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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经】引智从为“绿卡”松绑开始
最近北京首钢男篮外援马布里喜事连连，由中国邮政出资建设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马布里之家”博物馆近日正式对外开放。更为令他受宠若惊的是，他向北京相关部门申请的中国“绿卡”已经成功获批。“能成为首位以外籍篮球运动员身份获得中国‘绿卡’的人，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也创造了历史。非常感谢！”在刚刚过去12月15日马布里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如此感慨。 在马布里看来，中国绿卡号称世界最难拿的绿卡，他有幸拿到当然值得庆祝。但或许他不知道，在历经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中国已不再满足于13亿人的智慧，一场以中国绿卡松绑为契机的全球引智行动正在这个古老国度上悄然展开。 政策发力为绿卡松绑 几乎与马布里获得中国绿卡的同时，另一条关于中国绿卡的消息也曾让千万海外华人为之振奋，即北京中关村(000931)管委会主任郭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吸引国际科技创新人才，中关村将试点移民入籍、华裔卡、外籍人员临时身份证等制度。 一直以来，由于我国政府对移民管理上秉持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一原则，很多外籍人士，尤其是海外华人，他们来华需履行复杂而严苛的签证和审批，给他们在华生活、工作、发展带来诸多不便。因此，中关村试行华裔卡制度消息甫一传出，海外华人无不拍手称快。 尽管随后中关村专门通过媒体公开澄清，华裔卡相关政策尚处调研阶段，还有待于国务院、公安部、外交部等中央机关的批准。但起码说明，中国绿卡的政策松动迹象并非空穴来风，让众多期待者看到了希望。 事实上，自2004年我国推行绿卡制度以来，因其申请条件相对较为苛刻，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官方颁发的一种荣誉，而非一项普通的行政审批，因此中国绿卡在国际间被调侃为“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但近年来，这种趋势正在发生变化，中国政府为引智而推动绿卡松绑的相关政策正在加速推出并实施。 2012年6月30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通过，当时就有公安部负责人表示，新法中的表述将“为逐步放宽‘绿卡’申请条件留下空间，有助于促进引智引资工作”。 三年后，在这种政策空间契合下，2015年6月，公安部下发通知，决定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等7类企业、事业单位任职，并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同时，公安部推出支持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系列出入境政策措施，在上海率先实行“取消变业单位类别和职务级别限制”等措施。 2015年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第16次会议上通过了8个重要文件，其中就包括《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针对外籍人员的“绿卡”制度，和律师制度改革、价格机制改革并列在一起，成为中国最高层关注的重点。次日的新闻媒体多以《习近平亲自审议 中国“绿卡”管理意见出炉》为标题进行报道。 尽管意见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但在每个华人看来，中央放松绿卡管理是趋势，也是众望所归。因此中国侨网将中央深改小组意见积极解读为绿卡改革方向的定调之举：“要实行更加积极有效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政策，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健全政策法规，优化申请条件，简化工作流程，落实资格待遇，加强日常管理，形成更为科学合理、开放务实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工作格局。” 放宽绿卡形势很迫切 21世纪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其实是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高科技人才的竞争。在这一国际背景下，绿卡制度已成为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才竞争，吸引人才和留住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 而已经实施11年的中国绿卡却被调侃为“世界上最难拿的绿卡”。根据中国与全球智库（CCG）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统计，截至2013年，居住在中国的84.85万外籍人员中，仅有7356人获得了中国绿卡。而仅2013年一年，美国就向全球发放了99万张绿卡。 在不久前举行的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联组会上，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在接受询问时也流露出自己的忧虑，美国硅谷的从业人员36%来自海外，而在中关村200万创业人员中，外籍和海归人员占比仅为1.5%。 且国际移民占本国人口的比例，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化程度的标准之一，欧美国家这一数值可达10%～15%，亚洲国家普遍偏低，如泰国约为1.7%，而中国尚不足0.1%。 更令人揪心的是，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存在巨大的移民赤字。根据中国与全球智库（CCG）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蓝皮书，目前中国内地海外移民存量934.3万人，而在中国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仅有84.89万人，移民赤字多达849.4万人。 众所周知的问题是，由于中国现行的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就意味着放弃原来的国籍。所以对外国人尤其是欧美籍人士来说，中国国籍的吸引力并不大。因此，大多数在中国工作、做生意的外籍人士追求的只是一张中国绿卡，有此绿卡，能享受到在中国居留期限不受限制、可凭护照和绿卡出入中国国境、不需再办理签证的便利即可。 显然，中国入境移民管理及绿卡制度已与当前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难以适应。严峻的现实与形势表明，对此我国必须作出相应改革。况且，依据汇丰集团《外派人员调查报告2014》的统计结论称，中国仅次于瑞士、新加坡，已成为世界第三具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国家。该报告副主编刘国福教授建议，中国应该尽快推进技术移民立法工作，否则，引进外国智力将在法制环境竞争上先失一筹。 我们也注意到，党中央在全力推进“人才强国战略”的同时，对新时期引智共襄创新中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不同会议上强调了人才的重要性。特别2014年5月上海召开的外国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信息社会化所带来的商品流、信息流、技术流、人才流、文化流,如长江之水,挡也挡不住。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必须首先推进人的对外开放,特别是人才的对外开放。 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为绿卡松绑水道渠成，也是众望所归。正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撰文所说，中国需要从过去30年的招商引资转型到未来30年招才引智，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才强国战略。中国要面向全球70亿人选才，那就从降低“绿卡”门槛开始。文章选自《新产经》，记者：耿文彪
2016年1月11日 -
【新产经】招才引智更要防人才流失
在全球人才激烈竞争的新背景下，中国正从过去引进资金转型到未来的招才引智，进一步提升人才强国战略。中国公安部日前宣布，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将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7类企业、事业单位任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 中国“绿卡”进一步扩围，意味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包容开放，面向全世界招才引智。 然而有数据表明，我国流失海外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这说明中国绿卡扩围能否实现吸引高端人才初衷，关键在于要打造良好的国内环境和机制。 “绿卡”扩围 “绿卡”全称外国人永久居留证。中国“绿卡”的申请，是依据2004年8月开始实施《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 该办法规定，对在中国有关机构任职的外国籍高层次人才，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外国籍投资者、对我国有重大突出贡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以及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人员，可以授予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而根据公安部日前公布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安部决定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的外国人的工作单位范围。包括7类企业、事业机构任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这7类机构都是偏向于高科技研发中心。 据日前公安部副部长黄明介绍，即将实行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政策将进一步扩大签发对象，调整各类永久居留申请的情形，放宽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 黄明称，9月15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这次改革涉及外国人永久居留的申请条件、资格待遇、受理审批程序、日常服务管理以及相关的工作保障等多个方面，是对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制度的一次全面改革和创新。 黄明介绍，即将实行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政策将更加科学合理、开放务实，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签发对象进一步扩大，调整各类永久居留申请的情形，放宽人才申请永久居留的条件。 二是资格待遇进一步落实，建立社会融入机制，健全并落实相关待遇。 三是受理审批进一步便利，建立统一的信息发布机制，受理审批流程更加规范和优化。 四是服务管理进一步完善。坚持服务与管理相结合，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的制度。不断提高服务管理水平，所有这些，对促进和服务对外开放，吸引和集聚更多的优秀人才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绿卡”进一步扩围，意味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向全世界吸引创新人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认为，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表现。 田国强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在于创新，这需要中国从全世界“招揽”人才，而吸引海外人才就要为其提供包括方便的出入境服务等一系列便利。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瑞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企业来华经商，对人才自由流动的这一要素非常看重。尤其是研发创新型企业，非常重视研究型人才的自由流动。中国绿卡政策、签证政策进一步放宽，使外企来华投资经营更便捷。 事实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持续高速增长大国，中国对外国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但中国的绿卡经常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拿到的绿卡”。 据汇丰集团《外派人员调查报告2014》显示，中国仅次于瑞士、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具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的外籍人员占中国人口的比例仅为0.06%，远低于发达国家10.8%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2%，甚至低于印度的0.4%。不管这份数据的简单对比是否有意义，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扎根”中国的外国人才太少，根源之一就是中国是外国人最难拿到“绿卡”的国家。统计数据显示，自2004年我国实行“绿卡”制度至2011年年底，总共只有4700多张“绿卡”发放，年均发放量248张，而彼时在华常住的外籍人口已达60万，而美国一年发放的绿卡数量就达100万张，很多发达国家每年也是几万张，几十万张。 申请的门槛高，有一些硬性要求过于刻板，导致中国绿卡的发放量极少。与西方国家通常不看职位，而看重学历、语言水平和在本国工作经验的绿卡制度不同，中国的绿卡在职称和任职年限等方面的规定相对比较不灵活，导致中国绿卡门槛较高。 居留门槛过高，直接导致了我国的“移民赤字”问题。根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社科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蓝皮书，目前中国内地海外移民存量已达934.3万人，而在我国有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仅为84.89万人，移民赤字高达到849.4万人。移民赤字问题反映了我国人才流失、资金流失的基本事实；也反映了我国外流的人才和资金并没有得到相应补充。防人才流失更重要 2013年，中国留学回国人数达到35.35万人，是同期出国留学人数的85.41%，这似乎可以证明，我国人才流失的情况有所好转。但实际上，近年来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依然居世界首位，如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而这些人才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来说非常重要。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人才流失反映出中国科研硬件和软件的不足。在硬件上，一方面是科研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一方面是设备运行低效。例如，在国外，即使在研究生阶段，中国留学生也可以使用价格高昂的先进仪器做实验，而回国之后，他们却发现好仪器都在少数人手中，一年也用不了几次。这是很多理工科留学人员不愿意回国的重要原因。 在软件方面，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方面依旧不健全，很多科研人员都把精力放在拿课题上，而不重视课题最后的结果，产生许多无用的、应付的科研成果，导致大量科研经费的浪费，学术腐败事件也时有发生。 王辉耀还认为，许多留学人员回国后都存在于体制外，不仅缺乏参政议政的渠道，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由于没有职称，在申请科研项目上也会遇到阻碍，造成人才社会地位和待遇的差异，也是不少留学生不愿归国的原因。 一个连本国留学生都吸引不了的科研环境，自然也无法吸引国外的研究者。2012年12月，《自然-生物技术》杂志曾发表过一份涉及生物学、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材料学四个领域，囊括16个国家1.7万位研究者的迁移情况的调查报告，在调查中，面对“你觉得2020年哪个国家会在你所在的研究领域领导世界”这个问题，生物学与物理学的受访者超过60%将中国列为选项之一。不过，仅有8%的人表示他们打算移居中国——他们更愿意去美国、欧洲、加拿大或者澳大利亚。 业内人士认为，我国顺应社会呼吁和期许，扩大“绿卡”申请范围，放宽“绿卡”门槛。毫无疑问，这体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表达了我国在吸引国际人才上的诚意和努力，必定有利于吸引国际人才来华创业，让国际人才在中国的发展中发挥出更大作用。从这点上说，我国扩大“绿卡”申请范围，让外国人相对更容易申请到中国“绿卡”，这符合国际惯例和趋势，应当肯定。 然而，应当看到的一点是，我国的工资收入与欧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而且我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阻挡了很多国际人才来华工作的步伐。换言之，即便我国放宽了“绿卡”门槛，也很难吸引到大量我国需要的国际人才，这只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相反，相比较我国吸引国际人才来说，我国本土人才流失更为严峻。 虽然这两年来，从表面上看，我国人才流失现象有所好转，留学生回国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很多回国的留学生并不能算是人才，他们很快就由“海归”沦为“海待”，顶尖人才的流失格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而这类人才恰恰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相当重要。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CCG副主任崔大伟在公开场合表示，中国希望吸引更多的海归，并不仅仅是硬件，比如更多的投资或者新设备。实际上软环境里是非常重要的。软环境就是一种科研文化、机制文化，谁来负责这个机制，它的价值观如何。是否存在一些国际化的眼光，还是一种内在保护主义，他们只是在原有的老原则和关系上去做事情的，还是希望让中国变成一个全球化的科研基地。 崔大伟认为，当前中国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不是钱，不是资金，也不是这些情感上的移动性，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如何吸引到更多高质量的海外人才，就是我们机构的组织文化，这些文化如何能够改进，如何允许那些海归回来，手中有权利来开展自己的工作。还有把他们能够积极引进来，给他们权利，让他们去掌控这个机构，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更好的人才。文章选自《新产经》，记者：董曙光
2016年1月8日 -
【中国科学报】《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发布 中国企业将加快“走出去”步伐
本报讯（记者彭科峰）日前，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下称《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反映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现状、特点与问题，并从金融体系、国际人才及智库作用等方面提出建议。 自2014年以来，政府加强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大大推动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将迎来新一轮的热潮。中国首次成为对外投资净流出国。 《报告》指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规中，模集中在1亿～10亿美元的投资案例数高达407起，其次是10亿～100亿美元的大规模投资，达到121起。 《报告》还显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呈现爆炸式增长，同比增加295%，相当于2013年的三倍，占当年总投资案例数的69%。从2014年的数据看，中国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走出去”的主力，这虽然与国有企业反腐、海外资产审查等导致对外拓展步伐放缓等因素有关，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中国民营企业整体实力的壮大。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龙永图预测，未来几年，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持续快速增长，这主要基于三点原因，一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基本条件；二是“一带一路”战略成为“走出去”新载体；三是全球经济和市场需求的推动影响。 CCG主任王辉耀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于我国加大对外开放程度、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有着重要作用。文章选自《中国科学报》第4版 ，2016年1月7日
2016年1月8日 -
【国关前沿通讯】2015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十大重要事件
1. 华南国际关系学界的兴起 整个2015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华南国际关系学界的兴起，因为这改变了整个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格局与版图，华南未来很有可能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第三中心”。2015年6月，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成立，知名学者庞中英担任院长，之后该院进行了首轮扩张，从海内外引进一大批在学术上成就颇高的中青年教师，一跃成为华南地区国际关系学界的“龙头”。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有非常好的研究与办学理念，理论与政策全面发展，而不是局限于仅仅专注于对某一个地区和领域的研究。除了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也是华南地区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力，华南师范大学也有相当数量的优质师资。而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则拥有不少国际化的学者，他们都曾在欧美国家接受博士教育，大多在国际顶级杂志上发表过学术论文，与英文学界保持了密切关系，是连接华南地区与国际学界的桥梁。为协调未来的发展，2015年12月，海国图智研究院、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及华侨华人研究院主办了“中国外交转型：机遇和挑战”研讨会，王缉思、庞中英做重要发言。尽管华南地区国际关系学界的发展时间不如北京、上海长，与中央政府的联系相对较弱，但这些学校的包袱比较小、负担比较轻、理念比较先进、人才济济，并且以广东省这个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的窗口为依托，因此华南地区国际关系学界未来的发展潜力难以估量。 2. “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地区研究深入发展 2015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最高频词汇是什么？非“一带一路”莫属。“一带一路”是一种倡议，也是目前中国最高的国家级顶层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有重要影响，它要求学界转变过去重视理论轻视具体地区问题的研究偏好，尽管这个转变并非易事而且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目前缺乏强大的资金支持。有的高校为了响应这个战略，甚至成立了专门的“一带一路”研究院。不过，也有学者撰文批评在“一带一路”研究的过程中的确出现了某些乱象，主要表现为一些机构和学者“一哄而上”，比较急于求成，不愿意做小的具体问题。很多机构都想从中拿到资源，这就使得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一种浮躁气氛。尽管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学者对这个宏大问题的研究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且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就目前而言中国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几乎很少有扎实的、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地区研究中不少“跟风式”的研究停留于表面层次并且显得比较粗糙。此外，学界中不乏有冷静但比较尖锐的声音，时殷弘就希望中国能够谨慎推进这一战略，照顾其他国家人的看法，以免对中国外交造成负面影响。 3. 中国国际关系三大原创性“大理论”相继出现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很多人一直在提出要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或者“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解释中国问题的不满。当然这个口号一直受到各种质疑和批评，中国学者之间曾经争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体现为“普世性”还是“国别性”，以及中国学者是应该绕过西方理论搞自己的理论，还是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超越西方。当然，尽管受到不少质疑，但作为一种学术追求，这是无可厚非的。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曾说，任何一个学界里面那些最伟大的名字肯定是理论家，国际关系学界也是如此。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发展成熟的标志，就是要有自己的学者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并且比西方理论有更强的解释力，不论这些理论是采取何种研究路径。经过约15年的努力，2015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三个“大理论”鼎足而立：2015年2月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获得“国际关系研究协会”（ISA）的“最佳著作奖”；4月秦亚青在论文中正式提出“国际政治关系理论”，这是他对自己数年来研究成果的总结；10月阎学通的《世界权力的转移》一书出版，创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引发海内外学界的热烈反响。 4. 中国学者首次获得国际关系研究协会“最佳著作奖” 2015年初，复旦大学唐世平撰写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获得“国际关系研究协会”（ISA）的“最佳著作奖”，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具有标志性的一大事件。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非常之少，中国大陆学者又很少有人能够在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顶级杂志上发表文章。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创新又是不可能绕开西方学者的既有成就的，要在西方成就的基础上进行中西合璧式的突破。唐世平的研究能够让西方人刮目相看并且给以很高的评价，国际关系学界的最大组织ISA会员们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对他表示了认可。同时，在2015年的ISA年会上，唐世平代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家与米尔斯海默、布赞、阿查亚这些国际顶级学者坐在同一主席台上进行对话，这都是以前罕见的事情。目前，唐世平的研究重心，已经从国际关系学转移到了比较政治学，准备开辟中国比较政治学的“五角场学派”。 5. 中国国际关系民间智库的雨后春笋式发展 2015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公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国际关系学界，智库发展成为这一年来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相继被列入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水平智库名单。而与官方、半官方智库相比，民间智库可能更受到舆论的关注，它们有能力研究社会所真正需要的问题。不过，与官方智库相比，民间智库的资金与资源相对短缺，很难成为优秀博士生的首选就业机构，而且难以得到官方的信任并且对官方的决策缺乏影响渠道。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曾经指出，真正的民间智库不会像官方智库那样异化为政府政策的传声筒或政策合理性的证明者，智库如果不能接地气、缺乏民间性，就会使智库的研究成为纸上谈兵，中国的思想和政策市场要想繁荣，不能只有国有智库的空间，也必须要有民营智库的参与。除此以外，民间智库不仅可以承担为政府提供合理建议的功能，还可以承担向海外介绍中国的功能，这比官方智库更加具有优势。 6. 2015年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几次精彩争论 国际关系学界每年都会对不同的问题进行争论，每一年都有不同的热点。2013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是朝鲜核试验后的中国对朝政策，2014年争论的主题是中国外交的转型与改革，以及对美政策的调整。2015年这个问题继续进行争论，王缉思、陈志敏、苏格、王义桅等人撰写文章，王逸舟的“创造性介入”三部曲撰写完成。2015年5月开始，澎湃新闻相继刊登几篇文章，几位学者对中国的外交话语权进行了激烈争论。张锋认为中国使用的外交话语过于宏大，导致外国人不能理解中国的话语，不利于中国表达自己的真实意图，而徐进、苏长和则认为外国人装听不懂中国的话语是有某些利益目的，之后又有很多学者加入这场争论。到了下半年，另一个话题的争论开始兴起，即关于中美权力转移过程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问题。有人认为这个“陷阱”存在，有人认为不存在；有人认为中美双方已经进入这个“陷阱”，有人则否认；有人认为我们应该仔细深入理解修昔底德的原意，有人则认为这只是“标签”而实证研究才最重要。最后，关于“话语权”和“修昔底德陷阱”两个话题的争论被合在了一起，即对于美国学者所提出的这样一个“话语”，中国学者应该怎样应对的问题。有人认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话语陷阱，对中国的学术和政策讨论弊大于利，因此我们应该提出中国概念；有人则认为提出中国的概念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会让西方人听不懂，因此中国学者还是应该用西方逻辑来反驳西方概念，进行正面回击。 7. 国内第一本国际安全英文期刊发行 2015年7月，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杂志英文版出版发行，这是国内第一本国际安全研究的英文期刊，每年发行两期，该刊的出版有助于在国际学术圈里提升中国安全研究的话语权。2012年《国际安全研究》杂志改版之后，在国内学界的影响力显著提升。2015年，杂志编辑部举办了两次重要的国际安全主题学术会议。7月“共享安全：世界和平与全球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将近70位专家学者参与了为期两天的发言讨论。10月由塔里木大学、《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以及《国际展望》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三届国际安全研究论坛暨“复合地缘政治与跨境安全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新疆举行，全国近百位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8. 政治局集体学习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方向发展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就这一问题向政治局委员进行讲解。新华社认为，一方面这是因为国际格局的变化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新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希望在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中作出积极的贡献。同时，这次学习将推动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向更深层次发展。 9.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举办“北阁论坛”两次年会 2014年底，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的首届“北阁对话”年会在北京大学举行，陆克文、佐利克、梅农、戴秉国等国际知名学者参加了这次对话。会议为期两天，其中一天为闭门研讨，半天为国外嘉宾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领域青年学者的对话，半天为面向公众和中外媒体的公开论坛。2015年10月主题为“建立亚太安全架构”的第二届“北阁对话”年会召开，国际知名政要、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探讨国际安全形势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 10. 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在整个2015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2015年11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成立，宗旨是分析中国崛起的原因和规律，进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原创性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推动中国思想和中国话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上海部分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宣布建立以“共生”为主题内容的“上海学派”，并出版相关论文集。2015年底中共中央党校成立国际战略研究院。2015年2月，教育部公布了2013和2014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与讲座教授名单，王正毅、刘鸿武教授入选，这成为中国首两位国际关系专业的“长江学者”。2015年10月，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名单，《国际政治科学》成为新的期刊。2015年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办的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杂志在创刊九年之后影响因子已经高达1.3，基本达到国际关系学SSCI杂志中的一流层次，这也是目前中国大陆（香港除外）的唯一一家政治学SSCI杂志。此外，今年国内还有几家英文期刊开始创办。在国际文章发表方面，2015年中国学者也取得了较大成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都有年轻学者在国际著名SSCI杂志上发表文章，其中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庞珣成为首位在国际关系学顶级杂志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上面发表论文的中国学者。与此同时，全国高校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也表现踊跃，自发主办各类学术活动。例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创新工作坊在《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支持下准备筹办全国性的青年学者学术会议，南开大学《新视界》杂志编辑部已经多次自发举办全国研究生论坛，等等。在信息传播方面，2015年手机微信成为国际关系学术信息的最主要传播方式，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交通网络，其中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成为关注量最多的微信公众号。文章选自国关前沿通讯，2016年1月3日
2016年1月6日 -
【羊城晚报】周边城市可作广深“科研卫星城”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林报道：在刚刚闭幕的第17届留交会上，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发布了2015年度“最具成长潜力的留学人员创业企业”。全国共有14家企业上榜，而引人注意的是，其中竟有10家企业来自江浙，其余4家分别来自深圳、武汉、长沙和重庆，广州无企业上榜。 江浙企业家认为，广州和深圳拥有有核心资源和城市商圈，珠三角企业家可以借鉴江浙沪“卫星城”模式，把科技研发基地放在广深，享受高端人才和科技资源，把公司主体放在周边城市，享受政策补贴。江浙企业家：珠三角可推“卫星城”模式 “卓永健康”2014年年底落户在杭州，总裁胡宏毅说，上海有“三高”——人力成本高、房租高、运营成本高，不太适合创业型企业。“我们选择杭州是因为距离上海近，杭州相对来说政策好，政府资金支持力度大，比如落户以后的一次性资助。”胡宏毅说。 另一家上榜企业江苏华亿细胞组织工程有限公司2009年落户江苏泰州中国医药城，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申淼说，泰州政府对中国医药城的扶持力度比较大，有一些退税，税率也比较低，不到3.4%。生物医药公司主要依靠科技创新，需要不断申报项目，目前该公司的人工皮肤临床实验在上海某家医院快做完了，明年进行最后申报。这个过程，政府给了很多支持，比如绿色通道，大大缩短申报时间，预计明年可拿到三类医疗器械证明。“有了泰州中国医药城的扶持，我们可以加快投产时间，这就是我们落户泰州的主要原因。”申淼说。 同时，两位企业家表示，由于上海有非常好的医疗资源、科技条件、金融环境和高端人才，但上海的大型企业和外企多，创业成本高，相比之下，上海周边的杭州、泰州、常州、无锡等城市有比较好的扶持条件和政府优惠，所以很多企业把科技研发基地放在上海，把公司主体和生产基地放在江浙，“我们在上海得到的政策支持相对小，因此落户在政策支持力度大的周边城市，一方面利用上海的天然优势，另一方面享受周边城市的政府补贴。” 这种模式能否在珠三角使用？两位企业家表示，珠三角同样存在这样的条件，核心资源和城市商圈都集中在广州和深圳，企业就可以落户周边的佛山、东莞、中山等城市，成为广州和深圳的“科研卫星城”。“我在广州生活过几年，觉得广州是个很宜居宜业的城市，有朋友在这的上市公司发展得不错。”胡宏毅说。京沪人才新政：广州可结合实际借鉴 截至2014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351.84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180.96万人，单去年就达到36.5万人，创历史新高，“双创”战略创造了新一轮海归回国机遇。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说，上海“人才新政20条”实现了突破，比如以前海归申请绿卡要进入“千人计划”或投资多少百万，现在只要收入达到60万元年薪，纳税达到12万元连续四年以上就可以获得绿卡。又如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留学，以前是不能工作的，如果工作，马上作为“三非”打击对象，现在开放了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工作。此外，申请外国专家证或者申请签证，不再受60岁年龄的限制等。 除了上海外，北京“人才新政8条”简化了外籍高层人才永久居留证办理程序，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签证及居留办理程序，为外籍人士创业就业提供便利。 王辉耀说，中关村和硅谷的人才总量都是一百万人左右，但硅谷50%以上都来自于世界各地，这50%里的外来出生人口达到70%。中关村也有一百万人，外来人口不到1%，这1%里70%都是海归，而不是纯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人才。对此，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探索了中关村“人才新政10条”，比如建议给拿了绿卡的外籍人员发放临时身份证，纳入身份证管理系统，这样他们就可以办银行开户口等。又如，来自斯坦福、哈佛、牛津、剑桥等优秀学生可以来中国工作，可以给他们提供实习签证。再如，设立中关村出入镜管理分局，创新外籍人员监管模式，建立负面清单制度等。 对于京沪提出的“人才新政”，广州能否借鉴？王辉耀表示，广州的积分入户制度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已经相当完善，上述京沪的“人才新政”，广州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借鉴。文章选自《羊城晚报》，2015年12月24日
2015年12月28日 -
【新华网】“2015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在穗发布
12月22日,作为第17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的重要组成,"2015中国海归创新创业成果发布会暨海归创新创业研讨会"在广州举行.研讨会会由人社部中国留学人员创业联盟和人社部中国留学人员创业专家指导委员会主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承办. 研讨会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联合发布"2015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金立群、施一公、钱颖一、李稻葵、陈十一、郑永年、李彦宏、沈南鹏、王石、汪潮涌、徐小平、毛大庆、杨澜、郎朗等榜上有名.同期发布的还有"2015最具成长潜力留学人员创业企业"和"2015最具影响力新兴海归创业企业".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苗绿表示,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各种新模式、新业态及新产业不断涌现,有效激发了社会活力,释放了巨大创造力.截至2014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351.84万人,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180.96万人.中国留学人员经过多年的海外历练,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全球网络,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商业模式,富于创新精神、饱含创业热情,在创新创业方面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在中国社会发展、推动创新创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表彰2015年在学术、科技、商业、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留学人员精英,进一步引领留学人员创新创业风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特评选"2015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从名单中可以看到,这50人既有在国际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的留学人员,也有80后大学生村官,以及《自然杂志》评选的"年度十大人物",和最年轻的千人计划专家,更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高等教育的推动者和实践者,和在互联网、风险投资、教育、医药、传媒等行业叱咤风云的商界精英.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下,海内外留学人员迸发出创新创业的激情和活力.广大海内外留学人员在促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开展民间外交等历史使命中,必将发挥自身的优势,走出一条风景独好的创业创新之路."2015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50人（按姓氏音序排列）人物职务白春礼中国科学院院长蔡崇信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陈 欧聚美优品创始人兼CEO陈十一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邓兴旺未名兴旺系统作物设计前沿实验室(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浙江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郭 盛智联招聘CEO黄洁夫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黄军就中山大学副教授金立群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候任行长郎 朗国际著名钢琴家李稻葵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苏世民学者项目主任李东升中国商飞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彦宏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兼CEO刘 科托普索公司副总裁柳 青滴滴公司总裁逯高清英国萨里大学校长陆盈盈浙江大学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莫天全搜房控股董事长潘建伟中国科学院量子科学实验先导专项首席科学家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秦玥飞衡山县福田铺乡白云村大学生村官饶 毅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沈南鹏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施一公清华大学副校长汤 敏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副理事长田溯宁中国宽带资本基金董事长汪潮涌信中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石万科创始人兼董事会主席王伯庆麦可思数据公司创始人王俊峰金杜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徐小平真格天使投资基金创始人薛 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严望佳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杨 澜阳光媒体集团创始人杨浩涌赶集网联合创始人兼CEO易 珉香港地铁(MTR)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张 磊高瓴资本集团创始人张 涛大众点评网创始人兼CEO张 忠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张红力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剑炜庞巴迪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张亚勤百度公司总裁张懿宸中信资本市场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及行政总裁赵厚麟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周成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朱 敏赛伯乐（中国）投资集团董事长。2015年度最具影响力新兴海归创业企业排名海创企业名称最终得分1人人84.22鹏翎股份68.23飞凯材料66.84微博65.05好利来62.66明阳风电62.47赛莱拉62.08一心堂60.89搜房网60.510华住酒店56.811聚美优品56.212爱康国宾55.113智联招聘54.514融创中国53.015优酷土豆52.716一嗨租车51.917明德生物51.318丘钛科技49.719远航科技44.220雷帕得41.82015年度 “最具成长潜力的留学人员创业企业”企业名称专业领域法人代表深圳市华傲数据技术有限公司电子信息贾西贝益基武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医药周志明长沙贝塔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医药李刚南京杰迈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电子信息穆科明苏州清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子信息朱奇峰扬州梦幻世界科技有限公司电子信息王立军赛业（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物医药韩蓝青江苏华亿细胞组织工程有限公司生物医药郭悦明无锡蝶和科技有限公司先进制造技术陈济海常州中机天正激光装备有限公司先进制造技术张翀昊杭州卓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电子信息陈新杰华特微电子（杭州）有限公司电子信息周逊伟嘉兴安尚云信软件有限公司电子信息鲁为民重庆鼎顺隆能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新能源与环境保护李海晨文章选自新华网，2015年12月23日
2015年12月25日 -
【环球时报】中企要学会抱团“走出去”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偏重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民企与个体商户往往高度分散于当地社会之中。这不仅让他们相比于国有企业更难采取隔离式的安全措施，更易遭遇安全风险，而且也让有关部门在发生紧急状态时对他们的通知、组织与撤离成为一项高度复杂且艰巨的任务。 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12月22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界分析认为阿巴迪此次访问主要是希望能吸引中国对伊拉克石油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与中国进一步加强能源等领域合作，帮助加快伊拉克重建进程。 对于目前正需要资金投入、开工建厂的伊拉克来说，的确需要中国人的勤奋和不怕吃苦的精神。而且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经济实力的积累，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企、个体商户也开始走出国门。笔者认为，要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伊拉克的经济建设，提高对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是一个首要问题。 相比于“聚点式”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工地、园区，偏重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民企与个体商户往往高度分散于当地社会之中。这不仅让他们相比于国有企业更难采取隔离式的安全措施，更易遭遇安全风险，而且也让有关部门在发生紧急状态时对他们的通知、组织与撤离成为一项高度复杂且艰巨的任务。因此，中国社会必须探寻出行之有效的海外利益保护之道。 首先，应该高度重视海外人员的组织建设工作。长期以来，在类似于伊拉克这样的一些国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是大型国企，近几年中小型民营企业也陆续增多，但这些国企与民企之间联系并不紧密，“各自为战”现象比较普遍。中小型民企海外人员自发组织的各种同乡会，往往互不通气，有时候甚至陷于同胞内斗的人际泥潭当中。相比之下，更加抱团的印度、韩国社群的境遇却要好很多。 要改变这种情况，关键在于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中心，构建有效的海外华人组织网络。一方面，国企的信息优势可以让大量的中小民企与商户及时地了解所在国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国企的体制背景又可以为体制外的民间人员撑腰打气。更为重要的是，国企在安保资源上相对充沛，有关部门可以国企为节点，建构对当地海外人员风险防控的培训平台。 其次，充分重视市场的机制，鼓励中国海外安保行业的发展。对于财力有限的中小民企与个体商户来说，相比于西方安保公司的昂贵收费与一些所在国安保服务的“提心吊胆”，中国的安保人员不仅价格低廉，而且也容易让人放心。问题在于，现在中国的海外安保行业还有待扶持，尤其是在情报收集、分析与战略设计上存在不足，难以适应一些安全状况高度复杂的国家与地区。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鼓励一些走出去的海外企业在安保领域进行投资、经营，一方面也应鼓励一些海外人员积极在安保领域创新、创业。 最后，扶持、引导民间组织的发展，让它们成为海外利益保护的常态力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海外利益保护实践中，教会、NGO、商会，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扮演着安全探头的角色，可以对当地社会的风险暗流进行及时的发现。同时，在危急状态下，它们可以与官方力量合作，随时成为官方行动的辅助者与后备队。在很多时候，中国的商会与公益组织，完全可以参照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为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贡献出更多的力量。本文刊于《环球时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5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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