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传统体制与思维不利于涌现创新人才

《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蓝皮书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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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全球人才争夺中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战略?

    凤凰卫视6月2日《寰宇大战略》，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任何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一流人才的支撑，绝不可能成为一流强国。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核心竞争力来自廉价劳动力和土地，来自低端制造业。在本世纪，中国要从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必须依靠知识经济，依靠创新和创意，而人才则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三十多年来，中国本土的一流人才大量流失，对国际人才又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未来中国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否有足够的人才来支撑，如何防止顶尖人才继续流失，中国要在全球人才争夺中扭转劣势，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战略?    邱震海：《寰宇大战略》，运筹帷幄之中，大家好。    中国发展很快，2010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在算，到底未来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是什么时候，有的观众朋友认为是2025年，也有朋友说是2030年，不管这个时间段是不是科学，但是我想，对于未来十五到二十年的中国，一个非常重要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有什么架构来支撑?我们的能源够不够，我们的人才够不够，我们的产业调整够不够?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谈中国的人才问题。    坦率地讲，中国的人才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危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两位专门研究人才战略的专家，一位是王辉耀先生，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同时也是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另一位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崔大伟教授。    先听听辉耀兄的意见，中国目前的人才情况，能不能支撑到中国在2025年也好，2030年也好，赶上美国?    王辉耀：我认为现在这个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者说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从目前来看，中国人才流失的速度在加快，比如说在过去这些年，我们出去的留学生的人数在不断加大，比如说去年就出去了40万人，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财富精英，包括我们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也大幅的增加。    邱震海：按照你这样讲的话就非常不乐观了，允许我用一个粗浅的比喻，就像一个人不断地在长大，不断地在增强，但他里面的血在不断流失，这个失血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这种失血流血的状况能撑到2025年吗?    王辉耀：我认为如果说我们要做这种创新性国家，我们要在2025年成为一个爬升价值链，要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没有人才的支撑肯定是不能做到的。    邱震海：好的，大伟同意吗?他描绘了一幅非常黑暗的图。    崔大伟：我基本同意，中国为了吸引国外的人回来已经创造了很多新的政策，实际上谈到吸引，可能80%还是能吸引比较好的人，但是最好的人，就是中国需要的，为了真正的建立一个创新的一个国家，还缺少这样的人。    邱震海：中国难以吸引到一流的人才，如果说过去二三十年我们可以有很多借口说中国穷，我们国家没有钱，现在中国有将近三万五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还是吸引不到一流人才，我们先看看在人才方面，我们分两个部分，一个是海归，中国自己出去的人才，然后我们再看看外国的人才中国能不能吸引到。现在我们看看2011年的数据，辉耀兄最近写了一本书，叫《移民潮中国怎样才能留住人才》，里面讲到2011年中国在外国留学生是110万，外国到中国的留学生是29万，这个是相差非常大。    王辉耀：对，而且读学位的只有11万多。    邱震海：同时，在辉耀兄的书里面讲到，可能在这110万里面，中国在外国留学生里面相当部分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有句话嘛，北大清华成了美国哈佛或者英国剑桥的培训班，中国用最多的技术、教育的费用为美国培养了顶级人才。    崔大伟：对，他们现在说美国的硕士生最大的数量就是从大陆进来的。    邱震海：最优秀的中国学生跑到了美国，跑到了西方，但是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大部分却并不是在所在国最优秀的青年，这种数量上的反差，加上结构上的差，其实已经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了。当然我们要区分三个概念，一个是人才的流动，另外是人才的流失，另外一个是人才的浪费。人才的流动，我们是应该正常鼓励的，全球化人才流动，但是人才的流失才是应该我们感到真正应该警觉的，所谓人才流失就是他永久的离开了祖籍国，他带走了他的身份，带走了他的资金，带走了他的技术，他不可能再用他的知识，用他的财富来为祖国服务的。    崔大伟：但是他可以从国外，可以做一些为国服务的。    邱震海：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就涉及到20年前我们在海外留学的时候，当时说回国服务，还是为国服务，如果你的基地依然呆在国外，当然也可以用你的项目、用你的资金、用你的技术为国服务，但这种算不算人才流失?    王辉耀：这个实际上可以有意识的通过一些政策的改进来弥补一部分人才流失，比如说现在开始有政策，我们可以出台一些政策，就是能够鼓励来回流动，也会是一个促进人才的环流。    邱震海：人才之所以难以回来，出去了就不回来，坦率的讲，涉及到一个人才浪费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国内人才没有创造出他应有的价值，这当然是一个很沉重的问题，等一下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来进行探讨。现在其实中国可以有很多的战略，有国防战略，有经济战略，有能源战略，有产业战略，有科技战略。    崔大伟：也有人才战略。    邱震海：但是最主要的是一个人才战略。    崔大伟：2005年已经开始有一个人才的奖。    邱震海：而人才战略，我们又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中国要吸引自己的海归，送出去的人要使他能够更多的回来，另一方面注意一个正在向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走的所谓的大国，应该有这么一种格局、这么一种架构、这么一种气势能够像美国那样吸引一流的人才。二战结束以后，当美国和苏联分别攻入德国之后，两个国家分别都在掠夺资源，苏联集中精力是抢机器，抢设备，可能抢军火。而美国则是有选择的抢那些高学历的德国科学家，甚至创造过原子弹的德国科学家，把他们作为战俘，运到美国，几年之后可能就高低立显，也许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崔大伟：你刚才谈到美国很多，我们可能以后要谈的诺贝尔奖。但是美国在这方面，从匈牙利、苏联，苏联侵略匈牙利的时候，美国也拿了很多，就是每一次苏联侵略或者在欧洲施加压力的时候，很多人跑到美国。    王辉耀：实际上二战以后，美国很多的重大发明，包括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电子计算机，所有的方面全部是在美国的科学家发明的，其中很多人都是他们抢来的。    邱震海：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中国还在13亿人口当中选人才，美国是在全球70亿人口当中选人才，这个高低立显，这个格局就不一样了。所以中国如果要赶上美国，先看看这个格局有没有到。我们先看看中国自己出去的海外留学生的回归率到底怎么样，辉耀兄的书里面有一个数据，说2009年做了一个调查，2007年时候的情况，2002年在美国获得理工科学位的博士，五年之后到2007年依然在美国的比例中国有92%，韩国42%，日本33%，泰国只有7%。    崔大伟：这个数据也要补充，中国在这方面是不好的，是92%，但是印度是大概81%，加拿大也是55%，所以人才留在美国，很多国家有这个问题。    邱震海：为什么大量理工科人才愿意留在美国?    王辉耀：首先美国可能提供了比较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他可以做助理教授，然后做教授，还有一个很好的学术氛围，包括它的研发，它的经费，还有整个创新的机制，包括学术的自由，这种创新的团队，还有包括整个国际上的交流合作。    邱震海：同时我们看看诺贝尔自然科学，我们不谈文学奖，不谈和平奖，看看理工科的得奖的人数，美国大概是233个，2012年的数据，中国只有0，坦率的讲，还比不上以色列，比不上南非，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问题，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思考，同时我们看看中国和美国聘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人数，中国又是0，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聘到一个长期拿到诺贝尔科学奖的人到中国来长期工作，而美国就占了70%。    王辉耀：有些短期的，但是确实没有长期的。    崔大伟：长期的好像到香港科大，我们刚才写上了，香港算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改了。    邱震海：勉强的，勉强的由于香港科大，中国占了一个人的比例，但坦率的讲，是因为中国没钱吗，请不到一流的诺贝尔奖得主吗，还是其他原因?    王辉耀：我认为可能是全方位的政策制度问题，比如说吸引人的环境，包括给予的条件，还有团队，还有英语的这些工作语言环境，甚至包括他们来的绿卡，包括办签证，能不能给他们一个绿卡和国籍都是制约这方面的因素。    邱震海：这些硬东西背后都涉及到一个软环节的问题。 同时我们再看一下，获得诺贝尔奖科学奖的国际的比较，我们把日本和中国做了一些比较。在2008年之前，9个日本人先后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其中只有一个是非日本国籍，换句话说8个人都是用日本国籍，而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不可谓不多，到现在为止总共有7个人，其中有4个是在中国出生的，但全部拥有或曾经拥有美国国籍，当然我们也不是保守到不允许人家拿美国国籍，但是为什么日本人拿了诺贝尔奖里面，绝大部分还依然保留日本国籍，而绝大部分的华人拿到诺贝尔奖，就是已经是美国人了?    王辉耀：这个可能有一定的历史原因，因为日本总的来讲，是一个比较保守，也像中国一样，它实际上是很保守的，而且日本人比较重视他们的文化，很多人就是同时他可能拿到国外的诺贝尔奖，也没有得到太多的限制，可能在我们，比如说我们拿诺贝尔这些人，当时还是中国在文革，在冷战时期，可能当时很多人采取了加入美国国籍，但是我估计未来咱们应该更加开放。    邱震海：我们先看看，除了人大量的流失之外，人才对中国来说就是血，血液，血液正在流失，财也在流失，最近若干年富豪移民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据胡润榜的一个调查，有将近60%的中国富豪，中国精英阶层已经移民，正在移民和考虑移民，所以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刚才辉耀兄也讲到，绿卡制度，坦率的讲，中国从2004年之后已经开始实行了中国绿卡，希望一片诚心能够吸引外国的顶尖科技人才能够来为中国服务，这已经超越了中国原来的吸收海归回来的程度。    但是我们比较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中国公民在美国拿到美国绿卡的加起来有111万，最近九年，自从中国推出绿卡制度以后，拿到中国绿卡的总共只有4000个人。    王辉耀：这个悬殊非常大，美国每年人才绿卡是14万张，另外美国每年还有人才签证发将近8万张，所以从这个上面来看，我们这个绿卡发放非常少，而且美国所有绿卡一年是一百万张，我们现在连零头都没有，而且这四五千里面，还有一半是家属。    邱震海：还有一半很多可能是华人，在拿到美国绿卡以后，然后为了在中国生活工作方便拿中国绿卡。    崔大伟：他们要在中国工作，他们就是要跑来跑去，那拿到中国的一个绿卡是应该有的，但是这里我们也没谈到双国籍的问题。    邱震海：双重国籍。    崔大伟：对，很多国家现在反抗这个政策，中国一直不愿意改变制度，要拿到国外的国籍，就必须放弃你的中国国籍。    王辉耀：这也是个制约的因素。    崔大伟：这也是长期历史的一个原因，但是我知道王辉耀也经常谈到这个，我是外国人，所以不好说，但是我想为了做好，为了更好吸引美国或者国外的公民，吸引他们回来。    邱震海：如果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现在很多朋友说什么时候能够赶上美国，现在我们喜欢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看，但是其实我们看看中国和美国在人才储备上，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这相差非常之远，如果说今天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出口国，美国是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同时中国也是最大的人才输出国，而美国又是最大的人才输入国，这两个东西显然也许使我们很多朋友能够有所清醒，如果说刚才还是我们的分析，我们再引用一下卡斯特罗所说的话，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说，他说贫穷国家要摆脱不发达的状态，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花费巨资培养出人才，最终却为发达国家服务，这阻碍了贫困国家的发展。我记得辉耀兄在你的书上曾经有一段讲到塞拉利昂。    王辉耀：对。    邱震海：塞拉利昂是非洲非常穷的一个国家，缺衣少药缺医生，但是美国芝加哥某一个医院里面的塞拉利昂的医生，所有的加起来医生的总数超过了在塞拉利昂本国的人。    王辉耀：对，它这个确实是，发展中国家60年代其实有很多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一年基础教育的投资，损失的金额达到了700亿美元，如果加起来的话，后期可能达到一千多亿美元，还是六七十年代一个数据，所以基础教育的培养，国家花费大量的资金在人才培养上，但是收割都在美国了，就是变成这样了。    崔大伟：我最近去了土耳其，土耳其现在有很多私人的大学，这些私人的大学能吸引从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还要在美国工作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现在最好的大学，这个和中国不一样，中国还是国立大学是最强的，现在土耳其是私人大学，而且国外的土耳其人很愿意回来在这些大学工作。    邱震海：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如果要赶上美国，要维持住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的话，中国的人才储备这种流血或者失血的状况到底怎么样，未来的危机到底走向何方。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讨论。    邱震海：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现场电视讨论有关人才战略。我们知道中国发展很快，但是坦率的讲，中国未来的发展到底有多少可长期支撑的一个空间，我们的能源是不是足够，我们的科技，我们的产业，尤其是人才储备是不是够?如果人才储备不够的话，也许未来的15和20年，中国会非常艰难。所以在现场，我们和两位专家进行讨论，同时在现场也有两位战略观察员也会加入我们的讨论，二位都是人才战略的专家，刚才我们用了一个比喻说中国就像一个人在不断的长大，身子在不断的长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里面的血在不断的流，也许等到有一天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看上去很大的时候我们的血已经没有了。    辉耀兄您长期从事人才的研究，告诉我，现在中国目前在目前阶段，以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近35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么一个庞大的体，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尖端人才，而我们现在缺多少?    王辉耀：中国从目前来讲，尖端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比如说可能按照科技部的统计，我们真正的高端人才可能在全国有一万人左右，就是特别顶尖的一批人才。    邱震海：美国呢?    王辉耀：美国至少是我们的十倍以上，而且现在我们比如说在很多领域，尖端领域我们很缺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航空大国，我们的飞机，仅次于美国第二大航空市场，但是我们在航空领域的院士没有几个，我们汽车现在是全世界的第一大汽车大国，我们在汽车领域，比如说尖端汽车领域的院士也很少，几个人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大量人才的流失，比如说美国现在有200多获得诺贝尔奖，在美国工作，中国这方面很少，长期都没有。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阿德麦肯锡曾经做过一个调研，中国目前这个市场上，大概需要75000个高端的一流的职业经理人，但是市场上找到有多少呢?只有5000个，这个差距巨大，差了十多倍。    邱震海：美国呢，美国大概需要多少?    王辉耀：美国这方面肯定很多，美国这方面，五百强里面占了大多数，差不多一半都在美国，而且这方面他的储备是很充沛的，包括大学的人才储备，它的政府里面人才储备，他的科研研发机构的人才储备，还有它的硅谷，基本上是世界的一个创新中心。就我们看到现在所有的这些高科技高发明这些新经济都来自于硅谷，那么硅谷里边50%的企业都是移民创造的，美国47%的科学家不是出生在美国，包括他们的科技人才。    邱震海：未来25年中国在这个需求方面一定是往上涨的，当也许有一天十年之后中国也需要十万顶尖人才的时候，按照我们目前这样流血失血的速度，您觉得。    崔大伟：一百万，中国需要一百万。    邱震海：20年以后中国需要一百万的顶尖人才。    王辉耀：我觉得至少应该要有这个数，因为中国这个基数很大，就我们的人口现在是美国的4倍差不多，那么而且我们现在就是说未来的这个发展如果要成为第一世界经济大国，我们必须要靠人才来做支撑。    邱震海：但是现在中国的人才的流失，我们的血在不断的从我们的身体当中流走，这个失血的状况比率大概是多少?    王辉耀：现在确实很严重，拿留学生来讲，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现在每年出去40万人，总数出去的大概260万人，回来的差不多一百万左右，40%左右，还有接近60%是在海外，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一般国际上常见的一般有40%、50%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我们现在大部分还在海外，关键这里边高端人才在海外的比例非常大，比如说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博士毕业生的比例，理工科的博士现在90%很多还留在了海外，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最新的统计，去年回来27万人，9万人做了留学的这种认证登记，那中间这个大量的回来还是在硕士阶段，其中包括在英国一年的硕士，而博士只有5%。    邱震海：假如说我们不知道目前整个的速度未来会不会是提升还是会降低，如果继续按照这个下降的速度往下走的话，回归率还这么一点，中国还吸引不了全世界一流的人才，而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中国需要尖端人才可能是几十万，那么这个差距届时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危机状况?    崔大伟：这个中国只是能出口，一方面就是经济发展也是一部分是靠出口，那出口的产品不可能是一个很多是什么科学方面的或者科学最先进的产品，中国一直要从劳动力出口要改为科学方面的出口，但是这个很难做，假如这个情况继续下去。    王辉耀：另外一个方面，中国面临一个新的转型，我们要从人口红利转到人才红利，要从中国制造转到中国创造，要从投资拉动转到人才拉动，那么这些方面的话都要靠人才来支撑。    邱震海：您刚刚讲到人口红利我们就想到，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中国经济一季度开始已经放缓了，而且中国在放缓的过程中，人口红利已经会下降，就是中国的生产人口已经少于消费人的，而这过程当中人才人口也在下降，到人口红利加上人才红利双方都下降的话，我需要你们给我描绘一幅图画，未来十年以后的中国的我们的图画是一片很黑暗的图画?    王辉耀：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过去这些年，我们中国企业占世界500强比例在不断的增加，我们原来只有几家，后来十几家，二十几家到去年大概六、七十家，但是我们虽然进入500强，但是多少真正是能在世界上就占领国际市场份额，能够到国际市场上开，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公司，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可能有联想、华为几家公司，为什么这个东西出不去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大量的一流的国际化人才，比如顶尖的这种世界五百强的这种高管，我们没有这批人才我们中国未来要走出去非常困难，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就是在国内各种的我们价值链的爬升，高科技企业，大的企业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一些高端的这种人才回来，特别是创业的人才。    崔大伟：对，这个也是我们中国将来还是必须进口国外的科技，还要自己的那个要做一个全新的国家很难，所以还要靠很多国外的进口国外的十倍。    王辉耀：就是我们在过去30年之所以成功，就是我们调动了国内低端劳动力的流动，减少它的壁垒，把这个劳动力全球化，全国化，全国化的人口流动带来了我们的繁荣，就是过去两亿农民工的流动，那么未来30年这个走到瓶颈了，未来30年我们靠全球化的人才流动，我们要去发挥全球人才的红利，吸引全球人才来中国，特别是要把我们出去的人也要吸引回来，再加上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人才吸引到中国来，才能给中国一个支撑未来30年的发展。    崔大伟：中国也有一个问题，假如将来依靠外国人来帮助的经济发展，现在中国的那个环境，就是污染特别严重，最近有一些报告，不少的外国人不少的外国公司不愿意去中国，最近北京的那个污染那么厉害，很多人就开始考虑，不仅是外国人，也有很多已经回国人员的也考虑是不是要留下来或者要走出去，所以可能这个也是人才回来的障碍，人才可能在这个环境之下也想出去的。    邱震海：好，中国的发展显然未来是需要大量的尖端人才的储备，而且未来的尖端的人才的需求量会不断的上升，而从现在开始中国的未来尖端人才的流失这个趋势也在不断的加剧，这种一个上升一个加剧的现象会不会导致中国未来几十年，或者十几年的时间大量失血情况存在，到底如何挽救?    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尖端人才，这个需求是不断上升的，然而中国的尖端人才从过去几年开始正在不断的流失，这个趋势可能未来几年还会不断的上升，所以一个上升一个也是上升，一个下降的话未来中国失血的状况会非常严重，但坦率的讲，坦率就非常的沉重了，这后面大家人人都知道是涉及到一个软环境问题，中国在人才战略上最大的软肋是什么?    王辉耀：我认为现在可能在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人才的吸引的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的健全，比如说最近美国参议院正在出台一个新的人才移民法，这个移民法有很多大的动作，比如说他的人才工作签证从6万5大幅提升到11万个，要开创创业签证，同时也要取消国别的移民配额，比如中国有9千就吸引9千，有2万吸引2万，这个当然对中国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方面要加强就是我们的这个环境在这个制度建设上面，比如说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投资移民法，还没有人才移民法，那么还有一块就是我们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学术氛围，我们学术的自由的这个环境，包括就是说还有就是子女入学，还有很多海归回来现在子女上学的问题是很大的问题。    邱震海：那这两个东西如果说一个是硬的，一个软的，我个人理解硬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出台一些法律，出台搞一些规定可能比较好解决，但软的问题更难解决，因为最大的问题就中国绿卡，出台9年你说不可谓没有诚意吸引人才，但是迄今为止只有四千个人。    崔大伟：这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问题就是照现在中国需要只是最好的华人，最好的留学生，需要他们回来，但是在美国或者在国外已经是一流，是最好的，那愿不愿意回到国内就是受那个体制的限制，受那个领导的限制，在美国拿到很多钱，到中国以后大概需要三四年，这个三四年之间可以认识很多人才能拿到很多拨款，很多奖学金，很多投资的，在大学或者在科学院能拿到那个钱。    邱震海：坦率的讲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中国的硬环境在不断的发展，十年、二十年之前我们有那么多钱吗?我们有那么强的国力吗?但是十年、二十年以来中国的软环境到底有没有改变?    王辉耀：我们现在是很多地方是有大楼没有大师，硬件非常好，每个可能到中国的外国人都觉得中国的硬件非常好，但是我们确实我们在吸引一些高端人才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我觉得现在还有几个问题，一个是，可能大学普遍的是只进不出，可能人才的流动没有起来，台湾在吸引人才很多方面，他们这个大学流动性非常大的，来了不行，可能就吸引新的人进来，我们现在海归没有到一定的城市可能进不了这个大学。    另外一个，论资排辈也是非常严重，这个来讲等级，包括体制内体制外的流动的障碍，还有很多人比如说我们的评选的体制，评选的机制，往往可能是不是你做的多少工作，而是你有多少关系，或者你有多少人情能够做这个事，这个方面可能给海外回来习惯了纯粹我凭学术凭本事和凭能力来晋升的这种，他还做很多额外的这种工作。    邱震海：它的软环境是非常成功的。    崔大伟：还有那个就是知识产权的问题，就是你在国外或者你在国外创造一个新的知识，你到带回来的，很可能六个月以后有别人把你的知识产权拿走了。    邱震海：好，在现场我们有两位也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也从海外回来的香港大学的法学院的博士生，听听二位的意见。    熊浩(战略观察员)：我觉得这个地方，刚才老师提到一个软环境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导致什么呢?会导致所谓的留学生或者所谓的海外人才回国之后不见得是在一个对他有利的环境当中去成长，因为刚才像王老师所提到的人际网络的问题，学术门派的问题，对这个东西对于留学生来讲可能是并不熟悉的，他并不适合，并不熟悉，也并不懂得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去生存，所以他可能回国以后选择了一个更不利于自己发展的这样一个外部环境，另外一点，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做学术的人我觉得可能跟那些已经著作等身非常有成功的学者不同，就是我们对薪资还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看重，因为这个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如果中国的大陆的高校对年轻学者的薪资有保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保证我们学术的自主性，因为有很多有些事情我可以不做了，行政性的事我可以不做，因为我可以自给自足，我就不需要做太多其他的非学术的工作，但是这点如果没有的话，作为一个学者可能要去找兼职，可能要去找各种各样其他的营生的手段，他当然会影响学术的品质。    邱震海：像你们这样的在港大的博士生学生，不一定是你本身，你们未来毕业之后的选择地可能是在哪里?留在香港还是回中国大陆，还是寻找中国大陆以外的包括西方在内的国家?    熊浩：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大陆肯定是一个选项，但可能不是最优选的那个选项，像香港肯定是一个更理想的地方，环境更加熟悉，然后待遇也更加好，但是我也在琢磨就是什么是妨碍了我最终选择回到大陆去工作，我觉得其实钱是一方面，但是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其实刚才我已经多多少少提到，就是非学术性的事务性工作对年轻学者的干扰，不必要的干扰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投身学术。    邱震海：碧君。    徐碧君：我先来说一下个人如果毕业之后的一个意向，可能我还是更倾向于回到中国大陆地区，原因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复杂，比如说我可能对于中国大陆还是有更多的归属感，或者我还会去考虑说我在其他的国家有文化差异各方面的原因，那我也来谈一下对于刚才我们谈论话题的一些看法，我觉得我们刚才讨论的很多跟美国相比较的差距和美国的一些制度研究，美国当然是毫无疑问，在世界上来看他都是人才储备的第一大国，那我们除了美国之外，其实也可以去看一看就近的一些国家或者是地区在引进或者吸引人才方面他们所做的一些努力。    比如说新加坡，因为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所以没有做过非常系统的研究，但我可以通过自己个人的例子来说一下自己的感受，在中学的时候在我们上中学的时候新加坡就有一些大学到中国内地去招学生，那么他们给出的是很高额的奖学金，并且承诺在毕业之后可以安排工作，但是他要求什么呢?他要求在毕业之后至少要工作四到六年，这就意味着这些去新加坡留学的同学在毕业之后四到六年的时间都要待在新加坡，他们可能在这段时间当中就已经适应了新加坡的环境，并在那里安家，所以这就相当于新加坡从中国大陆引进了一批能够长久留在新加坡为他们服务的人才。    崔大伟：在加拿大，去加拿大留学在大学读四年，后两年你已经开始算你要等到那个离开的时间算在内，所以加拿大在这方面没有。    王辉耀：好多国家就是读留学的可以申请绿卡现在。    邱震海：所以这些，无论来自学子的自己的心声还是中国在软环境存在的所有的问题，您觉得最后如何用一点时间来回答的话，中国应该怎么做从战略高度?    王辉耀：我觉得从战略高度来讲，当务之急要解决人才流动的壁垒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十多年前解决了贸易的壁垒，我记得当时我们要申请最后代理，要申请配额什么的，后来放开了WTO以后，当时很多人说这个狼来了，我们中国这个汽车工业就会全军覆没，但结果十多年以后中国进入WTO，我们的GDP翻了5倍，我们的对外投资翻了6倍，国际贸易翻了6倍，对外投资翻了六、七十倍，而且我们成了第一汽车大国，成了很多方面都走在前面的，所以我觉得人才流动方面，第一个问题当务之急就放开这个。    邱震海：这个壁垒更多的在政策壁垒还是在头脑壁垒?    王辉耀：我觉得两方面都有，就是政策壁垒我们也有，比如说我们的绿卡，我们的发放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签证要进一步的放宽，我们在海外要放更多的这侨胞证、公民证，我们的观念上要广纳天下人才为我所用，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那个新加坡这个签证要收的那个，就是不仅要在13亿人里选人才，也要在70人里边选人才，我们不仅要把这个放眼于海归华侨，我们要放眼全世界的优秀人才，广纳天下人才到中国，来实现中国梦。    崔大伟：我最近听到在西安交大，假如有千人计划的人回来的，假如有三四个在一个研究所，那他们的开支、他们的预算他们的钱是完全他们自己来决定，甚至校长、副校长，就是所有的那个官员不能干预他们的预算，不能告诉他们怎么做。这样有吸引力，这个也说明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我在国外是一个大人，为什么我回来了你要把我当做一个小孩，是这样的问题。    邱震海：当我们谈到中国人才问题的时候，显然我们会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后面的软环境，很多制度层面的问题，但是虽然中国有很多阻碍，有很多障碍，但是有一点我们仍然要认清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很多尖端人才，中国未来按照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未来尖端人才的流失不足，根本不足以支撑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底如何解决?也许就在你我的议论之间，非常感谢各位关注，也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寰宇大战略》，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对话

中国新闻周刊封面：移民不移国，移居不移家（之二）

    【中国国际人才快讯】2014年3月3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封面题目——加拿大终结联邦投资移民案之后，投资移民何处去。《移民不移国，移居不移家》专题文章中，以“2012-2013年欧洲投资移民政策概述”为题，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著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引述相关欧洲移民政策及数据，进行论述。其重点篇章中提到——投资移民成移民主力。客观分析了一个观点——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做的生意主要还是与中国有关，从促进贸易和人员往来的角度看，利大于弊。　　海外购房团背后的移民潜力　　在北京2013年春季房展会上，海外住房项目参展商数量已达180个，超过总参展数量的一半。到了秋季，参展的海外住房项目更是激增到260个，是2009年的十倍还多。与之相呼应的，出手阔绰的“中国购房团”也几乎走遍全世界。　　据美国全美地产经纪商协会统计，中国投资者已经成为美国商业地产的第二大海外购买者。《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援引该协会的数据称，在20133月底之前的一年里，中国人在美购房总价值达123亿美元，占当年外国人在美购房总额的1/8，仅次于加拿大，年增幅高达66%。而且在123亿美元购房款中，有69%为全额现金支付。　　金丝雀码头是英国伦敦著名的金融区，2012年，这里的新售出住房中，约三分之一的买家来自中国；在澳大利亚，中国买家同样活跃，悉尼的一家房地产开发商称，如果没有中国买家的进入，当地的房价会下降25%；而中国买家在加拿大温哥华购房者中的比例，2012年已超过40%，在一年前，这个比例是29%。　　“中国购房团”的身影不仅频频在海外一线城市活动，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甚至在已经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都出现了试图“抄底”的中国买家。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的调查分析认为，遍及世界的“中国购房团”背后，蕴藏着巨大的海外投资移民的潜在群体。在搜房国际网稍早前进行的由1200万人参与的调查中也证明，43%的人表示移民是海外置业的主要目的；其次是子女教育，占25%；投资占比为23%。　　根据“财富洞察力”咨询有限公司分析师的分析，中国富人在海外财富比例约为13%，低于全球20%至30%的平均值，故未来还有增长的潜力。而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更预计，中国人境外投资额有望在今后3年翻番。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人才流动已经成为一个主要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投资机会。王辉耀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从投资角度看，前面几十年主要是跨国公司流动，现在投资移民和企业家流动也开始跟上。　　此外，投资移民还有更多复杂动因。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富裕阶层大量增加，而海外优质生活条件和教育资源，也是他们的一个重要考量。　　“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移民是具有中国特有的家庭移民，这其实也是投资移民的一种具体细分，是以子女教育为目的，依托投资移民渠道实现家庭或子女移民，从而帮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的一种移民方式。在王辉耀看来，这种移民的方式可以达到家庭或子女定居和教育的双重目的，降低子女将来留学的各种风险。　　对于有着根深蒂固的“买房置地”的传统观念的中国人来说，即便在国外生活，他们也愿意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教育移民，于是成为“中国购房团”不断壮大的一个巨大推动力。　　资金外流带来的影响不明显　　教育移民还可能带来后续效应。在王辉耀看来，因子女低龄化出国留学后所引发的“父母在若干年随之海外移民的倾向”，已开始逐步显现出来。此外，新移民双方家长去海外“待产伺候月子”的人数比例亦在逐年增多。　　“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迅速扩大，2012年末达到了1026万人，他们占有的私人财富总额达到13.6万亿人民币。”美国《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13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指出，这一阶层的主体人群为60后及70后，虽然在他们中间，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表示自己并无移民意愿，但亦有不少人考虑将子女送到国外留学。　　中国移民人数增加的同时，也意味着大量资金被带到国外。据王辉耀估算，2011年，各国的移民署和出入境管理局数据显示，中国有1万人左右通过投资移民移居海外。按照最保守的每人投资额50万美元计算，一年投资移民资金流出50亿美元。以此类推，最近三年至少有150亿美元流向海外。　　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国福看来，资产外流并不意味着资产从中国消失。他表示，中国人无论到哪里，做的生意主要还是与中国有关。如果他们带出去的资产仍然用来同中国人做生意，那么这笔资产就没有完全流失。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国际移民输出大国，往往也是主要国际移民汇款接受国。该数据显示，2010年排在世界前10位的国际移民输出大国中，墨西哥、印度、中国、法国和菲律宾5个国家是接受国际移民汇款最多的国家，总额达到1658亿美元。　　齐立新则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移民不移国，移居不移家”，这是中国特色的一个现象。的确有不少人只是图签证方便，并没有考虑完全移居海外，他们更愿意把移民海外看作是一种“度假”，每年有将近半数的时间待在海外，其他时间仍在中国为自己的事业打拼。　　对于颇受关注的贪官携款潜逃海外的现象，刘国福建议，国家可以完善目前反洗钱，个人携带外汇处境、个人结售汇、官员财产公开、官员处境申报等方面的规定，用法律手段进行防范。　　齐立新认为，如果从宏观上来看，目前资金外流所带来的影响并不明显。“我们的外汇储备一直在增加而不是减少，我们的经济一直是在上升而不是下滑。从促进贸易和人员往来的角度看，移民的增多还是利大于弊”。　　“人才流动逆差”亟待扭转　　2011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人数为15.7万人，而美国在中国的留学人数仅为1.4万人，相差十多倍。2012年，中国在海外的留学人员总数超过113万，而外国在华留学生不到33万。相比资金的外流，因为“移民赤字”带来的人才流动上的这种巨大“逆差”更让王辉耀感到担忧。　　王辉耀将移民移进移出的巨大的逆差称为“移民赤字”。据联合会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估算，1990年，中国在海外移民数量为408.6万人，而同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移民数量仅有37.6万人；此后虽然移入人口逐步增多，但增加的数量远远小于移出人口，“移动赤字”未减反增。　　2009年，王辉耀写了一本书，名叫《人才战争》。书中披露了一组数据：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先后派出最多的近140万留学生，回归率却不到三成。而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80%、北京大学76%的高科技专业毕业生都去了美国。由于将近九成的中国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选择留在美国，美国《科学》杂志在2008年把清华、北大看作是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人才战争”尽管远离硝烟，但王辉耀认为，在21世纪这样的全球化时代，这可能是最致命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中国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免费输出大量的人才，并不是因为本国人才过剩。相反，中国的情况是：人力资源总量庞大，人才资源却非常不足；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低端人才数量客观，但高端人才却远远供不应求。”　　当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位居第二，这种巨大的“移民赤字”和“人才逆差”显得非常不相称，中国亟待除破人才移入上的壁垒。　　对此，王辉耀的建议是：增加中国“绿卡”数额，并根据不同时期的需求调整配额。而在人才签证方面，取消华人回国需要中国发邀请函以及华侨回国定居需要审批的规定，可为5000万华侨回国提供便利。　　2月8日，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美国华人专业团体联合会、中国旅美科技协会、美国中美联合商会等美国华人社团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海外华人身份证研讨会”，探讨寻求获得中国政府发放“海外华人身份证”的方式，以恢复或保留海外华人在中国的永久居民身份。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一方面是希望能为华侨回国或定居带来便利，另外也能增强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感。”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近日在最新一期的《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今后还要尽可能和更多国家签订相互简化签证直至互免签证的协议，使手持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到海外旅行更为快捷舒适，也让更多外国公民更方便感知中国，了解中国，这样就能不断扩大支持我国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　　来自中国外交部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3年10月31日，中国与世界81各国家签有互免签证协议，但这81个免签协议多数只适用于外交、公务护照或普通因公护照，适用于普通因私护照的只有9各国家，其中6个国家给予团体旅游免签待遇，3各国家给予普通护照（塞舌尔、毛里求斯、圣马力诺）免签待遇。这意味着，普通民众仍无法从大多数的官方互免协定中享受到免签待遇。　　而在签证受限制指数2013的排行榜上，护照免签国数量并列第一的芬兰、瑞典、英国，已与173各国家签有免签待遇。　　“当中国从签证大国变成签证强国，中国的公民护照来往于世界如现在很多国家那样可以获得100多各国家的免签待遇时，移民对于国人的吸引力会下降。”齐立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反过来，致力于实现“中国梦”的中国或可能成为世界人才的新“追梦之地”。英国汇丰银行2013年针对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移居者进行了一项调查研究，中国凭借较高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体验”，成为当年全球最受欢迎的移居地。

中国新闻周刊封面：移民不移国，移居不移家（之一）

    【中国国际人才快讯】2014年3月3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封面题目--加拿大终结联邦投资移民案之后，投资移民何处去。《移民不移国，移居不移家》专题文章中，以“2012-2013年欧洲投资移民政策概述”为题，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编著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国际 人才蓝皮书中，引述相关欧洲移民政策及数据，进行了证篇幅的论述。其重点篇章中提到--投资移民成移民主力。　　“在移民目的国投入了该国移民法规定的一定数额的资金，或者在该国创业并为当地人提供了规定数额的工作机会等投资活动，从而获准移民至该国的中国公民。”今年1月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中，对中国投资移民进行了界定。这份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蓝皮书，还对中国国际移民的类别进行了划分，除了中国投资移民外，还包括技术移民、海外留学生、海外国际劳工、出国旅游者和非常规移民。而投资移民则进一步细分为：金融投资移民、不动产投资移民、创业者移民、高级管理人员移民和企业主移民。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三次移民潮：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有了一次大规模的移民，很多人有海外关系的人纷纷出国团聚或移民，还有大量的留学生；第二次移民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到上世纪末，许多发达国家在这个时期开始向中国开放吸收技术移民，以及少数投资移民；第三次移民潮则是本世纪以来到目前正在发生的投资移民。　　中国移民潮是遍及世界范围内移民大潮的一部分。2013年，世界移民人口数量达到2.32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4.2%。而从2000年到2013年间，全世界移民人口平均逐年以2.2%速度增长。　　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的统计数据，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数量达934.2万人，较2000年时的549.4万人已增长了将近一倍，并从1990年的世界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传统的移民国家，是中国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国。　　“中国的第三次移民潮中，其突出特点是精英移民，包括大量携带不菲财富的投资移民。”王辉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出国学成后被发达国家吸收转化为移民的留学生，并出现了“环境移民”、“蓝领移民”和“教育移民”等一些新的移民群体。　　据《人民日报》2013年7月援引的一项数据，2007年，只有270位中国公民申请投资移民美国，161人获得批准，但到2011年，申请人数则聚增10倍，且一半以上获得批准。美国移民服务局当年的数据还显示，2013年投资美国的移民中，中国人占了四分之三。而从2008年至2012年，在获得澳大利亚投资移民签证的35000多名外国人中，超过六成来自中国。　　另据调查显示，在财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且有移民想法的中国富豪中，向要移民到美国的占40%，想到加拿大的占37%，想到新加坡的占14%，想到欧洲的占11%。　　精英外流和国际人才流动，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现象，备受关注，而国内对此的系统研究颇为缺乏。在此背景下，王辉耀和他的团队从2012年对此进行研究，并发布他主编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今年，是这本蓝皮书的第二次发布。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率先实现企稳回升，再加上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移民人数增加。”王辉耀说。

CCG主任王辉耀指出，中国需要降低“绿卡”门槛

    前不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主编王辉耀接受了人民网记者采访。在谈及中国移民现状时，他表示：“如果在国际市场有更好的投资，就像中国吸引国外投资一样，资金流出也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今日中国存在的‘移民赤字’的问题，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移民趋向。”　　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数据显示，我国接受留学生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1年，来华留学生61211名，而中国接受留学生率仅为0.2%，只有百名左右。同时，在华留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的情况下，没有资格申请我国工作类居留许可证，所以报告指出，中国签发给外国在华留学毕业生的工作签证数量为零。而报告中数据显示，2007年日本向10262名国外留学毕业生签发了工作签证，其中7539名为中国留学毕业生。　　“30%的中国亿万富豪移民到国外，但是国外的富豪能有多少移民到中国呢？现存的数据连百分之零点几都不到，这反映我国在引入人才、人口的方面还存在极大不足。”王辉耀表示，北京正在逐步建设世界城市，然而目前按照户籍人口统计，北京的国际人口还不到0.4%，如果按照常驻人口统计，可能还不到0.2%。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现居住的国际人口，还没有解放前的国际人口多，加大国际人才输入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需要做的，不仅是培养、留住中国人才，在吸引国际创业家、投资家、艺术家等各种人才方面的举措也应不断重视与加强。　　“‘2.8万亿转移资产、3成富豪移民’，这是引起我们注意的表面现象，我们要抓住的本质是中国移民需要做到有进有出。”王辉耀告诉人民网记者，世界有一部分人口流动是正常现象，但“只出不进”是绝不正常的。移民、国际人才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已经是常态化、全球化现象。现在所有的国家都在打“人才战”，如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在利用人口流动取得“移民红利”。中国近几十年一直利用的国家人口红利，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在国际发展下，能否将国际人口红利、人才红利利用好，将是中国未来几十年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提到，国际人才流动呈现出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特点，在全球人才流动的背景下，中国现行的人才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国际人才在中国的流动需求。中国亟需提高出入境便利程度，降低“绿卡”门槛，规范外籍人才在华的社保制度，大力吸引留学生，降低人才流动壁垒，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到中国发展。　　将国际人才红利引入国内，这是发达国家一直采取的人才措施，王辉耀说：“美国是在70亿人中选择，而中国现在是从13亿人中选择”。在人才流失、国际人才引入难等问题上，我国应利用国际移民的理念，突出自身的吸引人才竞争力。中国需要的不应只是硬件上的提高，在软实力、理念、政策上也要不断改革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