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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耀：激活智库体系，民间智库要发挥“鲶鱼作用”
2017年7月13日，全球化智库(CCG)最新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研究显示，过去中国连续两年对外投资超过来华投资，中国正步入资本净输出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势不可挡。海外投资沿着“一带一路”更添助力。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新的对外投资增长点，民间智库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民间智库在中国的发展，正处于何处？对此，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在中国企业“走出去”50人论坛上接受了人民日报国策说记者的专访。“视频观看”建设“命运共同体”，中国企业是核心实践力量 “今天的50人论坛有很多闪光点，多家企业一把手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要‘三利’，对当地经济有利，对当地就业有利，对当地文化有利。” 最触动王辉耀的，正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念，早已从过去的短期承包挣钱，向长期共赢发展转变。 “ ‘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核心所在，建设‘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实践力量正是中国企业。” 王辉耀说，在英国脱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逆全球化”态势下，习总书记提出的“命运共同体”体现出大国担当，在推动、重塑、创新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和中国智库都要发挥更大作用。 “走出去”是大势，但不同时期自有不同趋势。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王辉耀透过大量的企业案例研究，作出了四点判断：第一，连续两年中国对外投资超过来华投资，步入资本净输出阶段；第二，民企在走出去过程中逐渐成为主力；第三，“一带一路”国家成为投资新增长点；第四，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始展现占领发达国家市场的前瞻和实力，以制造业为例，福耀玻璃就在福特、通用等重要车企旁建厂，从而占据有利市场。 众所周知，基础设施健全、人才储备充足、企业网络完整，中国企业“走出去”有很好的基础。王辉耀认为，6000万华人华侨同样也是很好的纽带。“我们国家70%的外资通过华人华侨引进，‘走出去’同样可以借力华人华侨。” 民间智库如何更好地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王辉耀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应当“抱团出海”，避免同类同质竞争。同时，也要注重合资共享。以前，跨国公司可以在国内建合资企业；今天，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应当建立“联合舰队”，在此过程中，民间智库可以充分发挥政策建议、经验梳理、搭建沟通平台的功能。避免路径依赖，民间智库要支持更要创新 在今年5月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作为中国智库代表的王辉耀亲身感受到了国家对智库的重视。“五个分论坛之外，增设智库分论坛，正是体现国家对智库在‘一带一路’发挥更大作用的期许。”由此，王辉耀建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智库可以建立合作机制，针对各国合作中的现实问题进行预热研讨、提出政策建议，为更好地实现项目合作，发挥纽带作用。“如果能更进一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未来也可以形成一个国际治理机制，而智库在形成社会共识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从2015年中办国办推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到2016年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对民间智库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码，但各界对促进民间智库的政策呼声，依旧不断：有的希望智库领域对标慈善领域，能享受捐赠减税优惠；有的希望通过职称评定政策推动民间智库人才建设。王辉耀认为，有这些政策支持当然是好事，但民间智库应当敢于自我创新，发挥起跟民营经济类似的“鲶鱼效应”——中国的经济市场正是由于民营企业的参与，已跃升世界第二；中国的思想市场，是否也能通过民间智库的助力，变得更为丰富和活跃。”王辉耀说。 因此，从发展空间看，王辉耀觉得，中国民间智库发挥作用的空间可能比美国更大。毕竟，中国政策决策机制非常高效，“集中力量办大事”就需要听取多方意见，因此，“未来政府不能只靠自己的政策研究室，‘货比三家’的良性选择，会有助于更好地决策。” 当前，中国现有的智库体系是个多层次结构，存在科研院所、官方背景智库和社会化团体等多种形式。与体制内智库相比，民间智库机制灵活，资金来源更多元，人员更易全球化，能够形成信息反馈迅速的全球网点，也更容易和国际接轨。王辉耀表示，民间智库需要自筹经费，近年来民营企业除了捐学校，也有积极向学校、研究机构、民间智库进行捐赠的趋势。“捐赠一所小学可以惠及数千名学生，但一项教育政策研究可以惠及千万所学校，因此在国外，像布鲁金斯学会这样的研究机构是民营企业捐赠的重点目标。” “十年前，我们谈‘全球化’，人们觉得是敏感词；但在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国家的主旋律。从敏感到不敏感再到成为共识的过程，民间智库参与其中，在营造社会共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辉耀说。文章选自人民日报中央厨房，2017年7月12日
2017年7月17日 -
刘永好：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是“千年机遇”
理事简介刘永好，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新希望集团董事长。 “我感觉非常振奋和激动，作为一个成都的企业家，作为川商总会的会长，我们正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变革、转型、发展机会。”昨日，在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大会上，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专访。 “大会回应了企业关切的问题，解答了成都怎样发展产业、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刘永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应该更注重“育商强资”，培育成都更多的中国500强企业，创建成都制造的世界500强企业；创新政策、引进创投机构，让成都的企业发展更快，成都的市民收入更多。“打破圈层概念 具有重大意义” “成都的城市、经济达到目前的规模，国家赋予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使命，我们的课题就是如何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在这个背景下，这次大会为下一步成都的发展作出了规划。”刘永好在听完范锐平书记的讲话后，这样概括道。 在城市建设上，刘永好认为成都打破圈层概念，把中心城区范围扩大，这对未来城市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做好了发展基础，做大经济承载量。”应该着力培育自己的世界500强 刘永好表示，范锐平书记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了深圳的做法和经验。“我自己也经常到深圳去，我感觉深圳的一条值得借鉴的经验是：大力培育本土企业的发展”。 刘永好说，他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育商强资”。刘永好用苏州和深圳的发展举例。苏州的招商引资做得非常好，全国一流，现在整个经济发展的势头也很好。“深圳和苏州比，在育商强资这一方面就比苏州更好。在这一思路指引下，深圳现在已经培育出多个自己的世界500强企业。”刘永好称，成都在如今的发展量级上，应该着力培育自己的中国500强乃至世界500强，培育像腾讯那样市值在全球排到最前列的企业。这样的企业能给行业上下游、周边行业带来的发展将会是巨大的。创策、创投有益成都产业发展 刘永好认为，结合产业大会的精神，成都也应该注重创策和创投。所谓创策就是创新政策，拿出新的措施和办法，深圳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创新政策，有了政策引领，一些产业就会有很大发展。 他表示，成都提出打造“五中心一枢纽”，增加了“金融中心”这一职能，这对创新创业、对成都企业的发展异常重要。金融中心能为企业提供资金，让企业、产业迅速发展。“成都提出要鼓励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创立一个千亿规模的基金，带动对成都的投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小微企业、初创企业是非常有益处的。深圳的创新企业为什么能得以迅速发展？因为深圳的金融中心功能很强，有很多的创投资本，给创新创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创投这一点上成都决议去补强，这非常有意义。” 刘永好称，成都有非常好的自然禀赋，而今成都又被国家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这是从未有过的机遇。” 刘永好最后讲到，“成都制造的新希望集团，将加大在四川，在成都的投资，争取在2020年左右迈进世界500强的行列，也希望川商总会的企业家和四川的商人加大投资，为成都、四川的发展作出贡献！”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文章选自成都商报，2017年7月3日
2017年7月17日 -
马蔚华：促进中日青年企业家交流
理事简介马蔚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原招商银行行长。 7月上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马蔚华率领中国绿公司联盟35名中国企业家赴日本考察交流洽谈。访问结束前夕，马蔚华就中日经济合作等话题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 马蔚华告诉记者，此次访日是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访日期间，中日企业家举行了主题为“匠心与创新：合作共创未来”的研讨会，参观了丰田、松下、无印良品等知名日本企业。总体感觉中日经济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巨大。 马蔚华说，经贸合作是中日关系的助推器。中国制造业正努力转型升级，日本提出社会5.0，两国经济上面临许多共同课题。日本在节能环保、现代农业、物流仓储、消费升级等领域的技术和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日本企业对中国将技术快速转化成生产力的能力表示羡慕。过去一年，中国对日投资成倍增长，但总额还较小。日本对中国资本积极欢迎，中国希望学习日本先进技术，两者互有需求。 考察团在京都与100多位当地企业家开展了交流，并达成一些初步合作意向。马蔚华说，。仅京都一地就有1000多家百年企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中日企业家研讨会主题“匠心与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特征。创新离不开文化传承，匠心只有与时俱进才能让传统跟上现代。 马蔚华说，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最终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只有相互交流才能相互了解，进而相互信任和合作。这次考察团中有不少是青年企业家，建立中日年轻企业家交流常态交流机制对中日经济合作未来至关重要。 在现阶段，中国两国企业家应着眼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以设立共同风险投资基金为切入点加强合作。中日经贸合作不仅对两国互惠互利，最终也能造福全球经济。文章选自环球网，2017年7月10日
2017年7月17日 -
薛澜：“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理念惠及全球
专家简介薛澜，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用于发起中国-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合作倡议，中国将“一带一路”倡议国际合作同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紧密结合，为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供来自东方的智慧与方案。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入庞大，设施使用周期长，对沿线国家未来几十年的能源消耗、资源利用、废物排放有很大影响，因此将可持续发展理念植根其中，意义是深远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近期在接受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格外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推动者，薛澜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研究核心，开展跨领域、跨院系、多学科交叉的专业研究。在他看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一带一路”提供了世界都听得懂的话语体系，两者密不可分。 “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受到广泛关注，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薛澜：从国际社会的理解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与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相关，实现基础设施之间的互联互通是倡议推进的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与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密切相连。不可否认，基础设施建设要消耗大量资源，钢铁、水泥、石料、木材……等资源，都将大量投向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的周期性非常强，“一带一路”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决定沿线国家未来几十年的能源消耗、资源利用与废物排放，短期内很难改变，这正是“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会引起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过去一段时间，有一些企业在国际工程项目建设中对可持续发展关注度不够，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关注与担心。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及时回应了国际关切，深入阐释了中国积极参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立场。联合国环境署与清华大学发起成立了绿色发展联盟，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于“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问题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并制定了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推进这项工作。 中国在“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上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薛澜：作为由中国提出的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实际上把中国带到更大的国际舞台中间，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之下。这就要求政府、企业的思维要与国际更准确地接轨。坦率地说，从政府到企业，建立国际化思维、掌握国际事务规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国际两张皮的问题，目前依然是突出的，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治理体系、管理模式及运作方式，在很多方面与国际通行的范式仍有一定差异。在世界的聚光灯下，“一带一路”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很容易被放大，全世界都能看到。如果说20年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规程，中国对自身商业规则进行的改革调整具有一定的被动性，那么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就要自内向外地主动改革，这恐怕是最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挑战，正视与国际间的差异，进行由内向外的改革，这个本应具有深远影响的战略构想，就可能在具体推进中打折扣。 世界需要中国经验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可为世界提供哪些可借鉴的可持续发展经验？ 薛澜：2015年9月，联合国193个国家共同签署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计划到2030年实现17个在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三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经验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与成功范例。文章选自财经国家周刊，2017年7月7日
2017年7月17日 -
郑永年：信息技术让大多数人变得越来越愚蠢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最近，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的故事，正在促使人们对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第一代阿尔法围棋仅仅依靠记忆，完全是人工的产物，而第二代阿尔法围棋已经具有“自己”的分析能力，通过“自我学习”，超出人的控制。那第三代、第四代和第X代呢？如果人工智能演变成“细菌”，那人类就会有大麻烦。细菌具有自我复制、更新、变种的能力，永远在超越人类社会，走在人类之前，而人类社会一直在忙于应付新的变种。不过，所谓的人工智能就是由人类所创造的智能，接受了人类本身所输入的信息。如果人类所创造的技术具备了自我学习的能力，能够产生新的信息，超越人类的控制，那就很难叫人工智能了。当然，人们也可以相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人类控制技术的智慧也会随之进步。01人工智能的两大负面影响实际上，人们真正应当忧虑的是人工智能所能给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带来的多重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在发生，只是人们没有认识到，更不用说如何应对的知识准备。迄今为止，人们关切最多的莫过于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人工智能正在大规模地替代人工。传统上，技术产生产业和就业。然而，今天的技术所能产生的就业越来越少。在各产业当中，首当其冲的应当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大量的工作被机器人所取代。这种情况已经产生两个极其负面的结果。其一是收入的不平等，机器人的拥有者（或者资本）获取了高额的利润，而那些被机器人所淘汰的则沦落为穷人。发明机器人本来是为了减轻人类的工作负担，但现在演变成和人类抢饭碗，由这种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社会（收入）不平等正在加速发展。其次，技术使得政府失去大量的税收。这点和前一点相关。从前政府对人（劳动者）收税，但随着劳动者的减少，政府的税收自然减少。在全球化时代，因为资本是流动的，可以去任何一个其要想去的地方；如果一地的税收过高，资本可以选择离开到别处去。这更加重了政府税收的流失。因此，最近经济学界开始出现对机器人纳税的观点和主张；不过，如何成为现实仍然是一个大问号。技术的进步不仅仅影响就业和税收，也影响人本身。如果社会的大多数人失去了工作，或者不用去工作（如通过对机器人征税来养活人类），那他们会干什么去呢？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技术是对人的解放，人类从劳作解放出来之后，可以从事人们真正想做的事情，例如可以做义工服务、进行艺术创作等。不过，马克思等人看到的只是人类光辉的一面，忽视人类时刻堕落的本质。这一点至少可以从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的发展看出来，毒品、性、社会破坏等也经常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02互联网是民主化的使者？ 在政治上，人工智能的出现开辟了两种政治可能性，即专制和专制之下的无政府。其一，人工智能有助于政治的高度专制和集权。互联网产生之初，西方社会一片叫好声，认为互联网有助于政治民主化、公民社会的成长等，有人甚至称互联网本身是“民主化使者”。不过，至少到现在为止，互联网并不符合人们的期待。尽管互联网也赋权社会，但更赋权权力者。互联网出现后，一些国家可以说是越来越专制，当然这种专制并不是传统的专制，而是当代专制，即有效的管治。管治依赖有效的信息收集，而信息技术赋予统治者收集信息的能力是前所未有的。再者，信息技术更有可能导致大众民主的消失和死亡。科学技术是胜于一切的集权因素，这一点在美国社会反而比中国社会表现得更为突出。精英集团（无论是资本、政治精英或知识精英）可以通过垄断技术，特别是医疗、信息、金融、法律和影视等技术，利用新开拓的市场和政治领域，绕开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和政府，而实现直接统治。社会的多数在信息时代则变得更加愚昧无知（下面会论述），任凭精英意识操纵，没有多少进步的空间和时间。在民智低迷的时代，传统民主政治变得毫无意义。专制之下的无政府似乎有些矛盾，但在信息技术时代，专制和“无政府”两者变得并不矛盾。专制就是上面所说的有效集权和管制的情况，而“无政府”指以下两方面：其一，统治者的“直接统治”，即绕过传统政府机构对人民进行直接统治。今天的美国就类似这种情形。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传统政府结构进行统治，实际上特朗普对建制始终抱有“敌视”态度，数百个政府职位到今天仍然空着。推特是特朗普治理的有效工具。政治领域的情况实际上和经济领域差不多。在经济领域，技术使得很多人失业；同样，在政治领域，从长远看也会使得很多政治人物失业，只不过今天这些政治人物（作为既得利益）还在拼命抵抗，反应不是很明显罢了。当然，左派人士会说，技术为直接民主提供了有效条件。不过，如果这样，这种直接民主必然表现为高度的专制，因为在领袖直接面对大众的情况下，权力就失去了有效的制衡。其二，信息技术甚至会使得政府变得毫不相关，从而导致“无政府”状态。社会之所以需要政府，是因为社会的存在需要诸多公共品，包括法律、秩序、公共服务等，这些公共品并非大众本身所能提供，而需要政府来提供。人类社会也是组织的社会，所以通过组织（包括政府）来得到公共品。不过，信息技术已经开始改变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信息社会也可以被视为“后组织社会”。信息随手可得，社会变得越来越小，而非越来越大。人们只选择和自己相关的社会因素，而把不相关的因素排挤在外；今天互联网上的各个“群”，就类似这种情况。各个“群”之间的交换也无需通过传统的市场或组织，而是通过互联网本身。也就是说，信息技术使得社会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组”能力。信息已经大大消减了政府传统的功能，从“大政府”到“小政府”再到“无政府”必然成为一个趋势。除非政府转变功能，否则会变得毫不相关。03信息技术导致智力领域的“数字分化” 不过，信息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远远不止于经济、政治组织等方面，而已经影响到人本身。尽管“数字分化”（digital divide）早已被人们所关注，但人们关切的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而智力上的“数字分化”一直被忽视。智力方面的“数字分化”更能影响人类社会的未来。简单地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和长足进步，我们无可奈何地要面对一个“活尸人”社会。信息技术已经促成了新社会形态的出现。技术的本来意义是要解放人，但最终便使得人类成为自己所创造事物的奴隶。前面所讨论的失去工作对人类是小事，而人类最终因为不用思考而变得不会思考才是大事。自互联网产生以来，一个总体发展趋势是绝少数人（例如人工智能的创造者）变得越来越聪明，大多数变得越来越愚蠢了。人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人工智能促成人类的“非人化”。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创造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会劳作，会思考。不过，在人工智能世界里，人类无须劳作和思考，这就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条件。今天，大凡所有通过实验室工作、逻辑推演、模型推演等而来的所谓的“科学知识”，都在逐渐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第二，互联网发展成为互不联网。这里又有几个主要因素。首先是政府的控制，即政府决定我们可以接触哪类信息，不可以接触哪类信息；其次是资本的供给，资本告诉我们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再次，这更关乎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是我们自己选择了互不联网，即我们只选择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而排斥我们不感兴趣的信息。这不仅使得人们的世界观越来越小，也因为格局越来越小而变得越来越非理性，例如自我激进化。其四是技术本身的要求，因为人类有限的记忆力和时间，不得不进行高度的专业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一个大趋势。第三，人工智能社会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这里出现了两种等级秩序。其一，人类社会和人工智能，即人与机器人。其二，在人类社会内部中，除了极少数能够设计、操作并且还能够和人工智能者与时俱进者外，其余的大多数人的思维和智力必将退化，成为弱智。人类到今天为止的智力水平，是数千年甚至更长时间劳动实践的结果。就人类生存来说，知识不再短缺，而是过度。04人类智力退化成“活尸人”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不用像从前那样使用大脑追求满意的生活了，信息到处都是，随时抓取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不用太多的思考，甚至不用思考，长久下去，大多数人的思维能力必然衰退和弱化，从而演变成高度依赖外界提供信息而生活的“活尸人”。到现在为止，人类仍然是决策者，人类仍然可以决定使用还是不使用人工智能。也就是说，现在的智能仍然由人工产生，人仍然是主人。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即由人工产生的智能将控制人本身。就技术发展历史来看，这个趋势不可避免。像谷歌这样的技术公司不可避免会成为欧洲文明的终结者。欧洲文明把人推高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现在则把人变成了技术的奴隶。或许人们会说，正如今天的反全球化运动一样，总有一天，人类也会起来反技术进步。不过，人类的反抗会是无效的，反技术就会像今天反全球化那样毫无作用。人类历史上也出现过反技术运动，但并没有阻碍技术的进步。实际上，人类越反抗，技术进步越快，少数人（技术创造者）总是比多数人聪明。资本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加上政治力量的辅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技术的进步。对人类来说，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没有退路，只能适应，没有选择。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7年7月11日
2017年7月14日 -
王辉耀：中国推动全球化更好造福全人类
7月8日，G20峰会在德国汉堡举行。目前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保守主义抬头，世界正处于后危机时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新时代。此次G20峰会，中国继续坚定支持全球化、捍卫全球化、推动全球化，给世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当前，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成为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习主席强调，中方愿以汉堡峰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努力，就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发出明确信号，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向前发展 应该看到，虽然过去的全球化有非常积极地正面作用，但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作用。目前，中国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再工业化，继续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通过重塑全球化、改进全球化、完善全球化，推动世界实现双赢和多赢。 重塑全球化，重点在于维护自由贸易体系，与时俱进地完善贸易规则。将全球化战略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融合，推进包容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自由贸易，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改进全球化，离不开人才的推动。人力资源的全球化配置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有力支撑。应当探索建立国际性人才组织，以推动全球化的人力资源流动。 完善全球化。过去的全球化多以跨国公司主导，并以经济往来为基础。未来的全球化不仅应该包括经济往来，还应推动人文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方面。 推动建立多平台全球治理机制 在此次G20峰会召开前，习主席在德国发表了署名文章《为了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文章表达了对此次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的期许，并提到希望此次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能够继承并弘扬包括杭州G20峰会和以往峰会所达成的共识。 中国将继续鼓励和支持美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积极参与联合国领导下的多边活动、G20、亚太经合组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自由贸易和投资，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欧洲，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非常支持全球化，习主席的此次出访也必将会对欧洲的全球化发展起到新的支撑作用。 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更多地重视了建立一个多边、区域、双边等多平台的全球治理机制。7月3日至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了友好访问，并在G20峰会召开前到访柏林，这使得此次G20峰会对全球化的推动可以继续抱有乐观的期待。 峰会于当地时间8日下午闭幕，并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公报》，强调应对当今时代挑战、塑造联动世界是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的共同目标。承诺在杭州峰会成果基础上携手合作，推动贸易投资，发挥数字化潜力，推动可持续发展，与非洲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塑造全球化，造福全人类。 可以期待，未来的全球化将会继续推动世界向着和平的方向发展，继续巩固过去由货物、资本和人才流动所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峰会的成功举办，此次习主席对俄罗斯、柏林的成功访问，表明了中国在世界上达成共识的能力不断增强，我们也因此更有理由对未来的全球化发展保持更为积极和乐观的期待。文章选自光明网，2017年7月11日
2017年7月14日 -
朱锋：中国须拒绝第二次朝鲜战争
专家简介朱锋，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知名国际关系专家朱锋对中评社指出，中美当今战略盘算与60多年前朝鲜战争时已经不同，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要第二次朝鲜战争。中美两国完全可以通过合作解决朝鲜问题，调整战略关系，提升战略互信。他呼吁中美两国应当就应对朝鲜紧急状态的计划进行政府层面的对话，希望即将举行的“习特会”能促成中美就解决朝鲜问题进行更实质性的合作。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日前来到华府，参加中美智库合作研究“中美关系现状与未来”的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正值朝鲜刚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特朗普对中国施压朝鲜的结果感到失望，习特将在汉堡举行第二次峰会之际，朝鲜问题成为最热门的议题。会后朱锋接受中评社记者的独家专访，谈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与合作，以及中美合作解决朝核问题的前景。 中评社记者与朱锋的访谈全文如下：问：中美双方目前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有什么异同？ 答：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差异点首先在于，美方希望中国能够对朝鲜更多施压，但是我们认为，朝鲜问题不是简单的中国责任问题，我们不接受这种论调。我们也不接受今天只要中国施压，朝鲜问题就可以实际性改善的说法，这个逻辑不成立。朝鲜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威胁，今天形成核扩散局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整个朝鲜半岛冷战体制没能结束，美国继续在朝鲜驻军，且有大规模的美韩联合军演等一系列复杂问题的结果。第三个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中美在朝鲜半岛原来是宿敌，现在我们成为合作者。试想一下，如果有第二次朝鲜战争，问问中国人会参战吗？绝大多数中国人会说不，因为那将是疯狂的。如果美国对平壤发动军事打击，中国会伸手帮助他吗？答案也会是不。 朝鲜问题的解决不仅涉及中美关系的合作和调整，也涉及到朝鲜半岛局势未来的演进和变化，以及东北亚秩序未来的更新与进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今天的朝鲜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核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政治、法律、外交、军事、安全、战略问题。中国认为解决朝鲜问题必须共同行动，共同应对，共同担责，而不是简单地由美国把朝鲜问题推给中国就行得通。 另外一个重要分歧点在于，朝鲜半岛局势缓和的钥匙到底在哪里？中方提出了“双暂停”和“停和转换机制”。我们希望中方合理的建议，美方也需要考虑。 第三点，当朝鲜问题需要各方共担责任的时候，美国更不能在国内政治和外交上对中国一味施压，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公平的。多管齐下的朝核应对措施，需要中美韩日俄共同承担责任，分工协调。 当然我们有共同点，就是认为今天朝鲜核项目给地区安全稳定构成共同的威胁。朝鲜的威胁不仅是对美国，也是对中国。我们需要更加认真、严肃、全面地来思考朝鲜问题的对策，采取行动，而不是简单的一味指责和施压。 问：中美能否在朝鲜问题上有更大合作？单靠对话和谈能解决朝鲜问题吗？ 答：中美在朝鲜问题上当然可以有更多合作，关键在于如何定义中方的合作。美国或许对中国的对朝政策有失望感，但中国不会完全切断与朝鲜贸易关系，因为对朝贸易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的筹码，也是中国防止朝鲜崩溃的政治上先发制人之道，因为如果朝鲜崩溃，中国将深受其害。中国很难一夜之间完全切断对朝贸易关系。 积极的一面是，中美对于朝鲜发展核导项目对于自身威胁的研判在靠近。问题在于，合作起点应当在哪里？如何超越历史遗产对于中美在朝鲜问题上合作的阻碍？确实不容易，但总的趋势是积极的。可以设定两个标准：第一，如果朝鲜进行下一次核试验，可以给他更大的一拳猛击（punch）；第二，如果朝鲜无视国际社会劝阻，无休止地进行导弹试验，应当掐他一下（pinch），让他在经济上和商业上感到一点痛。 对于仅靠对话谈判能否彻底解决朝鲜问题，我相对悲观，因为平壤将核武器作为其政权安全的最后保证，也是其最高领导人想显示伟大崇高的唯一途径。对话选项当然应当保存，但除非有两个条件，仅靠对话不会成功解决朝核问题。第一是美国严肃显示打击近在眼前；二是中国严肃显示，如果朝鲜继续挑衅，北京会放弃平壤。 问：现在一些美国人说中国之所以不想完全断了朝鲜政权的生路，是因为中国认为美国在东北亚的存在，尤其是美日韩结盟关系，对于中国在战略上的消极影响可能大过朝鲜目前状况下对于中国的威胁。中国国内学界对此似乎也有争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答：朝鲜问题的长期化对美国来说在战略上是获利的。一方面可以拉近韩日对美韩日军事同盟的依赖，另一方面可使得美国在朝鲜半岛具有更大的主动权，因为应对朝鲜问题，现在美国的所谓安全责任义务是韩日不可缺少的。此外，朝鲜问题的长期存在使得地缘战略效应扩散，便于美国做一些其他的战略性安排，比如萨德防导系统的部署。我将萨德系统的部署看作是今天朝核问题引发的东北亚地缘政治复杂效应在持续扩散的非常重要的恶果。 朝鲜问题今天若要解决，就需要共同行动，而不是简单互相揣摩对方的意图，而是首先要有态度和决心。第二个问题是，朝鲜问题能否在解决的过程中，为中美提升战略互信，加强地区安全合作带来机遇，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肯定的，因为包括7月4号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等行为，美国也感觉到来自朝鲜的核威胁在扩大，所以对美国来说也有一个利益平衡的问题--到底是容忍接受一个有实质性威胁美国的核能力的朝鲜呢，还是能够和其他国家一起合作，在相互利益协调核尊重的基础上，使得朝核问题得以有效解决。 朝鲜问题已经成为华府和北京从战略上调整关系的优先点，而且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结果。今天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与60多年前的朝鲜战争时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双方对于朝鲜的判断也在接近。双方应当筹划朝鲜紧急状态的应对计划。 我觉得今天我们真的是站在一个历史的门槛上，我们需要共同的战略判断。亚太地区安全，中美之间的合作需要一种往前看的勇气和决心。朝鲜问题现在不管它多么复杂、多么艰巨，但是我相信只要中美之间有政治决心，有共同判断，合作所产生的正能量或者是合作效应，将让人们可以期待，通过朝核问题的合作，确实为中美在今天亚太地区管控安全争议和分歧创造机会和条件，缓解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竞争性。 问：中美是否就朝鲜紧急状态下的联合应对计划进行讨论？ 答：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中美之间并没有就如何应对朝鲜的联合应急计划进行一轨对话，政府间还没有这样的机制和实际性接触。但是有二轨探讨，南京大学南海研究中心与美国兰德公司今年6月份就搞了一次朝鲜危机状态的联合模拟，非常有实际意义。包括在各方面如何应对，及其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后朝鲜时代的安排等等。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复杂，我个人很强烈地希望中美之间至少在二轨和1.5轨的通道上能够就朝鲜的未来危机应对作出讨论，最好达成一些共识，有一些共同的行动计划。否则的话，朝鲜的核设施、核武器、核能力，一旦发生泄露或者非法的储运，都会对整个中国东北和东北亚造成致命的危害。 另外涉及到未来朝鲜的危机应对，甚至军事反应，是非常复杂的国际法和国际政治问题，还有围绕朝鲜危机发生之后，如何调整更新东北亚的秩序，未来到底是以韩国统一为导向，还是以新的合作开放的朝鲜政府为导向？这些问题都涉及外交、安全和战略思考和规划。今天的朝鲜问题确实不能一味地拖和等，一味强调恢复对话，而是应该多管齐下，危机应对，联合行动。 问：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汉堡习特会对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可以抱持什么样的期待？ 答：我个人对即将在汉堡举行的中美第二轮首脑会晤是充满期待的，因为我相信对于今天中美两个大国来说，虽然各有各自的难处，各有各自国内政治议题的纠缠，但是核心问题还在于我们是两个无法分离的大国。今天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其实很大程度上寄托于中美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领导人会在汉堡展示眼光和勇气，使得中美关系不仅能够得到有效维护，最重要的是能够通过高层高密度的对话，形成共识，使得中美政策的协调能够不断前进，在朝鲜问题上有更具体和可衡量的合作。文章选自中评社，2017年7月9日
2017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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