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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丘成桐:创新来自对学问的真正尊重
选自《人民日报》第5版,2015年7月30日,内容为丘成桐教授在CCG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的演讲,作者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从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出发作出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达到文明意义上的创新,进而实现有益于民族与世界的成就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创新的时代。从一个学者的视角看,大学的创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这是因为,创新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文化问题。大学作为追求真理、生产文化的场所,理应是创新的源头。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从政府官员到大学校长的一个普遍心态,或者说,很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中国学者能够拿到诺贝尔奖。当然,成为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世界上很多大学学者的愿望。但一个学者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得大奖,或者受到外界的重视,而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目标,即人类对大自然的了解,对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探究等。从这样的出发点作出的研究,才有可能达到文明意义上的创新,进而实现有益于民族与世界的成就。 今天我们谈中国的创新,改革开放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实际上,开放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称得上创新时代的重要条件。比如,明代、清代的创新能力就比不上汉朝、唐朝和宋朝,因为后者的开放程度更高。我们今天讲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离不开和国外优秀文化之间的交流。 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离不开扎实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国外一些名校对经费也很看重,会花很大工夫筹措资金,但这些经费往往并不用在那些立竿见影的研究上,而是用在一些基础研究方面,因为这是创新的真正基础。 中国要实现世界意义上的创新,要以兼容并蓄的胸怀、相应的机制吸纳人才。这里所说的人才不仅指中国自己的人才,还包括世界各地的人才。回顾其他大国的创新历程,都离不开对世界范围内人才资源的调度和使用。然而,我们有些大学在机制上还不能营造吸引人才的环境。比如我刚刚知道,在国内通不过体检就不能做教授。有一位教授,因患糖尿病,国内某大学就不能聘请他。这实在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而类似的制度还有不少。如果这些令人费解的制度不改变的话,我们的大学恐怕就难以吸引世界一流学者,更不要说使全世界最好的人才到中国来。 创新的另一个基础,则是学术道德。通过一定的机制,针对从大学生、研究生到教授的创新过程进行规范,以保证他们的理想和贡献是在尊重他人的基础上完成的。如果一个大学没有一定的制度,对自己的教授和学生进行道德行为的约束,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目前,抄袭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国大学的一个现象,需要正视并解决。包括“合理借鉴”应如何界定,也应在制度上规定清楚。对原创思想的尊重,是创新的起点。 另外,对于鼓励创新而言,合理的考核方式也很重要。中国是一个重视考试的国家,公平的考试制度让无数平民子弟进入高等学府。然而,如果只是用考试的方式考核人才,对创新并不利。比如,现在国内的很多奖项基本上都是某种程度的考试。拿奖要去口试,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在国外拿过不少奖,但从来没有要口试拿奖的。国内几乎所有的荣誉和课题等都要自己申请,包括院士都要自己准备所有的材料,我做过很多国家和学术机构的院士,从来没有准备过这些材料,这是需要改变的。只有真正尊重学者,尊重学问本身,才能够将好的学问做成。有了这些学问,创新成果才能真正汇入国家发展的长河。(作者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文章选自《人民日报》第5版,2015年7月30日
2015年7月31日 -
《环球时报》重点报道:龙永图、吴建民、郑永年解读“中国如何适应全球化新阶段”
以下内容摘编自“2015 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大会发言。该论坛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龙永图:全球化体制面临无所作为的窘境 从微观层面讲,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涉及人才的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以及资本的国际化等多个层面。但在讨论这些具体层面之前,更重要的是要把握全球化在宏观方面的重大趋势。 就我所熟悉的经济领域而言,表面上看全球化确实处在倒退之中,国际贸易体制正在被空前削弱,世界贸易组织从未像现在这样弱过。与此相反的是,现在各种双边多边自贸协定、区域贸易集团和区域贸易安排蓬勃发展。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其中很多贸易协定都缺乏开放性和包容性,TPP就是其中一例。那么,这种区域贸易的发展会不会是短暂的退一步、进两步,将来还是重回推进全球化的主流呢?这可能还有待观察。 不仅经济和贸易领域如此,整个全球化体制现在也是这个样子。联合国成立70年来,西方国家一直在削弱联合国组织。尤其是在无法控制联合国以后,它们搞了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等。可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会形成一种循环,使全球化体制变得毫无作为,这对全球化肯定是极大的打击。 总的来看,现在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名声并不是很好,某些世界性重大贸易或金融会议举行时经常引发举办地民众的游行示威。这就反映出一种奇怪现象,即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些工人阶级或普通民众是反对全球化的,真正支持全球化的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的商业利益集团。那么,类似西方这种反全球化浪潮,未来是不是也会发生在中国呢?要防止这类事情发生,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切实夯实全球化在民众中的基础,而不仅仅是体现在政府的努力和支持层面。▲(作者是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咨询委员会主席)吴建民:“走出去”的中国要警惕封闭惯性 第一,虽然全球化进入了新阶段并且面临困难,但我认为其大趋势不可逆转。一个明显例证就是,1991年苏联解体时很多人感到震惊,觉得这么大一个国家就这样完了,将来怎么办呢?可谁都没想到,苏联解体之后形成了全球统一市场。回顾过去20多年的历程,1991年全球GDP是23万亿美元,去年则达到了大概74万亿美元,这就是全球化大发展之路。 第二,中国企业正在“走出去”,这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化的具体行动。对此我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必须重视欧洲,这也是亚投行给我们的众多启示之一。设想一下,如果亚投行没有14个欧洲国家加入,还能叫成功吗?美国国内有人说未加入亚投行是个错误,但若欧洲国家也没参加,美国人还会有这般反思么? 当然,欧洲确实面临着不少问题,比如现在金融危机中心仍在欧洲;欧洲代议制民主陷入危机,希腊危机就是从代议制民主危机开始的;欧洲的福利社会包袱背不动了,而且改起来也很难。但这不能构成我们轻视欧洲的理由。对于中国崛起,美国的警惕性要远远高于欧洲。根据我在欧洲工作长达15年的感觉,欧洲国家在科技领域比美国、日本对中国开放多了,比如中法两国搞了P4实验室,那是非常先进的,在美国那里根本不可能。现在欧洲尽管面临困难,但其潜能不可低估。 第三,警惕封闭惯性。阴谋论近年来在中国舆论界非常盛行。比如在全球产业链问题上,总有人说中国处在低端,挣的都是血汗钱,而大钱都被人家挣去了。这些言论乍听起来振振有辞,但其指向基本就是说改革开放错了,接下来的逻辑可能就只有关门了。中国在历史上大多时期都处于封闭状态,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中国出现的494个皇帝除个别外眼睛都是向内的,而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眼睛向内、不看世界,现在的中国千万不要低估这种封闭的惯性。 对于外来威胁,我们当然还是要重视,毕竟过去我们因此吃过大亏,但在对其进行估量时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在夸大外部威胁的基础上封闭起来,那对自身非常不利。根本上讲,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如果内部出现问题,关键还是在于我们自身。简单说是外国人搞的阴谋而自己不想办法解决是不行的。封闭这种惯性害人害己,现在中国企业正在大规模走向世界,但封闭惯性的危害仍然值得我们高度警惕。▲(作者是原中国驻法大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郑永年:加强内部制度建设适应全球化新阶段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形势很好,但现在却遭遇了困境,这主要是因为欧美国家在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开始搞一些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过去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并实现了跟国际接轨。但现在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中国也需要为此做出主动调整,尤其是在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方面。 对于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崛起,总体而言我是比较乐观的。但要想发挥这种潜力,使其转化成为实际成功,还是需要中国做好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建设。谈到中国崛起,我总想到明朝。其实明朝最初是积极走向世界的,比如当时朝廷下令开展的郑和下西洋。除了政府层面,民间在这方面的能力也很强大,当时东南福建地方的海商就是如此。但明朝后来推行的错误政策使中国失去了海洋的机遇。 任何制度设计都要根据本国国情,不充分了解国内情况,相关制度不可能完善。以新加坡的金融制度为例,它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一样,跟亚洲或其他国家也不一样。这套制度很有独特性,这与适合新加坡国情的细致设计密不可分。 除了设计本身,对于制度的建设和调整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及时跟进。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那些极具智慧的企业家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西方先进经验与中国具体国情和实践经历结合起来,打造符合自身且能促进自我发展的良好制度。▲(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王辉耀:智库走出去是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国家,在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发展迅速,而且已经参与全球治理。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也正加快步伐,包括最近亚投行的成立、“一带一路”新构想的提出以及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等都是中国积极投身全球化的例证。 中国真正的崛起是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的,中国入世的15年中,无论是中国的GDP还是全球的贸易额都有了大幅的增长,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积极性来维护全球治理机制,支持全球化。过去中国可能错失了一些机会,但未来,中国将在全球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深入全球化进程,促进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包括联合国系统的建设,发挥新的引领作用。一带一路也是加强全球化机制的具体体现。 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如果从新中国成立来算的话,30年为一个阶段。建国前30年是一个和前苏联合作的阶段;后30年是一个改革开放阶段,中国向海洋开放,诞生了沿海的经济特区,但这是一种被动的开放。中国真正开始有一种国际视野、国际担当是一带一路所体现出来的。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有相通之处,马歇尔计划对美国二战以后扶植欧洲、日本,战后70年稳定世界地位、成为世界领导曾经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担当。而一带一路所提出的是一种很具体的政策和愿景,为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30年、50年的发展支撑,对未来的经济走向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在全球化进程中,智库可发挥的作用很大。政府间的领导人无法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研究,政府与政府之间了解程度不深,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很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更明确了。 我们不仅要提倡中国企业走出去,还要提倡中国智库走出去。中国企业走出去是硬实力的提升,而中国智库走出去是软实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一要促进人才的国际化;二要与国际智库进行合作,沟通交流、合作研究课题、互派访问学者等。中国经历了从被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转变,这一过程中要面对的问题正是智库的重要研究方向。▲(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5年7月30日
2015年7月31日 -
【青年参考】创业遇挫 海归如何从头再来?
最近,一则“海归创业屡失败,心理失衡走上贩毒路”的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湖南吴姓男子,早年留学加拿大,在留学期间就开办公司赚得第一桶金,回国后“水土不服”,创业屡次失败。眼看身边的朋友事业有成,心理失衡的他竟冒险走上贩毒路,只求一夜暴富。近日,武汉警方将其缉拿归案,以其为首的4人贩毒团伙随之落网,警方共缴获毒品52公斤。 近几年,海归回国创业一直是热门话题,媒体上也经常出现“‘90后’海归创业团队3个月公司估值破千万”、“留英海归舍弃CEO职位,开启公益创业之路”之类的报道,海归创业成功的故事层出不穷。 但创业难免失败。在一些项目顺利运转的同时,更多的人正在经历创业失败。即便当下顺遂,也不意味着未来能一路高歌猛进。对每个海归创业者来说,遭遇各种困难和障碍,几乎是创业过程中的必修课。海归回国创业遭遇“水土不服” “中国庞大的市场和优厚的国家扶持政策,是近两年海外人才纷纷回国创业的关键因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告诉《青年参考》记者,但商业环境的差异也让海归创业“水土不服”的现象屡屡发生。很多人在国内创业不利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对脚下的市场认识不足。 “我们的技术还算牛,但面对市场确实很为难。”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创业经历,“80后”鲍刚(应本人要求使用化名)露出一丝遗憾的神情。2011年从英国学成归来后,他加入江苏一家移动广告初创公司,企业的创始人兼CEO是他留学时认识的学长,“做技术出身,人靠谱,信得过”。 “当时移动互联网的概念很火,加上我们在国外学的技术还算过硬,投资人愿意出钱,产品一上线反响非常好。前期通过烧钱,我们把开发者稳住了,但一直不见广告到位,我们用尽了各种营销手段,甚至不惜降价吸引客户。”鲍刚对《青年参考》记者说。 “CEO召集员工天天开会,用最快速度进行产品迭代,可情况依旧不见起色。慢慢地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前后一年多,技术骨干一个接一个离开,广告销售团队最后也解散了,资方随即停止注资。”在鲍刚看来,当时同期发展的移动广告公司,诸如多麦、唯一等后来进展都不错。而他们吃亏在销售和推广,没有精准的市场策略,更没有专职且精通的销售主管。 “创业,对的位置一定要有对的人。海归的技术和管理背景占优势,但市场方面一定要有熟悉本土的人,才能接地气。”据鲍刚介绍,目前公司还在,两位最早的开发人员仍奋战在创业路上,但他已经离职。从美国带回的开发团队出师不利 在美留学的徐敬程创立的公司目前正常运转,从去年驻扎中关村到现在,他见过不少创业失败或放弃的人。“放弃创业的人中,员工要比CEO多,很多人刚开始是想加入一个团队,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创业,但后来发现工作不稳定又辛苦,便产生了退缩情绪;而CEO和创始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创业梦,即便遇到难题,也会想办法解决,要么改变产品思路,要么加紧研发迭代。” 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放在创业上同样适用。从《青年参考》记者接触到的创业出师不利的案例看,市场、管理、文化差异等因素,都可能导致海归创业项目夭折。 徐敬程向记者坦言,公司虽然融资到位早,运转一直正常,但自己从美国带来的技术开发团队,回国后遇到了种种难题。“周末加班对于很多中关村创业者来说再平常不过,我的团队却很少这样。我尽力为伙伴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租很好的公寓,公司出钱为他们办健身卡,但事与愿违。”最终,两名技术骨干相继离开。好在徐敬程早有准备,请到一位在技术领域摸爬滚打数十年的人员接手。 在初创公司待过、现已进入集团公司就职的魏瑶告诉《青年参考》记者,一些海归习惯了国外的生活节奏和步调,回国后马上创业,会面临和中国社会脱节的情况。“拿我之前的例子讲,公司创始人太nice了,每次让我们加班都解释好久,说加到晚上8点,一到点儿人就走,甭管手头儿的活儿做没做完……创业公司,尤其在中国,加班是不可避免的,太人性化反而会滋生懒惰和不负责任的问题,企业还是需要一些狼性的。” 总结经验最重要 创业是自负盈亏的买卖,从海归踏上创业之路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身兼数职,还要具备全盘意识和极强的抗压能力。 鲍刚说:“刚开始创业风生水起,我们豪情满满,后来渐渐难以为继,CEO动员全员降薪,我们也配合,但最后,公司连薪水都发不出……要说中间不想退出是假的,可看着一手打造的产品就这么没落,总觉得可惜。我是在最后才决定退出的。” 徐敬程认为,支撑自己一路走来的是创业的热情。面对巨大的压力,一定要及时调整。“我选择和团队一起分担压力,而不是一个人忍着。”徐敬程创业团队的另一位核心人物,是在国内读大学的宋航。两人虽不是同学,但交情甚笃,“我负责技术部分,和工程师沟通;宋航对国内熟悉,又在京津念过大学,负责管理市场和对接”。 “健身是我保持高效率工作的核心原因。说实话,创业很辛苦,而且生活工作很难平衡。重要的是你的精神状态,如果一个人变得不在乎自己、不关心身边人,那是非常可怕的。”在徐敬程的朋友圈中,每天都能看到他分享的健身图片。在他看来,这不是“秀”,更像是变相督促自己。 回顾2012年从第一家创业公司离开的那段时间,鲍刚说“自己的状态比想象得要好”,失败其实不可怕。“客观地讲,现在创业的成本相对较低,大多数时候是投资方在担负亏损。”项目失败了,总结经验最重要,败在经验不足还是缺乏对市场的精准定位,需要重新审视。 “是为了解决问题创业,还是为了赚钱创业”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举办的创业挑战赛上,真格基金的投资经理刘元介绍,他们每天能收到300多份商业计划书,其中海归创业项目占了绝大多数。但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创业者,成功的几率也非常低。 “对于创业失败或有创业想法的年轻人来说,再出发不如先进入资质完善、规模较大的创业公司积累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再创业,办事风格会成熟很多。”刘元表示。 有过一次失败后,鲍刚并未放弃,现在在北京再度创业,这次还是在熟悉的移动广告领域。“一年是新手,两年是熟手,三年到六年就是行家。”他向《青年参考》记者提到,身边已有不少二次创业或多次创业的人。 “是为了解决问题创业,还是为了赚钱创业?出发点不同,日后的结果截然不同。”“90后”徐敬程的公司去年年底起步后,今年遇到一些产品定位困难,“项目平台已经开发好了,但究竟上不上线,内部意见不一,上线的话情况不敢确定,后期维护成本很大,花费精力也很多。可如果不上线,有什么出路?”最终,他们完成了一次艰难的方向调整,决定另行开发一套产品,两个项目并驾齐驱。 在跟《青年参考》记者聊天时,他明确表示,在北京创业的这段时间,自己无论是对商业布局的理解还是待人处事,都有了很大进步。“感觉忽然之间懂得什么叫商业模式了。创业,意味着你要放弃稳定的工作,去追求不确定的东西,但这正是创业者与众不同之处。” “那些真正为解决问题而创业的人,在我看来非常了不起。即便中途遭遇坎坷,甚至失败,暂时做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到时机成熟时,他们也会出来创业。”徐敬程说。文章选自《青年参考》,2015年7月15日
2015年7月27日 -
【第一财经日报】对话非行行长:非洲需要“非投行”
正在中国访问的非洲开发银行(非行)行长唐纳德·卡贝鲁卡(Donald Kaberuka)行程非常紧凑,因为这几天他要见多位和他角色类似的财经界同仁。 他不仅要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外交部专管非洲事务的副部长张明举行会谈,还要在北京会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两个新兴开发机构的两位重要人物——中国提名的亚投行行长候选人金立群和21日刚在上海正式上任的金砖银行行长卡马特。 在卡贝鲁卡看来,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非洲发展的标志。非洲开发银行作为非洲最大的地区性政府间开发金融机构,到2013年底,贷款和援助款总额的近三分之二都投向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领域。 尽管如此,卡贝鲁卡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的交流会上回答《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问时表示,非洲仍然需要一个AIIB(亚投行)——非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简称“非投行”)。 亚投行自2013年筹建至今的一个重要现实动力是,当前已有的国际或区域金融开发机构无法满足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 卡贝鲁卡告诉本报记者,非洲基础设施的缺口与与亚洲差不多,或许稍微大一点,大约有每年500亿美元的资金需求。 “目前,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正在变得更加积极有为,我们正在努力撬动私人市场,但也只是杯水车薪。当下,就算把国内税收、从资本市场转移过来的资金、从国际金融机构借来的资金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也只有5000万美元,但是目前的缺口是500亿美元。”卡贝鲁卡说。 曾任卢旺达财政部长、主导卢旺达内战后国内经济金融体系重建的卡贝鲁卡表示,当下我们需要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一个“蓄水池”性质的机制。 为推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缓解资金缺口,非洲开发银行在2014年9月正式成立了专注于非洲未来50年基础设施建设的非洲50基金(Africa 50 Fund)。 卡贝鲁卡介绍说,非洲50基金就是一个类似的机制,在非洲做着和亚投行类似的工作。 但卡贝鲁卡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强调,非洲仍然需要一个非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需要各种这样的机构来填充非洲500亿美元之巨的基础设施建设缺口。除了建立像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这样的机制,还应该尝试吸引私人资本进入“蓄水池”。 自2005年担任非洲开发银行行长的卡贝鲁卡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交流会上还说,当前的国际体系并不能适应今天全球化的问题,当前的多边体系建立于1945年,而且至今演变很少。今天管理着全球化的机制落后于现实的发展进程。这对发达国家、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非洲这样的贫穷国家都是如此。 卡贝鲁卡表示,这次来中国,就是想与同仁探讨“如何能为我们自己,也为这个世界更好地管理全球化进程,进行更好的全球治理”。文章选自《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王琳
2015年7月27日 -
【China.Org】AfDB president looks to cooperate with AIIB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President Donald Kaberuka speaks at a seminar host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a Chinese think tank, in Beijing on July 20, 2015. [China.org.cn]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DB) President Donald Kaberuka said he expects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to develop African infrastructure."I sense that the AIIB would be a game changer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Kaberuka said while attending a Beijing seminar host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a Chinese think tank.Kaberuka said there is an estimated annual infrastructure funding gap of US$50 billion dollars in Africa for now."We should work with the AIIB closely, ensuring the money being put into the right place," said Kaberuka.He believes that the AIIB will provide a new source of development funding to meet the increasing needs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In early July,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including the World Bank, the AfDB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aid in a joint statement tha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needs alone reach as high as US$1.5 trillion a year in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AIIB is designed to financ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has authorized capital of US$100 billion. Only two countries on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 South Africa and Egypt – were among the 57 prospective founders that signed the AIIB charter on July 1.Kaberuka also noted that China and Africa have a long history of sound collaboration.The AfDB, founded in 1964, has 53 African member countries and 24 non-African member countries and is the biggest region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 China joined the AfDB in 1985. In 2014,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the AfDB signed a agreement establishing a US$2-billion co-financed fund known as the Africa Growing Together Fund, which serves alongside the AfDB’s own resources to finance eligible nationally-backed and non-nationally-backed development projects in Africa.China has become the biggest state-level investor in Africa.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previously said China’s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will reach US$100 billion by 2020.Kaberuka added that China’s economy has grown steadily for three decades and that its people’s lives and incomes have subsequently improved. He also acknowledged the transfer of excess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from China to Africa, while pointing out that 26 African countries have signed free trade deals. He asserted that African-made products will have much greater prospects as a result of such deals, encouraging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o further develop in Africa.(By Zhang Rui)From China.Org, July 20, 2015.
2015年7月24日 -
【国际商报】 培养国际化人才殊为关键
潍柴国际在欧洲市场有不少投资,其在人才的运用上非常开放,身处全球化的大时代,“不能用三流的人才在国际一流的舞台上竞争”,潍柴国际董事长郎华强调,这是集团国际化过程的一个方针。 在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中,尽管聘请国际化人才往往会花费不少财力和精力,但不少企业都认同潍柴的标准。 全球化在新常态下的竞争,说到底是规则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不能没有国际化人才的支持,需要一大批在各个领域精通国际规则、精于国际谈判的人才。“中国每年有50万学生出国留学,海外有数以千万计的华人,但中国发展所需的国际化人才却十分匮乏。”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指出,全球化浪潮中有货物流动、资本流动,也包括人才流动。 CCG针对北京中关村区域企业的研究发现,中关村与硅谷之间的最大差距体现在人才方面。中关村的国际人才比例不足1%,其中还有七八成的海归。“目前,对中国来说,国际人才通道建设的短板空前凸显。”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表示,在工作签证、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等方面缺乏相应的制度机制有力支撑,难以吸引全球优秀的人才。 在解决中国人才流通问题的同时,也要做好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法政集团董事长王广发表示,今天的人才培养要前瞻20年以后的人才标准、国际产业标准和应用技术的变化,这样才不至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人才断档。 王广发指出,目前大家谈得更多的是产业转型发展、走出去、引进来,涉及人才结构调整的较少,要积极推进教育接轨、人才接轨,实现人才的国际化、全球化。文章选自《国际商报》A2版,2015年7月22日
2015年7月24日 -
【国际商报】中企“走出去”还须过五关
“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做大做强已是不少中国企业的必选项。 作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福耀玻璃在1987年刚组建时还是个不起眼的乡镇企业。发展到今天,福耀玻璃与宾利、宝马、奔驰、奥迪、大众、丰田、本田等全球知名汽车品牌均有长期合作,并已在德国、美国、英国、瑞士、意大利、巴西、韩国、日本和俄罗斯成功布局。 对于6月1日才正式成立的中国中车而言,“走出去”其实已有多年的积淀。目前,中国中车的产品和服务已经走进了六大洲84个国家和地区。在实现更广市场覆盖的同时,中车“走出去”的方式也在发生转变,产品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地域从亚非拉走到了欧美;从单独的产品出口到产品、技术、资本、标准、管理整个产业链的“走出去”。 毋庸置疑,“走出去”并非易事,中企“走出去”主要面临着哪些挑战呢? 中国中车副总裁余卫平日前在出席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于北京举行的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时指出,高端装备“走出去”除了政治和区域风险之外,还要过五关,即标准关、文化关、社会责任关、品牌关/信誉关、环保关。 几年前,北车济南轨道交通装备公司中标了法国货车租赁公司40辆罐车采购项目。尽管北车济南轨道交通装备公司并不是国内业界的领头羊,但其积极开展境外资质认证,早在2009年就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欧洲TSI轮对、转向架和整车认证的铁路货车生产企业,从而具备向欧洲出口铁路装备产品的资质。资质认证加上中国产品的高性价比,帮助该公司在招标中一举胜出。 余卫平告诉记者,目前世界主要市场在轨道交通领域都有自己的标准,比如欧洲的互联互通标准、中国的GB标准等,中国装备“走出去”就必须了解、适应、符合不同市场的标准和资质要求。“优秀的技术绝不能被程序性的标准所禁锢。” 2012年,中国北车唐车公司获得土耳其萨姆松市5列100%低地板现代有轨电车的订单。2013年11月,受强台风“海燕”影响,承运第二列有轨电车的货轮无法按时到港。为保障交付,唐车公司一诺千金,于当年11月29日空运有轨电车飞赴土耳其,确保项目按期开通运营。中国北车在土耳其赢得的质量和信誉口碑,助力其进一步开拓当地市场,并于年初收到了土耳其伊兹密尔市85辆轻轨车辆的中标通知书。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董事长曹德旺认为,“走出去”之前,企业必须明确“走出去”的目的,从而确定“走出去”的目的地,并充分了解投资目的地的法规和行业发展情况。其中对文化习俗的了解十分重要。 从“走出去”到“留下来”,很多中企与中车、福耀一样,希望能真正融入当地社会,走进去,成为座上宾。文章选自《国际商报》A2版,2015年7月22日
2015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