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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志云：公益是一个企业家的标配
理事简介涂志云，全球化智库（CCG）理事，我爱卡/信用宝 创始人兼CEO。 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公益应该是标配，力所能及为社会做些事。 美国经典励志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男主角克里斯在面临失业、妻子离家出走、长期欠缴房租，最终跟儿子无家可归时，是一个由黑人牧师打理的“收容所”收留了他。 “实际上这个黑人牧师的原型人物是真实存的。”涂志云在旧金山生活近十年，对黑人牧师的事迹熟稔于心，甚至还专门去听过他的演讲。 这位黑人牧师几十年就做一件慈善事业，在旧金山开一个小旅馆，只要是无家可归者来排队，就会提供一个晚上干净的住宿，每天20个名额，不收任何费用。 “他一辈子就干这一件事，一直在坚持，他一直坚信的理念是，人人都有权利享有，一个干净的床、一个热水澡、一顿免费的早餐。”涂志云被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小善大爱深深打动，不止一次为其捐款。虽然已经时隔十多年，讲起黑人牧师带给他的感动，仍不免感慨，“虽然是很简单的事，可是你想想他这一辈子帮助了多少人。” 涂志云带领他的企业信用宝所做的“聚爱净水”公益项目，与此异曲同工：为大凉山的孩子们捐赠净水系统，让他们喝上干净的水，并且有地方洗澡。 实际上从创办企业到现在，涂志云每年都在带着企业坚持做公益，从扶贫云南茶农，到与格莱珉银行合作，再到大凉山“聚爱净水”项目，在创业公司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然每年一个公益主题，从未间断。 作为斯坦福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涂志云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放弃国外优渥的工作，选择回国创业，先后创办了我爱卡、信用宝，深耕金融科技领域，致力于“让中国人更有信用”。 同时他认为：“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公益应该是标配，力所能及为社会做些事。” 公益是一种生活方式 涂志云的公益慈善意识，深受西方先进公益慈善环境的影响。 从1991年留学，先后就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到2001年回国工作、创业，涂志云的整个青年时期是在美国度过。他看到，美国社会从法律和制度层面保障公益形态的多元和专业，鼓励企业参与到NGO工作中。同时，公民自觉参与公益的意识强烈，绝大多数美国人每年都有一部分预算捐赠给非营利组织。 像文章开头黑人牧师那样将一生投入到公益事业中的案例，有很多。涂志云潜移默化受到其影响，认为作为社会的一员，参与公益，不是要拔高到给自己贴金的好人好事，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是建立在爱与平等基础上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时的涂志云每年也会从个人收入中拿出一部分预算捐赠给公益机构，每年也都会收到公益机构的反馈，显示每一笔捐款用在何处。由此他知道，公益不是简单的捐赠，而是要讲究方法和效率。 互联网金融与公益互联 真正将公益跟企业结合起来，始于涂志云回国创业。 当时他已经创办信用卡门户网站“我爱卡”和个人金融信用管理平台“信用宝”。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他一直有一个梦想，利用互联网金融，搭建一个完全公益的平台，把各种公益项目都放进去，实现人人可参与。 2014年，面对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借贷难、无法致富的情况，涂志云与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发起“公益互联”项目，依托“我爱卡”“信用宝”互联网金融平台成熟的运作，搭建公益性网络借贷平台，帮助云南茶农购买茶树及茶叶加工设备，实现造血式扶贫。图为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赠与涂志云(左)云南茶农生产的普洱。 经过这一次涂志云发现，原来自己公司的互联网金融借贷业务可以用来做公益，于是决定与格莱珉中国合作。格莱珉是孟加拉一家社会企业，被称为“穷人的银行”，借贷给无抵押担保的穷人，使穷人能够进行经营活动获取财富，同时银行能够赢利，可持续发展。 涂志云很认可这种可持续的、造血式的公益方式。为了更深入了解项目和实现合作，他利用休假时间，去实地考察格莱珉美国的项目。 当时他去到了旧金山旁边的奥克兰，那是著名的黑人区，治安混乱，犯罪率高，恰逢痛风犯了，涂志云拄着拐杖冒着生命危险，却看到了让他欣慰的两个案例。一个女生用贷款买了一个面包机，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面，实现自力更生;另外两个非洲裔妇女是做清洁服务的，她们利用贷款买了简单的机器和一辆皮卡，也做起了小生意。 涂志云觉得这种公益方式在中国也可落地，于是2015年，信用宝联合格莱珉中国在江苏省徐州市陆口村发起了普惠金融精准扶贫项目。 但扶贫云南茶农的项目仅做了一年便没能持续下去，跟格莱珉的合作也止步于初期过渡阶段。“当时我是很想把这个项目一直持续，但很多原因没有完全做成。”涂志云煞是遗憾。 通过这两次尝试，涂志云意识到在中国做公益需要协调的资源太多，而贫困又往往又是整体的、结构性的问题。自己最初设想的互联网公益平台，实际上落地是很难的。 “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应该说真要做这个事，那需要一个有互联网思维的慈善机构，”涂志云说，“我们做不了，我们是一个企业，只能做一个有慈善意识和慈善行为的企业，而不能变成一个慈善机构。” 复杂、庞大的项目做不了，涂志云适时调整，“我们干脆简单一点、务实一点，选择一些我们能够操作的，而且能够持续下去的项目。” 持续且务实 涂志云从“聚爱净水”的项目中找到一些感觉。 一直以来，贫困是大凉山留给外界最深刻的印象之一，贫困、吸毒、艾滋等残酷字眼挥之不去。但用水问题显然更关键，很多孩子从出生到现在没有洗过澡，饮用夹杂着泥沙铁锈的山沟水，一到雨季，水质泛黄，甚至还漂浮着虫子、草根。 于是2016年，信用宝携手我爱卡、聚投网、成都市慈善总会发起了公益众筹项目“聚爱净水”，向社会众筹爱心、为大凉山的小学增设蓄水池及人工湿地净水系统，并为金新小学捐赠15万元公益款，解决了全校21位老师、569名学生的饮用水和洗澡问题。“聚爱净水”向金新小学捐赠15万元现场。 虽然事情不大，影响的群体也没有那么大，但涂志云认为，这是实实在在的需求，能给当地孩子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真正的公益不仅仅是受助者受益，也不是简单一个个体捐赠行为，更重要的是带动广泛的参与。涂志云希望能够带动身边朋友、同事的公益慈善意识，团结大家一起参与其中。为此，信用宝在2016年年会上，涂志云现场号召员工为“聚爱净水”项目进行筹款，现场共筹集善款134120元。不仅位大凉山的孩子募集更多善款，还启发了员工的爱心，增强企业文化凝聚力。 涂志云始终相信，人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但有的时候需要一些人来组织、倡导，”他说，“所以我们作为企业来倡导员工参与公益，对于提高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参与社会贡献，都是有益的。” 凭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良好口碑，在第六届中国公益节上，信用宝还获得了“2016互联网金融企业社会责任奖”。 汇聚爱，传递爱。由此，信用宝内部正式成立了“聚爱公益”项目组，由“聚爱净水”开始，每年一个主题，一期一期开始做。 今年，涂志云决定在大凉山设立一个奖学金项目，名字就叫“聚爱公益奖学金”，通过实地考察，选择三个学校重点帮扶，对品学兼优又家庭贫困的孩子进行奖学金资助。同时项目跟中国华侨基金会合作，所有的款项都由专业的机构来监管，以保证项目的规范性。 从“聚爱净水”到“聚爱公益奖学金”，涂志云发现，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公益，更能产生项目应有的价值，且更能持续下去。每年一个项目，持续投入并且务实执行，成为“聚爱公益”坚持的原则。 假如今天是生命的终点 作为一名创业者，涂志云认为创业和公益本质上有很多相通之处，“善于发现社会问题，且创新创造性地去解决问题，给社会带来一些美好的东西。只不过一个偏经济型，一个偏社会型。” 国内的企业社会责任相较于欧美国家，起步较晚，多数企业会把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当作一种负担。涂志云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企业家本身就是社会中一群相对优秀、有担当的人，如果这些人都不去想不去做，那怎么办呢?社会总要有人带头吧?” 通过这么多年的公益实践，涂志云也发现，不一门心思赚钱，更多去履行社会责任，还会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平衡，更有成就感。 现在，除了带领企业做公益，涂志云每年仍然会有一些固定捐赠，投入到教育和社会福利领域，对他来说，公益已经潜移默化为自己本职的一部分，“一个人在发展的同时，就是要照顾别人，这是很正常的、分内的，没什么值得夸奖的。” 善于内省，也是一个优秀企业家必备的品质。在涂志云的微博上，有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在考虑如何改变世界，没人考虑如何改变自己”。 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他都时刻注意给人传达正面的、积极的导向。“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给人微笑、拥抱、支持，给人正面的鼓励，把更多的能量传递给有需要的人，我大部分每天都在做，”涂志云说，“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应该想想自己可以进行哪些调整，是不是可以更加勤快一点、更加正能量一点。” 涂志云谈起一本对他触动很大的书，斯坦福大学天才医生保罗·卡拉尼什所著的《When Breath Becomes Air》，讲述他在被诊断患有第四期肺癌后，以医生和患者的双重身份，记录下的对人性、生死的深沉思索。 涂志云花了两个小时，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觉得震撼又敬畏。“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人生不就是这两年的放大版么?最后因为癌症或者别的什么原因，都会走，其实没有太多时间的。假如今天是生命的终点，我们准备好了么?” “该尽的责任去尽，该爱的人去爱，该付出的付出，该追求的追求。”涂志云对自己，也对我们说。文章选自新华网，2017年7月21日
2017年7月24日 -
宝时得高振东：“隐形冠军”如何打造“中国智造”名片？
近年来，“走出去”道路上投资主体呈多元化发展，民营企业在海外投资占比中不断攀升。制造业的海外投资势头依然强劲，在中国“智造”输出的过程中也涌现出众多民营企业。 “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带来新的机遇，怎么走好中国“智造”输出这条路，如何加强自己的竞争力，打造高端品牌，是中国企业讨论的热题。对此，CCG常务理事、宝时得机械（中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高振东在国务院参事室主办、全球化智库（CCG）承办的中国企业“走出去”50人论坛上接受了人民日报国策说的专访。“视频观看”“智造”时代，民营企业要涌现“隐形冠军” 四个人，一间公寓，1994年宝时得从电动工具代工起家。2004年，经过6年研发积累，宝时得在英国首发了自主品牌“威克士（WORX）”。今天，宝时得的机器人割草机已经占据欧洲50%市场份额，在德国，“威克士”已经力压曾经的代工客户、德国著名企业博世。如今宝时得拥有一千万台/年的生产能力、业务遍及100多个国家，高振东本人也被评为“福布斯亚洲十大商界人物”。 尽管如此，高振东仍然将宝时得归为“面广量大”的中小企业，他认为，中小企业正是经济强国的中流砥柱。“提到德国制造业的繁荣，很多人想的都是三大汽车制造商、拜耳等制药公司、西门子等电子公司。但表象之外，真正造就繁荣的是‘隐形冠军’。”他援引德国学者赫尔曼·西蒙的发现，德国的出口贸易乃至整体经济的持续发展，主要得益于中小公司，尤其是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却“籍籍无名”的中小企业。 “很多民企同仁和我说，能够弄潮的、转型的都是大型国有企业，我们能够做什么呢？”高振东说，宝时得就是由代工成功转型研发，打造出自主品牌走向全球市场的企业，“我们能做成，就证明千千万万的民营企业也能做成。”谈到转型和“走出去”，高振东谈到三点经验： 第一是决心。高振东谈到，今天的中国企业都想做品牌、做转型、做高端，做最高价值链——这注定是不平凡的路，一定会遇到困难，而困难面前决心非常重要。问及对当前经济形势对企业的影响，高振东态度乐观：“宏观经济再好，也有很差的企业；经济环境再差，也有好企业。怕的是别人都好自己不行。越是经济下滑，企业机会越多。大家都在悲观，机会就在你的面前出现了。” 第二是人才。“任何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由于创业之初就把全球市场作为目标，宝时得一开始就面向全球建立人才体系。“外籍人才重视职业发展，生怕去错企业成为‘污点’。”高振东指出，必须从企业战略角度吸纳优秀人才，再辅以优厚薪酬和环境留住人才。如今，宝时得的海外业务拓展都由所在国本土人才完成。 第三是市场导向。“消费者是一个个群体，产品要盯紧自己的用户人群。”高振东指出，用一个产品打动所有消费者的“爆款”思维早就不适用了，未来重点在于洞察未被发现的市场需求。 对此，高振东举了一个“一根线”的例子。宝时得在开辟美国市场之初，花园类工具已形成大规模市场，市面产品主要采用拖线式和汽油机式。“拖线式割草机有根线，汽油机式割草机要买汽油，都不方便。所以我们想到用充电式，果然大获成功。”今天，欧洲家装连锁超市里的宝时得充电式花园工具，售价都高于欧洲知名品牌。研发造就品牌，政府知识产权保护须加力 虽然在欧美市场取得了不斐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面对“一带一路”大市场，宝时得不打无准备之仗。“为了开拓印度市场，我们已经做了一年的调研工作，今年应该会有动作。”高振东认为，在发达国家做得好，不代表一定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做得成功。“‘走出去’，还是要去理解不同的市场，根据不同的市场制定不同的战略。” 在高振东的价值链视野中，制造在价值链的低端，往上一点是研发，站在最高处的是品牌。“品牌是什么？品牌就是客户愿意为了你的名字多付钱。”这些年，宝时得经过了“从贸易到实业、从贴牌到品牌”的三次转型，高振东谈到，品牌建设一直是贯穿其间的主题。 “品牌的核心是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价值，提供给消费者更好的东西，解决其他品牌没法解决的问题。做不到‘比人家好’，投再多广告也没用。”高振东介绍道，为了做高端品牌，宝时得投入研发的比例在6%—7%，几乎是行业平均水准的3倍。 经过多年发展，宝时得自主品牌的销售占比从0%提升到了85%，而且价格跟世界一线品牌处于同一个水平。据欧洲著名调研公司GFK的数据显示,宝时得交流产品的市场平均售价高出欧洲著名品牌2.5%,直流产品高出12.4%。旗下WORX品牌已经成为欧洲市场上价格定位最高的品牌。截至目前，宝时得已在全球累计申请专利超过4000件，其中创新发明专利达50%以上，位居同行业前列。在电动工具领域，宝时得创造了10多个世界领先的技术，带动了世界电动工具技术的革新，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近年来，国家制定很多政策帮助企业走出去，企业自身也在苦练“内功”。但高振东指出，如果产品刚推出就被对手复制，这会给研发者带来很大压力。“企业走出去，政府还需要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加大力度。”高振东感触颇深地说。 很多制造企业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面临着巨大的经营压力，甚至面临生存危机。那么，智能制造是不是帮助企业走出困境的“救命稻草”呢？高振东提醒，企业不要盲目跟随，要保持理智，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智能制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为‘智造’而做‘智造’，要考虑智能制造的投入能否支撑你继续投入产出，要走逐渐深化发展的道路。”他强调。文章选自人民日报中央厨房，2017年7月20日
2017年7月24日 -
沈南鹏：创业公司要先长大，后伟大
沈南鹏，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1职业精神大量的创业公司最后没能长大，没能成为预想中的“伟大”的公司，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企业有没有很强的执行力和团队文化。这一点对初创期企业适用，对大公司也适用；对跨国公司适用，对民企也适用。那么，怎样才能建立很强的执行力和优秀的团队文化呢？强调Professionalism是核心之一。Professionalism（职业精神）涵盖很多方面，有些是表现在非常细节上的。比如，1992年我从研究生毕业找到华尔街工作的时候，朋友们告诉我作为华尔街的Professional（专业人士），首先要把着装改一改，耶鲁学生时代穿的衣服不适合了，投行标准的服装是白衬衫、领带和深色的西装，还得加袖扣。但其实外表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职业的行为。1.专业的知识和能力必须在你所在行业里面成为专家，但这对于一位有志成为管理者、领导者的人来讲知识应该是多方面的。如果你是学工程的，当走到一个中高层管理位置的时候，可能也要了解财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参加EMBA、FMBA这样的课程，因为这里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全方位了解企业管理、提升领导力等的学习交流平台。2.团队精神我们需要在团队之间建立信任、尊重以及体谅。“体谅”这个词非常重要，尽管它放在最后。当你的同事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达到大家期望值时，你要给他一些理解，同时给他尊重和鼓励，能够让他在落后的地方补起来。3.价值观我们今天经常在说正能量，你对待客户、合作伙伴的态度是怎样的?你对周围的朋友、家人是怎样的?善待家人、善待同事，也这是我们价值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过度营销或欺骗客户，尽管可能在短期内能够达到某些目标，但这些最终都会损害公司和你自己。4.责任心每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每个细小的工作，都要有最佳完成任务的责任心。因为团队成员期待你最佳地完成这项任务。5.解决问题的能力商业社会中很多问题会比书本上的复杂很多，你必须要想出创造性的方法解决问题，因为没有现成的答案，书本上不会教你，你的老板不会教你，你的同事也没有答案，这也是考验一个人的专业能力。你需要有能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这个过程往往是在巨大的时间压力下完成的，这是商业社会中经常碰到的。2CEO要关注的几个点1.加强战略思维作为 CEO，你要在创业第一天就做好心理准备和技术储备。要想到，如果巨头进入这行业，你会如何应对？这里有战略的选择问题。2008 年，京东面对的是市场上已经有发展巨大的电商平台，刘强东选择了自营电商的道路。那时候还没有一家公司，包括线下零售商，能够真正在供应链、仓储和配送这几件事上都做好，但事实证明他这个与众不同的战略选择是正确的。2.深度参与产品做好用户体验并不需要你是技术或编程高手，但你必须重视产品和用户体验。CEO 肯定也是产品经理，团队负责执行，但 CEO 应该深度介入并参与，帮助团队打磨产品。3.提前培养年轻人空降高管的失败率是不低的。成长型公司天天都像打仗，战况瞬息万变，突然来了一位大公司的高管，他能很快适应吗？不一定。我倾向于找年轻人培养，他们可能没那么多经验，不一定非得是顶级 MBA或投行或咨询出身，但要有想法和好的商业感觉，与团队的核心创新理念吻合，再让他们和公司一起成长。怎么对他们进行培养？实战就是最好的培养。你让一个有潜力的年轻人在实战中学习成长，他会远比在大公司里从事程序化的工作进步快很多。如果一家公司多年以后还都是最早的创始高管们在担当所有重要角色，年轻人没有机会成长起来，恐怕是会有问题的。4.重视数据分析在创业公司里往往有一个部门是被轻视的：财务部门。这是一个认知偏差。当然钱是生命线，融不到钱你再多宏图伟略都无法实现。但好的财务部门是公司业务的重要参谋。美国的五百强企业里，CFO 接替退下来 CEO 位置的不在少数。CFO 要帮助 CEO 把公司的业务健康状况看清楚，帮助 CEO 把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算清楚。当然 CEO 也要是会算账的人，不能拍着脑袋决策。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数字是大部分公司都必须关注的:第一个是毛利率。它决定了一家公司有没有真正的议价能力或者定价实力，这是 CEO 需要关注和保持敏感的一个数字。第二个是单位经济。比如说， 互联网 OTA（在线旅行商）一个客户的综合收益是多少？首先你要获取客户，这个需要成本；其次有转化率和流失率；再接着，服务客户时运营需要成本，应该具体分析到每一个环节。考虑能不能降低收购成本，做好用户体验提高转化率，用技术手段减少运营成本等等，每个环节都需要量化。CEO 不是那么好当的，定战略、重产品、带团队、算好账，一个都不能少。3五个物理学定律的启示在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之下，每一位企业家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想保持不败之地最危险的行为就是拒绝改变。幸运的是，危险与机遇并存，一旦决心着手变革，变革速率将有可能呈J型曲线发展，增长速率会随着时间逐渐增大，从成本优化、绩效优化、效率优化逐渐过渡到变革优化。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几个最基本的物理学定律诠释出商业发展与变革的规律：1.摩擦力越大，增长越困难（牛顿第一定律）。运动中的物体有维持运动的趋势，静止中的物体有保持静止的趋势，除非受到其它物体的作用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人的天性是厌恶改变，倾向于仰仗既有经验，下意识地抵抗自己所不适应的。然而追求创新与变革，就需要克制这些与生俱来的弱点，需要每一位企业家去鼓励企业的风险文化、激励员工勇于快速试错、勇于丢弃停滞的工作流程、逐步建立去中心化的团队、善于授权建立自下而上的创新。2.始于精简，保持精简（牛顿第二定律，F=MA<合力=质量×加速度>）。规模往往是增长和创新的敌人，小而美常常是发展之道。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谨记始终保持一个轻盈的体态。道理很简单，因为一个作用力对于一个质量大的物体几乎起不到作用，但却能轻易推动质量小的物体，并让它加速前进。优秀的企业家务必随时警惕规模成长陷阱。公司存在冗余现象是可以预防的，它所呈现的早期信号包括：企业开始强调物理条件和设施、注重形式而非内容、管理人员的膨胀、不强调量化指标，反而强调不可量化的事物。企业家需要始终要关注的是真正重要的指标，包括客户、订单量、营收、毛利、流失率、盈利能力、现金流，让真实的数字说话。3.在压力下发展（理想气体定律，PV=nrT）。理想气体在处于平衡态时，压强，体积，物质的量和温度间关系的状态方程。压力、体积、和温度之间，永远存在一个平衡。这就好比在企业快速发展过程中，资金成本、发展速度极限、市场规模、单位效益之间也存在一个最佳平衡点。企业发展中一定要保持阶段性的产品的专注和领域的专注，不要盲目扩张。4.充分利用你的灵活性（机械杠杆定律，M1 x a = M2 x b）。初创企业需要善于把握机会，借势借力，与大象共舞。对于一个大公司来说，它很可能认为其最主要的对手就是其他大公司。但实则并不尽然，通过借助杠杆效应，初创公司也能以小博大，它们可能才是大公司真正的对手。初创公司的优势非常鲜明，简称“5S优势”。包括：Stealth——隐蔽；Speed——速度；Smarts——才智；Svelteness——精简；以及Simplicity——简单。这些灵活性不容小觑，具有颠覆产业巨头的巨大潜力。5.熵增原理（热力学第二定律）熵（无序指数）随时间推移而增加。以Google为例，其员工“无序时间”的产物包括GMAIL，NEWS，GOOGLE NOW等优秀产品。另外一个关于无序增加的实例是，现在随着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迅速普及，信息传播无序化特征越发明显，整个传媒生态也在往社会化媒体方向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企业的任何一则正面或负面的消息内容都会在社会化媒体下达到指数级的扩散速度。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互动也随之越来越紧密，特别是面向大众消费群体的企业，客户决定了企业品牌的成败。因此，任何一家企业都需要在社会化媒体环境下不断培育新的视角，销售、公共关系、客户服务、业务拓展等功能都需要融合社会化营销以帮助企业提升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扩大产业影响力。文章选自第一财经，2017年7月18日
2017年7月24日 -
王辉耀：中国留学状况牵动全球留学态势
文 |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就国际留学大形势看，留学热点地区正逐渐向欧美发达国家之外更广泛的国家和地区发展。2015年国际留学规模保持平稳增长，国际留学生占全球高等教育总在校生比例仍在不断攀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美国、英国、中国等八大国际留学生留学目的地，接收国际留学生人数相比2013年增长6.9%，达到3123398人。而在这八大留学目的国中，澳大利亚的国际留学生比例傲居榜首，占其高校在校生人数的17.97%，美国该比例为3.87%。在国际留学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同时，留学热点地区的转移与扩张也悄然而至。尽管传统欧美国家仍是目前主要的留学目的地，但其关注度正逐渐向亚太、东盟、拉美国家和地区扩散。从国际留学生接收比例上看，以美、英为代表的传统热门留学国家，依旧吸引着大批国际留学生，仅美英两国就接收了全球22%和11%的国际留学生，而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法国，虽接收的国际留学生比例有所调整，但仍保持着较大的吸引力。而相对弱势的传统老牌留学国家，如西班牙、比利时等逐渐被中国、加拿大等所取代。留学潮加剧教育全球化 国际留学规模的扩大也加剧了“教育全球化”趋势。“吸引外国留学生”和“鼓励本国学生出国留学”并重的思维开始显现。传统的留学目的国在积极吸引海外留学生的同时，也积极鼓励本国学生“走出去”。美国亿万富翁苏世民先生在清华大学设立奖学金的初衷，就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欧共体高等教育区的建设——Erasmus Mundus计划，以及清华大学在美国设立的第一个实体校区和国际合作教育科研平台——全球创新学院（Global Innovation Exchange Institute，GIX）在美国落地，都是这一趋势的突出表现。 在国际留学蓬勃发展的大潮中，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留学大国，我国国际留学情况将牵动全球国际留学发展态势。2015年，我国在海外留学生为126万，约占全球国际留学生的1/4，也就是说，每4个国际留学生中就有一个中国人，中国的海外国际留学生对国际留学态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从2015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占两国留学生总人数的比例均已超过30%；而该比例在其他英语国家也保持较高水平，如在澳大利亚达27.3%，在英国则为18.8%。中国留学生占比高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更为明显。2015年，中国留学生占日本国际留学生总人数的55.9%，韩国更是高达62%。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15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达404.21万，按照2010—2015年年度留学人员增长速度（12.9%）来估算，到2021年，当年留学人数将突破100万；2022年左右，我国留学人员总数将突破1000万，这个庞大的群体将对国际人才流动及中国的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留学生归国服务成热点 出国留学人员快速增长的同时，留学归国潮也正在涌起，而且留学归国人数与出国留学人数的差距逐渐缩小。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推进，留学人员发挥的“红利”也正在凸显。2015年，留学回国人数达到40.91万人，比2014年增加了4.43万人，增长了12.14%。留学回国人员不仅在“双创”领域表现突出，在从政和参政议政方面，在慈善和社会发展方面，均有优异表现。但是世界经济发展低迷，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多，人们对于留学人员的关注开始从“留学前”向“留学后”转变，从实现“成功留学”到“留学成功”的理念开始凸现。更多的家长与学生对留学的关注点从如何成功申请并出国深造，转向关注留学后的职业和个人发展。与之相适应，留学服务产业链开始兴起，更多高校和留学机构的职能开始转向留学生归国服务，为留学归国人员提供就业指导、创业辅导等留学后服务。 2014年，我国提出“来华留学与出国留学并重”的指导思想，我国也越来越重视来华留学工作。而一带一路的推动也进一步刺激中外合作办学需求扩大，吸引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来华求学。虽然从接收留学人数方面来看，2015年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留学目的国。但是我们同样看到，就留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而言，目前我国的国际留学生在中国总体学生的比例仅为0.46%，仅为美国的1/9，中国来华留学发展的空间巨大。目前北京、上海、广东已经开展来华留学生创业就业试点。但是，广受关注的高校英语课程少、来华留学生授课老师少、高校没有来华留学生学费定价权、来华留学生与国内学生宿舍分离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而且来华留学生创新创业工作签证政策还未得到很好的推广，成为阻碍来华留学发展的主要障碍。文章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年7月20日
2017年7月21日 -
张蕴岭：东盟50年的思考
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今年8月8日是东盟成立50年纪念日。半个世纪的历程，东盟的最大成就是把一个战乱、贫穷的东南亚带向和平、稳定与发展。东盟50年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取得进步的过程，它所创建的“东盟方式”有别于欧美的思维方式和制度设计，体现了亚洲的思想、文化精神和制度构建方式。 如果要对东盟50年的发展做一个总结，我看可以这样表述：在行进中探索和进步。行进是一个发展与建设过程，探索是一种坚持不懈的努力，而进步则是不断取得进展。东盟从最初的五国，逐步扩大，先后吸纳了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达到10个成员国，把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纳入到一个区域合作组织的框架之中(东帝汶独立后，东盟也把其纳入合作进程，接纳为观察员，成为正式成员国只是时间问题)。东南亚地区曾是一个矛盾多、战乱不止的地区，通过地区组织的协调与推动，如今成为大局稳定与和平的地区。东盟以推进经济合作为重心，逐步由优惠关税区，到自由贸易区，再到共同体，当年东盟成立只是基于一纸宣言，如今实现了基于法律基础的区域组织构建，即东盟共同体。 从外部关系看，东盟利用自己的区域组织地位，构建起与其他国家的对话、协商与合作机制，逐步构建起多个“以东盟为中心”的平台，就双边、地区以及世界的重要问题开展对话，发展合作，不仅提升了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而且为促进地区和平作出了积极贡献。 东盟50年来一直在抓和平与发展这个最大的公约数，求同化异，以共识和责任集聚合力，以包容性扩大区域合作的共利基础。“东盟方式”借鉴了欧洲合作的经验，以区域合作创建区域和平与发展，但是没有沿袭欧洲的路子，以区域合作（cooperation)，而不是区域治理（governance）来实现区域的利益聚合，以共识而非强制来推进合作进程。 “东盟方式”的内核是亚洲文明中的宽容与包容性精神，即尊重多样性、照顾差别性和进程渐进性。当然，在推进区域合作进程中，这些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是能够使进程可持续的行进，并不断取得进步，缺点则是有时很难达成共识，或者让一些共识得不到落实。这也是人们对东盟的评价会产生很大分歧的原因:当审视东南亚因为有了东盟而成为一个稳定、和平与发展的地区时，东盟的存在和发展功不可没；而当研判它作为地区组织在推进合作进程上往往软弱无力时，东盟又不像是一个成功的区域组织。最近，有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东盟国家的公民对自己是“东盟人”的认可度很低，创始成员泰国人的认可度最低，只有10%。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表明东盟建设失败吗？我认为不能这样简单下结论，因为东盟的发展是以维护成员国的主体地位为基础，坚持最低程度的区域组织权利，让区域整合更有利于各国独立自主的发展，而不是以区域合作组织替代主权国家。因此，对“东盟人”的认可度低并不能与对东盟的认可度低划等号。 如今，我们研究东盟，特别是审视东盟50年的发展历程，需要一些新的视角，特别需要有亚洲的视角，即基于亚洲的历史、政治、文化来进行思考，因为以往的区域理论和实践大都以欧洲的合作为模板，成功与否基本上是以是否逐步提升区域治理的水平为标准。欧盟的危机，包括欧债危机、英国退欧等表明，现实的“欧盟模式”并非是一个完美的模式，也并非一个固化的结构，所谓模式，无非是指方式与结构，它们实际上是变量，是在发展中不断进行调整的。 世界其他地区构建的区域合作机制也不少，比较而言，东盟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其突出的特征是进程不间断，一直往前走，不断取得进步，对本地区和相关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东盟的发展没有出现大的危机，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其灵活性特征所提供的内在生命力。在当今世界和地区处于一个大转变时期，在多重矛盾交织之时，也许，“东盟方式”所提供的经验和启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中国与东盟国家比邻而居，是具有地缘和亲情的特殊关系。中国与东盟打交道26年，正如东盟本身50年的历程，也是在行进中探索和进步。中国—东盟关系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保持前进和取得进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方式”（协商合作，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与“东盟方式”比较容易对接，因为，作为亚洲国家和生于斯、长于斯的邻居，更容易进行沟通和相互理解。从更大的视角和更深的意义来看，中国与东盟是在为探求构建基于命运共同体利益和精神的新型国家关系和地区秩序而努力。文章选自世界知识期刊，2017年7月20日
2017年7月21日 -
李稻葵：为什么学区房远比清华学历值钱？
专家简介李稻葵，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在经济方面，一个大学的毕业生包括清华毕业生，收入是不断上升的，很难用短期内的经济收入来衡量。从长远来看，清华学位带来的人力资本溢价应该是相当高的。 清华学区房为什么远比清华学历值钱？其中固然有学位房承载投资功能、个人成就感等多重原因，但其根本在于，清华所在的五道口虽然聚集了众多精英，但其过去20年新建的楼盘主要是办公楼，住宅极其稀少，导致这一“宇宙中心”房价居高不下。同时，现行土地制度下，五道口附近的农村土地和机构用地，也难以转为住宅用地而加以开发利用。换言之，房地产问题出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供给方面。 一些家庭经过长期奋斗，终于把自己的孩子送入了清华大学，而孩子毕业后却买不起清华附近的学区房。这一问题其实不难解释，我先分析为什么清华大学附近的房价如此之高——这是房地产泡沫之下一个更有意思且尚未被仔细挖掘的典型案例。 五道口——“宇宙中心” 清华大学东门外，在我1980年初入清华读书时是一片农地，只有一条小路通向清华。小路外面是双清路，它只能容下两辆汽车并排通行，却一直通到清河毛纺厂。 清华东门那时非常荒凉，每天下午（尤其是冬天的下午）4点以后，我都像很多同学一样，从东门出发，跑步到五道口的铁道线，然后折返经过北门附近那座现已弃用的火电厂，回到清华，全程5公里左右。那时，清华学生学习用功，也特别重视体育。大家都争先恐后地锻炼，希望在1500米赛跑这样的达标测试中取得好成绩。 时过境迁，现在这片土地完全变了样，广义称为五道口，又被戏称为“宇宙中心”。 5万vs 10万：优质学区加持，住宅身价倍增 这片地区房价高的确与学区有关。其紧邻清华，往西一站地铁的距离即到北大东门，有清华附小、北大附小、中关村(7.03 -0.14%,诊股)一小、中关村二小、中关村中学以及稍远一点的101中学和清华附中等优质学校。 学区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高房价呢？这里有个很好的对比。 这一地区的住宅因为属于学区房，楼价普遍接近甚至超过10万元/平方米，例如在五道口、成府路南边有一个水清木华园小区，楼龄约为15年，其房价已经接近10万元/平方米。 而一路之隔、地理位置更加靠近清华大学的另一处公寓房（也是70年产权），最近才涨到接近5万元/平方米。其原因是该公寓房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让房产所有者“落户”，也就不能享受学区待遇。该公寓之所以不能落户，是因为之前一直未能加入居民委员会，因此中关村派出所不同意落户，而不能加入居委会的原因是业主委员会迟迟不能成立，因为业主来自全世界各地、太过分散，且附近是五星级酒店，酒店的很多设施与该楼相通，情况比较复杂。我经常与身边的年轻同事说，可以考虑趁现在该公寓楼不能落户、房价尚低时入手，落户问题迟早能解决，届时房价一定会“跳升”到与周边小区相当的水平。 住宅与商业地产之争 五道口被清华同学戏称为“宇宙中心”，因为这儿极其繁忙，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周末和节假日也是如此。这里聚集着众多年轻创业者、青年学子和专业人士。可是在这方圆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过去20年主要的新建楼盘都是办公楼，住宅极其稀少。 办公楼包括大约50万平方米的清华科技园，它由七八座25层左右的高楼组成，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科学院新建的办公楼。 与办公地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20年新建的住宅楼盘，数来数去能想到的大概只有三四个，其中包括刚提到的水清木华小区，其楼盘面积大概也就是不到10万平方米。另外一个较大的楼盘是15年前建成的华清嘉园，大概有15万平方米左右的建筑面积。此外，还有唐宁ONE，它是均价在15万元/平方米左右的高档公寓。而上述尚不能落户的公寓，总面积5万平米左右，10年前竣工，其出身的名目是清华科技园的配套设施。这样看来，与上百万平方米的商业地产相比，住宅地产的供应真是屈指可数了。 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住宅地产严重供不应求，其价格迅猛上涨。以华清嘉园为例，其开盘单价也就是3000多元，现在已过12万。当时在这里购房的胆子大一点、也有闲钱的老师，如今已经是千万级的富翁了。这些老师现在大部分早已搬出华清嘉园，因为华清嘉园已经成为留学生尤其是韩国留学生以及青年学生的租房地，人来人往非常嘈杂，不适合拖家带口的居家生活了。 哈佛和斯坦福的案例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绕一个弯，暂时离开五道口，来观察一下哈佛和斯坦福附近的房地产。 最近一百年来，哈佛大学已成为一个带动周边经济不断发展的高等教育典范，但是，哈佛大学周边的土地主要是居民所有，除了小小的哈佛园（Harvard Yard）外，哈佛没有校门。大学与城市完全融为一体。那么，哈佛大学如何满足自身不断上升的住房需求呢？ 哈佛大学早已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不断地在市场上购买周边居民的土地和房屋。但是仅此一招还远远不够，因为购买的居民房不经过哈佛所在的坎布里奇市的规划委员会允许，是不能改为办公用房的。所以，哈佛大学需要不断与坎布里奇市的规划委员会进行抗争，力争把一些居民房改造为办公楼，因此，哈佛大学与坎布里奇市的关系经常是非常紧张的。 此外，哈佛大学对自己已有建筑进行改造，也会受到坎布里奇规划委员会的干预。规划委员会是由居民选举产生的，它所考虑的往往是现有居民的利益而非城市的整体发展，因而引发了许多荒唐的故事。比如说，2010年哈佛大学在改造一栋办公楼时，设计师在坎布里奇路的两边设计了完全对称的两栋楼——现在成为了亚洲中心及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政府系所在地——为了把这两栋楼连在一块儿而不破坏街景，又设计了地下通道，但是规划委员会始终都不同意修地下通道，虽然这一点都不影响外景。据说，规划委员会中有一位委员，他的孩子没有被哈佛录取，因此非常恼火而极力反对。所以，尽管哈佛大学在全球化时代声名日益显赫，但其很难在附近扩张。坎布里奇市的GDP也很难增长，至少没有因为有哈佛大学而迅速上升。 正是苦于长期搞不定与坎布里奇市的关系，金融危机爆发前，哈佛校长萨默斯决定跨过坎布里奇，到查尔斯河对面的小城奥斯顿发展，因为奥斯顿有很多空置的土地，那里目前有哈佛的体育场以及哈佛商学院。但是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发展规划一推延就是近十年。 斯坦福大学在这方面比哈佛幸运多了。斯坦福大学确实促进了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其周边土地巨幅上升。幸运的是，斯坦福大学校园之前是个极其巨大的农场，斯坦福大学的外号因此而成为“农场”。斯坦福大学不愁地，为了应对高房价，斯坦福大学拿出自己一部分土地，开发成拥有大产权、小产权出让给教授的住宅。按规定，这些住宅只能卖给斯坦福大学自己的老师，这就部分解决了硅谷房价高给斯坦福大学带来的发展难题。 清华和北大也在部分地模仿这个模式。清华在附近的清河购置了部分土地，在此建了小产权房出售给教师，也是像斯坦福大学一样规定只能在校内转让。这也部分对冲了五道口房价高涨的因素。 住宅用地供给的机构困境和农村困境 五道口附近并不是没有土地，但是这些土地很难拿出来进行开发。 这里的一类土地由东升乡所有，在五道口这样高房价地段的中间，却仍然保留了一个乡，而没有纳入城市规划，也多少有些出人意料。至今东升乡仍然保留着自己的卫生所和乡办公机构，这里都是一片5层楼左右的低矮房子，完全可以通过土地置换提高容积率来开发利用。但是，一个乡的土地要改成城市用地，乡政府本身并不能直接得到很多好处，因此这种交易也很难进行。 另外，五道口附近机构林立，包括清华大学和科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自己的土地，但这些土地都属于机关用地，不可能转为住宅用地开发。比如，科学院的楼，最近几年也是不断更新，从5层转成了15层，但是一栋接一栋都是办公楼，都不能转成住宅用地。清华校园有近6000亩土地，是全国没有另建校园的高校中面积最大的一个。清华园里有大量低矮的四五层的住宅和宿舍楼，这些楼也很难改造成容积率稍微高一点的，比如七八层的住宅，因为现有的居民很难拆迁，更重要的是，清华大学对于自己的土地并没有百分之百的处置权。 这就形成了一个困境，那就是虽然房价高，但是土地很难被拿出来进行住宅的建设，很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提供解决的方案。这恐怕是中国各大城市的一个通病，而北京尤其突出。 清华毕业生为什么难以负担清华学区房？ 最后分析一下为什么五道口的学区房房价如此之高，远远超过一个清华大学高才生毕业所及的经济能力。 首先，父母送孩子上清华的目的之一是获得人生的一种成就感，而这种成就感往往来自于非经济的因素，包括个人的幸福感和社会的承认。因此，即使毕业生工资不高，父母也期望孩子上名校。 其次，在经济方面，一个大学的毕业生包括清华毕业生，收入是不断上升的，很难用短期内的经济收入来衡量。从长远来看，清华学位带来的人力资本溢价应该是相当高的。 更重要的是，五道口附近的高房价，是一个投资现象，高价房并不像昂贵的萝卜白菜等消费品一样让人望而却步，只要投资者预期未来的房价持续上涨，就仍然会有人不断进入。这应该可以解释房价高与学历、与高才生的收入难以相比的问题。文章选自经济学家圈，2017年7月19日
2017年7月20日 -
郑永年：制裁？战争？中印之间没被看清的问题
最近，中印边界事端再起。6月26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连续对印度媒体“爆料”的“中印边境两军对峙”事件进行表态，外交部发言人更是拿出照片，证明印度边防人员“非法越境”。截至目前，印军仍停留在中国领土上，事态仍未解决。针对这起争议事件，正角评论独家专访了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 正角评论：最近，“中印边界两军对峙”引起很大关注。有观点认为，自从莫迪上台之后，他对克什米尔有了明确的战略目标，这会导致印度蚕食中国的利益。还有就是西藏流亡政府就在印度，这会导致藏独势力越发猖獗。 郑永年：这是两个相关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印度并不是不清楚那个地方是有争议的；如果他们要占领该地区，也就会促进中国把这个夺回来。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大家都在等着谈判，因为谈判是和平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如果印度方要用武力，中国也会同样会采用武力，这会导致冲突，甚至战争。 印度挑起这起对峙，主要是出于国内的原因。莫迪上台以来，想学习中国的邓小平推动印度的经济改革，但举步维艰，要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要不有进展（例如金融改革），但激起社会的不满。当一个国家内部事情难以处理的话，就会在外面搞事。这在历史上经常发生。今天，这更是一个大趋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这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如此。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印度为什么会这样？其行为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如果搞不清背后的原因的话，就会理不清问题的本质，找不到有效的反制举措。 中国今天的克制并不是说中国害怕印度，毕竟中国现在的力量比印度强大得多。不过，保持区域和平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如果能够和平解决，那么是最好的结果。这并不是说，中国迟缓一点，就表明中国弱了。印度的国防部长说今天的印度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了（1962年，中印发生武装冲突，印度失败）；同样，中国更不是1962年的中国了。我想印度人也是意识到这一点的。不管怎么说，强硬的语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至于西藏问题，或许因为中印的边界纠纷而变得更加复杂。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印度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流亡政府的态度。这方面，中国当然要高度关切。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不太可能影响西藏地区的稳定。 正角评论：就在中国与印度在边界对峙的同时，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军队在克什米尔地区激烈交火，双方均指责对方朝己方开火并造成人员伤亡。有网民戏称，巴基斯坦这是在帮忙中国打印度，您怎么评价这个说法？ 郑永年：我认为，两起事件是偶然发生的，没有必然性。印度跟巴基斯坦是历史“仇敌”，两者之间经常爆发冲突。这次印度挑起争端，巴基斯坦进行了回击，刚好中印也发生争端。人们把这两期事件联系在一起，只是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铁哥们”。 中国与巴基斯坦拥有良好的外交关系，但这并不损害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中国同时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着友好的联系。在巴基斯坦方面，中巴经济走廊是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部分；同时，中国也想与印度通过“一带一路”促进关系，但印度方面并不那么乐意，怀疑中国。在国际政治上，一个大国怀疑另一个大国，就像中国怀疑美国一样，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怎么去处理。 正角评论：之前您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处理中印关系的时候，要考虑到不把印度推向美国阵营。巧合的是，7月10日，美国、日本和印度在印度东部金奈港附近海域举行海上联合军演。面对这个局面，中国该如何理性处理？ 郑永年：如果这次“中印边界两军对峙”促进了美国、日本和印度结盟，这个后果对中国来说会比较麻烦。中国自己是不搞结盟的，只有“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与结盟不一样，战略伙伴是针对共同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而结盟是针对第三方，即“敌人”。 不过，我认为，印度也不会很乐意就成为美国的附庸。印度是一个大国，它不想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附庸。一旦成为美国的同盟，就会失去自己在外交方面的自主权。日本就是一个例子，外交上只是一个半主权国家，而不是一个全主权国家。我不认为印度会放弃完全主权，但是它为了对付中国，在某些方面会采取和美国、日本更紧密的合作，这是有可能的。如果这样，对中国非常不利。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很多智慧。 即使中国与印度发生局部冲突，也不会导致印度马上倒向美国，除非是发生大规模战争。对印度来说，就像中国搞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印度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目前来说，西方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没有很多钱去印度搞投资，中国的投资对印度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我一直强调，印度对中国来说很重要，以后会更重要，但是中国对印度缺少了解。每当发生外交分歧，民间都会喊着打回去。但是，为什么两国之间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它背后的理性是什么？没人知道。这是对印度研究不够导致的。 正角评论：有一个现象，在以往的外交争议中，有部分网友习惯主张制裁或者抵制对方。这次“中印边界对峙”事件也不例外，有观点认为，印度人购买很多中国货物，但是中国人很少使用印度商品，因此中国可以考虑对印度采取制裁措施。您觉得制裁的方式可行吗？会有效果吗？ 郑永年：发生这种事，大家首先想到怎么去制裁，这个容易理解，但是不可行。为什么印度买中国的东西，中国不买印度的东西，因为两个经济体不一样。中国已经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印度是非常有限的工业化，基本上还属于一个农业国家。印度作为一个经济体，它的开放程度不如中国。一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越高，它对外界的制裁越敏感，越封闭越不敏感。比如北朝鲜本身就是一个封闭国家，外面怎么制裁都没用。相反，制裁往往会引起被制裁国家民众的仇恨，民族主义情绪会高涨起来。 印度对中国本身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因为1962年中印战争印度失败。印度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像中国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再者，印度这个国家自身是团结不起来的，语言有一百多种，缺少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把国家组织起来，所以唯一可以用的就是民族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制裁印度，必然会激发印度的民族主义，使得印度更加团结，这对中国非常不利。如果换一下问题会好一些：中国要不要帮助印度发展？如何帮助印度发展？如何在帮印度发展的同时消解掉印度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问题才是需要考虑的，而不是动不动就想着制裁。并且中国也没有这个传统，去年中国和菲律宾等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关系很紧张，中国也没有动用经济制裁。 正角评论：我们留意到，中国民间对于印度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分歧，一方面是轻视，认为印度是一个脏乱差的国家；另一方面是称赞，认为印度在教育、科技、经济等方面发展迅猛。为什么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声音？ 郑永年：很遗憾，中国对印度的了解远远不够，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印度没有像有些人认为的要超过中国，但是印度也不是一个一些人所认为非常贫穷、愚昧的国家。中国民众只是通过看新闻了解到印度存在治安事故、种姓制度、宗教冲突等等，都没看到一个真实的印度。这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印度，就像以前西方针对中国一样。印度是一个文明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困境与机遇并存。另一方面，称赞印度的人往往接触的只能印度的上层人士、科学家和学者，了解到印度一些方面的发展，例如科技，就得出印度要超越中国的简单结论。这也不准确。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所做的研究倾向于中美关系，但是人们对美国也没搞清楚，更不用说印度了。中国现在有很多游客去印度旅游，但去研究印度的专家学者很少。这就导年轻人对印度的了解不全面，光是情绪性的东西。 无论是经济还是科技等领域，中国都在追赶美国，而印度也在追赶中国。需要注意的是，你不能忘了追赶你的人，光看着前面的人，这会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正角评论：作为亚洲地区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国和印度未来的关系走向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最近中印边境的紧张气氛使得“中印十年之内必有一战”的观点在流传，这种推测合理吗？ 郑永年：首先是冲突的规模问题。小冲突并不见得是战争。例如印巴对峙，经常导致士兵牺牲，但人们并不认为这是战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和平崛起。不过，和平崛起并不是一点小冲突都没有，而是意味着中国必须有能力控制区域性和世界性大战的发生。如果连一点小冲突都不敢，那么就只能做投降者了。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像对待菲律宾挑起的南海争端、日本挑起的钓鱼岛争端，两者之间发生了小冲突，但这些小冲突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虽然印度国内也有很多人主张借鉴中国的发展模式，但是印度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他们学习中国，是为了增进印度的利益，绝对不是放弃印度的利益。当然，两边也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在里面。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对印度做的功夫不够，像“一带一路”，中国和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都有实质性的联系，但印度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却重视不够。 长期以来，印度在战略上一直对中国有警惕，近年来这种警惕性一直在提高。比如中巴经济走廊，印度一直认为这对他们是很不利的。这些怀疑是有的，是客观存在的。现在，两国的媒体只会挑起情绪。如果看两国的媒体，好像两国很快就要开战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没有人真正去做研究，没有真正认识对方。如果你了解了对方，把握了对方，就能控制对方的行为。这对中印两国都是如此。文章选自正角评论，2017年7月14日
2017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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