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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报告聚焦中国“绿色共识”兴起 呼吁中国引领全球气候变化行动
2015年10月19日(北京)--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独立智库之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简称CCG)和专注于策略传播咨询的北京诺恒咨询有限公司19日联合发布了报告《中国正在崛起的绿色共识》(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提出,随着近年来中国政府、民间以及社会各界环境意识增强,一种“绿色共识”逐渐形成兴起。这一共识的主要内涵包括中国应转向低碳经济增长模式,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在保持经济发展同时改善环境和民生。在这一共识推动下,中国也准备好在即将到来的巴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及其他相关国际行动中担任领导角色。 报告还呼吁,中国作出更宏远的减排目标,比既定时间表提前使碳排放量达到峰值。报告认为,从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和消费趋势来看,中国具有实现更高减排目标的能力。消费和服务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上升,创新行业蓬勃发展。这些迹象表明,在不影响经济增长前提下实施低碳政策的条件已经成熟。诺恒咨询董事总经理罗素指出:“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量增加之间已经不存在必然联系。中国可以在十三五计划期间给碳排放定价,并最终在十四五计划期间使碳排放量达到峰值。” 此外,报告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提早采取行动,减排成本较低,并会给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高国际地位和全球竞争力多个方面带来多重效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孙玉红指出,切实落实环保减排措施、推动低碳经济模式发展,不仅会改善环境,缓解公共健康威胁,也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创新水平提高以及人力资源转型升级。 这份报告的发布正值中国出席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新一轮谈判之际。报告总体分为五章,提出“绿色共识”这一概念,并深入剖析这一共识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为此,报告系统梳理了中国环境问题,在当前经济转型背景下面临的最新挑战,以及中国政府和公众治理环境政策措施的演变。此外,报告对于中国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方向提供了前瞻性分析研究,并最终提出重要政策建议,呼吁中国采取更有力行动推动节能减排,实现经济和社会等多重积极效应,并支持中国以切实行动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更大领导作用。 报告中英全文可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或诺恒咨询官网下载。媒体垂询,请联系:许海玉(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电话: +86 10 65611038Email: xuhaiyu@ccg.org.cn朴桢烈(诺恒咨询)电话: +86 10 85910056Email: jogborne@northheadcomms.com关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简称为CCG)是国内领先的国际化智库,由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发起。CCG凝聚海内外研究学者、企业代表和政策专家,为中国全球化进程献言献策。更多信息请见www.ccg.org.cn 关于诺恒咨询诺恒咨询是一家面向中国、专注于策略传播和公共事务的咨询公司。诺恒采用研究与经验有机结合的咨询方式,在利益相关方关系整合与企业声誉管理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多信息请见www.northhead.com
2015年10月23日 -
【中国科学报】高考恢复后首批大学生:30年后的“中国梦”
30多年前的今天,在经历过将近10年没有公开招考大学生的漫长岁月后,中央终于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高考。此后,因为报名的人数过多,在半年之后又举行了第二次高考。这就是后来让人所熟知的77、78级毕业生。 2012年7月,对于当年的77、78级毕业生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30年前的今天,正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的日子。30年过去,他们如今何在?情况如何?对未来有什么样的梦想?近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智库(CCG)与欧美同学会共同举办的“‘中国梦’回顾与展望论坛——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上采访了多名77、78级的参会代表,重温了他们心中的“中国梦”。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又到了毕业季,林志炫的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道尽了莘莘学子在毕业时的依依不舍。 30多年前的今天,在经历过将近10年没有公开招考大学生的漫长岁月后,中央终于决定在全国范围内举行高考。此后,因为报名的人数过多,在半年之后又举行了第二次高考。这就是后来让人所熟知的77、78级毕业生。1982年,60多万名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完成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如今,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成为影响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实现了他们当初的梦想,但整个国家的“中国梦”在哪里?究竟如何实现? 上山下乡之后的高考 最近热播的一个知青类电视剧,以其写实的情节引来众多关注,收视率节节攀高。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两帮知青拿着砖头、木棍,相互叫嚣着准备开战,突然村口的大喇叭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时之间,近百名知青纷纷抛下手中的工具,一溜烟跑回家开始温习功课。“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当年我们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发生。”6月30日,在“‘中国梦’回顾与展望论坛”活动现场上,一名77级毕业生、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秘书长韩清源这样介绍。 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回忆说,他是1977年在河南当地参加的高考,当时他已21岁,在77级里算是中等的年龄,“我们那一届小的15岁左右,大的30岁左右”。 “我也是我们家庭的代表,我们家庭在1977年高考当中,弟兄4人全部参加高考,分别在77、78两届进入大学学习,大学毕业之后成立各自的家庭,又有3位77、78级毕业的校友加入到我们家庭,所以我们家庭有7个77、78级毕业的学生,占当时60万毕业生的十万分之一,应当说是一个家庭的代表。”关爱和说,自己大学毕业后继续读研,此后留校工作,在河南大学干了34年。 长江学者、中山大学客座教授许跃生当年则实现了从高考小组工作组成员到考生的转变。他说,上大学以前自己在农村插队,但很想离开农村,于是开始搞点创作写些东西,“因为好像可以通过创作、通过特殊渠道离开农村”。后来写了饶平县知青参加汕头地区汇演的作品,被选为汕头地区参加广东省1976年知青文艺汇演的作品,但后来因故取消,他本人也受到了打击。1977年10月前后,他所在的林场传达可以高考的文件。当时林场有100多名知青,林场还成立了一个高考工作领导小组,他是领导小组的成员。“第一次县里开招生工作会议的时候,林场派我去参加,由于我也符合报考条件,所以我就报名了。因为要回避,接着我就接到通知不能参加下一次招生工作会议了。这样,我从招生工作小组的一员变成了考生。当时陈景润和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影响了全国的学生,所以后来考了中山大学学数学。” 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蒋述卓表示,77、78级的同学上大学的时候,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同学们的心胸非常开阔,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学习。“当时大家真是为了中国梦去钻研、去学习的,‘为中国崛起而读书’这句话扎根在心里,每天教室、自习室、宿舍里很多人都在学习,宿舍熄灯以后还要讨论到十一二点。”蒋述卓说,当时他们每天都围绕着中国的开放、中国的前途而讨论,有时甚至把电视机搬到操场上大家一起看,疯狂地吸收中外的文化知识。30年后对大学教育的反思 风雨30年,当年的77、78级毕业生后来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的继续在学校从事教学和行政工作,比如陈春声、关爱和等;有人成为记录时代的作家,比如刘震云、陈平原等;有人留学海外从事科研,多年后回国,如知名数学家许跃生;有人下海经商,成为公司总经理……总的来说,这批人大多成为成功人士。他们怎么看待当年接受的大学教育?对如今的教育体制有什么反思?他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蒋述卓表示,当时的大学能够形成一种文化,学生在这种文化中得到熏陶,经过4年培养以后,他才真正感受到大学精神。同时,他们的成就也得益于77、78级开放的胸怀和跨文明的精神。正是因为77、78级有这样一种开阔的胸怀、开放的视野、跨学科跨文明的视野,才使他们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 另外,77、78级的好处和优势在于他们有丰富的阅历,在进入大学之前,他们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好多年,经历比较多,意志力比较强,阅历再加上丰富的文化知识最终造就了他们有很强的能力。“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总觉得学生非常幼稚,他们提的问题很奇怪,或者看问题看得不透,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阅历不足,尤其文科更需要阅历来支撑。” 蒋述卓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的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怎样进行能力培养确实是大家应该考虑的。能力不足在现代大学生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他们比较注重考试,比较注重背书,上课讨论基本很难,连硕士生培养讨论的风气都很难。到目前为止,尤其是在转型升级的情况下,要在专业知识结构上和人才培养模式上进行大的改革。 关爱和则表示,30年来,我们的高等教育取得的变化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实现大众化、实现完全的学位教育、学会了对大学进行分层次设计和管理。现在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大学怎样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生存、发展。目前大学还是以传统教育为主,很大程度上不适应在经济社会条件下传承文化、发展经济以及培养人才的这种需求。第二,教育发展存在不公平、不平衡的问题。新中国成立至今,还有13个省没有教育部的直属高校,还有13个省的高等教育发展不能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在“十二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应当成为一个基本的中国发展思路,教育严重不平衡、不公平的现象到了该下决心解决的时候了。 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春声也表示,新一代的学生缺少严格的学术训练。他回忆,当年学校的老师要求很严格,但是学生很少,“我的老师一辈子总共培养了6个学生,所以你每天可以跟老师学东西。但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有一个很认真很严格的学术训练?书要读,读书笔记要做,读书报告要写,课堂讨论也要做,但关键是老师要看,如果你不帮他写、不帮他看,他就对付你”。 陈春声认为,时下不需要进行教育制度改革,但是需要进行一些小小的改变。“用20多年培养起来的教育制度我们用了30年在改,特别是现在教育经费已经占GDP的4%,我们的大学要进入一个相对来说常态发展的阶段。一点点改变就可以了,然后让大家静心去想怎样培养学生。要改变很细微的日常教学制度,然后加强学术训练的办法,让我们的每一个大学慢慢地一步步走到一个常态发展的轨道上来。”陈春声说。 未来的“中国梦”如何实现 作为77、78级的毕业生,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实现了个人的梦想,在各行各业成为专家或者权威。但是对于整个中国而言,国家、集体的梦想如何实现?我国未来的发展将走向何方? 北京交通大学校长宁滨认为,目前正处于关乎中华民族发展非常关键的时刻,国家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复兴也好、对“中国梦”也好,都是最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说,未来10年、20年、30年对中华民族是非常重要的时刻。77、78级这一代人是幸运的一代,反过来又是责任重大的一代。这一代人也注定是过渡的一代,他们对国家未来发展走向负有责任。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提出,实际上“中国梦”也是个人才强国梦,如果“中国梦”不与重视人才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中国梦”便无从谈起。 韩清源也表示,要实现“中国梦”,发展强国最重要的是教育。首先要教学生怎么做人、怎么做学问、怎么做事。“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国家飞速发展,但是道德水平好像没有了底线,这确实让我们很担忧。”他认为,不管是在大学还是中学的教育当中,要注重加强道德教育,要随时随地潜移默化地教给孩子做人的道理,让道德教育生活化。 国务院中国现代服务业重大专项规划协同作业总体组组长汪晓来表示,我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也暴露出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一次分配不公、二次分配不公,包括三次分配的问题,这些都需要改变。 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谢思敏认为,中国要继续往前走,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对症下药。中国现在最缺的是独立的思想,缺的是创造思想、创造新思想的自由。能不能把这个真正转型并建立起真正的公民社会,需要放松政府的管制,这是下一步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建立公民社会,要建立一系列的自律性的、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NGO,能够自主、自制、自律。“如果我们有大量的这种组织建立起来,能够替代政府的一些职能,可以说不需要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强制实施这些管制,我们就能够加快公民社会建立的过程。”、 “为中国崛起而读书”这句话扎根在心里,每天教室、自习室、宿舍里很多人都在学习,宿舍熄灯以后还要讨论到十一二点。 “中国梦”的大学担当 相比“美国梦”有着较为清楚的定义,“中国梦”却无人能够给予准确定义。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华东师大教授童世骏向《中国科学报》等媒体介绍,回顾我国过往的历史,“中国曾经是一个问题”,而现在要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国的富强和全面现代化,大学必须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2012年,恰好是欧洲著名学者罗素所写的一本与中国有关的书出版90周年。罗素于1920年10月抵达中国,1921年7月离开,在中国待了10个月,回去以后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问题》的书。 “‘中国问题’这个说法这些年来不大听到了,这是经过非常艰巨的努力才获得的一个巨大成就,因为旧中国曾经是个问题。”童世骏说。 邓小平曾提出,中国一定要进行改革开放,因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正是因为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中高考的恢复,让77、78级学生具有了时代赋予的非同一般的意义。 在如今的77、78级学生眼中,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国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但是中国还存留很多有待完善的地方,这些方面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仍然会成为一个问题。童世骏认为,大学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正视中国还有许多具体的问题,并通过现行教育有效解决它们。 “中国梦”要实现,大学需要承担非常关键的职责。罗素出版《中国问题》一书的时候,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是当时仁人志士最重要的使命。“在今天我国进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现代化的过程,大学的使命就不应仅局限于发展科技和培养科技人才,它不仅有科技使命,而且有社会使命、文化使命。”童世骏说。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说:“中国能够对世界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可能是在向西方学习它的先进技术的同时,能够发扬中国人特别健康的那种人生观,那种对幸福的理解,那种与人宣传的智慧,等等。”他的寄语与华东师大建校校长孟宪承出版的《大学教育》一书中对大学理念的概括颇为相似。孟宪承把大学理念概括为:智慧的窗口、品性的熔炉、民族与社会的发展。 由此,童世骏认为,中国人总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即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而要实现这样一个“中国梦”,大学应培养更高层次的“中国人”。因此,年轻人不仅应该具有高度的Reasonable,而且应具有高度的rationality,这两个概念都可以翻译成理性,并与现代化中的合理性、现代性等内涵达到统一。 童世骏说:“培养这种品性的人,不能说是今天大学教育的唯一使命,但至少是重要的使命。” 家国之梦 说到梦,其实很多人都有体会,酣然大睡间美梦渐生,醒来却多无从记忆。从古至今,人们用梦来代指一种美好的愿望,一种对于未来的憧憬。因为有梦想,人类社会才得以发展至今。历数每一项改变世界的发明,无一不与发明者的梦想有关。 用周星驰的话说,“人要是没有了梦想,那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梦想恰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都不能没有梦想的指引。记者与陈春声、陈平原等这些77、78级毕业生交谈期间,这些今日的成功者都无比看重求学时的梦想。尽管他们那一代人由于时代的原因,大多怀着改变中国、贡献社会的所谓“中国梦”进入校园,发奋学习,并随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一番成绩,他们在怀着国之梦想的同时,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实现了个人的成功之梦,成为时代骄子。尽管他们的成功有着当时人才匮乏的因素,但大浪淘沙,这些人能够脱颖而出,无疑与他们执著于梦想有关。 回想一下今天的毕业生们,尽管他们的物质条件已经比这些77、78级好了不知道多少倍,但是对于“80后”、“90后”而言,似乎很难从他们身上找到梦想的力量。他们中的很多人,早已忘记梦想为何物。谈到未来,茫然者有之,随波逐流者有之,对于77、78级的成功也往往嗤之以鼻。在现在很多人眼中,成功的标准无非是车子、房子和票子。诚然,满足个人必要的物质需求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单纯把这些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无疑过于看低自己人生的价值。时代不同,但梦想是一致的。77、78级毕业生以国家富强为自己的梦想,今时今日的年轻人虽然不必上升到国家的高度,但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树立明确的职业目标并为此努力,这样的梦想也是应该有的。有了这样的梦想去支撑,而不是仅仅看重什么样的工作挣钱最快,才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才不至于在这个忙碌的社会里失去自己的节奏,或只会满怀着失望的情绪四处抱怨,最终不知所措,迷失了自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77、78级毕业生对于梦想的执著、敢于担当的精神,是值得我们现在年轻人学习的。 家国之梦,有时候仅在于方寸之间。国是由一个个小家构成,如果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着向上的奋斗目标,同时稳步前行,这个国家也必然会强盛。今日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公平,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和国家,绝对的公平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与其多一些抱怨,倒不如多一些梦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完善自己,改变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或许有一天,这些梦想能够成为推动中国前行的力量。文章选自《中国科学报》,作者:彭科峰
2015年10月22日 -
【光明日报】CCG亲历意大利米兰全球智库峰会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执行秘书长苗绿 10月1日至3日,笔者作为中国智库代表,应邀赴意大利米兰参加了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Global Think Tank Summit)。这次峰会有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80多家主要智库的代表参加,参会智库性质和研究领域广泛,具有代表性,包括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威尔逊中心、卡内基研究中心、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英国查塔姆社、国际战略研究所,比利时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和俄罗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等。 峰会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TTCSP)与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合办。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是全球最早开展智库研究的项目之一,其发布的“全球智库年度报告”颇具影响。自2012年开始,该项目在世界各地举办全球智库峰会。另一主办方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是该国最大的智库。 本次峰会主题为“在动荡的时代变革中航行:区域与全球视角下智库的作用”,旨在结合国际局势分析全球政策研究机构发展的整体趋势。会议采用大圆桌的形式,每场主要发言后所有代表均可随时申请插话进行讨论。峰会一方面集合全球各大智库代表的智力资源,就中东局势、乌克兰纷争、希腊债务、欧洲难民危机、太平洋两岸领土纷争和全球多边贸易合作等展开讨论;一方面反思智库自身在时代变革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会议着重探讨了如下议题:智库更好地参与社会事务和政策决策的途径;重新定义智库的战略;智库筹资短期目标性的弊端;智库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智库如何调动资源研究当今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如打击恐怖主义,解决移民问题,提升区域和全球安全,平衡全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等等。峰会包括四个主论坛,主题分别为——区域事务与前景展望:亚洲,非洲和北非智库峰会;智库、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在关键经济和安全政策事务上作出明智选择;经济安全与安全经济;新的挑战与选择:智库怎样利用科技与新媒体战略沟通有效影响经济和外交政策。部分会议代表还倡导建立全球智库联盟,共同研究全球发展与政策协调问题。 本次峰会有两家来自中国的智库参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应邀在大会主论坛发言。我们着重介绍了中国智库发展的整体情况,并介绍了CCG等社会智库近年来的迅速发展,并专门提及微博、微信等中国特有的社交媒体对中国智库发展的重要影响。我们提议建立有效的智库多边网络和双轨对话机制,在中国智库的积极参与下,共同商讨诸多全球治理问题。 中国问题是所有国际议题中最有吸引力的话题,“一带一路”倡议等成为谈论热点。在峰会的分组会议中,我们还参与了“移民”主题的讨论,针对当前欧洲难民潮引发的移民安全、移民管理等国际人口流动机制等全球治理问题提供政策建议。 大会注重各国智库代表的交流,专门组织智库代表参加正在举办的米兰世博会。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对国际移民问题的研究以及关于建立全球移民治理机制的建议也得到会议的关注。 通过参加此次全球智库峰会,我们得到不少启发:一方面,本次峰会集合了各国各类型顶尖智库代表,除了邀请智库代表大会发言外,会议还以平等的大圆桌形式给予代表充分研讨的机会,并在新的全球格局中分析智库体系自身的发展,这种组织形式和议题设置本身值得我们中国智库关注;另一方面,在中国外交不断取得新进展、中国企业乘风破浪扬帆“出海”、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同时,国际性的智库平台是中国全面积极参与全球事务的有效途径,中国智库界的政策思想研究需要更多地在国际舞台发出声音,展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能力和发言权。本文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10月21日
2015年10月22日 -
【人民日报】留学,到中国去
“在校园,不同肤色的留学生与你并肩同行;在课堂,说不同语言的留学生不再引人好奇;在图书馆,邻桌的留学生在翻看书籍;在餐厅,随处可见外国师生品尝美食……”北京交通大学国际教育交流中心主任刘彦青这样描述这几年校园里的变化。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文化向心力、文化辐射力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选择到中国留学。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超过法国,成为继美、英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来华留学生数量已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了37.7万人;生源国从最初的3个东欧国家,发展到了203个国家和地区;接受外国留学生的高校从只有清华、北大等少数几所,到现在的775所高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 留学,到中国去!正成为越来越多外国学生的主动选择。非洲来华留学生人数增速达34.69%,来自欧洲、东南亚的留学生数量持续稳定增长 “我选择来中国,是因为我已经在澳大利亚学了一点汉语,也对中国特别有兴趣。选择国际贸易学专业,是因为中国的经济非常强。”这位中文名叫贺默修的澳大利亚人目前正在北京交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我有一个中国女朋友,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家庭,或者回国在一个澳中贸易公司工作。” “早些年,只有想当汉学家的人才来了解中国文化,其他人对中国根本不关心。”回忆过去,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程爱民感慨不已,“现在不一样了,中国国力渐强,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影响力越来越强。” 以欧洲和非洲为例。2014年欧洲来华留学生人数达到6.7万人,同比增长9.64%,非洲来华留学生人数为4.2万人,平均增速为34.69%。来华留学网负责人表示,这与欧洲和非洲掀起的中国热密切相关。“中国影响力的加强使得中欧之间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越发深入,而非洲与中国长久保持友好关系,因此,欧洲及非洲来华留学人数增速强劲。” 中国文化对东南亚国家影响颇深,近年来,该地区来华留学有异军突起之势,以泰国为例,10年间来华留学人数增长近6倍。 从微观上看,选择来中国,是留学生的个人爱好;从宏观上看,来华留学生数量的变动,则和中国的发展及世界经济版图的变化息息相关。日韩留学生主要学习汉语,72%的非日韩亚洲留学生选择攻读学位课程 来中国学汉语,是很多来华留学生的选择。由中国教育在线和来华留学网联合发布的《2014年度来华留学调查报告》显示,76%的发达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诉求是学习汉语,这一数字在韩国来华留学生中为86%,在日本来华留学生中则高达94%。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来华留学生选择攻读医学等专业学位,而不仅是掌握一门语言。以南京大学为例,2013年实现了来华留学生“院系全覆盖”,所有院系都有留学生就读。“2014年,南大来华留学生总数为3350人,学历学位生将近1500人,超过总数的四成。不仅学生数量在增长,层次也在提高。”程爱民介绍。 安娜是贺默修的“同门师妹”,来自俄罗斯,今年9月来到北交大学习,先学一年汉语,然后攻读国际贸易学硕士。“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越来越多,我需要来中国学习更多关于国际贸易的知识。”安娜说。 “在亚洲,72%的非日韩来华留学生选择攻读学位课程。”来华留学网负责人表示,这是因为除了日韩,中国相较其他亚洲国家,在教育资源、水平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留学成本相对欧美也低得多。 高达84%的非洲来华留学生将攻读学位定为自己的求学诉求。“中国对非投资增长势头迅猛,2003年—2013年间增长50倍,中非经济往来日益密切。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对于既了解中国,又熟悉非洲的人才需求日益旺盛,这都是促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专家表示。“医学、工程、经济类专业是非洲国家来华留学生青睐的热门专业,共计占比超过七成。”来华留学网负责人介绍。我国2014年度出国留学人员45.98万人,尚有8万多人的留学逆差 不久前,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去英国访问时遇到一位特殊的“学生”。这位“学生”是英国的外交官,曾在南京大学培训。他告诉张书记,希望英国城市和中国城市间有更多的交流。 来自新加坡、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的林丽清希望从中国博士毕业后,回到国内,当一名大学老师。“我要把中华文化传播出去,把最打动我的中国智慧传播出去”。林丽清说。 一批又一批的来华留学生像一颗颗种子,学成毕业后,把中华文化带回自己的国家,然后散播开来,生根发芽,不仅增进了中国与各国的相互理解,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影响。 2014年底,全国留学工作会议提出,把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统筹起来谋划,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根据2010年发布的《留学中国计划》,到2020年,我国全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校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计划达到50万人次,其中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达到15万人。 “大力吸引外国留学生,可以很好地平衡当前的留学逆差,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留学大国,同时参与到全球人才竞争中,享受全球智力共享、留学经济等‘留学红利’。”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分析。据悉,2014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45.98万人,与来华留学人员相比,有8万多人的逆差。文章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0月19日
2015年10月20日 -
【经济参考报】专家:未来可探索多种PPP模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2015年10月14日,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就如何吸取先进经验,发挥PPP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作用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今年以来在推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化的过程中,各类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正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抓手,其中以地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建设及其所带来的投融资空间,正成为中国PPP模式的新兴发展空间之一。香港铁路公司具有30多年成熟的PPP投融资经验,可为内地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以及在社会环境下建立适合的PPP模式融资提供借鉴。 香港铁路公司中国首席执行官易珉表示,香港城铁的“轨道交通+物业”综合开发模式,通过规划、建设、营运、多层次的融资,打造以人为本,以客为尊的铁路网络及社区。此外,香港铁路公司通过公私合营推进铁路及轨道交通建设的投融资模式,便于政府更加灵活运用社会资金,减轻财政压力,同时不会令铁路及轨道交通失去其公共服务特质。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专家马子彦指出,尽管现在国家PPP、BOT、BT各种模式都在尝试,但核心模式是两种,一种是事业制,政府全包全揽全额投资,现在除了港铁在国内运营的三条线之外都是这样的模式;第二种是企业制。地铁是社会公共产品,具有很多对外价值,政府主导加合理的补偿,这种补偿一定要有约束机制和补偿的标准,更为合理。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彼得提及,今年以来对于PPP模式推得特别多,但实际上推动效果不明显,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国家层面的法律来支撑保障PPP项目正常的进行。文章选自《经济参考报》,2015年10月15日
2015年10月19日 -
【中新网】专家:发展轨道交通应避免政府“全包全揽”
中新网北京10月14日电 (马德林)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轨道运营专委会副秘书长马子彦14日在北京表示,中国在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过程中,必须从政府“全包全揽”的建设模式转向企业建设、政府监管、运营前置的模式。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香港铁路公司联合举办的“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当天在北京举行。马子彦在会上作上述表示。 马子彦说,中国目前在建设轨道交通的过程中一般采取事业制模式,由政府全额投资,在实际操作中,轨道交通的设计、施工、运营彼此分割,难以满足公众的交通需求。“以北京的一些地铁站为例,有些地铁口建好了却不能开,因为运营方认为这个口的设计和建设有问题。”他说。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认为,建设轨道交通应采取公共导向型发展模式(Public-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POD模式),将轨道交通建设同物业、商业开发相结合,避免资源浪费。他说,POD模式实际上与中国正在试点的“多规合一” 是一致的,政府应当根据公众居住、就业、生活等需求,对城市交通及功能区建设进行综合规划。 李国平认为,通过“多规合一”或POD模式将轨道交通和物业、商业开发融合在一起,不仅可以克服当前地铁建设过程中的分割现象,还可以推动公众转变出行方式,促使城市规划趋于合理。 香港铁路公司中国首席执行官易珉说,港铁公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盈利的轨道交通运营商,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采取“轨道+物业”的综合开发模式。 数据显示,香港地铁长度达221公里,平日每天乘客量平均为540万人次,而地铁准点率超过99.9%,平均行驶170万公里才会出现一次5分 钟以上的延误。“假设一个人每天都坐地铁出行,两年才会遇到一次5分钟的延误。”易珉认为,港铁公司的运营经验可以为未来中国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提供参 考。 目前,中国已有39个城市经国务院批准修建地铁,总的规划里程超过7300公里。轨道交通建设的蛋糕规模则更为庞大,今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初步估计2015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总投资将达3000亿元。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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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议在京召开
人民网10月15日电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14日在CCG北京总部举行。 今年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城镇规划建设水平,制定实施城市群规划,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化。在政府利好政策指引,以及国内稳增长压力日盛背景下,各类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正成为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要的抓手。9月中旬,为加速PPP项目落地,财政部称将进一步完善PPP法律制度和政策扶持体系,并尽快设立PPP引导基金。香港铁路公司具有30多年成熟的PPP投融资模式,可成为我国内地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以及在社会环境下建立适合的PPP模式融资手段的重要借鉴。 港铁模式是世界公认的地铁成功运营模式,对于香港城市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香港铁路公司中国首席执行官易珉分享了香港城铁30多年的成功经验,易珉表示,“轨道交通+物业”综合开发模式,是港铁30多年所采用的成功发展模式,通过规划、建设、营运、多层次的融资,打造以人为本,以客为尊的铁路网络及社区。此外,香港铁路公司通过公私合营推进铁路及轨道交通建设的投融资模式,便于政府更加灵活运用社会资金,减轻财政压力,同时不会令铁路及轨道交通失去其公共服务特质。 “目前港铁正在用全新的思路诠释轨道到底能给人类做什么工作。轨道交通的最高境界是让人类少出行,这和传统的理念不同。其实城镇化最终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假设你不出门就上班,不出门东西就送到你家里,这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香港铁路用轨道+物业(R+P)、轨道+社区的理念,打造了最现代化的城镇化生活。”易珉在介绍港铁成功模式时如是说。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轨道运营专委会副秘书长马子彦在圆桌会上指出,尽管现在国家PPP、BOT、BT各种模式都在尝试,但核心的模式分为两种,一个模式是事业制,政府全包全揽全额投资,现在除了港铁在国内运营的三条线之外都是这样的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企业制。地铁是社会的公共产品,具有很多对外价值,政府主导加合理的补偿,这种补偿一定要有约束机制和补偿的标准,这种模式更为合理。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特别指出,应进行必要的交通需求管理,要将交通和全球应对变化联系在一起,交通排放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三大原因之一,绿色交通需要在总量控制下,有了总量控制才有碳排放交易。 托普索公司副总裁、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刘科谈到,国内跟国外研究轨道交通一个很大的反差在于,国外主要靠建立并不断修正模型来做系统,而国内对于研究方面不够重视,建立这种大型的模型如果没有数据就无法决策,项目团队好像盲人摸象。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彼得提及,1984年开始大陆就有了深圳的第一个PPP项目,今年以来对于PPP模式推得特别多,但实际上推动不明显,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国家层面的法律来支撑保障PPP项目正常的进行。“我们国家286个城市,有40到50个城市要建轨道交通,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百万人口规模,我们应该探讨更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和出行方式。”朱彼得说。 北大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谈到,在国家十三五规划里更多的强调三规合一或者多规合一的做法。在一个城市空间里,交通导向的城市开发和发展的POD模式。轨道交通和物业、商业开发是融合到一起一体化的开发,它并不需要把整个模块分散,这是不利的。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新闻宣传处处长秦晓燕认为,港铁模式里,地铁站里所有能够辐射的土地发展权都给了地铁公司,这就是政府对地铁的投入,但这种投入是长期性的回报:把土地资产资本化。在2000年前后,英国、日本、法国、墨西哥、瑞典、香港等八个国家和城市的地铁真正盈利的只有香港。所以,结合国家十三五规划做的关于铁路投资的计划,从香港的地铁经营中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轨道交通是绿色交通及新型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关系着千万民众的生活质量。本次圆桌会旨在通过分析绿色交通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与发展障碍,探寻促进绿色交通发展的路径,为在未来城镇建设中科学构造快捷、便利、安全的宜居之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文章选自人民网,201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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