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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黎刚：全面拥抱人工智能 开启健康管理新纪元
爱康致力于引进业内顶尖的合作伙伴，在这个方面我很有信心。当然，看到很多同行都在用AI工具，我认为是好事，这会推动整个健康行业的技术进步。凭借十年数字化积累和对医疗本质的深刻理解，我们有信心在这个行业里面始终保持前沿地位，也将继续引领健康管理行业的技术革命。
2025年8月7日 -
石磊：全球人才流动不应因地缘紧张而止步
过去百年间，全球人才流动往往呈碎片化分布，但它对科学发展与创新格局的塑造意义重大。从欧洲到北美，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都从人才引进中获得了长足发展。这些经验告诉我们，跨境人才流动有助于重构科学与学术中心，也能惠及人才来源国与目的地国，实现双赢。
2025年8月7日 -
全文 | 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CCG演讲：中美关系为何并非“新冷战”，而是一场“长危机”？
中美关系为何并非“新冷战”，而是一场“长危机”？——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CCG演讲
2025年8月7日 -
吴婷：以反思为刃
从民营经济座谈会的一张圆桌，到“三大工程”的一片工地，从DeepSeek的一行代码，到每个企业家的一个决策，我们既是国运的见证者，更是缔造者。唯有以反思为刃，以学习为盾，方能在时代的潮涌中，锚定下一个黄金十年。那么从此刻开始，让我们仗剑走天涯、携手顶峰见。
2025年8月6日 -
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面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人才教育需要新的视角与方法
我们面对的是18到20岁的一代，他们成长于技术变革与全球变动交织的时代。许多年轻人把清华作为梦想，我们也欢迎更多有志于人才培养的朋友加入苏世民书院，与我们一起思考并塑造未来人才的教育路径。
2025年8月6日 -
神州学人杂志卷首语：在强国建设征程中续写留学报国新华章
架起文明互鉴之桥，筑牢公共外交根基。公共外交大发展时代，广大留学人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纽带、国家形象的载体，天然具备“文化使者”的独特优势。他们既要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摆渡人”，也要成为当代中国经验与发展模式的“解读者”，用国际化语言帮助国际公众消除对中国的误解，在增强国家软实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025年8月6日 -
全文 | 苗绿对话联大前主席——世界越分裂，越需要包容性领导
2025年7月25日，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厄瓜多尔前外交部长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加塞斯（María Fernanda Espinosa Garcés）到访全球化智库（CCG），与CCG秘书长苗绿围绕“分裂世界中的包容性领导：全球治理中的女性领导力”展开对话。以下为对话全文： ■ 迫在眉睫的机制改革与再设计：如何回应80年前的初心与期待？ 苗绿：非常荣幸主持今天的活动，欢迎我们尊贵的嘉宾、CCG长期以来的好友——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加塞斯女士，她曾担任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在此，我想简要介绍埃斯皮诺萨女士。她是一位享誉全球的杰出政治家和外交家。2018年6月5日，联合国大会选举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埃斯皮诺萨女士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她是联合国历史上第四位担任此职务的女性，也是自2006年以来首位出任联大主席的女性。 埃斯皮诺萨女士作为第73届联大主席，拥有超过二十年的多边外交经验，涵盖国际谈判、和平与安全、防务、裁军、人权、原住民事务、性别平等、可持续发展、环境、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及多边合作等广泛领域。她曾两次担任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并曾出任厄瓜多尔国防部长以及文化和遗产部部长。 埃斯皮诺萨女士在外交领域和联合国体系内具有卓越的领导力和丰富的经验。我们曾在世界多个场合与她会面，包括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多哈论坛以及博鳌亚洲论坛。您在这些国际会议中都非常活跃，展现出极强的领导风采。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见证了您在推动全球治理集体行动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所发出的有力声音。 稍后，我希望邀请您参与“CCG全球名家对话”系列活动。正如CCG媒体与公共关系部总监罗艳女士提到的，我们在这一系列中已邀请了多位杰出嘉宾，其中不少是您的前同事，您应当非常熟悉。今天我们将聚焦一个特别的重要议题，即全球治理中的包容性领导力，尤其是女性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我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这是一个尤为紧迫的话题。因此，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埃斯皮诺萨女士登台，我们即将展开一场对话。谢谢大家！ 埃斯皮诺萨女士，首先欢迎您访问CCG，并参与今天的“CCG全球名家对话”活动。一开始我已介绍了您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丰富经验。事实上，我们曾在世界多个城市见过面，国际社会也已充分见证了您在多边事务中发表的有力言论以及为推动全球集体行动所作出的积极努力。现在，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也诚邀您就今天的主题——“分裂世界中的包容性领导”，尤其是女性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分享您的见解和体会。您可以就此主题做一个简要发言，时间大约为五分钟。谢谢您！ 埃斯皮诺萨：感谢苗绿博士。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CCG总部。正如你刚才提到的，我们在世界各地多次有过交集，无论是在多哈、伊斯坦布尔、慕尼黑，还是其他地方。我认为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使命。我们必须出现在那些探讨、决策以及推动治理新理念诞生的地方。 我之所以强调“新”，是因为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我们曾经为特定目的而设立和设计各种机构。以联合国为例，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设立的，其宗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不再重演。”也就是不再让国家或群体诉诸武力来解决冲突。联合国的宗旨正是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 《联合国宪章》可视作联合国的“宪法”，该文件确立了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80年前，宪章签署之时，全球仅有51个国家组成国际社会。正是在联合国主导的去殖民化进程中，联合国将支持国家独立作为早期的首要任务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如今我们拥有193个会员国。 从数量上看，这一变化体现出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广阔、复杂。同时，人类面临的生存威胁也发生了转变。有些威胁依旧存在，比如战争与冲突的风险；而其他新的威胁也不断浮现，例如气候危机，还有新兴技术的冲击及人工智能的使用，以及日益加剧的贫困与不平等问题。正因如此，十年前我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全球行动框架和共同承诺。本质上，这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唯一宗旨就是消除贫困与不平等，为全人类实现和平与福祉的生活。 这些目标听上去似乎是陈词滥调，但现实却是，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标准并未成为全球普遍的现实，仍有数以亿计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因此，我们当下面临的，是一个重塑这些机构的历史机遇——在保留核心价值的基础上进行重构。例如维护国家间的主权平等，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而非诉诸暴力或武力；尊重人的权利与尊严始终是核心原则。但同时，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对这些机构进行再设计，使之能够继续保持相关性与有效性，并真正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宪章的开篇语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句：“我们联合国的人民……”这意味着我们有责任为“人民”服务。当然，主要责任在各国政府手中，联合国是一个政府间组织。然而，参与者的构成正在迅速多元化。科学界、智库、私营企业等多种力量的作用日益重要。如今，这是一个需要共同努力的事业。 也许我们稍后可以对此详细讨论。现在全球正在兴起一场富有活力的思潮与运动，聚焦于如何改进现有的制度、机制与机构。其中包括代表性问题、女性在道义权力地位中的角色问题，也包括责任机制问题，特别是如何将决策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是推动这一目标的一个重要工具。 我看到在座有许多年轻女性和男性。我认为年轻一代应当有这样的认知：我们是一个“全球家庭”，我们相互联系、彼此依存。我们应当将自己的精力、智慧与努力投入到建设一个能够和平共处的全球共同体之中。 我认为，中国早已深刻理解了这一点。中国是多边主义、全球合作与国际团结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从中国提出的三项重大倡议来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对于全球发展、基础设施支持以及人类福祉与互联互通的关切。中国相信一个安全、可预测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这些正是重建全球制度信任的关键议题。我认为，联合国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改革，以回应它在80年前成立时所承载的人民期待与历史使命。 ■ 保留什么，变革什么？ 苗绿：谢谢您的分享。我很赞同您的观点。您在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期间，正值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在刚才的发言中，您提到正在评估当前全球治理的现状：联合国亟需改革，现有的地缘政治架构应当倾听更多声音，尤其是更加具有代表性的声音。 顺便提一下，您提到今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而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我记得小时候看过相关纪录片，作为中国人，那段历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您所言，我们一直是《联合国宪章》的坚定支持者。目前，中国已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倡议”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也与联合国的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在我看来，联合国是一个和平的项目，更是一个推动全球繁荣的项目。因此，我们不应忘记联合国的历史使命：在二战之后所代表的和平、发展与繁荣。正如您所强调，年轻一代应当重新审视历史，回顾联合国所作出的贡献。 接下来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您如何进一步评估当前全球治理体系的整体状况？多边机构目前仍是否适用于时代所需？在您看来，为确保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机制在当今多极化世界中依然公平、有效，最为紧迫的改革方向具体有哪些？ 埃斯皮诺萨：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们现在所目睹的情形不同于二战后的格局，也不再是一个两极世界。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多个强国的崛起，有人称之为“多中心世界”，也有人称之为“多极世界”。但毋庸置疑的是，权力已经分散至多个手中。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正在经历“高度多极化”而“多边合作却处于低水平”的局面。 因此，我们需要做的是重新设计多边机构，使其能够包容这种多样性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多边体系的核心应当是继续强调国际合作和国际团结的重要性。 为什么？因为作为人类，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更高，但同时也更为脆弱。以卫生健康领域为例，我们的安全取决于邻居的行为表现。即便是日常生活中，在你的公寓楼里，你也能感受到邻居是否遵守规则和标准对整体环境的影响。同样，如果我们谈论气候变化，二氧化碳排放并不会在国界前停下脚步。环境危机是一个全球性危机，它不会尊重任何国家边界。无论是物种灭绝、空气污染、气候变化还是海洋恶化，一切都相互关联。 因此，我们的回应必须是集体行动，必须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之上。这正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多边体系的核心。 至于您提到的问题——我们需要改变什么？我认为，我们应当坚持联合国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联合国创建的初衷：为全人类建立一个和平、福祉与尊严并存的世界。这些价值仍然应当是核心。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则必须随着时代变化而调整，因为当前的国际行为体已发生深刻变化。 如果我们观察当今的科技能力、自然资源财富、自然资本在全球的分布，我们所处的国际局势显然更加复杂。我们需要改变的是多边体系的决策方式、决策的执行方式，以及如何让这些决策切实改善民众生活。这听起来或许显而易见、甚至有些老生常谈，但事实是：这些机制在现行体系中并未有效运作。 例如，联合国大会作为“国家议会”的角色，实行的是“一国一票”的原则，不论国土面积大小。它是一个代表所有国家声音的平台。而安理会的主要职责则是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冲突的发生。但如今这一机制并未有效实现其使命——目前全球仍存在超过100场活跃冲突。这说明，现行体系存在严重问题。人类应当是和平的守护者，而这一点也亟需加强。 此外，联合国目前正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和财政危机。因此，改革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重构联合国的融资机制。我们必须探讨国家如何为这一服务于全人类的体系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当前，一旦某个国家撤资，整个系统就会陷入瘫痪。而在一个多极世界中，联合国的融资体系必须实现多元化，不能依赖某一个国家。 值得肯定的是，我们看到了中国在这方面展现出的巨大承诺和慷慨支持。中国不仅在国际场合上表示支持多边主义，还为体系提供了切实的资金保障。这不仅体现在对体系的资金投入上，也体现在对联合国决策过程的积极参与上。 我本人虽未在联合国系统中供职，但始终与联合国保持密切联系。这其实也是一种优势。我从未从联合国领取薪资，但曾担任驻纽约、日内瓦大使，担任过联大主席。我可以明确地说，中国在多边谈判中展现出的建设性精神，广受赞誉。在当前全球高度极化和碎片化的背景下，我们尤为需要像中国这样的“桥梁型国家”，推动更广泛共识的达成。 也许我可以举两三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确实，联合国当前正面临困境：资金短缺、合法性危机和信任缺失。但即便如此，联合国仍在持续发挥作用。例如，今年5月，各国政府首次达成了一项“疫情条约”，将为未来的大流行病应对提供统一的规范和合作框架，包括药品获取、疫苗公平分配及若干技术协议等。 再如，几个月前，国际海事组织通过了一项针对航运业的碳排放税，由所有成员国共同达成一致。不久前，我们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了联合国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FFD4），会议达成了强有力的“塞维利亚共识”，所有成员国承诺将逐步弥合发展融资缺口。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再次发挥了表率作用。你刚才提到了中国提出的安全、发展和文明三项倡议——这些不仅是口号，更是切实的投资承诺，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成长。这，正是多边主义的核心精神所在。 ■ 从“唯一”到“更多”：分裂世界中的包容性领导 苗绿：感谢您的发言。事实上，中国一直在尽最大努力增加对联合国的预算支持，但目前美国仍是联合国的最大出资国，中国位居第二，几乎与其他常任理事国持平。 您提到的联合国改革问题也非常重要。我们确实需要对联合国进行改革，但同时也应当珍视联合国为人类所作出的贡献。联合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机制，全球没有任何其他项目能够加以复制。因此，我们应继续坚持联合国的核心价值观，弘扬集体合作的精神，推动人类和平与繁荣的发展。 另一个问题：您是历史上首位来自拉丁美洲的女性联合国大会主席，您如何看待这一角色的意义？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全球南方”的国家，应如何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争取更具代表性的声音？ 埃斯皮诺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同时也有一些积极的信息：联合国预算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各国所占的出资比例或者是否按时缴纳会费。中国对联合国出资比例的上升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对联合国总体预算的贡献已突破20%。在维和行动方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中国的出资比例也已上升至20%左右。这使得中国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参与方。不只是口头支持，而是以实际行动参与，这一点极为重要。 您提到的问题是关于女性的角色以及女性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我目前担任“全球女性领导人”（Global Women Leaders）组织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个由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高级官员组成的女性网络。我有幸担任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因此我常驻马德里，办公室也设在那里。我们定期发布一份名为《多边体系中的女性》（Women in Multilateralism）的报告，追踪全球54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并统计其中女性的任职情况。 苗绿：这很有意思。数据会说话，对吧？ 埃斯皮诺萨：是的。您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我们已经追踪了这项数据三年。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女性在国际体系中担任权力职位的比例长期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 我举一个例子。我们追踪了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纽约联合国总部中女性常驻代表的数量。从1947年至今，一共有2800位常驻代表，而在这2800位中，只有7%是女性代表。 我被任命为驻纽约联合国总部大使时，我们使团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历任常驻代表的照片，全是男性。我说，当我卸任时，至少会有一张女性的照片。但我希望不仅留下我一人，而是能有更多女性大使。但直到现在，我仍是唯一的一位。在日内瓦也是一样，唯一的一位。在很多国家，使团从未有过女性代表。 如果你看看各个机构的负责人，例如联合国各机构的理事会成员，还有像世界银行这样的重要机构，它从未有过一位女性掌舵者。这种女性在体系中的历史性代表不足的现象非常突出。 希望能有更多女性代表不仅仅是因为女性占全球人口的50%，更重要的是，女性能够带来质量上的提升。我们能带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问题解决方式，以及出色的外交能力。 苗绿：这是全球治理包容性的一部分。 埃斯皮诺萨：确实如此。这不仅仅是为了把数字做对。这也是因为我们开展了良好的外交。而且，苗秘书长，当你走访世界各地，为多边主义、合作以及更好的全球治理发声时，你知道你带来了某种特别的…… 苗绿：我们从自身角度作出贡献。 埃斯皮诺萨：确实如此。这正是当前世界在思考领导力变革时所亟需的。以联合国为例，我在当选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时，是联合国大会当时73年历史中第四位女性主席。这四位女性均来自全球南方。第一位是来自印度的维贾雅·拉克希米·潘迪特女士；第二位是来自非洲利比里亚的布鲁克斯女士；第三位来自海湾国家巴林；而我则是第四位，也是唯一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女性。当选这一职务对我来说责任重大，我深知自己必须做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我希望有更多女性能够紧随其后，尤其是更多年轻的女性外交官能够获得类似的机会。 ■ 三十年回望：《北京宣言》的遗产与未竟之路 苗绿：非常好。关于女性领导力，今年也是《北京宣言》通过三十周年的重要时刻。三十年前，一场意义重大的会议在北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我提到我母亲曾收藏了一本关于那次大会的杂志，我认真阅读了那本杂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激发了我对未来有朝一日能够参与所谓“全球治理”的向往。 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三十周年之际，也许在今年十月，另一场国际妇女峰会将再次在这里举行。我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回顾过去三十年，女性在全球治理中的责任、贡献和成就有哪些？您对未来又有哪些期待？ 埃斯皮诺萨：首先，我非常高兴你阅读了你母亲的杂志。而当我回想起三十年前的自己，你当时在中国，而我则居住在赤道附近的亚马逊雨林中，生活在森林里，与亚马逊的原住民一起工作。 苗绿：顺便说一句，我应该向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您不仅是一位资深外交官和政治家，还是一位亚马逊问题专家。您可以就此分享更多内容。抱歉打断了您。 埃斯皮诺萨：当别人问我“你是在哪里学习这些知识”的时候，我会说因为我学的是地理。但我深知，我学到最多的知识，其实来自亚马逊的原住民社区。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主要工作是与原住民女性合作。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协助筹备第一批原住民女性代表前往北京参加世界妇女大会。那时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从基层追踪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这里有一些小插曲。比如，当时有资金能够支持六位厄瓜多尔原住民女性代表前往北京参会。而这些女性此前从未离开过自己的社区，甚至连首都都没有去过。因此，我帮助她们做准备。请相信我，她们非常睿智、聪明。我们制定了一个行动纲领，并与其他国家的原住民女性协作——你知道，亚马逊流域横跨八个国家，包括巴西、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秘鲁。她们汇聚一堂，召开了一次泛亚马逊女性会议，专门为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筹备亚马逊原住民女性的首份议程。 当时筹资支持六位代表，我作为协调人，原本也有一个名额。但我说，我愿意让出我的位置，让另一位女性代表能够前往。我相信她们一定能找到自己的方式。于是我留下来，把我的名额让给了另一位原住民代表，并在后方持续关注她们的行程。那时还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所以我非常焦虑，因为完全没有消息来源。 苗绿：她们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地区，却穿越太平洋来到这里。 埃斯皮诺萨：她们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地区，却横跨太平洋来到北京，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那是她们第一次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原住民女性在北京相遇。 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或许是全球妇女权利议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三十年前，《北京宣言》所留下的遗产意义非凡。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学习、进入大学、拥有职业发展、作为年轻女性怀揣梦想，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当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所推动的斗争与议程。我很高兴听到今年这里将举办相关纪念活动，怀念《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历史意义。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不足之处。尽管我们签署并承诺了许多目标，但当今世界妇女的整体状况仍不理想。不仅是代表性与参与度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工资差距、全球女性肩负着的繁重的照护责任。在冲突局势中，受害最深的往往是妇女和女孩。在人口贩运中，全球受害者中有80%是女性。那些选择投身政治的女性，也常常面临各类政治暴力和攻击。在许多国家，妇女依然面临机会不足和歧视。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预测，全球性别不平等的差距可能还需要两百多年才能弥合。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是大约还需一百五十年。而我认为，我们需要加快进程。我们不能等上一百五十年——我希望我们的女儿、孙女，也希望你们这些年轻一代，能够享有平等的机会、拥有幸福的生活，生活在一个没有暴力的世界中。这是一项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国家在妇女权利、法规和立法方面出现了倒退。有些地方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退步。因此，我认为现在不仅是怀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遗产的重要时刻，也是我们必须继续为妇女权利努力奋斗的时刻，因为这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有时，年轻一代可能会忽视为此付出的艰辛斗争。而你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成为才华横溢、富有责任感的专业女性，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如此理所当然的。因此，这场斗争仍在继续。我们也非常期待即将到来的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纪念活动。 ■ 将“预防性外交”置于气候治理核心 苗绿：谢谢您。事实上，我认为此次活动再次在中国、在北京举办，对于公众乃至全人类而言，都是一次重要的提醒——在历史的长河中，妇女为实现性别平等和性别均衡经历了很多艰辛与不易。这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全球治理中的女性领导力”。我经常鼓励我的同事们积极参与各项核心议题，包括全球治理。在中国，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过去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中国有超过四千万名女性从事科技工作，占全国科技工作者总数的45%以上。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群体。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实际上，中国高校毕业生中女性比例已超过一半，也就是说，女性毕业生人数已经超过男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回头审视她们的就业情况、职业类型以及她们在职业中期所面临的挑战。 您本人是众多立志投身全球治理领域的女性的榜样和楷模。在今天这个特殊场合分享您的故事，对于我们而言是极大的鼓舞，非常感谢您的到来，也十分感激您的分享。 接下来，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我知道您是全球环境治理方面的专家，并一直在该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上个月，您发表了一篇文章，探讨了“将预防性外交置于气候治理核心”的重要性。您能否进一步分享一下您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看法？我们知道当下面临许多挑战，尤其是“交易型外交”与您提出的“预防型外交”之间的对立。交易型外交正成为主流，人们往往将外交简化为达成交易，却缺乏全球治理所需的长远视角。我非常期待听听您的见解。 埃斯皮诺萨：我认为，人类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共同治理那些超越国家边界的问题。在自然领域，最好的例证就是地球系统。因为无论是湿地、海洋还是森林，生态系统本身并不受国界的限制。如果我们希望治理空气污染、应对物种灭绝、打击森林砍伐，那是因为我们对地球系统的运转负有责任。地球系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当人们说“我们要拯救地球”时，事实上，地球没有人类也可以很好地存在，但人类无法脱离地球而生存。我们的食物、空气都源于此。 实际上，人类在某些时刻做出了一些不错的决策，例如就具体议题制定专门的国际公约。于是我们有了《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湿地公约》《野生动物迁徙物种保护公约》等，目前已有超过2000项多边环境协定。但问题在于，如何确保各方真正遵守这些协定。 以我所在的厄瓜多尔为例，我们是一个人口不足两千万的国家。若要全面履行各类协定的汇报义务，我们需要动员全国一半的人力。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我们应当超越以议题为导向的国际协定框架，转向更具系统性的、基于生态系统的治理方式，从而为各国在保护、合作与投资方面提供更便捷的路径。 这也涉及当前全球治理架构的问题，其中当然也包括气候议题。在我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期间，曾有一项关于“全球环境公约”的倡议。它的设想是构建一个宏观的、统筹性的治理框架，以支持各国按照生态系统模式而非单一议题模式开展工作。例如，各国在提交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方案（NDC）报告时，应当将其与《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湿地公约》的履约报告相互整合，实现更全面的应对策略。 尽管目前尚未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但我认为确实需要重新思考。当人们谈到“环境”时，通常首先想到的是“气候”，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气候变化正在导致大量人员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我们确实必须采取行动。但若未建立起有效的适应机制，例如保持森林健康、应对砍伐、减少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我们就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众所周知，约70%的碳排放源于城市，因此城市治理在减少空气污染方面尤为关键。目前，我们缺乏系统性的方法、缺乏生态关联性，也缺乏更有效的合作机制。 您刚才提到的，多边秩序面临的挑战以及区域机制和应对措施的重要性，这确实至关重要。联合国成立之初，就设想了一种区域分布、多边机制、议题导向与利益导向相结合的治理体系。如今，像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盟（ASEAN）、以及最近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BRICS）等，都是区域或议题导向的合作框架。但所有这些区域性或专门性平台，都必须拿出务实的回应机制。当然，全球层面上仍然需要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机构，那就是联合国。 但我们也确实有必要重新评估各项环境公约的有效性，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即将于贝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正是我们反思和推进变革的重要时机。该大会已召开至第30次，但温室气体排放仍在持续增长，这说明其中存在问题。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加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我再次以中国为例。中国拥有一个长期规划，转型路径井然有序，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和投资国。换言之，中国言行一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 苗绿：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您提到将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相结合，在当今这个日益碎片化的世界中尤其引人深思。我们确实需要对全球治理进行更新与创新。就在昨天，中国与欧盟领导人进行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欧方希望与中方在绿色转型方面开展合作。双方将加强在绿色转型领域的双边合作，并共同支持巴西人民成功举办COP30。 这非常重要，因为它代表了全球治理的两个关键支柱——欧盟与中国——在绿色转型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对全球治理具有积极意义。毕竟，气候变化影响的是全人类，它是一个全球性议题。 然而，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大国竞争似乎成了更引人注目的说法。但正如您所提到的，我们需要将理论与理念落实为行动。联合国与中国在绿色转型方面达成了许多共识与合作，包括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倡议，如何将这些成果推广至非洲、拉丁美洲等其他地区，确保“一个都不能少”，无论是在数字化方面还是在可再生能源方面，这些都是全球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 您此次在北京访问期间，一定看到街上许多带有绿色牌照的汽车，那就是电动汽车，在中国价格非常低廉。中国愿意为世界作出贡献，我认为这是件好事。 我记得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有人批评中国存在产能过剩，并倾销电动汽车。但有一位美国代表说：“拜托，如果中国愿意为全世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提供补贴，并帮助减少气候风险，那为何不接受呢？这对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好处。”或许有些观点是对的，有些则值得进一步讨论，但我仍相信，欧盟与中国作为两个区域机制的重要支柱，可以共同努力，这对世界有益——也正如您在文章中所言，是“预防性外交”的良好体现。这非常有意义。 ■ 全球治理呼唤更多“她的声音” 苗绿：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与青年有关。您刚才提到今天在座有很多年轻女性，她们都是您的粉丝，您是全球治理领域女性参与的典范。如今，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许多人都说女性的高等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女性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然而，若观察她们职业中期的发展轨迹，仍会发现女性整体上仍然处于较低的管理层级，这种现象常被称为“男性主导的领导结构”。 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您刚才也提到，我们需要更多女性担任联合国大使、国际组织中的高级职位。您会对那些希望参与全球治理的年轻女性说些什么鼓励的话？您希望向她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谢谢。 埃斯皮诺萨：感谢你的提问。允许我稍微补充一下上一个问题中我遗漏的一点内容。有时候，当我们谈到改革现有体制与机制（包括联合国）的必要性时，我们往往认为改革是通过撰写一份文件来实现的，只需指出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例如，我们需要改进安理会的履职方式，需要对联合国的职责进行全面审视，并推动主流化改革；我们需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提高效率，实现更具成本效益的运作，这些确实都是必须做的。 但事实上，真正的改革应当以“可变几何”方式推进。我并不想讲得太抽象，简单来说就是以不同的节奏来开展。有些事情现在就可以推进，有些则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完成。《未来契约》中包含了一系列改革授权，该文件是在去年召开的联合国未来峰会上提出的。目前，在联合国体系内已形成广泛的动能，也有很多空间与机遇。大家普遍认同，现有体系无法照旧运行；但同时也清楚，没有“银弹”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这是一项共担责任的呼吁，需要明确的路线图来推动落实。 我们当下面临的紧迫议题之一是系统的融资问题——如何优化资源使用、如何更好地利用我们已有的资源、如何合理设定优先事项。这当然是各国政府的责任，会员国必须决定哪些是优先事项，并在对联合国期望值上作出一定调整。联合国应当继续作为“国际法的大工厂”，因为国际法主要就是在联合国体系内制定和推动的；而在政策建议、合作、能力建设、指导等方面，应更多地将实际行动落实到地区层面和国家责任层面。当然，联合国也应继续在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监督职能。 至于我所提到的“预防性外交”，这是联合国过去表现不佳的领域。我们总是行动太慢，力有不逮，往往在冲突已经发生、在人道主义危机已经形成之后才介入。而我们并没有真正发挥防范风险、提升韧性、帮助人民和社区更好适应气候冲击的能力。我们确实应认真推动预防性机制，因为预防远比应对长期危机更节约成本。 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并不天真，但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个“成败攸关”的历史节点。这也引出了年轻一代的问题：你们肩负着重任，需要从过去中学习，做得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好。 这也引出了关于女性领导力的话题。苗绿秘书长刚才提到，现在在大学中女性人数多于男性，在STEM领域的女性人数也不断增长。以外交界为例，在我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时，我的内阁成员由各国派遣的外交官组成，并非由我直接聘任。当时，中国政府慷慨地派出两位极为出色的女性外交官加入我的团队：一位是人权领域的专家，另一位是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她们都是极其聪明、年轻的外交人才，我也从她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归根结底，这关乎机会与可能性。我始终认为，女性永远不应畏惧争取属于自己的空间、争取想要承担的角色、追求自己的梦想。若我告诉你这很容易，那是在撒谎。事实是，对女性而言，这确实不易。因为社会同时期待我们成为好主妇、好母亲，承担多重责任。但这不应成为障碍，因为我们擅长多任务处理，知道如何在不同领域出色表现。如今的世界也在变化，家庭照护责任正在逐步得到更公平的分担，我们完全可以拥有有抱负、有远景的职业发展路径。 此外，你们还应为未来的世代着想，希望后来的女性能够拥有比你们更多、更好的机会。坦率地说，当我被任命为本国国防部长时，这并不是一个传统上属于女性的岗位。 苗绿：是的，埃斯皮诺萨女士多年前还在厄瓜多尔国防部工作，在人们看来这是一份典型的“男性职业”。 埃斯皮诺萨：确实如此。甚至连外交部长这个职位也是如此。你知道，我是厄瓜多尔第一位女性国防部长。当然，作为一名职业人士，我希望能以最佳方式履职。但我始终认为，我必须把工作做好，因为我是在为年轻女性和下一代打开大门，证明我们有能力、有资格进入决策空间，并且具备相应的才干。 所以，永远不要退缩。要特别警惕“冒名顶替综合症”。有时候，女性会对自己要求过高，很多人会想，“哦，不，我可能还没准备好”，“哦，不，我可能不够资格”，“或许我还不够成熟”。但实际上，我们随时都已准备好去承担到来的责任。这或许是我非常谦虚的建议：永远不要回避机会，要为之努力争取。 或许我可以分享一个关于我母亲的故事。我有三个兄弟，都是男孩。我记得在我十二三岁时，学校发生了一件事——具体细节我已记不清了，但大概是我本该担任一个职位，比如校报主编，这在当时的年纪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记得自己好像在房间里哭，我母亲敲门进来，我告诉她我遇到的问题。 她对我说，你要知道，不会有人敲你的门对你说“这是你的机会”。机会不是天生就有的，你必须为之奋斗。她之所以这样对我说，是因为我家里有三个兄弟和一个父亲。她告诉我，要始终追随自己的梦想，并为之全力以赴。无论你们想成为一名厨师、一名外交官，还是像苗绿秘书长那样，成为一位在国际舞台上出色代表国家和女性的外交专家。我见证过她的工作，并深深钦佩她的才华。只要我们有精力和勇气，并且无所畏惧，我们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想，这一直是我人生和职业发展的动力。 但当我们去领导时，要以宽厚为怀，以共情为本，甚至可以说要以爱为引领。这正是女性领导力风格的独特之处。 苗绿：是的，这正是领导力的女性特质。 埃斯皮诺萨：是的，而且你永远不会后悔。相信我，如果我现在看到曾与我在内阁共事的两位中国同事，她们一定还会记得我，不仅因为她们从我这里学到了东西，更因为我也从她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每天的动力和活力都来自我在马德里的团队。她们都是年轻女性。我们非常努力。我的团队规模不大，除了负责电脑技术的IT人员之外，其他成员全是女性。我们对这些岗位都进行了公开招聘，结果恰好都是女性入选。理想情况下，团队应当是性别多元的，但目前为止，成员都是女性。 ■ 合作还是退出？中美在国际多边机构中的不同轨迹 苗绿：非常好。您提到我们应当主动争取机会，而不仅仅是被动等待机会的降临，我完全赞同您的观点。正如您所说，作为女性，这并不容易。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社会往往对女性有着“千手观音”般的期待——你应该做这个，也应该做那个，似乎一切都必须亲力亲为。如果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就会被质疑能力不足。对女性的期待实在太多了。但我们应当为自己争取，尤其是在社会事务和全球治理领域，正如您所强调的那样。 我们的对话非常顺畅。接下来，我想从现场听众中征集几个简短的问题。我看到有一位媒体代表在场，您能否做一下自我介绍，并告知您所代表的媒体机构？请。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第二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行为？此举对全球治理有何影响？谢谢您的回答。 苗绿：您知道，中国非常重视今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纪念。今年九月初，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我认为这对中国乃至世界而言都是一件大事。 埃斯皮诺萨：两个问题都非常好。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的角色。这不仅仅是关于发展、安全与文明三项倡议，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政府间谈判过程中所做出的非常建设性的贡献。 相信我，作为一名多年来担任大使及各种职务的人士，我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始终持积极建设性立场的国家。不仅是中国为支持整个体系运行所提供的财政贡献，更在于其在讨论、谈判和决策中展现的建设性态度。 中国是一个始终尊重自身承诺的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从未见过中国退出任何多边协议、条约或组织和机构。长期以来，中国也一直慷慨公开地与有需要的国家合作。当我们看到某些国家经历重大冲突或气候灾害时，中国的支持总是及时到位。因此，合作这个词，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在投资以及谈判中展现的建设性态度。 我们刚才还在回顾30年前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上关于妇女权利的遗产，以及像“一带一路”倡议这样汇聚众多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项目。中国在保障供应链方面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贸易规则不仅对大国重要，对像我所在的这样较小的国家而言也同样重要。我们与中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我们距离很远，为什么中国会愿意与位于南美的厄瓜多尔进行贸易？这不仅关乎从交易中获得多少利益，更在于我们之间的合作精神。真诚合作与慷慨精神正是多边主义的核心所在。 我一直关注中国。我想我一生中参加过近20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始终关注中国的承诺。当中国说“不”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无法实现；当中国说“是”的时候，就是他们能够兑现承诺。 我曾参与《巴黎协定》的谈判，恰巧坐在当时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旁边。我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也学到了良好的气候外交。我知道，对于像中国这样承担着扶贫重任、并且在扶贫方面取得奇迹成果的国家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苗绿：中国让8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埃斯皮诺萨：这非常重要。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实现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同时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这绝非偶然。中国今天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先者，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多年投资和长远规划的结果。这就是您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事实如此，我也希望其他大国能够效仿中国所做的努力。 我们每个国家都有挑战，当然，我们也并不完美。但只要我们言出必行，把承诺转化为行动，真心重视合作，始终维护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声音，相信我们会取得更好的成果。我也为欧盟与中国在公正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的合作关系表示赞赏。 关于您的第二个问题，美国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时也退出了《巴黎协定》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其实我认为多边体系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为不同意见提供了空间。不同意的国家有权利说“不”，表达其当前认为某项举措不符合本国利益的立场，并作出退出决定。这是合法的，甚至有法律机制支持退出。虽然这并非理想状态，但体系应当尊重这一权利。 当然，在重要捐助国削减资金的情况下，联合国应当更加具备韧性，能应对预算削减。坦率地说，过去这方面的准备并不充分。但如果一个国家认为某项机构不符合其利益，有权选择退出，这是合理合法的。 重要的是，联合国体系的运转不能因此中断，而多数国家依然相信教科文组织在科学、教育、技术领域，以及最近在人工智能伦理原则制定方面所做的卓越工作。教科文组织在反对反犹主义等领域也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些都是机构的宝贵遗产，我们应继续支持。 如果某个国家觉得不符合自身利益，可以表达异议，体系应有能接受并妥善处理不同声音的权利。 外交的艺术不是只与志同道合者交流，而是要与立场不同、观点各异的国家、团体和个人对话。外交的核心就是在不同声音中沟通与协商。 苗绿：我非常喜欢您的回答，您的话语蕴含着深厚的智慧，生动诠释了外交的艺术。我清楚地记得去年九月在世贸组织年度论坛上，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发表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我们可以共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和自由贸易机制，同时美国可以为更长远的追赶做准备。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答，也部分回应了您之前提到的问题。 我特别认同您所说的，外交的艺术在于汇聚不同理念的人群，实现多样性中的统一，这正是外交的价值所在。作为一位资深外交官，您深知其重要性，并再次强调了这一精神，我对此深表感激。我认为这为我们的对话画上了精彩的句号，也体现了您作为资深外交官对外交本质的深刻洞见。 非常感谢您今天作为CCG全球名家对话系列的尊贵嘉宾参与交流。事实上，全球有大量听众通过中英文直播关注我们的对话，他们非常渴望聆听我们的见解，尤其是您对联合国、联合国改革及全球治理的观点，以及在碎片化世界中推动包容性领导力及女性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作用。 再次感谢您的宝贵时间，欢迎您访问北京和CCG总部。谢谢大家。 埃斯皮诺萨：非常感谢CCG，感谢你邀请我参与此次对话，也感谢这群即将成为外交官和青年专业人士的杰出听众。看到年轻一代依然坚守全球合作的理想，致力于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这让我感到非常鼓舞。很荣幸能够来到CCG总部，期待未来继续展开这样的交流。 苗绿：谢谢您。我相信今天您的观点将在这些年轻的智库人心中播下种子。这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是极大的鼓舞。我再次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202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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