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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造势 新人口规划预示将全面鼓励生育
2017年1月25日，国务院发布《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该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是，总和生育率逐步提升并稳定在适度水平，202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2亿人左右，2030年达到14.5亿人左右。之前的人口规划只是给出人口总量不得逾越的控制目标，而这次规划则是确定人口总量要达到的预期目标。这种差异反映了国务院已经否定了人口越少越好的思路，而且认为目前生育率过低，需要提升。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确保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决心。一、实现人口规划目标需要全面鼓励生育 逐步提升生育率，让全国人口在2020年达到14.2亿，到2030年达到14.5亿，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目标。但在目前的人口形势下，实现这一规划目标的困难远超一般人的想象。除非执行部门把这个纲领性文件当成一张废纸，否则两年内全面放开并同时开始大力鼓励生育将是不二选择。 首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总人口在2016年底为13.83亿。如果到2020年总人口要达到14.2亿，四年内要增加3700多万人。这四年平均每年死亡人数至少有1000万，这意味着这四年要出生至少7700（即3700+4*1000）万人，平均每年需要出生至少1900万人。但出生人口只有在2017出生高峰时，才会达到或接近1900万的水平；在2018年以后，随着生育堆积结束及育龄高峰期女性的快速减少，出生人口将开始急剧萎缩，并显著低于1900万。因此，要实现2020年总人口达到14.2亿的目标，最晚在2018年就需全面放开生育，并同时开始大力鼓励生育。 比起2020年达到14.2亿的目标来说，在2030年达到14.5亿将更加艰难。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死亡率年龄分布，由2016年死亡977万反推的预期寿命大约为77.5岁。由此可计算出，从2017到2030年，死亡人数将达到1.72亿；就算这段时间预期寿命可以达到并稳定在80岁，那死亡人数也有1.58亿。因此，从2014到2030年，要让我国总人口从13.83亿增至14.5亿，至少需要出生2.25（即14.5-13.83+1.58）亿到2.39（即14.5-13.83+1.72）亿人，平均每年需要出生1600万到1700万人。根据统计局的数据，过去10年我国每年出生人口基本稳定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但这些出生人口所对应的父母辈主体是80后和90初，每岁有2000到3000万人，平均约2400万人。 而从2017到2030年，生育的主体是90末和00后，这辈人每岁只有1400万到1600万人，平均只有1500多万人；他们要生育1600万到1700万人，意味着平均每对夫妻的生育数量（即生育率）至少要比80末和90后高出50%以上，乃至达到更替水平才有可能。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不同家庭的生育意愿千差万别。假定意愿孩子数呈如下的分布：6、3、2、2、1、1、0，且所有家庭都能如愿生育，那一共7个家庭将拥有15个孩子，生育率为2.14，勉强接近中国所需的2.2的更替水平。而在这15个孩子中，来自三孩或六孩家庭的有9个，占总数的3/5；来自两孩家庭的孩子只有4个；而独生子女只有2个，不到总数的1/7。这也意味着，当来自三孩和三孩以上家庭的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才刚处于更替水平。但在全面二孩政策下，上述家庭的生育数量将分别变成2、2、2、2、1、1、0，即7个家庭总共生育10个孩子，生育率仅为1.43。这说明，当人们感觉二孩家庭孩子非常普遍时，生育率已经远低于更替水平了。在这种生育水平下，2017年到2030年面临生育的每岁1400万到1600万人中，每年平均将只能出生930（即1400*1.43*100/(100+115)）万到1060（即1400*1.43*100/(100+115))万左右孩子，这个数据只有人口规划要求的每年1570万到1720万的约60%。二、全面鼓励生育蓄势待发 面对如此之大的缺口，别说全面二孩，就是完全放开生育都远远不够。实际上，同属中华文化圈的台湾、新加坡、香港、澳门的家庭平均生育率在最近的2014年分别仅有1.07、1.25、1.23、1.24，处于全球最低之列。而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文化遭受的破坏远没有中国大陆严重，并且还在鼓励生育。在长期一胎化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已经把一胎化当成正常的默认状态，而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过去一二十年的各种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已经低于日本、韩国。而且，随着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生育意愿面临下行的压力。在这种情况，要把生育率提升50%，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既然有如此雄心勃勃的规划，那也一定会推出相应的措施来实现规划的目标。我们欣慰地看到，2017年的春晚的多个节目都透出了生育甚至多育的理念。比如，小品《真情永驻》的主角给之前未能出生的儿子取名“孙一串”，最后宣示“要就要两个，双卡双待”；相声剧《信任》的背景是主角要去看刚生孩子的妻子，小品《大城小爱》调侃道“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而相声《姥说》的主题是老人帮忙带外孙，小品《老伴》则反映了老龄化的挑战。更为特别的是，初一央视一套《欢乐中国人》栏目更是出现多个呈现大家庭欢乐与祥和气氛的节目，包括深圳四胞胎、安徽十姐妹、陕西四世同堂；节目还透露四世同堂中的爷爷还作为全国文明家庭的代表接受过习近平主席的接见。这一系列赞扬多兄弟姐妹和大家庭的节目与1990年春晚小品《超生游击队》嘲笑和丑化多育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制度方面，新的人口规划也明确指出，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落实和完善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在我国出生人口在2018年之后面临崩塌式萎缩的趋势下，这意味着各地方和各部门的职责将是提升生育率，而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降低养育负担，全面鼓励生育将是确保实现人口规划目标的必要条件。实际上，2017年1月22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推进全面二孩政策落实。”三、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是成功实施人口规划的必要条件 早在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真抓实干，勇于担当，言必信、行必果，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因此，国务院人口规划的目标绝不会是儿戏。我们还注意到，人口规划在实施部分特别提出，在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加强人口中长期预测。健全人口动态监测和评估体系，科学监测和评估人口变动情况及趋势影响。这反映了国务院充分认识到准确预测人口趋势的重要性，力求避免错误的预测误导决策。 2014年3月，时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人口研究》发文称，全面二孩后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人，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教授在2014年第20卷第6期的文章判断，翟振武教授这一研究是在2011年之前完成的，其结论很可能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决策；从乔晓春教授的文章内容来看，翟振武教授的结论可能是政府在2013年年底启动单独二孩，而非全面二孩政策的重要原因。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15年全面二孩实施后的出生人口峰值难以超过2000万。扣除政策放开之前约1500万的基数，全面二孩新增的出生人口在高峰年最多不超过500万，只有翟振武估算的3495万（即4995-1500）的1/7。尽管翟振武教授的估算所对应的放开时间略早，但差异如此之大不是简单的失误可以解释。我们相信，在国务院新的人口规划实施过程中，如此误导决策的预测错误决不能被容忍。 比预测错误更为严重的是刻意歪曲甚至造假。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生育率仅有1.23，但计划生育部门以漏报严重为由，把大幅调高后的1.8作为人口政策的基本依据达10年之久。而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核实当年的生育率显著低于1.4，说明当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报，但把生育率上调46%（即(1.8-1.23)/1.23）违反了基本的学术伦理甚至常识，直接后果是严重贻误了应对低生育率危机的时机。实际上，目前的人口数据自相矛盾及其引起的困惑比起2000年的情况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1%的抽样调查（俗称人口小普查）数据，当年生育率仅有1.05，由此生育率推算的出生人口仅有1160万左右，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却是1655万，两者相差达500万之巨。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每年公布的出生人口都高存在高估，高估幅度从数十万到近300万不等；另一方面，由每年抽样调查推算得出的出生人口却非常接近人口普查的回测数据。如果这种现象依然存在，那现在每年出生人口将更接近1300万，而不是公布的1700多万。要是果真如此，实现人口规划目标的困难程度将还要高一个数量级。 2015年1月17日，辽宁省省长陈求发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承认，2011年到2014年，辽宁省所辖市、县存在财政数据造假。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提到：“辽宁省此前搞假数字、带水分的财政收入，严重违反了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以及预算法的规定，影响了中央对辽宁省经济形势的判断，误导了中央决策，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该负责人还强调，要“督促地方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依法依规对弄虚作假的地区和人员进行问责。”辽宁省经济数据造假事件的曝光和处理充分说明了，中央对误导决策的数据造假绝不会姑息。 相比经济数据来说，人口数据更为重要，而人口数据扭曲甚至造假的危害也远比经济数据造假更为严重。至于人口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才能清晰。届时，应该可以判断目前每年出生人口多达500万的出入，到底是因为统计部门专业水平不足导致抽样调查严重低估生育率，还是因为公布的出生人口因判断失误上调过高抑或被某些因素人为刻意扭曲。如果真的存在系统性扭曲和造假现象，我们相信中央对相关机构和人员一定会追究责任、严惩不贷。 人口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维持人口的均衡发展则是确保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在我国出生人口面临雪崩的前夕，国务院最新的人口规划可喜可贺。如本文详细分析所示，实施这一规划需要在两年内就全面放开并大力鼓励生育；即使这样，要实现人口规划的主要目标依然是逆水行舟，艰难无比。至于这一涉及到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根基的人口规划将如何实施，最终的成效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但我们相信执政党有担当、有信心、有能力力挽狂澜，逆转中国的人口颓势。作者简介黄文政 黄文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财经网人口专栏作家。梁建章 梁建章，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席、携程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
2017年2月8日 -
王辉耀：“一带一路”是全球化2.0的强心剂
【视频观看】全球化的1.0的版本不足以维护现有的正常的运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全球化的2.0的版本，这里面包括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从1.0的版本要进入2.0的版本，中国从原来的一个旁观者到参与者，到现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认为，全球化的1.0的版本不足以维护现有的正常的运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全球化的2.0的版本，这里面包括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从1.0的版本要进入2.0的版本，中国从原来的一个旁观者到参与者，到现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中国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一带一路向全球化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 采访实录： 主持人：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发展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过去的三年当中，中国可以说和其他沿线的国家在贸易畅通方面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您能不能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方面我们取得了哪些成果？ 王辉耀：我觉得现在这三年做的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形成了这么一个氛围，形成了一带一路得到了大家的共识。因为可能一两年前，说一带一路这些个国家都不知道一带一路是怎么回事或者一带一路代表着什么方向。那么现在大家基本上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比如说像中东欧的这些谈判啊，包括首脑会议啊、包括我们跟就是像波兰啊、像捷克这些原来的这些东欧的这些国家都非常的积极。所以说现在的一带一路它的这个概念已经是相对来说比较普及了，那么可能就是下一步就是说怎么样来推动这个事。 实际上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设想，这60多个国家能不能组合在一起，也谈一个自贸区的协议。政府之间可以更多的沟通，比如说能不能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像经合组织国家，还有像OECD国家，OECD其实就算是一个发达国家组成的一个研究型的，一个网络型的一个国际组织。那么一带一路呢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国际组织。 主持人：那刚才您讲的其实就是属于政策沟通的这一个方面，只不过是从更顶层的去设计，现在我们需要一对一的国家之间谈，那我们形成了一个组织之后形成了一个合力，可能在这个方面的沟通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王辉耀：对对，我觉得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曾经开过中非的首脑会议。我们现在也开中欧的首脑会议，我们也开中国东盟首脑会议。10+1、10+3，就是有这个可能以后开一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首脑会议。比如说英国，习总书记去年访问英国的时候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而且中国和英国有很多的合作，那么现在英国呢现在就脱离了欧盟对吧，发现英国可能也是非常有积极性，就是说参与新的和中国的合作。让大家都意识到这个是一个共同的事，所以我倒觉得就是说上层建筑这块，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来加强，这样的话可能有了高层的共识以后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老百姓也好，还是说下面的其他的关产学都可以加强合作。 主持人：意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能够在意识层面达成一个共识之后，我们再去做事情的时候就会方便很多，中国企业其实也一直都在践行着这个一带一路的精神给它走出去。一带一路提出了这个三周年的时候中国企业走出去它所呈现出来的特点和原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王辉耀：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就是说一带一路的国家呢，现在基础设施的项目开始增多。包括还有跟一带一路的投资开始加大，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国有企业也开始活跃一带一路。比如说我们在印尼最近拿了一个高铁项目，我们就是在谈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高铁，我们现在在泰国也在谈。我们现在包括像跟柬埔寨和缅甸都有这种可能性，特别是巴基斯坦我们有专门的中巴走廊的这个经济合作，特别的务实。 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跟中亚的一些国家，包括在石油啊、天然气啊、输送管道啊，包括在运输的方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专利，包括从中国到欧洲这种穿过中亚，这些都在进行，缩短了他们的时间，节省了比如说通关的这些关卡。还有一块就是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旅游到这些国家，但是现在主要是去发达国家，比如说一年我们大概有超过1亿的人次，旅游消费是1000多亿美金，很大的一个金流。 当然很多的国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会带来很大的好处，他们还有一些国家可能还会有一些防备。所以我就觉得特别需要这种让他们看到实惠，包括我们原来提倡的就是打造几个样板国，全方位的来推动这个。 主持人：您说的样板国的意思就是说我跟这个国家合作的很好，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成功的模式，那么我们把这个模式梳理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用它来作为一个样板跟其他的国家再去沟通的时候，至少他能够看到，原来是有成功的例子的。 王辉耀：对，就是它可以是一个模式就是说可复制、可推广。就像自贸区一样的，现在上海做好了以后可以推广到天津啊、广东啊，然后现在扩大到全国11个省市，就是我觉得这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主持人：但是在做这个样板的时候，如果是在国内，不同的省市之间可能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那国和国之间它的差距可能就会更大。那如果说我和马来西亚合作的非常好，我们的这个模式怎么能够让别人也能认同我们这个样板是可以实行的呢？ 王辉耀：就是对口的合作，如果说我们能够有一两个专门对着巴基斯坦、有一两个对着尼泊尔或者是对着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它就可以让大家集思广益或者说更多的来参与。当然不是说这个完全只能在这一个省啊、在一个地区，它可以是很多其他来参与的，但是每一个地方有一个一带一路的办事处或者一大一路的协调的这么一个地区来支援我们的企业或者说鼓动我们的企业、鼓动我们的老百姓。 主持人：而且还能够发挥出来这个地缘的优势啊。 王辉耀：对，内蒙和蒙古国等等，就是这种地缘的这种优势是现代发挥得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面。比如说我一带一路已经考察过了好几个省市，我们去了广西，就广西和越南非常的接近。但是呢现在就是越南非常希望我们过去，但是比如说的旅游现在就有很多的障碍，所以说在关卡那部分要换车，换大巴。然后一上一下就耽误很长的时间，就像这些打通关节的地方就可以弄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我们这边的运输都是高速路，到了越南那边就成了可能单行二级、三级公路吧，那为什么不可以把它的公路更好的拓宽？或者说建设起来。 主持人：其实也是基础设施初期的一部分啊。 王辉耀：对，这样就能跟越南就能更联通，有一个可能从更广义上来讲，你比如说现在在广西的这些地方，很多地方现在都有一些越南的劳工啊，就是中国现在本身也进入了一个劳动力的短缺。也需要进一些人才。一带一路是一个双向的，并不是中国一定要去这些地方，就是这些国家也可以到中国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一带一路搞起来，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共同体，就是这个共同体之间互相人员啊、流动啊包括签证的减免啊。包括互相的资格的认证啊，这都可以更多的开展，那有了这些东西你才能吸引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参与的积极性。就是我可以去你那，你也可以来我这，那就很有意思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实施了很多年的原来的我们叫市场换技术，对吧？说现在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以后中国该学的技术都学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人家就是说我们也不需要再换什么技术了，那你的市场是不是也可以多开放，那么可能以市场换市场。我到你一带一路的市场，我能够到那去，你允许我做这个，你对我开放。那我中国市场也给你开放。 所以最后要形成一个一带一路的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 主持人：我觉得您刚才提出了两个概念特别的好，第一个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件事情一定是双向的，不是单纯的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其实还有外国的企业、外国的产品、外国的人民他们走进来，另外一方面中国实行了很多年的就是我们去吸引外资，别人到我们这来投资，我们就用市场来换别人的技术。实际上对于很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来讲，它们其实正在走的是原来中国走过的这条路，我们有很多的成功的经验，或者说我们在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失败的教训。其实都是可以和他们去分享的。所以我们不仅仅单纯的说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我们去给你送钱的，其实不是这个概念，这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行为，大家都获益的。 王辉耀：对，因为包括就是我们现在也在一带一些国家建立工业园区，这个就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有高新区啊、科学园区啊、创业园区。现在就是一带也成建制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园区，在海外建立工业园区。这样的话我们的企业可以抱团出海。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新的模式。当然就是我们在探讨我们走出去的模式怎么样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完善，怎么能更有效的同时，我们应该考虑别的，这一带一路的国家怎么也能从中国的繁荣或者说从中国的一带一路中获得它们的利益，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没有这块的积极性，应该是不能成功的。 主持人：我记得在我们刚刚推出的这个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报告当中有两个亮点让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其实现在中国对外的投资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来华投资的这个量，而且呢目前我们对外投资的金额好像已经达到了全球的第二。第二个就是原来中国企业在当地特别是同一类型的企业会进行恶性竞争，价格上的竞争。现在的模式变成了抱团出海。 王辉耀：对，就是它实际上这种成建制的这种，包括这种园区的这种组合，实际上是上下游一起出去，这个就会比较好。 主持人：您觉得像这两个现象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和一带一路的倡议提出是不是有关系，它的作用是什么？ 王辉耀：我觉得这个关联很大，就是中国现在等于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你比如说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一个过程。全球化已经发生了很久了，我们从二战以后，就是说我们从全球化的1.0的版本说起，那会成立了联合国、成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WTO是吧？这些国际的这些平台，那么这些实际上构成了全球治理的一个体系，包括像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移民组织这些。 这套体系现在慢慢地也开始面临着一些挑战了。或者说不足以维护现有的正常的运行。所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全球化的2.0的版本了。你比如说美国在谈的TPP啊，我们在谈的RCEP。那么这里面其实也包括了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就是我们现在进入到从1.0的版本要进入2.0的版本，那么中国从原来的一个旁观者到参与只到现在的积极的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那中国的这个变化是巨大的。 中国不是说我们要去反对这个原有的体系，而是说怎么样提升，维护和提升和完善现有的体系。所以说我觉得一带一路它向全球化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或者说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中国现在对外投资已经超过了来华投资。我们对美国的投资也超过了美国对我们的投资。所以中国到了一个净输出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呢你必须要有一个宏大的，或者什么计划也好、或者是说什么倡议也好、或者说一个方案也好来配合这个计划。 否则的话就是说中国现在包括中国的产能啊、实力啊，包括资金能力啊都起来了，那就需要和全世界国家去共享。 主持人：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它是顺势而为、应运而生。是这个意思吧？ 王辉耀：对，是这么回事，你总结的非常好，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去30年，中国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红利。那么中国也知道，要分享。而且要把这个全球化的成果分享到一带一路的国家。那么一带一路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方向。实际上这个一带一路也不是一个新概念就是说全球化的最初起点是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就开始了。 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当时徒步的这种很原始的全球化，那么现在的全球化是在一个全方位的、时空的、交通的、通讯的、互联网等等一个新一轮的全球化的。那么这个全球化以中国提出来的一带一路为建议的一个新的目标，或者说给大家提出了一个新的平台。有了一带一路的这个目标，那么我们就来逐步完善和实现它，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中国政府包括习主席提出来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个远大的、宏伟的一个目标。 主持人：而且非常有前瞻性啊，他在三年之前就已经看到了现在我们可能会发展，这是一条必由之路。我们肯定会到这个阶段。所以这是不是就能够解释在我们的报告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非常本质性的变化。不如说由原来的竞争变成了现在的抱团一起出海，是不是可以这样去解释？ 王辉耀：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们在这一个国家就是说可能要更多的照顾当地的利益，而且他们也可能像一种就是说海外的工业园区出现的话，它就必须要配合，包括它的上下游，包括它的政府在这上面的关注。还有就是说在一带一路的国家你也不能出太大的差错，你也不能就是说进行带恶劣的这种竞争，所以我觉得都是有关联的。 主持人：就是伴随着一带一路它是一个全球化的2.0的一个版本，那中国企业走出去实际上也进入了2.0的这个阶段。 王辉耀：对。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这个贸易是双向的，我们走出去还有外面的企业和外面的产品走进来，那您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研？就是在他们走进来的过程当中，这三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辉耀：我觉得就是从国外的企业来讲，走进来的这几年就是说中国虽然吸引外资但是还是保持着相当比例的增长。就只是增长没有我们走出去那么快，那么当然现在就是发现说更多的外资进来更多的关注我们的服务业、我们的高科技啊，比如说我注意到现在很多硅谷的企业到中国来，那么它其实是想吸引中国的资金到硅谷去投资。包括很多硅谷风险投资到中国来找资本来投入它的风险投资。 王辉耀：因为我们这个内地的企业实力增强，包括很多的市场他们都内部消化了，所以外国企业要进来，除非你有特别不一样的本事。 主持人：其实就是对它的投资要求变高了。 王辉耀：所以现在对吸引外资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像原来粗放式的那种吸引，那当然我就觉得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要进入到一些更高层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留学生我们就吸引的非常少。 就像东盟来讲，我们去东盟留学的是12万人，东盟来我们留学只有7万人。 主持人：为什么？ 王辉耀：就是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就是思想的解放不够。 主持人：是我们招生的力度不够吗？就是比如说是它的学生到这来，我们可能会有更高要求，还是说他们本来要来的意愿没有那么强烈？ 王辉耀：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第一就是毕业了以后他们不能工作，不能实习。那我们中国出去的留学生都是去了就可以实习，实习完了还可以工作，工作完了还可以拿绿卡。就是这个通道去预期是在的，他到中国来没有任何的预期，学完必须要走，否则就成为了三非打击的对象了对吧？ 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的留学生，他们来了以后呢，就是都要把他们归在一个留学生宿舍，他们不能跟中国学生在一块交流啊，比如我们出去都要找一个老美练口语啊。人家来也一样也要找一个老中练口语。但是我们就是分开管理的，就是我们把他们讲音乐的都圈在留学生公寓里面。 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定价权是没有相关的学校的。就是说好多的学校招外国的留学生越多，我越亏本。学费的定价都不在他们的手上，所以他们没有积极性来招。 那么第四个就是说我们没有开那么多的英文课，比如说现在中国学生到法国去留学，到意大利、到西班牙其实都是英文留学，当地的学校都是用英文来学。我们现在要么就是学中文，要么就是很少选择。所以说需要更多的开设国际课程、英文课程来吸引外国的留学生。 主持人：这又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其实希望我们的高校更加的国际化。 王辉耀：对对，但是呢对一带一路来讲，我觉得一带一路要人才先行。也就是说为什么美国搞全球化很容易，因为美国培养了全世界300多个国家的总理和部长，英国培养了180个。你看新加坡的李光耀啊什么李显龙都是英国留学的。那么中国培养了多少呢？中国大概培养了几个。据说埃塞俄比亚的总理是在中国留过学。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带一路搞好，就是我们应该把一带一路60多个国家沿线的人才大量的吸引到中国来培养，培养完了我们再把他们送回去。这样的话我们的一带一路才是一个百年大计。所以说否则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一厢情愿，人家说你能不能拿钱来投啊？你修高铁你怎么修你拿钱来修吧。否则的话你这个一带一路是很难搞起来的。 主持人：一带一路已经三年了，我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个是全世界都已经看到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也有挑战，也有问题，比如说最近我们就看到，可能一些国家这种贸易保护的这个情节可能要下来，那这个对于我们的一带一路的推进会不会是一个阻碍？或者它是一个机会，那又经过您的这么多的调研，您觉得在我们下一步进一步的去推动一带一路的落实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建议吗？ 王辉耀：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问的很好，现在呢我觉得就是世界这个保护主义盛行，就是大家都回到了单边主义，原来多边的这种全球的都在退缩，包括特朗普否定TPP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么我觉得呢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正因为保护主义在盛行，我就觉得这个时候中国有这个气魄和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愿景来做一带一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全球化的胸怀、它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安排、也是一个全球化的措施。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机会，通过这个一带一路让这些国家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且通过我们的这些年储蓄的这些优质的产能更好的给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沿线造福带来效益。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的这些样板国家也好，样板工程也好都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们在印尼的这条铁路，如果你修起来它能够给印尼带来巨大的变化。就会改变整个印尼对中国的印象，或者和中国走得更近，我们跟马来西亚，就是我们的马六甲要修这个港口，把这个港口修得特别地好，这样大量的船舶可以给马来西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那都会吸引他们到中国来。就像当年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了一条坦赞铁路，在非洲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整个的非洲六七十个国家都对中国非常友好。 所以我觉得现在一带一路也是一样，就是这些国家都在面临保护主义威胁的时候，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一带一路的工程也好，或者说来往也好，这个项目也好，真正的发挥出它应有的效应，就是能够成功我就觉得能够支撑起来一带一路。 主持人：那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把它推进下去呢？ 王辉耀：我们应该首先在政府层面打造一个一带一路共同体，就是要建立一个一带路的联盟，举行一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首脑会议。这样的话，让这些国家都能够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形成这种共识。或者就像OECD那样它是一个研究型的组织，研究这个OECD国家的，也是对一带一路非常好的帮助，所以说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一带一路就是我们的旅游啊应该先行，每个国家都欢迎旅游。那么你一旦去旅游的话，你可以带来大量的旅游的资源，要修饭店，要修路、要修风景、要给交通带来好处、要给当地的老百姓的商店带来好处。一带一路是全球化积累起来的新的王牌可以说。这个消费实力没有任何国家有，1亿多人，要花费一两千亿美金，那这个是一带一路最好的一个，最容易也是民心相通最快的一个见效的一个方式。 主持人：原来我们靠的这个人口红利让自己来受益，现在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人口红利去给其他的国家，让他们去受益。 王辉耀：对，确实是这样，就是说同时中国也要开放旅游，因为也有外国友人来中国来旅游，所以说这个是双向。因为你去多了以后，那人家来而不往非礼也，那觉得你中国人总来那我也去你那看看。所以我说这个事我觉得是特别的重要的。第三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留学生我们要培养一带一路的人才，一带一路的人才呢就是要大量的招收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我觉得这个中国还有很大的空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把海外的华人、华侨、留学生用好。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就像我们改革开放进来的时候是华侨引进，其实到一带一路国家也要依靠这些，特别是在东南亚这个都是华人最多最聚集的地方，所以说这个是我第三个建议。 第四个建议呢我就觉得做园区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经验，比如说我们从经济特区开始到沿海开发区，那么其实中做经济园区的形式也可以向一带一路的国家来推广或者说来尝试。 如果有一个中国的园区在那，更多的中国的企业去投资就比较的放心。就不是单枪匹马，是抱团出海。所以说这样的话能够有助于他们在一带一路扎下根，能够不是去了一下就感觉势单力薄就回来了对吧？ 那么第五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建议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打造几个样板工程，建好几个样板国家，那么最后一个方面呢我就觉得我们要欢迎一带一路的国家甚至我们要建立一些更多的这种协定，比如说我们有自贸区的协定，去掉这种人员流动的壁垒，提供更多的便利。还有一个就是开放也是开放中国的市场对这些一带一路的国家，我觉得这样都是会吸引这些国家来更好的做一带一路的工程。文章选自央广网，2017年1月23日
2017年2月8日 -
朱锋：全球化 中美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
专家简介朱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全球化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发展的体系性因素。由于苏联解体、两极体制崩溃，原有世界经济在“两个阵营”中各自循环和发展的经济空间完全重合，旧的地缘政治分裂不再对市场、商品和资本的全球扩展带来实质性的阻碍和伤害，世界成为了共同的大市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推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和繁荣。1991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总额为8.5万亿美元；到了2015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总额上升到了18.8万亿美元。25年间，世界贸易总额增长2.3倍。 然而，究竟什么是全球化？ 教科书的经典答案将全球化定义为“包括资本、技术、商品、劳动力等在内的生产要素全球的自由流动”。但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苏珊·斯特伦奇（Susan Strange）将全球化直接定义为是“美国化”。 这其中的原因，不仅是美国带领西方世界结束了冷战，实现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大发展，最重要的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性推手，从世界贸易组织到世界银行、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到地区性贸易自由化进程，从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到的建立到1994年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一直是降低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关税壁垒、实现生产要素世界开放和自由流动背后重要的推动力。全球化前所未有地将自由市场竞争和自由贸易的观念和体制推广到了世界。 历史是善于开玩笑的 冷战结束将近26年之后，世界主要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开始转换。当年为了加入WTO费时14年，朱镕基总理感叹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的中国，现在开始成为全球化最重要的呐喊者和支持者；而美国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却难以自拔地陷入了贸易保护主义漩涡。2017年1月20日英国路透社的民意调查，认为未来中国会成为全球化旗手的认同率高达36%，而认同美国会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国际受访民众只有32%。中国人有句话，“此一时、彼一时”，恐怕说的就是这种地位和主张的惊人转换。 2017年1月注定是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国家主席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说发表主旨演讲，强调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才是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唯一选择。3天之后，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第55届总统。就职典礼已经按照既定日程一路完成，新旧总统的白宫交接也已实现，奥巴马带着一脸的惆怅离开了华盛顿，特朗普总统已经正式亮相全球舞台。然而，特朗普却被世界普遍视为是贸易保护主义者。 美国新政府不仅可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也可能对自己的欧洲盟友，例如德国对美国的汽车进口，施行强制性惩罚关税。如果特朗普真的就像在竞选中所说的，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他和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就是要重新调整全球化进程的规则与体制，让美国在全球化中重新获得理想的利益分配，那么，未来的中美关系之间一定会发生“全球化”与“再全球化”之间的激烈争议，中美两国的“贸易战”、“货币战” 和究竟什么是全球化的“规则战”，将会决定未来世界政治中全球化的地位和影响。 中国的全球化立场为何被特朗普误读？ 中国毫无疑问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2013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贸易的头号强国，出口和对世界市场的巨大需求成就了今天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然而，中国同样是全球化重要的贡献者。中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产品、资本与服务的出口来源国和世界最大的能源、矿产品的进口国和消费国，对拉动世界经济的需求与供给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批又一批的原产料生产国因为中国的需求受益，美国超市中鼎盛是时期80%的廉价、优质的产品来自于中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让美国的工资收入成为OECD成员国中第二增长最慢的国家同时，享有充分、廉价和优质的产品，保证了美国人的生活质量。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特朗普政府不准备从美国自身的经济和产业政策中找原因，却开始把中国视为美国中产阶级收入下降的“替罪羊”，虎视眈眈地把中国视为市场保护“最厉害”的国家，扬言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45%的惩罚关税。为此，习近平国家主席1月17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感慨地说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又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根思小说中的名言，用来相容今天中美两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同心情和境遇，堪称经典。 然而，特朗普政府不可能扭转全球化，中国也无力单独阻止特朗普政府的“再全球化”逆流，但中国面临全球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在多边国际场合坚定地位全球化呐喊的决心，已然让中美两国共同成为了推进全球化国际治理体制深化的重要力量。但中美这一波围绕着全球化议题的政治角力究竟将给中美双边关系、亚太格局、以及全球政治与经济走势带来什么样的冲击，是一个才刚刚开始的看点。特朗普政府团队指责中国是“最大的市场保护国”，说中国和德国等贸易大国要“区别对待”，发誓不能再让中国占美国经济的“便宜”。难道妖魔化中国就能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与再全球化行动提供合法性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全球化潮流中 中美如何“交手”？ 习近平国家主席1月17日在瑞士达沃斯的演讲，全面、深刻、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全球化上的立场，在当前国际社会担心特朗普政府有可能掀起反全球化逆流的背景下，中国成为了高举全球化大旗的旗手。中美在今后“贸易战”上的冲突，已经超越了两国的贸易摩擦，事实上成为了捍卫全球化和按照美国的利益与标准“再全球化”这两种力量的斗争。正如王毅部长在“乱云飞渡仍从容”媒体采访中所总结的，“经济全球化既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力，又是一把“双刃剑”，面对存在的不足，应积极引导其走向。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更多发挥经济全球化正面效应；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习近平主席旁征博引、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阐述，深化了世界对全球化规律的思考，厘清了人们对全球化效应的认识，坚定了各国对全球化前景的信心，有力引领了全球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特朗普政府上台了，国际社会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美国，还需我们拭目以待。但此时此刻，推动全球化深入、坚持通过合作的方式降低和管控全球化“双刃剑”的“中国声音”前所未有地清晰而又嘹亮。捍卫全球化，中国新的历史征程中需要的不仅是决心，同样也需要向世界展示中国体制变革、能力建设、特别是如何扩大有国际规则运作经验和眼光的人才队伍的决心。一个真正有能力捍卫和引领新一波全球化的中国，必须自己更好地实现国际化。文章选自《澳洲新快报》，2017年1月25日
2017年2月8日 -
Chinese Think Tanks: A New Revolving Door for Elite Recruitment
“Revolving doors” are a common feature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landscape, helping facilitate the fluid exchange of ideas and expertis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At U.S. think tanks, staffs frequently “revolve” out to engage in government service, while former government officials “revolve” in to take their place. Although the term “revolving door” is fairly new to China, the practice is not entirely unfamiliar. China’s “revolving door” has largely operated in one direction, with retired senior party officials moving into think tanks but the reverse rarely occurring. However,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recent remarks and actions suggest that a full-fledged “revolving door” will become a mainstay of Chinese think tanks in the near future.Over the last two years, Xi has regularly emphasized the need to strengthen and develop China’s think tanks. In April 2016, he delivered a speech articulating his readiness to employ think tanks as a new venue from which to recruit the party leadership. Xi expressed his vision for “agglomerating talent into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breaking institutional boundaries” to allow for an exchange of talent between the private sector, the government, and think tanks. He explicitly noted that the “‘revolving door’ mechanism commonly observed in foreign think tanks was an asset that China should seek to emulate.”Over the past decade or so, numerous retire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leaders have gone on to join prominent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ink tanks. The form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Zheng Bijian, served as chairman to the China Reform Forum, a Beijing-based think tank focused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Former state councilor Tang Jiaxuan became chairman of the China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CNAIS), and later joined the leadership body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CCIEE). Former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Li Zhaoxing served as dean of both the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Nankai University and the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Affairs in Beijing. After retiring as vice premier of the State Council in 2008, Zeng Peiyan became chairman of CCIEE. Similarly, since his retirement in 2012, former state councilor Dai Bingguo has served as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Jinan University and honorary dean of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se are only a few of the many examples of former CCP leaders transitioning into influential roles in think tanks.Movements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from think tanks into government—are decidedly rare. Substantial leadership experience at the provincial and local levels has long been a prerequisite for becoming a top party leader. But in a departure from CCP norms, President Xi has started to appreciate think tank experience when promoting personnel into his inner circle. Notably, two of Xi’s most valued aides have advanced their careers through government think tanks, and they are now primed to take top positions in the party. Wang Huning, a Politburo member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Policy Research Office—who also served as an advisor to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rose through academia before making significant strides in the Policy Research Office. Liu He, the director of 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 Office of the Central Economic Leading Group, worked at both the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and the State Council’s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DRC) before assuming his current position. Wang may further advance his political career in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19th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nd Liu is a candidate to become vice premier and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Remarkably, both Wang and Liu became part of Xi’s inner circle as a result of their abilities as thinkers and advisers; neither one has held a leadership position at the local or provincial levels. These cases indicate that Xi has opened the door for think tank scholars to join the top party leadership.Xi is also widening the door for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to join the leadership. In August 2016, a party directive called for members of the Western Returned Scholars Association (欧美同学会, Oumei tongxuehui) to be recruited into the party.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abound at China’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ink tank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economics and foreign affairs. For instance, since as early as 2005, the entire faculty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at Peking University—24 scholars in total—had studied abroad. Other think tanks, such as the Chinese Economists 50 Forum and the China Finance 40 Forum, also boast high returnee representation. Because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dominate the rosters at think tanks, Xi’s emphasis on recruiting these candidates carries the potential to institutionalize a system whereby think tanks help channel scholars into the party leadership.The composition of Xi’s inner circle reveals his confidence in the abilities of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to excel in the party leadership. Xi’s roommate in college, Chen Xi,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n the early 1990s and is currently executiv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CCP Central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in charge of Xi Jinping’s personnel matters. Fang Xinghai,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received a doctorate from Stanford and current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rchestrating China’s financial reform. Both Wang Huning and Liu He, mentioned above, have studied and lived abroad: Wang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 and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from 1988 to 1989, and Liu received his MPA degree from Harvard’s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These are not isolated examples. There has been a clear upward trend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turnees at high levels of the party leadership. Returnees occupied 14.6 percent of all seats in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formed in 2012—an increase of 4 and 8.2 percentage points from the 17th Central Committee in 2007 and the 16th Central Committee in 2002, respectively. Though overall numbers remain small, it stands to reason that as the party further embraces returnees, think tanks will be the prime channel through which groups of policy-oriented, forward-looking leaders will emerge. In other words, think tanks will bridge returnees with the party.The trajectory of Henan party secretary Xie Fuzhan illustr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phenomenon is already taking place. Xie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from 1991-1992. Since then, he completed executive programs at both the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nd the Cambridge Judge Business School in the 2000s. He has held leadership positions at the DRC and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in 2008 became director of th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Altogether, his career in think tanks spans three decades. In 2013, he was parachuted into Henan to become governor. In 2016, he rose to become Henan party secretary, which in turn makes him a candidate for a seat on the next Politburo.A true “revolving door” through China’s think tanks is still in its nascent stages. Xi’s call to increase the exchange of talent between think tanks and the government and his efforts to bring foreign-educated returnees into the party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ink tanks to become a new channel for fostering and recruiting party leadership. The impact of this development requires further study: it may work to Xi’s advantage, allowing him broaden his power base and reconcile hi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s intellectuals who have been critical of his governance, or it could create tensions between domestically trained and foreign-educated leaders.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this new “revolving door” will inject diverse viewpoints and backgrounds into the membership of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and beyond, raising a new set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About Author Li Cheng，an academic advisor at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Director of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Lucy Xu, a Senior research Assistant of Thornton China CenterFrom China-US Focus，2017-1-26
2017年2月8日 -
Wang Huiyao: China could help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Instead of opponents, the two nations could be partners assist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n achieving its stated aimsOn Jan 20, Donald Trump took the oath of office and was sworn in as the 45th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his aggressive remarks on economics, trade and geopolitics add more uncertainty - even potential tension - to Sino-US relations. In fact, the two countries are major trading partners and according the research Report on Chinese Enterprises Globalization -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hina has become a net capital exporter for the first time.In 2015, China's total direct investment to the US exceeded the FDI amount from the US to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Also, China-US bilateral investment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his astonishing development has resulted in an immense spillover effect for both countries, promoting domestic employment, upgrading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timulat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Thus, the two countries should prioritize economic diplomacy and seek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ollaboration.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rump has promised to bring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back to US, and increas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to create more jobs for unemployed Americans. In this case, China is probably the best partner America can have to help it achieve its ambitions.It is believed that during Trump's administration, policy initiatives will be heavily deployed to revitaliz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bring jobs back to the country. Whether Trump will be successful in his attempt to encourage mor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to move operations to the US depends not only on re-shoring but also on Chinese manufacturers.These manufacturers might be a solution to Trump's Rust Belt jobs problem. CCG's research shows that, while sectors for China's outbound investment are quite diversified, manufacturing comes out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ly,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the main force for outbound investment. More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gone up to the high-end of global value chain.Last year, I was invited as a guest to attend Fuyao Glass America's opening ceremony for its newest US facility in Moraine, Ohio. This investment accounts for $450 million, which represents the largest Chinese investment in Ohio and the eighth largest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S in the past decade. Currently, this factory employs about 2,000 people and expects to recruit 300-500 people more by the end of 2017. As is planned, this investment will be enlarged to $1 billion and create 5,000 jobs for local people.Fuyao Glass is not the only enterprise that is committed to investing in the US.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re a growing trend and have become the main focus of Chinese companies' outbound investment. Resources, technology, brands and market channels are the main motivations for cross-border M&A.In January 2016, Chinese home appliance maker Haier Group made a deal to buy General Electric Co's appliance business for $5.4 billion. This month, Jack Ma, Alibaba executive chairman, met Trump and laid out the Chinese e-commerce giant's new plan that could create 1 million jobs for small US businesses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Another way for Trump to create more jobs is through an infrastructure revamp. This is a chance for China to play a role, since it has a great deal of experience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China can also invite the US to join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China can work with the US to foster a stronger and wider collaboration i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volving the US, including by jointly exploring markets in other countries.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cently announced a series of reform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investment climate, including both market access and regulation, which inevitably compete with Trump's initiatives for attracting investment.The two countries still have a great potential for collaboration, and China seems the best choice as a partner to help the US become a great power again.About Author Dr. Wang Huiyao is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the largest independent think tank in China, with over 100 researchers and members of staff.From China Daily, 2017-1-27
2017年2月7日 -
丁学良：过年了，着急他人的新娘难题
丁学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要点1：我们必须把话说白了：中国内地缺少三千多万的青少年女性，这绝对不可以通过“地下新娘通道”这类非正规办法来解决的。要点2：在2020年到2030年期间，安排三千多万外籍新娘合情、合理、合法地走进来，是一项善举和德政，也是一项浩大的社会管理协调工程。 以下是正文内容： 我们皖南过年期间的第一号话题，是就着绿茶白酒黄糕花果，热心地互相探问谁家的女儿要出嫁？谁家的男儿要成家？聊天的老乡们多半存着充当中介人的好心或为自家亲属谋取合适对象的念头。据台湾《中时电子报》2017年除夕的一条广受关注的报道，大陆单身男女青年在春节期间将进入特殊状态——若“不是在相亲之中，就是在相亲的路上”，因为全大陆单身成年人已超过两亿。将近55%的大陆单身男女表示，春节一周的长假期间，每人至少要进行八场的相亲程序，够忙的，一点也不比上班更轻松。1有三百年跨度的一个平均数笔者写作本文的旨意，就是希望诸位回老家过年参与这类温馨聚会的时候，提醒所有在场的亲朋好友几个大数据，然后问问他们有啥办法——这里是指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措施——来缓解这后面透露出的几层人伦涵义必然引发的社会问题。根据医学界的抽样调查，中国大陆在本世纪头30年里，很多地区男性青少年比女性青少年多出12-15%。大约307年之前，英国研究者John Graunt及其同事根据伦敦的人口调查初步测算，在正常状况下，近代社会的性别差异在出生时比例为105-107个男孩对100个女孩。三百年来的多项一国的或跨国的人口调查，基本上符合这个平均数。然而，当“正常状况”被政策等巨大因素干扰后，这个人类性别平均比就发生偏差：根据医学界的抽样调查，中国大陆在本世纪头30年里，很多地区男性青少年比女性青少年多出12-15%（Therese Hesketh and Zhu Wei Xing, “Abnormal sex ratios in human population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Vol 103, no 36, 5 Sept 2006）。去年也是在春节前夕，来自中国医学研究者的报告说，内地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出生了118个男孩（“China says its gender imbalance 'most serious' in the world”，Reuters， 21 Jan 2016）。这样的性别不平衡，位于全球最高一档。中国每出生100个女婴，就有约120个男婴出生。这一比例在全球居于最高水平。大数据后面的社会涵义让我们看看从这些大数据所作出的推算，先由最轻微的预测再进到最沉重的，它们后面的人伦涵义立马就显示出来。根据中国研究者的推算，到2020年时，大约有3000万内地的成年男人将找不到适龄的女配偶结婚。美国德州A&M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推算的最大值则高达5000万至5500万。如果采纳中间数据的估算，到2030年时，年龄已经快到40岁的中国内地男子里面，大约有25%的人将找不到女子结婚（KevinLee, “China’s growing problem of too many single men,” Forbes, 13 May 2011）。即便仅仅是3000万中国男青年找不到新娘，就已经够震撼的了，而且那两个时间点就在逼近我们——无论是2020年还是2030年，你我都能看得到！无数的社会科学实证研究都表明，任何一个近现代社会里，如果男性成员比例显著超过女性成员，也就是同年龄群的男人大大供过于（被女人所）求，一定会导致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这是人性使然的普遍规律。有些经验调查发现，男女青年比例不平衡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关的犯罪率就增长五个百分点（Mara Hvistendahl, Unnatural Selection: Choosing Boys Over Girl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a World Full of Men. New York: PublicAffairs,2011）。这类犯罪包括暴力性侵犯、绑架贩卖人口、婚姻诈骗、地下性交易扩张、性病蔓延，等等。 调查发现，男女青年比例不平衡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关的犯罪率就增长五个百分点 回顾历史上最严重的例子，还包括成规模的武装冲突，为的就是抢夺年轻女子为妻。有些读者可能还记得起，我们自幼读过的中外文史书上经常有这样的战争典故：不同的种族部落或集团打战，对男性俘虏是一种处置，对女性俘虏则是另一种处置，原因就是籍此来解决本部落或集团的男性缺乏配偶这一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最大难关（参阅肖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探讨》中的具体资料，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03-322页）。最近几年在战火燃烧的非洲和中东多处地方，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野蛮行径，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尼日利亚恐怖主义集团“博科圣地”于2014年4月中旬绑架了276名女学生。笔者上周看到国际媒体对这件事的追踪讨论，细节令人心碎——很多被绑架的女生已经与绑架者生了孩子，分手难过，不分手也难过。2在最好情况下的“如果”回到我们关注的中国青少年男女性别比的大问题，如果三千万以上的中国男青年都能适时地结婚成家，这当然是最好的一种“如果”，其结果令大家都会很开心。从全国人口的宏观面上看，如果上述的男子们在40岁之前都能找到婚配对象，他们加她们至少会生产出3000万个（一胎家庭）至6000万个（二胎家庭）婴儿来！马克思一直教导我们：人类社会的生产分两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和经济生产；没有前者，后者也就无从谈起。由于放松了一对夫妻只生一胎的政策，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和计生委负责人在2016年11月份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透露的信息，这一年内预估全国多出生了100万名左右的婴儿。这百万人口的红利，与三千万婴儿以上的人口红利相比，太微小了，可还是让大家高兴了一阵子！于是问题就来了：我们在紧接着的三年（到2020年）至十三年（到2030年）的期限内，从哪儿去找到至少三千万名左右的女性青少年，让那些原本找不到适龄女配偶的中国男性青少年有对象可谈、有婚可结呢？在不同的社会结构、法律制度和文化传统里，人们解决适婚男性多于适婚女性的不平衡难题，除了通过打战抢婚之外，有几种方式方法（这里指大面积的，而不是极个别人的做法如出家当和尚），主要的是一妻多夫制，多余的男青年走出去，安排未来的新娘走进来。在当代汉人群体里，一妻多夫制是不可能被广泛接受的；多余的男青年走出去已经有很多年了，比如在出境留学或经商期间、直至正规移民之后，与所在地的女青年谈恋爱成家。香港因为这些年来女青年多过男青年，“香港女下嫁内地男”的现象越来越多。读者中若有人心向往之，不妨赶快找人帮忙联系！3这一套规章制度非得尽快建立起来但是，以上那些办法虽好，它们都难以解决几千万中国内地男青年找不到适龄新娘的普遍困境，所以我们得有一套广泛适用的大框架。在这方面，和中国大陆紧密相连的台湾以及韩国，已经多年里实践了非常相似的一套框架，那就是安排大批准新娘走进来。笔者读到的台湾民政机构的统计数字，到2016年年中为止，台湾岛内的来自外地的配偶总数约为50万人（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其中约67%是原籍大陆的，其余多为来自东南亚的。她们占岛内人口总数的将近2%，对台湾社会本身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对台湾和大陆的交往、与东南亚的商贸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多年来都在建议，中国大陆也必须开放境外准新娘走进来的大门，尽快参照其它社会、特别是中国人社会台湾几十年里逐步实施的方式方法，建立起一整套透明、成本不太高、切实可行的法律程序和政策框架，包括对准新娘本人的健康状况的检查和对中介机构的不定期审查和年检。我们必须把话说白了：中国内地缺少三千多万的青少年女性，这绝对不可以通过“地下新娘通道”这类非正规办法来解决的。那样已经引发了数不清的犯罪行为和人伦悲剧，比如人口贩子以各种手法两头骗，外边骗女子及其家庭，里边骗光棍及其家庭；也有外来的女子本人行骗，“不断嫁人不断骗人”，等等。就在2017年元旦前几天，内地媒体还报道了一起相关的悲剧：“广西一男子砍杀‘骗婚’的越南新娘，被执行死刑”（《中青在线》2016年12月29日）。大家不妨翻阅各类主流媒体，每年都有来自多个省份的报道，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手续作保障，即便外来的女子已经和中国内地男人生了孩子，也有可能被遣返回她们的国籍所在地。4善举、德政、浩大工程：为了这个社会的未来根据笔者在台湾和东南亚实地观察和访谈的所见所闻，台湾岛内外来的新娘与本地的男子成家过好日子，从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来看，最合适的当然是华人或有华人血统的，其次是受到华人移民习俗数代影响的地区居民。这也是台湾人口统计告诉我们的分布状况：来自东南亚的外籍新娘位居头五名的是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柬埔寨。中国大陆的新娘来源，最可能的来源也是东南亚，也许再加上朝鲜、南亚、中亚和拉美的。大陆的缺口实在是太大了。在2020年到2030年期间，安排三千多万外籍新娘合情、合理、合法地走进来，是一项善举和德政，也是一项浩大的社会管理协调工程。让我们仔仔细细地讨论这项工程的方方面面，做起来、做好、做下去——为了中华民族的人口在几代人的时间跨度里，逐步实现平衡良性的发展。文章选自腾讯思享会，2017年1月27日
2017年2月7日 -
郑永年：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
专家简介郑永年，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但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中国有两拨人太多了，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骂政府的人太多了。这两拨人都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因此有用的智库是非常少的。要搞好智库，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讲，比如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和文化问题等。美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适性的标准。怎样做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正积极探索。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2013年在北京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我认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就会有影响。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影响。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具体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没有理性的共识。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候。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郑永年在2015年12月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谈道：“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识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有没有提出某种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没有自己的东西？我在写一本新的书《知殇》。中国的文明是一个对话文明，但是以我为主的对话文明。中国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宋朝之后又出现新儒家。先秦的百家争鸣是文明内部的对话，然后和印度文明对话，吸收了一些新的东西。近代以后中国和西方文明对话。但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产生了什么?到现在还在照抄照搬。中国社会转型比起欧洲不知规模要大多少，欧洲转型产生了多少伟大的思想家，我们现在的转型呢？我们对世界社会科学的贡献呢？中国很多学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识，用中国的素材来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我们自己的命题还没找到，都是假命题。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发表的内容，都是西方的命题加上‘来自中国的证据’(evidenceofChina)，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我们大部分学者的脑子还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很多学者连西方实际上怎么运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会公正等在西方有独特历史的东西，都看成普世的东西，都是拿一个抽象的、西方都不见得存在的理想状态来评判中国，这能产生知识吗?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么主义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学问，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从经验出发，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中国现在很麻烦的是，谁都想当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当好呢，就想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不是把自己当成政治家了吗？你在规范层面，因为有自己的政治倾向性，支持反对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现在谁知道中国的社会、经济等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吗？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来看待中国的苹果。”文章选自搜狐网，2016年8月
201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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