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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蕴岭：值得思考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
张蕴岭，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据报道，自2017年1月开始，芬兰开始实施为期两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向随机挑选出来的2000名申请者每月发放560欧元，符合条件参加试验者的年龄在25-58岁之间，不管其是否在工作、有收入。进行此项试验的目的是收集数据，进行分析，看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方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以便为未来制定大计划提供依据。 公民无论是否工作，每月都可以有不菲的基本收入，应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是一项带有颠覆性思维的做法。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对没有收入能力者提供支持和生活保障、保险（因身体缺陷、疾病原因不能工作，因失业不能获得必要收入，因年龄不能继续工作而中断收入），而“全民基本收入”的设计则不是这样。 那么，全民基本收入方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从各方面的报道看，主要基于对未来变化的设计。由于自动化、人工智能化是未来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必然趋势，在此情况下，原来由人从事的工作，会越来越多地被自动化、智能化程序、机器人替代。据预测，未来20年，美国将近1/2的工作将会被自动化技术替代。这样，经济虽可以继续发展，产值可以继续创造，甚至会较前提高，但人靠工作获取收入而维持生活的基本方式也就被否定了。人没有了工作，也就没有了收入来源，没有收入，怎样才能生存呢？比如，在过去20年中，美国的制造业从业人数大幅减少，而产值却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自动化替代了人的工作。面对这样的形势，就需要以新的思维来考虑社会保障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全民基本收入”方案是一项带有普惠性、着眼于未来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设计试验。当然，这项试验也有其他的考虑，比如，通过提供收入激励人们的创造意识，通过改善人们的生活增进健康，等等。 其实，进行基本收入试验的也不仅是芬兰。在丹麦、英国、荷兰、法国以及美国都在进行类似的试验，尽管名称不同，基本设计则大体差不多。比如瑞士，曾计划推行全国性的基本收入方案，2016年瑞士就此进行全民公决，结果，24.1%的人赞成，76.9%的人反对，没有通过。也许是因为瑞士的方案太激进了，要一下子推广到全国，不免令人担心，反对的人认为，此举会助长懒人。不过，也要看到，有近1/4的人口赞成，这个比例也不算小。 在英国，有人计算了一下，若对每个英国公民发放基本收入金，按每人每天10英镑发放的话，全国一年的总开支需要2340亿英镑，这个数字与英国现在的社会保障开支相当。如果以基本收入制替代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问题是如果有了基本收入金，人们不去工作了怎么办？不工作，就没有工作收入，也就不能交税，那样，国家财政收入会不会减少呢？按设计者的计算，英国现在政府税收中的2/3是占15%的高收入人群缴纳的，这些人不会因为区区10英镑不去工作，而其他获取基本收入金者也不会都不去工作。因此，政府的税收应该不会因发放基本收入金而减少。不过，反对者认为，尽管如此也是不可行的。因为，每天10英镑，根本保证不了除基本生存之外的其他开支需求，特别是医疗开支。芬兰也进行过类似的计算，比如，目前该国的社会保障开支为600亿欧元，如果每人一个月发放800欧元，才需要480亿欧元，还可以节约不少。但是，取消现行社会保险制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芬兰还是选择了先进行小规模试验，据报道，芬兰在这方面正在进行的试验有上百项。 事实上，进行试验的不仅是政府，公司、社会机构也参与进来了。比如，硅谷一家创投机构宣布，将在加州奥克兰市进行基本收入试验。一家称之为“直接提供”的慈善机构正在肯尼亚开展试验，对6000名肯尼亚人发放基本收入，为期10年。关于基本收入的研究也很活跃。比如，荷兰记者鲁特杰·布里格曼出版的《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一书就很推崇基本收入方案。而微软的比尔·盖茨在看到自动化对人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后，他没有为此主张搞基本收入试验，而是建议对机器人征税，把征来的税用于就业补贴。 国内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动静。不过，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倒是语出惊人，言到，过去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代人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类可以享受，……国家可以把财富分配给所有的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未来的社会能够那样美妙吗？文章选自《世界知识》，2017年第10期
2017年6月12日 -
宗馥莉：脚踏实地创新创业
理事简介宗馥莉，CCG常务理事，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全国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理想信念报告会5月27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并讲话。在当天的报告会上，6位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代表从不同角度作了生动的事迹报告，分享了成长新语和创业心语！杭州的宏胜饮料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宗馥莉就是其中之一。下面来听听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豪杰”在这次会议上说了些啥。宏胜饮料集团是在娃哈哈一个生产基地基础上，独立发展起来的一家500强民营企业。我的创业故事是从2004年回国后开始的。那时候，我刚从美国回来。在外人眼里，我是一个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富家女。14岁就被送到美国顶尖的女子学校读书，父亲的娃哈哈是一个资产近80亿的大型企业。当时，社会上还传言我要接父亲的班。这样一来，富二代、接班人，也就成了我的一些固有标签。其实，我从小个性就很要强，确实不太喜欢这类标签。我很感激父母给了我富足的生活，也从不否认父亲对我的帮助，但我应该怎么展开我的人生，我又能做些什么，来证明“宗馥莉”的存在？接不接班从来不是我考虑的重点，凭借自身实力，走属于自己的路，才是我最想要的。刚开始，我在娃哈哈集团萧山二号基地做了一名基层管理人员。为了尽快熟悉饮料生产、研发、销售等环节，我天天和普通员工泡在一线，来往于各大展会。两年后，我出任宏胜集团总裁，将公司从娃哈哈集团独立出来，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经过10年不断努力，发展为拥有16个生产基地、40多家分公司的企业集团。当我25岁成为宏胜公司的掌门人时，在父亲眼里，我仍然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小姑娘。从我的秘书，集团财务、行政，还有分公司经理，都由他一手挑选。这种把我当“公主”的保姆式庇护，却让我感觉被束缚住了手脚，也更加激发了我独立闯江湖的欲望。我想，只有走出父亲的羽翼，才能成就更好的自己，哪怕是多走点弯路，多吃点苦头，我也要用自己的方式管理企业。父亲凭借他的“家文化”，成就了一个娃哈哈，而我觉得两代人有两代人的差异，我可以在精神上学习，但在管理上要自立，我要以自己的方式再造一个不一样的饮料帝国。不到一年，父亲派来的得力干将，有的因为不太适应我的管理风格，回到了娃哈哈，有的在宏胜集团调整了其他岗位。父亲对我所做的一切，也渐渐从不放心、不理解，转变成不干预、不反对。回到国内以后，很长时间感到水土不服，特别是在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方面还有很多不适应，也曾在一些言语上锋芒外露，引起了外界的热议。统战部领导了解情况后，主动找到我谈心解扣，让我深深感觉到党和政府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包容和期待，也更加坚定了做好实业的信心和勇气。宏胜扩建新厂，当地政府领导亲自出面协调，从建厂前的供电供水通路，到建厂后环境安全监督，短短9个月就实现了开工生产。这对我触动很大，也刷新了对政府效率的认知，加深了对中国模式的认可。我体会到，党和政府是真心关心帮助企业发展的，千方百计为企业解难题。后来，我积极参加政协、工商联和商会组织，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为企业传递心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在实践中我也得到很多的锻炼。宏胜是从做饮料代工开始的，很多模具、香精等设备和原材料，都必须高价进口采购，受制于人。执掌宏胜后，我站在食品行业营养、健康、安全的角度，提出全产业链布局概念，对产业资源进行了整合和转型升级，大刀阔斧地进行配套产业投资。不到3年时间，宏胜完成了以饮料生产为主业的全产业链布局，先后催生30项发明专利和56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省级科技成果，参与两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为新技术新工艺研发改进提供了强有力支撑，极大提高了市场响应能力，加快了新产品投放市场的速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大幅增强。有一次我带团去迪拜参展，在偌大的迪拜展厅里，中国区的展位被安排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我们的饮料产品和银耳、大豆等农副产品挤在一起，几乎没有引起客商注意。我深深感受到中国食品的地位不高，品牌的海外影响力很小。也正是这种强烈冲击，让我更加坚定了走国际化路线的决心，要将中国的产品推向世界，让中国品牌成为世界品牌。我专门成立了进出口公司，拓展海外市场。还成立了研发中心，专注于中国食源文化研究，进一步挖掘枸杞、红枣、茶等中国丰富的特色资源植物，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健康食源风味，以产品为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饮食理念和饮食文化。我们针对欧美主流市场，开发出无糖、低糖的花草茶、果茶等27种口味的高端茶饮料。为了让“中国风”饮料走向海外，我多次带队参加美国、英国、西班牙、南非等国家级和世界级食品饮料展，定期前往各国大使馆、领事馆、商业机构介绍中国饮料产品和企业文化。在国际展会上，这些具有浓郁中国元素的茶饮料受到好评。传统食品企业的转型升级也要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去年，我开发了全国第一家主打“个性、定制、新鲜”的健康果蔬汁饮料，使年轻的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定制真正属于自己的饮料。这种消费模式的创新，满足了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如今，这种消费模式已经覆盖到上海、杭州两地。只要轻点手机屏幕，就可以任意选择几种果蔬搭配，在规定时限内喝上新鲜、零添加的果蔬汁。要提升中国在国际食品领域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最关键的是人才。我秉承“为行业不为企业”的理念，捐资7000万元与浙江大学联合成立浙江大学馥莉食品研究院，以国际化先进的教学理念培养食品饮料行业的顶尖人才。去年，在第一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我鼓励他们说，今天你们学成毕业，可以不用进我的企业为我工作，但我希望你们可以在中国食品行业发光发热，让中国人掌握世界食品行业的话语权，让民族品牌真正成为世界品牌。十年耕耘，十年成长。回想这10多年我走过的路，这路上有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有父母无私的爱，还有老一代浙商的激励和鞭策。我庆幸的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倾心做一件事情，就是扎根中国食品饮料行业，让中国食源文化走向世界，以创新推动传统行业升级发展。因为我坚信，走自己的路，脚踏实地把一件事情做好，就一定会有所作为，中国饮料品牌也一定会走出国门、闪耀世界！文章选自人民网，2017年5月28日
2017年6月12日 -
王辉耀：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开放创新的过程
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即将隆重推出CCG图书：《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77、78、79 级，就是恢复高考后的连续三届经过不同寻常而又竞争异常激烈的考试而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是在十年浩劫中失去了高考机会的一代人，他们是以超低录取率从田间地头、工厂行业再入校门的一代人。他们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推动者与捍卫者，他们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代人”。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中国侨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顾问。广州外国语学院77 级英美文学学士，加拿大温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研究生，获国际管理博士（PhD）学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访问研究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客座教授等。曾任国家经贸部官员，跨国公司高管，魁北克驻香港和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代表，创办过企业，是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 委员会和CCG 创始人。出版中英文研究著作50多部，学术文章近百篇。王辉耀：大学时代摄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个人与时代总有一段交集，或擦肩而过，或正逢其时。我们77、78、79级与过去30年中国的波澜壮阔相遇，因为这个开放的时代而获得了多元的成功渠道。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如同一面小小的镜子，能从中窥见个人命运与时代开放的诸多关系。我真切地庆幸自己能与国家、民族和全球化时代的开放脉搏一起跳动，在不断突围中铸就自己的开放人生。 人们说77、78、79 级大学毕业生是一个特殊而幸运的成功群体，然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对我们这一代与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的人来说，开放不仅是宏观的国家意图与社会行动，更是指向我们每一个个体的生活方式、人生愿景。在不断开放中突破人生围城，在不断开放中开阔人生境界，尝试生命的多元化，才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生的时代印记和群体特色如此鲜明。于我而言，开放更是一种深切的人生体味与感慨。四十年前，当我还在偏僻农村上山下乡的时候，不会想到翻天覆地的改革开放大潮，也想不到自己能通过高考改变命运再参与到时代的开放中来；当然更不会设想到后来不断人生突围、不断开放创新人生的经历：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的大学生，第一批进入中央国家部委工作、最早留学海外的MBA、第一批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管、最早一波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进入国际主流社会，随后又成为较早一批回国创业的海归，创办过三家企业，当过大学教授，创办了中国海归社团，还创办了中国较大规模的社会智库——全球化智库（CCG），可以说成为一个社会企业家和智库学者。 我的开放人生，从1977 年的高考开始。苦读岁月 我从小在四川成都长大，父母都在铁路部门工作，从小也随父母辗转在三线建设的工地上。我父亲是浙江桐庐分水人，今天属于杭州市。听父亲讲宋代分水曾经出了17个进士，竟有16个出自王家。我母亲是湖南人，出自一个书香世家，她的曾祖父欧阳厚君，曾是湖南岳麓书院最长一任山长。我从小在家就受到父母对我很大的影响。我还有个弟弟王辉进，也是77级毕业生，很早出国留学，与钱颖一和海闻等曾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发起人。 1977年，当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无疑也是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最初提出两个重大举措：对内恢复高考、对外派遣留学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作为接受再教育的高中毕业生，我在1976 年初夏来到了地处四川丘陵地带的金堂县龙王公社，从一个城里人转眼间成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过起了在茅屋中与老鼠共眠的日子。遇到雨天，根本没办法穿鞋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行走，只能光脚，大脚拇指要使劲压住路面，这种感受至今印象深刻。没有自来水和电，照明靠每月配给的半斤煤油，看书灯芯都不能挑大了。饮水靠喝井里不卫生的生水。为了接受再教育，我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出门干活，到晚上十点才能收工，每天劳动只能记七个工分，而不是农民老乡的10 个工分。即便如此，单纯的对知识的渴望一直支撑着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和各种知识，因为做铁路工程师的母亲和曾参与援建坦赞铁路的父亲不断鼓励我：知识能改变一切。我点起煤油灯看书学习到深夜，在蚊虫弥漫的酷暑，穿着长衣长裤浑身大汗地看书；在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那个年代也赋予年轻人满腔热情，我在日记本上找到了当年写下的句子：“去了，去了，终于去了，十七岁的我终于来到了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人生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然而，激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残酷的现实替代了。到晚上，不通电的村里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每天劳累一天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四川农村做饭靠烧稻秆，烟熏火燎，我每做一顿饭，就被熏得泪流满面。严重的挫败感油然而生，继而变成强烈的不理解和常常的绝望：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我们却恰恰相反？难道我的青春只能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耗下去？同时我也在想，先进的国家都是把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而不是把城市人口变成农村人口，我坚信这只是暂时的历史现象，我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除了每天坚持读书以外，我还每天走三四里地去公社取我订的《参考消息》，每天晚上还要坚持收听英语广播讲座，听完了四川台英语讲座，接着就收听贵州台、云南台。 1977年10月12日晚，我在农村的小茅屋中，听到公社专线广播的大喇叭中传来消息：国家正式恢复在“文革”中被中止十年的高考制度，12月份就要高考。平地一声惊雷，这个消息让所有知识青年欣喜若狂。万分激动的我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于是我赶紧翻出我的数理化图书，复习起来。但是发现短短的两个月的复习时间根本无法弥补没有过的系统学习，于是我依仗我爱读书的文科功底，特别是我多年坚持自学英语的基础，报考了文科。高考的日子到了，我在1977年12月的冬天里，赶了30里地，去到镇里的一所中学参加高考，两天考下来，感觉要烤焦了，感觉没有考好。但是多年的积累还是派上了用场，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了，人生就那么关键的几步，关键时候要能够冲的上。过了一段时间，公社送来了体检通知书，我又骑车60里路去金堂赵镇医院参加体检，过段时间又乘大巴去成都参加外语学院的口试，最后还有一次和广外老师的面试，真有点过五关斩六将的感觉。 1978年2月的一天，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翘首以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当天感觉邮递员真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抓起家里的自行车，在成都大街小巷狂奔起来，还不敢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1978年3月里的春天来临，我踏上了成都开往广州的列车。王辉耀（右二）：与同学在广州虎门硝烟旧址的合影在广外的日子 一到广州白云山下的广外，就发现这里山清水秀，非常适合读书学习。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被宿舍前后的外语朗读声吵醒了。广外在学习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校风严正。而77级的入校更是给学校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机和活力。77级中不少人已工作五年，甚至十年以上，最大的学生和最小的学生可以相差20多岁，但不管每个人的经历或背景如何，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时候，学校对文革“矫枉过正”，开始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地抓教学质量，校园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大家学习都十分拼命，你追我赶，谁也不愿意落后。你六点起床，我就五点半起床，别人十一点睡觉，我就十二点就寝。那时，学校教室也不熄灯，学生读书到晚上一两点钟是经常的事。广州夏天的蚊子特别厉害，我怕蚊子咬，只好穿上厚厚的牛仔裤，浑身大汗淋漓，仍然苦读不止。 记得在校期间著名外语教学专家许国璋教授曾来广外做报告，夸广外是全国外语院校中环境最好的。广外当时师资力量也非常强，60年代院系调整时，原中山大学外语系、暨南大学外语系、华南师大外语系等许多重点院校的师资差不多都荟萃于此，还有不少归侨老师和外教，再加上邻近港澳、交流方便等优势，的确可称得上得天独厚。当时广外英文系有很多国内外知名的教授包括梁宗岱、顾授昌、蔡文显、桂灿昆、桂诗春等。 我学的是英美语言文学专业，那时经常如痴如醉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到古典主义文学，从启蒙主义文学到19 世纪的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直至80 年代初最流行的现代派。这些浩瀚的文学作品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开始浏览过去没有机会阅读的文史哲和政治经济类书籍，也经常偷偷溜到教师阅览室阅读世界各国的刊物。我在学校也选学了不少英国文学作品，最初是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然后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当然还有伟大的莎士比亚。我还特别迷恋英国早期浪漫主义诗人、“湖畔派”代表人物华兹华斯。也许是广外校园附近白云山那迷人的自然风景，或是我一直更向往大自然的深邃，华兹华斯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我的心。 后来我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华兹华斯的文章，广外知名教授顾授昌和蔡文显看过以后都建议我拿去发表。这些老先生在英美文学方面都很有造诣，也都给予过我很大的帮助。我1999年回广外捐资设立王辉耀奖学金时，还专程去看望了顾老。顾老当时已是95岁的高寿，仍能忆及他教过的学生。蔡文显教授是研究英美文学史的，写过不少书。当时二位教授在学校教授英国文学选修课，小班授课，名额有限，但都特批我都能参加。我常常写一些诗歌评论或莎士比亚作品研究的试作给他们看，得到了他们不少的鼓励和指点，终生难忘。 虽然学的是英美文学，但我觉得，不论学什么专业，都应该把自己训练成为一个复合型人才。在广外学习的四年，也是我博览群书的四年。随着中国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大批的旧书得以重新开放或重印出版，同时也有不少新书被介绍过来。当时《读书》杂志复刊时曾发表过一篇很好的文章叫作《读书无禁区》，从此打破了“文革”以来读书方面的许多清规戒律，我便省吃俭用订阅了《读书》杂志一直到毕业，至今仍然保留着当年读过的这些刊物。 广州是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的地区，更是改革开放的前哨站，因此广外的风气与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开放和前卫。记得大学期间，全国青年和舆论界曾有过一次非常轰动的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署名“潘晓”的文章，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引起全国热议，在大学生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大家开始审视作为个体的人在人生中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初各种国际流行的新观念更是蜂拥而至：一会儿是存在主义，一会儿是弗洛伊德，一会儿又是“垮掉的一代”……社会新事物也层出不穷，“三资”企业和各式时装像雨后春笋般拱出地表。人们开始注重自身的价值和仪表，大街上的商店开始琳琅满目，中国的电视节目开始第一次出现了广告，类似“精工表，誉满全球”等广告词不绝于耳。流行歌曲广为传诵，令人耳目一新，邓丽君的歌声像旋风一样席卷神州大地，历久不衰。在学校这个小社会里，我逐渐发现，随着80年代的对外开放，人们美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男生不再是清一色的蓝制服，女生的穿戴更是多姿多彩起来。我们也有轻松的舞会，虽然只有“五四”、“十一”和元旦才有。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化装舞会的情景，那恐怕也是广外有史以来举办的第一个化装舞会。音乐的旋律弥漫了整个礼堂，五彩缤纷的灯光在旋转，美的意识在苏醒，青春的热流在大厅里沸腾。广外的环境非常迷人。附近既有郁郁葱葱的白云山，又有碧波涟涟的湖水；尤其是在初秋的夜晚，当微风轻轻地吹拂，许多学生都会情不自禁地沉浸在大自然里。傍晚大家唱歌，既有乡思，也有相思，歌声里寄托了不尽的年轻心思与情怀。广外的夜晚更加迷人：星星在天空眨着明亮的眼睛，四周的山坡一片朦胧，校园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有时回到宿舍，同学们都去自习了，我就扭开收录机听听音乐，一方面换换大脑，另一方面可以借助音乐的翅膀翱翔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静思默想已成了我多年来培养的一种良好习惯，但这种深思必以生活的起伏为基础。年轻人不仅要是深沉的梦想者，也应是行动的实干家，两者可能都需兼具，犹如矛与盾这两个方面。 广外可以说是我精神成长的一个故乡，那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黄金时光。在这里，我的思想、眼界、胸怀与心灵都经受了一场知识海洋的洗礼，世界观、人生观与生活态度都为之一新。广外打下的基础，一直伴随着我闯荡世界，人生从这里扬帆起航，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开放人生的创新与突围 百川归海，是因为它能不断穿过岩石的阻截；彩蝶破茧，是因为它能不停咬破丝线的缠绕。人在旅途，前行路上同样需要不断跨越艰难险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实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开放式人生的哲理：要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就需要相继突破一个个狭隘的包围圈。 人的一生是一个不断开放的过程。人生的“围城”无处不在，一次成功突围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人生也是一个不断突围的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我和不断完善自我，最终争取掌握自己命运的过程。回顾这些年来的经历，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开放人生需要不断突围创新。我认为自己经历了六次人生突围。 我人生的第一次突围，自然就是通过高考读上大学。1977年高考，大约是中国高考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年，我有幸赶上参加，从此生命的列车开始加速奔驰。 80年代初期，国际经济贸易正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领域。大学毕业后，我被选拔到国家对外经贸部任国际经济合作官员，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负责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官员之一。其间，还参与起草了一份关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的报告，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重视，并亲自批示在全国贯彻，我倍受鼓舞，同时也感觉责任重大。 80年代中期，正是在经贸部干得一帆风顺的时候，却越来越意识到了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越工作越觉得自己的国际工商知识不足，于是决定出国留学，放眼看世界，留学是我人生中的第二次突围。 不久，我争取到了一个留学奖学金的机会，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国际大学”梦，成为最早一批赴加拿大读MBA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国外的MBA学习特别推崇分析能力和独特的观点，上课还要发言才能有分数。我强迫自己每天读海量的书籍，反复研究那些经典案例，系统提升自己的全面素质，很快就适应了国外的超负荷学习。 如何打进欧美的主流社会，是我人生的第三次突围。我一直奉行，留学生尽量不要去洗盘子，而要去干那些能写上简历的工作，报酬哪怕很低，但经历是更有价值的财富。在留学期间，我尽量找机会去大公司实习，曾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从事项目融资工作，还为加拿大城市联合会工作过，参与接待了以原李岚清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国市长代表团，历时一个月，横跨加拿大东西南北，考察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后来又去日本为一些大公司做咨询和培训。这些经历，都为我日后进入跨国公司积累了丰厚的资本。 1988年，我经过激烈的竞争，进入了全球最大的工程管理咨询公司之一SNC-兰万灵公司，并在一年内以中国大陆留学生的身份从助理经理到经理，再从经理晋升为国际市场董事经理，成为该公司的第一位华人高级主管，也是在加拿大大型国际跨国公司最早担任高管的中国留学生。那时，我还不到30 岁。后来回国后，我进入全世界最大的项目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的Agra-AMEC国际公司，担任负责亚太地区业务的副总裁。 在北美学习工作多年，积累了跨国公司管理经验之后，我又开始了人生的第四次突围。那时我想，有了在中国政府工作的经验，如果能有在国外政府工作的经验岂不更好？于是，我参加了加拿大魁北克驻香港和大中华地区首席经济代表的公开竞聘，结果从数百人中脱颖而出，顺利担任了这一高级经济代表职务，在加拿大留学生圈子里一度引起广泛关注。在任职期内，我对中加经济和贸易合作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并策划了90年代初期中加之间的很多高层访问，推动中加之间的合作。加拿大魁北克企业对香港的贸易额增长了一倍，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额增长了两倍，我的工作能力和业绩得到了认可。 任期满了以后，我并没有回到加拿大，而是选择了回国创业，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五次新的突围。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行讲话，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也被激活。“要想做贡献，还是回来好”，小平同志对海外留学生期望之殷殷，深深地触动了我。在我看来，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至少都应该从事一次创业的活动。虽然创业成功率不会很高，但无论成功与否，都值得去尝试，因为创业可以带来一个崭新的世界，可以给你一个能力全方位体验的机会和最大的自由，创业的过程就是真正最大限度主宰自己命运的过程。一个人一辈子何其漫长，总要给自己一次这样的机会。 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回国创业，可以说是回国留学生中最早下海创业者之一。回国之后，我拿出自己在海外工作的积蓄，在北京友谊宾馆里租了一个房间，晚上是卧室，白天是办公室，开始了个人创业。每天晚上美国、加拿大的传真会进来，24小时都睡不好觉。那时候根本没有朝九晚五的概念，整个人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每天不停地工作。有一天上洗手间，我突然晕倒在里面。这就是那段时间的生活状态，但我觉得自由和愉快。因为创业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必须过这一关。事实证明，我回归创业的选择是对的。我创建的亚加国际公司和美欧亚国际商务咨询公司以及中国项目网，为中国诸多重大项目引进外资和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引进国外政府的赠款和出口信贷参与包括三峡工程在内的几十个在华大中型项目。我们的客户有国企、央企和民营企业，也有国际知名跨国公司。作为中国企业家，我早在1999 年便成为北美主流刊物《加拿大商业周刊》的封面人物。作为海归创业的代表，2002年我被国家发改委《中国投资》杂志评为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我又在思考还能更好地做些什么，什么是我下一个的人生突围，怎样才能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 70年代，当很多人都忙着“革命”时，我捧着破烂的英语书躲在角落里苦读；中学时被下放到方圆几里都地广人稀的偏僻农村，陪伴我的是一台可收到海外新闻的小收音机和每天的《参考消息》；80年代中期，当不少人都争先恐后去捧铁饭碗时，我没有犹豫放弃了外经贸部的工作，去读当时国内大多数人还不熟悉的MBA；90年代刚开始，当大多数留学生还在西方世界勤工俭学时，我已经做了跨国大公司的董事经理，出任了海外政府高级经济代表，深刻地体验了另一种文化和制度的精髓；而当更多的人都开始出国留学时，我选择了回到祖国创办自己的公司，开创了人生的创业创新。那时，距离今日的归国创业热潮，早了二十多年。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使命情结，恪守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士者理想。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个人兼济天下有什么最佳之道？怎样才能让社会更加美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我曾经也有三年担任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兼职教授并开设了国际商务管理课程，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一大乐事。就是在北大授课期间，我萌发了做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海归社团和国际智库的愿望。 于是，我决定进行人生的第六次突围，将目光放大到中国国际化高端人才，推动留学人员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贡献，建立中国的全球化智库。推动中国国际人才事业和创办全球化智库 最近十余年来，我的工作重心已经放到从事公益性的社团和智库研究活动上，从组织实践、理论著述和政策建议等多方面推动海归事业的发展。 作为一名留学人员，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一直是我敬仰的人物。我想，一百多年前的人物尚能推动中国的留学事业，作为当代的留学生，更应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回国不久就加入了欧美同学会，旨在通过这个中国留学人员最大的平台汇聚更多志同道合之人，推动中国海归事业。 2002年，我提议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商会，为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归群体中的商务精英人士创建一个组织、搭建一个人际网络平台。但商会的创会，却并不那么容易。我带着自己公司的员工，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组织筹建工作，并联络各界精英学长，建立网站、编辑出版会刊，2002年10月17日，近百位留学归国人员包括田溯宁、张朝阳、吴鹰、徐小平、闫长明、毛大庆、莫天全等，聚集在位于北京南河沿大街111号的有90年历史的欧美同学会会所，欧美同学会商会就这样成立了，我被推举为商会首任创始会长。2005年5月，《财富》全球论坛在北京召开。因为大雨，首日的财富论坛开幕式从天坛公园祈年殿移至人民大会堂，我在这里碰到了欧美同学会商会副会长、时任中国网通集团总裁的田溯宁。交谈之中我们都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海外的人力和智力资源，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获胜，也需要一大批国际化人才和团队，不过这样的人才还少，需要有一个更高的平台把海归精英力量聚集起来。就这样，2005年，在欧美同学会商会的基础上，我又和其他优秀海归如田溯宁、王波明、李山、汤敏、王维嘉、傅军、赵民等人一起发起了2005委员会并担任创始理事长。 2007年，我对近年来海归创业的资金难题做了研究，向总会和有关领导提交报告，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亲自过问和批示，并由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出台相关政策。这时，我又给欧美同学会打报告，创办了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以充分发挥国际化人才的国际视野、智力密集优势和遍布世界的人脉网络，为国家和政府提供战略层面的建议和意见。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发挥海内外留学人员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并实施和组织有关调研和研究、协办海外高层次人才研讨会，向国家有关部委提交了上百份建言献策报告，很多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过去这些年里，也曾经多次组织“千人计划”工作建言献策座谈会，邀请了施一公、王小凡、饶毅、裴钢、陈十一、薛澜、钱颖一、李家洋、张亚平、曾益新、邓峰、董克用、曹雪涛、邓中翰等知名留学人员为国家“千人计划”工做出谋划策。 2008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奥运精神深深影响了我，这一年，我正好50岁，到了人生“知天命”的年龄。回首穿梭于东西方的这些年，我深切感受到智库对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意味着什么。于是，我决定把人生的精力投入到一个全新的事业——创办一家国际化智库，为我中华之崛起贡献智慧的力量，我称其为自己的“中国梦”。我想，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不仅需要基础设施等硬实力，同样需要智库和思想等软实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情结吧。2008年我和我太太苗绿博士联合创办了全球化智库（CCG）。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全球化”命名的智库研究机构。当年在中国谈起“全球化”，还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词汇。智库创办近10年来，我们不断研究和推动全球化在中国的发展，连续多年举办中国与全球化的各种论坛和研讨会，出版全球化的蓝皮书和各种报告，推动中国参与全球化。今天，中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参与全球化，习近平主席2017年初在达沃斯的演讲将中国对全球化实践和总结以及理念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今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的主旋律。 最近这些年来，智库紧扣“全球化”的主题，深入研究并关注全球化产生的新问题——近两年全球范围内的“黑天鹅”事件频发，“英国退欧”和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给全球化未来带来巨大“冲击波”。在全球化面临重大挑战、逆全球化思潮出现的关键时刻，CCG 在长期跟踪研究的基础上又推出了逆全球化思潮下的中国方案系列：《客观认识逆全球化，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FTAAP：后TPP 时代的最佳选择？》等系列报告，并出版了中国最新深入研究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原因、本质、规律及趋势的书籍：《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政府与企业的挑战与机遇》。由CCG主办的品牌活动“中国与全球化论坛”和“中国企业全球化论坛”已连续多年举办, 吸引了来自国内外政府、企业界以及学术界近千位精英人士踊跃参加, 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主题下最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的高端论坛，为中国企业全球化之路提供了切实的支持与帮助。黄孟复、龙永图、何亚非、魏建国，刘燕华、章新胜、吴建民、张琦、吴岩俊、唐一军、陈启宗、曹德旺、陈峰、刘永好，王石，傅成玉、唐修国、汪潮涌、钱建农、乔健、陈健洲以及多国驻华大使出席了CCG的全球化系列论坛并参与研讨。2017 年4 月9 日，在第三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上，CCG 邀请了陈启宗、陈永龙、崔洪建、丁一凡、方晋、高志凯、郭丽艳、何宁、黄剑辉、霍建国、贾文山、江山、金灿荣、刘欣、吕祥、庞中英、时殷弘、苏浩、孙永福、汤敏、滕建群、屠新泉、王义栀、王直、徐洪才、查道炯、张燕生、张蕴岭、郑永年、周晓晶、朱锋等三十余位国内外顶级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贸、金融、安全、能源、海洋和发展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话全球化”，共同探讨中国的全球化之道。 自CCG创办以来，我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全球化研究、国内外人才战略研究、企业国际化和国际化智库建设和组织等方面。我深知，只有从更加专业、理论、国际化的层面，打造被主流政策决策者认可的智库平台，建言献策，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全球化事业和国际人才事业，全方位实现我们的历史使命。 在这个过程中，我非常关注和重视研究国际人才战略、中国海归与中国留学人员群体。作为一名海归，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国际优秀人才的事迹和精神记录下来，如何从各个层面为中国国际人才群体服务，如何促进中国的人才强国战略，如何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做出更大贡献。我不再满足做一个企业家，而是把目光转向了人才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十多年来，我在国际人才、中国海归群体与海归创业管理等领域开始了广泛的研究，出版有关研究著作近四十部和有关专业文章一百多篇，得到政府、社会和业内的认可。 2008年，我应邀作为专家，参与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起草工作和促进了国家“千人计划”政策的出台。2009年，应中组部邀请，为中组部部机关近300 位官员做国际人才竞争战略讲座。2010 年，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举办的首届中国人才发展论坛上，我提交的大会重点发言论文《中国海归创业的贡献、成功要素和需要克服的困难》获大会一等奖，获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颁奖。同年，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一书获得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广东省委干部读书会上的导读和推荐，并推荐给了全省干部。CCG关于解决海归社保问题的建议获得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重要批示。 这些年来，我同时热心海归组织和实践工作，通过组织大量活动，包括连续十多届参与举办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发展论坛，数千人次参加，各相关部委领导和欧美同学会原会长韩启德和现任会长陈竺多次参加，影响广泛。我也连续成功协办了三届欧美同学会海外高层次人才建言献策座谈会，邀请美国、英国等11个国家的近百名海外留学人员专家学者和精英人士出席会议并座谈，其中包括李成、郑永年、黄亚生、赵穗生、陈志武、刘宏、张旭东、姚树洁、刘亚伟、黄靖、李百炼、李大西、王绍光、黄伟、颜海平、庞晓东、赵启光、金李、张伯赓、周玮生等诸多海外知名留学人员与中央和国家领导人，让国际精英为国家建言献策，发挥他们的国际视野和智力密集优势。 这些年来，CCG已发展成为中国国际人才领域的权威研究机构，推动了中国留学和海归群体研究，推动了中国国际化人才事业的发展。自2012年起，我在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主编出版了“国际人才蓝皮书系列丛书”和“企业全球化蓝皮书”系列，包括《中国留学发展报告》、《中国海归发展报告》、《中国国际移民报告》、《中国区域人才竞争力报告》，《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等，得到了国内外数百家媒体的广泛报道和业界认可，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CCG 近年来的部分研究课题如“国际人才竞争战略”、“千人计划”、“国家绿卡待遇完善”、“人才签证”、“海外华侨华人专业社团和专业人士”、“中国海归创业支持启动计划”，北京中关村人才新政，包括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移民组织（IOM）等，都成为了国家相关政策出台的参考依据。 从“海归”到“海鸥”，在创造出这些新名词的同时，我在中国留学与国际人才方面所做的一切，不知不觉中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推动中国海归事业发展。在努力为中国走向世界，为开放中国融入全球化大潮做出贡献的同时，中国海归事业的发展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崭新的境界。 2013年10月，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有三千多名留学人员代表参加的欧美同学会百年庆典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广大留学人员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他指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尚贤者，政之本也”，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使留学人员回到祖国有用武之地，留在国外有报国之门”，提出留学人员要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民间外交的生力军”，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在创新创造、促进对外交流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次讲话里面，也吸收了CCG 相关调研课题的建议。可以看出，中央新一届的领导对中国国际化人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中国民间创办的社会智库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但和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相比，在整体影响力上仍处于明显弱势。CCG成立前，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看上去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然而，当梦想照进现实后，你会发现，有时候，现实比你想象的更加残酷。对于我来说，除了要维持100多名研究和工作人员的团队运营外，我们每年还要在国内外举办各种论坛、学术研讨会，大大小小的活动算下来一年有百余场。从2008年创办开始一直到2012年，CCG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我每年需要自掏腰包才能勉强支撑智库的运营。虽然很难，但我一直坚持了下来。因为在我眼中，CCG不是一个企业，而是一种公益，我更看重CCG 资政启民和对国家建言献策的作用。CCG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社会智库研究机构，其中包括全球化人才发展基金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还成立了CCG一带一路研究所、CCG世界华商研究所，CCG华人华侨研究所，CCG那三届研究会等。CCG的新型智库平台吸引了100多名的国内外官产学知名专家加入CCG 的智库研究网络。CCG入选了中组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授牌的“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被人社部授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还成为了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单位，也是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工作组成员和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等。 经过近十年的不断探索与坚持不懈，今天的CCG 已发展成为国内外官产学交流的高端平台；也是海外网点最多，国际传播最多的中国社会智库；每年出版社科院蓝皮书最多；做智库活动及国际交流最多；建言献策成果丰富；从多个领域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国内领先的社会智库。我最近提出的《关于成立国家移民局的建议》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张高丽副总理和王沪宁、栗战书等中央领导的批示。我和CCG 多年的努力也得到了国内外的专业评价和认可。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2016》中，CCG 表现亮眼，在全球约七千家智库中，位列第111 位，在全球最佳创意和模式创新智库、全球最佳质量保证和完整策略及程序智库、全球最佳互联网应用智库等多个单项榜单中位列中国智库第一。CCG 在国内多个榜单中也获得充分肯定。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发布《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6）》中，CCG 是唯一进入影响力排名前十位的社会智库。在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和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国智库发展评价报告”中，CCG 再次位列中国社会智库第一。 作为国内社会智库的代表，我很荣幸地在2015年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当我从李克强总理手中接过聘书的那一刻，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份现实中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智库的发展之路任重道远，CCG将不懈探索，砥砺前行，为建设中国的大国智库，献上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最后，如果说把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77、78、79级毕业生人群称为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共生的一代人，那么在当今中国，77、78、79级的同仁还需要继续发扬他们在我们时代的开放性格与开放精神。今天的中国，还需要继续加强改革开放，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还需为今天的年轻人铺路搭桥，以引领带动更多人共建“优良国家”。为了开辟通往更美好社会的前路，我们77、78、79级更应该将“那三届”人生开放创新与思想解放精神发扬光大。 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个人与时代总有一段交集，或擦肩而过，或正逢其时。我们77、78、79级那三届与过去40年中国的波澜壮阔相遇，因为这个开放的时代而获得了多元的成功渠道。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如同一面小小的镜子，能从中窥见个人命运与时代开放的诸多关系。我真切地庆幸自己能与国家、民族和全球化时代的开放脉搏一起跳动，在不断突围与创新中铸就自己的开放人生。全球化的世界在缩小变平，我的心却将变得更加开阔。本文摘自《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一书，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
2017年6月8日 -
游忠惠：向世界展现深圳慈善风采
理事简介游忠惠，CCG副主席、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5月30日，由比尔·盖茨夫妇和沃伦·巴菲特发起的全球慈善行动——“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公布了最新加入人员名单。深圳市海云天投资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游忠惠承诺将半数以上资产捐给慈善事业，成为中国内地首位签署“捐赠誓言”的女慈善家。在签署“捐赠誓言”的前几天，游忠惠接受了读特记者专访。 游忠惠参加全球善财领袖计划，并与比尔•盖茨合影。做慈善是企业家回报社会的良好方式游忠惠的名片上，关键词是信息、教育和生态。20年，她打造了中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深圳海云天公司，也打造了以大健康产业助力当地经济发展的优质项目——贵州梵净山生态植物园。这很好地诠释了她的人生志向——尽己所能，服务社会。通过海云天公司，她以“互联网+教育”促成教育公平公正、教育资源共建共享；通过梵净山生态植物园，她着意授人以渔，用产业来扶贫，努力把慈善进行到底。算起来，自2004年走进贵州山区捐资助学开始，游忠惠已经在慈善路上不停奔走了10几年。在由《公益时报》编制的第十四届（2017）中国慈善榜上，她以向贵州省毕节市政府、中山博爱基金会捐赠合计1140万元的2016年度捐赠总额名列第95位。今年4月，她又捐款400万元援建毕节市纳雍县昆寨乡民族中学寄宿学校，为当地贫困学生提供更好学习环境。“做慈善不仅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更是企业家回报社会的良好方式。”游忠惠说，这不仅仅是捐钱、捐物，还要捐智慧、捐时间、捐行动，要持之以恒，注重可持续发展。慈善不是简简单单的给予刚刚完成的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全球善财领袖计划”项目第一阶段学习，让游忠惠对慈善有了更通透的认识。16天，她和同学们在美国先后访问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中心……学习公益领导力、家族慈善与家族传承等课程。慈善是个事业，而不是简简单单的给予。这是她收获的第一个公益新理念。在细细研究这些基金会慈善资金投向的领域后，游忠惠感叹，那些以慈善为事业的精英，几乎把每一分钱都投在了能发挥其最大效用的事情上。如建立于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00多年的时间里，致力于提升医疗卫生水平、改良农业根治饥馑、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等，成效卓著。心存高远，着眼未来。不图一时善行之名、一时施舍之快，而是把慈善做成滋润心田的甘泉，做成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这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影响力。”游忠惠说。在2017年Giving Pledge年度聚会上，游忠惠与沃伦•巴菲特合影。财富与慈善完美结合才可持续在纽约，游忠惠与同学们迈入洛克菲勒庄园，探求“家族慈善与家族传承”的奥秘。“我得到的答案，是财富与慈善达成了完美结合。”游忠惠轻轻地说。 在她看来，正是因为把家族财富放进了公益基金会，让财富融入慈善，一个家族才由此结成百年不散的同心圆。而当一个家族传承了最宝贵的财富——慈善精神时，便夯实了这个家族历久不衰的根基。此次游学，让学员们最激动的，莫过于同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发起人之一、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的面对面交流。在比尔·盖茨的见证下，学员们自发成立了全球善财领袖俱乐部。“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仅仅完成财富的聚集是不够的，还要把财富散布到有价值的地方去。合法聚财、有道散财，完成良性循环，构成完整的企业家精神。”游忠惠感到豁然开朗。让深圳慈善得到世界的关注借助深圳国际公益学院这个平台，游忠惠和同学们一下子领略到了慈善事业“国际舞台”的风景。而在交流过程中，美国的慈善家们也对中国、对深圳的慈善有了全新认识。“他们得知我们可以通过微信来做慈善，很是惊讶，特别想来深圳考察学习。”游忠惠说，这说明我们并不缺乏做慈善的技术手段。同时，深圳也已经有了一批长期践行慈善理念的企业家。“像我所在的同心俱乐部，很多企业家成员也是了不起的慈善家。”慈善是全世界都懂的语言，是和平的纽带，是友谊的使者。游忠惠认为，现在一个重要的使命是，把深圳慈善和世界慈善联系起来，让深圳慈善风采得到世界的关注。这是一座城市软实力的体现。她说到做到。数天后，她签署了“捐赠誓言”，让世界看到了来自深圳的慈善风采。文章选自读特，2017年6月6日
2017年6月7日 -
钱颖一：培养创新人才不缺投入缺思路
钱颖一，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清华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系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不够多，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下面让我们看看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对于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相关问题的看法吧~胜任有竞争力工作的都应该是人才 记者：创新人才培养是高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肩负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各个高校为此作出了许多探索。为何社会依然对高校创新人才的培养需求迫切？ 钱颖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在校学生最多的国家。中国高校在校生有2700万人，每年录取本专科学生700多万人，这些数字都是全球第一。相对于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受教育群体规模，无论是科学技术成就、人文艺术贡献，还是新产品新品牌新商业模式，创新人才还是显得太少。 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例，据《自然》杂志引用的数据，中国发表的研究论文的数量在2005年占全球总量的13%，在2015年增加到20%，仅次于美国。虽然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但是科学研究突出成果仍不够高、不够多。日本从2000年到2016年，共获得17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平均每年一个。当然，中国经济发展按照人均GDP计算，目前只相当于日本20世纪70年代水平，所以可比性不强。但是我注意到，日本在1980年之前已有3人获诺贝尔科学奖，80年代和90年代也有3人获奖。中国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人获诺贝尔科学奖，仅从这个指标来看，我们的差距是明显的。 这让我想到“钱学森之问”。钱学森在2005年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他当时只是针对科学研究而言，但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系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不够多，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 经济发展靠什么？除了靠物质资本还要靠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靠什么？要靠教育。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人才”的理解偏窄。我们一说人才就是指高层次人才，指的是院士或者是“千人”“长江”“杰青”等，一定得有个“帽子”才叫人才。我觉得这样理解人才的概念有些狭窄了。除了这些人外，中国还需要大量的适应市场经济，适应企业需求的有专业训练、有技能的人。他们不一定有多高的学历，但只要能胜任有竞争力的工作，就应该是人才。 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用句俗话说，就是既不“顶天”又不“立地”。一方面，我们大学教的好多东西与现实脱节，使得很多毕业生在工作岗位上无法适应企业和市场的需求。这是不“立地”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我们教的东西往往又太具体，太专业化，不利于创新创造。这是不“顶天”的问题。培养创新人才，要尽力保护和鼓励好奇心与想象力 记者：过去10年，你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有10年的教育实践经验，还撰写了《大学的改革》一书。你认为我们的教育为什么不能培养出大量的创新人才？ 钱颖一：我们的教育体制，确实有它的长处，所以才会有现今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但是它也有突出的短处，其中一点是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成长。我想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是我们对教育的认识存在偏差，总是局限在“知识”上。教师传授知识，学生获取知识，好像就是教育的全部内容。但创新人才教育，仅靠知识积累就可以吗？ 创造力确实需要有知识，但是不仅仅是知识。爱因斯坦的两句话一直对我影响很深，一句是“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地好奇”，另一句是“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从这两句话中受到启发，我提出一个简单的假说，就是创造力等于知识乘以好奇心和想象力。 这样一个简单的公式告诉我们，知识越多，未必创造力越大，也就是说，创造力并非随受教育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当然，知识通常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而增多，这没有错。经济学家度量“人力资本”的通常做法，就是计算受教育的年限。但是，好奇心和想象力与受教育年限的关系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它们取决于教育环境和教育方法。 儿童时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特别强，但是随着受教育的增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很有可能会递减。这是因为，知识体系都是有框架，有假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往往会挑战这些假定，突破现有框架。当然这些挑战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正确，所以会被否定，但是这在客观上也产生了压制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效果。如果是在应试教育之下，情况就会更糟。当学生学习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好成绩，当教师教书的唯一目标是传授标准答案，那么结果很可能是，教育投入越多，教师和学生越努力，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减少程度就越大。 如果创造力是知识与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乘积，那么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增加，前者在增加，而后者在减少，结果作为两者合力的创造力，就有可能随着受教育的时间延长先是增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会减少，形成一个倒“U”字形状，而非我们通常理解的单纯上升的形状。这就形成了创新人才教育上的一个悖论：更多教育一方面有助于增加知识而提高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因压抑好奇心和想象力而减少创造性。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得判断教育对创新人才产生的作用变得困难，但是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大学辍学生很有创造性。 所以我对“钱学森之问”有一个简单的回答：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而是我们的学校在增加学生知识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减少了创造力的其他元素，就是好奇心和想象力。如果这个反思成立的话，改变现状就必须创新大学的教育模式。大学除了教学生知识外，还要创造一种更加宽松的环境，尽力保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与想象力。创新人才培养，缺乏的不是投入，而是创新的思路 记者：如何改进我们的人才培养，从而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 钱颖一：我们培养的很多毕业生还不够“顶天立地”，出现这个问题跟我们的教育同质化有关。现在教育部已经开始区分三类大学，即把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技能型大学，这是对的。但还要各个大学真这么做才能有效果。 我们每年毕业700多万大学生，我认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要达到这样的标准，到了用人单位能够直接上手工作，能够直接对经济有贡献。这就涉及他们要在教育体系中得到各种实用技能的培养，要有人文社科的素养、理工农医的技能，也要有团队工作、沟通交流的能力等等。他们当中的少数人还应该有创新潜质，这些学生应该多学一些所谓“无用”的知识，鼓励他们开阔思路，跨界发展，并且根据每个人兴趣禀赋的不同，提供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宽松的环境，进行个性化培养，帮助他们成为创新人才。以培养这类人才为主的学校要更多着眼于未来。中国有两千多所大学，大多数大学以学生就业为导向，但总得有一些大学，目标长远，以培养未来创新人才为己任。 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教师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职业技能型大学在概念上已进行了区分，教师怎么根据这个区分去进行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师的强项是在“知识”上，习惯于围绕“知识点”来组织课程和教学，往往“知识点”的面比较广，但是不够深。老师讲课内容多，学生做题做得多。这导致我们的学生很难把不同的知识点联系起来，不会交叉、跨界。因为各种类型的题目见得多，所以中国学生容易在考试中胜出，但是真正有能力的人，应该是那些事先没见过这类题目，却能想出答案的人。培养创新型人才，教师要告别过去那种教学方法，根据所在学校的类型和定位，提供更能帮助人才成长的教育。 创新人才的教育，也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近年来，民间力量在高端创新人才教育方面已经起步，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位于杭州的湖畔大学和西湖大学。湖畔大学是由本土企业家创办的，而西湖大学是有海外执教背景的归国科学家创办的，一个很“土”、一个很“洋”，一个很“商业”，一个很“科技”。虽然这两所大学非常不同，但都定位于创新人才的教育。湖畔大学是为了培养具有世界级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西湖大学是为了培养具有世界级创新水平的科学家。这些民办学校探索新模式，创造更加宽松的教育环境，这都是创新人才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 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创新，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创新人才培养。我们缺乏的不是重视，也不是投入，而是创新的思路，创新的方法。 总之，中国需要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创新人才，并不局限于科学家和企业家。这些人才不能依赖同一种教育模式，也不可能都从同一类教育机构中走出来。培养创新人才，教育必须创新。一是需要创新教育模式，二是需要创新的教育机构。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够在教育模式和教育机构这两方面都勇于创新，有所担当，中国高等教育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就一定大有希望。文章选自光明微教育，2017年5月31日
2017年6月6日 -
“一带一路”下企业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访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焦涌博士 2017年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公开会见的第一个中国人--马云。马云为什么能“走出去”？2016年12月6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年内第二次来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重大项目--碧桂园森林城市，第三次现场点赞碧桂园。碧桂园为什么能“走出去”？ 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焦涌博士接受《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时表示，企业让人尊重是成功的条件之一。 “一带一路”的三个误区 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你如何看“一带一路”？ 焦涌：我认为现阶段对“一带一路”的认识有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认为“一带一路”就是搞建设。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建设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城市更新、交通基础设施需要建设，但更需要从整个国民经济和产 业结构角度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结构化设计，如产业发展趋势、细分市场研究 等等。只有规划先行，才能有针对性地走出去。 早在2015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讲生态修复、城市修复，这会带来几十万亿的大蛋糕。城市更新需要大量的建设和投资，生态也需要大量的投资建设；高铁时代来临，也需要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诸 如此类的机会国内已经非常多，并不是存在“产能过剩”，才要“走出去”。 从客观上讲，国外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根据我们 做的研究，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水平在30%左右，我们的投资拉动水平是60%到70%以上。这意味着机会多、空间大，挤压效应非常明显。这30年中国的基 础设施建设能力发展比较快，在全世界领先，基建投资“走出去”到海外比较多， 有市场需求。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一带一路”是抢资源。比如哪个国家有矿、有油，我们过去抢资源，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角度，从自身发展 的角度如何整合资源，如何进行战略性合作，如何解决发展瓶颈问题，这里面有刚性需求。比如“港口”和“码头”的投资建设运营，中国已经搞了几十年，这里面的经验积累、投资运营能力、风险管控能力对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一种补充，甚至有着极强的互补性需求。这里面的运营服务就是一种特许经营权，但这个特许经营权首先是以服务当地为主，而不仅仅是为我们服务。例如，某企业到了老挝，是姓老还是姓中的问题，我认为一带一路走出去，到了老挝就应该姓老挝，而不是姓中国。如何让中国企业本土化？这或是一带一路真正的价值，如果“一带一路”走出去特别是服务型企业到那里都还属于中国，就会出现问题。这几年，很多实力企业疯狂地进行海外并购，这里面就有一个中国企业是“参股”还是“控股”的问题，对于企业来讲，不言而喻的是，市场为导向最重要，只想控股这并不现实。 第三个误区，“一带一路”走出去是输出产能还是扩大市场？我们不要认为一带一路走出去就是把过剩的产能输出去，而是消化、吸收新兴市场，实现高度融合。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供给侧改革，在全球化大市场的今天，一带一路国家有新的需求，所以，我们的供给侧就要改变自身的供给。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具备了放眼全 球化市场的能力和准备，互联网企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都有走出去的需求。 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大力招商引资的时候，基本上是给我们什么，我们就要什么。现在不再是这样。要看到这个国家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不是我们非得要做“梯度转移”，原来打算污染企业往山区转型，现在没机会了。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如何思考这些问题？最难改的就是“观念”。 从农耕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人的改变历程太漫长，太痛苦。但是当投资拉动来的时候，当我们的产业快速流入的时候是瞬间的变化，而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挑战。例如我们不可能把中国的发展路径照搬到缅甸，希望缅甸这五年像中国的1985-1990年，另外五年像中国的1990-1995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们走出去的最大挑战。我们不能有这样的误区，认为我们走出去埋头干就行了，必须从当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人情、人文、信仰等多角度进行了解熟悉，要多做一些软输出，而不是硬输出，现在我们的“软文化”输出是极其不够的。比如孔子学院早期的想法很好，最好的软文化输出，但是没有做好，这项工作仍然要去做。 中国经济报告：如何让投资拉动？如何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 焦涌：一些沿线国家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落后，虽然有亚投行、丝路基金，虽然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这里面蕴含 的不仅是给它多少钱，而是需要改变它的资本化思维。就像我们改革开放之初， 传统的金融机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先改善的也是这些。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城市更新、城镇化建设的ppp模式等等都是可以借鉴的投资模式。 综合的服务水平，比如互联网思维。现在与以前不一样，以前的服务讲的是人，要改变人，要有服务意识，素质要提升。现在的服务是“基础设施+互联网+纽带”，这时候互联网是一种平台，当今世界对我们而言，整个的服务半径和空间都缩小。以前两个人对话得拍封电报、甚至写信，现在用手机、微信十分便捷。一带一路沿线有的地方没有2G，而中国已经普及4G，现在我们要进入5G时代。这对整个观念来讲需要迭代思维甚至颠覆性的改变。 中外建“走出去”的故事 中国经济报告：请介绍中外建在“一带一路”国家“走出去”的情况？你的切身体会和感受又是如何？ 焦涌：中国外建集团曾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国企之一。于1992年成立，当时主要业务是劳务输出，对外的使领馆建设，中国对外的援助建设。后来对外援助使领馆建设的使命到一定阶段后没那么多了，怎么办呢？还是做国内的业务，作为最早一批央企混合所有制改制的企业，成功实现了是由传统的基建型企业，转型成为以投资为主，建设为辅的建设型企业，辅以做产业研究、市场研究和健康养老地产开发等等。我们城市的多功能战略研究给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前段时间我们与一带一路的节点城市安宁签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包括从政府的投融资--基础设施建设--特色小镇的建设，一条龙产业园的整体投资建设运营。其中，中外建城投与安宁市政府发起设立的300亿规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已经启动。 2000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2009年我作为中国中小企业家考察团的副团长赴法国。中国驻法国的商会和法国的一些朋友建议我去法国看一看，当时是想做一个中国对外的自贸区。 因为当时中国服装鞋帽行业出现过剩，中国的服装出口有关税，我们想在法国做一个自贸区，服装半成品走出去之后从法国辐射到整个欧盟、非洲。我们与夏斗湖机场的董事长、总裁见面商量，他们有意向愿意拿出10-15平方公里的土地，让我们做一个以服装鞋帽为主的自贸区。 后来遇到了很多问题，中国企业品牌的山寨能力让法国人惊叹，我请他们回来考察中国企业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早期主要是代工，例如法国的一些品牌是中国在代工，他们发现中国的代工做得不错，但在市场上流通很多这样的品牌，而且价格只有120元。他们说在法国这个服装是很贵的，为什么在中国才120元？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这个LOGO是假的。所以中国企业当时遇到的问题就是信誉问题，我们对品牌的自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不够。 我们前期投入很多，运作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后来法国中央大区叫停，被迫叫停使得我们损失很大。当时我们“走出去”的时候面临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也将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走出去，在柬埔寨、越南、缅甸，我们也会做园区。“一带一路”“走出去”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中国经济报告：“走出去”遇到的困难和障碍？ 焦涌：当时我们在法国遇到的问题是，他们认为我们到法国做自贸区，对整个欧盟都是冲击。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套牌的风险太大，会让整个欧洲的品牌受到损失，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防范。为什么会防范我们？即是对我们的认知不够，也是我们自身对品牌重视不够，没有准备好就走出去，彼此间不够熟悉。所以走出去的时候，以什么样的状态走出去很重要。如果我早知道欧洲、法国对中国的服饰，对中国的品牌认知到这种程度，我们绝不会大张旗鼓的，花巨大成本，以这种姿态走出去。所以打铁还得自身硬，为什么我们现在敢说高铁走出去，基建走出去？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前面提到房地产企业可以走出去，是因为中国高速发展的30多年培养和锤炼了我们的这些能力和经验。互联网企业走出去，投资企业跨国并购等等都是如此。是因为我们的建设水平、开发水平 看得见，成本又低，品质又好，才不会被排斥。当然，走出去还要做好战略布局与市场研究特别是政治环境的综合考量 比如美国对华为的走出去，就产生了排斥，认为我们是在不正当竞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马云为什么能“走出去”？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见马云，全世界都认为淘宝做得很好，所以“走出去”对中国企业自身也是个触动。世界已经摆在面前，不管你愿不愿意走出去，市场就在那里，不走出去，就会面临被对手拉下马的危险。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和市场需求角度看肯定是要走出去，早比晚好，当然走出去的前提还是能力和实力的匹配，需求的匹配，认知的匹配。 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中国经济报告：狭义地认为“走出去”是过剩产能输出，恐怕不利于企业更好地“走出去”？ 焦涌：一定不能这么讲。会产生反感情绪。但确实是技术力量、人才力量、 资本实力，资本有需求走出去，这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根本需求。“走出去”的企业一定不要抱着去抢滩、抢资源的态度，要有对让人充分的认知和尊重的角度才能走出去，走得好，才能获取更多的市场空间和机会。 在国家层面讲“一带一路”的时候，特别需要一个整体的一个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就企业而已，组团出海肯定比分散的单打独斗要好，比如福建的企业以商会的方式组团走到了缅甸、柬埔寨的就特别多，成功概率也高。由于与周边国家离得近，对周边的国家熟悉，他们“走出去”的人多了，带动效应就很明显，风险防范能力 也会整体加强。 一带一路要光明正大的走出去，不仅仅是经济层面，要系统性的走出去，文化、经济、金融、服务、人才、理念等方面都要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没提出来之前，大家走出去都是有钱就赚，没有钱就不干。现在鼓励企业走出去，变成一种国家战略层面的支持，让很多企业认为这是个机遇，但这个机遇来临的时候能否把握好，这个机遇能否变成良机？还是要有个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思考和安排。 中国经济报告：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如何防范风险？ 焦涌：在国家层面，需要经济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需要投资拉动，他们往往不缺劳动力，而是需要资金、需要技术和人才、需要经验，要能解决发展的问题，这是根本。但谁来投资？能带来什么？投资安全吗？能不能得到预期回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于投资双方都有一个相互理解和认识的过程，而价值观要相似、相通，民心相通，金融要融通。为什么要融通？货币在那儿相互兑换要方便，投资体系要能没有界限的链接起来，商业模式能够彼此融合，至少要有利可图。 最大的投资风险是政策环境，地缘政治有影响，政治不稳定，货币不稳定等，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整体走出去就是要从根本上共同、系统防范风险，而不是仅仅靠一个企业，一个项目走出去。这样一带一路战略就没价值了，要从战略层面思考这个问题，系统性地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完战略之后没有战术安排了，各打各的，单兵作战。 组团出去，包括企业，要发挥民间的力量，许多走出去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 家，因为他们的嗅觉最敏锐，他们在机遇面前没有任何的局限，没有束缚，对市场的反应最敏锐。由于嗅觉敏锐，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侨二代侨三代华侨的免疫力很强，更加接地气，抗风险能力更强。反而是央企和大国企走出去后瞻前顾后，反而在风险防范能力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央企“走出去”缺乏接地气的历史，都是援建出去的多，专业化判断和市场化检验的少，效益盈亏不敏感。而民营企业走出去首先要盈利，否则走不出去，那这个时候就要靠非常市场化的机构，非常市场化的人和信息资源，而且首先是要先融入再发展。像华为“走出去”，是靠自身的成长力量成长起来的。 一带一路倡议引导着资本走出去，同时，要把沿线带起来。我的理解是，比如四川、贵州、云南这些内陆地方，正是迎合了一带一路把腹地资源向外释放，与海洋经济带的“背向而驰”，恰好把长江沿线以西的区域全都带动起来。像欧亚大陆通了，义乌到德国的火车开通了，带来物流条件的改善，把我们很多产品，产能通过交通基础设施运出去。建设当中也能把地方的资源充分的挖掘出来，最大化的展现价值。 我们讲一带一路走出去，中国文化包括传统文化也应该走出去，与基建一样，是最有竞争力的一个元素，这不能忽视。现在是硬件走出去，软件更要走出去，企业家走出去，文人、艺术家也要走出去，学者也要走出去。 我说的组合是金融家要“走出去”，顾问团队要“走出去”，艺术家要“走出去”，人文学者要“走出去”，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把中国的综合的实力要集中展示。比如企业有马云的阿里巴巴“走出去”，中交建、中铁“走出去”，同时还要有余秋雨“走出去”、范增“走出去”，这个需求不是我们强加于谁，而是这种文化的力量能够影响和提升引导，挖掘一带一路协调发展的理念价值、文化价值。 中国经济报告：纸上谈兵肯定走不出去。你如何看华侨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走出去”中的作用？中国企业又该怎样“走出去”？ 焦涌：现在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在引导，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是不行的，这个时候应该是一种有形的手去引导。第一，华侨要动员起来；第二，多领域合作要系统安排，组团出去，整体出去，在产业结构上研究每个国家的特点和需求，量体裁衣。因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发展阶段不一样，需求不一样，资源情况不一样，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应当根据不同的国家量身订做。 30年前中国就有人开始在海外发展了，福建华侨、浙江人在海外，在西班牙，在法国的很多，依托于前辈华侨，经在海外的老乡、故交推荐和介绍，“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情感是相通的，在五通指数当中，民心相通很重要。如果是个陌生人去缅甸，认知还是有很大的落差和距离，很难很快的决策，要走出去很难。所以，“一带一路”在走出去的时候还是要发挥华侨的带动作用，我们历来都重视华侨的作用。 一带一路要发挥侨二代、侨三代的连带、纽带作用，然后通过我们的综合实力走出去。我们再组个团，比如做基建、地产、互联网、科技类，做产业园开发，再绑着很多产能资源的企业走出去，这是一个整体的合作，需要一揽子解决方案， 就像我们跟国内政府合作，我们要一揽子解决方案，其实我们走出去也是一样。从投融资到产业顶层设计规划，到具体的项目落地，都需要一揽子解决方案。 “一带一路”研究什么？是怎么做的问题。例如，我们研究缅甸，“一带一路”中的缅甸有何机会，研究缅甸拥有什么，还需要什么，我们该提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几个国家之间，或者两个国家之间互动，企业参与、政府参与，该怎么互动？研究项目，多搞商贸洽谈会、文化交流活动。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和企业之间，搞好经贸洽谈会合作，多研究具体解决方案，才是最务实的合作。 文章选自《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第6期
2017年6月6日 -
郑永年：普京能带领俄罗斯复兴吗？
专家简介郑永年，CCG学术委员会主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编者按：3月26日，俄罗斯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数万百姓走上街头抗议腐败，矛头直指梅德韦杰夫，强烈要求这位前总统、现任总理下台。尽管俄罗斯官方和非官方对参与人数多少的统计有很大的不同，但这次游行示威的确是全国性的。郑永年教授认为，考虑到俄国对游行示威有严厉的控制，这可说是近年来俄国反对党以反腐败为名所组织的一次成功的抗议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抗议的是总理梅德韦杰夫，但大家都知道针对的就是总统普京，因为前者仅仅是后者的一个“代理”罢了。普京是很多领袖崇拜的对象在当今国际社会，普京可是很多国家的领袖所崇拜的对象。无穷的个人魅力、“战斗民族”不屈的性格、高超的政治操作手段、至高无上的权威、对“敌人”的毫不留情、对国家利益赤裸裸的追求，有太多的“政治品德”表现在这位领导人身上了。就连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不仅公开对普京表示羡慕，而且展现出要和普京及俄国改善关系的真诚而强烈的愿望。的确，从表面看，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让人觉得“了不起”。首先是政局稳定。去年俄罗斯刚刚举行了国家杜马（俄罗斯议会下院）的选举，在一共450席中，普京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占了343席。而在地方层面，各级官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统一俄罗斯党党员。也就是说，普京牢牢掌握着政权，反对党的影响微乎其微。自民主化以来，俄罗斯最担忧的莫过于西方通过反对党来影响俄罗斯内部政治。普京掌握政权以来，在这方面主要通过打压反对派、立法、政策等做了大量的努力，使得现在西方很难再在俄罗斯找到有效的“内部代理人”。不仅如此，这些年里，普京通过各种举措，大大激发了俄罗斯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是树立俄罗斯民众的强国意识，另一方面是从各方面批评和反击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俄罗斯的干预。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西方民主本身这些年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因为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力的减弱（较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今天大部分俄罗斯民众都认为俄罗斯应当走自己的道路，而不要简单地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俄罗斯的强大还表现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直到今天，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第二大军事力量。俄罗斯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在前苏联时代建立起来的。苏联解体之后，军事力量也开始衰落，但衰落主要表现在军事组织和军费方面，而非技术方面。普京在组织和经费方面重组军队，结合其所拥有的技术，再次振兴俄罗斯军队。近年来，无论在乌克兰还是在中东（叙利亚），结合其高超的外交，俄罗斯军队都有出色的表现。即使就最薄弱的经济环节而言，俄罗斯也没有像一些西方观察家所说的处于“崩溃”状态。普京掌权的早期，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近年来，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没有崩盘；并且俄罗斯民众的忍受能力很强，他们充分理解俄罗斯经济的现状，并且把经济现状的恶化归之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即能源价格变化和西方的制裁。受强大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支撑，这些因为“外在原因”造成的经济困难，对大多数俄罗斯民众来说是可以承受的。表面的成就很难奠定复兴的基础所以一般认为，普京终于终结了俄罗斯自前苏联解体以来的一路衰落，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俄罗斯可以从普京开始再次走向复兴了。但是，这些表面上的成就很难奠定俄罗斯复兴的基础。无论哪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主要标志是制度，即一套新的制度的出现。强人的出现对这套制度的出现至为关键，因为新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新制度是需要强人去造就的。不过，强人的出现不见得一定会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如果强人只是为了自己，那就很难把自己的权威转化成为新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强大的只是这个强人，而非制度。今天的俄罗斯就面临着这种情况。普京塑造了一个强大的自己，但其治下的俄罗斯则很脆弱。人物变了，俄罗斯文化没有变化；制度形式变了，制度的本质没有变。在很大程度上，俄罗斯仍然面临前苏联的问题，普京能否逃避前苏联及其命运，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普京可以说是“受命于”国家危难时刻。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是典型的寡头时代。寡头当道，他们不仅主宰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也是俄罗斯政治的实际操盘手。更为重要的是，寡头们没有一点国家利益观念，勾结外国（西方）力量影响俄罗斯内政，出卖国家利益。新的寡头替代了老的寡头 因此，普京2000年一上台就不惜一切手段整治寡头。首先，寡头们必须离开政治。当时寡头得到的明确指令是他们必须放弃政治野心，才能得到中央的保护，继续在俄罗斯生存和发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很多不服的寡头开始流亡国外，有政治野心的则锒铛入狱。但是，普京不仅没有在制度层面解决寡头问题，反而以新的寡头替代了老的寡头，所不同的是新寡头的政治立场。在普京治下，亲政府超级富豪成为了新的寡头，并且成为克里姆林宫权力网络的一部分。这么多年下来，普京仍然没有改变经济格局，俄罗斯仍然是寡头经济结构。直到今天，俄罗斯仍然是原料经济，经济结构单一，中小企业发展不起来。在欧盟国家，中小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但在俄罗斯只占15%左右。一些方面，在中国人看来简直就是不可思议。俄罗斯的资源那么丰富，简单的民生经济就是发展不起来。有人说，中国一些县长可以解决的民生经济问题，普京就是做不到。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俄罗斯中小企业的不发达，除了上述寡头经济结构之外，还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俄罗斯的一些较小政党主张发展中小企业，但这些政党经常被执政党怀疑，认为他们有政治野心，因此正确的主张受到打压，不能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在寡头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下，俄罗斯的中小企业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尽管有实际上的需求。普京执政初期，经济发展快，老百姓感受到了进步。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经济实在太不好，基础低。到今天，尽管俄罗斯的经济并不是那么坏，但年轻一代已经感受不到国家经济的进步，至少不能再享受他们父母辈所享受的经济好时光了。无疑，这也是这次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的经济背景。普京不是建立制度而是破坏制度不过，荒唐的是，外交的成功对内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负面作用。普京面临的两难是：西方越反对普京的外交，内部民众越是支持他。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普京越是施展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越能赢得国内民众的欢迎，尤其是小城镇和底层社会群体的支持；但同时，普京越受民众欢迎，越能掩盖国内不断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就是说，当普京可以从强硬的外交政策方面获取足够的合法性资源时，他无需通过内部的发展来获得民众的支持。不过，就俄罗斯内部发展而言，强硬外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现在，在外交上，俄罗斯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的公开“敌人”，很难通过和西方改善关系来发展经济。特朗普意在改善和俄国关系的努力受挫，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普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确立新制度，而是相反，即破坏制度。为了掌握政权，普京进行了难以令人相信的政治操作。从总统变成总理，再从总理变为总统，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不难发现，无论是体制内外，普京的所为不是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而是以个人权力为中心的，结果造成了制度弱化而个人权力强化的局面。无论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还是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错失了制度转型和建设的机遇，今天的普京仍然在错失机遇。普京这些年通过努力所掌握的权力，赋权他进行有效的制度建设，但普京并没有这样做。结果，站在一个强大的普京背后的便是一个微弱的俄罗斯。如果普京能够支撑这个国家，那么普京之后呢？在很多方面，普京的俄罗斯仍然没有走出前苏联模式。尽管政权的支持率仍然很高，但这个支持率主要来自普京本人，而非体制。在前苏联时代，政权的投票支持率几乎可以高达百分之百，也没有人预测苏联的解体，但它最后的确解体了。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俄罗斯文化的本质，即一种“危机产生强人、强人制造危机”的循环。不过，这绝对不是一种好的循环，而是恶性循环。历史会重复，但不会简单地重复；历史往往具有戏剧性质，才能为其本身增添一点颜色。强人普京导演下的俄罗斯，上演着一幕幕使人眼花缭乱的戏剧，但人们需要很大的耐心和智力去观看和理解其背后的意义。文章选自凤凰国际智库，2017年6月3日
2017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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