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启宗：我的家庭教育理念——家族精神财富的世代传承
专家简介陈启宗，CCG联席主席、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 我先从大的环境去看这个题目，而不是你我他之间家庭环境和教育的问题。宏观来看，中国大陆过去很穷，但现在不一样，钱多得很。现在很多机构去香港，去敲门，我的门也是其中一个。我十年前就跟他们说了，不要敲我的门，因为我不会给钱，我很懂得怎么说no。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绝大部分时间不受别人影响。而且香港有钱的人已经有钱很久，我们要把钱捐到哪里去早就心里有数，所以到哪里找人捐钱？我说去大陆。大陆第一地方大，第二钱多，第三新发财的人多，因为是新富，就开始考虑钱的前途。所以我说找钱的人应该去大陆。上个月我也在西雅图，跟比尔盖茨聊了一下，我说中国大陆是公益事业最大的市场，很可能20、30、40年都是最大的市场。所以我说敲香港人的门没意思，应该去帮助中国大陆的企业家，好好思考一个问题。我是非常尊重私有财产的人，所以不应该用各种办法把它拿去，应该尊重个人努力的成果。但是一个社会要是能够合理把钱用好，这很重要。所以我说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家的思想，那是中国的大事，甚至是世界的大事。这么大的财富累积，这些钱往哪里去，这对中国的前途很重要。 耶鲁大学对中国的历史影响巨大。首批留美幼童有22人进入耶鲁大学，并且学业优秀，中国人在耶鲁大学开了个好头，之后在美国读书并回国贡献祖国的人非常多，影响了国运。同样的，我今天看到另一个机会，就是如何使用中国这以往20年累积的财富，如何使用这笔钱是影响巨大的一件事。 我之前被邀请到台北去做演讲，题目叫《如何做一个被人尊敬的企业家》。我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要是一个社会中的企业家都能成为被社会广泛尊敬的人，那这个社会和经济体早晚会腾飞，所以如何让企业家获得社会的尊敬这个话题很重要。我最近在亚布力也讲到这个话题，我说你们要小心，不要以为给钱就行。好多人在香港捐了钱但心不在，结果钱是没了，该得的尊敬也没得到，社会也不会尊敬企业家。个人不被尊敬是小事，要是企业家们作为一个群体不被尊敬就是大事，这个社会不会健康发展。所以这个问题表面看起来不太重要，大家也不大思考，但其实对于社会向前进步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捐钱可以，不仅要捐，还要让社会尊敬，不为个人，而为社会能健康发展。这件事我觉得在今天的中国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有钱了，要考虑这个问题。 另外一方面，国家和政府怎么看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政策相当程度上决定老百姓和企业家的行为。例如美国公益事业发达最重要的原因是税务法案，捐钱就能减税，那就愿意捐，很多公益事业就从此而生了。纽约就是个典型，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我没在那里常住过，但我是那里亚洲协会的会长。纽约的公益事业比其他地方都高两三个层次，第一是因为钱多，第二是税务安排。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我几周前跟比尔盖茨聊天，分析我们亚洲国家为什么有的地方捐、有的地方不捐。美国人捐是因为税务，欧洲人就不捐。研究告诉我们，新富比旧富更慷慨，我记得二十年前就读过一篇文章讲这个东西，因为新富二十年前还穷，记得穷的味道，所以有钱后就会想不要让别人也这么穷。就像我爸爸，当时因为打仗不能上学，他就鼓励别人去上学，来找他要钱上学的人，他都给了。所以新钱比旧钱慷慨，当然也有例外，像洛克菲勒家族，也是非常慷慨的。 那说到亚洲，先说泰国人捐不捐？他们捐，给佛教，所以佛教成为公益事业的枢纽，是否用得得当是后面要思考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泰国人是捐的。菲律宾人也捐钱，他们很慷慨，乐意帮助别人，但就是没多少钱。因为政府太无能，所以会有很多年轻人回去办NGO开展社会活动，而且做得非常好，但这是因为政府的失败，还好也有这么多人起来，这个是坏事也是好事。印度尼西亚人不捐钱，印尼大钱很多，比泰国和马来西亚都多，但是有政治问题。日本也是不捐的，第一是税率高，第二政府做得比较好，贫富差距较小。新加坡不捐钱，一是因为社保高，20-30%都进去了，他们的现金就很少；二是私人经济规模很小，无法跟政府机构和国有经济抗衡。香港也是愿意捐的，大部分是移民，不只大富人家愿意捐钱，老百姓也愿意捐。比如非洲水灾，电视里有个节目，一晚就能捐一个亿。中国这方面，钱要怎么处理？国家的领导人，或者能影响国家政策的人，应该多思考这个问题。 这不是小事，现在中国的财富很多，民营企业占了GDP60%，盈利占比可能更多。11万亿美元的GDP，企业家有财富，如果政府能引导财富走向正确的地方会有大益，让这些钱去该去的地方，这就很厉害了。同时也要注意安定，机构要合法、合理地利用捐款，也可以理解现在人们对一些社会机构的忧虑，这对国家和经济的发展很重要。 最后说说我们家里家教、财富传承的态度。从我先父开始，我从小就没想过要继承家族财富。我记得中学的时候，别人说我家是最富有的家庭之一，我也是知道的，但是我真的从小就没想过父母会给我一分钱，这是我们的家教。要是你让你的孩子认为他们有一天会从你手上拿钱，那我认为你是失败的。有一天我父亲叫我们三兄弟去，说要留一点钱给我们，不多，但会留一点。但我说谢谢爸爸，我想不需要，有了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就够了。我也跟弟弟谈了，他们也说不需要。那我爸爸就把钱放进一个慈善基金会回馈社会。 我们家还有另一个做法，别人可能会不同意，但是我认为：不会为家里赚钱，就不能参与捐钱。因为不知道对钱有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如果有份赚钱，才知道钱难赚，才有资格捐助。我们家三弟不跟家里做生意，基本上捐钱都是我跟二弟。但是有一天小弟来说一起做一个项目，很成功赚了很多钱，那就让弟弟帮个忙一起捐点钱，帮家里赚了钱，才有资格捐钱。当然再下一代不一定能够坚持下去，但我这一代还是可以这么做。当然了，每个家庭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家里从来没有继承财富的观点。 大概20年前左右，我去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大概有20个家族，拥有好几百亿美元，在一个房间里。他们邀请我做他们的会员，成为第一个不住在美国的会员，后来大家成了朋友。难得有一个家族的后代懂得赚钱，不成为社会蛀虫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说可以帮助后代，像买个房子，投点本钱当然可以，但是不能给很多，如果给太多，后代成才的概率会特别低。我从小在香港的有钱人圈子里长大，包括后来因为生意关系认识很多东南亚的大家族，他们的情况我都清楚，到了美国也在一些机构里认识好多这样的朋友，难得有好的孩子。如果是为了孩子好，不要留太多给孩子，不然会害了他们。 给孩子三样东西就够了，一个有爱的家庭，一个好的家教，第三是好的学业教育。最难的就是家教，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就很难让孩子成为那样的人。我是男人，从男人的角度来看，女孩子嫁给有钱男人不太好，婚姻成功的机率特别低。我有一些朋友，生活习惯比较不一样，晚上不是回家睡觉的。有个世交好友的儿子从美国读书回来，非常优秀，我很为他高兴。我也照顾他儿子，请来家里吃饭啊，带他去参加活动啊。五年七年下来，我就发现他变了，他越来越像他爸爸。生活习惯方面，他爸爸很多女朋友，那儿子也会变成那样。所以说言传身教是有道理的，中国人说先修身才能齐家很有道理。小孩都是有样学样，概率告诉我们，爸爸怎么样，小孩很有可能也就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打拼过来的才知道钱的可贵，孩子从小含着金汤匙长大的，这也不是他们的错，家长要修身。中西方教育理念不一样，西方先学做事，中国先教做人。所以希望企业家意识到这一点。 有的人说我有坏习惯没办法。但如果能做到一件事，就会解决相当大的问题，就是不能留太多钱给下一代，不然不坏才是意外。有钱是最容易让人腐败的，有了钱有好多事就可以做。我的一个商场在一个二线城市，大部分豪车，什么法拉利、玛莎拉蒂，都是富二代买走的。所以这是一个值得社会注意的问题。 最后一点，要是你同意我的说法，那我劝你在你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要这样做，让子女有这种意识，否则孩子大了观念成型了再说不给他，那父子关系都会有问题。这是国家的大问题，要趁早教育，希望企业家之间互相影响，在企业家之间建立正确的财富传承观念。这点做得好企业家也会受尊敬，做不好整个市场都会有问题。本文根据陈启宗先生在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耶鲁北京中心联合举办的个人讲座上的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2017年2月21日 -
陶景洲：贸易战阴影下的全球化
理事简介陶景洲，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以及特朗普近日上任美国总统，两件大事使世界舆论对全球化有了新的认识。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化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加速器”，但近来正接连遭受当年鼓吹全球化最响亮的国家的打击。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这些挑战中最显著的例子。 特朗普自参选伊始一路高呼“美国优先”，将美国国内的失业问题、经济衰退、贸易逆差等系列问题归因到全球化。他上台后第一个工作日就宣布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时视中国为美国的威胁，声称将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惩罚性高额关税。 种种迹象表明，贸易战的硝烟已经燃起。首先，特朗普内阁启用了多位主张“中国威胁论”的人物，如新设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纳瓦罗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西泽。作为商务部长的著名投资家罗斯对华态度强硬，他在确认其提名而举行的听证会上明确指责中国是“贸易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其次，去年12月中国成为WTO成员国满15年，依规应自动被视为“市场经济国家”，但美国商务部以倾销为由宣布对中国进口洗衣机和硬木胶合板征收52%的惩罚性关税，紧接着又调查认定从中国进口的双向土工格栅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 就法律层面而言，特朗普兑现上述针对中国的制裁措施并没有技术性障碍。其一，美国决定一国是否为“汇率操纵国”是依照美国财政部标准认定，依照奥巴马时期设定的“汇率操纵国”标准，中国仅满足三项中的一项，但不排除特朗普通过更换财政部长修改评定标准，从而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的可能。其二，特朗普可以通过国会调整关税，但即使不经由国会，特朗普也可依据《1917年对敌贸易法》主张美国处于“战争时期”或依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主张美国处于“国家危急时期”，以行使总统在特殊时期对关税的操控权。 与美国新政府“反全球化”立场形成鲜明对比，习近平在达沃斯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公开辩护，认为“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并承诺中国不会寻求从人民币贬值中获益，充分表达了中国坚决维护“全球化”的大国责任感。 另外，1月19日，国务院正式公布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向外商投资企业发出了善意的信号，主要包括允许地方政府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对核心行业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以及拓宽外资在华融资渠道等内容，对外显示了中国继续开放市场的诚意。 当然，中国也声称做好与美国打贸易战的准备，一旦美国打响贸易战，中国不可能“不战而降”，必然采取系列报复行为。媒体透露的报复措施包括提升关税、对美国企业进行反垄断调查、政府采购项目限制美国企业参与、抛售美债等。届时美国的波音、苹果等公司，以及汽车制造业和农产品业，都可能成为贸易战的目标。 贸易战可能是持久战，也可能是速决战。中美如果真的开打贸易战，停战或经双方谈判，或通过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由于特朗普行事风格的不可预测性，中国应就贸易战全面开战以及步步升级的可能性建立预案。 一个个的“意外事件”冲击着投资者的传统认知。贸易摩擦、投资争议随时可能以意想不到的姿态发生。相关贸易和生产企业当积极备战，调整全球货物产地和投资布局，利用中美两国法律、第三国法律以及各项多边和双边条约安排，合法躲避各项贸易制裁措施和投资限制措施，审时度势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文章选自《财新周刊》，2017年2月6日
2017年2月21日 -
梁建章、黄文政：人口变化与政策变迁
作者简介梁建章梁建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黄文政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人口与未来”网站联合创始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近年我国人口政策转变之快，尤其是春节以来官方舆论的转向之大可能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但其实，这些变化来得太慢，步伐依然还是太小。这点从国际比较来看就更为清楚。 中国自1971年实施计划生育，1980年启动以城市一胎化为特征的严厉生育限制政策；而2016年实施的全面两孩政策则是人口政策的重大逆转。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则要求，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之前的人口规划只给出人口总量不得逾越的控制目标，而这次规划则确定人口总量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种差异反映了国务院已否定了人口越少越好的思路，认为目前生育率过低，需要提升。 与此相应，2017年央视春晚的多个节目都透出了鼓励生育甚至多育的理念。而大年初一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栏目更是出现多个呈现大家庭欢乐与祥和的节目，包括深圳四胞胎、安徽十姐妹、陕西四世同堂，与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嘲笑和丑化多育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此外，许多地方电视台也在营造推崇家庭、鼓励生育的气氛。 近年人口政策转变之快，尤其是春节以来官方舆论的转向之大可能出乎许多普通人的意料。但其实，这些变化来得太慢，步伐依然还是太小。正像我们在本专栏之前超过100篇的文章所论述的那样，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是判断失误、认识不足的产物；所有支持这一政策的理由长远来看没有一条是真正站得住脚的。这点从国际比较来看就更为清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系列三篇文章就介绍世界各地过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人口变化、各国和地区的应对措施。 人口变化在历史上通常被视为自然过程，到近代才有部分国家通过人口政策来影响或干预人口趋势，以期实现某种政治和经济目标。有些国家虽然没有目标明确的人口政策，但在其他方面的政策会影响到人口趋势。虽然人口过剩和人口控制思想源自西方，但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实施过节育或控制生育的政策。相比之下，东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少数国家，曾尝试过柔性的节育措施，但力度和持续时间都远不及中国大陆的计划生育。目前，世界绝大部分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国家和地区都在鼓励生育，虽然这些地方生育率一般远高于中国。 在中英文互译中，中文的“计划生育”往往对应于英文的“family planning”，这种对应出现在中国官方及联合国的正式文件中。但这种对译极不合理。英文的“family planning”指家庭对生育数量和间隔的计划，决策主体是家庭，更合理的中文翻译是“家庭计划”；中文的“计划生育”是指政府决定家庭最多能生育几个孩子及需要多长的间隔，决策主体是政府。 这种对译无论对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有强烈的误导性。一方面，将中文的“计划生育”翻译成英文的“family planning”，让国外很多人误以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只是“家庭计划”，淡化了中国政策的强制性色彩。另一方面，将国外的“family planning”翻译成“计划生育”，让很多中国人误以为国外的“家庭计划”就是中国意义的“计划生育”，大大弱化了人们对中国生育限制政策严重偏离人类常态的认知。 比如，2012年12月17日，《环球时报》报道，菲律宾参众两院通过“计划生育”法案，旨在平衡人口数量增长。该报道在网络论坛上被一些人渲染成连菲律宾都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殊不知，菲律宾的法案只是让公众获得一些生殖健康服务，如发放避孕工具和普及避孕知识，完全不同于中国强制性生育限制；而且这样柔性的提议也遭到了菲律宾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 下面简述世界各地的人口形势和政策变迁。我们基于2015年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找出1950年人口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再加上台湾和华人比例较大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及比较独特的以色列。为确保可比性，国家和地区的划分和历史人口以2015年的疆域及其对应的数据为准。之所以根据1950年而非2015年人口数量来选择国家和地区，是为了避免放大人口增长更快国家的入选概率而让选择性偏差影响结论。 为了让读者有直观了解，针对各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在表格中提供其面积大致对应的中国区域、当前人口密度及过去人口增长与中国的对比等信息。有关面积的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署，生育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6报告。我们使用国家统计局当年与上年年末中国大陆人口数量的平均值，来对比联合国中其他国家的年中人口数据。作为参考，中国2015年的人口密度为143.39人每平方公里；从1950年到1980年，再到2015年，中国人口从5.468亿增长到1980年的9.812亿，再增长到2015年的13.712亿，增幅分别为79.45%和39.74%。 实际上，世界各地都经历过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卫生条件大幅改善带来死亡率急剧下降。在所列的34个国家和地区中，北美和欧洲国家和日本和阿根廷到1950年，已走过这一时期，所以在此之后人口增长相对缓慢；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和台湾在1950～1980年的人口增长率都要快于中国大陆。而从1980～2015年的人口增长率来看，中国大陆更是远低于其中大部分国家，甚至低于美国。 简言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从1950年到1980年，再到2015年的人口快速增长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在增长幅度上更是几乎全球垫底，不仅大大低于同期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低于人口转变时期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更大范围来看，在本文未列出的人口较少的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也只有马里、柬埔寨、加蓬、古巴、阿富汗、尼泊尔、海地、突尼斯等极少数国家在1950到1980年的人口增长幅度略低于中国，而这些国家在这期间大都经历战乱和政局动荡。而从1980到2015年，发展国家中也仅有古巴、牙买加、毛里求斯以及极少数岛国的人口增长幅度低于中国。因此，从全球比较来看，无论是在1980年之前还是2015年之前，中国人口增长不是最快的，而几乎是最慢的。 （一）东亚和东南亚 【日本】生育率在1945～1948年超过4.0。在1949年将流产合法化并取消抚养补贴以抑制人口增长后，生育率从4.34降至1974年的2.05。到1974年，《日本人口动向——静止人口》白皮书，将政策目标从节育过渡到稳定人口规模，但生育率到1988年却进一步降至1.66。1989年，生育率跌至1.57的消息成为日本头条新闻。在1990年建立部际委员会，营造友育环境。 1995年，实施旨在扶助职业女性养育的“天使计划”，并推出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如“父母休假法”、“新天使计划”等。2014年，政府公布的人口中长期目标为“人口在2060年维持在1亿左右”，将生育率从2012年的1.41提高至2.07。到2014年，生育率仍处在1.42的低位。 【韩国】生育率在1955～1960年超过6。在1962～1995年鼓励少生后，生育率从5.79降至1.63；为此韩国被称为“家庭计划”的成功典范。从1996至2004年，政府试图将生育率稳定至替代水平，但生育率依然从1.58降至1.15，并在2005年跌至历史最低的1.08。 自2005年，推出各种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1至1.3。2010年9月，韩国宣布将投资3.7万亿韩元，用于扶助托儿和育儿教育；70%的家庭将从中受益。之前韩国就对生育第三孩的家庭提供奖金。生育率在2014年依然处在1.21的超低水平。 【台湾】面积略大于海南省，人口是后者3倍左右。台湾1964年推出节育政策，并在1967年表示，希望民众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孩子；从1971年起，台湾提出“两个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样好”的口号。在这一系列政策下，台湾生育率从20世纪60年代接近6的高位直线下降，到1984年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后继续快速下降。 台湾自1990年提倡“适龄结婚，适量生育”，但生育率依然一路下滑，到21世纪初降到1.0的世界最低水平。台湾从2012年扩大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包括编列32亿新台币育儿津贴预算，但近年生育率徘徊在0.9至1.3之间。2016年5月20日，台湾地区新任领导人蔡英文在就职演说中提到台湾面临的前五大挑战中，有三个与人口直接有关，即“年金制度”、“人口老化”、“出生率低落”。 【新加坡】新加坡人口排名的上升主要归功于大规模吸引移民。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5.4。自1970年起，广泛宣传每家庭只生两个孩子，并采取一系列奖罚措施抑制生育并提倡优生优育。其间，新加坡生育率从1971年的3.0降到1987年的1.62。到1988年，在仔细检讨政策后，新加坡从控制生育逆转为鼓励生育，但效果差强人意。生育率在1988年反弹到1.96，之后整体上不断下滑，近年徘徊在1.1 至1.3之间。 新加坡国会于2013年通过《人口白皮书》，提出要在2030年前将新加坡人口增加30%至690万。为此，新加坡对内加大鼓励家庭生育多个孩子的配套奖励，对外增加引入移民的数量。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华裔生育率比其他族群更低。例如，2011年新加坡生育率为1.20，其中华裔1.08、马来裔1.64、印度裔1.09。 【越南】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超过6。越南是全球除中国外唯一实施过强制性生育限制政策的国家。但越南允许每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另对生育间隔有所限制；符合政策的家庭在购房、孩子入学、就医等方面可得到优惠，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则可能面临罚款等处罚，违反政策规定的公务人员可能失去职位。 在2003年曾取消生育限制政策，但在2008年又重新恢复。近年越南生育率在1.8左右。2017年初，为了应对出生率下降带来的挑战，越南政府正在考虑修改人口政策，有望在2017年终止两孩政策，实现自主生育。 【泰国】生育率在1963年超过6。从1971年实施家庭计划后，生育率快速下降，到1993年降至1.96，2014年进一步降至1.51。非政府组织“人口和社区发展协会”与政府的密切合作是泰国生育率大幅降低的重要因素。泰国是第一个允许注射DMPA长效避孕针的国家，也是使用该技术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但自21世纪初，泰国希望将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但生育率近年徘徊在1.5和1.6之间，远低于更替水平。 2016年7月，由官方“泰国研究基金”主持的论坛称，人口形势对泰国经济有三重影响：一是劳动力减少将在未来10年将使泰国年经济增速降低1到1.5个百分点，并将在未来30年将人均收入降低30%；二是养老金支出将大幅增长；三是泰国家庭福祉有面临崩溃的风险。在农村地区，年轻人去城里工作后，很多老人留下独自或与孙辈孩子同住。 【缅甸】 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处在6.0和6.2之间，自1970年开始逐步下降，1980年降到4.98，1990年降到3.45，2000年降到2.90，2014年降到更替水平附近的2.20。2012年7月，在获得英国等国家的捐助后，宣布开展家庭计划，促进妇女健康和避孕节育。 【菲律宾】 人口中80%以上信奉天主教，很多民众相信子女是上天的礼物，应顺其自然。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7.1，之后缓慢下降，1980年降到5.18，2000年降到3.77，2014年为2.98，为亚太地区最高。 在1971年就通过人口法案，将家庭计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之后多次调整。但由于天主教会的反对，政策更倾向于关注母亲和孩子健康，而非降低生育率。2012年，通过《关于为父母应尽职责、生育健康以及人口和发展提供全面政策的法案》，以保障公众能获得各种生殖健康服务。 【印度尼西亚】人口分布极不均匀，全国56.7%的人口居住在面积仅占6.73%的爪哇岛。该岛面积是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江苏省的1.23倍，人口是江苏省的1.75倍。 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超过5。1968年，成立了全国家庭计划协会，并把控制人口增长纳入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将生育率降到2，使出生率到2000年减半。为此，相关法律规定了男子的最低婚龄，提倡女子20岁后生育，生育间隔为3 年，至30岁最好停止生育。在该计划之下，印尼生育率逐年下降，从1970年的5.47下降到1990年的3.12，再降到2010年的2.51，在2014年为2.46，略高于更替水平。 【马来西亚】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6.19、从1966年开始推行家庭计划，以促进母婴健康及降低人口增长率。此后生育率逐步下降，1980年降到3.79，2000年降到2.83，2014年降到1.94，低于更替水平。 马来西亚华裔占人口的比例在1970年为37%，到2010年降至24.6%，至2015年进一步降至21.4%。在马拉西亚，华裔的生育率长期低于其他族群。马来西亚统计部（DOSM）数据显示，2013年，马来裔、华裔、印度裔的生育率分别为2.64、1.38、1.47。 （二）南亚与西亚 【印度】生育率在2014年为2.43，接近更替水平。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实施家庭计划，生育率从1960年的5.87缓降至1974年的5.16。1975年，总理英迪拉甘地为应对政治动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该状态延续的21个月中，推行了大规模结扎运动，包括采取大量的诱使和强迫措施。该运动激起了民众强烈不满，是甘地在1977年大选失败的主因之一。之后，各届政府强调家庭计划要遵循自愿原则。目前，有四个邦推行节育政策。比如，马哈拉施特拉邦从2001年5月起规定，该邦政府工作人员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预测，印度将在2022年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对此，印度国内意见不一，但舆论偏向于持正面态度。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完美的人口结构和未来最多的人口是印度最大资产。现任总理莫迪在2002年曾称人口暴涨是印度最大的危机，但当选之后未重申这一观点。 【巴基斯坦】1965～1970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包括家庭计划方案，但从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家庭计划都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生育率在1960年为6.6，到2000年仍高达4.58。自2002年，政府希望通过自愿节育等措施，到2020年把生育率降到2.1的更替水平。2014年，巴基斯坦生育率为3.62。 【孟加拉国】 生育率1970年高达6.95，1973年多部门合作，为育龄家庭提供避孕服务。此后生育率逐步下降，1990年降到4.49，2000年降到3.17，2014年降到更替水平附近的2.18。 【土耳其】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6.3。1965年通过立法，允许卫生部提供家庭计划服务，之后将堕胎和结扎合法化。到1969年，全国建立了432个家庭计划诊所，并在高出生率的东部农村使用流动车提供有关节育方面的教育和服务。此后，土耳其生育率逐年下降，从1965年的5.95，降到1990年的3.08，再降到2014年的2.07的更替水平附近。 2003埃尔多安就任总统后，大肆改革健康和卫生部门。他在不同场合明确反对节育和家庭计划。2014年12月，他在一个婚礼上致辞说：“控制生育与土耳其人的强国愿望背道而驰。要使国家变得更强大，我们需要更多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反对党多年来一直在推行‘叛国’的节育政策，这将会导致土耳其人口枯竭。一个孩子意味着孤独，两个意味着对抗，三个意味着平衡，四个则意味着丰富。大家不用担心多生孩子会带来家庭负担，因为真主会照顾所有的孩子。”2016年6月，埃尔多安称，拒绝成为母亲的女性是不完整的，女性至少生3个孩子。他表示自己支持女性追求成功的职业生活，但是职业生活不应该成为生养孩子的阻碍。埃尔多安和妻子育有两儿两女。 【伊朗】 生育率从1960年的6.9缓慢降至1970年的6.4。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政府曾鼓励多育，但1989年当选总统的拉夫桑贾尼，说服宗教界领导人支持家庭计划，鼓励每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之后生育率迅速下降，从1990年的4.8降到2001年的2.0，低于更替水平。2007年，生育率跌至1.87，为中东最低。2006年，新任总统内贾德明确表示反对“两个孩子就够了”的政策。 2012年7月，政府宣布家庭计划政策不合时宜，伊朗人口应增长至1.5至2亿。为此，伊朗取消所有人口控制的预算安排，转而斥资1900亿里亚尔，约合人民币1000亿元用于鼓励生育。但之后生育率继续下降，从2012年的1.74，降到2013年的1.73，再降到2014年的1.71。虽然目前伊朗在人口数量上相比周边国家占有优势，但由于其生育率远低于周边国家，人口老化和人口萎缩将使得伊朗优势不再，未来中东的政治版图将大为改观。伊朗国内有人认为拉夫桑贾尼的人口政策毁掉了伊朗的前途。 【以色列】 实际控制面积相当于北京市域的1.31倍，一半以上国土为沙漠。以色列一直实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从全球吸引犹太移民。以色列法律规定， 世界上任何犹太人都有权在以色列定居。以色列拥有发达的全民医疗保健体系，按人均计算，以色列助孕诊所数量高居世界首位。 但被称为“哈瑞迪”的正统教派和阿拉伯裔的高生育率在改变以色列的人口构成。2014年，以色列的哈瑞迪教徒和阿拉伯裔的生育率分别是7.1和3.5，而全国平均是3.0。在2013年，哈瑞迪教徒和阿拉伯裔分别占以色列人口的11.7%和20.7%，但在小学生中则分别占18.6%和27.1%。以色列中央统计局预测，到2059年，哈瑞迪和阿拉伯裔将可能占到以色列犹太人口的一半。这种内部的人口变化趋势将左右以色列的未来。 （三）北美和欧洲 【美国】 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初达到3.65后，逐年下降至1976年的最低点1.738，之后缓慢回升，在21世纪头10年一直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但近年有所下降，到2014年为1.86。美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在2013年就吸引了99万合法移民。2013年，美国还有约1130万非法移民；非法移民的孩子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也能被公平对待。 在美国，“人口政策”一词长期以来专指美国政府旨在影响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形势的相关政策。但近年美国公开声明，美国对外人口政策的目标只是提升健康和教育，不支持任何稳定或控制人口的政策。美国国内没有宗旨明确的人口干预政策，但美国法律被认为是鼓励生育的。比如，美国的税法有利于多孩家庭，而移民法则确保美国大规模吸引海外移民。 【加拿大】生育率在1960年为3.81，此后逐步下降，1980年降至1.74，2000年降到最低点1.49，近年有所回升，2014年为1.61。没有明确的人口政策，但一些家庭保障措施，如“牛奶金”被认为可促进生育。魁北克省则推出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为新生婴儿提供津贴和普遍的儿童照料服务。 【英国】 生育率在1964年达到2.93后逐年下降，2001年降到历史最低的1.63，此后逐步回升到1.9左右，2014年为1.83。没有特别的人口政策。虽然经历战后生育潮，但战争伤亡、劳工短缺及前殖民地独立带来许多移民。近年，欧盟的人口自由流动法令，也提升了英国入境移民净值。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办公室数据，2012年有25.5%的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出生的婴儿的母亲出生于境外。对移民问题的担忧是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德国】生育率在1964年为2.54，之后逐年下降，到1994年降到1.24的最低点，2014年只有1.39；德国现在是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其东部地区生育率比西部更低。德国人口在1998年达到峰值8201万后，就逐渐减少，至2015年已减少132万。 低生育率是德国社会的“心病”；学界普遍认为，如果德国生育率持续走低，德国经济将逐渐萎靡，仅养老金和医疗开支负担就将拖垮德国经济。为了缓解养老金困境，德国在2007年批准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自2007年，德国大幅提高政府的育儿补助金额，虽然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育率，但期待的婴儿潮并没有出现。 【法国】生育率也从1963年的2.89降到1994年1.73最低点，之后逐步回升到2006年的2.0，到2014年为1.99，处于欧洲最高之列。很多人以为法国的高生育率主要归功于穆斯林移民，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法国穆斯林的生育率为2.8，而非穆斯林的生育率也达到为1.9。 法国世界上生育率下降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认识到低生育率危害并积极应对的国家。基于在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运衰微的惨痛教训，法国自1939年起就开始鼓励生育。如今，政府通过改进的所得税法、家庭补助基金、入学补助金、缩短生育二孩以上妇女的退休参保费缴纳年限等多种方式，支持养育孩子的家庭，并向三孩以上家庭倾斜；相关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政府还将全日制幼儿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确保女性工作职位少受生育影响，鼓励企业为在职母亲提供育儿便利，并在经济上承担部分费用。 【意大利】生育率在1964年达2.65，1977年下降到1.93，1995年降到最低点1.19，此后略有回升，到2014年为1.39。2003年11月，宣布对生一胎以上的家庭给予经济补贴。2016年5月，卫生部长罗仁琴表示，政府计划将有子女家庭的补贴翻倍。她说，“2015年，全意大利只有48.8万婴儿出生，是这个现代国家1861年建立以来最少的。如果就这样下去，无法扭转颓势，不到十年时间，每年出生婴儿数量就将减少到35万以下，比2010年低40%—简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2015年6月，43岁的罗仁琴生下了一对双胞胎，以身作则“为国增产”。 【西班牙】在佛朗哥统治期间，西班牙禁止避孕和堕胎。生育率在1964年达到3.01。自1970年将避孕合法化，至1985年起允许有条件的堕胎。生育率到1980年降到2.2，到2000年降到1.23，近几年则徘徊1.2至1.4之间，处于欧洲最低之列。 【俄罗斯】在前苏联时代，俄罗斯就大力鼓励生育，但生育率长期低迷，在1960年为2.52，之后逐年下降。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均寿命大幅下降，生育率在1999年更是降至历史最低的1.17，人口不断萎缩。即使算上外来移民，不含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的1.488亿萎缩到2015年的1.435亿。 总统普京称人口减少是俄罗斯最尖锐问题，他在国情咨文上强调“每个俄罗斯家庭都应该生育至少3个孩子”。自2007年，大力强化了对多子女家庭的扶持。得益于人口增长计划的实施，近年生育率有所提升，从2000年的1.2升到2014年的1.75，加上人均预期寿命回升，人口自2010年起实现增长。但此次回升很大程度要归功于年龄结构形势和预期寿命的变化；由于生育率始终低于更替水平，俄罗斯人口增长无法持续。 【乌克兰】苏联解体前，乌克兰一直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在1960年为2.24，至1990年保持在1.8至2.2之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生育率急剧下降，2000年降至最低点1.09，人口也进入负增长。近年生育率有所回升，2014年为1.50。 【波兰】 生育率在1960年为2.98，此后逐年下降，到2003年降至最低点1.22，之后略微回升，2014年为1.29。政府长期鼓励生育。具体措施包括直接的生育补贴，减免父母所得税等措施。但由于养育费用居高不下，生育率回升幅度很小，在2014年为1.29。 【罗马尼亚】 生育率在1960年为2.34，此后逐步下降，1966年生育率降至1.9。为了提高生育率，时任总统齐奥塞斯库在1966年发布法令，实行强制多生的政策，包括禁止避孕，除特殊情况禁止堕胎，并征收单身税。例如，40岁以上的、已生4个孩子的妇女才允许堕胎；45岁以下的妇女每隔一至三个月必须由执法人员检查是否怀孕。此后，罗马尼亚生育率明显提高，1967年曾达到3.66，但随后逐年下降，到1991年降至1.59，2001年降至最低点1.27。近年生育率略有回升，2014年为1.41。 （八）非洲和拉丁美洲 【埃及】人口分布极不均匀，人口集中在狭长的尼罗河的河谷和三角洲，98%的人口居住在占全国3%的土地上（Fouberg、Murphy、de Blij，2009），即在大约相当于两个北京市域的土地上居住了9000万人。 生育率在1960年高达6.63，此后缓慢下降，1980年降到5.56，到2008年降到最低点3.0左右；这与当时的总统穆巴拉克大力提倡一个家庭只生两个孩子有关。近年生育率有所上升，在2014年为3.34。 【尼日利亚】目前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最大经济体。生育率在1980年高达6.78，此后略有下降。巴班吉达军政府统治的1985年到1993年，曾发布法令规定每个妇女最多只能生育4个孩子。这项法令遭遇不同社会阶层的普遍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到2014年生育率仍然高达5.65。根据联合国2015年人口展望预测，到2050年尼日利亚年出生人口将超过2000万，是中国2015年的1.23倍。合理预计，中国出生人口在2050年将远少于2015年的水平。 【埃塞俄比亚】生育率在1984年高达7.44。对此，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开展家庭计划工作。从2000至2010年，埃塞俄比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接受国际节育援助最多的国家，避孕普及率从2000年的6.3%，升至2011年的27.3%。与此同时，埃塞俄比亚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到2014年降至4.40。 【巴西】地广人稀，但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在全国26个州中，东南部太平洋沿岸的4个州集中了全国44%的人口，而辽阔的亚马逊平原却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每平方公里不到1人。 在1974年以前鼓励人口增长，但生育率从1960年的6.2降到1973年的4.7。在1974～1980年间，对人口趋势采取不干预态度。从1980年至今，推广避孕和绝育措施，生育率从1980年的4.07降至2012年的1.81。生育率到2014年仅为1.79，低于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 【墨西哥】 生育率20世纪60年代处于6.7和6.8之间。政府在1965年成立人口研究基金会，开展避孕节育措施的研究和推广。 生育率早1980年降到4.84，2000年降到2.75，2014年降到2.24，处于更替水平附近。 【阿根廷】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曾是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生育率在1960年为3.11。此后一直到1990年生育率始终稳定在3.0至3.4之间。1991年以后，生育率逐步下降，2000年降至2.56，2014年降至2.32，略高于更替水平。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2月14日
2017年2月21日 -
张蕴岭：中美经济的三个层面 TPP不是坏事
张蕴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双边层面又分两种，经贸关系和综合关系。经贸关系主要是体现在贸易、投资，其中贸易不平衡是主要的问题，也导致了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长久存在。美国主要的手段，过去历届政府都是反倾销，征收惩罚性关税，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特朗普能做的无外乎也是这些，只不过他要普遍征收惩罚性关税，做的更多、更严厉。过去历届美国政府都是避免把中国定为汇率调整国，双边可能会有协商，这是因为中美贸易问题早就存在，一个是结构性的，中国是生产型大国，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型国家，故而产生贸易顺差。另一个是技术性的，在统计贸易数字时是按最终价值，而不是按附加价值，但实际上很多产品是从其他国家出口再组装出口到美国。美国国内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也有观点认为这样的格局对美国并没有坏处，不影响他的就业。 与此同时，中国也要采取一些自我约束措施，如调整产品结构和削减产能等等，用这些办法减少这种贸易逆差。这个事情只能双方共同来做，中美双边关系中的综合关系，涉及到政策、机制、交流、合作，分布于各个领域。中美建立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交流、合作、对话机制，最突出的就是中美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对话是所有交流机制里最高层的，一方面通过高层沟通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增进相互了解，另一方面列出合作的领域，大大推动了双方的合作项目。中美之间需要高层的战略与经济对话，要避免冲突，这就是中美两个国家处理的方式。但特朗普政府和过去不一样，会提出更多的条件。 第二层就是地区层面的中美经济关系。过去比较突出的是TPP，但特朗普已经撤出来，他的方式是通过双边就事论事解决问题。这将会改变我们战后长期形成的一些规则。其实TPP最初是按APEC会上提出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理念由新加坡、文莱等四个国家提出的，我们并不反对，但其标准对我们来说过高。美国拿过来之后，加入了政治背景，也不邀请中国加入，但是从TPP本质上来说是有道理的，所以TPP的取消对地区和世界不一定是一个好消息。 APEC是联系中美一个最重要的地区框架， APEC从一个部长会议由克林顿提升到成为领导人会议，几十年来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亚太地区的合作框架推动是非常大的。从现在看特朗普很可能不感兴趣，但我们还有“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对地区和全球贸易的新贡献。现在TPP停滞了，RCEP在加快推进，但RCEP起点比较低一些，是渐进的，对于美国的贸易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特朗普暂时还是会采取静观的态度。 全球层面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不是一个机制，是一个结果。美国是全球化的助推者，中国是参与者。我认为特朗普退出WTO的可能性很低，但是他可能会选择性忽略一些内容。这对二战以后建立的世界开放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为多边开放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区域开放是一个补充，推动全球有规则、有保障的开放是一个大的趋势。 中国作为一个后来参与国际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团结大多数的国家来维护这个体制。同时现在也有各种国际组织例如WTO、G20、APEC等，这样一些大的框架我们还可以利用，可以制定一些指导规则，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实行制约。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主要意义，就是新型发展合作。但我们也应该聆听反全球化的声音，过去的推动市场开放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现在需要纠正。市场开放不能够解决所有的发展问题，我们还需要社会政策，财政政策。社会政策就是再就业，财政政策就是进行补贴，支持新产业。另一个是国际的合作。“一带一路”是百年工程，不是一点，是一个理念，是带着一种新理念去做事情，所以习主席用“引领”，就是说我们要引着大家往这个方向做。一个就是维护这种大的二战后的开放体制，另一个就是我们推动这种新型的发展合作，来解决市场导向的开放所造成的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财富分配不平衡的问题。 总之特朗普上台以后，对中国和世界都会有很大压力。美国毕竟是领导者，具有全球意义。特朗普突然要改革，涉及的不仅仅是单边、双边地区，而是全球。我们要时刻准备。中国要下力气继续宣传开放，积极参与和推动平衡开放、综合开放、可持续开放，一个更健康的全球化。现在做的不仅仅只是应对特朗普，更多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系列综合性的问题。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7年2月15日
2017年2月21日 -
李成：习特通话形同第四公报
李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中评社华盛顿2月10日电（记者 余东晖）美国知名华裔学者李成9日晚上在特朗普与习近平通话之后第一时间接受中评社独家专访，高度评价此次通话的重要性。他说，此次通话带来非常积极的信号，一定程度讲已经可算是非正式的美中“第四个联合公报”。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在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时从三个方面阐述此次两国元首通话的重要性： 第一，美在中关系处于不确定和令人忧虑的时候，为两国发展建设性关系定了积极的基调，并强调了一个中国。这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通话的时机非常有趣重要。因为第二天特朗普就要在白宫见日本首相安倍，与习近平通话等于把美日首脑会晤的风头给盖过了，10日的新闻焦点会是美中关系，而不是美日关系。李成说，这等于给反中的人泼了一盆很大的冷水，说明特朗普最关注的不是跟日本的关系，而是跟中国的关系。 第三，两位最高领导人互发互访邀请，等于是已经定下两国领导人要互访，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但相信这种最高层的访问今年之内会举行，两国团队会进行后续的磋商安排。李成分析，两个时间点最有可能，一个是中共十九大之后，也就是12月份；另一个是比较早的时候，那就应该是在五、六月份。他认为，特朗普去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峯会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 李成指出，有人说中美关系需要第四个联合公报，这个通话带来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一定程度上讲已经可以算是非正式的第四个联合公报，因为此次通话强调了一个中国。 李成表示，相信此次通话准备了不少时间，中方对这个通话也是非常谨慎的，不希望只有形式而没有结果，更不希望此次通话之后还会有节外生枝的状况发生。“川蔡通话”后，许多分析认为北京要紧张了，而李成坚持认为，该担心的其实是台湾方面。 几天前在外交学界对美中关系一片悲观之中，李成在接受中评社专访时提到，对中美关系要有想象力，也相信两国领导人会有想象力。李成认为，最近两天发生的事情，更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两国领导人别无选择，只能接触合作。这也说明中国外交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非常明智，很有智慧。文章选自中评社，2017年2月11日
2017年2月21日 -
郑永年：我们应该如何纪念邓小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尽管制度是人确立的，但制度比人更可靠。编者按2017年2月19日，是中国老一代领导人邓小平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日。郑永年教授认为，制度更是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遗产的最重要标准。邓小平的遗产之所以有持久影响力，就是因为他为执政党留下了一套制度。比如，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基层治理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邓小平时代确立起来的。01制度比人更可靠就制度建设而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出台的改革文件，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有方向性的。无论就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政治上的法治建设，两个文件不仅明确了制度发展的方向，也勾画出制度建设的具体轮廓。但一到执行领域，情况并不令人满意，而且在有些领域似乎正在失去方向。很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习惯于抓工程建设、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意识形态工作，而对制度建设缺少经验。对一些党政官员来说，衡量他们成绩的，是诸如GDP增长那样可以加以量化的指标，而非制度建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也一直没有确立以制度建设来衡量进步的标准。这或许是因为制度建设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结果，不能以急功近利方式来进行。一些党政干部因此对制度建设没有多大的积极性。实际上，制度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对任何国家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是一切，所有其他方面的进步必须以制度的进步来衡量。尽管制度是人确立的，但制度比人更可靠；从历史上看，制度更是衡量政治人物政治遗产的最重要标准。制度化因此也是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界的永恒课题。制度建设永远不会终结，包括民主制度。美籍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曾言，美国制度高度制度化，甚至是过度制度化，导致没有伸缩性。但其实不然，制度很容易遭人忽视甚至破坏。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福山不再持这样的观点，他甚至认为美国的制度正在失败或已经失败。特朗普基本上把整个建制搁在一边，自己搞一套制度来运作。其后果正在显现出来，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再者，如果类似于特朗普那样的黑天鹅，飞进一个制度化不高或没有制度的国家，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福山也曾经拿中国和美国作比较，认为如果说美国过度制度化，那么中国制度化则远远不足。制度化不足也一直是西方担忧中国的不确定性的主要根源。但实践上并非如此，正是被西方视为具有最大不确定性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高度的确定性，而中国所具有的这种确定性，是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建设作保障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西方说中国制度建设低水平，不确定性高。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制度进步的认识不足，也是因为中国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中国本身也忽视了以制度建设来衡量国家的进步。自从中国近代传统王朝国家被西方一而再、再而三打败之后，中国的数代精英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现实的制度建设。从晚清到孙中山再到国民党，其间因为内外部因素，制度建设经历了诸多失败。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才开始了没有外力干预的内部制度建设。02邓小平时代的制度进步毛泽东一代的政治功劳，不仅仅在于他们统一了国家，更是确立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今天中国运作的政治体制是毛泽东一代确立起来的。毛泽东的功劳是制度建设，而不是今天左派或极左派所说的，诸如“阶级斗争”“文革”“取消市场经济”“消灭资产阶级”等。这些作为理想，毛泽东努力追求过，但没有在当时得到好的结果，也没有留下好的遗产。或者说，毛泽东思想中那些被左派追捧的部分，从来就没有在实践过程中实现过，而只是作为理想而存在。因此，只有到了困难时期，人们才会去怀念毛泽东；形势一好，人们（不管左派还是右派）就忘了他。邓小平时代的制度进步尤其显著。毛泽东时代，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对毛泽东自己确立起来的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邓小平一代经历了那个动荡的时代，因此把制度建设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修改宪法、法制建设、领导干部任期制、年龄限制、集体领导体制、干部任用制度、基层治理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制度，都是在邓小平时代确立起来的。这也是邓小平的遗产持久影响力的制度保障。直到现在为止，人们可以讨论如何进一步改革或改进这些制度，但没有人可以轻易否定和取消这些制度。这些制度一旦被党政官员和大众所接受，便具有了自我生存能力。邓小平之后，1990年代，中国在制度建设上又有很大的进步。为了加入诸如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国实行了“接轨”政策，即通过改革自身的制度，在制度层面和国际标准接轨。进步尤其表现在经济方面，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构架，就是这个时期所确立的。同时，在政治上，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力主的“法治”写入党和政府的文件，并把“法治”确立为政治制度建设的目标。就经济发展而言，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成就很大。在这期间，中国的GDP翻了一倍。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前一个时期制度建设的红利。同时，胡温时代也继续进行前一个时期已经开始的制度建设。不过，这个时期最具有意义的制度建设发生在社会领域。这是必然。1990年代主要议程是经济发展，社会领域不仅建设不足，而且遭到很大的破坏。社会体制建设和社会政策是胡温时期开始的，包括普惠性的低保、社会保障等。不过，在政治方面，这个时期制度建设不足。法治建设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被新出现的“维稳系统”的阴影所笼罩。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更是把精力投入到对付危机，而非制度改革。如果没有“维稳系统”的出现和2008年金融危机这两件事情，这会是个非常令人怀念的时代。对制度建设的规划，中共十八大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十八大之后高层所提出的“四个全面”，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除了第一个“全面”是关于经济发展之外，都是关乎制度建设的。1980年代中期，中共曾经设想全面的改革计划，协调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但1989年之后，改革不再具有全面性，而是有重点的局部突破。也就是说，十八大之前的诸多制度改革大都是局部和零星的，没有系统性。正如“四个全面”所示，十八大以来改革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全面”，“全面”就是“系统”。十八大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细化，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说是系统的政治改革计划（尽管没有使用政治改革的概念），而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两个文件，则是对执政党本身的系统改革计划。03制度建设还未完成尽管外界关切的焦点在于中国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和经济的新常态，但如果站在未来的立场来看，十八大以来最主要的进步也在制度。甚至可以说，无论是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还是经济新常态，都是为其他方面的制度建设提供环境和条件。当GDP主义盛行的时候，制度建设很难提上议事日程；同样，当腐败盛行的时候，政治体制和执政党本身的体制建设，很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拿最为棘手和敏感的法治领域来说，制度进步也是明显的。正如前面所说，中共十五大就正式提出了“法治”的概念，但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转化成为制度建设。在有些时候，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现象（例如维稳系统的正式确立）。在中国的政治背景中，法治的困难在于党和法之间的关联。西方和中国本身的很多人认为法治必然和多党制联系起来，或者说，一党统治下很难实现法治。当然，这个假设并不符合经验，因为很多一党独大的体制，例如日本和新加坡都发展出了健全的法治体制。十八大之后，中国也开始从制度层面积极探索法治建设。在司法层面，这些努力包括建立跨区域法院、巡回法庭、司法专业主义、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终身问责制等。这些制度设计至少要达到两个目标，即领导人不得随意干预司法和司法的相对独立，尤其是要消除历史上一直盛行的司法地方主义。在反腐败方面，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经从制度层面消除了机构和权力过于分散、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自己的腐败自己反）丛生等现象，把权力集中在中纪委手中，中央各部委、省政府的腐败案件由中纪委直接来处理。在这一步完成之后，又开始了第二步，即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建设至少有几个主要目的。第一，通过整合和协调中纪委和监察委，把党的政治权力转化成为国家权力。第二，有效制衡政府的行政权力。从前监察部分是政府的一个部分，这就为反政府部门的腐败制造了困难，如果不是使得反腐败成为不可能的话。现在监察委的权力来自于全国人大，而非政府。这使得监察委具有了独立于行政部门的权力。实际上，监察权的设计类似于早期孙中山所设想的“五权宪法”中的监察权。第三，反腐败的效率。监察委整合了从前分散于各个部门的相关权力（即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监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机构），这减少了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使得监察和反腐败更加有效。制度进步并不表明中国的制度建设已经完成。在很多方面，例如如何处理核心与党内民主、核心与集体领导之间的制度关系，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之间的关系、党的领导和法治之间的关系等，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同时，任何一项制度建设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也会有反复。在一些领域，制度建设往往迁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考量。制度建设是人来执行的，在执行过程中，执行者往往失去制度建设的大局观，而让局部利益观占据主导地位。不管如何，制度建设的大方向是明确的。中国人常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制度就是营盘，而官员和老百姓都是生活在制度之下的兵。一个政权的生命力之所在，就在于不断的制度建设和更新。由此而言，任何一个领导人或领导层的历史遗产，就是他们所塑造的制度。没有制度建设，就没有持久的遗产。文章选自IPP评论，2017年2月20日
2017年2月21日 -
毛大庆：如何把握2017年中国经济新脉搏？
专家简介毛大庆，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优客工场创始人。2016年我国日均新登记企业1.46万家，比上年同期每天提升2000家左右。可想而之，每天有数以万计的年轻人甚至不再年轻的中年人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进入创业的浪潮。包括2015年的我。2016年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这一年也被称为中产消费元年，工匠精神成为国人津津乐道的新兴名词，这一年，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空前上升。如今，供应链被重新定义，消费者可以影响生产者，甚至参与到生产的环节中。这放在10年前，20年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放眼世界来看，从来没有像2016年这样，黑天鹅满天飞。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朴槿惠退职、国内的万宝之争、乐视事件、年底融创的收购事件....信息量大的出乎意料之外。历史的车轮轰隆作响，在推向2017年的今天，可以看到，中国从结束物质匮乏时代到产能过剩时代，时至今日已经进入了商业理性发展的新阶段；同时随着互联网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其对商业的真实使命愈发清晰。2017年，有人预测是新商业的元年。它不动声色如约而至，我们该如何把握2017年的创业创新脉搏？张瑞敏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任何一个企业家、创业者在奋斗的过程中，都不可能脱离时代的大背景。在全球经济增速换挡、流动性过剩、动能转换相互交织以及脱实向虚的背景下，新矛盾、新问题、新风险也不断出现。喧嚣的商业世界背后，到底我们能看清多少真相，我想从以下七个方面试图分析求证：1中国正在从人口红利、制度红利，转向创新红利2010年之后，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中国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特朗普执政以来，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制造业将有回流的趋势；同时，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行业已经不能满足工业4.0时代的个性化需求。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或许会超过我们的预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红利”快速显现，在举国发展经济制度的大背景下，经济就像一个弹簧一样，在被压制了很久以后，一旦释放，自然取得高速增长。今天，产能过剩、去库存的压力迫使我们提出供给侧改革。到日本购买马桶盖、电饭煲、甚至菜刀，中国妈妈海淘奶粉、尿不湿的现象都是在向社会喊话，我们需要消费升级、制造升级，我们迫切需要以创新为经济带来新的动力。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今后必须要依靠创新驱动，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也包括体制机制创新。CB insights近期发布数据：目前，市值全球估值最高的独角兽企业是Uber，市值680亿美元，其次是小米（460亿美元）、滴滴出行（340亿美元）、Airbnb（290亿美元）和Palantir Technologies（200亿美元）。这些企业体现在商业模式上全都是创新型的企业。史蒂文·S·霍夫曼在《让大象飞》中说：在之前的数万年时间里，社会发展是线性的。但启蒙运动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2跨界、融合、互联、社群成为企业创新的主方向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更需要企业界和企业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经营企业。社会化分工引领着各企业向细分垂直的纵深发展，企业的形态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多元化经营正在悄悄的转变为阿米巴式的小团队和个体经营。中国经济转型和大国崛起中产生的一系列新的重大市场需求正在推动着一系列产业加速跨界和融合，跨界、融合成为企业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为自己做得做好的防弹衣。以环保产业来说，环保除了传统的污染防治外，它还正在促进节能新材料研发、新能源推广、新监测技术应用、生物修复技术进步。而从产业性质上看，环保产业既是生产，也是消费；既是需求，也是供给；既是制造业，也是重要服务业；既是百姓的日常消费领域，也是公共需求领域，充分体现了产业跨界融合的特点。商业的重心正在从“物”转移到“人”；商业的驱动力正在从“流量”转换为“关系”；商业的衡量标准正在从“价值”转换为“价值观”。这一段话在网上广为流传。今天，我们要更加重视链接、互动，人和人之间的感觉。一家物业公司不是你管好保安，扫干净地就可以管好，而是要要关注业主的变化。特色小镇这几年异军突起，比如宋卫平先生这几年在特色小镇上的努力颇受市场欢迎，在他的社区里，人们买的不仅仅是房子，还可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尔夫俱乐部；其关爱长者的设计理念也让消费者于无声处认同产品的特色价值。当商业的中心正在从“物”转移到“人”，社群和互联的概念也愈发重要。如果商业只盯着“物”不放，它是冷冰冰的，无论如何也捂不热，但是，你如果把重点放在“人”上面，它则会产生裂变，能量大到你不可估量；它还会发生无穷的化学反应，神奇到你不曾想象。3共享经济继续会爆发截至到2017年1月18日，全球共有186家私营独角兽企业。2017年已经诞生三家独角兽企业，分别是中国Q&A网站“知乎”和联合办公空间公司“优客工场”，以及美国基于云的视频会议公司Zoom Communications。优客工场和知乎均来自于共享经济领域，分别是共享办公空间和共享知识教育。2016年下半年，共享单车在中国异军突起，满大街五颜六色的共享单车在城市间穿梭。1982年出生的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用两年的时间已经打造了一家准“独角兽”企业。今年她还在中央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向李克强总理做汇报。而在2016年，我也曾经向李克强总理做过汇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共享经济正在以其独特的魅力持续发酵。目前正在兴起的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共享经济，呈现出百花齐放、多种模式并存的新格局，并且深入到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领域，比如：共享出行的Zipcar、Uber、滴滴出行，共享空间的Airbnb、WeWork、优客工场，共享资金价值的Zopa、Prosper、Lending Club，共享知识教育的Wikipedia、TED、知乎、MOOC相关公司，共享饮食的Eatwith、Kitchit，共享医疗健康的Pager、Medicast、ClassPass，共享物品的eBay、Craigslist、Etsy、Cheggpost、Poshmark、淘宝，共享公共资源的Open Gardena，共享技能和服务的TaskRabbit、Zaarly、Exec、Done等等。据统计，2014年全球共享经济的市场规模达到150亿美元，而到2015年却飙升到8100亿美元。据统计，2025年全球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3350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36%，其中，中国的共享经济将在未来3-5年内达到全球第一。2016年国内共享经济的成功者们，更增加了这一数据的信服力。4能否IP化成为未来商业的竞争力IP化的意义宽泛，综合下来多数观点认为，商业IP代表通过一定的载体，去表达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或者普世价值，和人们产生文化或者情感上的共鸣，收获“归属感消费”。TED论坛上知名的演讲《start with why》所言， People don't buy what you do, they buy why you do。（人们购买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背后的why。）多数创业者认识到，企业不能单纯做广告，而是要讲好故事。企业能否正确的输出品牌，赋予其经营势能，将成为未来商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真格基金的徐小平老师认为，真格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能够吸引更好的项目，这就是一家风险投资机构最关键的制胜点。这两年风生水起的自媒体代表吴晓波频道和罗辑思维也是非常典型的个人IP运营的代表，二者凭借其个人IP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以流量实现了知识付费、平台电子商务等多种功能。在北京东四十条开业的共享际的入驻商户基本都自带流量，他们在自己的圈子内都是IP化运营，流量即是商业，流量更加具有竞争力。也有观点认为，品牌将逐渐IP化，未来IP经理或将取代品牌经理。品牌建设也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不是速战速决；打造IP更是一场马拉松，一个经典的IP打造甚至需要长达一个世纪。不同于品牌，IP不会依附于某种具体的形态。IP的终极目的是追求价值和文化认同，也就是说：IP提供给消费者的不是产品的功能属性，而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所以，只要产品本身能够体现出特定的情感和文化元素，至于其具体形式是什么？消费者不会过于在意。我们可以预见，更加具有IP化特点的企业终将掌握未来商业的主动权。5互联网企业去虚就实，与线下融合互联网浪潮袭来之时，人们手足无措，言必谈互联网。互联网+一时风靡，好像不谈互联网就不是合格的企业家。今天，+互联网正在逐步得到认同，而020、P2P等概念将彻底消失在人们视线中，人们的生活进一步便利化。只愿意躺在互联网的格子里码字的创业者蓦然惊醒，商业还是要到线下才能真正实现；甚至，我们也可以看到，实体店正在逐步复苏，人们在线下的体验感依然存在，包含购物、就餐、办公，甚至，广场舞经济也成为了资本新的角逐场。红点创投曾经投资了一家名为“糖豆广场舞”的公司，他们的商业模式是，通过视频平台聚合人群，再引流到广场舞服装、理财养生产品等的销售商。你看，他们的商业思维已经变成了从线下到线上，不在迷信线上，而是回归到线下的自然引流。从2015年上线至今，每日的活跃用户已经达到250万人次。2016年9月，糖豆广场宣布完成1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李克强总理在论虚实经济时曾说：总不能在网上骑自行车吧？商业终将回归到人的本质，互联网去虚就实终成事实。6个性化、定制化、体验化消费时代来临今天，你可以在网上认领一头远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奶牛，并且每个星期收到一箱你认领的奶牛所产的牛奶；你也可以到越来越多的定制店做一双适合自己的皮鞋、衬衫，甚至雨伞；孩子们可以穿上警察、护士的衣服体验一把虚拟的职业生活，并且为之付出不菲的费用。个性化、定制化、体验化消费已经不再那么遥远，不再那么昂贵，不再只是富裕阶层才能消费的产品。当80后、90后、00后逐渐成长为消费主力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他们不再满足于穿易撞衫的衣服，不再满足于用千篇一律的背包，个性、定制、唯一成为越来越时尚的标签，大工业时代的批量生产开始逐步回归最自然的状态，那就是手工时代的代表：唯一性、独特性。未来，消费升级将会给更多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更多的发展机会。7养老产业将是未来最大的那杯羹如何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够适应精神商业时代的一家成功的企业，你必须具备一系列独特的能力，从长期布局来看，你的脚步踩进哪个房间很重要，也就是看趋势。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凡是做贸易的行业都赚的盆满钵满，也使很多创业者实现了从0到1的重要积淀；20年后，从1998年开始，随着城镇化的到来，房地产行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刻，到今天，中国住宅的估值已经接近了美国全国的总估值。那么，未来，哪个行业将统领未来的商业领域呢？我想应该是养老产业。目前中国前2000位富豪大多集中在60后，70后，再过10-20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步入老年，中国老年人也将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30%。这一群具有消费能力的人将非常愿意为他们舒适的晚年支付费用，因此，今天布局养老产业，我想，这杯羹才是最大的那碗。彼得蒂尔在《从0到1》里告诫人们商业世界的每一刻都不会重演。下一个比尔盖茨不会再开发操作系统，下一个拉里佩奇不会再研发搜索引擎，下一个扎克伯格也不会去创建社交网络。如果你照搬这些人的做法，你就不是在向他们学习。成功的人士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价值，他们遵循的是基本原则而非秘籍。文章选自毛大庆，2017年2月9日
2017年2月20日
© Copyrigh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2008 — 2025 京ICP备09030466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7417 Site Designed by MONOKER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