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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手段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然而，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一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近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机全球蔓延之际，中国仍然成功实现了GDP增长率“保八”的既定目标。中国国内旋即有一批官员和学者开始响应由《TIMES》杂志前编辑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识”[1]，即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热衷强调所谓“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确“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的经济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价值观。 “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寻求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经济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渗透其中，这几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全面地探讨“中国模式”是个复杂的工程[2]。根据目前中国的主流观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独特的儒家文化传统等因素，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视角下对部分国家的经济政策选择、发展路径选择以及政治制度选择等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与当前中国具有相似发展历程和发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国家进行考察，均可发现所谓的“中国模式”无论从成功经验或发展欠缺的角度，或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都并不独特。就成功的经验来讲，中国的发展类似于东亚各国。学界早已对东亚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原因达成共识，亦即归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营部门的茁壮成长（虽然在政府的干预下）以及政府对教育和卫生事业的大规模投入。中国的情况和东亚各国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是社会投资。比如推广基础教育、消灭血吸虫、消灭赤脚医生、建设农田水利等。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70年代对公共教育和卫生进行了巨大的投入，这些投入奠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第二，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是市场化的成效，本质上与其他国家没有太大区别。第三，从政治上来看，中国推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约束自己的权利，避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涉。就发展的欠缺方面来讲，其不足之处也能在拉美国家中找到影子。或许以“中国模式”的一个典型区域实践案例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备受国内很多学者赞许的“上海模式”就是这样一个案例，实际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种“国进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外商投资获得过度发展，中小企业生存空间人为压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奉行着“牺牲内资，扶持外资”的政策。更严重的是，被政府奉为圭臬的“GDP中心论”为加强国家主导、发展城市、牺牲农村、支持大企业、牺牲小企业的行为提供了顽强的理论基础，最终导致居民个人收入增幅极其有限，中国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远。而在曾经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贫富差距也困扰着众多国家，最终陷入经济增长的泥淖。以巴西为例，巴西的国有企业和垄断资本的大量存在严重挤压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巴西的“强迫工业症”造就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数量普遍过低，居民个人收入增速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拉美国家曾经的发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国发展的困境。可见，所谓的“中国模式”是并不存在的。无论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经验还是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这些都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方向和原则与西方体制没有实质区别，而中国所拥有的只是“中国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普世原则。二20世纪60~80年代的巴西经济发展历程与启示巴西在20世纪60~80年代的经济发展历程可谓曲折。 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军政府执政时期。其时，巴西军政府利用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指导思想，通过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经济一直保持着飞速增长，尤其在1968~1974年这7年间，巴西GDP年均增长11.4%，这就是所谓巴西的“奇迹年代”。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奇迹”的取得是基于这样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税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视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实行以投资促增长的政策，尤其重视对工业园区建设、基本设施建设等经济项目的投入；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实现强迫的“工业化”；巴西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对外资的偏好政策等等。与GDP高速增长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卫生医疗等配套设施投入等方面却严重不足；国民财富收入的分配机制僵化，导 致 社 会 的 财 富 收 入 差 距 日 益 拉 大。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经济数据统计分析，当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634，0.602，0.568，均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巴西的“强迫工业化”造就了大量赤贫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后来成了城市里贫民区的居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资教育和卫生却大规模地干涉经济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质人口，另一方面也压低了巴西企业的生产率。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巴西近30多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加上政府产业政策偏向于资金密集的大企业，导致就业率低，结果使得没有工作的低素质人口成为犯罪人口，巴西杀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达美国的5倍。国家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使巴西在短时间内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给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留下了后患。历史表明，这些问题的确给巴西经济进一步发展制造了严重障碍。整个20世纪80年代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零，“奇迹年代”的随后即为“丢失的十年”；对比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两倍多，到2010年却不到中国台湾和韩国的1/4；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西进入高度通胀时期，金融危机屡次爆发，经济发展速度也缓慢难行，结果导致政治上也不稳定，从而更不利于经济发展。巴西的经济发展历程与目前中国选择的发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处。一样的选择政府主导、一样的推行外资优先、一样的GDP崇拜，一样的经济高速增长，当然也一样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样的土地配置问题。以国有企业的发展为例，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国进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资而轻视民营资本的观念，都是所谓的“中国特色”。通过对巴西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国有企业发展思路和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可以肯定“国进民退”这种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不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创造，更不能认为只有这种模式与中国的文化和体制结合起来才会产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奇迹，因为这一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发生过。再以收入分配为例，有些中国官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收入分配的恶化是阶段性的，是经济增长的派生物。这种观点恰是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根据拉美国家发展经验总结出来的。但观察其他东亚地区的案例，却找不到一个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例子。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有几年基尼系数上升，却恰是由于那几年韩国政府加强经济干涉所致，而20世纪80年代初韩国很快调整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基尼系数因此很快稳定并下降至合理水平。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若长期恶化，这本身就说明了它的经济模式是不成功的。此外，彼时巴西经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非常严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决。所以，中国可参照2003年以来的巴西改革经验，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将国有企业的垄断红利全部拿给老百姓，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弱国有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普通国民的收入。只有国家的普通国民具备了较强的消费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实现良好的循环。 “三架马车”的经济增长模式，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消费，政府的消费数量较小且失其公，而国际市场的消费受到的干扰因素极多，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重新审视和定位普通国民的消费能力，这在一个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比分析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历史，可以肯定地说，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独特，所取得的经济成绩也不独特，甚至它所带来的问题都不独特。因此，具备相似发展经历和发展阶段的中国更应该分析、总结并吸取巴西的经验和教训，采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发展方式，既鼓励效率同时要兼顾公平，立足当前更应规划未来，而不应该付出大量的时间、资源和社会成本再重复巴西的曲折发展之路。三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态势比较据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显示，1978~200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约为9.73%，印度仅为5.37%；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印度的几倍，而且出口远远高于印度；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和比重相对印度而言也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不断减少。基于这样的事实，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将印度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等方面落后于中国。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中国经济腾飞根本不是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而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所导致。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其他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有可能超越现在的中国。就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言，在中国经济最初的起飞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早期中国经济发展投资领域更为准确的概况应该是：先有了经济增长，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而不是先有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投资，才带动了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可从近年来印度的发展轨迹得到实证。目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已经从原来的4%-5%慢慢提高到了8%以上。这些成绩是在并没有依靠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实现的。但是，一旦印度经济步入了高速增长的轨道，有理由相信外商直接投资会大量流入这个国家。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将会产生新的资源，并带来投资机会。而一个国家有了新的资源，就可以将其配置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去。对比中国和印度，有些细节值得注意。第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中印两国之间的增长差距在缩小。平均而言，1978~1997年，中国的增长速度比印度快近两倍，但在1998~2004年，中国的增长速度只比印度快50%；第二个重要的细节是，虽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和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都比印度快，但前者的增长幅度要远远大于后者。 1978~2004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约为印度的2.5倍，但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却只为印度的1.8倍。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中国远比印度富裕的感官差别。单纯就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之所以比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增长快，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因素。尽管经济增长会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但中国较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其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增长速度，部分是由于中国政府具有控制人口增长这一巨大的政治能力。其政策的未来作用，目前也是褒贬不一，而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借鉴这种做法，也看不出哪个国家支持这种做法。促使印度经济增长的“软件设施”中大部分重要因素都集中在无形的制度领域，例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主要缺陷都集中在有形的硬件设施领域。这种遗漏重要变量的观察分析方法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从而判断错误。众所周知，现代社会中一国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度直接影响该国的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发展潜力。而通过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数据库中我们获得的一系列系统证据得出结论，那就是印度的金融体系远比中国金融体系发达且有效率，尤其是在对农村地区以及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另外，印度的股票市场对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起着极大的支持作用，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很少有机会在本国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比如联想、华为等。中国虽然在宏观经济和整体经济方面领先于印度，但在微观经济方面却落后于印度。在2007~2008年度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排在第57位，落后于第31位的印度。企业竞争力指数的一些分解指标，如企业营运和企业战略，都显示出中国的排名落后于印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解析：其一，相对于印度，中国在宏观经济上的排名和在微观经济上的排名并不一致。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是建立在强大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宏观经济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权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非常迅速，但其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资拉动的，因此中国在宏观经济排名上得分高，却在微观经济排名上得分低。要么印度的增长速度会升上去，要么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降下来。这种宏观和微观不一致的现象是不会长期持续的。其二，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只出现在最近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在早期的成长竞争力指数排名中，中国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方面的排名都领先于印度。 1998年，在企业竞争力指数方面，中国排在第42位，而印度排在第44位。 1998年以来，印度一直都在稳步、持续地改善其微观经济基础，这些改善虽然没有立即产生宏观效果，但随着改革的继续，印度经济必将获得改革回报。和印度相比，我认为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普及教育水平，而不是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在GDP崇拜的指引下，不去投资教育和公共卫生而去建楼修路，将教育和卫生成本转嫁给中国百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策。印度目前正大力加强它的基础教育投资，但在短期赶上中国不太现实，这或许才是印度与中国相比的真正劣势。综上所述，所谓的因为大量、快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带来中国经济腾飞的“中国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促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快速崛起并且持续较长时间增长的原因是“软件设施”，即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投资。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础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国，在制度建设、金融体系、企业发展以及软件开发等“软件设施”的构成方面远比中国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印度经济能够超越现在的中国。四结 论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复杂的，仅仅关注中国短期的GDP增长，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牺牲整个社会的福利绝不是长久之计。通过分析拉美国家尤其是巴西在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腾飞以及80年代经济停滞的原因，可以肯定目前所谓的“中国模式”不存在且极其危险；而通过观察印度经济近些年的稳健发展及其成功原因，又可借鉴其成功之处，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好的“软环境”。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成功的。基于对中国经济成功经验的借鉴和印度已经在“软件设施”等方面所做出的规划和努力，有理由相信印度良好的微观基础在宏观经济指引下健康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有可能超越中国。【参考文献】 [1] 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J].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2]王辉耀.中国模式的特点、挑战及展望[J].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607，2010-01-05文章选自《 深圳大学学报》
2016年9月9日 -
毛大庆：关于北京市科技创新及创新服务的建议
理事简介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近期，两部委和北京市政府共同起草的《北京加强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到2017年，北京市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初具规模；到2020年，核心功能进一步强化，北京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引领全国；到2030年，核心功能更加优化，北京市将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该《方案》中提出了五方面的任务，包括强化原始创新,打造世界知名科学中心；加快技术创新,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推进协同创新,培育世界级创新型城市群；坚持开放创新,构筑开放创新高地；推进全面创新改革,优化创新创业环境。 此外，根据隋振江副市长的表述，北京作为国家首个自主创新示范区，未来将要构建专业化的、深度整合的创新服务和孵化平台。 结合该方案的总体设想，以及我们优客工场在运营中了解到的科技创新企业的实际需求与遇到的困难，现在向北京市政府提出以下关于科技创新、创新服务方面的建议，请各位领导参考。 1. 金融创新方面 结合国有企业改革，建立国有资本创业投资基金制度，完善国有创投机构激励约束机制； 对包括天使投资在内的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等创新活动的投资，研究探索相关税收支持政策； 支持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发展，大力推动优先股、资产证券化、私募债交易等产品创新； 鼓励符合条件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实现投贷联动，支持科技创新创业。 2. 鼓励专业服务机构在企业和高校的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专业服务机构可以通过技术撮合、财务、法律、人才、市场分析、空间服务、新型组织构建等举措，实现企业和高校资源的有机结合。 我建议鼓励众创空间等创业服务机构，不断提高自身服务能力，保障和推动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 3. 鼓励创业服务机构推动中小型科技企业与大型企业的合作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最新的科技成果往往最早出现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在技术应用，市场拓展以及技术的再创新能力方面都有较大局限性。 技术合作或并购等方式可以有效促进大型企业与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合作，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缩短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的周期。 建议鼓励规模较大的众创空间类服务机构发挥其创新资源聚集的优势，在推动合作方面提供更深入的服务。 4. 鼓励创新服务机构推动全球创新资源在中国的落地 从全球范围看，很多顶级的创新资源聚集在美国、以色列、德国等国家。这些国际新技术、新产品、或科技型中小企业，与中国企业合作的需求和意愿非常强烈，但专业的国际科技资源服务机构较少，服务能力较分散。 建议鼓励有相应能力的众创空间类服务机构，发挥其全流程服务的特点，通过一站式服务，促进国际创新资源在中国的落地。 5. 为大型众创空间入驻科技创新型企业提供行政审批简化流程 建议放开众创空间类非办公性质物理空间地址注册限制； 建议开通大型众创空间场内入驻企业注册绿色通道，经空间服务机构初审合格的企业，在报入工商系统后可缩短取照流程周期； 建议简化消防、城管、公安类行政审批程序，针对性质特殊的众创空间可采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 关于科创企业投融资服务方面的建议 6.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适度共享研发资源 国有科技型企业对科技类项目核心技术的理解水平普遍高于民营企业，在技术水平没有代差的情况下，同类产品的研发成本也普遍高于多数民营企业。 建议国有科技型企业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逐步释放专利，将对专利的技术化和产品研发工作众包给民营企业，使成本中心外置，同时对中标的有持续性产品研发能力的外包企业予以投资，使之形成利润中心，并反哺国有企业。 7. 建议国企投资方向向科技创新产业倾斜 国有企业及银行的投资资金使用流程较复杂，以往较多投向快消品或房地产，建议投资方向向科技创新产业。 相对向机器人产品进行的投资，就不及对机器人产品中驱动器、伺服器、高精度减速器等关键部件的专利进行投资，以及对其研发、产发机构进行投资。 该类投资精准在于关键部件在产业行业需求方面的广谱性，投入资金的回报率高于对整体产品投资的回报率。 同时基于市场化商业规律，这种投资方向将有效提升北京市的核心技术水平。 8. 建议国企收购国外中小技术型企业 国有企业应结合有能力的专利代理机构，收购国外中小技术型企业（欧洲为主）及其专利和核心技术。 此类企业的体量小，资金能力有限，但拥有高度集中的专利和核心技术能力，收购后，国内研发、产发机构可精研其专利与核心技术并进行升级，辅以专业专利代理机构的协助，可在国际市场拥有合法的专利使用权及其衍生的专利产品销售权和品牌，会有效提升北京市产业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9. 建议银行开拓天使投资渠道 在新常态经济形势下，传统银行体系应开拓天使投资渠道，在社会资本力有不逮、但具有相当投资价值的项目方面提升投入，调整贷款利率要求，探索拓展抵押物在无形资产领域的范围，推动投贷联动对创业企业的可行性，使企业、银行和社会需求三方共赢。 10. 建议资本市场人才向上游流动 政府在政策上应鼓励二级市场从业人员向一级市场流动，一级市场的资本流动可深入各类产业，但具备相应财务、金融、法律知识的从业人员并不充足。该需求并非基金从业考试一类资格认证可以满足，需要有理论知识和市场操作经验的人员更多地加入进去，以更高的视野进行更加具象的工作，并更加细致地挖掘产业中可能被忽略的价值。 11. 建议政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建设 针对科研成果的封闭和人才的非商业化，建议政府及各级科技机构推动北京市理工类及综合类高校构建不同层级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并由商业机构与此类平台进行技术合作，进行产品/产业投资，市场化交易撮合相关科技成果。 关于创业服务业政策补贴的建议 12. 建议政府牵头加快众创空间行业标准制定，并根据新的行业标准出台相关补贴政策。可利用业内有代表性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制定。 13. 建议相关补贴政策面向不同种类的孵化器、加速器、重创空间等创业服务企业，实施过程中不局限于特定地区内的特定园区，应根据行业标准落实政策，不设地址地域门槛。 例如注册地在科技园区、创业园区之外的创业服务企业也应该拥有申请补贴的资格。 14. 建议服务重点从硬件向软件倾斜，根据服务内容和服务深度制定创业服务量化考核标准，补贴政策针对创业服务核心内容落实，不再以量作为关键评审指标。 15.建议政府加强政策解读宣讲工作，完善行业服务职能，促进政策制定，通知和落实工作高效便捷，给企业留出反应和解读时间。 建议政府在政策上最大限度地提供主动化服务，例如发改备案，涉及到大部分企业申报政府扶持，但企业往往不知道有备案要求存在，只有到项目申报的时候，才发现必须备案，项目备案是常态化工作，如能够将项目备案通知的职责单独划分到可以经常与企业近距离接触的部门，在每月与企业接触的过程中，提醒企业本月是否有新建项目，提前去相关部门备案，可以避免补贴落实过程中错失好的项目。 16. 针对众创空间类企业设立创业平台基金，建议由政府牵头，并通过众筹出资的形式运营。 首先，作为孵化专项基金，扶持初创小微企业初期发展，解决资金困难问题，使资金得到最大价值利用； 其次，作为创业风险基金，对创业核心团队人员的医疗健康，失业等风行进行保障，解决创业者后顾之忧，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创业。
2016年9月6日 -
金灿荣：民族复兴对中国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金灿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外交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我们接着讲，上午我们讲了一点中美之间的共性，超大型，文明型，都是people first（以人为本），我们有一种东西叫民本主义，孟子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民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就是为人民服务，这非常重要，美国是民主主义，都是很好的理念。两个国家都很自信，中国人混的再惨，文化上也很自信，中国人被人打的时候在文化上都很自信，美国人更是如此。犹太人在全世界基本上都是独立存在下来，但是犹太人到了中国就不见了。宋代的时候有一群人来到开封，叫开封犹太人，后来他们还接收了皇上的赐姓，其中混的最好的得到了赵姓，他们家有个后代就是赵紫阳。犹太人到了任何地方别人都排斥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有点封闭，于是排斥他们，他们就抱团，然后存在下来。但是犹太人到了中国以后，谁也不在意他们的身份，到了后代他们也不在意，之后就找不着了，这是非常罕见的文化现象。美国也是一样，犹太人在美国生活的很舒服，因为这两个国家挺宽容的。我们在政治上比较专制，不宽容，但是文化上是非常宽容。 还有就是实用主义，美国人把实用主义当做国家哲学，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是与生俱来的，是骨子里的。我们中国人拜的每一个神都是有用的，没用就不要。还有世俗主义，中国是世俗主义国家，世俗主义就是现代化的本质，所以我们中国文化就有现代化。另外就是物质主义，中国人赶时髦，什么东西时髦就买什么，这就是物质主义。还有我上午讲的，中国人本质上都是个人主义者，美国人是公开承认，中国人是隐讳的承认，所以每个中国人都很难管，都非常自负，瞧不起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尽管大多数人是无才可遇。另外就是平等主义，中国人非常讲平等。总之他们在性格上很相似。 当然也有差异，美国是个移民社会，商业主义占上风，然后就是法治、精神比较突出，对政府挺怀疑，所以他们坚持有限政府。美国对外是比较扩张主义，美国跟俄罗斯很难好起来，因为他们俩都是扩张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在西方有一个形容词叫弥赛亚主义。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大家如果读《圣经》就会看到这个词，耶稣就是弥赛亚，美国、俄国都说自己是弥赛亚主义，他们的逻辑就会导致扩张主义，他说我最好，你们必须听我的，不听我就打你，枪杆子里面出民主。中国不会这样，中国以后混的再好也是这样，说我很好，你爱学不学，我才懒的费劲打你。所以这就是中美的区别，前面心里是一样，都很牛，都觉得自己最好，但是第二点不同，美国说我好，你必须学我。中国说我好，你爱学不学。 我们的主体民族非常稳定，从黄帝时代开始就很稳定，我们在文化学上叫黄河文明一元论。如果大家读一读最新的考古学的证据，其实中国的产生非常复杂，我们实际上是多文明源头的国家。中华大地有人说6个，多的是11个独立的文明起源，包括华南地区是有独立的起源，像天水伏羲后代，红山文化，蒙古东边辽宁，其实跟中原文化不一样，非常独立。三星堆也跟中原文化不一样，其实中国文化的来源很复杂。但是最后起源黄河中游那一支文化占了主导地位，所以多源头，但是最后是由这一支一统天下，所以叫黄河文明一元论。依托这种文化形成一种主体民族叫汉族，非常稳定。这一点跟美国不太一样，美国因为移民，最早是英国人的后裔占主导地位，后面就少了。现在实际上美国白人当中，最大的移民后裔是德国人后裔，不是英国人后裔，但是我们很稳定，这一点跟他们不一样，他们的民族构成比我们复杂。 第二，义利兼顾观，美国绝对商业至上，但是我们会特别强调义利兼顾。还有我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我们认知性比较强。另外相对有限政府，我们绝对是政府主导性的国家，政府作用始终是很大的。外交上我们是防守型国家，中国外交一直强调后发制人，很少主动进攻。但是中国也有恐怖的地方，中国一旦决定进攻，就没完没了要打好几百年。周边国家不喜欢我们，因为他们的历史记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总是说我们一向热爱和平，我们记忆都是别人打我们，但是周边国家的记忆都是我们打他们。真正的事实在两者之间，工业化以前我们是农业文明，现在人类的文明就两个，一个农业，一个工业，在农业时代还有一些依附性的文明，比如说游牧、渔猎、山林等等，但是农业文明最有代表性，是第一文明。 现在是第二文明工业，在工业化以前，我们文明都在欧亚大陆，别的地方没有，欧亚大陆的历史从战争的角度来说，基本上是北方游牧征服南方农耕的历史，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不是因为北方游牧生产力发达，他生产力是落后的，但是军事上有优势，他有骑兵。在机关枪出现之前是骑兵决胜，谁有骑兵谁老大，当机关枪出现了，骑兵的战争使命就结束了，当西方人带着火炮和机关枪来到东方的时候骑兵是没有用的，在平原上我这100挺机关枪，你那一万个骑兵，那一万个骑兵就是一堆肉，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机关枪出现以前，骑兵就是决胜者，游牧民族先天有这个优势，只要在北方出现一个优秀的领导人，能够把零散的草原部落集合起来，变成20万人的部落，这样就有10万男性，就有5万骑兵，足以征服南方上千万人的农业帝国，这在军事上没有问题。基于这样的军事优势，所以整个工业化以前的欧亚大陆史，就是北方游牧征服南方农耕的历史。绝大部分南方农耕民族遇到北方威胁，基本上就是一个选择，就是投降。 印度在南亚次大陆是最典型，南亚次大陆的历史是只要在阿富汗出现一个骑马的民族，所有南亚次大陆的各个王国就准备好迎接新的皇上，想都不想，成为习惯了。所以当1913年东印度公司很少的一点人到了南亚，584个当地的小王国都准备投降，非常简单。中亚、西亚、北非、欧洲的小部落基本上都是这个态度，第一选择就是投降。但是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南方农耕民族，他们就开始想办法，一个办法是修长城，长城可以把很多小规模的游牧入侵挡住。我们修了长城，波斯人修了，就是今天的伊朗，然后就是罗马帝国修了，然后就是英国人修了，英国有一条叫哈德良长城，但是我们修长城是无与伦比，我们最长，他们全部加起来还只是我们一个零头，但是只要修了长城，他们的主体民族就相对保存的比较完整。没有罗马帝国修的长城，像西欧的主体德国、法国、意大利就保存不下来。有哈德良长城，英国的独立性就非常好，盎格鲁撒克逊。所以这是第二招，除了投降，就是修长城。 第三招只有我们中国玩过，其他所有人都没有玩过，那是什么？就是倾全国之力组织一支专业骑兵跟你对打，从赵武灵王开始，他学习胡服骑射，组织专业的骑兵跟你对打，一开始真打不赢，后来就改革跟人家对打。然后就是秦皇，蒙恬将军。最引人注意的是汉武帝，当然后来还有唐太宗李世民，还有武则天，然后就是朱元璋，朱元璋组织徐达那一支大军北伐，如果没有他们的内战，就是叔叔燕王把侄子建文帝赶走，徐达这支大军很可能把蒙古民族彻底灭了，那时候势头非常猛，所向无敌。后来因为叔侄打架，他就回来了，蒙古族就获救了。其中最引人瞩目是汉武帝，汉武帝提拔了两个人，一个是卫青，一个霍去病，这两个人组织的专业骑兵让北方民族吃尽了苦头，特别是霍去病那一支部队，全部都是烈士子弟，都是爸妈被杀了，他收养了他们，然后训练他们作战，训练了十几年以后，这帮家伙全部成了职业杀手。其实游牧民族不是他比你坏，而是生存条件恶劣，往往游牧入侵南方都是北方出现了大旱，没有吃的，所以就跑过来了。所以不是总是作战，相对一般的农民，他有作战优势，但是面对霍去病这样一帮职业杀手，他就弱势了。跟霍去病打，就相当于NBA职业球星和街头篮球爱好者比赛是一样的，所以结果很惨。霍去病四次塞外，有一次他的部队一次杀掉了39万人，这在古代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情况下，上百万平方公里没有人了，很恐怖的。 所以我们的记忆都是你们老打我，其实人家的记忆是中国人很厉害，跟中国作对的民族，最后的结果不是亡国的问题，是灭种族的问题，把人彻底搞没了。匈奴是伟大的民族，纵横百万里，上下两千年，非常伟大，结果到汉武帝以后，这个民族就没有了，在人类历史找不着了。高句丽原来是纵横东北，很厉害的民族，跟唐朝交手以后，彻底没有了。突厥人原来在东北也是横行霸道，后来跑到土耳其，去了就欺负中东人，建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我们的记忆跟人家的记忆不一样，所以周边国家都不喜欢我们，人家要抱团对付我们，拉美国对付我们，绝对正常，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条件下理解我们的外部环境。当然我讲这一段并不是对我的判断有所修正，中国是一个标准的农耕民族，农耕民族的特点是保家卫国，一般不主动进攻。所以我们的基调还是防守型，包括今天我们的国防政策也是防守，这就跟美俄不一样。这就是一些我理解的共性和差异。 下面讲文化的基因差异。中美战略文化差异的根本还是原来的文明基础不一样，美国文化上溯到希腊、罗马，希腊、罗马文化本质上是古代农业当中很奇怪的文化，是以商业为目的的农业文化。如果你去希腊看看，你会知道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希腊主要是丘陵，土地很贫瘠，不存在大规模的种植小麦、大米，没有这个地理条件。但是另外一个条件特别好，港口很好，所以这种地理环境就决定希腊以商业为导向的农业，也是农业，种植比较高价值的经济作物，橄榄油，葡萄酒，然后去卖。所以希腊的地理决定它以商业为向导的文明。因为是商业文明，因此就出现了一些制度安排，因为它的基本性质是商业，商业需要资本，因此在商业文明里面一定会产生制度安排。家庭制度安排就是长子继承权，不能财富分散，就给一个儿子，一般给长子。那时候古代人的孩子比较多，下面几个孩子怎么办，于是发展第二个文化，就是殖民文化。于是希腊几十个国家的人就跑到小亚细亚去，到那里建了100多个城邦。希腊本身就五六十个，可是跑到那里建了100多个，就是因为殖民文化，所以很多城邦之间是亲戚。特洛伊的城就是希腊人建的，小王子帕里斯跑去看叔叔婶婶，顺便把他们家表妹拐跑了，之后引起了特洛伊战争，这是他们历史的基本情况，长子继承权一定带来殖民文化。 因为商业，于是就发展出交换，交换一定是字母文字，因为字母文字简单，容易学，像我们这种复杂的象形文字，全世界老文明当中唯一的非字母文字就是我们的，所以中文是最难学的文字。但是他们一般在游牧，还有海洋，到处做生意，一定是字母文化，便于沟通。海洋和游牧导致了生活不确定，因此一定会发展成一神教，因为命运太不确定了，所以虚拟世界一定要确定。对这种商业体系的人来说，他的一生到处经商，见的人都是陌生的人，所以一定要契约。我们两个人不认识，但是我要做生意，我要契约，按手印，两边的社会必须尊重按着手印的契约，在这个基础上一定会发展出法治。另外就是对城邦国家来说，商业是它的命脉，因此自由贸易是生命的原则，跟我们农耕社会不一样，我们古代自给自足，跟你关系不错我们就做贸易，我不喜欢你我就不做了。所以英国人跑过来跟我们做自由贸易的时候，中国人不喜欢就不做，英国人说你不做就是要我的命，我就会打你，于是就鸦片战争，鸦片战争后面实际上有某种文明价值观冲突在里面，除了利益还有文明价值观。 我们中国是最标准的农耕文化。工业化以前，农耕文化最简单，依附农耕文化的有山林、渔猎、游牧、半农半牧等等，但是农业是最标准的，而中国是最标准的农耕文化。我们研究现代化的一个朋友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西方是独特的，而东方是普世的。为什么？绝大部分工业化以前的社会是典型的农耕社会，而中国就是其中一个，而希腊以商业为导向的农业非常独特。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西方文化有一个优点，因为总是航海，必须要特别科学，所以发展出比较精确的测量，于是就有几何学，后来就发展成科学。西方最可贵的地方就是科学思维，其他都不一定比我们强，但是这个东西最好。其实跟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因为到处要航海，去贸易，这个时候必须讲科学，否则就会死掉，不能凭经验。 再讲讲中国，中国是标准的农耕文化，对农耕文化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获取农耕的最主要的生产资源就是土地，土地旁边最好有淡水，有水源的土地就是最重要的。所以咱们这里打仗，或者发生血腥屠杀，最主要的是抢土地和抢水源，所以这是农耕文化的第一特点。把土地抢到以后，第二个就要有人，光有土地没有人不行，于是它的文化强调要生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有了孩子以后不能跑，孩子跑了也不行，所以“父母在不远游”。有了地，有了人，人也待着了，人待在一起就闹事，于是就发展出德治文化，德治文化会导致平均，所以中国的家产就一定是按照儿子平均分配，维持家庭稳定。特别强调祖先崇拜、家族忠诚，于是就发展出德治，德治的特点就是人各守本位，于是就有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这是必然的，特别崇尚耕读传家这种传统。 还有一些在西方人看来很滑稽的事，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一种古代的刑法可以代替死刑，叫做流放三千里，把你跟你爸妈分开，死了以后成为孤魂野鬼，不能住在爸妈旁边，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个惩罚是严厉的，对中国人来说流放三千里是非常残酷的刑法，对于西方人来说那是公费旅游。所以这是要理解中美战略文化的第一切入点，美国文化上溯到希腊罗马，而希腊罗马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商业文明。我们上溯到五千年皇帝，最核心的就是农耕文明，商业文明一定导致法治，农耕文明一定导致德治，谈不上好坏，只是当地的习惯，生存方式就决定了。我们中国提倡法治，不是像有些知识分子讲的那样，因为西方国家搞法治，所以我们要搞法治，这个理由不充分。其实道理在这，我们离开了农耕，我们农耕还在，包括农业现在都是工业化的农业。我们旱灾的时候用电来抽水，这种农业就叫工业化的农业。农业比例越来越小，大部分就往城里跑，我们生活方式变了，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社区，几百年都挤在一起，所以在村里面排行老六、老八很清楚。现在到城里来了，见的人都不认识，城里人本质上叫孤独的人群，看上去很热闹，喝酒、唱K，其实人与人的心很远。两个人住对面，住了五年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这个时候你的交易还要进行，于是需要契约，需要法治。大家要从这个角度理解法治的需求。 第二，社会性质不同，西方是一神教社会，我们是世俗社会，但凡是农耕和游牧，因为命运太无常了，所以一定要信一个大神，在无限的不确定当中找到一个非常确定的有限性，否则无法安身立命，所以一定是有神的一神教文明。美国就是一神教文明的典范，美国人的宗教感很强，宗教感给他们带来很多很奇怪的想法，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命定的，是上帝的特殊选民。中国是世俗社会，我们古代当然也有迷信，但是我们国家基本的性格还是世俗社会。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反正那个东西太悬乎，我们就把这一辈子过好就行了。世俗性影响了我们的根本，我有一个观察，这个观察最早从钱穆先生那里来的，钱穆是国学大师，他去世之后，他的弟子编了一本书《人生十论》，这本书仅次于他的《国史大纲》。 《人生十论》第一篇中讲到我们欧亚大陆的文明就三个，环地中海文明圈、南亚文明圈、东亚文明圈，环地中海文明圈在宗教学上叫亚伯拉罕系宗教，都是一神教，先是犹太教，然后是基督教，然后是伊斯兰教，这帮老兄很逗，都信一个神，但是神的名字不一样，犹太教信仰雅威，基督教信仰上帝，伊斯兰教信仰真主，其实是一个神，只不过认识的面相不一样，都认为我是真的，你是假的，但是都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伊斯兰教叫易朴拉欣，就是基督教里面的亚伯拉罕，是同样一个神话人物。因为他们都是环在地中海，所以我们叫环地中海文明，也叫亚伯拉罕系宗教。这支一神教带来一种文化后果，他们的文化是往前看。南亚文明圈是多神教，有3.6亿个神，到哪里都有一个神管着你，所以是循环的。一个神管60年，所以一个人一辈子不是60年，是3.6亿个60年。印度人脾气好，不是脾气真好，是因为宗教告诉你这辈子吃亏，你可以下辈子欺负他，所以是往后看的。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是看现在的，因为我就一辈子，你欺负我，我一定要报复，否则来不及了。这是三大文明，有三个特点，一神教往前看，多神教往后看，无神教看现在。 历史记忆，中美两国的历史非常不同，美国建国历史200多年，一直很顺，美国天性比较乐观，他的爱国主义是基于自信，很多别的爱国主义是基于历史的悲情。中国不一样，中国的记忆是艰难复兴，复兴是专门形容中国历史，别的国家一般不用这个词，因为一神教文明有一个特点，王朝不断的更替，更替以后就回不来了，人彻底变了。比如你兴盛，之后衰老，衰老以后人就找不着了，换了一部分人，不像中国还是这部分人，起起落落。印度是从来没有兴，所以谈不上复兴，永远灿烂，但是不辉煌，想法都没有，所以南亚文明永远是平平庸庸的，那边的西方文明像火一样，很辉煌，然后没了，中国不一样，辉煌一下烂一下，老在复兴，所以复兴是我们很特殊的历史现象。 美国非常强调的例外论，美国就觉得我是例外的，跟一般人类不一样，我比你们高级。命定论，1845年美国有一位学者写过一篇文章《命定》，美国要领导世界，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使命。另外就是普世论，美国有一个理念，己所欲要施于人，你喜欢，别人也会喜欢，要施于人，带来这种政策就是追求全世界的美国化。中国也有例外论，中国人内心也是觉得比别人强。第二个也是命定论，天命所归是大国，中国人也有这种命定论，但是我们没有普世论，因为我们信奉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我们外交上最崇尚的是周公旦，孔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周公旦，周公旦留下的名言叫“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这是咱们崇尚的境界。 下面讲讲全球战略的比较，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维持老大地位，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挑战美国老大的地位，美国一定会整他。有段时间美国防欧盟，他觉得欧盟团结起来不得了，他就整欧盟，特别是欧盟推出欧元之后。又有一段时间他又防范俄罗斯的复兴，但是2010年以后，美国认为唯一的对手是中国，2010年我们的GDP超过日本，世界第二，最重要是制造业总量超过美国，世界第一。我们今天的文明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基础就是制造业，有强大的制造业一定有强大的军事，有强大的军事你才有资格PK世界领导权，所以美国历史上一直盯着他对手的制造业。20世纪美国经历过三个对手，德国、苏联、日本，美国都盯他们的制造业，只要制造业达到我的70%，美国就会本能的进行全民总动员整他，把他整倒。2010年我们中国的制造业超过美国，所以美国战略家后悔莫及，他们内部有讨论怎么一不小心让中国超过了。他们有几个结论，第一，美国自己的错误，美国自己去工业化，美国原来也是搞铁路，八十年代以后，美国就是高科技加金融，去工业化，还有一个美国骄傲了，看不起人犯的错误。还有一个是怪中国韬光养晦，不让我看。另外怪本拉登，2010年我本来盯住中国，结果本拉登从后面一板砖把我砸晕了，给中国赢得10年时间。 还有一个结论是中国太复杂，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在中国待了7年，最后走的时候总结了一个段子，中国是什么国家？中国是新闻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恶梦。为什么？中国很大，14亿人，发展不均衡，有前现代，有些地方打老婆，不喜欢女孩；有现代，拼命赚钱；还有后现代，同性恋都有。所以中国很复杂，世界上的什么问题中国都会有，所以作为新闻记者在中国坐在家里天天都有新闻，一卖就有钱，新闻记者的天堂。统计学家的恶梦，中国这个国家太复杂，所有的数据都是不对的，上帝看了都会哭，最后还怪中国的知识分子，天天跟美国人说中国人不行，确实不行，就把美国人给忽悠了。2010年按照汇率GDP超过美国，至少也超过日本，从这一天开始美国左右两党就认定，世界上只有中国有可能取代我做一把手，其他国家没戏，日本已经被美国整下去，欧盟已经乱成一团，俄罗斯也一直被美国看不起。我们中国有一帮网民很崇拜普京，说普京是男人中的男人，但是美国人看不起普京，俄罗斯，他们认为俄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就是靠资源，不会玩市场经济，而美国玩市场经济最棒。对普京本人评价也不高，我们评价他是男人中的男人，在美国战略家眼里普京是《水浒传》中的牛二，打一般老百姓很厉害，真正碰到江湖中的高手青面兽杨志一刀就解决问题。 美国真的怕中国，因为美国是经济至上，商业文明，就看经济，所以他认为俄国没有任何经济发展的能力，市场不会玩，就是资源，资源总是有卖完的一天，或者资源因为创新而不要的那一天，所以俄国是没有前途的。美国说自己玩市场玩的很好，但是他怕中国，因为中国有两个动力，一个市场玩的也不错，玩的比美国好。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政府，实际上地方政府都是企业，他一个引擎，我们两个引擎，谁厉害？肯定是我们厉害。所以如果跟美国人聊深，他其实对中国挺恐惧的，而且他看不懂你，也无法影响你，所以美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中国。他可以影响俄罗斯，因为他们都是基督教国家，他们有一些语言是相通的，可以影响他，但影响不了中国，他们讲上帝，但是我们有玉皇大帝，所以美国看着中国很头疼。反正2010年美国认定中国可以取代我，日本、欧洲、俄罗斯都没戏，只有中国，就盯着我们。这样我们就有一点难受，单位的一把手存心要整你，你暂时还调不走，你得多难受。所以美国的总目标就是永远维持老大，谁挑战就整谁。 中国现在目标很清楚，就是民族复兴，民族复兴就是孙中山先生100年前提的超英赶美。孙先生在1917年身体不好，让他的秘书汪精卫去编文集，1917年开始编，1919年出版，《建国方略》，这是孙先生的文集。在文集里面孙先生明确提出我们中国民族的复兴就是超英赶美，超英实现了，剩下就是赶美。我认为这就是习主席的目标。美国人知道这个，还问过习主席民族复兴是什么意思，习主席说民族复兴就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提高。 大家以后也不用直接跟美国人说超英赶美，其实官方有一个标准答案，叫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这是十八大定的民族复兴目标，2021年中共100年的时候全面小康，全国人均要过一万美元，广州已经实现了，全国差一点，但是再过五六年应该可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2049年共和国100年的时候人均要三万美元，进出发达国家俱乐部，这应该是标准答案。以后老外问你什么是民族复兴，你就用双百年来回答。但是我相信对习总来说民族复兴就是超英赶美，就是做一把手。 我个人有一个跟生活相关的民族复兴指标，民族复兴体现在三件事情上面，第一、中国人的护照全世界免签，这是硬指标，拿个中国护照想走就走。第二，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接受程度跟美国差不多，甚至超过美元，出去不用带现金，带个银联卡就行了。第三，汉语国际化，这个最困难，中国汉字最难学，除非有特别大的利益人家才学，否则真没有必要学。如果要实现第三个应该有前提，中国的技术应该是世界最好的，世界上最好的技术都在我们中国，任何国家要想产业升级就要学中文，要想保卫自己，提高国防安全要学技术，就学我们。还有工业革命发生在我们家，我们技术最好，人家就会本能的来学你。另外就是国际地位很高，世界组织都是你掌握的，谁讲中文谁能优先提拔。其实汉语国际化很难，但是如果中国能做到这两点，我的国际地位很高，影响你的前途，我的技术很高，人家来学你，这个时候人家就会来学你，就可以实现汉语国际化，这样就是民族复兴。（文章源自2016年7月23日金灿荣教授在广州博研·管理哲学班上讲课。）选自国关前沿通讯，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9月5日 -
李成：中国积极倡导国际秩序的集体领导
李成，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的理念对全球化、和平、环境都在起作用。中国已经做出积极的姿态，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正在积极倡导国际秩序中的集体领导。G20就是最大的体现。”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首位华裔主任李成教授日前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说，中国对世界的积极作用是 “明显的”。 “任何机制都将经历不断修正与改进的过程。（但）G20本身是一个好的、建设性的机制，它已然成为国际秩序集体领导范本。” 李成说。中国理念对全球化、和平、环境都在起作用 澎湃新闻：现在全球发展最大的挑战有哪些？ 李成：目前，全球范围内尤其是大国关系和其他区域型政治地域关系中出现了三个最大挑战。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全球化的逆流。英国脱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在今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也都不主张更多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种趋势还有上升的可能。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同样受到批评，认为全球化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拉大。 其次，战争、恐怖袭击也越发严重。国际秩序也面临再度调整，国际政治经济版图的重新划分将使得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怎样使和平声音而不是战争声音占上风，怎样共同应对恐怖主题挑战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课题。 第三，我们还应注意到全球经济迅速发展对于环境的冲击。城市化、工业化、人口广泛移动都会造成生态上的不平衡。这些挑战还都发生在互联网大发展的时代，这也是一大特征。 澎湃新闻：以G20召开为背景的当前国际机制框架下，中国给世界带来了什么？ 李成：中国的作用是明显的，中国的理念对全球化、和平、环境都在起作用。中国已经做出积极的姿态，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正在积极倡导国际秩序中的集体领导。G20就是最大的体现。 过去几年G7的影响正在下降，南北差距正在减小，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作用正在上升。未来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强国或者是个别强国左右世界，最终会走向国际秩序的集体领导。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在几个具体领域内作用明显。 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你去问一位村官，他会告诉你是因为先修了路才富裕起来，而并不是先富裕才修路。中国在基础建设方面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楷模，中国正在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也是要将这种基础建设的优势走出去。 其次是脱贫，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经让6.6亿人脱贫，这是壮举，这对全球发展意义重大。中国也正在向世界分享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当前建设不能以牺牲未来为代价。中国在气候变化、节能减排方面的承诺要多于美国。未来中国也会更积极的履行巴黎和会的决议。 此外，中国在互联网和电商领域的作用也很明显。乌镇已经召开了两次全球互联网会议，今年11月还有第三届。每次习主席都会亲临现场，他对互联网以及电商发展的推动超过任何国家领导人。中国的“答案”必须联系全球化 澎湃新闻：您觉得G20机制是否面临必要的转型升级？ 李成：我认为任何机制都在不断修正与转型之中，这没有问题。（但）G20机制本身是好的，是有建设性的。 中美关系也对全球发展有建设性作用。现在中美有90多个领域的对话，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也强调过，正是因为有这些机制，才使得存在分歧的中美两国可以维持合作的趋势，而不是走向冲突。 世界是多变的，而G20已经成为国际秩序中集体领导的范本。各成员国必然共同合作。G20中反复出现的一次词是“治理”，治理不是统治，治理更强调一个机制性。我很庆幸这个词汇得到了大家的广泛接受，进而促生一种有效的、制度化的、反对极端与腐败的全球治理方式。 澎湃新闻：有观点认为，中国在设置此次G20议题的时候结合了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您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有何判断？ 李成：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原因是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性的变化。由出口拉动变为内需拉动，投资驱动变为消费驱动，从高环境成本的经济转变为创新驱动经济。不巧的是，中国经济的放缓还遭遇了全球经济的放缓，这无疑加重了中国的压力。目前，尚不能对未来金融稳定下肯定判断，上一次金融危机并没有完全结束。 而G20正是针对金融危机而举办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把国内经济问题与世界经济问题相结合是必然的。很多国家都在寻找经济发展的答案，这也是他们参加G20的原因。 中国的答案是对的，必须联系全球化，提高全球化的介入质量。中国缺乏资源、中产阶级也正在不断富裕，从大量的境外旅游就可以看出，这就更需要内外结合，参与到G20之中。 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和亚洲基础建设银行都更多是改善而不是取代现有国际秩序。下一步，中国在这些计划上主动出击，定会使中国获益，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纽带。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奥巴马总统任期即将结束，如何评价他任内重返亚太政策的成果？下届总统是否会延续当前的美国亚太政策？ 李成：我直接点说，特朗普如果上台从某种程度来说会是美国的灾难。美国是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国家。如果固步自封，反对全球化，错误的药方反而会让美国进一步衰弱。 如果你带着零和游戏的思维看待中美关系，认为美国的不好就会是中国的好处，认为美国实行孤立主义就会减少中国在亚太事务的压力，这都是靠不住的判断。美国经济出现了更多的保护主义，中国会首先遭到伤害。巨额的中美双边贸易就说明了这点。 再就是特朗普如果上台的话将会冲击现有国际秩序，套用中国的流行语，他是“不按常规出牌的人”。他一旦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降低，可能会做出一些缺乏政治理性的行为。这也就为什么在美国有外交经验的人甚少支持他的原因。而如果现有国际秩序被搞乱，中国必然受损。 对于亚太政策，我的判断是特朗普可能会选择暂时性撤出，但美国的利益集团会迫使他继续回到亚洲。再次归来的美国则会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导致中美在一些问题上的冲突。中美存在基本战略思考的误解 澎湃新闻：近来美国高官就“萨德”问题不断访华，但是中美双方仍然难以达成共识，有人说萨德问题就是中美战略决心的较量，双方都难以妥协，那您认为如何从中寻找平衡？ 李成：中美双方在“萨德”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应该是暂时的，还存在调整的空间。 不过，中美双方对对方基本战略思考存在误解，缺乏换位思考。 这个问题根源上离不开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这种重返亚太不是军事上的，而是全方位的重返亚太。结束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后，奥巴马希望重新部署军力，基本原则是大大减少军备，而不是扩大。这在他的第二任期表现明显。亚太是全球经济的引擎，美国重返亚太的初衷并不是遏制中国，把中国视为威胁，美国最担心的是朝鲜。美国人、韩国人对核威慑的恐惧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中国对美国亚太政策的判断有一定道理，但遏制中国确实不是美国设计亚洲政策的指导思想。 相应地，中国扩建南海岛礁、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是针对日本和保护主权领土完整的行为。而美国却认为中国在咄咄逼人，是为将美国赶出亚太，这也不正确。 就是这一连串的误判，导致了现在的“萨德”问题。 总的来说，奥巴马的亚太政策，从美国的利益来说是得分的，但展望未来，中美当前的一些协调机制是否会因为下届总统尤其是特朗普上台而不复存在，令人担忧。文章选自澎湃新闻网，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9月5日 -
王辉耀： G20该如何应对全球贸易疲弱
中国应充分发挥G20峰会独特的平台优势，贡献中国智慧，分享发展经验，维护和发展WTO等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坚定不移地捍卫和拓展全球化的成果。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世界贸易组织（WTO）近日发布的《世界贸易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贸易呈现疲弱态势，全球贸易总量缓慢增长2.7%，与全球GDP增速（2.4%）基本持平；由于出口价格下滑15%，货物贸易金额（以美元计）下降了13%，是2009年以来的最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贸易数十年来一直以两倍于全球经济增速的速度增长，而2011年以来，全球贸易增速已放缓至与全球经济增速持平，甚至更低。 今年早些时候，WTO也预测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与去年持平，这将是全球贸易增速连续第五年低于3%。全球贸易增速的下滑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世界经济发展，也使得大家开始担忧经济全球化是否已经达到顶峰。与此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一个核心宣传口号是：“将来要搞的是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他认为，美国加入的世贸组织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贸易协定中的很多条件有碍于美国经济发展，极大地助长了反全球化贸易的思潮。而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也大大出乎英国政治精英阶层和一众分析人士的意料，其影响也在欧盟内部持续发酵，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的极端党派也纷纷表示将仿效英国启动脱欧公投，对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形成了巨大挑战。这些都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处于关键转折阶段，全球经济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提醒说，准备调低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世界主要经济体需要采取更多举措来促进经济增长。如何有效应对全球贸易疲弱态势，也将是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一项重要议题。G20国家的国土面积占全球60%，人口数量占全球64%，GDP占全球经济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而且同时包括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涵盖面广，代表性强，是当前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主体，在各国经济合作与协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年6月，WTO发布的G20政策定期监测报告显示，在截至今年5月中旬的7个月内，G20经济体出台了145项保护主义措施，为2009年以来最高。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形势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各种类型的政策措施刺激本国经济发展，但是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还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需要切实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与协调。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关系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趋势，通过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交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现有的国际多边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效促进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协调。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切实收获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同时也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入WTO以来，中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00年的3.93万亿元，扩张到2015年的24.57万亿元，增长6倍多，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98万亿元，增长至2015年的67.67万亿元，涨幅超5倍，位于世界第二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6280元增长到2015年的21966元，增长3倍多。同时，中国也积极参与和维护IMF、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开展了多方面的良好合作，取得了丰富成果。作为全球化的实际受益者，中国一定会在继续捍卫、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本次G20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此前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议发布了G20历史上首份贸易部长声明，批准了“三份文件”，达成了“两项共识”，有助于大力推动全球投资和贸易发展。这些充分展示了中国作为本次峰会主席国对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责任和决心。中国应充分发挥G20峰会独特的平台优势，贡献中国智慧，分享发展经验，维护和发展WTO等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坚定不移地捍卫和拓展全球化的成果。文章选自《北京青年报》，2016年9月3日
2016年9月5日 -
朱敏：一个硅谷浙商的创业创投之路
理事简介朱敏，赛伯乐投资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董事长，CCG常务理事。 如同江浙的黄酒，久酿则醇，我们注意到，老三届朱敏之前积累的经验，对生活的理解，作为一种积淀正在他的事业中展现出来。重要的是，这种展现似乎刚刚开始。 曾经的“老三届”朱敏，1996年在美国创办了WebEx公司，200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2007年3月以32亿美元出售给思科。 而过去一段，作为赛伯乐的创始人及董事长，他在创业投资领域的实践，同样富于启迪。老三届 每一个人生活的汇总就形成了历史。 朱敏，194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作为时代影响的一个映射，1969年他到宁波郊区东乡插队。“我是67届高中毕业生，我夫人徐郁清是68届的。” 那个时候定位是要扎根农村的，结了婚有了小孩。之前一直在城市生活，“我干农活的能力跟农村那些同龄人当然没法比。” 70年代初期，浙江各地的社队企业开始破土而出，朱敏插队所在村也成立了一家。朱敏因为公认“脑子活络”，而成为技术厂长。 这是计划经济破冰的前夜，那个时期重要的一个耐用消费品是缝纫机，朱敏跑到上海承揽一些零部件加工的业务。随之而来有两个问题，即技术和原材料。 朱敏找到了一些，因为个人问题被缝纫机厂解雇的人，作为技术指导。至于所需的铜材，朱敏一直找到了甘肃的铜矿。那边还不卖，一番套近乎后，朱敏提出可以提供舟山的带鱼。于是矿上就贴出了海报：想吃带鱼就来加班。周末为朱敏加班生产。 朱敏没有延续这一轨迹，1976年的时候，他返回了宁波。理由是，儿子朱磊已经六岁，朱敏希望他有受更好教育的机会。于是他成了宁波机械局建筑队的一名建筑工人。 住房问题在那个时候就存在，其实在1974年的时候，这个家庭又增加了一个女儿。朱敏找到了一处旧房，四面围墙坍塌之后剩下破旧的凉亭，占地64平米，房东还不愿意同朱敏打交道，认为他五大三粗，最后是徐郁清出马买下来的，价格是450元。 朱敏借了500元钱，拆凉亭卖旧材料卖了500元，用500元盖了两间屋，其中一间卖了500元，这个账目算下来，朱敏白得一间房，另外还赚了50元。 1977年恢复高考，原本生活已经平静下来的朱敏，“我觉得我不能放弃”。母亲和徐郁清都表示支持。备考的时候，白天还要上班，到晚上已经很疲劳了，为了不让自己睡着，“经常是一边嗑瓜子，一边看书”。 “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 这个时候，朱敏正在20米高架上。 朱敏是考入浙江农业大学拖拉机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宁波冰箱厂。1982年考取浙江大学工业管理系研究生。1984年毕业并作为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深造。“考托福出国，两万多个单词是一个个地背下来的。”这一年他已经36岁了。“我感觉我的人生从那时开始变得顺利，一直顺利到现在。” 朱敏(Min Zhu)出国第二年，14岁的朱磊考上了清华大学少年班。这个时候，朱敏决定将全家搬到美国。朱敏第一年基本完成了课程，目的是第二年可以打工。导师同他年龄相仿，大概比较宽容。 经济压力不言而喻，朱敏找到一个管理公寓的活，一共有16套公寓，房东提供朱敏一套免费居住的公寓，而朱敏则负责给他管理另外15套。 接下来有一段段子，朱敏看到IBM与学校合作的一个项目招人，研究人工智能，技术人员很快有了，缺一名项目经理。问题是他不懂电脑，犹豫不决后硬着头皮试一下，找到教授，“当时他就讲，我们就等着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就是你。”原因是朱敏突出的学习成绩。当然，斯坦福没有人不懂电脑。 不过，他有一个高参，就是考入斯坦福，学习计算机的朱磊。磨合之下，朱敏熟悉了这一领域。 有一家叫AFK的公司找到朱敏，既然他是专业人士。“因为我来自IBM，所以人们又相信我一定懂计算机。”他们做的是ERP，于是朱敏又涉足全新的领域。 重要的是这家公司后来被收购了，这启迪了年届不惑的朱敏。天生创业者 朱敏已经是计算机专家，他获得了诸如普华永道等机构的职位，但是创业者是一些与众不同的人。 90年代初期，朱敏有一个渐进清晰的思路：他鼓动儿子和女儿在家里连接了一个局域网，两台电脑可以共同修改文件，他将其称为“多点式资料协同处理”。 朱敏在一家工业系统控制软件公司，遇到一个曾经在惠普工作过的新加坡人，他成为了朱敏的合伙人。 1991年的时候， Future labs成立。朱敏拥有30%。这是一个典型的硅谷故事，不同的地方是，朱敏是最早那么做的中国留学生。他之后的表现对这一群体都很重要。 很快朱敏就发现，IBM涉足了类似的产品，但是且慢说不好，这肯定了产业发展的趋势，一个天使投资人找上门来，投资100万美元，占了25%的股权。 没有想到，不久之后，英特尔宣布发展这一领域，投入一亿美元。100万美元如何同一亿美元竞争?他们难以淡定，合伙人说，打广告，把市场推起来。钱很快就烧完了。市场没有起来，投资人很失望，股权也不要了。 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徐郁清想，或者国内有类似的需求。但是在奔波之后，她没有拿到订单，不过另一个机会是，国内许多软件工程师愿意到美国工作。由此成立了外包公司silver。1996年2月，接到第一个工程师，以后陆续有30多位工程师抵美，业务是承揽一些大公司的工作量。 Future labs在依靠零星融资坚持过最初几年之后，网络热潮席卷硅谷。“我当时没有理解，这个软件需要互联网才能支撑的，我是走在互联网前面的。”1996年，Future labs以1300万美元出售给了Quarterdeck公司。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朱敏需要在这家公司工作一年。他和负责并购后整合的经理人，印度裔苏布拉-埃亚(Subrah Iyar)，有了沟通，朱敏长他九岁，苏布拉曾经在苹果工作，他们相互发现了对方的优势，成为了伙伴。 朱敏的技术优势和苏布拉的经营专长，中国人和印度人，对应当时硅谷时常谈到的一个词，即IC，他们的创业的新起点是，更名为WebEx的Silver，即网讯。 朱敏指出，一段时间，互联网只是静态页面构成的网络，而最终会跟通信完全融合在一起。 市场竞争激烈，Quarterdeck不敌微软，于是他们又回购了Future labs的知识产权。创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定义市场的过程。最初朱敏们开发出的产品终端基于微软NetMeeting。但是确定的方向是企业级网络应用。 1998年7月，获得了第一轮700万美元的风险投资。投资人Jan Baan是从事ERP的，对这一领域来说，面对面沟通需要很高的成本。 朱敏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苏布拉是首席执行官。定位于服务使这家创业公司跨出了关键性一步，朱敏计算，服务的收益是销售产品收益的五倍。 徐郁清后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回顾，“最初我们更像一个软件企业，后来慢慢演化成一个电信服务企业，之后又演变成电信服务和软件服务整合在一起的企业，是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一台能上网的电脑与一部电话，不需要下载客户端，即可以实时演示、修改、共享文件，重头戏是，还可以召开视频会议。恰到好处的应用，还演变成一句工作语：让我们网讯一下。 第二轮获得由NEA牵头的3000万美元;第三轮融资则获得了TIBCO、雅虎、SAP等3000万美元。2000年7月28日，WebEx在纳斯达克上市，发行价14美元，首日收盘价33美元。 上市只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之后网络股泡沫的影响显现，不止是股价的走弱，成本高企，同时收入不足。 对创新公司来说，收入成长是关键，成本削减不当会损害成长。既是一个财务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朱敏之道是只解雇一个人，一个分发邮件的助理，公司所有人都要自行到前台领取，这个举动之后，人人都感受到了市场压力。之后朱敏逐一审视每一部门的报销发票。过程令人不快，但是改变则是迅速的，成本下降，收入成长。 朱敏后来在接受《环球企业家》采访时坦率地回顾这次创业，认为错过一些重要的机会，比如并购拥有Flash技术的Macromedia公司，而Flash和WebEx的技术融合在一起，可以变成多媒体的互动技术。 “WebEx注定无法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我是48岁创业的，当时我想我是肯定没有第二个机会创业了，所以我一定要在这次赚到钱。”#p#副标题#e# 赛伯乐 公司上市后不久，“我迎来了两位浙江老乡，他们说服我投资环保行业，投资今天大家熟知的物联网。” 聚光科技从事分析检测的仪器和设备，包括环境检测、工业过程检测。这二位是王健、姚纳新，姚纳新曾任阿里巴巴美国公司负责人，董事长兼总工程师王健先后在浙江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我听了他们的想法，说也许你们可以。”于是投资了60万美元。这种需求其实日益常规，于是朱敏考虑对自身有一个新定位。 同时期，WebEx正同微软竞争。在之前，免费推广的NetMeeting冲击了收费的Future Labs，但是WebEx有新的逻辑。 朱敏们找到与微软同在西雅图的波音公司，询问一个问题，即Net Meeting是免费的，那么一年的后期投入是多少呢?对方回答是200万美元。那么好，WebEx只需要100万美元，就可以提供所有支持。 波音有自己的理解，外部联系用WebEx，内部还用NetMeeting，后来员工发现WebEx效果不错，于是问为何一间公司要用两套系统?2007年3月朱敏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回顾：我们几乎抢走了NetMeeting最好的客户，比如微软的邻居波音公司，最后微软自己也开始使用网讯的软件和服务。2002年，微软停掉了NetMeeting业务。 当然，鲍尔默是不会轻易放弃的人，微软收购了PlaceWare，竞争在继续着。 NEA斯科特-森德尔是WebEx的投资人，朱敏向其介绍了展讯，NEA很快投资了2000万美元。 朱敏在2004年3月加入NEA。“帮助NEA成功投资了中芯国际、展讯科技、红孩子等一批自主创新型企业，奠定了NEA在中国投资的良好基础。” New Enterprise Associates是美国最大的风险投资公司，NEA目前管理着超过90亿美元的资本。1978年成立以来，先后投资了超过500家企业，其中152家成功上市，211家被兼并和收购。 2005年8月，朱敏辞去了首席技术官。苏布拉最初希望他可以兼顾，之后两人探讨了公司的未来，出售可能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这一年，朱敏相中了杭州的连连科技，“为移动用户提供‘空中充值’服务的”，个人投资250万美元，之后NEA介入到后续融资中。 2006年，由NEA和朱敏合资，赛伯乐(中国)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Cybernaut。至于“赛伯乐”，朱敏强调定位是找人做项目，而不是找好项目去投资，是寻找千里马的过程。 朱敏将办公室从上海张江搬迁到了杭州。这更贴近了市场，之后有一个“两小时创投圈”的概念，所投资的企业离杭州在两小时车程内。 “2006年，正泰集团携手世界知名光伏专家团队，创立全新正泰太阳能品牌。” 介绍指出，公司不仅拥有成熟领先的第一代晶体硅电池制造技术，同时还拥有第二代多结非晶微晶硅薄膜电池技术的核心技术。朱敏介绍，这个教授是他的一个同学，他们从零开始投资，支持了这个创业的公司。 “我们不同于普通的财务投资者，除了投钱，还给创业者提供各种增值服务，帮助他们制定发展战略、进行人力资源整合、并购整合等。”后来在接受《东南早报》采访时，朱敏总结。 2007年3月14日，思科宣布以32亿美元现金收购WebEx网讯，收购价约每股57美元，较网讯3月14日收盘价46.20美元高出23%。收购的市盈率约为60倍。 从公司发展角度看，现在WebEx可以有更多机会涉足大公司市场。 深圳硅银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是由赛伯乐和深圳九策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创立，首期注册资本1800万美元，2008年增资5000万美元，使公司注册资本达到6800万美元。 赛伯乐的有限合伙人合众集团(Partners Group)于1996年在瑞士成立，管理的资产总值超过250亿美元，投资对象包括二百五十多家投资管理公司。公司也与已投基金共同进行直接投资，比如与赛伯乐共同投资了海瑞教育。 2008年的年末，60岁的朱敏首次进入福布斯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榜。 榜单介绍，已经熟悉了西方资本语境的朱敏今年设立了2.5亿美元的外币基金和4亿元的人民币基金，60岁的他决心开始学习中国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 父与子 “淘宝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之一。”2009年11月朱磊接受《钱江晚报》采访时介绍，淘宝每天有十几场网上培训，教授商户电子商务课程。报道透露，红杉树2006年成立，2008年收入达到4000万，利润500万。 朱磊是红杉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执委会主席，负责整体战略规划、技术发展。董事长是朱敏。总裁兼CEO纪京松，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工作，他曾经在联想集团任职。 朱磊在19岁就取得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学士及电子工程硕士学位。 朱磊回忆起来，少年时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的。每天做完功课，就在餐桌上练习乒乓。而他的妹妹中学毕业后，也考入了斯坦福。 朱敏回顾起来，“我当时对她说，为了支持家庭，你要牺牲一些，去做兼职的工作。这是错误。她当时也应该去念书，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徐郁清一直负责中国公司的业务，朱敏表示，虽然夫妻同在一个公司不是很好，但是他有责任在事业上把爱人也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徐郁清建立了一支研发团队，公司在中国的员工人数约为总数的三分之一，办公室在合肥、苏州、杭州。 毕业后朱磊进入了Sun公司，开发三维图像系统。他回顾起来，他对技术有自信心，但是如沟通、演讲都不如别人，“那时候我性格太内向”。 朱磊1998年自行创业，创办软件公司。2001年，因为几天时间就解决了WebEx公司面临的技术困扰，于是开始担任WebEx公司的首席架构师：带领技术团队成功研发了WebEx交互网络、交互平台、交互服务等一系列网上服务平台。 朱敏指出，“网讯相当于可视电话，但没有工作流程的应用。” 红杉树公司介绍，全新开发了适合中国客户需求的infowarelab统一通信平台。 与WebEx对应，红杉树整合了通讯软件，以及管理软件。公司案例中，为杭州银行提供了基于严格管制内网的企业级统一通讯平台解决方案。包括集成银行OA系统，集成网络视频会议。 “一般企业做得比较好的是签单客户的信息管理，而对于潜在客户的挖掘和培育则做得较差，这正是红杉树的价值所在。”朱磊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指。 公司案例指出，2009年，淘宝网利用红杉树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开设万堂书院，通过培训的形式推广旗下的各种产品，譬如，淘宝直通车。 2008年6月浙江赛伯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为赛伯乐(中国)投资的人民币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境内人民币基金的发起与管理。之后成立两支基金。 杭州钱江赛伯乐创业投资基金，是与杭州市引导基金合作，基金规模为4亿元，首期到位1亿元。赛伯乐是被确定为首批合作对象并第一个成立的基金。绍兴龙山赛伯乐创业投资基金，规模为2.5亿元。 还成立了专项节能环保成长基金，杭州赛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资金规模1.08亿元。 陈斌任浙江赛伯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裁，他曾在TCL集团任职多年，曾任TCL集团天时网络公司副总经理。 2009年，媒体注意到，朱敏投资了电动车技术公司Ecotality，这家公司当时正在竞标美国能源部的订单。 朱敏后来介绍：这是我们现在做的新能源汽车网络，这个公司是美国公司，它是美国做电动汽车最大的，美国能源部给他一亿多美元，这个网络希望在新能源汽车作为能源的终端，最后连车一个非常好的网络出来。 2010年11月，第25届世界电动车大会上，奇瑞与赛伯乐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联手进行纯电动汽车的示范推广，同时探讨推动奇瑞新能源汽车的海外销售工作。本土创投2.0 2011年4月15日，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登陆深市创业板，募集资金3.53亿元。 稍后，在浙江宁波召开的“春回燕归”2011年峰会上朱敏透露： “这些企业都是跟智慧地球相关的，聚光科技创始人也是宁波老乡，01年给他们500万人民币，这次在创业板上市了给我们带来三百倍的回报。”这是说初始投资，2009年还追加了投资。 这里他谈到了智慧地球，他列举了连连科技、继教网、红杉树信息。继教网为一百多万的老师提供网上教程。朱敏还介绍：另外一个重点项目就是智能能源城网，它能够把云计算网络、云计算的应用，最后把云计算需要的非常多能源的问题解决。 9月“宁波绿色云计算产业基地项目”签约，该项目是宁波16个智慧城市合作项目之一。项目由宁波电信、鄞州区政府、赛伯乐投资基金共同承建，一期规划两万平米，可容纳标准机柜2500个，放置4万台服务器。 赛伯乐投资的企业还包括长城影视，以及ABC物流等。长城影视的作品包括《新乌龙山剿匪记》、《独立纵队》等。对应于网商的迅猛发展，2007年12月，ABC物流开始全面转向细分市场COD(代收货款)领域。提供包括代收货款、仓储、包装、简单加工，甚至于资金支持等服务。 浙江经济的一个特点是——“块状经济”，即每个地区都有自身的产业集群。集群的背后是龙头企业和地方产业规划。 2012年2月，资深合伙人尚选玉在接受《中国经营报(微博)》采访时，介绍了“三维互动模式”的概念，即产业运作平台、项目孵化园区、金融服务体系三者构成的互动模式。 运作平台即核心企业，比如说从赛伯乐的角度看，聚光科技落户无锡物联网产业园，而产业园对应无锡物联网产业基金。 传统上，产业园区是地方划出一幅土地，然后通过管委会，结合优惠措施招商引资。而在新的融资环境中，项目、资金、技术产品及商业模式都由PE导入，如果没有产业平台，或者核心企业，那么也可以从外地引入。 同样，最终上市只能是少量的企业，但是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建设，及核心企业的融资机会，可以在重组和整合中，实现价值。 尚选玉指出，现在可以联合PE，从基建和规划阶段即介入，帮助地方建设园区。这里有很多新思维，比如说，早期晚期的界线变得模糊，此外，投资更多着眼产业链而不是宽泛的视野。 在浙江省，赛伯乐已经在杭州、宁波、绍兴和衢州四地合作成立了基金。陈斌在接受《浙江投融》专访时介绍，从2011年开始，基金实施区域基金合作战略，计划在剩下的7个地级城市，都募集成立地区基金。 7月的新闻稿指出，红杉树总裁室成员与董事长朱敏会面，红杉树通讯作为赛伯乐旗下的信息技术平台，将列入赛伯乐智慧城市战略体系，为智慧城市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和技术平台。 赛伯乐公司网站指出，结合赛伯乐先进的IT技术，为投资企业提供全面的融资、资本运作、管理咨询和人才引进等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 回溯到2007年5月21日，朱敏和爱人徐郁清向母校浙江大学捐赠1000万美元。 朱敏谈到了爱情，“她嫁给我并非我漂亮，” (当然这毫无疑问，听众在微笑) “而是因为我有个梦想。”记者注意到，会场变得安静，而徐郁清的泪水夺眶而出。 结 语 如同江浙的黄酒，久酿则醇，我们注意到，老三届朱敏之前积累的经验，对生活的理解，作为一种积淀正在他的事业中展现出来。重要的是，这种展现似乎刚刚开始。 作为后起一代来说，70后80后的创业者及创业投资人，先别忙着交接，学习很重要。文章选自腾讯财经，作者：郦晓
2016年9月5日 -
Wang Huiyao: G20 Hangzhou Needs to Strengthen Globalization
【视频观看】WangHuiyao, President of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spoke on Global Business CCTV news program about challenges faced by globalization and his expectations for the upcoming G20 summit in Hangzhou. In response to the recent wave of anti-globalization sentiments, Dr. Wang emphasized that globalization is beneficial for all countries and should be strengthened. China is taking a leading role in advocating globalization and the G20 Hangzhou summit is entrusted with a new mandate of tackling these challenges.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ell-represented, the summit establishes a platform for meaningful discussion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is expected to push through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cooperation. From CCTV NEWS，2016-8-30
201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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