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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地铁网一年运行成本超100亿
中国将迎来轨道建设高峰期,日前国家发改委批复了39个城市的地铁项目,据业内人士估测,如果这上述每个城市修200公里,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有望在未来几年超越韩国首尔,成为全球地铁线路最长的城市。 而地铁线路倍增的同时,地铁建设成本也在上涨。 香港铁路公司中国首席执行官易珉在10月14日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办的“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上介绍,目前地铁一公里成本10亿,北京这种城市现在已经达到13亿,有的二线城市大概8、9亿。 “这不是最耗钱的地方。最耗钱的地方是维持目前北京这样的地铁网,一年的运行成本100到150亿”,易珉透露。 巨量成本,加之地铁要兼具社会效应等因素,世界所有做轨道的公司几乎没有一家赚钱,而港铁则是特例。 易珉介绍说,根本原因是港铁采取的“轨道交通+物业”运营模式。 2014年,港铁利润为116亿港元,其中占比最大的不是票务收入(15%),而是物业开发,占比最大为31%。 “轨道交通+物业”运营模式的核心在于,用土地来补偿轨道交通成本。 在政府未修地铁前,地铁公司从政府手里将土地买过来,“修完了地铁以后,这块土地升值了,我在这块土地上盖的房子和物业产生的升值空间是由我和政府分享的。用这块升值的钱来养地,是这个模式最核心的地方。”易珉说。 目前,国内地铁运营亏损也很普遍。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发改委数据显示,北京市轨道交通亏损额从2007年的1.69亿,扩大到2013年的34.61亿,如果摊薄在同期32亿乘客身上,平均每人次亏损额约1.08元。 目前北京4号线、14号线、16号线等,是由港铁运营。交科院轨道运营专委会总经理、副秘书长马子彦看来,国内除了这三条线路,都是事业制,因此想破除这种收不抵支的现状,需要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 他建议说,一是要走企业制,有清晰的核算,而不是效益多少都由政府兜底;二是要运营前置,三是要把运营作为主导。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10月15日
2015年10月19日 -
CCG副主任刘科博士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刘科,环球资源公司合伙人,国家特聘专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 据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发布的新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刘科博士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今年共有26位有影响力的业界领袖和著名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院士;其中刘科博士是今年唯一入选的外籍院士。新当选的院士来自农业,生物,医学,国防,信息,资源,工程,制造业等领域, 均为所在行业做出杰出贡献的领军人物。选举除过要求候选人的发明,创造和学术水平要达到国际顶级水准外,同时其成果必须要对澳大利亚会产生巨大的贡献和影响。 新当选院士证书颁发暨庆祝仪式近期将在澳大利亚首都墨尔本举行,届时刘科博士应邀将发表题为“中国环境的挑战及能源的展望”的演讲。 据悉,中国目前只有有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及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院士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博士简介刘科获纽约市立大学化学工程博士,是全球知名的能源专家,亦是拥有MBA学位的业界领袖。曾在埃克森-美孚,联合技术公司(UTC)和GE等著名跨国公司供职多年。刘科博士在2010年回国后任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National Inst. of Clean & low-carbon Energy)副所长及CTO;国家千人计划化学化工专委会主任,国家特聘专家, 千人计划专家,2013年被任命为神华研究院副院长,同时任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中英文)编委。2015年他当选为北京高层次人才协会副会长。刘科博士曾获2006年度全美绿宝石特别科学奖,2013年国际匹茨堡煤炭转化创新年度奖,该奖起始于1983年,每年在全球范围只选一名,用于奖励对在全球范围内在此行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他还是著名的原加州理工学院能源中心董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国际匹兹堡煤炭大会(PCC)会议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公司的董事。近期,刘科博士又当选为卡内基-清华中心理事,促进中美之间清洁能源和环保方面的合作。
2015年10月16日 -
【法制周末】“黄金周”的冷思考:被忽视的“中外时差”
新闻背景“十一黄金周”假期已结束,但热度还未散去:先是一盘大虾让青岛深陷危机,然后是部分景区被摘牌或限改。后者建立在“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对旅游投诉较多的部分5A景区开展服务质量暗访检查”的基础上,时间范围是“2015年9月以来,特别是十一假日期间”。而这也只是“黄金周”问题的冰山一角,拥堵、各种旅游乱象以及政府部门“停摆”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拷问着日益火热的“黄金周”。 对于李烨(化名)来说,“十一”这个长假仍然同样的煎熬:几乎每隔两天就会收到来自西班牙客户的催货质问。她只能不断地重复向对方解释中国正处于法定休假期,这个假期长达一周。 这样的解释很难缓解对方的焦虑。这种“中外时差”被诟病已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10年前就感慨:“全世界最繁忙之时,中国却在全民放长假。”“ 停 摆 ” 作为一家小型的在华外资企业,李烨所在的公司每到法定长假临近时就特别紧张,随后一周的工作量都得提前挤在放假前把货备足并发出。 “我们的产品在世界各地连锁店使用,周转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其实公司的规模不大,资金的原因没法一次性备大量的货,因此要求发货的频率要密集一些。”李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一般他们一次只发两三百公斤的货品,在正常工作日里,从发货到出关到送达一般四五天就能到货。但如果碰上“黄金周”这样的长假,这个规律就失灵了。 因为有一周的时间政府机构将“停摆”,海关报关、国际运输等暂停,许多外贸出口企业都集中想要赶在节前发货,拥堵自然就产生了。 李烨说,这一次公司也是紧赶慢赶,将需要出口的这些货物都赶在9月28日前发出了。不过,在长假休完回来的第二天,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货物仍然没有出关。物流公司告诉他们,仍在排仓。 10月9日,李烨不得不一再跟向她催货的西班牙买主解释,货物十来天前早已发出,不过现在仍然滞留在海关。李烨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效率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的行业里,这种拖沓会给我们的竞争对手趁机排挤我们的机会。” 而这样的情况并非一年一度才发生。在过去一年,李烨至少经历了3次,分别是APEC会议期间、2015农历春节和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 “希望外方会尽量习惯,而不是越来越失去耐心。”李烨无奈地说。在不厌其烦的沟通过程中,她听到很多抱怨,别人问她,政府不是应该扶持中小企业的吗?她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这并不是李烨所在公司碰上的独特难题。 过去常说,关注中国经济状况的人们通常都会遭遇“2月难题”:中国在2月份发布的经济数据常常会令外界搞不清状况,原因在于这个月份常常会撞上中国的传统农历春节,会使它的数据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难以比对性。外界常抱怨说,中国经济相当大一部分的活动在春节前后嘎然而止,而且持续时间往往还不止一周。 去年,渣打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王志浩开玩笑说,我们都应该休一个长假。“我们像是在黑暗中飞行,没有人知道如何恰当调整这些数据。” 事实上,每个长假前后都有这样一段的数据失真期,为了即将到来的长假,许多企业会赶在放假之前把尽可能多的交易提前;而在度过漫长的假期过后,一切事物回归正轨往往也需要一阵子的调适期。接 轨 多年之前,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主张废除“黄金周”长假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的放假安排与国际不接轨。 课题组负责人蔡继明教授对法治周末记者历数了“黄金周”的几大罪状,其中的两条就是“导致金融、证券、期货、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减少”和“不利于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转”。 长假期间,证券市场休市带来的各种弊病,也是近年来改革者关注的问题之一。 “中国休市之时欧美市场仍在正常交易,这给中国的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倍增,体现在期货市场中尤其明显。”一位资深投资人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持续交易时的同类商品价格波动是全球范围的,如果中国休市,那么国外期货市场商品价格波动导致的风险只能累积到开市的时候才会释放,而期货交易往往是利用杠杆翻倍来运作的,这使得交易的风险更为放大。 过去的许多事实,也证明了长假过后屡屡出现的强烈波动,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困扰。例如,某年国庆长假后几大品种接连跌停等,以至于后来每逢长假,国内三大期货交易所采取提高保证金、扩大涨跌幅度等措施来强化风险控制。 基于此,关于给期货市场开设假期盘和夜间盘的呼声不断。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12年提出要探索建立上市品种连续交易制度。 2013年,上期所连续交易制度上线,在贵金属等品类上用“夜间盘”解决了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但假期盘的推行却遭遇阻力。 据媒体报道,3年前调研节假日正常开市的问卷并没有得到业内的积极回应,即使是对此持赞同观点的业界人士也认为,只有少部分与国际市场关联度较高的品种(例如金银等有色金属、棉花、大豆等农作物)才有在长假期间交易的需求。 不过,上述问题以及所谓的进出口贸易大幅减少在过去的数年里并没有成为攻击“黄金周”长假制度的有力理由,每年都创下新高的“黄金周”出行人数和消费支出,令决策者对“黄金周”难以割舍。只能动长假? “全世界最繁忙的时候,中国却在全民集中放长假,政府和企业都基本上停止运转,股市长假期间关门,这对中国的生产效率和对外经济交往都是很不利的……在全世界正常工作时间中停顿时间太长,会影响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工作。”王辉耀指出。 更加耸人听闻的观点则认为,中国集体“停摆”时,国外在正常工作,而中国在周末上班时,全世界却在休息。这实际上等于浪费了4个工作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中国每个工作日交易数额巨大,每浪费一天就会造成数千亿元的损失。 改革的建议也比较一致,即中国的长假应该与国际的公众假期基本接轨。 尽管长假带来的上述弊端确实遭受过不少的抱怨,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弊端在过去的数年里并没有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攻击。 一位外企的员工说,或者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既然知道长假是确定的,就把工作提前安排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国外圣诞节放假的时间,我们不是也在照常工作吗。 他半开玩笑地说,总不能让联合国给各国设置统一的假期吧。 不过,除了改革假期之外,问题倒不是全无解决之策。 几年前,浙江杭州海关就有推出长假期间预约通关制度,进出口企业只要提前向海关提出预约申请,海关会安排人员值班,为假期间靠港的船舶和货物办理通关手续。 “对于政府来说,这可能只是服务型政府的一小步,却解决了我们企业的大问题。”李烨说。文章选自《法治周末》,记者:陈霄
2015年10月16日 -
【宁波日报】王辉耀:主动适应人才国际化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人才国际化业已形成一种趋势。宁波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要从国际人才的引进、使用和培养等多方面入手,抢抓机遇,赢得先机,积极主动适应人才国际化趋势。”近日,来甬参加2015中国(宁波)人才发展与政策创新高峰论坛的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在接受专访时说。迎接国际人才流动时代的挑战 从货物流动全球化,到资本流动全球化,再到人才流动全球化。中国正在从货物流动大国,到资本流动大国,再向人才流动大国迈进。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囯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囯,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才流动囯。这是王辉耀关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说。 “当今时代,国际人才流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快速、频繁,各个国家都在实施引才计划吸引人才。我国近年来实施了‘千人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工程来吸引海归人才回国创业,在人才回流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宁波的‘3315人才计划’也是其中很好的一部分。”王辉耀说,宁波要吸引国际人才流入,需要不断完善人才政策,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打造一个让来自全球的人才从内心认可的城市。企业“走出去”要“入乡随俗” “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但是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是为了让国际社会认识他们、接受他们,现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王辉耀举例,我们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做广告,用的都是中国的形象,中国的符号,包括中国的一些人物形象,对国际人士来讲,他们可能不太熟。我们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人士、国际人才来开拓中国的(海外)市场。我们看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用当地人,用海归,用中国人来代表他们在中国的形象。 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一样,我们在外面的高管,在外面的这个团队,就应该多利用一些国外人才,比如华为,他们在海外有3万多人,大部分是当地人士。所以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克服把自己的人全部带着,而应更多地利用当地的人才,利用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国际化创业型人才 人类历史上数次重大经济发展都与技术革命和创新创业分不开。上世纪80年代,美国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兴起带动了创业风潮涌动。也正是大众创业风潮兴起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高校出现了创业教育。到2012年,每年有超过40万学生选修、将近9000名老师教授这方面的课程;全美约1250个“企业孵化器”中,大约三分之一存在于大学中。 根据国际先进经验,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应该发展创业教育的阶段。目前,我国出现了明显的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势头。中关村2014年新增创业企业数量再创新高,达到9000家,并且出现了高校大三学生休学创业的“21岁现象”。在大学生创业需求增加和政策鼓励下,创业教育的需求将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开始重视来华留学和吸引国际人才。如果能够构建国际化的创业教育环境,则可以对外国优秀学生产生更大吸引力。 王辉耀建议,宁波可以在鼓励高校与国际名校合办创业教育课程和项目、中外联合培养更多创业教育教师人才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走出一条国际化创业型人才培养路子,主动适应人才国际化趋势。文章选自《宁波日报》,记者:龚哲明
2015年10月14日 -
【 中国经济周刊】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中国经济应该更多依赖于创新精神
9月22日—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确认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和成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稳步推进。 9月23日,美国前国务卿,斯坦福大学原教务长、斯坦福大学教授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现身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劳瑞德国际教育集团于北京举办的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上。 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赖斯坦言,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是在发展中的关系,如何把这种复杂关系用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让人们不再恐惧和害怕是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关键。 赖斯是美国国务院第66任国务卿,也是美国历史上就任此职的第一位女性非裔美国人,她被认为是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最重要的“军师”。 赖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美国经济确实非常强劲,但它也有自己的困难要处理。经济很强的国家也会不断地受到源于本国自身的挑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创新创业的氛围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作为布什团队的首席智囊,赖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如何看待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和摩擦?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该如何合作?对于中国的创新创业,赖斯有什么见解?美中彼此分享成长的果实 当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5551亿美元,是两国建交时的近227倍。未来10年,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有望再翻一番。 伴随中国消费者购买力上升,美国对华出口正加速扩张。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5年年报显示,作为美国的出口市场国,中国的地位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对华出口过去10年间增长了198%,超过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出口增长。 赖斯表示,中美在很多重要领域上是合作的关系,如果没有彼此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中美两国的经济都不可能稳定地发展,两国彼此分享成长的果实。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卓有成效。 赖斯也坦陈在一些领域上美国民众会对中国存在一些焦虑。如果美国人在《纽约时报》头版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的报道时,民众对两国关系中的恐惧和焦虑感就会增加,有一些问题是由于美国人民没有办法很好地理解中国而产生的。 对此她的建议是中美需要最大程度地扩大在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加大彼此的投资。赖斯表示在她还是国务卿的时候,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确保中美之间的关系不被这个世界误解或引起恐惧,努力把中美关系向有利于世界繁荣和平的方面发展。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在摩擦和曲折中不断加强,中美两国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未来中美两国将成为全球最大贸易伙伴。中美两国应把握此次习主席访美机遇,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创造中美合作的新高度。创业可以被教授,也应该被教授 中国国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卸任后的赖斯还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她直言创业在斯坦福的基因之中,在斯坦福几乎每个人都想创业。 斯坦福大学可以说是“硅谷摇篮”,校园里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培养了大量的科技精英和商界主管。上世纪90年代,从斯坦福大学中走出的最著名的创业人才便是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塞吉·布林(Sergey Brin)。 斯坦福大学现任校长约翰·亨尼西(John Hennessy)有着“硅谷教父”之称。他不仅是谷歌公司和思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还与已故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交往密切。2000年他接任校长之职后,学校的创业气氛变得更浓。斯坦福的公共关系部门曾对外宣称,有超过5000个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学的创意。 亨尼西校长直言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如果大学的知识只是停留在大学的围墙之内,而不能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就会阻碍研究者创新的动力。 赖斯表示,中国充满了创业者的精神,而且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像阿里巴巴、腾讯等都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企业,没有人会质疑中国缺乏创业者精神,而且创业创新已经得到中国国家的重视。 赖斯同时指出,创造力并不是全球的,可以说是有边界的,创业者想获得一些融资支持,政府现在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让这些好的点子真正转化成实际的财富,需要比如法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 “如果中国的机制建设完善的话,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帮助我们创建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来促进创业者的发展。” 赖斯说。 赖斯在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现场分享了一个她的思考,即创业可不可以被教授?创业精神可否被教授?她的观点是不仅可以教授创业,而且应该教授创业。 赖斯表示:“现在中国的大环境中,已经充满了创业和创新的精神,就像我们教授人们怎样书写或者演讲一样。有时候人们可能并不能最终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熟悉写作的基本规则。同理,教授创业精神,并不是说每个人最终会成为创业者,但如果一个人已经被我们发现,他有这样的创业想法,而且他有这样的激情,想要找到解决方案,然后进行商业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创造好的公司。” 赖斯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不能仅仅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又或是出口和投资,中国经济应该更多依赖于创造力和企业的创新精神,这也是很多国家的必经之路。 “19世纪,中国的很多资源是来自于土地耕作。20世纪,中国的很多公司从出口、制造业、加工业上获得成功。21世纪,中国必须做出改变,必须将创新、创造力和创业紧密结合。”赖斯说。文章选自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10月12日
2015年10月14日 -
【神州学人】欧美同学会举办《留学生》杂志创刊95周年座谈会
10月9日,“历史不会忘记——《留学生》杂志创刊95周年纪念座谈会”在欧美同学会举行。中央统战部六局副局长张明,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留学生》杂志社编委主任郑荃,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留学生》杂志社社长许睢宁等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座谈会由《留学生》杂志副主编周娟娟主持。 2015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4周年纪念日,而这次伟大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先生,曾为创刊于1920年的《欧美同学会丛刊》(《留学生》杂志前身)第一卷的卷首题词:“指导国民”。 此次座谈会主要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为《留学生》杂志题词95周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和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加大宣传工作力度,更好地服务广大留学归国人员。 座谈会上,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留学生》杂志社社长许睢宁向参会嘉宾介绍了杂志发展的过程、发挥的作用以及面临的现状,他讲到,《留学生》杂志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管、欧美同学会主办的刊物,是留学人员与欧美同学会之间联系的平台,面临新形势和新发展,杂志要运用新媒体平台,通过与现代科技接轨,增强网上互动性,进一步加强杂志宣传工作的力度,更好地为广大留学归国人员服务。 中央统战部六局副局长张明表示,《留学生》杂志应从95年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发扬并继承优良传统,成为海内外学生沟通的桥梁,提升留学生之间的凝聚力,扩大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传统的纸媒受到以手机软件为首的新兴体的强烈冲击,杂志也应跟上潮流,走上手机终端并弥补在国外宣传上的不足。”全国政协委员、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留学生》杂志社编委主任郑荃建议。 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指出,当前,中国已有超过百万的留学生群体,欧美同学会各分会遍布全国各地,这是杂志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必须把握好机会,挖掘留学生优势,帮助提高国家软实力。 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欧美同学会妇女委员会主任端木美,浙江中科领航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科学院杭州汽车电子工程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常务理事金星,花木兰(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欧美同学会留美分会副会长王悦,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北京全景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陈忠苏等参会嘉宾和学长,分别对《留学生》杂志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共同探讨了杂志下一步发展、以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如何融合发展等。 据悉,1913年,为探讨学术、交流思想、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一群曾经远离祖国、饱尝异国求学艰辛的归国学者在北京成立了欧美同学会。1920年,由中华欧美同学总会创办的《欧美同学会丛刊》(《留学生》杂志前身)在上海出版。1982年4月19日,欧美同学会恢复组织活动后,1987年5月,邓小平同志为本刊题写了刊名《欧美同学会会刊》。2002年5月,为更好地服务广大出国留学人员,《欧美同学会会刊》更名为《留学生》杂志。2013年1月,《留学生》杂志由月刊扩展为半月刊。2015年2月,《留学生》杂志由半月刊扩展为旬刊。文章选自《神州学人》,2015年10月10日
2015年10月13日 -
【China Daily】US students in China: challenging, but no regrets
In Matt McFetridge’s words, his two-and-half year stint in China was the "time of his life".The American student, a native of the Finger Lakes region, New York, became fascinated by the ancient country after meeting his first Chinese friend Andi, a classmate in his undergraduate class.In the fall of 2010, McFetridge arrived in China to study abroa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picturesque southwestern city of Kunming, his Chinese friend’s hometown, he had an "amazing and warm experience," and he realized the six-month program "was simply not enough".When he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began applying for graduate programs and in 2012 began a two-year master’s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Tsinghua, one of China’s mos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Coming to China was the best decision I have made," he said.McFetridge is one of American students who have studied in China since the two countries began an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 36 years ago.China has since seen a steady flow of American students, increasing from 8,480 in 2004 to 24,203 in 2014, according to China’s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y became the second biggest group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2008, with South Korea the largest.As McFetridge was enjoying the sunshine of Kunming, his fellow countryman Eric Schafer moved to Beijing from California two years after getting a bachelor’s degree in political science from Berkeley.Unlike McFetridge, whose connection with China began with a friendship, the Berkeley graduate chose Beijing because he saw "the substantial influence China had on the world", even though he could barely speak Chinese back then."I couldn’t shop at the store, I couldn’t go to the bank, I couldn’t order food, I couldn’t do anything!" Schafer said, recalling the beginning of his journey in China.The frustration brought by the language barrier did not last long as he began a three-year intensive Chinese-language program at th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Looking back, Schafer, who just recently completed his master’s degre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s now a faculty member at the Peking University, said, "I have no regrets at all. My life in China has been fulfilling, and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At times, living in China can be challenging, but living here has been very beneficial and the challenges have made me a better and stronger person."Deeper understandingThe more time a person spends in a foreign country, the more they understand it. After spending years in China, McFetridge’s impression of China had changed, "but mostly positively.""The country has some obvious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certain sectors, but that being said I applaud the development the country has made in such a short amount of time."For Elyse Ribbons, studying Peking Opera at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Chinese Theater Arts, her view on China has changed a lot since she came to Beijing in 2001."China only meant three things to me when I first arrived: the Great Wall, Pandas and Kung Pao Chicken, but now I am an old hand, I am often invited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to native children," said Ribbons, a radio host, playwright and entrepreneur who is known in China by the name Liu Suying.Life in China also helps American students understand that Chinese and Americans "have a lot of common ground."Schafer said that many people living abroad compare "my people to their people", but he tries to think of people as "people" not "Chinese" or "American.""I think in this way I can be more objective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world around me," he explained.Culture in fact is superficial, as different cultures have different manifestations, said Frank Hawke, one of the first eight American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in February 1979.After spending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in China, Hawke, now the China director for the Stanford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aid he always suggests that students who study in China should not focus on the superfici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s."Chinese and Americans may eat differently, speak differently, deal with things in different ways, but why is that? In the process of answering that question, you will find that they are fundamentally the same," said Hawke.Friendly ties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of which student exchanges are a large part, are a crucial tool for country relations."Students who have studied in each other’s countries are the best envoy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said Ruan Zongze, a senior expert on China-U.S. relations.They know both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y understand both cultures so play a unique role helping eradicate differences, said Ruan, vice president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According to the 2014 Open Doors Report by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hina remains the fifth largest host destination for American students following Britain, Italy, Spain and France.The increase in students shows China’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market potential is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aid Wang Huiyao, presid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CCG)."Both governments and the public attach importance to more U.S. students choosing to study in China," Wang said.Helping the numbers are two of the largest exchange programs ever created between two governments. Part of the China-U.S. high-level consultation 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CPE) created in May 2010, China’s "Three Ten-Thousands" project will see 10,000 Chinese students sponsored to study in the U.S. for doctoral degrees, 10,000 U.S. students will be admitted to study in China and another 10,000 U.S. students will be given scholarships.The American "100,000 Strong" initiative, led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aims to send 100,000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which it achieved last year.China and the U.S. have formed a stronger link through their students. The number of Chinese students in U.S. colleges grew by 17 percent during the last full school year, hitting a record-breaking 274,000.More favorable policiesWhile McFetridge said he would like to move to China permanently, he has to leave after graduation due to visa regulations.For many students, finding work in China immediately after graduation is tough, but this may soon change as China is exploring ways to address internship and employment restrictions."To attract more foreign students to China, it is important to help foreign students make their career plans and provide them employment guidance,"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ld Xinhua.McFetridge, now a master’s candidate in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said he will definitely come back once the new policies are adopted, "because China suits me."From China Daily, Sep 21, 2015
2015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