国的梦想,就这样被“扼杀”了。不过我母亲却心满意足,在她心目中,湖南大学是离家最近的、最好的大学,有此两点,夫复何求! 匆匆忙忙脱下油渍斑斑的工作服,欢欢喜喜跨进绿荫森森的校园,诚惶诚恐搬进古色古香的学生二舍,战战兢兢翻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本,满目皆是似曾相识其实陌生的ABCD。 说句实在话,当时的我只会说一句完整的英语: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同学之中却已有人能够捧着英文版的《红楼梦》读得津津有味。如此巨大的落差足以让人望尘嗟叹。好在我虽然惊慌万状,但还不至于惊恐失措。笨鸟没有机会先飞,总还会慢慢飞吧。我和也是从工科转到英语班的张明春同学定了个“君子协议”:每天每人必须背熟一篇英文小故事,不会的第二天就要乖乖受罚,帮对方买饭打开水。正像俗话说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不觉间,我也能和班上最优秀的同学一起比肩而坐,比翼齐飞了。 如今仔细体味,当年的那一股不服输、不气馁的执拗劲儿,得益于自己当过几年工人,能吃苦耐劳,同时也得益于湖南大学淳朴务实的校风,得益于这所千年学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旺盛人气与文脉。 试想,每天,脚踩着唐宋以来由一代代学子跋山涉水万里求学的执着脚步踏平的山道,聆听着长年累月回荡在岳麓山谷绵延不绝的琅琅书声,瞻望书院“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辉”的联匾,哪一个风华正茂的学子不热血沸腾豪气干云!在同样的讲台上,朱熹、张栻、王阳明、高世泰、王先谦等一代宗师曾倾囊相授;在一样的浓荫下,彭龟年、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蔡锷、蔡和森等名士闻人也曾“日常闻教,夜自研习”……与巨人同行的肃然与敬意,敛聚陶冶成一股砥砺、催逼后来者奋力前行的强悍内驱力。遥想当年——半个多世纪之前,那位在隔岸相望的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的青年湘潭同乡,伫立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或许,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经过千年蕴蓄勃然焕发的力量的感召之下,激发出浪遏飞舟、挥斥方遒的壮志与雄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所千年学府以其丰厚的底蕴、渊博的学养,给予它所培育的学子一个坚实的起点,一种永远的、温厚的支持。陶景洲忆大学同学:李克强曾就英文单词与同学争论 陶景洲,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取得学士学位后,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研究生。曾获得“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亚洲地区最优秀的仲裁律师”等称号。 我们这一代人,冲破三年自然灾害,跨越十年“文化大革命”,沐浴数十载改革开放的春风,可以说是“历经风雨沧桑”。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第一届学生,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我一直相信,一个人的际遇,有自身的努力,时代的催化,而于我而言,还总有命运的眷顾。 1977年的那次高考,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心中装满了非北大清华不读之傲气,即使父母偷偷地把他的志愿改为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但在关键的最后时刻,他把志愿又改回了北大。这个小年轻,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我。虽然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也知道一个小县城的孩子,在偌大的北京城举目无亲,可能举步维艰。但是,这个傲气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定要开启一段“冒险”的旅途。记得当时北大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对学生的政审很严,我们这届法律系一共招收了82名新生,来自安徽的,只有李克强、张恒山和我。北大的杨敦先教授多年之后亲切地称呼我们为“黄埔一期”。当时,北大名师如云,有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也有国际法教授王铁崖,还有国际经济法教授芮沐。其中,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家龚祥瑞教授。他早年曾赴英国深造,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龚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们一帮人经常一起讨论欧美政制和宪政。龚教授使用他自编的教材,指定我们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作出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龚教授对“责任”的讲解:“责任就是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龚教授的这些宪政真义,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润了那个苦涩的年代,也为我们驱散了眼前的迷雾。 除了法律的专业课程,我们也学英语。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我们高考时根本不考英语,进校时,我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还有的同学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同样的学习工具:一个用橡皮筋扎起来的小卡片本子,一面写着英文,一面写着中文。我们一有空就会拿出来背。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仅是专业或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整个北大,到处都充满了我们的身影,那种奔忙和喜悦,也许可以说成是一股“穷折腾”的劲头,却让整个北大“热气腾腾”。 四年的学生生活,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上显得灰白又朦胧,但是在我们心里,却永远那么斑斓而清晰。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三十多年过去了,上铺何山(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均匀的鼾声时常让我忍俊不禁;武树臣(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对古文的推敲和朗读总是那么深沉饱满;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那腰间裹着的保暖护胃的宽带和几乎每天必燃的小灶总是让人感觉心里暖融融;徐杰(现浙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和刘凤鸣(现美国通用电器中国副总裁)醉卧的姿态也不时闯入我的脑海;和李克强(现国务院总理)就英文单词的争论也还在耳畔回响。那四年里的点点滴滴,如今仍然历历在目,点缀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同窗之情,师生之谊,刻骨铭心。王辉耀忆学习轶事:夏天防虫子咬 穿牛仔裤苦读 王辉耀,广州外国语学院1977级毕业生,现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1977年,当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无疑也是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最初提出两个重大举措:对内恢复高考、对外派遣留学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作为接受再教育的高中毕业生,我在1976年初夏来到了地处四川丘陵地带的金堂县龙王公社,从一个城里人转眼间成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过起了在茅屋中与老鼠共眠的日子。遇到雨天,根本没办法穿鞋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行走,只能光脚,大脚拇指要使劲压住路面,这种感受至今印象深刻。没有自来水和电,照明靠每月配给的半斤煤油,饮水靠喝井里不卫生的生水。为了接受再教育,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出门干活,到晚上十点才能收工,每天劳动只能记七个工分。即便如此,单纯的对知识的渴望一直支撑着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和各种知识,因为做铁路工程师的母亲和曾参与援建坦赞铁路的父亲不断鼓励我:知识能改变一切。我点起煤油灯看书学习到深夜,在蚊虫弥漫的酷暑,穿着长衣长裤浑身大汗地看书;在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那个年代也赋予年轻人满腔热情,我在日记本上找到了当年写下的句子:“去了,去了,终于去了,十七岁的我终于来到了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人生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然而,激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残酷的现实替代了。到晚上,不通电的村里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每天劳累一天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四川农村做饭靠烧稻杆,烟熏火缭,我每做一顿饭,就被熏得泪流满面。严重的挫败感油然而生,继而变成强烈的不理解和深深的绝望: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我们却恰恰相反?难道我的青春只能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耗下去? 1977年10月12日晚,公社广播的大喇叭中传来消息:正式恢复在十年“文革”中被中止的高考制度。平地一声惊雷,这个消息让所有知识青年欣喜若狂。万分激动的我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1978年3月,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翘首以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踏上了开往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列车。 一到广州白云山下的广外,就发现这里山清水秀,非常适合读书学习。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被宿舍前后的外语朗读声吵醒了。广外在学习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校风严正。而77级的入校更是给学校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机和活力。77级中不少人已工作五年,甚至十年以上,但不管每个人的经历或背景如何,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时候,学校对文革“矫枉过正”,开始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地抓教学质量,校园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大家学习都十分拼命,你追我赶,谁也不愿意落后。你六点起床,我就五点半起床,别人十一点睡觉,我就十二点就寝。那时,学校教室也不熄灯,学生读书到晚上一两点钟是经常的事。广州夏天的蚊子特别厉害,我怕蚊子咬,只好穿上厚厚的牛仔裤,浑身大汗淋漓,仍然苦读不止。 虽然学的是英美文学,但我觉得,不论学什么专业,都应该把自己训练成为一个复合型人才。在广外学习的四年,也是我博览群书的四年。随着中国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大批的旧书得以重新开放或重印出版,同时也有不少新书被介绍过来。当时《读书》杂志复刊时曾发表过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做《读书无禁区》,从此打破了“文革”以来读书方面的许多清规戒律,我便省吃俭用订阅了《读书》杂志一直到毕业,至今仍然保留着当年读过的这些刊物。 广外可以说是我精神成长的一个故乡,那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黄金时光。在这里,我的思想、眼界、胸怀与心灵都经受了一场知识海洋的洗礼,世界观、人生观与生活态度都为之一新。广外打下的基础,一直伴随着我闯荡世界,人生从这里扬帆起航,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本文摘自《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一书,主编王辉耀,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该书的智库支持。
2015年9月9日 -
【侨报网】图解:2015中国海归创业就业报告发布
2015年9月8日 -
【中国新闻网】海外学子舍安宁赴国难 抗日救亡引技术传文明
“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熟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1938年,在巴黎留学进修的钱钟书写下了这首饱含悲情的《哀望》。他无法抑制心中的报国情和亡国恨,抛下浪漫与安宁,携妻女回到了祖国。 在距巴黎1000多公里的柏林,经过两年深造,刚刚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和特准工程师称号的龚祖同,本应留校继续攻读工程博士学位,然而此时抗日战争爆发,龚祖同顾不上答辩,匆忙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光学工厂,1938年成功试制出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经大批生产后用于前线。 “国难当头,一切为了打击敌人。”1937年底,刚刚从哈佛大学完成学业的蔡金涛,丢下联邦电话公司的实习工作,几经周折回到祖国,在李四光所领导的桂林科学试验馆进行报话培训,向抗日前线输送了数百名机务员、报务员,并研制了无线电收发报设备。 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读了一篇名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后,激动地大赞此文“能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乔冠华。抗战爆发后,还在德国留学的乔冠华提前提交了博士论文,顾不得是否通过,便登上了返回香港的“霞飞”号邮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无数海外学子高喊着“宁肯做独立国的平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博士”,坚定地踏上归国之路,勇赴国难,将先进的思想理念、军事战略及科学、医学技术带给当时在苦难中奋争的祖国与同胞。 据统计,1937年7月至9月,在日留学生总数从6000人骤降至2000人,到10月下旬,留日学生几乎全部返国。而在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间,留学欧美各国的中国学生回国者已达半数。这是中国留学史上规模最大、情景最为壮观的一次回国潮。 国难召唤着海外学子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回到祖国的怀抱,聚集在抗日救亡的大旗帜下。在这群投身抗战洪流的人中,一些人披上戎装,踏上烟尘匝地;一些人挥毫泼墨,指点乱世江山;一些人发愤忘食,钻研民族科技;一些人摇旗呐喊,唤醒迷茫灵魂…… 1937年8月,最先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组织了上海留日同学抗敌救亡会。回国伊始,他们即组织宣传队、募捐队,担负起灌输民众战时常识和募捐慰劳前线杀敌将士的任务。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对中新社记者说,“抗战时期,在军队中,不少留学生用先进的战略思想进行军事领导;在战时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活跃人士中,有大批海外留学生在从事思想宣传工作,他们纪录悲怆历史,宣传救亡意识,给苦难中的人民以力量。” “除了归国留学生,抗战时期,也有一些留学生出国读书。这一时期出国的留学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学习理工科知识。”王辉耀介绍称,包括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在内的西南联大学生赴美攻读理工科学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强国富国,改变国家和同胞的命运。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9月5日
2015年9月7日 -
【中国教育报】今天,留学还“划算”吗?
编者 今天,留学还“划算”吗?海归回来在哪里就业?海归创业尚安好?……对于想留学的中国学生而言,这些问题一定需要答案。8月16日,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旨在探索和总结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拓展发展机遇的新趋势、新经验和新成果。论坛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卓聘联合发布了《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本版对报告进行解读,以为中国准留学生们提供参考。 截至2014年,中国留学回国累计总人数已达180.96万,占出国留学累计总人数的51.4%。海归人数的增加与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政府加大吸引人才的力度有关。随着大批海归回国发展,他们的就业和创业情况也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为了更好地了解海归在就业、创业、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状况,2015年2月至2015年7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智联卓聘合作,共同开展了“2015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研究,并发布《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课题组针对海归群体开展了网络调查,此次调查共收到913份问卷。调查对象以80后和90后海归为主。海归留学的国家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为主。问出国“划算”还是“不划算”? 答案:超过65%的海归认为可在5年内收回留学经济成本 随着近年来留学人员的快速增长,海归也日益增多,加上国内高校毕业生数量巨大,全球经济放缓,海归群体面临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相比较高的留学成本,留学效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围绕留学“划算”还是“不划算”的讨论成为社会话题。报告显示,海归群体中,认为留学“划算”的占50%,“不划算”的占20.2%,“说不清”和“不方便回答”的分别占22.1%和7.7%。 超过65%的海归认为可在5年内收回留学经济成本。认为3至5年收回经济成本的人数最多,占比为35.9%,5至10年和1至3年的分别占24.1%、22.5%,10年以上的占比10.3%,一年以内的仅占7.2%。出国成本的收回时间与海归人员的个人能力、就业单位性质、个人所在的岗位、工作经验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表示,出国留学获得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国际化视野、外语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生活适应能力等方面,认可度分别为78.7%、78.3%、71.3%和68.9%。专业知识与技能、人际沟通能力的占比也均超过50%,相对而言,创新能力和扩大人脉网络的比例较低,分别为39.4%和34.2%。 “超过八成的海归回国后都能实现再融入。”报告指出,渐渐地融入是主要类型,占54.4%,较快地融入占32.7%。一直很难融入的占12.9%,与2013年的调查结果“半数以上的海归一直难以融入国内环境”相比,海归的社会融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问海归就业扎堆哪里? 答案:一线城市和省会是最爱,民营和外资企业最集中 “海归就业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和省会。中部和西部城市,尤其是成都、西安、武汉等地对海归的吸引力有所增加。”报告显示,海归就业的单位类型呈现多样化,但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数据表明,36.1%的海归在本土民营企业,26.7%的海归在外资企业,13.5%的海归在国有企业,8.9%的海归在事业单位,在政府部门和海归创业民营企业的各占2.7%。海归就职的企业以500人以上的中型到大型企业为主,有31.2%的海归就职于100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45.3%的海归就职于50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 在海归就业的前十大产业中,金融业最多,为14.3%,贸易类、房地产类、互联网分别占7.2%、6.9%和5.5%。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占比较小。 具体到工作岗位上,选择销售、市场的海归最多,占29.6%,选择生产类、研发、行政工作、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的海归分别占11.8%、12.9%、10.9%、8.3%和10.1%。 智联集团首席执行官、智联卓聘创始人郭盛指出,从调研报告来看,海归的就业形势整体比较乐观,有经验的海归最值钱,但仍有80%的海归认为现有薪资水平低于预期。问海归的就业优势尚存否? 答案:语言和沟通能力是主要优势,国内关系网络断裂是劣势 报告发现,海归认为其留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语言、沟通能力等方面,分别有64.3%和51.7%的海归认为自己在这两方面具有优势。分别有50.1%和48.8%的海归认为自己在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另外,38.6%认为在自我推介能力方面占优势。仅15%的海归认为自己在人脉网络方面占优势。 在社会关系网络、求职时间、专业技能等方面,海归存在短板。海归的就业劣势主要体现在“国内的关系网络因在国外上学而断裂”,有47%的学生认为自身存在这一劣势。29.7%认为海归“专业技能与国内名校学生相比优势不明显”。27.7%的海归认为,自身丧失“挂职锻炼机会,难以到政府部门工作”。认为“回国时间晚,赶不上国内招聘会”、“所学专业国内没有需求,国外实习经历不被认可”的海归,占比分别为26.7%和24.8%。还有12.4%的海归认为自己“语言能力与国内名校学生相比优势不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海归的工作满意度偏低,虽然有36.4%的海归选择满意,但有46.4%的海归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选择非常满意的仅有1.2%。问海归创业可安好? 答案:半数创业企业在5年内开始盈利 “海归选择创业城市的考虑因素多元化,创业领域集中在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报告指出,海归创业的城市呈现出分散化趋势,不再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逐步扩大到东部沿海二三线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 具体到创业领域,海归创业主要集中在新生物工程类、新一代信息技术、贸易类、高端装备制造、文化创意产业、其他服务业、节能环保等几个领域,占比分别为18.6%、13.6%、13.6%、10.2%、8.5%和8.5%。 海归回国创业主要是看重国内创业环境好和国内发展潜力大,这与我国倡导创新创业,实行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密不可分。此外,方便与家人团聚也成为影响海归回国创业的重要因素。然而,持有专利技术,相关领域国内市场前景好,其他如居住地等因素对该行为的影响不大。 在接受调查的样本中,3年内开始盈利的企业达37%,3至5年开始盈利的占14%,5至10年开始盈利的企业为5%,比例相对较小。此外,44%的创业企业尚未开始盈利。 很多创业者创业资金的来源是个人存款,比例高达66.7%,其次是向朋友亲戚借款,为25%,而来自银行贷款、国内风险投资、国内企业入股等金融渠道所得资金的比例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归创业的资金来源中,基本没有国外风险投资和国外企业入股。 在创业阶段,海归创业者最需要获得关于市场开拓、金融服务、创业场所提供等方面的帮助。海归创业政策需求方面,海归创业者更希望政府能够解决科研资金申请过程限制较多、加大科研资金支持力度、政策落实等问题。也有创业者表示,政府应该在购买时优先选择海归创业企业的高新技术及产品。约41.7%的人则表示,国家的政策很好,但在执行过程中需要贯彻落实。 “中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海归群体是中国最好的人才库,中国的海归政策还可以进一步改善和提升,中国需要完善相关政策,让更多的海归安心回国创业,加强创新的力度。”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总结表示。海归创业大家说 易珉(香港铁路中国事务首席执行官): 关于创业,我的人生经验有三个:第一,用最少的语言传递最多的信息。第二,有人群的地方说话声音不要大,因为最有影响力的声音是最小的。第三,让自己发出有影响的声音,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遵守规则。今年,创新创业一直特别火。领导并不是让每个人都形式主义地去创业。真正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于改变和激励。这一次改革意味着重新出发,一定要有一批人像上一次改革那样具有创业和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不在于你在岗位上工作还是在自己公司工作,因为形式主义的创业害人。真正的创业和创新恐怕是民族精神的改变。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的整个法制环境在不断进步,虽然存在问题,但很多基本法规都有,例如创业创新的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物权法,应该说这些法律对海归创业创新打下了很好的制度基础。绝大多数海归创业遇到最大的法律问题,一是产权纠纷,二是知识产权保护。目前,国内整个市场竞争环境中,山寨产品特别多,整个社会诚信系统需要建立。 周成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 我有几点看法:第一,我特别鼓励和希望海归创业,但我不鼓励所有人都去创业,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为了创业而创业,为了当首席执行官(CEO)而当首席执行官,这其实是一种误导。第二,创新不一定要在互联网领域。第三,海归回来创业一定要将世界和中国结合。只有将中国的文化和世界的理念结合,将中国的政策和世界的先进潮流结合,海归才能成为真正的复合型人才,创业成功概率才会更高。文章选自《中国教育报》第8版,2015年8月27日
2015年9月6日 -
【浙商网】“2015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解析海归创客现状
“本土民营企业超越外企成为最受欢迎的就业选择”,中国和全球化智库近日发布了《2015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随着我国海归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就业、创业、社会融入等方面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据悉,2014年,中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6.48万,比2013年的35.35万增长了1.13%。至此,中国留学回国累计总人数已达180.96万,占出国留学累计总人数的51.4%。这个数字比2012年上升了十个百分点。 自2015年2月至7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与智联卓聘共同开展了“2015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共收到913份问卷,其中男性占54.9%,女性占45.1%。对象以80后和90后海归为主。 中西部城市吸引力增加本土民企超外企 由于语言优势、企业文化等因素,外企一直是海归就业的热门选择。在2014年,有26.6%的海归选择外企,13.5%的海归在国有企业,8.9%的海归在事业单位,在政府部门和海归创业民营企业的各占2.7%。海归就职的企业以500人以上的中型到大型企业为主。 外企占比保持稳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这说明外企在中国发展的空间放缓,加上我国对外企的政策倾斜不像前几年一样大,所以对人才的吸引力增加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有36.1%的就业海归选择了本土民营企业,超过外企,而这个数字在2014年是23%。王辉耀认为,本土民营企业超越外企成为最受欢迎的就业选择,与我国“一带一路”政策有密切关系。“现在本土民企是‘走出去’的主力,对人才国际化有着巨大需求,因此吸引人才的力度不断提高”。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省会仍然是海归就业的主要地区。有26.7%的海归选择北京,选择上海和广州的分别为13.2%和5.8%。相比于2012年的41.6%,北京地区吸引海归的能力下降。 中西部城市对海归的吸引力有所增加。其中成都占4.3%,西安占2.6%,武汉占2.1%。东北地区对海归的吸引力下降。在2012年,黑龙江位居海归就业最集中地区的前十名,吉林、辽宁分别居12、13位。三省吸引的海归占当年的4.9%。而在2014年,排名前11的地区没有东北的身影。 王辉耀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各地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中西部城市通过政策层面吸引人才的力度也逐渐加大,对海归是一个新的机遇。北京近年落户难度逐渐增大,通过落户留住真正的人才的导向越来越明显,不是所有海归都能落户,这也可能是海归的考虑因素。 海归就业产业分布较广金融仍居首 在海归就业的前十大产业中,金融业最多,为14.3%,贸易/批发/零售业、房地产/建筑业、互联网分别占7.2%、6.9%、5.5%。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占比较小。 这一产业分布和两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012年,金融及相关产业占48.5%,教育位居其次,占9.1%。王辉耀指出,前几年不少教育企业上市,是高速发展期,对人才需求量大。而近几年进入稳定消化阶段,所以对人才的需求量可能有所下降。 文章选自浙商网,2015年9月1日
2015年9月6日 -
【国际商报】走进南亚 如何把握机遇迎挑战?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的发布,标志着“一带一路”进入全面实施阶段。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这项倡议得到了沿线众多国家的积极回应,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在“一带一路”沿线,南亚拥有16亿人口,比邻中国西南周边,北上与中亚相连,南下接通广袤的印度洋,正处于“一带一路”发展路径之间。虽存在安全等政治风险,但投资机遇巨大,南亚或有可能创造中国周边战略的新范式。2013年5月李克强出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出访印度与巴基斯坦两国时就已经分别提出建设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倡议,这或可视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声。 构想推出,智库先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日前在北京总部召开‘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南亚篇”,与会专家集思广益,从不同国家主体特征及角度展开分析,探讨企业等“走出去”主体在南亚区域的投资风险和机遇。 投资机遇彰显 与会专家指出,南亚国家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较弱,对中国的投资需求大,“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将为中国企业投资南亚创造无限机遇。“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贯通”,即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推进中国与邻国的互联互通。“中巴经济走廊”被视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中巴签订了总价460亿美元的能源和基建项目协议,成为中国在海外国家最大的单笔投资。跨越巴基斯坦的公路、铁路、天然气管道等设施建设不仅为国字头基建中企带来商机,亦为民营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机遇。“在印度做实业很困难,建议在印度搞旅游产业。”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认为,发展旅游业是在印度投资的可行选项,其不主张在印度大规模搞基建。“国之亲在于民相交。”专家均认为,南亚国家旅游资源丰富,该类投资项目不敏感、不易被拒绝,投资少、风险小、见效快。除印度外,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都是旅游投资的可选之地。“‘一带一路’绝不仅仅是‘走出去’,关键还要引进来。”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应加强与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印度的高等教育质量很高,IT界人才多,微软、可口可乐、麦肯锡等世界500强企业均引进了大量印度人才,他呼吁有关部门在签证方面对南亚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倾斜,以便引进南亚人才。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力舟亦表示,巴基斯坦英语人才多,其既了解本国的宗教文化,又熟练掌握西方语言,可助力中企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西南亚主任王世达表示,斯里兰卡正大力发展港口经济和高端装备制造业,其与中资企业的合作空间较大。 风险保障机制亟待建立 尽管南亚投资需求大,但南亚国家总体属于政治、宗教风险集中区域,如何防范、规避投资风险是投资南亚的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外交学院副教授、外交部前驻印度外交官林民旺认为,中国企业投资南亚需有风险保障机制保驾护航。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王天星表示,政治风险和自然灾害无法控制,但市场和法律风险可以预防。如巴基斯坦的法规出台频繁,但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前的征求意见期间即是企业的缓冲期,企业可根据拟出台的新法调整经营策略,亦可将企业的关切通过一定的途径反馈给立法机构。“对外投资的基础数据非常重要。”王天星表示,注册、环评、社会保障、工资标准、员工福利成本等投资的基本数据对企业投资至关重要。发达国家的这些数据的收集和获取渠道已经较为成熟,但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基础数据则需要智库、中介机构的努力来建立完善。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群亦认为,要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通过风险评估和保险制度等手段来帮助企业规避风险。 针对遭遇不可抗力等风险时的退出机制,孙力舟表示,一是要积极与国外投资、基金机构等合作减少损失。如中水电、三峡水坝等成立的南亚公司投资巴基斯坦的水电工程项目,丝路基金、世界银行均决定入股,分别持股15%;美国、英国、中东国家资本亦计划投资该平台。即使所在国政权更迭,众多国际投资机构的加入也会使新政权继续合作的可能性加大。二是转让建设经营权即BOT模式。中巴经济走廊早期收购的项目卡洛特水电站采取的即是BOT模式。建成后30年内建设方可从中获得收益,之后无偿转让给巴基斯坦政府。此时投资早收回且无偿转让可收获民心,培训当地技术人员,是良性的退出模式。三是借助当地律师等中介服务机构的力量。孙力舟建议,在南亚可投资公益和盈利兼具的项目,投资额较低,见效较快,亦可降低风险。 文章选自《国际商报》,2015年9月2日
2015年9月6日 -
【中华工商时报】把握政策成海归创业难题 到民企就业成趋势
“本土民营企业超越外企成为最受欢迎的就业选择”,中国和全球化智库(CCG)近日发布了《2015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随着我国海归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就业、创业、社会融入等方面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 据悉,2014年,中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6.48万,比2013年的35.35万增长了1.13%。至此,中国留学回国累计总人数已达180.96万,占出国留学累计总人数的51.4%。这个数字比2012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 自2015年2-7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与智联卓聘共同开展了“2015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共收到913份问卷,其中男性占54.9%,女性占45.1%。对象以80后和90后海归为主。到民企就业成趋势 由于语言优势、企业文化等因素,外企一直是海归就业的热门选择。在2014年,有26.6%的海归选择外企,13.5%的海归在国有企业,8.9%的海归在事业单位,在政府部门和海归创业民营企业的各占2.7%。海归就职的企业以500人以上的中型到大型企业为主。 外企占比保持稳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认为,这说明外企在中国发展的空间放缓,加上我国对外企的政策倾斜不像前几年一样大,所以对人才的吸引力增加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有36.1%的就业海归选择了本土民营企业,超过外企,而这个数字在2014年是23%。王辉耀认为,本土民营企业超越外企成为最受欢迎的就业选择,与我国“一带一路”政策有密切关系。“现在本土民企是‘走出去’的主力,对人才国际化有着巨大需求,因此吸引人才的力度不断提高。”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和省会仍然是海归就业的主要地区。有26.7%的海归选择北京,选择上海和广州的分别为13.2%和5.8%。相比于2012年的41.6%,北京地区吸引海归的能力下降。 中西部城市对海归的吸引力有所增加。其中成都占4.3%,西安占2.6%,武汉占2.1%。东北地区对海归的吸引力下降。在2012年,黑龙江位居海归就业最集中地区的前十名,吉林、辽宁分别居12、13位。三省吸引的海归占当年的4.9%。而在2014年,排名前11的地区没有东北的身影。 王辉耀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各地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中西部城市通过政策层面吸引人才的力度也逐渐加大,对海归是一个新的机遇。北京近年落户难度逐渐增大,通过落户留住真正的人才的导向越来越明显,不是所有海归都能落户,这也可能是海归的考虑因素。政策把握成海归创业难题 海归创业的城市也呈现分散化趋势,不再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逐步扩大到东部沿海二三线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报告指出,海归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新生物工程/新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贸易/批发/零售业、高端装备制造、文化创意产业、其他服务业、节能环保这几个领域,占比分别为18.6%、13.6%、13.6%、10.2%、8.5%和8.5%。 49.1%的海归创业者表示曾有过失败的经历。有近三成海归认为回国创业的最大劣势是不会与政府打交道,遭遇行政审批阻碍。超过1/4的创业海归认为不适应国内人情社会,难以获得发展机会;不熟悉国内市场环境,战略制定不当。 在创业阶段,海归创业者最需要获得关于市场开拓、金融服务、创业场所等方面提供的帮助。 在创业政策需求方面,海归创业者更希望政府能够解决科研资金申请过程限制较多、科研资金支持力度不够、政策难落实等问题。也有创业者表示政府应该在购买时优先选择海归创业企业的高新技术及产品。约41.7%的人则表示国家的政策很好,在执行过程中需要贯彻落实。 有1/3的海归创业者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情况表示满意,41.7%的处于矛盾状态,对事业发展情况无法做判断。有25%的海归创业者对自己的事业表示不满意,其中8.3%的人表示非常不满意。 智联集团首席执行官、智联卓聘创始人郭盛指出,从调研报告来看,海归的就业形势整体比较乐观,有经验的海归最值钱,但是仍有80%的海归认为现有薪资水平低于预期。海归仍然需要时间来适应国内就业和创业的环境,这需要充分借助社会力量积极开展文化、交流等活动,帮助海归人员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 王辉耀认为,海归拥有国际的人脉、国际的网络、国际的资本,国际的视野,创业资源丰富,是中国新时期引进外资的一种新方式,发动海归纽带和桥梁的作用,将为中国未来的创新带来很大推动。中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海归群体是中国最好的人才库,中国的海归政策还可以进一步改善和提升,中国需要完善相关政策,让更多的海归安心回国创业,加强创新的力度。文章选自《中华工商时报》,2015年8月31日
2015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