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蕴岭：“一带一路”与发展新理念
张蕴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新网泉州3月31日电 (刘沛)31日，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做客“华大讲堂”第65讲，作《“一带一路”与发展新理念——学习2017年全国两会精神》专题报告。 “中国如何保持稳定发展，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是目前国际国内最关注的问题。”张蕴岭首先解析今年“两会”所释放出的重要信号，“面对新的经济形势和特殊的国际环境，中国仍然坚持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将内外的发展整体结合，构建更加深刻全面的开放经济体制，建立更加紧密的国际经济联系。” “‘一带一路’是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蕴岭指出，从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以来，已经初见成效。大量沿线国家和地区组织，包括联合国大会及下属机构积极响应；成立亚投行、丝路基金开始运作；一大批国际合作建设项目启动。“一带一路”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共识。 为什么要建设“一带一路”？张蕴岭表示，面对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的发展转型不能再沿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传统路径，需要以创新发展拓展市场和投资，创建新动能。而陆地和海上的古丝绸之路曾是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大通道，经过近代历史的殖民与战争，中国与外部的关系发生转变，与外部的联系并不通达。“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把中国与外部世界更紧密地连接起来，通过合作让他们发展起来，重建辉煌。” 张蕴岭指出，“一带一路”不仅仅解决的是经济问题，更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拓展发展空间，推动国际间新型的发展合作，纠正国内、地区以及世界发展不平衡，做建设性新型大国的重要发展战略。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蓝图下，如何提出新理念，推动中国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带一路’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每个人都应该找准自己所处的位置。”张蕴岭对泉州市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大蓝图中发展自身提出两点建议：本地的主要支柱产业应思考如何构建自身内部的创新能力，对外进一步拓展新型的经济关系，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经济，通过新型的联系拉动自身发展；打好优势文化牌，加强文化交流，展现泉州长久历史积淀下的“丝路精神”，让国内外了解泉州所体现出的多元、多样、和谐的东方思想。(完)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7年3月31日
2017年4月5日 -
汪潮涌：中国距离硅谷只有一步之遥
理事简介汪潮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信中利资本集团董事长。 新京报快讯(记者闫妍 实习生薛星星)“中国与硅谷只有一步之遥。一方面我们的创业领域和硅谷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是我们风投从规模到效益上也在疯狂追赶。”3月30日，在寻找中国创客第三季启动峰会上，信中利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中国创客导师汪潮涌在致辞中表示。 汪潮涌认为，全球IT新贵价值崛起的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就是风险投资。“硅谷每年的投资总额在700亿美金左右，投资的项目8000到1万个，投资的方向一半在科技领域，第二大是生物医学和医疗。” 而汪潮涌认为，中国在这几年风投成长得也非常快，可以说与硅谷只有一步之遥。“一方面我们的创业领域和硅谷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我们风投从规模到效益上也在疯狂追赶”，汪潮涌说。 “今天来参加新京报的活动，我翻箱倒柜找到了我18年前在斯坦福买的浅色衣服，结果一试还行，身材没走样，创业18年，工龄30年，体重恒重。”汪潮涌开玩笑称。 汪潮涌表示，希望大家在创业投资的过程中，要注意自己的体值和颜值好。才能像巴菲特那样投资60年，“作为一个创业者、投资者来讲，18年体重没变，是我最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在投资风格上，汪潮涌表示自己从事金融投资30年，通常看项目是倒着看。“从资本市场回过头来看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团队、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商业模式能够创造价值，创造巨大的价值，创造可持续的价值。” 寻找中国创客是新京报发起的大型创投公益报道活动，邀请柳传志、王健林、马云、俞敏洪等导师为创客把脉，至今已举办两季。今日起，寻找中国创客第三季正式启动。文章选自新京报，2017年3月30日
2017年4月1日 -
郑永年：如何拯救中国的城市化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总体上说，中国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阶段，很多农村人口仍然向往城市生活，他们会继续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城市。另一方面，中国初期爆发式的城市化高潮已经过去，今后需要追求的不再是数量意义上的城市化，而应当是质量城市化。 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仍然需要城市化。今天，中国的经济下行还没有到底，下行的压力仍在增大，城市化需要大量投资，所创造的投资空间正是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尽管城市化不见得是为了国内生产总值（GDP），但城市化必然会带来GDP。从前以GDP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确出现了大问题，但在任何意义上，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化就不需要了。 在实际层面上，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城市化方面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大力推进城市化，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的需要。中国离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还有14个百分点，即使在现有的城市人口中，还有10多个百分点的人口仍然是农民身份，这些人口都需要进一步的城市化来加以消化。 再者，总体上说，中国仍然处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很多农村人口仍然向往城市生活，他们会继续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城市。另一方面，中国初期爆发式的城市化高潮已经过去，今后需要追求的不再是数量意义上的城市化，而应当是质量城市化。如何推进质量城市化呢？这要求人们更新城市化的思路。至少需要考量如下几个大的问题。 首先，从资源高度集中转型到资源相对分散。分散化当然不是说简单地在各个城市之间搞平均主义，而是要实现均衡的发展。现在优质资源过度集中，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浪费，有些城市吃得太饱，而另一些城市停留在吃不饱的状态，至少可以把巨大的浪费这部分，转移到那些吃不饱的城市中去。 这方面可以从毛泽东时代的“三线计划”学到经验和教训。“三线计划”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在不同区域之间分配经济资源。不管如何评说，“三线计划”对中国的工业从沿海到内地的扩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果仅仅让市场来发挥作用，中国的工业一直会集中在沿海的一些城市。同样，如果行政权力不介入，今天也很难在城市之间重新分配资源。实际上，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大城市本身，就是行政权力干预的结果。 这说明，资源的分散也同样要通过行政的干预。这需要一次新的“三线”建设计划。例如，完全可以把一些垄断性国有企业撤离一线城市，分散到全国的三、四线城市，这样可以加速三、四线城市化建设，同时缓解现在超大城市所面临的无穷的压力。须对城市进行结构性改革 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分散，必须花大力气对城市进行结构性改革，也就是要处理好一线城市和二线、三线、四线城市之间的关系。既然一线城市已经发展过度，集中了太多的优质资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今后城市化的重点就需要放在二、三、四线城市和城镇，即二线+三线+四线+城镇化，资源需要大力向这些城市倾斜。 理想地说，应当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城市行政级别的存在产生了很多问题。从资源配置来说，行政级别的存在大大加大了城市的分化，因此也是社会的分化。一个城市所能够获取的资源，取决于其行政级别，级别越高，其所能获得的资源就越多；反之，级别越低，其所能获得的资源就越少。如果行政级别不能取消，就要寻找以其他方式来改变资源分配方式。上面提到的把垄断性国有企业迁移到三线、四线城市是一个方法。 此外，优质学校（中学和大学）、研究院、医院、养老院等等机构如果不能迁移，也可以到三线、四线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和分部。这些企业和组织现在已经是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要把它们迁移到三、四线城市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那种大规模迁移到“三线”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但是，可以设计新的方法来进行，要求这些机构在三线、四线设立分部，而工作人员可以在体制内循环。 例如，这些人仍然可以保留大城市的户口，也可以把家保留在大城市，但可以规定每隔几年需要到三、四线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当然，更可以鼓励那些自愿的员工去三、四线城市工作。在同一个省市自治区内部，一些可以加以分散的政府工作机构，也可以迁移到三线、四线城市。类似这样的方法，可以逐渐实现城市的均衡发展。 其次，实现从数量城市化到质量城市化的转型。一线城市尽管在数量上得到了快速发展，也集中了优质资源，但城市的基础设计仍然很脆弱。供暖系统、排水系统、防火系统、绿化等等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善空间。尤其是排水系统，很多城市一发大水，街道就变成了河流，经常给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社会服务类的空间更巨大，例如停车场、体育馆、幼儿园、养老机构等等严重缺失。没有足够的停车场，整个小区、街道变成了停车场，既不美观，也不安全。体育设施的缺乏，对人民的健康很不利。 在新加坡，每一小区都有停车场、体育馆、幼儿园等。这些机构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平台，也是政府治理管理社会的平台。必须意识到，这些领域的建设可以消化大量的过剩产能，质量化城市建设，可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大提升城市的质量。 三线、四线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要，更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老百姓拼命涌向大城市，就是因为大城市的基础设施优越，而大城市的人口不想到三线、四线城市工作，就是因为那里的基础设施实在太差。现在的三线、四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领域，例如公路、高铁、桥梁、电力、煤气等。这些远远不够，这些城市需要好的医院、学校、养老院等等社会服务机构。三线、四线城市基础设施的提升，有助于人口从一线城市的转移和分散。 第三，重新设计城镇化思路和路径。从世界范围来说，城市化最终的结局是富人的乡下，穷人的城市。城市化到了65%至70%水平的时候，就会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也就是城市居民尤其是富人和上层中产就想往乡村移动。在欧洲，大部分中产阶层居住在小乡镇上。例如，德国8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左右的小镇。 中国尽管提出了城镇化战略，但思路并不符合城市化的规律。在中国，城镇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问题。因为不想让农民跑到大城市来，因此想通过小城镇建设把他们留在城镇。对地方政府来说，发展小城镇主要还是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GDP的增长。应当说，解决农村人口问题的意向是正确的，但思路有待改进。 在世界范围内，城市平民都喜欢在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心居住，甚至工作，因为这是省钱。在过去很多年里，一些城市政府在城市的边缘地带建了很多廉租房，但并不受城市平民欢迎，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乡镇对没有交通工具的农民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同时，如果乡镇让各级政府来建设，政府的财政负担会大大加重。乡镇所建设好的住房也不见得能够卖得掉，因为只有农民是消费者。 实际上，乡镇建设应当为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口做准备的，这个群体也应当是乡镇建设的主体。现在的问题是富人和城市上层中产阶层不被容许到乡镇建房，因为这涉及到乡镇的土地问题，往往是集体土地所有制。一个可以施行的办法，就是政府容许农民的宅基地进行自由流转和买卖，同时政府对乡镇住房建设进行严格的规划和规制。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应当容许和鼓励富人和城市居民到乡镇建设自己的住房。仍有近5亿人口会生活在农村 更为重要的是要进行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城市化即使达到发达国家70%的城市化水平，中国仍然有近5亿人口会生活在农村。而且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很多不再是农民工一代、二代，而是三代之后的人口。他们当中很多可能在城市出生和生活，尽管保留着农民的身份，但已经很难再回到传统农村生活。 鉴于中国农村人口庞大，很难想象都可以被城市化，因此，农村的现代化不可避免。但农村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对农村的了解之上，不可一刀切。过去那种盲目地发展乡镇、把农民赶上楼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必须加以改变。一些大的村落可以建设成城镇，特色镇，而小的村落可以相对集中一些。 同时，和城市建设一样，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实在太落后了，需要大力加强。一些农民尤其是农民工二代回到农村之后，仍然想过城市那样的生活，但因为农村没有像城市那样的基础设施，因此自己动手造这些基础设施，例如卫生设施、暖气、空调等等。因为没有任何规制，往往造成土地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这和欧洲的乡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很显然，这应当是政府的责任，要让千千万万个体农民来承担这些责任几乎不可能。也应当认识到，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也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和小城镇建设那样，也要通过农民宅基地的流转和买卖，容许和鼓励富人和城市中产阶层到农村购置房屋，到农村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各级政府也是重视农村发展的，但农村总体上一直处于衰落状态。主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的发展是单向道，只有农民的流出，而没有城市人口的流入。 现在的一般情形是这样的：农民一旦有了钱，就想离开农村到城市购置房产；一旦有了机会，就会离开农村而去城市生活。因为人性所趋，这种局面今后不会得到改变。但同时，因为土地制度等政策因素的限制，城市人口几乎不可能回到农村，城市资本到不了农村。这样就造成了农村“只出不进”的局面，在“只出不进”的情况下，不管政府多么努力来发展农村，农村的衰败不可避免。 如果容许城市人口到农村生活，农村本身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都会得到改变。为城市人口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学校、交通、通讯等马上会得到改变。这可以从欧美农村的发展获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总之，城市化不能光讲经济效益和工程的可能性，而是要有政治和社会大局。单纯经济因素主导的城市化，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更回避了中国社会政治安全问题和国际层面的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如果要继续推进城市化，首先必须总结以往GDP主义指导下城市化的经验教训，更新城市化的思路，重新设计城市化的方式和路径。只有这样，中国的城市化才会走上健康的道路，才是可持续的。文章选自联合早报网，2017年3月14日
2017年4月1日 -
朱民：央行加息很难 提高公开市场利率做法很聪明
专家简介朱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2017年3月23日，博鳌亚洲论坛如约拉开帷幕，前IMF副总裁、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在现场接受了凤凰财经的专访，对央行货币政策、自由贸易、“汇率操纵国”指控等诸多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央行加息是个很难的事情” 春节以来，央行的一系列举措都释放出了货币政策收紧的信号，包括先后两次调高OMO（逆回购）、MLF（中期借贷便利）、SLF（常备借贷便利）利率等。两会期间，央行行长周小川也在记者会上表示，2017年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一改去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稳健”说辞。 如何理解这个“稳健中性”？在美联储加息周期开启的背景下，中国央行未来有没有可能加息？朱民向凤凰财经表示，“加息是个很难的事。现在这个情况下，因为（中国）整个债务还是比较高的，（中国）经济要发展。” “美国在加息，央行这个政策（适当调控宏观市场利率，如MLF、SLF等）是很好的，它不是加息，是在逐渐地调控市场利率，”朱民表示，这是适应美国的利率变化，而不动大的利率框架的聪明做法。 今年3月，美联储3个月内第二次宣布加息，朱民表示，美联储现在加息使得美国和许多国家当地市场的利差扩大，对全球影响是很大的。“在外部波动很大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是特别重要的，可以根据不同的形势随机应变，”他说。“很遗憾美国不再明确支持全球化” 刚刚过去的德国G20峰会上，20国集团在联合公报中删除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朱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在此之前，历届G20财长会议联合公报几乎都会出现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的措辞。 全球治理机制是G20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化进程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差距正在缩小，一些国内分配所产生的问题，则需要通过国内政策来协调，在这个时候美国强调不再明确支持全球化，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朱民向凤凰财经表示。 作为G20的重要成员国，美国没有和其他成员国保持共同的立场来推动全球贸易的发展，对全球的负面冲击可想而知，朱民认为这表明美国或进一步走双边主义，而不走多边主义。 早在竞选美国总统时，特朗普就曾威胁称将带领美国退出WTO，试图通过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达成更好的条款。朱民表示，对于特朗普，我们要听其言，但更重要的是观其行，他说的很多东西不一定能做到，比如征收20%的过境税，比如美国经济要达到3.5到4％的增长率。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许多人表示中国应该接过“自由贸易”的大旗，朱民认为，中国在推进全球化上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讲话，但习主席也有一个基调，就是中国要和世界一起来努力推进全球化。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人均GDP还是属于比较低的水平，我觉得中国也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朱民。IMF大部分成员国都不会同意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 除了贸易保护主义以外，特朗普政府对中、日、德等国的“汇率操纵”指控也一直颇受关注。4月，美国将公布汇率报告，最终决定是否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朱民表示，唯一的结果是美国单方面指控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但即使是单方面指控，美国现在的依据也远远不够，所以最终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可能性会下降。 他说：“如果美国提出这个决议的话，IMF的189个成员国大部分都不会同意，因为IMF一直是关注中国的汇率机制改革、金融改革，很清楚地知道整个过程。所以这个要得到IMF或者国际机构的认可，也是很难的一件事。”人民币“入篮”半年来表现如何？ 去年国庆节，人民币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随后汇率不断下挫，一度逼近7.0。近半年时间过去，人民币“入篮”后的表现究竟如何，作为前IMF副总裁的朱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他表示，人民币脱离了美元，开始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波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汇率体制改革，表明了人民币市场化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美元走强，一揽子货币走弱，人民币也会跟着往下调整，这是很正常的，没必要由此产生人民币一定会贬值的预期。 “人民币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个长期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开放，国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增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配置更多的人民币资产，把人民币当作外汇储备，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出现了，”朱民向凤凰财经表示。文章选自凤凰财经，2017年3月26日
2017年3月29日 -
张亚勤：机器学习过于复杂 人工智能应该从简
理事简介张亚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百度公司总裁。 百度总裁张亚勤在博鳌论坛期间对第一财经记者独家回应了关于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AndrewNg)的离职。张亚勤表示：“科技人才流动很正常，有些人出来创业，有些人最后又回到了大公司或者高校，而且百度一直都在全球招聘尖端的人工智能人才，比如前一段时间陆奇的加入。陆奇是技术和商业的领军人物。”吸引不同肤色人才 张亚勤没有对吴恩达的离职是否会影响百度人工智能研究的进程发表评论，也没有向第一财经记者透露谁会接任首席科学家的职位。吴恩达离开后，张亚勤将亲自负责硅谷两个研发中心的业务。目前百度副总裁王海峰被任命为人工智能技术平台体系(AIG)总负责人，百度深度实验室主任林元庆将会负责硅谷两大研究中心的具体运营工作。 吴恩达于2014年5月加入百度，担任百度首席科学家，负责百度研究院领导工作，尤其是百度大脑计划。吴恩达的加入，被认为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引进的最重量级人物，也是百度人工智能获得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他的离职，也是陆奇上任以来第三位高管的离职。 不过张亚勤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百度已经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来招募全球最顶尖的科技人才。就在吴恩达宣布离职后，百度宣布在硅谷森尼韦尔(SunnyVale)设立第二个研发中心，硅谷研发人员总规模将达到350人。目前百度在中国和美国两地已经拥有超过1300名研发人员。 张亚勤对第一财经记者说：“我非常赞成李彦宏的话，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人工智能的引领者(leader)。百度现在在美国设立研究院、建立研发中心，将来也会在其它地方有研发的布局，是为了吸引更多全球化的人才。现在我们人工智能的人才可能还是以华裔、亚裔或者海归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为主，但未来一定能吸引更多不同肤色和背景的人才，这是未来的趋势。” 张亚勤承认，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研究发源于北美和欧洲国家。“目前人工智能业界的领军人物，包括Facebook人工智能团队负责人Yann LeCun在内，都来自北美。尽管近一段时期，中国科学家做了很多工作，有些技术和产品看起来做得也不错，但是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和科学家相对比较新，和全球科学家的水平仍然有差距。”张亚勤对记者表示，“现在很多媒体经常会有个误区，说中国人工智能已经超越美国了，这很显然是夸大了。虽然我们承认中国人工智能前景很好，但是也必须尊重现实。”建立开放生态系统 对于国内外各大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张亚勤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很多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都领先于中国，比如谷歌和Facebook。企业和企业之间，有的时候是竞争，有的时候是合作，但未来合作的场景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为什么百度要开放人工智能平台，让更多企业，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去使用。” 张亚勤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了百度去年正式开放的深度学习开源平台PaddlePaddle。百度也成为继谷歌、Facebook、IBM之后，又一家将人工智能技术开源的公司。“PaddlePaddle不仅仅面向开发者、创业者，还面对竞争对手。”张亚勤说道。 PaddlePaddle在深度学习框架方面，覆盖了搜索、图像识别、语音语义识别理解、情感分析、机器翻译、用户画像推荐等多领域的业务和技术。目前，PaddlePaddle已在百度30多项主要产品和服务中发挥着作用，如外卖的预估出餐时间、预判网盘故障时间点、精准推荐用户所需信息和自动驾驶等领域。 张亚勤认为，人工智能在搜索、语音、人脸识别、智能客服、交通、无人驾驶、教育和医学医疗等方面的技术和应用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不过他还是指出了人工智能的局限性。他称作为人工智能主流的深度学习目前仍然“过于机械”，还是“动物的学习模式”。 在张亚勤看来，神经元网络有上百亿的参数，现在数据的处理和分类，包括如何去调节这些参数，有些还是需要根据经验，机器很难自己重复。张亚勤解释道：“目前所有的机器学习都是越来越复杂的，大数据、大参数和大计算基本上已经实现了无限大的计算能力，但是如果看一下自然界，它是非常简单的，包括量子物理或者化学生物其实是自然界最基本的原理，但是要变成人工智能就必须是非常复杂的模型等才能进行精确的使用，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一定会是更简单的学习，机器可能不需要海量的数据也能够通过深度学习来做决策，算法也会变得更简单。” 他同时指出，人类对人工智能的研究目前仍然处于很早期的阶段，因此现在谈论“人工智能能否取代人类”的话题，就好像在讨论“火星上面会不会堵车”一样。他认为深度学习的可能性，未来一定是和生命科学、人脑科学的结合，人工智能的突破一定是数字智能和生物智能的结合。“卷积神经网络已经受到一些启示。”张亚勤表示。 所谓卷积神经网络，是一个多层的神经网络，微软已经将层数由此前的152层做到了目前的上千层。Facebook人工智能团队负责人Yann LeCun 就是卷积神经网络的领军人物。张亚勤还表示，人工智能已经在很多领域超过人类。“未来十年，只要是人可以描述和定义、有标准答案的领域，机器都能超过人类。”张亚勤说道。BAT大战人工智能 中国互联网公司简单地依靠用户数量推动的发展模式已经终结，人工智能成为BAT竞争的新阵地。腾讯近期也宣布大举进军人工智能领域。公司已经组建了超过250人的人工智能团队，希望为其社交和游戏平台带来更大的收益。 腾讯新任命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张潼正是百度研究院副院长和大数据实验室负责人，其参与和领导开发过多项机器学习算法和应用系统。张潼还是中央组织部“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拥有美国康奈尔大学数学系和计算机系学士和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硕士和博士学位。在百度和腾讯前，张潼曾经担任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教授、IBM研究院研究员、雅虎研究院主任研究员。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兼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对第一财经表示：“人才流动在蓬勃发展的领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近年来高科技领域的人才流动率在25%，人才的激烈竞争是一个行业向上的标志。对于好的人才，企业肯定想去争取，更想留住。” 张潼加入腾讯后表示，腾讯正在从一家产品驱动的公司转变成技术驱动的公司。腾讯已经在旗下上百个产品中应用了人工智能，如天天快报个性化推荐、手机QQ艺术滤镜、微信搜索等。未来公司将会进一步利用人工智能训练机器游戏者如何打败人类游戏者。 腾讯去年发布类似谷歌DeepMind AlphaGo的机器人“绝艺”。截至3月20日，绝艺在腾讯围棋对弈平台的总胜率达到76%。未来马化腾还希望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更加智能的软件和产品，其中游戏产品是最有可能率先应用人工智能的领域。此外，马化腾还曾透露他对人工智能在无人驾驶汽车以及医疗领域的兴趣。 相比之下，阿里巴巴与人工智能的关联并不如百度和腾讯直接。但阿里云业务已颇具规模，阿里云的很多产品就是阿里人工智能的落地产品。本月初，阿里推出“NASA”计划，将组建独立研发部门，马云还指出，阿里将聚焦机器学习、芯片、物联网、操作系统和生物识别领域。 百度是BAT中最早押注人工智能的，李彦宏曾多次重申无人车“三年商用，五年量产”的目标。不过，百度无人车项目进展并不顺利。去年年末，在合作两年后，宝马宣布终止与百度在自动驾驶方面的合作，转而与英特尔和Mobileye联盟，并在去年9月就宣布了与高德地图的合作。 关于百度1亿美元投资蔚来汽车的传闻，张亚勤未作更多评论。此前有消息称百度入股蔚来汽车之后，将会在蔚来汽车的产品上应用百度的无人驾驶技术。去年百度营收增长放缓至6%，此前公司连续多年收入增长保持在35%至55%。过去一年中，百度股价跌去近10%。文章选自第一财经日报，2017年3月24日
2017年3月28日 -
张亚勤：创新阻力常来自企业中层
理事简介张亚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百度公司总裁。 【财新网】（记者 王力为）企业的中层一般都喜欢保持现状。公司内很多时候开两小时会没有信息量，但是与公司内的一些小孩谈，发现他们常有好想法，且能付诸实施。百度总裁张亚勤在博鳌亚洲论坛“创新者的DNA”分论坛上表达了上述观点。 他解释称，一般的公司高层通常都是希望创新的，因为他们会看到市场的变化，看到企业在市场中面临的问题乃至危机。在另一端，一线的工程师也是希望创新的，因为他们会看到用户的反馈，看到产品具体遇到的问题。 创新最大的障碍事实上来自企业中层。他说，中层一般都是喜欢保持现状，满足于当前状态，不喜欢有大变动。 “其实我在公司很多时候都是绕过中层来找到真正的创新者。”他说，企业中的加速器、孵化器以及小团队一定程度上就是要绕开中层。当然，在企业大了后，如何能把中层的思想凝聚起来还是很重要的。 他表示，创新者通常由这些特质：愿意去质疑，去思考，去批评。跟创新者谈话，会发现他们有一些闪亮的思想。 “有时候我们开会也好，谈话也好，谈两个小时是没有信息量的，但是与公司里的一些小孩谈时，发现他们有非常好的想法。而且，这些年轻人还会找到各种各样的资源，找到办法，让一件事发生。”他说。 对于在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近期离职后，他兼任百度美国研发研究中心董事长的新闻，张亚勤回应称，事实上他在美国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那里吸引人才，这一工作在兼任该职务之前已经开始。 现在国内一些大企业看到，特朗普的一些政策让中国对一些海外人才来说更有吸引力。他说，希望自己能多做一些为百度招引人才的工作。 他希望，未来在MIT，在卡内基梅隆等美国名校，百度这样的中国公司也是技术人才的选择之一。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3月24日
2017年3月27日 -
张亚勤：中层是公司创新的最大障碍，一定要绕开
理事简介张亚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百度公司总裁。 在2017年3月23日开幕的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百度总裁张亚勤出席了 "创新者的DNA" 分论坛并谈到了他对吴恩达辞职的看法。他说，对吴恩达的离开表示遗憾，但同时强调能吸引到陆奇也是幸运，并且表态百度在加大AI人才的招聘力度。 张亚勤谈到了中国创新的变化趋势，并认为在过去 15 年中，中国的创新模式主要是利用新技术让产品更具竞争力。比如在微信、移动支付等自主创新的产品上，体验都比国外的产品牙好。不过这些基本都是在商业模式层面的创新，美国在技术创新领域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目前，最时髦的技术就是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大家都在蜂拥而上做同样的事情。但公司想要实现差异化发展、让产品更具竞争力，往往是没有捷径可言的。 关于人才，张亚勤认为，中国正在培养也正在吸引大量国外人才，这是中国的优势。但还是需要在基础研究上多下功夫，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进一步的优势。 同时，张亚勤还回应了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的离职事件。他认为，人才是最重要的，特别在目前的人工智能竞争中，对吴恩达的离开表示遗憾，但也很幸运能吸引到陆奇这样的全球顶尖人才。 最后，从企业角度看创新。张亚勤指出，不管是微软还是百度，创新都是两方面的。一般公司高层都是希望创新的，但最大的障碍是中层，企业大了之后怎么样把中层说服了是最重要的。中层一般喜欢保持现状，所以在公司里面很多时候都要饶过中层找到真正的创新。 张亚勤还就创新培育和教育结构变革发表了观点，他认为富有创新精神的人身上的三个特点：一是创新者都愿意思考、批评；二是具有闪亮的思想；三是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资源和方法。以下为张亚勤发言实录 谈中国创新的变化趋势 在过去15年当中，在中国的创新模式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引用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观点，我们用新的方法让你的产品更加具有竞争力、让你的生产更加具有竞争力。技术也是如此，我们用互联网做例子，十年的创新基本上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产品都是从美国那边仿制过来的，但是市场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进入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自己做了很多自主创新，比如说微信的产品，质量比 Facebook 质量更好。中国的地图使用起来的体验比谷歌的体验更好，中国的移动支付比其他国家的移动支付更加方便，现在都不用拿现金出去买东西了。在过去几年当中，我们同事也提到了技术创新，比如说人工智能、自动驾驶，还有涉及到超级计算机、机器学习，这些技术方面创新引领世界、获得了专利。 一直从产品的创新到技术的创新，我们越来越触及到技术的创新和基础架构。北京和中关村可能在很多创新领域现在比硅谷更加激进，现在很多的企业比硅谷更加积极。所以，好的事情可能发展的非常快，但是也有挑战，大家不那么耐心了，感觉比较急功近利，好像马上想看到成果，很快上市，很快赚钱，这样就会产生一些泡沫。 所以在目前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变成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像百度还有其他的公司都把钱、资金投入到深度机器学习当中去。每个公司在中国都说我们自己是人工智能的公司，都是 AI 的公司，好像明天我们的世界一夜之间就要被人工智能改变一样，大家都没有那么多耐心了，最后一拥而上就做同样的事情。 我们反正有好的机遇和挑战，那么我们需要有资金，有人才，也要有需求。其实你要创新，没有那么多地方让你赚快钱，最终创新的字母是需求，必须要有需求才有好的产品和市场。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通过一系列好的产品上市或者怎么样的方式赚钱。 有很多很多公司要实现差异化，其实技术的差异化让你的产品更加具有竞争力，往往是没有捷径的。在过去几年当中，中国产生了大量的人才，但是同时也吸引了很多中国以外的人才回到中国，或者来到中国。在未来我们相信中国会吸引国际化的人才，不光是海归，而且是会吸引很多真正的外国人才来到中国，政府会做更多的投入。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底下要回归到更多的基础研究，现在研发投入是占GDP2.4%，可能15年之前只有1%，或者1%不到。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想创新成为主流，这些工作我们都是要做好的。 谈地域和创新关系 不是每个城市，或者每个省份都是制造业、或者研发中心，你得知道海南的优势在哪里，海南的农业、医疗资源应该是最重要的优势。所以你得找到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不管是环境、自然资源的禀赋，还是别的什么，得去利用。 谈吴恩达离职百度 刚才提到人是最重要的，人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人工智能这方面，人工智能是百度未来技术的方向，我们锁定了 AI 作为未来的方向。当然我们希望吸引、招聘到这个领域的专业人才，在两个月前我们吸引到了陆奇，他是全球在这个领域方面的技术领袖，非常的幸运。 谈创新与政府监管 我觉得这还是要取得一个平衡，总体来说，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还是做得很不错的，来实现这样一种平衡，鼓励各方面的创新，互联网创新还有别的行业的创新，像我们这样的企业，百度、阿里、腾讯这样的公司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 IT 企业了，还有一些新企业，像头条、美团、滴滴、小米，也有其他的企业在诞生，总体来说这是市场驱动比较灵活的环境。 谈教育和创新土壤 两个问题一块回答，一个是台湾的学生，一个是创新的土壤，刚才李校长讲到我们现在应试教育，填鸭式教育确实是一个大的问题，更多批判性的思维，创新的思维，学校是急切要解决的问题，但是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进展了。 我从公司的角度来讲，一个企业如果看一下，不管是在微软也好，在百度也好，你发现创新一定是两方面的。一般公司的最高层都是希望创新的。因为他会看到市场的变化，看到公司的危机，往往一线的工程师也是需要创新的，因为他看到用户的反馈，看到我们的产品遇到问题。最大的障碍是中层，公司里面企业大了之后怎么样把中层说服了是最重要的。 包括刚才讲的加速器，服务器，包括一些小的团队，比如说中层要把它绕开，中层一般都是喜欢比较保持现在，这个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在公司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要绕过中层找到真正的创新。 另外，这个可能和当时讲的最早的问题，怎么找到创新者，这么多年我花了很多时间自己做研究，也创新，也在找创新者。 我发现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创新者都愿意思考、批评。 第二点很重要，创新者你和他谈话的时候，谈一个小时，你会发现这些人有闪亮的思想。有的时候我们开会、谈话也好，谈一两个小时是没有信息量的，什么都好，但是，公司你和一些小孩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些好的想法。 另外，这些人不仅仅有好的想法，也会找到各种各样的资源，找到方式和这些事情发生。 关于台湾的学生，我原来在微软研究院做院长，我们差不多有 1/3 或者 1/4 的研究员都是从台湾过来的，现在微软研究院院长也是台湾过来的。我觉得IQ来讲，台湾的人和大陆的人也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到大陆来工作，这么多市场，特别是做互联网，人工智能这些大数据、大模型、大计算、大用户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到大陆发展前景是很好的。文章选自钛媒体，2017年3月24日
2017年3月27日
© Copyrigh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2008 — 2025 京ICP备0903046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7417 Site Designed by MONOKE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