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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我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 有人说他是中国威权主义在海外最积极的吹鼓手，他承认自己与很多官员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 他的时评文章频频出现在媒体的显要位置，并被广泛转载；他纵论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的著作，是市场上最赚钱的畅销书；他与中国学界和官方保持着良好的互动，经常受邀出席各种政策论坛，为中国的改革和转型建言献策。 对于复杂且棘手的中国问题，郑永年往往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准确的预判。这使得他渐渐在中国读者中积累了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因为他海外学者的身份，变得愈发受人瞩目。 虽然郑永年至今仍保留着中国国籍，但任职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他在很多人（包括官方）看来，其言论代表了或者反映着海外的声音，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彭澎与郑永年有过数次接触。他认为，这几年郑永年在国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与他身处新加坡有很大的关系。“他只要在《联合早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国内的《参考消息》一准转载。” 高关注也给他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郑永年本人很抵触从意识形态出发讨论问题。他的文章不以左右为依归，常常受到左右双方的攻击。“左派把我想象成右派，右派把我想象成左派，其实我什么派别都不是。”他自嘲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10年初，他所著的《中国模式》在中国出版。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亚洲周刊》评为当年十大好书。由于他在书中对中国现行政治模式做出了不少积极的评价，很多自由主义者指责他粉饰权力、美化现实。这种指责最终演变成一场在中国学术界非常罕见的当面责难。 2011年5月30日，郑永年受邀出席上海论坛，并在闭幕式上发表演讲，讨论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些特征。演讲进行到一半，台下的新儒家学者秋风突然起身，走到主席台前，手指着郑永年连喊三声：“撒谎！撒谎！撒谎！”并离开了会场。 事后，秋风在自己的微博上指责说：“郑永年奢谈中国当下政治模式为人类最好，简直完美无缺。在下实在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众人智力的行径，与一研究政治哲学的朋友愤而起身离开。” 对于这类指责甚至是攻击，郑永年的态度是坦然，不回应，不卷入任何纷争。他认为，许多中国学者已经习惯从各自的意识形态出发，把具体的实证问题扭曲成意识形态问题，加以情绪化解读，“这不仅对解决当下中国的各种问题没有任何益处，也不是做学问的态度”。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邱道隆是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和《技术赋权》等多本英文著作的中文版译者。在他看来，相对左右两派而言，郑永年看待中国问题的态度更加务实。 “他的思维和文字平和客观，没有偏激的戾气和言语的煽动；读他的文字，没有热血澎湃、激情昂扬地想兴冲冲去改造世界的冲动，而是让读者体会到一种深厚的学理和理性的认知，让人禁不住陷入一种思考，感受到一种对社会问题关切的情怀。”邱道隆说。 郑永年把自己的治学态度概括为理性主义。他相信，对任何问题都要进行理性分析，而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诊断。“理性主义的态度并不复杂，它坚信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都有其根源，也坚信人类能够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他常说，学者研究社会现象，如同医生给病人看病。“医生的职责是根据知识和经验给病人治病，如果病没有治好，只能说自己的知识不够或者专业技术还要加强，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作为一个医生，不能光骂，而是要去诊断，它是怎么得病的，得的是什么病，才能开出有效的药方。” 这些年，尽管针对他的质疑不断，但郑永年从没卷入过任何纷争。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一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如果这个也回应那个也回应，就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了。” 一位熟悉他的书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郑永年非常勤奋，几乎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工作。“和国内一些光说不写的学者不同，他是真写，而且产量非常高。” 很多人认识郑永年都是通过他的专栏。他开始写专栏文章是在1996年，给香港的《信报》写。2006年以来，尽管换了一家报纸，但他一周写一篇专栏的习惯一直没有中断。如今他的专栏文章主要刊登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 这些专栏文章多以时政内容为主，紧扣热点话题，行文通俗易懂。 “我评论的东西和我的学术理解分不开，我的主业是做学问，写专栏只是一个业余爱好。”郑永年说，“学者和社会的关系就像医生和病人的关系。假设有个人生病了，尽管我不是他的主治大夫，但作为一名医生，也应该提供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身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平时不得不面对繁琐的行政事务和各种各样的会议。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管多忙，他每天至少要留出两个小时给自己，做学问，或写文章，雷打不动。 不过，这些文章也给郑永年带来了不少麻烦。一些人骂他是“御用文人”，是中国威权主义在海外最积极的吹鼓手。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过程中，郑永年反复强调，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是完全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人或组织。他承认，他与很多官员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互动。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他学术研究的一部分。 “作为独立的学者，上至总统总理，下至平民百姓，我都可以接触、交流。”他说，这也正是他喜欢学者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 但独立并不意味着中立。邱道隆评价说，郑永年研究中国问题，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他把爱国主义作为学者应该具有的重要品质。在他的文字中，处处可以见到“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 “是中国人，肯定要为中国说话。”郑永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一定要划分的话，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他说：“中国不缺自由主义者，但绝大多数都是西方自由主义者。我们有太多的西方政治学家、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他们只会照搬西方教科书。我仍然认为，通往自由是人类共通的东西。但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自己的自由主义者。”从新加坡观察中国 郑永年1962年出生于浙江余姚农村。1977年高中毕业后，他回到村里，成了一名地道的农民。在乡下，他做过记工员，当过村里的小会计。艰苦的农村生活，直到1981年他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才得以结束。 四年农村经历虽然短暂，但对郑永年影响很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90年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论文题目一度就想选中国的农村改革。“这段历史我太熟悉了，当年搞土地生产承包责任制，我就在村里帮农民分田分地。” 不过，考虑到对太熟悉的东西容易情感化，反而不客观，郑永年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题目，转向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这就是邱道隆后来翻译的《中国的“行为联邦制”》。 北大的生活，让郑永年感到既轻松又兴奋。“因为农村太苦了，读书还是要轻松得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一到北大，觉得大开眼界，很多东西从来没有听说过。事实上，在上大学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国际政治，他最初报考的是历史系。 “当年北大历史系和国际政治系在同一个大院内。”郑永年猜测，“可能是招生的老师觉得我英文考得不错，就把我弄到国际政治系去了。”不过，国际政治系的很多课程也与历史相关，比如国际关系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 1985年大学毕业后，郑永年又在北大待了5年，前3年读研究生，后两年留校任教。在读研究生时，他开始对理论著作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西方政治理论。这期间，他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编《政治学译丛》丛书，组织翻译了《政治学的方法与范围》等一批西方学术名著。 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留学是很多青年人梦寐以求的，郑永年也不例外。1990年，他踏上远赴美国的留学路。在普林斯顿大学，郑永年遇到了很多知名的政治学学者，国际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罗伯特·吉尔平就是其中一位。 常看郑永年文章的人都知道，他的文风简洁平和，文字浅显易懂。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与他的老师吉尔平有很大的关系。 吉尔平虽然学术造诣高深，但并不认为理论就是生涩的知识。他总是要求他的学生写文章时少用生僻字。“他告诉我们，你们写文章要让别人看得懂。”郑永年回忆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记着吉尔平的话。如今，他也这样要求他的学生。他认为，这是训练学生的最有效方式。很多人没有想通一件事情或者看清一个现象就去写文章，必然要用一些其他人看不懂的概念。想通之后，最复杂的事情和现象也可以用普通的语言来表达。 1995年郑永年拿到博士学位后，面临新的选择。“当时我有过犹豫，如果进入公司的话，会有十几万美金的年薪。那个时候年轻人需要钱。但是最后，我觉得读了一个博士去做金融、经济不符合我的价值观。”他回忆道。就这样，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他又到美国另一所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做了博士后。 定居新加坡，是郑永年学术生涯的一大转折。 1996年，郑永年即将离开哈佛，开始筹划自己未来的学术之路。当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让他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想了解它们成功的经验，探究除了西方之外的不同发展模式。”他说。 郑永年本来计划在新加坡只待两年，并没有做长期定居的打算，但他很快发现，对自己来说，这是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从那时至今，除了在英国诺丁汉大学的3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那里。 地处马六甲海峡的新加坡，虽然学术圈子不大，但高度国际化，与欧美联系密切，英语又是主要的官方语言，这让看重国际视野且习惯英语写作的郑永年非常满意。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离中国很近，但又不属于中国，地位超然。 “中国很多学者做研究，有些是资料不够，有些不够客观。在新加坡，你至少能够保证独立，并能够及时掌握学术与现实动态。”郑永年相信，这是观察中国的一个好地方。 在他看来，新加坡位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这里，没有一个完全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各种文明处于均衡状态。“这样你反而比较超然，学术做得比较好，这是它的优势。”郑永年说。把中国解释清楚 如今，郑永年每个月至少来中国大陆两次。他频频到各地尤其是基层和农村考察，频繁程度超过了很多国内的政治学者。 考察中，他一面给当地政府授课、做研究，一面抓紧机会了解这些体系的运作。 “我确实对中国社会很关心，否则尽可以选择更享受、更容易的生活方式。”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的目标是“把中国解释清楚”。他把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称作“解释中国三部曲”。 第一部《作为组织化王者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再生产和转型》已于2010年在美国和欧洲出版。在这本书中，郑永年解构了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中共都是主导中国政治的最重要力量。” 第二部《嵌入于国家的市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了中国的国家和市场关系，已经写完，正在评审。 第三部《内部多元主义（暂定）》最为重要，他将从文明和民族国家的角度，探讨中国国家形态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发展道路，预计在五六年内完稿。 这三本书一本讲中国共产党，一本讲政治经济学，一本讲国家形态，互相独立，又相互关联。 “解释中国”的学术计划，最初萌芽于郑永年1990~1995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一开始，他和其他学者一样，在西方主导的政治学世界中，以西方的语言和理论进行中国问题研究，不过，他很快产生了怀疑。 “西方理论是解释西方经验的产物，马克思的‘劳动分工论’、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都是通过考察当时西方社会，把社会现实概念化、抽象化的结果。中国的现实与西方不一样，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并不能完全地解释中国。”他说。 在国外游学多年，让他最遗憾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人至今仍没有话语权。这一领域的经典理论，基本都是18、19世纪西方转型时期的产物。那个时期，欧洲诞生了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亚当·斯密等一大批伟大的社会科学家。 “中国今天转型的体量，是当年欧洲的好几倍。中国却没有能力对此做出解释。首先从情感上，就很难让人接受。”郑永年说，“解释中国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不是西方的责任。” 在他看来，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学者之所以无法解释中国的发展和变革，根源在于中国学者的思想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没有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仅仅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就像“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他在《知识体系是最强的软力量》等文章中提出，“社会”是体，“科学”是用，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想解释中国，必须着眼于中国社会，对之进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概念和理论，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但这种知识体系不是自说自话，必须能与西方社会科学进行充分交流、对话，能够互相学习。 “我不是说自己就能构建起这个体系，但至少你要有这个意识，要去做这个事情。”郑永年曾说，他希望能活到100岁，把中国解释清楚。 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时间，郑永年尽可能保持简单的生活方式：不随便参加饭局，周末待在办公室做研究或写作。他有一种特殊的缓解疲劳方法：中文写累了换英文，英文写累了换中文。 他也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唯一的消遣是跑步或者走路。 “跑步可以培养三种感觉，孤独感、饥饿感和疲惫感。尤其是孤独感，对于学者很重要。” 他解释说，“孤独感是自己跟自己的对话。做学问的人没有孤独感，很难有冷静的心智。”文章刊于《 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73期，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9月19日 -
张宏江：不想做 CEO 的工程师不是好学术领袖
理事简介张宏江，金山软件CEO、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近日，金山集团宣布公司执行董事及首席执行官张宏江博士将于12月1日退休，其30多年的职业生涯也即将画上句号。张宏江博士可谓是横跨学界和业界的大师级人物，在学术圈和商业界都有着极高的地位。而这两大领域的经历也使得它的职业生涯轨迹颇具色彩。| 张宏江早期经历17岁的张宏江考入郑州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学士学位后来到石家庄电子工业部第54研究所工作。工作三年多后张宏江从4000多个工程师中脱颖而出，被推荐到丹麦科技大学进修两年。进修第二年，导师请求学校特许张宏江在没有硕士学历的情况下直接攻读博士，最终学校破例批准。之后张宏江选择了遥感图像处理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这也成为张宏江立足于学术界的重要人生选择。最终张宏江成为视频检索和查询的学科领袖。30岁时，张宏江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系统科学研究院工作，领导视频和图像内容分析与检索、计算机视觉和信息系统等多个研究课题。供职期间，张宏江在《多媒体系统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他在这个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建立了现代视频检索和内容查询的一个基本框架，成为现代多媒体研究方面的最为经典的文献之一。35岁的张宏江加入美国硅谷中心的惠普实验室，担任主任研究员。三年后，他应邀担任了ACM 1999年多媒体世界大会的技术委员会主席，成为担任此职的第一位华人。| 微软时代的张宏江1999年初，已在海外漂泊多年的张宏江做出重要决定：回国，并加入微软亚洲研究院。一年后，年满40岁的张宏江担任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负责多媒体计算、视频和图像的分析和检索，模式识别，网络搜索和发掘，自然语言和分布式计算机系统等方向的研究工作, 取得了大批一流的科研发成果并为微软公司的产品开发提供了大量创新技术，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发展成一所全球顶级的计算技术基础研究机构做出了杰出贡献。2003年，张宏江亲自创立了微软亚洲工程院。2006年1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成立，成为微软在美国之外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备的研发基地，张宏江博士担任研发集团首席技术官。2010年1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更名为微软亚太研发集团。50岁的张宏江与张亚勤博士一起，共同规划并制定了研发集团的发展战略。| 金山时代的张宏江2011年夏天，张宏江帮朋友约雷军谈一个项目合作，谈完正事以后，雷军却话锋一转问其是否愿意加盟金山当CEO。“太突然了，是我约的他，而且前后两个话题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张宏江事后说到。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做不了。一个干了一辈子技术及技术管理的工程师，如何能够担当得了一个业务架构如此复杂公司的CEO呢？”但张宏江内心的真实想法是，这12年由他一手带大的微软亚洲工程院已步入正轨，此时的他似乎更想寻找新的挑战。所有顾虑很快就被真实想法所驱散。2011年10月，张宏江再次做出人生重要选择：离开任职十多年的微软，加入金山集团担任CEO。这位被雷军三顾茅庐请来的“老男孩”张宏江以“归零”的姿态带领金山集团踏上了一段新的征程。但这段征程似乎并不坦荡，当时金山集团总共有3000多名员工，核心业务包括：WPS、游戏、安全以及其他工具类软件。而且各项业务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WPS遇到用户增长瓶颈，集团前景不清晰，金山软件的股价曾一度跌到2元多港币。张宏江发现金山业务远比他想象的繁杂，让他非常焦虑，毫无头绪。张宏江曾说到“以前的老同事见面都说我瘦了很多，但是我自我感觉精力更旺盛了。每天有做不完的事情，虽然很累，但是做完之后成就感很大。”5年后的今天，过去3000多人的团队已扩张到6000多人，而且被分拆成猎豹移动、金山办公、金山云、西山居等几个子公司。2015年，金山集团营收为56.761亿元，网络游戏、猎豹移动、办公软件及其他业务产生的收入分别占总收入的24%、63%及13%。毛利同比增长58%至43.567亿元。张宏江连续两年入选《福布斯》中文版评选的“中国最佳上市公司CEO”榜单，走上事业顶峰。而在今天，张宏江正式对外公开即将退休，这意味着张宏江这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将要终结。| 职业生涯总结和愿景当下从学术圈进入工业界的人越来越多，但真正能做到在两个领域都非常成功的人寥寥无几。回顾张宏江的这些年，他无疑走在了学、业两个方向的最前面。而这位站在队伍前列的先行者时刻对未来科技走向充满憧憬。2016年8月12日，张宏江在雷锋网承办的CCF-GAIR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中发表《智能，大数据，云》主题演讲，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表现出对人工智能的期待。而在会后，张宏江在接受雷锋网采访时总结了自己的职业轨迹：我觉得这是一种“召唤”吧，从硅谷到微软，再到金山，热爱与热情从未熄灭过。最初本来只有3年时间的规划，最终却坚持做了12年。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每天都会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做，这种感觉令人非常兴奋，也正是这种感觉让我拥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去接受新的挑战。文章选自雷锋网，2016年9月13日
2016年9月18日 -
毛大庆：充分发挥市场化平台型加速器优势助力科技成果转化
理事简介毛大庆，优客工场创始人、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为加快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发挥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发展新引擎的重要作用，建议充分利用市场化平台型加速器的优势，大力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 一、政策背景 2016年2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众创空间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促进众创空间专业化发展，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低成本、全方位、专业化服务，更大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促进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增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加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发挥科技创新在经济转方式调结构重要作用的关键环节。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强调，促进成果与创新创业的对接。发挥各类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作用，推动科技成果等创新资源与大学科技园、孵化器、众创空间等方面进行对接。 充分发挥市场化平台型加速器作用，助力科技成果转化，已成为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院所科研工作与市场需求未形成有机联动 高校院所等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往往以申请经费、发文章、参加项目鉴定为目标，缺少科技成果最终用户的参与。大部分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相错位，很难直接应用或产业化。 （二）科技成果转化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 一项科技成果的转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一般而言，研究、开发、试验性生产等各环节的资金投入按几何级数增加。由于高校院所基本上没有能力或动力独自实现成果的中试与产业化，从而造成了科研院所大量“半成品”滞留在科研机构内无法走向市场。 （三）市场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较少 科技成果是一种特殊商品，其交易和转化难度高。由于技术无形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存在，决定了技术成果的转移是极其复杂的商业行为，其交易和转化的难度远高于其他商品交易，并不能通过简单的在技术和企业之间形成对接就可以实现。 科技成果产业化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涉及到法律、人才、资本、技术和市场众多创新要素的动态配置与整合。整个过程需要持续的管理和服务。我国当前能够完成全流程市场化服务的机构还比较欠缺。 三、市场化平台型加速器的发展特点 （一）资源整合能力不断增强 一些发展较好的平台型加速器，已经随着业务的开展，集聚了政、产、学、研、用等各种资源，初步形成了服务创新创业的生态体系。 （二）综合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一些平台型加速器已经发展成为集“共享办公+创业服务+科技金融+科技成果转化”于一体的综合性创新创业平台，能够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揽子科技服务，具有了系统性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能力。 四、有关建议 （一）以市场化平台型加速器为载体，开拓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市场化新路径 支持建立高校院所与平台型加速器的对接交流机制。鼓励高校院所定期向平台型加速器推荐具有市场化前景的科技成果。加速器根据独立判断做出筛选后，为有关科技成果匹配团队，对接投资，实现科技成果股权化。同时，在办公空间，创业培训、融资、市场推广等各个方面提供服务。对于其中发展较好的中小企业，充分利用平台型加速器的金融资源优势，支持他们走向资本市场。 （二）引导传统企业围绕转型升级的技术需求，在平台型加速器建立技术需求与孵化中心 鼓励平台型加速器为这些大型企业提供定向研发撮合服务，为开展定向研发的团队提供空间、金融、法务等服务。同时，在加速器平台上，促进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鼓励基于科技成果的收购、并购。 （三）支持平台型加速器为获得优质科技成果的中小企业提供后续孵化服务 鼓励传统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向平台型加速器推荐获得优质科技成果的中小企业与团队。加速器根据独立判断做出筛选后，继续开展后续孵化服务。 （四）支持平台型加速器发挥全国网络优势，针对各地产业集群特点，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通过科技项目资源与地方产业集群的有效对接，将科技项目资源的实施效果发挥到最大限度，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 （五）引导全球优质创新资源进入平台型加速器，促进国际技术转移 发挥北京国际交往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支持具有承接国际资源能力的平台型加速器，与全球主要创新型国家在华使馆建立沟通渠道。推动跨国公司、国际知名实验室在有关加速器设立研发机构，以加速器为平台，开展国际研发合作。引导加速器以房租和服务换股权的形式，为国际技术团队提供落地、融资、人力、市场等各方面的服务。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8月刊总61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6年9月18日 -
龙永图：BIT谈判有望在奥巴马任内完成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席、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近日在华盛顿表示，奥巴马政府是有在任内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政治意愿。他还提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应该是与中国支持的亚洲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衔接在一起，形成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协定。 选自凤凰卫视，2016年9月14日
2016年9月18日 -
郑永年：G20推动世界重视经济安全
专家简介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好协调的角色，并对目前的世界经济困局提出自己的见解。 国际社会正处于地缘政治不断变动的时代。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走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这场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尽管大家在危机后努力作出调整，但时至今日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日本、欧盟的经济结构依然失衡。 最近一轮的全球化主要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国家开始。但是，这一波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在促成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也给世界经济和各国内部带来了诸多非常严峻的问题。由于国家间各种政策协调远远跟不上全球化的进程，导致了两次危机的发生，即1997年至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G20）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围绕着这两次重大危机展开的。 当前，各国都把目光聚焦于国内政治问题，国际经济合作失去了动力。事实上，现在世界的主要困难在于经济安全出了问题，英国“脱欧”、美国民粹主义崛起、中东乱局等，说到底都是经济问题。经济安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安全，脱离了经济安全，其他安全都无法得到保证。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安全缺失的情况下，大家反而去谈其他安全，这是本末倒置。G20要把这个趋势拉回正轨，避免陷入地缘政治陷阱，在推动国际经济合作、重塑全球经济治理两方面，G20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G20包括世界主要经济体，作用在于协调世界经济增长。G20峰会能够促成主要经济体领导人树立共识、恢复信心，这也是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前提。我希望本次G20峰会能够把人们的关注从地缘政治拉向世界经济合作。为什么世界现在还走不出经济危机？为什么经济结构仍然没有调整好？G20成员应该一起诊断原因，寻找解决路径。 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可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好协调的角色，并对目前的世界经济困局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些都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体现。通过本次G20峰会，中国希望展现大国风范和大国责任，为世界经济带来新动力。同时，中国还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为贸易大国，中国也已经成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大国。 尽管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其经济增速依旧比很多经济体高。中国经济的基数庞大，是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主要经济体结构处于失衡状态，而中国在结构调整上进展最快。尽管增速放缓，但是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民间消费在增加、就业结构在改善，经济形态正在向消费型转型，成为消费型社会的中国将对其他国家经济作出巨大贡献。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对中国本身也是推动力，将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刊于《 人民日报》，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立场
2016年9月12日 -
戴志康：用“上海种子”给上海增添一点真正的性格
理事简介戴志康，证大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常务理事。 新华网上海9月5日电（李晓丹）9月4日，证大喜玛拉雅中心一侧，一幢长76米、宽6-11米、高23米的庞大建筑赫然崛起，远远望去宛若庞大的白色森林，吸引市民驻足拍照。它，被命名为“远景之丘”，由日本建筑师藤本壮介倾情打造，也是刚刚开幕的首届“Shanghai Project|上海种子” 活动场地之一。 首届“上海种子”由证大集团旗下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主办，项目理念为“以公众为出发点”，在开幕后近一年的时间里，“上海种子”将在上海多地举办一系列展览、讲座、市民参与项目等，涵盖艺术、人文、科技、生态等领域。 作为这场文化盛事的核心推动者和主要赞助者之一，戴志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做“上海种子”是要启发大家对未来的思考。种什么因，结什么果 在卓美亚喜玛拉雅酒店幽静的一角，古乐在耳边悠然流淌，一沏香茶，一身低调黑衫的戴志康慢条斯理地讲述着他所热爱的文化事业。 近些年，他一直致力于文化产业，在他看来，精神和文化价值的发掘与创造是他今后要做的事。 “我想给这个城市和世界呈现一场与以往的美术馆展览有所不同的艺术和文化盛宴。” 戴志康说。十年前，他创办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的时候，是把它看做一个社会回馈项目，给大家提供一个欣赏艺术、学习美学的地方。后来，他思索什么样的艺术是对当下社会发展有意义的？“上海种子”就应运而生。在他看来，上海种子是全新的文化体验模式，也是证大作为一个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种子好比基因，戴志康说，即“种什么因，得什么果”。如果我们不给未来播撒好的种子，未来的样子，可想而知。当今社会，同质化随处可见，同样的衣服、同样的车、相似的建筑……似乎越来越没有性格，“我一定要给这座城市增添一点真正的色彩，一点真正的性格。性格必须从种子开始，‘上海种子'就挺好。” “Shanghai Project|上海种子”活动主要包含建筑设计与艺术展览、图书馆计划、儿童项目、市民参与项目以及“奇点”公开征集等项目，其中市民参与项目是活动的力推项目。 “美术馆开了，大家也不见得来看。”戴志康说，把展览放在户外就是要吸引公众参与，传播艺术文化。每个人都是自媒体，观众看了展览，只要感觉有意义了就会去传播。情怀和生意不冲突 在戴志康看来，情怀和生意并不冲突。 现代化的社会把人变成了经济结构中的某个功能，把挣钱当成了最重的目标。“其实，只要把这些作品和话题渗入生活，艺术文化也可以成为你们的利益之一。希望大家也能追求金钱以外的利益和价值，在这个时代价值应该多元化。”戴志康说。 2015年，戴志康退出了地产圈，回归金融，转型文化。他曾先后开发了大拇指广场、九间堂等极富文化内涵的地产项目，并耗资30亿，花了10年光阴打造了上海证大喜玛拉雅艺术中心，以充满艺术张力的独特个性，引起广泛关注。 当问到最近一年，上海地王频出，房价热涨，他是否会重新做地产，戴志康说：“当下地王频出对我已经没有任何触动了，我也做过地王。这个行业太拥挤，玩家很多。我想做的是精神和文化财富的创造，做社会的推动者和创新者，做有益于公共利益的事。” 2016年6月，证大文化登陆新三板，文化艺术对于戴志康而言，不仅是兴趣和情怀，还做成了产业。 “证大文化目前做的是艺术品的经营，专攻艺术品租售、艺术品金融、艺术品顾问。在构建艺术生态方面，证大文化将结合线下业务，针对供给侧，挖掘艺术家和艺术作品；针对需求侧会建一站式艺术生活分享平台。”戴志康说。 “别人做的我不做，我做的别人做不了。”对此，戴志康的语气骄傲自信，“证大文化的使命，就是让艺术不只是在美术馆里，而是与大家的生活同在。”文章选自新华网，2016年9月5日
2016年9月12日 -
信中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汪潮涌：我们要求创始人和团队要具备4P
▼ 汪潮涌被称为投资界的“黄药师”，一方面是因为他在投资上功力非凡、禀赋极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爱吹笛吟诗，生活方式风流文雅。不过，与黄药师的放浪形骸相比，汪潮涌却斯文、理性而冷静，这种性格与他的投资生涯相互促进，使其在投资上渐臻化境。 我们选企业家的时候也是有我们的标准，首先他是有创业的激情，有理想，有抱负。而不是说我很快就想赚一笔快钱，这种急于求成的企业家，我们不喜欢，而且他往往失败的概率就会大很多。◎“30年前当我们离开校园时，国家处于改革发展阶段，处处需要管理人才，而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面临的机会是创新和创业。” 汪潮涌提到与巴菲特在北京会面对他的触动，那时他还在摩根大通就职，“‘年轻人，相信中国会有巨大的盈利，要相信你自己的国家。’巴菲特这句醍醐灌顶的话深深地震撼了我，也在我心里埋下了创业的种子。”1999年，汪潮涌在国内注册成立了信中利公司，意为“相信中国就会盈利”，专司投资银行和融资顾问业务，主要的对象是民营高科技企业。他认为：“别看这些民营企业今天小模小样，未来他们可是新经济的中坚。”果然，汪潮涌投资的百度、阿里、华谊兄弟等大获成功，造就了一批我们现如今奉为榜样的企业。 虽然目前创业竞争激烈，不过汪潮涌认为整个社会对创业的鼓励、扶持、支持及对创业失败的容忍度大大增加，“国家在思考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如何通过基准改革来解决严峻的挑战。其中一个最值得大家期待的，也值得大家投身的是为了配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出的创新与创业”。◎“我们投资领域集中在三高、三大和三新产业，我们要求创始人和团队要具备4P。” 在投资领域上，汪潮涌谈道：“未来我们的投资标准是：三高、三大、三新，三高指高科技、高端制造、高品质服务和消费 ；三大指大文化、大健康、大环保；三新指新能源 、新材料、新模式。” 汪潮涌对时下的移动互联网企业也颇为关注：“移动互联网的企业基本上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快捷，第二是便宜，第三是共享，第四是有海量的用户。快捷，其实就是解决现在所谓的‘懒人经济’，很多90后出门洗衣服不愿意去拿，点了餐不愿意去拿；共享，很多80后、90后啃老族买了车，但这个车不是每天都开，他需要把它租出去，那就通过P2P的方式，用手机一摇就知道今天谁要租车；还有‘秀美甲’，女生中午吃饭或是午休时，一摇，美甲师就拎着箱子过来帮你解决每个月做两次指甲的刚需。这些P2P都是能够提高效率、提供便捷、降低成本，这些都是未来创新的企业家的一些支撑力。” 在对创始人和创始团队的要求上，汪潮涌进行了详细解释：“我们在寻找投资的时候，特别看重创业者的几个特色，我们叫做四个P，第一个是Passion（创业激情），很多创业者进入新的领域创业时，会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有强大的创业激情支撑着他；第二个是Persistence （坚持），很多创业者有三分钟热情的毛病，碰到挫折后打退堂鼓，可成功的企业都是坚持了十几年；第三个是Previous Experience （过往的经验），我们更愿意找有相关经验的创业团队，过往的经验是创业者很重要的一笔财富，也大大降低了创业的风险；第四个是Profit（利润），创业者无论选择什么样的创业模式，一定要创造利润，这种利润是需要有资本、团队的力量和创业者作为企业的灵魂人物的坚定和坚持带来的。” 汪潮涌将马云作为4P理论的典型例子：马云有“激情”，要做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企业；马云能“坚持”，从1996年开始创业一直发展到现在；马云有“过往经验”，在创建阿里巴巴时他在北京商务部底下的一个商务中心送黄页；马云也创造了巨额“利润”，“阿里巴巴有十二年不赚钱，一赚钱第一年是70亿，第二年是180亿，第三年是360亿”。◎“男人会为信念去做意想不到的事情。” 尽管在投资上以冷静和理性著称，汪潮涌并非一心“唯利是投”，而是希望自己能从商业企业家转变成社会企业家。“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你可以选择不去投。比如有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的东西。黄赌毒，要选择不去做，当然如果有多余的财富，要去帮助别人，对社会做一些公益性的事情。”为此，他在家乡设立了李时珍奖学金，给学校捐微型图书馆和电脑房，做李时珍健康产业，解决当地人口的就业问题。 2005年，汪潮涌投资组建了“中国之队”，参加美洲杯帆船赛，这一举动意义非凡，使得美洲杯帆船赛150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中国人的身影。此举震动海内外，被西方媒体誉为“中国海洋文化的复兴和企业家的精神追求”。这个每年耗资数亿美元的项目并不纯粹是商业行为，而在于其社会价值和影响力。这个决定作出基于汪潮涌的情怀，出于他对帆船运动的热爱，对此，汪潮涌的解释是：“男人会为信念去做意想不到的事情。”本文选自《世界这么大，我们创业吧》，主编：苗绿、王辉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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