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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南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赛先生”
沈南鹏，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资深副主席，红杉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有幸跟很多科学家走在一起，更多地了解了他们。我们发现他们是一批非常“特殊”的人群，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最强大脑，很多科学家所取得的智慧成果，不管是华罗庚还是钱学森，爱因斯坦或是牛顿，他们每个人都是人类智慧长河中最璀璨的星光。 在很多电影或文学作品当中，在很多民众的理解当中，科学家似乎有一点点“怪”。比如电影《美丽心灵》讲述了数学家、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Johh Nash）的故事，也有文章写过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闻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大家的感觉是科学家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似乎不食人间烟火，但往往是这样一些特殊的头脑，创造了我们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思想的顶端。今天的科学大奖，就是要向这批“特殊”的人群致敬。 在座各位，不少人曾经在少年时代也做过科学家的梦，虽然没有实现，但也不必遗憾，毕竟拥有最强大脑的人群稀缺有限。通过科学家的努力与工作，我们看到了整个世界给我们展现的极其美妙的东西，我们今天可能还在回味——为什么勾股定理是这么完美，这么简洁？我们也想到了质能公式，也可以想到欧拉公式……这些科学家的成果展现给人类的是那么完美。 做科学家，对太多人来讲是一个不可预期的梦想。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赛先生”，每个人都可以让自己跟科学走得更近一点。其中，科普教育是关键，科普教育不仅仅局限在学校里，走出校园以后，在你人生的职业发展当中，你始终可以跟科学走得更近。我相信过去两年未来论坛的工作让更多人跟科学有了更多的接触，很多人因此又重拾了当年的记忆。我认为做一个“赛先生”是重要的。为什么呢？我看了看我们周围很多企业家、创业家和投资界人士，很多人当年都是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化学竞赛等科学大赛的获奖者，当时跟科学亲近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我相信今天我们这一批所谓企业家、投资者们已经很少用到那些复杂的数学公式，大部分人可能像我一样只用 “加减乘除”了，但我们对科学的认知一直帮助着我们。今天其实没办法说清楚，科学具体在哪一点上真正帮助我们完成了职业生涯中的很多飞跃——有人说逻辑思维能力，这可能是其中一部分；但最重要的是科学给我们所带来的终生的智慧和启迪。 商业社会过去30年中在中国发展迅猛，但我们应该问一下自己，过去的30年里，我们的科学发展、我们的科普教育是不是跟商业社会的发展同步？从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今天的科普教育恐怕还没有像商业社会一样能走近更多人，还有太多工作可以做，还可以让更多人成为“赛先生”。 大家知道，智能时代来临了，智能时代有很多争论：人能够控制人类自己创造的机器吗？机器会在某一天控制人类吗？太多问题需要回答。但人类和机器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分界线，那就是我们人类拥有不可逾越的智慧，这种智慧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科学，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发展，让人类驾驭自己、明确使命、到达应许之地的最重要的依赖。 最后，我非常感谢各位——尤其是未来论坛的理事会，各位科学委员会的委员，各位支持我们的嘉宾，还有以武红为代表的秘书处，在过去一年多，这个团队的努力工作让我们今天能够颁出两个未来科学大奖，能够吸引一批科学家和中国的实业家、企业家走在一起，让科学跟所有人更多地连接在一起。 文章选自2005委员会，2017年1月16日
2017年2月13日 -
陈文玲：在建设亚洲能源大市场框架下 推动全球能源资源合作的战略思路
专家简介陈文玲，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在所有的经济体中，亚洲地区对能源需求增长是最快的，目前年递增幅度超过4%，预计到2020年，亚洲能源需求总量将会翻一番。亚洲地区经济要保持持续稳定增长，其中关键问题在于可否保障能源供给与需求的匹配性和能源合作发展的长效性。这就需要探索亚洲能源合作发展的新思路，构建亚洲能源合作的新机制，形成亚洲能源共赢发展的新布局，以亚洲的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突破和抗衡外部风险，获取合作共赢的更大红利。01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作为当前撬动亚洲能源合作发展的最大公共品供给，构建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新载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能源合作，不仅可以为亚洲经济发展助力，深化各国相互依赖、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程度，也将为亚洲经济安全、能源安全乃至外交、军事安全作出独特贡献。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中，亚洲能源资源合作也是其中重要内容。大部分国家认为，建立起亚洲能源资源伙伴关系，有利于确保本地区共同的、更具可持续性的能源安全，使更多能源生产国从能源供给的边缘走向市场中心，使亚洲中国、印度、日本、韩国等能源消费国建立多元化市场格局，确保经济发展进程不会因为能源危机或风波被影响、被遏制、被打断。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能源合作，可以使亚洲各国进一步建立能源消费国与生产国的对话机制，共同维护地区能源运输道路的安全，探讨建立区域能源储备，完善交易机制和平台建设，保障亚洲能源可持续供应。中国倡导和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为中国，而且可以为更多国家和地区参加“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提供新路径。共同编制“一带一路”建设中资源能源合作规划和专项规划，签署有关合作备忘录和协议，加快实施一批重大能源资源合作项目，有利于在共同认知的前提下构建能源合作的制度性框架。02积极构建能源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寻求合理、稳定、可预期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稳定机制和供需平衡机制，构建健康发展的能源资源市场当前，国际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大起大落，对能源需求国和供给国都将产生了严重影响。随着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特别是向亚洲转移，全球能源资源消费重心也正在向亚洲转移，亚洲既有主要供给国，又有主要消费国。在大宗商品价格回归和世界能源资源配置格局调整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加快构建亚洲能源资源合作的新模式，建设一个具有合理、稳定、可预期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稳定机制和供需平衡机制的能源资源市场。构建稳定的能源资源价格稳定机制，首先应该继续发挥亚洲合作对话机制的作用。与此同时，也要充分发挥亚洲博鳌论坛的积极作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提出建立亚洲能源资源伙伴关系和5条建议，毫无疑问具有更宽的视野和更可操作的方式，创新了亚洲能源资源合作的思路和路径。03注重处理好与相关大国之间能源合作发展的关系，与对在能源供给与消费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拥有广泛利益的国家，建立良性竞合关系1．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高度重视构建新型能源资源合作机制，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在美国能源进口下降的背景下，能源生产国普遍变得更加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这就使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存在巨大的能源合作潜力。在东南亚，中美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能源互联互通、能源政策等方面已经进行合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中美可在此框架下，针对“一带一路”和亚洲能源合作所涉问题创新沟通机制，将能源合作中涉及中美双方的重大问题纳入其中，在尊重彼此利益诉求的前提下，建立新型合作关系。尽管中美两国在“一带一路”沿线能源领域中存在一些矛盾，但通过推动中美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载体加强与亚洲能源合作，可以创造互利共赢的空间，扩大共同利益、增进共识，减少美国对中国推动“一带一路”与亚洲能源合作的战略抵触，推动亚洲能源合作取得积极进展。2．深化中俄能源资源战略合作，加快释放中俄能源资源合作的巨大潜力和空间，提升经济互补性和利益攸关性。中俄能源资源合作对于双方具有长期战略意义。俄罗斯对中国提出的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及相关能源资源合作持积极态度，中俄能源资源合作水平不断攀升。在与俄罗斯能源资源合作中，我国应重视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力图开辟进入亚太和印度洋的便捷通道，使自己在新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能源资源合作中更便利地进入东亚、南亚、东南亚市场这些战略走向。发挥俄罗斯内在需求的积极性，与俄罗斯共同谋划欧亚大陆南北向（纵向）互联互通项目等，建立更为便捷的能源资源供给通道，还应注重发挥中俄在非传统油气勘探与开发、新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方面的优势等。此外，在与俄罗斯能源资源合作发展中，还应加快、加大、加密与俄罗斯推进的欧亚经济一体化的链接和对接，逐步推动形成“欧亚经济联盟+1（中国）”模式，推动中国与该机制的能源资源合作，使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并行不悖共同发展，形成俄罗斯不抵消中亚各国对华开展能源资源合作的需求，也在与俄罗斯能源资源合作与中亚国家地区合作过程中考虑俄方利益的良性互动。3．创新与印度资源能源合作的思路，扩大中印能源资源合作发展中的共同利益，提升中印带动金砖国家发展的能力。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总量庞大、国内油气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又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能源资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大国，近十几年来贡献了全世界能源消费增量中的绝大部分。因此，两国都在努力争取与中东、中亚乃至非洲油气产区国进行能源合作，积极扩大自身在相关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中印在“一带一路”沿线能源资源领域中既有竞争，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印度作为南亚板块的领头羊国家，非常重视自身在南亚的影响力，近年来不断加强与“印太”区域各国关系与能源合作，为此，中国应立足于扩大中印共同能源资源利益，共同保障能源资源供给安全，共同参与全球能源资源治理秩序的重建。中印可选择在供给安全保障、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等关键领域开展合作，并将这些合作内容充实到“一带一路”框架之中，这有利于扩大中印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提升印度能源自给水平，缓和中印在能源资源产地的竞争。中印还应加强在国际能源定价权领域的积极合作，提高两国的整体议价能力、缓解“市场供给溢价”效应，形成亚洲范围的油气输入国集体议价机制。与此同时，还应积极推动印度企业参与中国筹建中的“上海原油期货市场”，形成更为公平的亚洲原油定价机制；联合推动形成亚洲油气进口国协调机制，进而联合生产国共同建立亚洲地区性油气市场，共同推动“亚洲主要石油供应国与消费国部长级圆桌会议”机制化，并以此为起点共同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等。04建立亚洲能源资源合作长效机制，平衡相关国家在该地区的利益，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市场，开启世界能源格局新时代1．坚持亚洲能源安全观，借鉴现有国际能源规则构建以我国为主导的区域合作关系，建立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渠道建设的长效机制。我国应积极推动在亚洲建立能源资源合作长效机制，注重在新能源领域的金融合作，注重与利益有关国家建设周边地区能源通道的基建网络支点，注重借鉴现有国际能源机制和规则，构建或制定以我国为主导的区域合作规则。要使亚洲地区国家形成高度共识，认识到当前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形势严峻，必须采取共同行动应对挑战。我国已经对世界作出节能减排承诺，并积极倡导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应尽快构建由我国承诺、倡导并付诸行动的能源消费价值观指导下的亚洲能源合作新关系，使亚洲地区走在世界前列。2．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契机，把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丝路基金等作为“一带一路”资源能源合作发展的投融资平台，解决亚洲区域的资源错配问题。要推进“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共同建设与发展，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与丝路基金的有效运营，实现其储蓄和投资的有效配置，并在全球进行融资和投资，支持亚洲和世界其他区域的基础设施发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途国家和地区的能源资源合作，也意味着中国能源资源对外合作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作为转变，从一对一的单点合作向一对多的整体协同转变，从而为中国资源能源行业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对此，中国应进一步将重点放在与中亚、东亚及中东能源领域合作上，为中国石油天然气企业开拓经营海外市场提供更大动力和机会。3．建立稳定的定价机制和新型供求关系，率先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公正的能源交易规则和定价机制，推动国际能源秩序更为公正、合理、高效。从原油价格的大起大落可以看出，目前国际市场定价机制很不合理，一些国家利用自己的经济霸权操纵市场，给世界经济和相关国家带来严重危害，但由于价格偏离市场供求关系而导致价格的剧烈波动。我国应积极推动亚洲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形成新的认知，通过建立更为市场化的价格形成机制，形成稳定的定价机制和新型供求关系。坚持“能源输入”和“能源输出”并重，继续扩大对沿线油气企业并购和投资力度，扩大油气贸易规模和贸易频度，加快区域性的油气贸易网络和贸易中心的建立，成立新的油气贸易定价中心，最终形成新的油气贸易新格局。4．积极推进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推动能源变革与转型，打开全球特别是亚洲能源资源和气候合作的新思路。全球能源互联网是21世纪能源领域的重大创新，不仅是能源和电力的载体，而且是信息、科技、服务、文明的载体，将深刻改变世界能源发展格局。它可以充分发挥网络的规模效益和经济性，通过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实现清洁能源生产、输送和分配系统的整体优化，大幅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效率。因此，应统筹新能源互联网重大政策、举措的研究和制定，加强部门间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的协调配合，加大对新能源互联网领域技术研发、产品和服务创新、平台建设、应用示范等的扶持力度。依托亚洲能源互联网，大规模、高效率地开发利用各类清洁能源，推动共享能源大数据资源，探索将大数据技术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新能源互联网服务体系的方式方法，实现新能源供需实时平衡，尽可能利用新能源满足日益增长的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新能源互联网发展目标。完善新能源互联网标准体系，研究梳理新能源领域与信息领域的相关标准，与我国现有的基于智能电网的标准做好协调，建设开放、兼容的标准体系。5．探索新能源和碳排放灵活交易市场模式，加快建设基于互联网能源的平台经济，实现新能源供给侧与消费侧信息实时对接。未来能源发展总体趋势是能源结构将由高碳向低碳转变，能源效率由低效向高效发展。因此，建议把新能源互联网作为多层次能源交易平台，有效提升新能源的利用比例，支持风电、光伏、水电等新能源与电力用户之间实现直接交易，实现新能源供给侧与消费侧信息的实时对接。通过能源互联网扩大碳交易覆盖范围，形成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技术和机制性支撑，推动能源互联网低碳化，把碳交易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重要金融和市场性手段，通过碳交易市场实现两者协同对接，共同搭建能源和环境权益类交易的大数据和价值链的平台（Intenergiets）。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产学研协同攻关，加快全球能源互联网与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终端等集成融合，为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国家、智慧地球提供基本平台和服务，让全球能源互联网惠及全人类。6．加强与周边地区资源国、消费国、过境国之间的能源合作，提升我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落实能源资源在现代物流中过境自由、非歧视、不妨害原则，形成和构建区域能源合作机制。利用亚洲能源资源合作涉及国家多、辐射领域广的特点，作为地区多边能源合作机制建设的基础，借此打造环周边国际能源战略协作平台。建议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油气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管网互联互通，率先与主要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启动自贸区谈判，对已经建立自贸区关系的重点国家和地区在能源合作方面升级。7．共同维护海外能源资源运输通道安全，保障能源资源运输生命线的战略要道的顺畅。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对于维护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战略意义。目前，国际能源包括石油进出口主要依赖海洋运输、管道运输和铁路运输三种途径，其中海运是主要运输方式，约占石油贸易总量的90％。我国海运进口石油的一半以上来自中东，运输线路相对集中，其中，“台湾海峡—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阿拉伯海航线”不仅是我国的海上运输通道，同时也是美、日、东盟各国的海上运输生命线。为有效维护海外利益和能源通道安全，打破敌对势力潜在的封锁，我国亟待加强海空力量建设并应适时扩大“近海防御”纵深，应将谋求大陆架及岛屿周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绝对制海权作为国家海洋战略的基本目标，拓展海上战略空间，保卫我国的海洋权益。建议结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构建亚洲国家海上合作机制，形成由多国共同形成的海上军事力量，维护相关国家的海洋权益、海外利益和能源资源合作海上通道的安全。8．以亚洲合作推动国际资源能源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治理，建立更具代表性和合理性的国际能源资源合作体系。现有的国际重要战略性能源资源合作体系依然在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原有的国际重要战略性能源资源合作机制不同程度存在缺陷与不足，亟待调整与重塑，尤其应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亚洲地区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拥有具有后发优势和勃勃生机的新兴经济体，促进亚洲能源资源建立新型合作关系，有利于建立更具代表性的国际重要战略性能源资源合作体系。加强与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国际能源宪章等国际能源组织合作，可提高中国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此外，还应加快建设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加强东北亚、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推动建立区域能源市场，推动核电等中国能源标准国际化等。文章选自《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2017年2月13日 -
王辉耀：选才基数，从“13亿”变“70亿”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日前，三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允许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分符合条件的优秀外籍高校毕业生无需工作经历即可在华就业。这是我国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广纳天下英才为我所用的又一举措，是中国实施全球化人才竞争战略的重要一步。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我国逐渐成为国际人才的向往之地，外国人才集聚的态势逐年加强，我国的人才选择从过去13亿人中选才转向今天从全球70亿人中选才。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研究编撰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中就曾指出，若外籍留学生毕业以后不能直接在我国就业或创业，将在一定程度上屏蔽具有创新创业潜力的外国人才“苗子”，建议顺应世界人才国际化流动的趋势，放开外籍优秀留学生在华就业和创业的限制，我国也可以设置留学生实习签证、工作签证，允许短缺人才或居留达到一定年限、就业创业成绩出色的外国人才留在中国。 继过往两办印发《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安部出台支持北京等地创新发展出入境措施之后，这次三部委联合印发的《通知》对外籍高校毕业生在中国就业应具备的条件、办理程序、有效期、配额管理等做出了详细规定，在此前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并更加具体、务实。用人机构、高等教育机构等各类主体，外国来华留学生、有志来华工作的外籍学生等都将从中受益。 本次《通知》的出台，也加快了外籍人才评价引进机制的市场化探索，更加侧重评价人才实际工作能力及其为用人单位带来的贡献，不再局限于以往国家体制内引进海外人才的诸多条件。这也就赋予了各类用人主体更多的自主权，他们可以根据多层次、多元化的实际用人需要，市场化地选择最适合的人才，极大地便利了企业等用人主体在全球范围内延揽优秀的青年人才，增强了他们选聘国际人才的竞争力。 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并重，是留学工作的重要理念，但调研发现，来华留学非常突出的障碍之一就是外籍留学生无法在华实习、就业，无法获得工作、居留的通畅渠道和发展空间，降低了外籍学生来华留学的预期。《通知》的出台，放宽了外籍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的条件，在解决这一问题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将使更多有意愿来华留学的外籍学生看到融入的希望，从而积极选择来华留学。这将有助于减少留学赤字，并有助于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来华留学体系的发展。 人才和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目前，制约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走出去”参与全球竞争的因素之一，就是缺乏跨文化的国际人才。吸纳来华留学生和海外高校毕业生在华就业、创业，可以储备和培养更多既有海外背景、又熟悉中国文化、国情的国际人才，促进全球人才环流。同时也向全世界释放了更加积极的信号，欢迎全球人才到更加开放的中国发展，共同实现中国梦。 接下来，我们还需逐步为来华留学生构建“留学—实习—工作—永久居留”的完整链条，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吸引力；同时为全球人才描绘清晰的中国梦蓝图，对优秀人才的认定范围更加开放，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9日
2017年2月10日 -
张蕴岭：创新、活力、联动、包容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关键点
张蕴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月的预测，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为3.1%。世界银行2017年1月的预测更低，仅为2.3%。这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最低增长速度。它表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阴影仍未散去，世界经济结构性调整的长进程仍未到头。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应把握好创新、活力、联动、包容这四个关键点。 世界经济仍未走出危机阴影 发达国家经济低速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发达经济体2016年整体经济增速为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0%。其中，美国经济曾出现短暂的较快复苏，但很快又陷入乏力。因此，美联储长时间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直到2016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才出现明显提升，增长率达到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预测美国2016年经济增长率为1.6%。欧元区经济受欧元危机和英国脱欧的双重影响，缺乏增长的内在动力。尽管欧盟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增长的势头仍然较弱，预计2016年增长率为1.7%。日本政府采取了较大力度的宽松货币政策，2016年第三季度经济出现好转，但难有大的起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其年增长率只能达到0.9%左右。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体上面临发展困境。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外部需求降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降和外资流入减少等困境，经济增长率放缓，预计2016年整体维持在4.1%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增长速度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普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实现的，增发的货币没有导致商品价格上涨，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改观，新的经济增长结构还没有形成。在新兴经济体中，有些国家经济继续负增长，如巴西、俄罗斯。印度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但速度放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其2016年增长6.6%，比2015年下降1个百分点，低于中国的增长速度，主要原因是消费下降。印度经济总量较小，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有限。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成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的顶梁柱。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实际增长速度为6.7%，但由于经济总量大（2015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17.3%），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40%。 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长放慢，逆经济全球化势力兴起。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较长时间里，随着国际生产分工深化与扩大，大量投资流向新兴经济体，新的加工出口中心形成，大量的中间产品在不同生产环节快速交换流转，终端产品的进出口爆发式增长，使得国际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很多年份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成倍于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但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和投资一直慢于整体经济的增长，原来的贸易增长快车遽然失速。此外，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了逆经济全球化的动向。比如，西方国家主张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总统选举中胜出；推动世界市场开放的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谈判多年停滞，已经达成的多边便利化协议难以落实；赢得大选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坚持“美国第一”，对外国产品征收高关税；一些国家对进口和外来投资实施的限制性条款、临时措施、特别审查不断增多；等等。逆经济全球化势力得到少数拥有巨额财富的既得利益者支持，他们想要借此来维持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态势。这会造成世界经济发展更加不可持续。 世界经济出现低利率、低投资、低通胀和低增长并存的局面。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悖论”。比如，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导致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率处在低水平。日本、欧元区都实行了量化宽松政策，但通胀率都很低；美国通货膨胀率水平相对高一些，但也低于预期。再比如，低利率一般有助于促进企业投资，但在各国几乎都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后，投资的增长仍然缓慢。从整个世界看，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国际贸易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速度，特别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下降更多。世界经济中这种低利率、低投资、低通胀和低增长并存的局面隐含着诸多复杂矛盾。这些情况表明，世界经济还处在结构调整的进程中，新的平衡远没有形成。 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动力和活力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 总的来看，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世界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制约复苏的结构性障碍，加上一些不确定因素，使得世界经济仍将呈现较长时间的平淡状态。推动经济增长仍然是各国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各国还会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令人关注的是美国的政策走向及其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市场越发敏感，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让美元汇率升高，导致资金向美国流动，这对其他国家的投资造成不利影响。如果美国政府大力减税、大幅增加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积极鼓励美国公司生产回归，美国经济增长可能会有明显提升。但美国这样强力推行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必然会引起许多新的矛盾，为世界市场增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导致稍有好转的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又被削弱。 预计2017年的世界经济形势将比2016年有所好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4%，世界银行最新预测为2.7%。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会略有提升，但对拉动世界经济的贡献仍然较小。其中，美国经济在“特朗普新政”的刺激下可能会略有起色；欧元区经济由于市场信心下降等影响，不会明显好转；日本安倍政府“三支箭”都已射出，货币政策几乎用尽，经济将继续低迷。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预计将提升到4.5%，其中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是一个重要因素。印度经济将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东盟国家的经济将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拉美国家可能会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会有所上升，巴西、俄罗斯经济有望一改收缩局面，出现正增长。随着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好转，预计国际贸易形势也会有所好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7年国际贸易增速可能会达到3.8%，由此扭转连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的状况。 近20年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迅速提升，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与活力的重要源泉。当前，尽管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在经历艰难调整，但总体而言，它们的增长速度仍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2016年的经济增速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多、发达国家整体经济增速的4倍多，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 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为尽快走出低增长、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努力。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世界经济开出了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 向创新要动力。从根本上说，这次危机经历如此长时间的调整，主要是因为新旧增长动能还在转换中。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先后进入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提供的动能消退，新一轮增长动能尚在孕育。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世界经济缺乏较强的增长动力。要想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唯有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这是国际社会形成的一个共识。新技术发展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蓄势待发，这一方面会创造大量富有活力的新经济形态，另一方面会推动生产率大幅提升。当今技术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新技术的扩散性比以往强得多，不仅仅局限在发达国家，也会很快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扩散，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链。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提出世界需要创新增长方式、通过《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制定《2016年二十国集团创新行动计划》等，都是推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阴影的关键举措。 顺应开放的大趋势。新技术的发展必然会让世界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国际生产分工将越来越深化，企业的经营将越来越以世界市场为依托。拿美国来说，在采取吸引本国企业回国生产的措施后，会出现一些企业的部分生产回到本土。但企业大规模回流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它们难以在本国建立完整的生产供应链，即使建立了也会使自己的产品失去国际竞争力。因此，世界市场开放是一个大趋势，市场开放必然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对一国来说，开放是必然选择；以邻为壑不仅无法摆脱自身危机和衰退，而且会压缩经济发展空间。然而，仅仅靠市场开放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所有问题。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少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各国制定协调、平衡的经济社会政策；二是改善综合环境特别是提升基础设施与人的能力，促进世界市场有序和渐进开放。 协调各国经济政策。在国际经贸合作方面，发达国家致力于推动建立新的高标准经贸规则，发展中国家则关注综合发展环境的构建。世界经济要行稳致远，既应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又应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提出世界经济联动与包容式发展。联动意在实现各国经济政策上的协调，维护开放与合作的大环境，实现共同发展；包容意在让各方都有参与和发展机会，缩小发展差距，促进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世界人民。这样，世界经济才更可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以往的经济增长只惠及了少部分人，经济全球化必须有所改变，不能再像过去所看到的那样，增长主要由贸易来推动，而是要考虑到包容性。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联动与包容式发展的范例，它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与沿线各国和地区发展规划和需要对接，通过基础设施、开放的产业园建设等改善当地的经济发展环境，构建开放合作的新型框架。文章选自《人民日报》，2017年2月9日
2017年2月10日 -
梁建章、黄文政: 特朗普为啥对移民“开刀”？
作者简介梁建章 梁建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黄文政 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财经网人口专栏作家。以特朗普禁令为标志的有关美国移民问题的变局，值得中国关注和思考。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任后一周就签署行政命令，暂时禁止难民和部分穆斯林国家国民入境。该禁令执行当天，来自受限国家的大量旅客被迫滞留机场。这一禁令遭遇了来自民众、企业、立法、司法甚至行政部门的强烈反对。司法部代理部长曾要求司法部律师不得为特朗普的禁令辩护，并因此被特朗普解职；当晚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也被解职。禁令颁布后，美国各大城市和30余个机场都出现抗议示威；此外，美国15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检察长也联名谴责特朗普禁令，称之“违宪、非美国、非法”。 历史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开放的移民政策长期以来也是美国的立国基础。反对者认为特朗普的禁令违背了美国的开放精神，尤其是自民权运动以来所秉持的多元化文化价值。 在反对声浪中尤为突出的是美国的学术界和科技界。包括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在内的诸多大学以及谷歌、微软、脸书、苹果、亚马孙等高科技公司，以及通用电气、福特、星巴克、可口可乐、高盛等传统行业的公司也发表声明，对特朗普的禁令表示质疑乃至反对。微软和亚马孙等公司甚至参与反对特朗普禁令的法律诉讼。 他们反对的原因不仅是出于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更是因为他们很清楚，从全世界吸引人才是美国长期维持强盛的重要基础。哈佛大学校长Drew Faust在信件中强调，“国际学生和学者对我们（哈佛）的自我身份和优秀至关重要”。苹果CEO Tim Cook在声明中称，“苹果坚信移民对我们公司和我们国家（美国）未来的重要性。没有移民，就没有苹果，更无法像我们这样兴盛和创新。” 移民是美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移民创业发挥了经济加速器和科技加速器的双重作用。目前在美国，移民获得了1/3的创新专利; 创建了1/4的高科技公司。美国市值前50名的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的；在硅谷，36.4%的人口出生于国外，其中绝大部分来自于印度和中国等非传统白人国家。 在互联网科技浪潮中，具有移民家庭背景的人才更是为美国撑起了半壁江山。比如，乔布斯的父亲出生于叙利亚；谢尔盖·布林是俄罗斯裔企业家，扎克伯格的祖辈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等地；马斯克出生于南非。如果美国当初将这些移民家庭拒之门外，或许如今也就无法拥有苹果、谷歌、脸书、特斯拉等伟大的公司。 根据谷歌CEO Sundar Pichai给员工的信件，该公司至少有187名员工自己或他们的家庭受到禁令影响。现在已经有传闻美国将大幅提升H1B工作签证薪水门槛；这类措施将会大大减少外国学生和人员在美国就业的机会。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数据，从2000财年至2009财年， 美国吸引技术人才的H1B签证获得者中，46.9%来自印度，8.9%来自中国。 针对美国名校的毕业生，特朗普曾表示，美国应当将有才能的人留在美国，但他的首席智囊班农，在列举了有关硅谷CEO中来自亚洲比例的一个夸张数字后，表示美国不只是一个经济体，还是一个公民社会（Civic Society）。一般的解读是，班农所指的公民社会意指代表本地人需求的社群。从这段对话可以猜测，特朗普可能依然会接受有特别才能的人才留在美国，而班农则似乎觉得现在来自亚洲的人已经太多了。 虽然遭遇强烈反弹，但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禁令所代表的限制移民倾向，在美国其实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针对该禁令，路透/益普索民调的结果是，49%支持，41%反对；而盖洛普民调则是，42%支持，55%反对。如果民调是采用间接而非直接的方式，支持禁令的比例甚至更高一些，说明在人们在私下更认同特朗普限制移民的做法。 实际上，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是他当选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直接因素来看，全球化虽然促进了美国经济，但美国内部的贫富差距不减还升；面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以工薪阶层为主的中产阶级经济地位弱化，激发了主流人群对外部世界特别是移民的怨恨；而极端伊斯兰的恐怖主义袭击更是渲染了这种情绪。 此外，美国自19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思想，从政治权利平等扩展到涉及各种族裔、宗教、移民、性取向者的政治正确。这些理念逐渐主导了美国学术界、科技界、商业媒体、娱乐业，与中西部以及受全球化严重冲击的传统工业地区的蓝领白人的诉求逐渐脱节。 更深层的因素可能涉及美国人口构成的变化。历史上，美国曾被称为民族熔炉，但这主要适用于同质性较高的欧洲移民而言。而拉丁裔、非洲裔、亚裔等族群在种族和文化上都有别于美国传统的欧洲裔白人。这些族群的壮大，使美国正在从一个民族熔炉转变为民族拼盘。 美国历史和政治学者，《文明的冲突》一书作者亨廷顿于2001年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上写道，“拉丁裔移民的持续流入有将美国分割为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危险。与之前的移民群体不同，墨西哥人和其他拉丁裔没有融入美国主流文化，而是在从洛杉矶到迈阿密形成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文化飞地，并拒绝促成美国梦的盎格鲁新教价值观。美国忽视这个挑战将置自身于险境”。 由于美国白人生育率相对略低，加上越来越多的非传统白人国家的移民涌入美国，非拉丁裔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比率不断下降，从1950年的87.5%，降到1990年的75.6%，再降到2015年的61.7%，预计到2030年将降为55.48%，到2060年将降为43.6%，从而成为少数族裔。在2014年，美国公立中小学学生中，非拉丁裔白人的占比就首次跌破50%。 在一个多族裔社会里，主体人群占总人口的比率从90%降到60%，对社会生态和政治格局也许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占比从60%降到40%将可能造成巨大的心理和现实冲击，特别是当这种变化伴随着经济放缓、贫富差距扩大等困境。前苏联在1991年解体时，俄罗斯族仅占前全境人口51.4%，在除俄罗斯联邦外的所有前加盟共和国中都是少数(Sakwa，1998)。尽管导致分裂的因素不一而足，但长期来看，人口构成的改变无疑是根本性的因素之一。 较之以前，美国这次大选结果就深受种族因素左右。特朗普相对于希拉里，虽然在全美票数上是46.2%比47.9%，但在白人票数上则是58%比37%。即使在拥有大学学历，以及29岁以下的白人中，投票给特朗普的人也要多于投票给希拉里的。而在少数族裔中，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则远为更多。 这种差异体现了种族之间巨大的裂痕；更为复杂的是，这种裂痕在公开场合却可能被掩饰。 历史上，美国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限制就是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该法案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由于不满于民主党推行的很多政策，如在入学和就业方面照顾非洲裔和拉丁裔的所谓平权措施，以及在公立小学允许不同性别自由如厕令，部分华人在此次大选中高调支持特朗普，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迄今为止特朗普对华人支持者并未表达过致谢。 特朗普也是至少自1976年福特以来第一个在中国春节未向华人祝福的美国总统，虽然他的女儿伊万卡在春节期间曾拜会中国大使馆祝福中国新年。从各种迹象来看，特朗普视中国为美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特朗普和他的团队人士在不仅在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攻击中国，更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释放出对抗信号。班农甚至指称中国与伊斯兰教是美国未来两个最大的威胁，并表示5到10年内中美将在南海一战。虽然新任美国国防部长最近表示目前没有军事行动的必要，但万一中美陷入军事冲突，在美华人很可能受到负面影响。 美国拥有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成熟的政治架构和稳定的制衡机制，在可预见的将来应不至于出现大范围的动荡，但特朗普的当选已经加深了美国社会内部的裂痕。比如，之前未被当真的加州独立运动组织在特朗普胜选后，递交呼吁加州独立的公投倡议，并获准可以征集签名；如果该倡议能征集到585407个有效签名，加州选民将在2018年11月的州长选举中，就是否修改加州宪法允许独立公投进行投票；如果成功的话，加州将在2019年3月公投决定加州是否脱离美国独立。根据2017年1月路透/益普索的民调，32%的加州受访者支持加州独立，这个比例比2014年高出12个百分点。 当然，别说2018的投票和2019年的公投几乎都不可能通过，就这两次投票真的成功了，美国宪法也没有明确的路径允许任何一州独立。尽管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边缘性的加州独立运动引起全球关注，并步入实际操作过程，而且在民调中获得近三分之一人的支持，反映了美国的内部分歧越来越严重。 这种分歧也体现在大选投票结果上。特朗普赢得了选举人票，但在加州所获的个人票数却比希拉里要少287万张，而在加州以外则要多出140万张。虽然加州与美国其他地区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异，但人口族裔构成的特点，是投票差异不同的重要因素。比如，早在2015年，拉丁裔占就占加州人口38.8%，超过欧洲裔白人成为该州第一大族群。 在特朗普签署禁令一周后，西雅图联邦法院就裁定暂停特朗普的禁令；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随即通知航空公司恢复正常运作，美国国务院也表示撤回此前根据行政令撤销相关国家人员签证的决定。特朗普在推特上声称将推翻这一“荒谬”的裁决。之后，美国司法部针对西雅图联邦法院的判决上诉，要求立即恢复禁令，但被联邦上诉法院巡回法庭拒绝。有关特朗普禁令的角力无疑将继续下去，而美国在移民问题上的未来方向也不明朗。 中国自19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后，与外部的人员交流日益活络。截至2013年，中国的海外移民存量已达933.4万人，为全球第四大移民输出国。根据2015年中国国际移民年度报告，目前全世界有6000万海外华人。与此同时，居住在中国的外籍人数有85万人，而且在持续增长。中国成立移民机构统一规范和管理移民事务也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以特朗普禁令为标志的有关美国移民问题的变局，值得中国关注和思考。 比如，特朗普限制移民的措施能否成为中国大力吸引海外优势人才的机遇？ 什么样的移民准入政策，才能确保中国国民的利益被优先考虑？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才能保持和强化凝聚民族凝聚力？只有对这种种问题未雨绸缪，才能消除民众对移民问题的忧虑，制定出良好的移民政策，并最终造福于中华民族。文章选自财新网，2017年2月8日
2017年2月9日 -
辜学武：中欧联手打造全球化3.0
辜学武，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德国波恩大学全球化中心主任。核心提示经济全球化最为有效地整合了资金、人员、技术和市场等素，最佳地配置了资源，为每一个融入其中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全球化“没有输家”，只有“赢得多和少”。 【欧洲时报记者陈磊波恩报道】1 月19 日，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终身讲座教授辜学武接受专访，就经济全球化何去何从、全球化的中国主张、担当和机遇等话题进行解读。 辜学武教授说，习近平是第一位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国家元首，表达了对该论坛的重视，目的也很明确：一，来了解各国高层管理者、各界精英对于全球化的看法、对于世界经济前景的判断；二，表达中国坚定支持全球化进程的态度，向世界展示全球治理之“中国方案”。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此前的一系列言论，如提出要脱离多边贸易体制，勒令在全球进行生产的美国企业回到美国，同时也对亚太和欧洲的企业发出警告……其诸多设置贸易壁垒的主张，都是对全球化的一种破坏。 辜学武表示，在此时间点，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以“全球化”为题的经济论坛上，习近平发出捍卫全球化的中国声音，说出了欧洲人想说而不会说、不能说也不敢说的话，这也是欧洲媒体反响积极热烈的重要原因。大英帝国在19 世纪主导了“全球化1.0”时代，里根政府和撒切尔政府建立起“全球化2.0”版。现在来看，美国想“甩手不干了”。因为美国发现自己虽然受益于全球化得到“绝对利益”，但中国赚取了更多的“相对利益”，他们认为吃亏了。 特朗普在16 日接受德英媒体联合采访时“彻底否定欧洲”，抛出“北约过时论”，强烈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并鼓励英国脱欧，甚至说德国人是“打着欧洲人的旗号，把欧洲一体化当作工具，谋求民族之私”，这是对德国人的一种亵渎。他将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一个中国”政策）作为谈判的筹码，同时将自己置于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对立面，这是“非常不明智，且令人费解”的战略选择。 但这给中国和欧洲创造了携手扛起“全球化3.0”大旗的机会。从习近平在达沃斯收获的掌声，及挑剔的欧洲媒体普遍积极正面的评价，可以看出“中国和欧洲的距离正在拉近”。他补充，中国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七分之一，无能力也无义务独自承担扛起全球化大旗的角色，所以寻求欧洲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可以预见的是，美国作为“西方价值领袖”的角色将会终结，欧洲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时代也将过去。辜学武说，在世界政治的博弈中，往往是在重大事件中利用“天时、地利、人和”而取得领导地位，树立领袖风格。在历史关键时刻，“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全球治理之“中国方案”可谓是顺势而为。 针对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和“逆反全球化”的杂音，辜学武强调，经济全球化最为有效地整合了资金、人员、技术和市场等素，最佳地配置了资源，为每一个融入其中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全球化“没有输家”，只有“赢得多和少”。“多和少”的问题，国与国之间需要通过沟通谈判来进行调节。同时，全球化不应为某些国家内政的失误来承担责任，增长的财富“分配不均”，各国应该从健全本国分配机制来寻求解决之道。一些国家将内政失误的矛头指向全球化，设置壁垒、打贸易战、封闭或退出，是没有出路的。 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3年多来，已有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达500 多亿美元，一系列重大项目落地开花，带动了各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可以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成效惠及世界。 辜学武表示，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至少具备以下四个要素中的一个：充足资金、先进技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或者消费潜力巨大的市场。各国情况不同，融入全球化进程的程度也不同。一国由于自身局限，不能激活自身的生产要素，就无法融入全球金融链、生产链、供应链和分布链。“一带一路”为沿线融入全球化程度不高的国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欧亚大陆的中心是地缘政治的战略要地，但也是经济不发达的边缘。中国会继续利用好“一带一路”，激活沿线各国的资源，助力其融入全球化的进程。 辜学武说，出于发展战略考虑，欧洲对“一带一路”持欢迎态度。欧盟对东欧、南欧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有浓厚兴趣，如能使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形成欧洲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腹地，对欧洲来讲无疑是个利好。而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亦“一箭三雕”：一，让中国企业走出去；二，去产能、去库存、增加就业，具有很大的释放效应；三，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的同时，也稀释了滋生恐怖主义、激进主义土壤。文章选自欧洲时报，2017年1月27日
2017年2月8日 -
王伟东：以国防经济促结构调整
王伟东，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深圳达仁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编者：据新华社1月22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2日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任。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是中央层面军民融合发展重大问题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统一领导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有关军民融合研究，达仁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王伟东先生早在2013年已有相关研究论述，现转载原文如下：以国防经济促结构调整作者：王伟东 原文刊载于2013年11月16日《中国证券报》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台伊始，便面临愈发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局面，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在经济上，国内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二是在国际上，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愈演愈烈。 结构调整是中国经济当下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虽然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度过了金融危机，但也遗留了诸多后遗症。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具体表现在在内需与外需、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不协调；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高，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服务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这些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反映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分工中的地位，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时不我待。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形势，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非常相似。当时的美国，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陷入停滞，高通胀与高失业并存，为了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火上浇油。而里根上台以后，以供给学派理论为基础，削减财政开支，大规模减税，放松政府管制，严控货币供应量增长，成功地使美国经济走出滞涨。 值得注意的是，里根的经济政策里，虽然包含了削减财政开支，但并不包括军费开支。事实上，当时的美国面临的国际局面也非常被动，前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咄咄逼人。因此，里根上台不久，就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与前苏联展开全面的军备竞赛，终于在1989年拖垮前苏联。 “星球大战计划”绝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军事防御计划。通过“星球大战计划”，美国带动了一大批高技术产业群的发展，美国在经济、军事和高科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得到巩固，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之大、之深远，非当时所能预见。 虽然不少学者认为国防开支对经济发展具有负作用，但是，“星球大战计划”表明，国防经济对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正面作用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从中长期看，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有四大因素：一是科学技术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二是工业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内需动力；三是消费结构升级；四是东、中、西部平衡发展。国防科技往往是一个时代里最为高、精、尖的技术，与民用经济有非常大的势能差。如果将国防科技的能量释放到民用经济中，一定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有学者做过研究，美国的“阿波罗计划”，由于重视技术转移，每投入1美元，就能在民用领域产生14美元的效益。如果能够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实现很好的军民结合，随着国防科研成果的转移和扩散，一定会对国内科学技术发展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 而且，从经济学理论来看，国家生产力的布局一般都是由经济效益引导的，因此，往往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但是，国防生产力的布局却是由安全效益引导的，往往是分散布局。发展国防经济，短期内可能增加军事经济成本，但中长期来看，却可以大大带动经济落后地区发展，使全国生产力布局趋于平衡。 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虽然要减少对投资的依赖，但是，短期内为了避免经济的大幅波动，投资仍然是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国防领域的资金投入推动国防科技工业的生产规模扩张，这一扩张带动与之相关的民用经济的上下游产业的相应规模扩张，从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产生投资乘数效应，最终以总需求的扩大带动经济的增长。与国防工业密切相关的钢铁、机械、材料、电子以及高科技等产业往往充当国防投资拉动功能的传导媒介。 在消费方面，国防领域的生产资料消费和生活资料消费作为必要消费，最终来源于民用经济领域。因此，国防消费需求构成了社会总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正好与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契合。文章选自达仁资管，2017年1月23日
2017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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