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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为何世界唯独将眼光转向中国？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2016年，西方的政治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对全球的政治经济秩序造成冲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着积极的信息，不仅一直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着最大的贡献份额，还发挥出大国的能力，2017年，世界对中国这个大国抱有高度的期待。关切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必需。 去年是二战以来西方少有的一个政治年，先后发生了被很多人视为“黑天鹅”的重大政治变化，英国脱欧、意大利宪政改革公投失败、美国特朗普当选总统等。人们把这些视为是“黑天鹅”，因为这些表示着不好的预兆。很明显，对西方来说，这个政治年其实还没有结束，2017会继续发生类似的政治变化。 特朗普和美国现存体制的对立已经公开化，从前是美国两党之间互相否决，现在已经演变成特朗普和整个旧体制之间的互相否决。这种情况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美国政治何时能够稳定下来。 欧洲的情况同样令人担忧。英国已经正式进入脱欧程序，相信这不会是一个顺利和平稳的过程。法国极右国民阵线力量继续上升，而德国的右派选择党也不甘示弱。 实际上，欧洲的右派趋于结成区域联合阵线，甚至国际联盟。如果法国国民阵线赢得选举，欧盟就岌岌可危了。不管怎样，西方各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立已经公开化，政治斗争而不是政治合作，成为了西方的常态。 世界在寻找稳定经济的要素 西方的变化已经也必然继续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构成巨大的冲击。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到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如今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开始盛行，已经很糟糕的世界经济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想通过改善美国和俄罗斯关系来缓解局势，包括双边关系及美俄在中东和欧洲问题上的分歧，但看来事情并不简单。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其所任命的官员，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几乎在动摇着特朗普的合法性基础。这个趋势也不会在很短的时间里明朗起来，美俄关系、欧俄关系、中东问题会继续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地缘政治的这种局面又会对世界经济造成比较负面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把眼光转向中国，并且唯独是中国。这并不难理解。当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澳大利亚立刻希望中国能够加入TPP谈判。其实，各国都明白，一个没有中国的TPP本来就没有多少意义；但现在一个美国退出、中国又没有加入的TPP，它就完全失去了其意义。欧盟面临英国脱离和美国保护主义的压力，也希望能够提前和中国讨论经贸关系，寻找稳定经济的要素。 如果从要发生的重要政治事件来衡量，2017年必然也是中国的政治年。“两会”马上就要召开、“一带一路”高峰论坛、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所有这些都是世界所关切的。实际上，今天中国内政外交的任何动向，都会牵动全球的关切，关切中国已经成为各国关切自身利益的必需。 为世界经济增长作贡献的持续力量 世界对中国的关注源于对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的分析与认知。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国。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着最大的贡献份额。 尽管近年来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因为中国经济基数庞大，其贡献仍然最大。人们也相信，只要中国维持国家规划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只会增长，而不会减少。 再者，世界也发现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话语方面的进步和转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和世界经济接轨。中国似乎向世界传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当自由贸易这面旗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扛不下去的时候，中国会接着扛。 中国所提出的世界和区域经济的“中国方案”令人们更感兴趣。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和主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尽管少数国家对中国抱有怀疑，但更多国家积极参与中国的倡议，因为它们看到中国的举动并非“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体系，而是积极配合现存的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必需的补充，或者说，中国所做的是在强化现行国际经济体系，这些正是世界所期待的。 同样重要的还有中国对待地缘政治的态度和方法。世界逐渐发现中国实际上对西式地缘政治并不感兴趣。尽管中国在保护其国家核心利益方面会不惜一切，但中国并没有任何企图向外扩张。 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有了全面的改善。今天，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已经把西式地缘政治搁置一边，回归亚洲式经济合作。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也开始在这些国家产生积极的结果，至少在经济领域。 中国关注内部治理 世界最为关切的还是中国的内部发展。贸易保护主义在西方的崛起，是因为西方内部的发展出了很大的问题，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那么，中国的内政又是如何呢？中国的内政支撑得了其外部的角色吗？这是世界的关切。 来自中国的信息是正面的。西方的问题在于内部治理，而内部治理问题的核心在于一个有效政府。西方的困难在于形成不了一个有效政府，精英之间没有共识、党派之间互相否决，造成今天体制内外对峙的局面。 而中国一直以自己的步伐和速度在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不难发现，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避免了经济的激烈波动，以缓慢平稳的方式保证了内部稳定。 世界期待哪些积极的信息？ 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更为积极的信息，是其消化全球化负面后果的决心和能力。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财富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分配不公平，造成社会的分化。西方政府无能为力，中国在全球化造成的这些弊端面前也不能置身事外。 近年来，中国政府发动前所未有的扶贫，要在今后数年内，帮助大量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困。世界感觉到，这样的事情可能只能在中国发生。 中国要在十三五规划期间，提高人均国民所得，使其达至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精明的国际商界当然知道这对于他们的真实意义，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计算如何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当中国成为一个内需导向社会时，意味着中国不会像过去那样依赖西方；相反，届时的西方需要依靠中国来发展和增长。这些正是世界关切中国的巨大动力。世界预见了一个不一样的大国的崛起，并对这个大国抱有高度的期待。对中国来说，世界给了自己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但也给自己一个历史的机遇和机会。道理也很简单，当西方世界出现治理危机，而失去围堵中国的能力时，当全球化出现问题而需要有大国提供全球公共品时，中国就有了机会去加快自己的和平崛起。文章选自新华思客，2017年2月22日
2017年3月1日 -
徐耀良：特朗普的有限目标与可能的影响
理事简介徐耀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安学国际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的最多的是：美国再现伟大；抱怨的最多的是：不公平。依我观察，这是有限度的伟大，是商业理念上的不公平。特朗普认为，由于内外财经上的不公平，导致美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要再现伟大，获得财经上的公平是唯一保障，其它领域都要为这个目标服务。由此可预见，特朗普总统设定的目标将是有限的和以财经为导向的，只是希望恢复他认可的公平状态，而非成为当年在国际上一言九鼎的太上皇。主观上如此；在实现有限目标的道路上也将会是困难重重。在其第一任期届满的时候，其行政权力能够起主导作用的领域，将会有良好的表现。除此之外，其它领域恐怕难有较大的作为。这种变化将引发世界各国新的互动。 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确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相当部分的人士还义愤填膺，他们鄙视特朗普。特朗普只是赢得了足够的选举人票数，但在全国范围一人一票的选举中，他比对手希拉里少了三百万张选票，这预示着特朗普的执政从一开始就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落败的民主党更是痛心疾首，决心全力阻挠特朗普的执政。还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前，奥巴马政府就已经公开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证据，促请社会大众保持高度警惕。一些支持民主党的政治组织，已经向全国发出了动员令，号召在一切可能的领域迎击特朗普。有一个维权的基金会，专门资助市民与联邦政府打官司，以往一年获得的募捐只有300万美元；在特朗普上任后的第十一天，就获得1900万美元的募捐，是有一批人要与特朗普决战到底的。三十五位精神病科医生，不是特朗普的私人医生和主治医生，在没有获得足够的医学证据之前，联名公开宣称特朗普患有精神病，不具备履行总统职责的能力。试问美国未来四年的政治生态能平静吗？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各施其职，相互制衡，至少在制度上已经确保有一个反对党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总统不能为所欲为。基督教教义认为每个人都有原罪。美国的建国精英们认为，由有原罪的人组成的政府也自然是有罪的，需要建立制衡机制，监督政府的运作。特朗普对来自七个伊斯兰国家的国民旅游限制令被认为是违宪，已经被联邦巡回法庭冻结执行，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刚刚辞职的国家安全顾问，也是因为在未成为公职人员之前就处理外交事务，从而触犯了联邦法律而黯然离职。可以预见，获特朗普提名的联邦大法官，其听证和确认将会遇到联邦参议院民主党参议员的极力阻挠。尽管共和党在这次大选中赢得了多数席位，应该支持特朗普的执政。但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比较低，议员们还是担心在往后的选举中是否能够连任，会与特朗普保持一定的和微妙的距离，不一定全力以赴。况且还有一些共和党议员，从一开始就表态不支持特朗普。连自己的党派都有保留，要兑现竞选纲领谈何容易。最新的例子是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约翰·麦肯恩，在慕尼黑召开的欧洲安全会议上，强烈但不点名地批判特朗普的治国理念。 有人说，媒体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第四极，既监督又推波助澜。媒体最怕没有新闻和热点；特朗普对推特的钟爱，给了媒体足够的兴奋剂，个个忙的不亦乐乎。他的好斗和张扬个性只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负面报道。主流媒体的办报人大多是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早就看不惯特朗普；特朗普也不信任主流媒体，他的表情和言语已经表露无遗。还在大选期间，根据一个关注媒体报道的数据，有170多个媒体对特朗普的报道是负面多于正面，只有20多个媒体是正面多于负面。社会大众对政治的了解，多是通过媒体获得信息，鲜有独立的渠道。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报告已经发表，对特朗普工作的支持率只有40%，不支持率高达56%。在媒体的一片反对声中，特朗普在白宫的日子不会好过，他已经宣称：五大新闻机构是美国人民的敌人；正在发出呼吁，寻求国民的支持。 特朗普以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缺乏政府行政管理经验，政府层面的人脉网络也不广泛，短时间内一下子很难找到最合适的内阁成员人选，只能招揽志同道合的朋友或盟友，不管他或她能否胜任。他一直是庞大商业帝国的掌舵人，没有股东大会的制约，可以我行我素。内阁成员多来自商界、军界和金融界，大多持有保守主义立场，是一群习惯了说一不二的强势决策者，妥协的可能性不大，未来随时会有内阁成员的辞职。学会与建制派共事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要他们与反对党、主流媒体、非善意团体、阳奉阴违的外国政府打交道，除了强权和诱惑之外别无他法；通过妥协达成法案的通过将是凤毛麟角。撤销奥巴马医疗法案将是一场有失体面的恶斗。 在国际关系领域，特朗普并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包袱，更多地从财经利益角度出发，认为花钱多收益低的安排就是不公平，要彻底纠正，不再当冤大头。特朗普主观上并不反对经济全球化，他的商业帝国分布在全球将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收入颇丰。他不满意的是其前任的所作所为，务虚不务实，肥了别人瘦了自己。对地缘政治的战略考量和实施措施，多是源自其他人的观点，迄今没有考虑周全的方案，还在探索酝酿之中。大选期间对俄罗斯的友善言语到了今天已经有所收敛；在实施对俄罗斯亲近的行动中，显得过于急躁；也表态要求俄罗斯归还克里米亚给乌克兰。俄罗斯只有石油、天然气和军火，这些都不是美国需要的。拉拢俄罗斯无非是要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不愿意看到中俄走得更近。国际政治博弈，暗流涌动，很难量化，更多的是聚散和趋势。特朗普能有作为的会是财经领域和已获得广泛共识的领域如国际反恐。特朗普会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霸主地位，迫使对手接受新的安排。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率先承诺日本要承担的责任。孙正义、马云、郭台铭等商业大佬，已经表态要助特朗普一臂之力。在一致对外的大旗下，特朗普能够得到上下左右的支持，拿出新的就业数据、贸易收支数据、国际投资数据等可量化的政绩向选民交代，兑现“再现伟大”的竞选诺言。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是派发红包的欢乐时刻，共和、民主两党议员都会支持，期盼能为自己的选区争得一杯羹，增加新的就业机会，为未来的连任打下民意基础。 本人旅居美国多年，不断地游走于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国家之间，自1997年起迄今，曾多次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出谋划策，多次获得重视，实感荣幸和自信。中美不打仗是我的唯一愿望。特朗普政府正在逐步推出新政，如何应对和调整，官、产、学、研各界都在热烈讨论中。作为一位华人，我尝试提出个人的看法，希望能有些许的帮助。 准确的战略判断至关重要。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历来提倡与各国发展高层往来，提高本国的行政效率，当然也希望能与特朗普新政府成员建立密切联系，而且正在努力当中。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提议最多的一条，见面总比不见好，但效果如何？中国领导人与美国领导人的见面次数不可谓不多，但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并没有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官员与智库人士认为，中美将要走向对抗；同时，中国包括官方和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日益高涨，认为与美国打一仗也未尝不可。小规模冲突，谁赢了都没有太大意义；大规模冲突，其破坏性波及全人类，还会引发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对中美不一定是件好事。基辛格博士是地缘政治的大师，据内部人士确认，特朗普非常信赖基辛格，联合俄罗斯制衡中国就是出自基辛格的战略思维。通读基辛格的各类著作，他崇尚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均衡，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提倡置人于死地。在对华关系上，特朗普的有限目标也仅限于此：还美国一个他认可的公平竞争环境，而非将中国视为死敌，尽管可能不按规则出牌，甚至践踏中国的底线。中国是由美国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的长期受益者，只要坚持原则，守住底线，做出点让步也无伤大雅，算是回馈国际社会，稳定大局最重要。中国在海外投资失败的例子数不胜数，而且毫无意义。与其浪费在无关紧要的国家和地区上，不如牺牲在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上。中美元首如要见面的话，实有必要做出通盘的安排，确保贸易战打不起来。受特朗普器重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诺教授已经表示，没有发起贸易战的想法。 特朗普要遏制制造业工作机会外流，重建破旧的基础设施，少管国际闲事，维护基督教的主导地位，保护国土安全，恢复他认可的公平竞争环境，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国内事务上。大陆很多人士包括部分专家认为，这是美国的战略退却，是美国衰败的象征，是中国大展拳脚的时候了。这是值得商榷的。在某些领域填补空白甚至担起责任是应该的，全面取替则不自量力。美国在各个领域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减弱，只是政策错误导致花了很多冤枉钱或者收不到该收的钱，因为钱都花在海外或者留在海外了。只要创新力还在，政府的纠错机制还健全，就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误导百姓事小，误导领导则罪大。 中国经济需要：制度公平、政策配套、产业优化、产品升级、技术创新、管理改善、技能提升、外储充裕。以往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外贸和国内消费，其中两驾马车的动力现已大不如前了：投资收益递减，外需市场疲软；国内消费相当一部分还是来自政府消费。各项费用、税收、成本的增加和各项管理措施的加强，产能的过剩，产品结构的不合理，传统行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走向海外似乎是一条出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此有密切联系。特朗普希望制造业工作机会回流美国，加速破旧基础设施的重建，恰好遇到中国产能过剩需要寻找出路。相比多边协议，特朗普更喜欢双边谈判。那就以国家的名义坐下来好好谈，谈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一万多亿美元的建设项目估算，公共财政没有那么多的钱，贷款融资是必然的，也不可能全部采用美国制造的物料，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亚投行是多边协议组织，美国又不是创始会员，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没有太多优势，与制造业工作机会回流美国关系不大，我不看好美国近期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 特朗普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自然经常会用商道看世道；为了达到商业上的目的，可以用尽一切手段。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可以说北约组织已经过时，尽管最近由副总统做了澄清；为了迫使中国大陆让步，可以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中国大陆的周边不都是友邻，而是忐忑不安的两面派，有的是美国的盟友，甚至是虎视眈眈的强大对手。日本、印度、韩国、越南本来与中国大陆就不是同心同德。稳定和改善与邻邦的关系尤其重要和紧迫，避免出现四面楚歌的态势。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主席通话中表示，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联合中国大陆周边国家制衡中国并没有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拉拢俄罗斯就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内政阻力重重、没有建树的情况下，不排除特朗普政府会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突破。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中国政府宜早不宜迟，尽快在财经商业领域与美国展开磋商与合作，也就是专业人士说的“经济外交”。商人都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这不是投降，而是维护更大的战略利益。 美国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州政府有着相对独立的财政税收决策权，有权给予外来投资企业以灵活和优惠的安排。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在考虑在美国开办企业。在国家层面上，由中央政府与美国联邦政府去谈；但在省州层面上，建议中国各省人民政府主动作为，帮助本省有意愿在美国投资的企业，全面和充分地了解投资所在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营商环境，促成投资成功，既增加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开拓了新市场，也配合了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堵住了美国批评人士的嘴巴。根据纳瓦诺教授的观点以及由此得出的统计数据，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有五万七千多家工厂倒闭或搬迁海外，造成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失业。到过美国的人一般都能看到空置与破败的厂房。 小企业抵御外来竞争能力不强，无力外迁，只能选择倒闭关门；跨国公司则可以将企业外迁或服务外包。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新的税收政策，加大外迁企业产品返销美国的成本负担，鼓励将海外收益汇回到美国国内，而不是留在海外。美国的跨国公司规模大、员工多、纳税多，他们的意见通常能够上达到联邦政府。与美国跨国公司有生意往来的中国企业对此要予以关注，除了积极向生意伙伴反映情况、期盼通过他们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诉外，相关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可能会下降，跨国公司在华追加投资、扩大规模的难度会增加。中国的各级商会要主动帮助会员企业，联合发声影响力会更大。 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取得胜利，已经在海峡两岸引起了一阵骚动；接下来海峡两岸关系如何发展，大家正在拭目以待。台湾正在成为特朗普实现有限目标的一个考虑因素：是有利因素还是不利因素？值不值得运用？运用后的结果会是如何？正如前面所说，中美不打仗是我的唯一愿望。台湾独立是引发中美战争的其中一种可能性，战争会祸及海峡两岸的民众，分裂海外华人的团结。大陆认为台湾要独立，台湾认为大陆不民主，这是短期内不可调和的矛盾。2016年11月我参加了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举行的世界华人经济高峰会议，出席的嘉宾包括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先生，但没有看见大陆派出任何一位政府官员。习先生与马先生在新加坡都已经见过面了，为什么还如此冷落和躲避？华人之间的不团结和不友善，正好被外人利用了。这外人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大陆与台湾还得相向而行，亲如一家，别人就没有机会了。 美国历来宣称不介入台海调停，但背地里却是动作多多。我始终认为，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需要美国的参与，因为美国有个对台关系法；武力解决则另当别论。台湾独立是不可能的；中美对抗也没有出路。大家何不共同探讨，绘制出一张宏大的路线图，共享和平、自由、民主和繁荣？近一百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和人物传记作者，最近公布了43位美国前任总统的历史排位，第一位是亚伯拉罕·林肯；第二位是乔治·华盛顿；第三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们代表和象征了国家的三块奠基石，即：国家独立、经济改善、自由民主。中国大陆目前对历史人物的排名也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推翻了帝制；毛泽东实现了独立；邓小平解放了生产力。领袖人物都在乎自己的历史地位，现在谈论特朗普的历史地位还为时尚早；但相信他自己会明白或者身边的顾问会提醒他。从他的竞选纲领和执政一个月的表现来看，特朗普会是一位着力于经济改善的总统，其它领域的工作都要服务于这个大方向。习近平主席多次表示，太平洋之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国家。这意味着中国没有取替美国的意思，美国也不可能消灭中国。两位领导人都肩负着本国人民的重托与期待。希望他们求同存异、趋同化异，找到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和平道路。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四十五周年之际，祝福两位领导人开创新局面。
2017年2月28日 -
王辉耀：留学改变了我的人生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与时代的共生时代是个圆，我们只是圆周上的一个点，这个圆是历史给每一代人的背景，我们不能选择时代，但是我们在这个背景下可以去努力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我们那一代人特殊的青春岁月——上山下乡，文革后恢复高考以及后来的洋插队，我都赶上了。1976年初夏，我高中刚一毕业就被下放到四川金堂县龙王公社接受再教育。这里的茅屋、细雨没有文学作品里的浪漫，有的只是茅屋里的老鼠和没法穿鞋的泥泞小路。目之所及刷新了我的认知，也让我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中国农村和基层的人希望抓住一切机会鲤鱼跳龙门。在这个小乡村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酷暑严寒，蚊虫叮扰，除了辛勤的劳动每天换来两毛钱的工分外，书是我唯一的慰藉。1977年10月，命运之轮滚滚而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沉寂的山村。1978年初春，我很幸运来到了在竞争激烈的77级高考下我所考取的当时全国最好的三所外语学院之一——广州外国语学院。那里山清水秀，有朗朗书声，也有众多的良师益友，广外实现了我要上大学的梦想。大学四年，是我的精神疯狂成长的四年。迷恋乔叟、莎士比亚、华兹华斯甚至艾略特、波特莱尔，写作现代诗歌，更重要的是，我开始认识世界之大、文化之多元。因为广州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除了大学课程，我时刻关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躁动与争论，并不断思考人生的意义。在广外的四年让我的眼界、心胸都接受了一场洗礼，在广外的见识和积累为我后来能走向世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打下了基础。从北京到海外大学一毕业，我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贸部，成为一名中国对外国际经济合作官员。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伊始，国际经济贸易成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作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我见证了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的力量。在与国外政府部门、企业打交道的日常工作中，我发现了自身知识的不足，我想更深入的了解和观察当代西方文化。由此，我萌生了出去留学的冲动和通过留学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1980年代初期，在对外经贸部期间，我发现西方将现代化管理的知识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有一套完整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MBA课程彼时在国内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却将其定为了留学的主攻专业，成为最早一批赴加拿大读MBA的中国大陆学生。一朝“国际大学”的梦想如愿以偿，欣喜还萦绕爱我的心间，冲击与挑战已不期而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与国际的沟通刚刚开始，去北美一天就一个航班，去上学每次都要先从北京飞到上海，换飞机加油再飞到旧金山，再加油飞到纽约，再加油飞到多伦多，一次航程要转五六次飞机。几经辗转，飞机落地后扑面而来的却是有极丰富物质的花花世界，那时候国内没有超市、高速公路，更没有私人汽车，而一下飞机，北美机场的商店里摆着琳琅满目的画报、杂志、刊物，超市里的商品应有尽有，高速公路十几个车道并行，期间的物质落差让人很震撼，从而引发了比较视角的思考。物质的冲击还在其次，学业与文化层面的挑战才是真正的难关。跨专业本就是个考验，更何况是在异文化语境下的跨专业。从英美文学跨到MBA，非经济学或管理学科班出身的我既要补课，又要适应教育模式的不同。于是，一方面我强迫自己每天读海量的书籍，反复思考研究经典案例成了生活的重心；另一方面，我又努力克服在国内习得和备受赞扬的“低调”，适应国外MBA学习特别推崇的分析能力和要表达独特观点的模式，在上课主动发言，阐述自己的见解。与国内，个人是组织的一部分的理念不同，国外更注重个性的独立，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什么都要靠自己，并充分鼓励张扬个性。这对我们那个时代的留学生来说是非常大的历练。得益于自身的勤奋，我很快就适应了国外超负荷的学习状态。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累并快乐着的时光，虽然冲击与挑战让我每天奔忙不止，但留学确实带给我很多有益的变化。西方文化的历练，使我开阔了眼界，形成了开放的思维方式，为我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国际化的背景和基础。要找那些能写上简历的工作留学不只是学习知识这么简单，更要融入当地社会。实习则是一个锻炼自己，近距离了解并参与当地主流社会与文化的重要途径。在适应了国外的生活，课程学习也进入了常规轨道后，我开始思考如何打进北美的主流社会。在找实习工作时，我一直奉行一个原则：要去干那些能写上简历的工作。报酬哪怕很低，但经历是更有价值的财富。机会不是等来的，是争取来的。因为不想浪费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和任何一点时间，我开始主动地为自己争取有价值的实习机会。我为自己争取到的第一份暑期实习是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工作。暑假到来之前，我给该银行的一位高级副总裁寄出自己精心准备的简历。简历匹配职务是一回事儿，寄给合适的人是另外一回事儿。选择寄给这位副总裁，是我反复思量的结果，原因有二：其一，大公司的人事招聘均由业务部门的总经理或副总裁负责；其二，这位副总裁有在香港和日本派驻的经历，对亚洲和中国更了解，也可能更感兴趣。事实验证了我的想法，暑期来临之时我得到了这份在加拿大最大的银行实习工作的机会。第二份暑期实习看似来得偶然，实则也是我争取来的机会。一次参加讲座时，我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加拿大城市联合会将组织中国14个沿海城市的代表访问加拿大。讲座结束后，我就找到刚演讲完的城市联合会会长，向他表达了自己想参与这个项目的强烈意愿。结果那一年的暑假，我参与组织和接待了李岚清率领的14个中国沿海城市市长代表团，历时一个月，横跨加拿大东西南北，考察了加拿大的方方面面，对西方社会的运转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加拿大读博士研究生期间，我还拿到了一个去日本东京工作实习的机会，为一些大企业做国际管理咨询和培训，领略了日本企业在1980年代迅猛发展的国际化战略。1988年，我读完MBA和工商管理博士课程，加上国内外的工作经验和丰富的实行经历，毕业时就拿到六七家公司的offer。经过慎重思考，我进入了全球最大的工程管理咨询公司之一SNC（万灵公司）。在SNC这个数千人的国际大公司里，我积极主动提出公司国际化新战略，加强公司和世行、亚行等国际大机构的合作，在我和同事们的密切配合与实干之下，我们很快就做出了相当的业绩，我也在一年之内，迅速从助理经理做到了经理，第二年又晋升为国际市场董事总经理，是SNC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华人高级主管，而那时的我还不到30岁。搭建平台，推动留学与海归事业1990年，在大型跨国公司担任高管两年多以后，我参加了魁北克面向全球招聘的政府官员职位的竞聘，成为首个成功竞聘政府招聘的高级职位的中国留学生，赴任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和中国首席经济商务代表。我在香港工作了三年，算是改革开放以后比较早来香港工作的大陆留学生。那时候，我的办公室位于中环大厦，很少能见到来自大陆的白领出没于主流办公场所，而事过境迁，今天香港人却常讨论香港的国际化地位有可能被上海所取代的话题，可见中国大陆斗转星移的变化。在香港的三年任职经历让我想要回国开创一番新的天地。所以，任职期满后，我没有回加拿大而是回国开始了我的创业生涯。1993年回国后，我先后创建了亚加国际公司和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十年创业下来，有很多的历练。2002年，我还被发改委《中国投资》杂志评选为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在经历一段创业经历之后和打下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我觉得作为海归不能只是独善其身，还应该心怀天下，希望能力所及要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更大的事情，于是我将自己工作的重心转到创办国内早期的公益性社团和智库上来。容闳作为踏出国门留学的第一人对推动中国的留学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直是我敬仰的人物。他开创的中国留学事业，也一直是我希望继续发扬光大的事业。回国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加入了历史悠久的欧美同学会，想要在这里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中国的留学和海归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加入欧美同学会之后，我在欧美同学会的见闻和自己的研究都让我意识到，虽然留学人员中商务精英人士日益增多，但他们并没有自己的组织，没有一个平台将这些海归创业人物和商界人士凝聚在一起。于是，在2002年和欧美同学会领导的一次陪同出国访问途中，我向当时的主要领导提议创办欧美同学会商会，他表示同意，并说这件事情要由我来具体操作和负责。当时在欧美同学会内部成立商会还是有很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同学会主要是面向大学研究院和政府及事业单位的，商界的人士不是同学会关注的主要对象。为此，我做了不少的说服和介绍工作，就这样，欧美同学会办会的一个新模式可以开始尝试。我于是马不停蹄的带领自己公司的员工不计时间酬劳地为商会筹建工作奔波，联络各界精英学长，建立并维护网站，编辑出版会刊。几个月的辛劳终于在2002年10月17日初见成效，这一天，田溯宁、张朝阳、吴鹰、徐小平、闫长明、毛大庆、莫天全等近百位留学归国人员齐聚欧美同学会位于北京南河沿大街111号的会所所在地，参加商会的成立。当时中央统战部的副部长和欧美同学会的主要领导都专程前来参加，欧美同学会商会就此成立，中国海归商界联谊的网络开始诞生，我被推选为首任创始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在欧美同学会的百年历程中首开先河地搭建起了中国商界海归的高端联谊平台。商会创立之后，我结合自己在国外工作和生活期间的所见所闻，引进当时国内不多用的海外办会模式，通过组织月度午餐会、精英酒会、圆桌座谈会、慈善晚会、专题讲座、中国留学回国创业与发展论坛等大量创新活动，凝聚了国内外大批海归人士，那时候，这些形式在国内十分新颖，引进后人气爆棚。商会成立以后，我组织了大量的活动，凝聚了数以万计的留学归国人员参加各类活动，并开创了欧美同学会活动的新模式。商会开创的这种组织与活动运作模式如今已为欧美同学会各分会和很多国内社会团体普遍采用。商会成立之后，面对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会员不断增加，海归和国际化人士的急剧增长，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如何来提升商会的发展，如何来搭建一个凝聚更高端海归的精英平台。2005年，我在参加美国《财富》杂志北京论坛时遇到了时任商会副会长的田溯宁，跟他聊起了我的想法，没想到我们不谋而合。我们都认为，国家发展需要海外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也需要一大批国际化人才和团队，不过这样的人才还少，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把海归精英的力量聚集起来，让他们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组织在筹备初期会有各种事务，田溯宁给我建议需要有一个有经验的资深海归来投入主要精力，策划和筹备相关工作，看我能不能来主要领衔，我认为此事重大，也符合我希望把海归事业发扬光大的理想，就这样，我又带着我自己原来做业务的团队全职投入到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中，并也给欧美同学会提交申请报告。开始筹备之后，我们几个创始理事每个月都要召开一次筹备会议，持续忙碌了半年多。这时候，欧美同学会商会已经聚集了大批的精英，不少人非常支持商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2005年11月20日，2005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在商会经常聚会的北京长安俱乐部拉开帷幕，我和田溯宁、王波明、汤敏、李山、傅军、王维嘉、赵民等作为发起人都出席了这次理事会，我还被推为首任理事长。对于这个新组织的名字，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还在常务理事中大家通过电邮投票表决，当时有好几个名称建议，大多数的人觉得既然我们是在2005年成立，可以用数字做机构名称叫2005委员会，就像美国的百人会，中国的九三学社一样。被推选为首任理事长，我深感责任重大，除了在运作模式上积极引进商会的组织和活动模式，我们还创办了2005委员会月度午餐会、新年晚会、海归论坛等品牌活动，还创办了委员会会刊，我给刊物起的名称叫《海风窗》。2005委员会成立之后所举办的大量活动和《海风窗》刊物，迅速为委员会扩大了社会影响和吸引了很多优秀海归的加入。当然，2005委员会成立之后我也花费很多努力，既要发挥海归自主办会的积极性，又要协调好和商会及总会的相互关系，非常不容易。我当时带着我们2005委员会的常务理事们集体去拜会欧美同学会会长韩启德和统战部的领导，让2005委员会能够得到总会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为2005委员会奠定了今后发展的基础。在成为正式机构以后，2005委员会凝聚了一大批高端海归群体，理事人数也从最初的30多人发展到了2008年的120多人。此外，在我作为创始理事长的三年任期内，我提出自己只做一任理事长，不寻求连任，可以让更多优秀的海归学长发挥他们的领导才能。相信我作为创始理事长的努力为2005 委员会探索了一个民主办会的模式和打下了2005 委员会健康发展的基础。2005委员会理事多为各个行业的海归精英，是中国当代海归的缩影与代表。在创办和运营2005委员会期间，我还花了很多精力出版多部有关中国海归的研究图书，其中很多2005委员会的理事都是我研究的对象。2005-2008年期间，我出版的图书包括《当代中国海归》，《缤纷海归——百位海归谈事业与人生》，《魅力学者——10位海归科教文卫英才》， 《巅峰职业——10位海归职业经理人》，《创业英雄——10位海归创业先锋》， 《叱咤华尔街——10位海归上市公司领袖》，《资本推手——10位海归投资银行家》，《财富裂变——10位海归风险投资翘楚》，《创业中国——中国海归创业50人》，《海归时代》。这些是国内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研究当代中国海归的图书，介绍了活跃在企业、商界、创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领域的200多位中国知名海归，采访了多位2005委员会理事，介绍了他们的海归事迹和创新创业思想。这套丛书到目前为止应该还是国内海归研究领域，覆盖面最广、研究范围最宽、采访人数最多的研究丛书，被业内公认为当代中国海归研究的重要文献。21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性公益组织尚处于发端期，要创办一个非营利高端组织，凝聚高层次人才，其难度是巨大的。组织会员活动，协调会里会外关系，坚持民主办会，秉持公益奉献精神，维持协会可持续发展已属不易，外界的质疑和误解又让这些不易又更深了一层。特别是在2010年初，有人提出来要将2005委员会的名字更改为中国领导力委员会，并准备把这个名字修改动议交给委员会理事大会表决通过。由于我在总会的位置上，在理事大会前传达了总会对2005委员会办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但由于当时个别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误导，引起了一些理事对我的误解。我认为在中国国情下，生存和发展的关系需要厘清。我相信历史会证明这一点，我更自信我为我们这个群体所付出的努力和经历是问心无愧的。一路走来，在各位理事的积极参与下，在几位后任理事长、常务理事们，特别是在徐小平理事担任秘书长之后，2005委员会已经成长为颇具影响力的中国海归高端组织，我为自己付出过心血的组织能取得如此重要的成绩深感欣喜和自豪。2015年迎来了2005委员会的10周年盛大庆典，我很荣幸地在这次庆典上获得了2005 委员会颁发的“十年功勋贡献奖”，我也相信时间会进一步证明我们创办这个组织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在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国内企业“走出去”渐成潮流的当下和未来，中国海归面临新的机遇和使命，2005委员会必将在融汇全球智慧、提供治国建言、联络海归交流、加强中外合作方面再创新的辉煌。创新人生做智库，助推思想市场发展2008年奥运之后，也是在我卸任2005委员会理事长一职后，我将自己的人生未来发展方向定格在中国社会的智库发展上，开始创办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智库发端于西方，要做最原汁原味的智库，就要去发端处看个究竟，了解彻底。于是，为了智库我再次开展智库游学。在阅读文献研究了数百家智库之后，我还先后赴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国实地考察了30多家国际现代智库的“样板”。我自己还特意申请去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研究员，切身融入西方智库当中去体验它的运作模式和研究方式。此后，我和我太太苗绿博士一起又专门去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对国际智库进行潜心比较研究，回国后还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大国智库》一书。所有这些经历，都奠定了我做好一家国际化社会智库的信念和基础。创办CCG八年来，CCG从整合“智”力、专注研究领域、不懈创新三个方面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实现我做智库的初衷——“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世界眼光为中国献策”。八年来CCG苦练内功，为国家提交了多份重要报告，很多都得到中央最高层领导的批示，也推动了不少大家熟悉的政策的出台,也得到了政府、社会和国内外业内人士的认可。2016年伊始，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公布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智库2015年排行。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这份榜单中表现优异，在全球顶级智库排行榜中位列第110位，进入了全球最佳社会智库50强，也是全球最值得关注的100家智库之一。此外，在其国别智库排行中，CCG位列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第7位，中国社会智库的首位。我本人也在2015年被国新办的中国网评为“2014年中国智库建设十大代表人物”。国内外的肯定让我更有信心将CCG建设成中国第一流的智库。2015年初春，我也很荣幸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当我从李克强总理手中接过聘书之时，我也看到了一份现实中的荣誉背后，那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未来更加任重而道远。从农村到大学，从国家部委到国际大学，从国际商务到海归创业，到创办海归社团到创办全球化智库，我一直以开放和不断创新的心态做着国际化的事业，而这一切都源于留学经历赋予我的开放、包容、国际化的理念，兼具中西之长，了然中西之别的文化和知识背景。我特别欣赏我创办CCG那年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思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感谢我的留学生涯，这是我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个人简历王辉耀先生是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主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商会创始会长和2005委员会创始理事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1958 年出生，1984 年出国留学，先后在加拿大温莎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留学，获得MBA 学位和国际管理博士（PhD）学位，曾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担任访问研究员和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现在同时担任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和博导。出任过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早年曾担任国家经贸部官员，跨国公司高管，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首席经济代表等职务，创办过企业，2002年被国家发改委《中国投资》杂志评为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留学改变我的世界》在历史细节的深处，也许你也可以读出一代人的曲折心路历程：有震撼、有迷茫、有挣扎、有探索，最后也都有通过持续努力而取得的巨大辉煌。文章选自2005委员会，2016年4月26日
2017年2月27日 -
曹德旺：临渊履薄，心若菩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和董事长曹德旺在2015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上参加研讨。 1946年5月生，福建省福清市高山镇人。 1987年成立福耀玻璃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商，成为宾利、奔驰、宝马、路虎、奥迪等品牌重要的全球配套供应商。 2001年至2005年，曹德旺带领福耀团队相继打赢了加拿大、美国两个反倾销案，震惊世界。福耀玻璃成为中国第一家状告美国商务部并赢得胜利的中国企业。 2009年，曹德旺荣获“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该奖项被誉为“企业界奥斯卡”，他是首位华人获得者。之前安永企业奖获得者包括戴尔创始人、星巴克董事长和ebay创始人。曹德旺是佛教徒，截至2015 年年中累积捐款逾70亿元。2010年，他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基金规模35.49亿元，是中国目前资产规模最大的公益慈善基金会。 2009年，曹德旺荣获“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该奖项被誉为“企业界奥斯卡”，他是首位华人获得者。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比起一众光鲜高调的明星企业家们，曹德旺的名字显得陌生，这个其貌不扬、形容憨厚的老者，实在看不出有何特殊之处，但他惊人的财富、巨额的捐款，绝对会让你惊呼原来这个世界不是只看脸。而再了解其人其事，又会惊讶这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人如此有文化，他说的“做事要用心”“踏实做好自己的本业”“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看似平淡无奇，又似乎是大道至简。曹德旺也曾自比金庸笔下的石破天（《侠客行》里的人物），人傻，经常做傻事，没有花架子，但最终都能逢凶化吉。创业前奏曲 少年的顿悟 1946年，曹德旺出生于上海，父亲曹河仁从商，是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股东之一。1947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上海人心大乱，纷纷外迁。曹河仁夫妇带着年幼子女乘座客轮回到福建老家--福清高山镇。装载曹家财物的机动铁壳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沉没了。 自记事起，曹德旺眼前的生活画卷就饱含艰辛：母亲种田，父亲重返上海谋生但并不如意。他和兄弟姐妹时常吃不饱，饥饿难忍时，母亲便会组织他们在院子里围坐、吹口琴、唱歌，苦中作乐。1959年，曹德旺14岁，上了初中一年级，因得罪了教导主任而辍学。 1960年，15岁曹德旺进入福清薛港农场工作，负责数大人挖好的树坑。有一天，父亲骑着自行车来找他，要他回家一起做生意，从此开启了他的从商生涯。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不允许自由买卖商品，抓到会以“投机倒把”轮处，轻者没收，重者收押，游街示众。父亲计划贩卖烟丝来补贴家用，用自行车当运输工具，从福州买香烟运到高山卖，从中赚取差价。曹德旺15岁，看着似十二三岁，应该不会有人怀疑他，检查他的包。 每次进货30多斤，100多公里，来回3天。前两次父亲带着曹德旺做，从第三次起，他们便形成了分工：曹德旺负责进货，父亲负责销售。有一个冬日下午，曹德旺头天受了风寒，腹泻严重，好不容易骑车翻越太城岭，投靠了父亲的朋友、开杂货铺的老蔡。父母这厢在镇口望眼欲穿。次日一早，天蒙蒙亮，父亲忐忑出发，徒步找来，他尚在昏睡之中。 后来，父亲改做水果生意。无论冬夏，曹德旺每天凌晨2点起床，骑车到福清县城，凌晨批发好水果，囫囵吃点东西再载着300多斤重的水果往回骑，下午3点抵达高山，同父亲卖完后往往是晚上7点半以后。一天下来，大概赚3块钱。在后来的岁月中，曹德旺时常回忆起17岁的自己正睡得香，却被母亲含泪推醒喊去进货的情形，“德旺，起床了！” 水果生意做了三四年，父亲又回头做起烟丝生意。不到一年，父亲被当地工商总局抓了现行，烟丝被收缴，自行车也被牵了去。 和父亲一起做生意的几年磨练，让曹德旺想了很多。父亲烟摊的被收缴，更激发了他外出闯天下的决心。在18岁的少年眼中，已然形成自己的商业判断：父亲虽然聪明，也会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所做的事，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没有前途可言，我还年轻，不能重走父亲的老路。 “忘我”脱困 文革后期的1968年，曹德旺结婚了，取了舅舅同村的姑娘陈凤英。他成家独立出去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做政府允许做的事，而且要学做会赚钱的生意。 当时很多人种白木耳卖，政府也不反对。曹德旺把妻子的嫁妆卖了，又借钱凑够几百元，投入种植。由于种白木耳的人太多了，在福建本地卖不上价。少年时随父亲销售烟丝和水果积攒下的经验起了作用，他迅速坐火车到江西，卖掉后扣除成本，不亏也不赚。 怎样才能赚钱？他思考后发现在福建的村里收购，运到江西卖，可以赚取差价。说干就干。从此，他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福州-江西的旅程。最后一次，他进了3000元白木耳，又赊了一些货，提着大大的包裹在江西下火车，拎着包吃力地朝前挪步。车站民兵看到，以“投机倒把”为名扣了他的货，送进附近的收购站。曹德旺辩解说这是公社集体的东西，对方要他开证明来，再给他货钱。 曹德旺返回高山，公社干部不愿意开证明。有些赊给他货的村民，他挨个登门解释，容我筹措，有了钱，一定一分不少的给付。 疲惫地回到家中，一个大队干部正在等着，告知曹德旺欠06工地十个义务工，如果不去交30元。30元？一分钱都没有，上哪儿去寻30元？曹德旺选择了自己去工地。 当时是立春过后，天气渐暖。到工地的第三天，发生了一件大事：民工营房失火，从下午三四点烧到晚上6点。两百人一下子无处安生：吵闹着要赔偿的，想开工没有板车的，板车坏了无处修理的…… 经历了白木耳被扣，来工地被烧，曹德旺突然感觉这似天在亡我，既然我要亡了，就帮他们渡过这个难关吧！他在路边搭了个简易修车棚，找人写上“高山修理所”五字，开始了修车生涯，免费修车，28天，曹德旺没有离开过修车棚一步。吃的喝的，都是经过的民工捎来。 有一天，营长、教导员盘点物资和赔偿金时，反复核对名单，发现少了一人，遂问通讯员：“曹德旺跑去哪里了，为什么没来领？”当他站到教导员面前时，人与乞丐无异。教导员震惊了，问清他来工地的来龙去脉，把剩下的赔偿款包括粮票、救济物等都给了营里“最后一个没有领到赔偿的人”，又替他出面从公社开出证明，索回被江西鹰潭火车站强扣的货款。 不吵不闹，得到一大笔赔偿。忘我工作，犹得神助索回了货款。当还清菇农的钱，曹德旺的心情是怎样一个雀跃？创业进行时 临危受任，缘定玻璃 曹德旺真正“发家”是结缘玻璃。 1976年春天，明溪下了几天瓢泼大雨。他和朋友老吴和小林一起品茶、喝酒间得出结论可以办一个玻璃厂。 当时，办工厂都是国家的事，他一个农业人口，想办工厂，谈何容易，便先找公社企业办去谈，设想是把平板玻璃钢化、打磨后制作成水表玻璃出售，赚取增值利润。同年10月，公社批复：同意成立高山异型玻璃厂筹建处。此前在莆田大洋农场做过果苗技术员、在琯头山兜农场做过销售人员的曹德旺很快融入筹建工场的角色中，从此彻底地和农业挥手告别，走上了工业的道路。 高山异型玻璃厂是乡镇企业。1976年到1979年，奠基、动工、打桩、起梁、封顶、买设备、安设备。1979年试生产、投产，开始需要大量的平板玻璃。从被厂里认命为采购员的那一天起，曹德旺大部分时间就都泡在福州，解决工厂拿不到计划内指标的难题。借由福州泡汤，他认识了福州城内的采购科长们，搭建起完整的采购网。 文革结束后，春天来到了中国。这是科学的春天，文艺的春天。曹德旺像饥饿已久的人面对食物一样，狼吞虎咽，大咬大嚼。福州水表厂会计科陈科长推荐他读会计学--“会计工作是厂长的参谋和助手，要做到比有对象，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帮有措施……”这段话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海里。此后两年，他系统地学完会计学的相关知识，具备了看报表即知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能力。回顾起这段经历，曹德旺觉得也许是冥冥之中，上天通过陈科长开示于己。 1977年到1982年，高山异型玻璃厂6年间换了6个厂长，公社投资的十几万几乎打了水漂。1983年初，如果工厂继续亏损下去，结局只有关门倒闭。 元旦过后，公社领导建议曹德旺承包工厂。中央文件刚刚出台，鼓励承包。最终达成的协议是：曹德旺与其他4人联合承包，完成承包任务后，超额返利的部分，其他4人各占10%，曹占60%。因长期从事推销产品的工作，曹德旺对于合同的重要性有深刻感悟，因此，凡能想到的、该说明的都写入了合同中，从而避免了后面的纷争。之后，曹德旺对工厂的管理进行了系列改革。首次在工厂推广管理会计制度，树立会计的权威性，并对工资结构实施改革，打破“大锅饭”体制，极大地调动了新老员工的生产热情。 1983年当年，高山异型玻璃厂首次实现盈利，赚了22万，扣除上交政府的6万，还剩16万。曹德旺分到6万多元，并被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当选为福清县政协常委和福州市工商联副主委。 1984年春节过后，镇政府领导希望曹德旺继续承包。但曹德旺认为承包制不是解决企业危机的彻底方法，只治标，不治本，容易使承包者进行掠夺式经营，追求短期效益，无视企业的存活及持续发展。 在探讨建立长效的机制的过程中，双方达成合资的意向。原先的4名合伙人坚持，1983年赚的钱，分到手即退出。曹德旺愿意合资，但手中钱不够。镇政府同意作担保人支持他向银行贷款，南平政府向他伸出援手出借3万。此后，又有其他合资人加入，曹德旺是合资方个人股东中占比最大的股东。 回顾这段经历，曹德旺从中悟到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真谛。用他的话说，“信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信任，不仅对自己要有自信，对他人也要有信任，这叫互信。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信，那肯定一事无成。正因为有对政府政策的坚定不移的信心，正因为对自己的能力有自信，和相互之间的信任，才有了今天的福耀。” 日本能做的，为什么我就不能做 涉足汽车玻璃，完全是一个偶然。 1984年6月，曹德旺到南平出差，南平协作办派了部汽车送他去武夷山游玩。游玩间，他顺便给母亲买了根竹根做的拐杖。拿着拐着上车时，司机吴锋提醒道：“老曹，上车时小心一点，车玻璃不要给我碰了。万一破了，你可赔不起。” 曹德旺很惊异，自己就是做玻璃的，还能赔不起？后来一打听：马自达汽车，换一块前挡玻璃，6000元，若急，8000元。太离谱了。日本就这么欺负中国人吗？ 当年，汽车若玻璃破了，换起来很麻烦，因为没有国产的，进口的玻璃很贵，且等待的时间通常都要很长。于是，公路上跑的大大小小的车，车窗玻璃破了往往就用胶纸贴着，前挡也好，后挡也好，边窗也好，应付着用。不好看不说，安全首先是一个大问题。 为什么没有人做汽车玻璃？没有人做，我来做。我要为中国做一片自己的汽车玻璃，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用得上，用得开心，用得安心。曹德旺发誓。回过头看，做企业，目标很重要。只有方向正确了，企业才能走得远。 在上海耀华玻璃厂的帮助下，高山异型玻璃厂上了汽车玻璃，并花了1万多元开了5天产品鉴定会。汽车玻璃可不同于普通的玻璃，是跑在路上的房子，人在里面，安全自然是最重要的，安全性能必须通过检测。很快，高山生产出汽车玻璃的消息传开了。 至1986年年底，高山玻璃厂产值596万元，获利税101万元。 1987年春，县委书记陈元春参观高山厂，问：“你做得很好，有没有考虑把它做得更大？” “这个产业刚刚开始，如果说县里能够支持，让把工厂搬到宏路去，这个工厂能做得很大。”曹德旺诚恳地请求。 1987年5月29日，中外合资福建耀华玻璃工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1987年7月，在福清宏路镇动工兴建。1988年5月，第一期工程投产。随之遇到合资企业私营企业招聘工程师难的问题。曹德旺一趟一趟跑福建省人事局，拜访局长、处长，谈改革，谈需求，谈人事档案的规定影响了雨后春笋般涌现的许多合资、独资企业。随后，福建省人事局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人才交流市场，即今天的中国海峡人才市场。 1989年春节，公司拥有了一百多号员工，曹德旺亲自参加并主持了福耀史上的第一次尾牙宴。尾牙的传统从那时起一直延续下来，成为福耀文化一个重要的组成。 老子云：“域中有四大（道天地人），人居其一”。曹德旺认为，企业是人做的，人是企业中最关键的要素，企业成功的核心之一就是坚持人本主义文化。 被逼出来的富豪 福耀做大做强之后，1991年春节过后，福建省体制改革委员会和人民银行来了一个工作组，专程前来讨论福耀上市的事宜。1991年6月22日，闽发证券发行福耀股票，第一批1600万股，每股1.5元，发了2400万元。两三个月后，有流言开始传播：福耀股票不能上市，曹德旺圈了钱想跑到国外去。那些持有福耀股票的人，不少打电话来要求退股。曹德旺只好要妹妹曹华帮忙筹钱，从外面高息借款，按照市价2.5元每股买回，不知不觉地收了400万股。 欠了一屁股的债，曹德旺心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又不能说。想办法让股票上市，一则为自己解套，二则也要为当初购买股票的股东们着想。1993年6月10日福耀玻璃（600660）上市首日，收盘40.05元，创下福建首批上市公司股票的天价。这下子，曹德旺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竟然有近2亿元的进账。因此，曹德旺曾经开玩笑说过，自己这个富豪，是被“别人逼出来的”。 在股票获准在上交所交易后，曹德旺也被获准移民香港。1993年7月23日持单程证入香港，因为需在港办回乡证等，所以在香港住了两个月，这等于强制休息了两个月，所以有足够的时间思考未来。 当时，福耀涉足房地产、IT、玻璃、贸易、装饰，有很多公司，只差赚不到钱。将来的发展是混业经营还是专业经营？艾尔?赖兹（Al Ries）的《聚焦法规》（FOCUS）启发了曹德旺：企业经营跟聚焦是一样的道理，多元化是经济落后的一种产物，而专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特征。曹德旺已然清醒，决定选择制造汽车玻璃作为主业，并为之奋斗终身。 1994年，曹德旺在美国参观了福特博物馆，在那里看到美国经济发展的脉络，获得很多启示：100年前的美国在做什么？卡耐基钢铁。PPG玻璃。佳殿玻璃。现在它们仍发展得很好。为什么？他们都是传统工业，是基本建设所必须。在国家产业转型期，传统产业总是排头兵。福耀该做什么，已然明晰。玻璃。他还发现董事长不一定是大股东来当，应由有号召力的人来当。独立董事，人格首先是独立的，必须是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来当。新的产品一旦被市场认可，发展速度会像流星一样快。不一而足。 从1985年涉足汽车玻璃，到1995年，曹德旺已将科学管理方法运用到企业实践中去，取得卓著的成效。 1994年7月，福建省万达汽车玻璃工业有限公司在福清注册成立，以助力福耀在1996年前实现产能翻倍计划。 1995年，组建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年9月，福耀集团长春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为在中国建立全国性跨省区生产网络迈出第一步。截至2015年，福耀还在吉林双辽、上海、重庆、北京、广东广州、湖北荆门、河南郑州、内蒙通辽、海南文昌等地建立了现代化的生产基地，从而形成贯穿全国的产销网络体系。如今，福耀在15个省有企业，工厂占地面积超过6平方公里。 福耀是曹德旺亲手组建的，是从非常小的阶段发展过来的。它，就像曹德旺本人一样，秉持着勤劳、学习、朴实、创新的价值观，一步步长大。 福耀全球 曹德旺是一个具备国际视野的人。1987年11月，他首次带队出国，去芬兰泰姆格拉斯公司接受培训。去之前，省外办给他们上了一堂外事纪律课。当时，走出国门不光开了眼界，还可以省下国家每天补助的90美元，攒下来买个电器“大件”回来。曹德旺建议这次出国费用集中管理，吃完用完，若有剩下，全部上交。用他的话说，“一个人要有人格，一个国家同样需要有国格！没有人格，没有国格，带多少东西回国都没用！” 这次培训兼考察回来，他脑子里挥之不去“HTPS每40秒钟流出一片边窗玻璃，转而变成几百元钱”的画面。1988年6月，他正式向芬兰方发出报价，以108万美元买下HTPS设备，成为全球的第一个买家。 1989年5月，福耀开始向香港配件市场出口汽车玻璃。至1993年，福耀玻璃已经在香港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 1994年，加拿大的TCG公司代理销售福耀玻璃，进价为25~30美元/平方，批发给二级经销店的价格为50~60美元/平方。看着很能赚钱。 1994年下半年，福耀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购地，设立福耀安全用汽车玻璃批发中心（GGI），1995年建成仓库，1996年投入使用。可一年下来，GGI亏损。曹德旺飞往美国进行专题调研，聘请了当地的市调专家，发现玻璃从中国运到美国，从码头到仓库，拆卸、分包、装运、卸载，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工费用、运输费用的发生。当体量大、网点才能赚钱，做独立经销商，分摊人工、运费等，显然会亏损。结论是“改分销模式为直销模式”。GGI被关闭。 2002年8月，加拿大贸易法庭裁定，福耀玻璃在加拿大的销售不构成倾销，福耀赢得了中国入世后第一起反倾销案，载入中国商业史册。 2006年至2008年，福耀在德国、韩国、日本及美国成立子公司，为这些市场的配套客户提供销售及客户支援服务。 2011年6月，在时任主席胡锦涛和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的支持下，福耀签署在俄罗斯建立汽车玻璃生产项目。2013年9月，生产基地一期建成。 2014年7月，福耀从PPG收购了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浮法玻璃生产基地。 截至2015年，福耀在9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俄罗斯、德国等均设立了子公司和商务机构。福耀的国际合作历史也达到26年，玻璃装在宾利、宝马、奔驰、奥迪、大众、丰田、本田等全球著名的汽车品牌上，名副其实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供应商。 谈起中国企业赴海外投资，曹德旺说，“改革开放告诉我们一个不争的事实，企业必须坚持走出去才能够做大做强。”可真正想“走出去”，第一要树立风险意识，没有弄清风险，千万别动。第二要有责任意识，分清小事和大事，出去赚不赚钱是小事，大事是不能把国家的声誉搞坏。第三要有使命意识，有机会接触外面，要能者尽能、智者尽智，担当起改变国家现状、调结构促转型等责任。 经验告诉曹德旺，走出去投资，应本着一颗有爱的心--爱对方的国家和人民，本色做事，以特色来定位，凭角色做人，努力地让大多数人喜欢我们。 走出去，福耀的每一步都很谨慎，前期以小资本去做，通过销售打开市场，打开品牌知名度，再进行设厂，从而在国际市场上稳打稳扎。 “上善若水，大成靠德”用来形容曹德旺最合适了，他是少有的将修身养性和建功立业结合起来的企业家，成功只是他人生哲学和智慧的一个副产品，在创业成功的原因上，曹德旺是真正的大道至简。 曹德旺给自己的自传取名《心若菩提》，他解释“心若菩提”就是外表非常强大，内心却充满了仁慈和仁爱，这才是最强大的人。这也是曹德旺的行事理念，当初带有民族义愤色彩的选择汽车玻璃的方向，以及打赢了美国反倾销案的事例，都体现了他的强硬和不服输，另一方面，他个人累计接近60亿的捐款，又表现了他的慈悲心。 曹德旺将儒家思想“成功5字真经”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仁、义、礼、智、勇。仁是仁慈善良，是健康包容的心态；义，是道义责任，是敢于承受勇于担当的胸襟气度；礼，是礼仪，做人的分寸和对人对事应有的尊重；智，是智慧、眼界和看事情要有穿透力和前瞻性；勇，是敢于挑战未来，挑战自身极限的勇气。事实上，这5字真经里，已经包含了敢于承担、高瞻远瞩、勇于挑战的企业家精神。 对曹德旺来说，“佛教是我的灵魂”，这尤其影响了他豁达好施的财富观。对他来说，“财富只是我在马路边捡到的东西，按照佛教提倡的精神，跟大家共享一下”，“人活一世，就是为了给他人带来幸福”。大佬创业谈 创业需要一种真正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对市场有了解，还能有足够的勇气，敢于承担这个责任和挑战自我。我在创业初期，20多年里面，没有礼拜天，没有礼拜六，每天工作到晚上12点，一天工作16个小时，是这样过来的。本文选自《那些年，我们怎样创业》，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2月23日 -
王辉耀：中国可积极考虑加入TPP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自美国退出TPP后，其余11个TPP成员国计划于3月在智利召开会议，同时邀请中国、韩国参加，共商下一步应对。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也公开对中国加入TPP表示欢迎。 面对这一新情况和特朗普“新政”带来的巨大挑战，我们应重视亚太国家对中国引领作用的期待，积极评估加入TPP的可行性。 首先，如果积极作为，加入TPP可能为中国经济带来新一轮红利。中国货物贸易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很多以货物贸易为主的制造业已转移到其他国家，对外投资和服务贸易的作用日趋重要。目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来华投资，预计202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0%。我们需要将发展服务贸易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TPP成员国遍布环太平洋沿岸的北美、南美、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同时包括制造业导向的国家和资源型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TPP协定除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等传统内容外，还包括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临时入境、国企改革、政府采购、金融、发展、能力建设、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败等条款，是WTO和其他FTA条款难以突破的升级版。 加入TPP可推动我国通信、软件、银行、保险、咨询、旅游、航空、货运等产业更好地“走出去”，更好地保护我国技术产品的知识产权，进一步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其次，TPP协议框架已达成，在这方面较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一定优势。TPP协议经12国五年多一对一的谈判正式签署，经过艰辛努力完成的几千页法文和达成一致的条款已相对成熟。TPP生效的条件之一是得到占成员国85%以上GDP的至少6个国家批准，占整体GDP约60%的美国若退出，TPP将无法生效。中国若加入其中，可在现有条款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完善，改造TPP，促成TPP生效，激活TPP带来新一轮的全球化红利。 反观RCEP由东盟十国于2011年发起，仍在谈判过程中。东盟作为主导力量，其内部还面临许多现实挑战，日本、韩国、印度等国也不够积极。同时，RCEP建立在开放水平差异较大的五个“10+1”自贸区基础之上，主要针对的是市场准入和供应链融合问题，涉及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和相关标准水平较低，是较低版本的区域贸易安排。 再次，中国加入TPP有助于使其真正发挥多边经济治理机制的协调作用，通过经济外交改善周边地缘政治，推动“一带一路”的深入实施。中国是TPP成员国的重要经贸伙伴，共同利益广泛。面对美国的退出，TPP其他成员国在仍对其抱有期望的同时，更加重视中国在亚太经贸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等TPP成员国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沿线国家。 中国加入TPP，还有助推动TPP与RCEP所有成员国间的对话与合作，使TPP与RCEP的实质内容相衔接，进而吸引美国共同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让所有亚太地区国家都能从中受益，实现包容性发展，进而更好地应对世界经济挑战。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2月22日
2017年2月23日 -
张亚勤：人工智能是互联网下半场的爆发点
理事简介张亚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百度公司总裁。人工智能的突破发展有赖于大数据的整合推动站在2016的终点，回首望去，你会看到中国经济这一年间的美好与困惑。它美好：经济增长率实现6.7%，总体稳中有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一周年，“三去一降一补”初显成效；新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喷涌而现，共享、数据、智能等概念颠覆着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它也困惑，改革中总有难啃的硬骨头；房价高起不落，既是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隐忧；国际形势波诡云谲，“黑天鹅”们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变数，谁也说不清；人民币进入贬值周期，我们的钱袋子还安全吗？…..而这一切的答案，或许就在渐行渐近的2017。百度总裁张亚勤表示中国互联网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阶段，在他眼里，人工智能是百度的未来，更是互联网的下一幕。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渗透入百度的金融、无人车等各个业务线中。谈到出行和智能交通，张亚勤简单介绍了百度的无人车业务，他认为这种模式也是共享经济，对社会生产力和城市的交通架构有很大的提升，而人工智能的突破发展有赖于大数据的整合推动。人工智能还有巨大的创新空间和商业机会现在看移动互联网，中国已经有七亿人上网，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使用智能手机，所以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在慢慢消失。以后还会有更多人上网，还会有更多智能手机，但是移动互联网已经不是快速增长期了，现在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期。在快速发展的阶段，我们搜集了海量的数据，包括电商、社交、搜索。这些数据过去其实并没有完全地利用起来，人工智能其实是可以用数据挖掘，通过各种方式建立好的知识图谱，然后把这些智能应用赋予到每个行业里面去。另外比如语音识别、图象识别，机器翻译等其实到了一个可以使用的阶段，像语音识别，目前已经在安静环境下达到97%的准确率，百度已经领先达到。那么这其实和人类识别语音的准确率已经很相像了，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人还要更准确，比如说在识别方言的发音上，我们的图象识别、人脸识别同样很准确，这些东西其实做了很多年了，到现在处于一种实用的阶段。这些应用真正要变成为主流，完全产业化是需要一定过程的，目前已经在使用了。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的潜力还很大，后面还有巨大的创新空间和商业机会。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不可能有突破目前百度的重点布局是把人工智能用到交通这个行业，即无人车。在“智能+出行”领域，百度有两套方案，一套方案是渐行式的，使用高度无人驾驶的L3级驾驶技术，另外一套是跳跃式的，使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L4级自动驾驶技术，在相对比较复杂的路况，包括各种不同的天气环境它都可以实现自动的驾驶。跑完之后进行数据搜集，然后数据又会反馈到无人车，对路况的判断，道路的规划、智能决策做更多的优化升级，无人车跑得越多它越聪明。未来的生活中一定有各种不同的车，智能车、无人车，也会有有人驾驶车。麦肯锡预测到2030年时50%的无人车会是L3或者L4级的，我想这里面有很多因素，有技术因素、价格因素，政策法规的因素，也有个人习惯的因素。但我想我们要给用户提供更多的选择，不仅仅是增加大量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效率，让人驾驶和乘车的体验更加轻松愉快，另外这种模式其实也是共享经济，可以把很多闲置的资源调动起来，会对社会生产力和城市的交通架构有很大的提升。如果没有大数据的话，人工智能不会到今天这个程度。为什么最近几年人工智能开始处于一个实用的阶段，就是由于出行压力越来越大，数据再整合推动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重塑我们的架构和经济形态。它会让社会变得效率更高，会改变一些供求关系，这些技术使人的工作时间会更少，工作的质量会更高，进而更有创意地去工作。但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就会彻底走进老百姓的家庭，所以2017年以及将来的5年，人工智能仍将是百度业务的新增长点。文章选自2005委员会，2016年12月23日
2017年2月22日 -
Wang Huiyao: Think tanks as supplement to policymaking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 China’s largest independent think tankChinese think tanks, be they State-sponsored or private, are inching forward in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race. Nine of these made it to the world’s top 175 think-tank list prepared recently by the Lauder Institute of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 university report says the United States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think tanks (1,835) and China the second largest (435).The ranking gives an idea of the effectual buildup of Chinese think tanks and how they supplement policymaking. Thanks partly to the concerted endorsement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China’s policies can be rather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at all levels with the needed political motivation. China’s expanding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 which has greatly changed how Chinese people travel, could well serve as an example of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However, without proper consultation with those in the know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ink tanks, a well-intentioned policy could become ineffective at the expense of public funds.So, decision-makers should learn from their past mistakes. Including more think tank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can be a viable solution to make the most of intellectual resources, which are plentiful in both public universities and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And if their voices are heard, they could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improving the country’s policymaking.As China strives to play a bigger role in setting the global agenda, it is important that its major proposal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re translated into universal language.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on globalization for China, one of the biggest beneficiaries of global trade, despite the fact that Western economies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re inclined to a strategic retreat from global governance: The US has elected a president who during his campaigning threatened trade partners with punitive tariffs, and the UK is working on a "hard" exit from the European Union.That President Xi Jinping’s vocal endorsement of globalization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Davos in January was widely applauded shows that Beijing’s voice does matter when it comes to free trade. Chinese think tanks have done a lot to translate, interpret and promote the country’s proposals. They should intensify their efforts now as China "goes global", for which they have to expand their talent pools by taking on board more political, academic and business professionals.Perhaps it is time to introduce the "revolving door" approach to enha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ink tanks and retired ministers, ambassadors, and directors who held high posts in differe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Diversified funding channels too are needed. In the US many think tanks were set up with leading entrepreneurs’ donation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and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being just two examples. Chinese entrepreneurs are yet to develop such a taste, as they spend most of their donations building schools or houses. Should they be informed of the importance of investing in research institutions, there will be more to expect from what Chinese think tanks have to offer.About Author Dr. Wang Huiyao is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largest independent think tank in China, with over 100 researchers and members of staff.By China Daily, 2017-2-21
2017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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