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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专家：发展轨道交通应避免政府“全包全揽”
中新网北京10月14日电 (马德林)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轨道运营专委会副秘书长马子彦14日在北京表示，中国在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过程中，必须从政府“全包全揽”的建设模式转向企业建设、政府监管、运营前置的模式。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香港铁路公司联合举办的“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当天在北京举行。马子彦在会上作上述表示。 马子彦说，中国目前在建设轨道交通的过程中一般采取事业制模式，由政府全额投资，在实际操作中，轨道交通的设计、施工、运营彼此分割，难以满足公众的交通需求。“以北京的一些地铁站为例，有些地铁口建好了却不能开，因为运营方认为这个口的设计和建设有问题。”他说。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认为，建设轨道交通应采取公共导向型发展模式(Public-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POD模式)，将轨道交通建设同物业、商业开发相结合，避免资源浪费。他说，POD模式实际上与中国正在试点的“多规合一” 是一致的，政府应当根据公众居住、就业、生活等需求，对城市交通及功能区建设进行综合规划。 李国平认为，通过“多规合一”或POD模式将轨道交通和物业、商业开发融合在一起，不仅可以克服当前地铁建设过程中的分割现象，还可以推动公众转变出行方式，促使城市规划趋于合理。 香港铁路公司中国首席执行官易珉说，港铁公司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盈利的轨道交通运营商，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采取“轨道+物业”的综合开发模式。 数据显示，香港地铁长度达221公里，平日每天乘客量平均为540万人次，而地铁准点率超过99.9%，平均行驶170万公里才会出现一次5分 钟以上的延误。“假设一个人每天都坐地铁出行，两年才会遇到一次5分钟的延误。”易珉认为，港铁公司的运营经验可以为未来中国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提供参 考。 目前，中国已有39个城市经国务院批准修建地铁，总的规划里程超过7300公里。轨道交通建设的蛋糕规模则更为庞大，今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初步估计2015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总投资将达3000亿元。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10月15日
2015年10月19日 -
【人民网】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议在京召开
人民网10月15日电 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香港铁路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14日在CCG北京总部举行。 今年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提升城镇规划建设水平，制定实施城市群规划，有序推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化。在政府利好政策指引，以及国内稳增长压力日盛背景下，各类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正成为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要的抓手。9月中旬，为加速PPP项目落地，财政部称将进一步完善PPP法律制度和政策扶持体系，并尽快设立PPP引导基金。香港铁路公司具有30多年成熟的PPP投融资模式，可成为我国内地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以及在社会环境下建立适合的PPP模式融资手段的重要借鉴。 港铁模式是世界公认的地铁成功运营模式，对于香港城市发展发挥着巨大作用。香港铁路公司中国首席执行官易珉分享了香港城铁30多年的成功经验，易珉表示，“轨道交通+物业”综合开发模式，是港铁30多年所采用的成功发展模式，通过规划、建设、营运、多层次的融资，打造以人为本，以客为尊的铁路网络及社区。此外，香港铁路公司通过公私合营推进铁路及轨道交通建设的投融资模式，便于政府更加灵活运用社会资金，减轻财政压力，同时不会令铁路及轨道交通失去其公共服务特质。 “目前港铁正在用全新的思路诠释轨道到底能给人类做什么工作。轨道交通的最高境界是让人类少出行，这和传统的理念不同。其实城镇化最终的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假设你不出门就上班，不出门东西就送到你家里，这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香港铁路用轨道+物业（R+P）、轨道+社区的理念，打造了最现代化的城镇化生活。”易珉在介绍港铁成功模式时如是说。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轨道运营专委会副秘书长马子彦在圆桌会上指出，尽管现在国家PPP、BOT、BT各种模式都在尝试，但核心的模式分为两种，一个模式是事业制，政府全包全揽全额投资，现在除了港铁在国内运营的三条线之外都是这样的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企业制。地铁是社会的公共产品，具有很多对外价值，政府主导加合理的补偿，这种补偿一定要有约束机制和补偿的标准，这种模式更为合理。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特别指出，应进行必要的交通需求管理，要将交通和全球应对变化联系在一起，交通排放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三大原因之一，绿色交通需要在总量控制下，有了总量控制才有碳排放交易。 托普索公司副总裁、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刘科谈到，国内跟国外研究轨道交通一个很大的反差在于，国外主要靠建立并不断修正模型来做系统，而国内对于研究方面不够重视，建立这种大型的模型如果没有数据就无法决策，项目团队好像盲人摸象。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朱彼得提及，1984年开始大陆就有了深圳的第一个PPP项目，今年以来对于PPP模式推得特别多，但实际上推动不明显，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国家层面的法律来支撑保障PPP项目正常的进行。“我们国家286个城市，有40到50个城市要建轨道交通，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百万人口规模，我们应该探讨更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和出行方式。”朱彼得说。 北大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谈到，在国家十三五规划里更多的强调三规合一或者多规合一的做法。在一个城市空间里，交通导向的城市开发和发展的POD模式。轨道交通和物业、商业开发是融合到一起一体化的开发，它并不需要把整个模块分散，这是不利的。 国土资源部办公厅新闻宣传处处长秦晓燕认为，港铁模式里，地铁站里所有能够辐射的土地发展权都给了地铁公司，这就是政府对地铁的投入，但这种投入是长期性的回报：把土地资产资本化。在2000年前后，英国、日本、法国、墨西哥、瑞典、香港等八个国家和城市的地铁真正盈利的只有香港。所以，结合国家十三五规划做的关于铁路投资的计划，从香港的地铁经营中可以得到很多启发。 轨道交通是绿色交通及新型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关系着千万民众的生活质量。本次圆桌会旨在通过分析绿色交通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与发展障碍，探寻促进绿色交通发展的路径，为在未来城镇建设中科学构造快捷、便利、安全的宜居之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文章选自人民网，2015年10月15日
2015年10月19日 -
【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地铁网一年运行成本超100亿
中国将迎来轨道建设高峰期，日前国家发改委批复了39个城市的地铁项目，据业内人士估测，如果这上述每个城市修200公里，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有望在未来几年超越韩国首尔，成为全球地铁线路最长的城市。 而地铁线路倍增的同时，地铁建设成本也在上涨。 香港铁路公司中国首席执行官易珉在10月14日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办的“绿色交通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智库圆桌会”上介绍，目前地铁一公里成本10亿，北京这种城市现在已经达到13亿，有的二线城市大概8、9亿。 “这不是最耗钱的地方。最耗钱的地方是维持目前北京这样的地铁网，一年的运行成本100到150亿”，易珉透露。 巨量成本，加之地铁要兼具社会效应等因素，世界所有做轨道的公司几乎没有一家赚钱，而港铁则是特例。 易珉介绍说，根本原因是港铁采取的“轨道交通+物业”运营模式。 2014年，港铁利润为116亿港元，其中占比最大的不是票务收入（15%），而是物业开发，占比最大为31%。 “轨道交通+物业”运营模式的核心在于，用土地来补偿轨道交通成本。 在政府未修地铁前，地铁公司从政府手里将土地买过来，“修完了地铁以后，这块土地升值了，我在这块土地上盖的房子和物业产生的升值空间是由我和政府分享的。用这块升值的钱来养地，是这个模式最核心的地方。”易珉说。 目前，国内地铁运营亏损也很普遍。以北京为例，据北京市发改委数据显示，北京市轨道交通亏损额从2007年的1.69亿，扩大到2013年的34.61亿，如果摊薄在同期32亿乘客身上，平均每人次亏损额约1.08元。 目前北京4号线、14号线、16号线等，是由港铁运营。交科院轨道运营专委会总经理、副秘书长马子彦看来，国内除了这三条线路，都是事业制，因此想破除这种收不抵支的现状，需要改变政府大包大揽的模式。 他建议说，一是要走企业制，有清晰的核算，而不是效益多少都由政府兜底；二是要运营前置，三是要把运营作为主导。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10月15日
2015年10月19日 -
CCG副主任刘科博士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
刘科，环球资源公司合伙人，国家特聘专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 据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发布的新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刘科博士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今年共有26位有影响力的业界领袖和著名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院士；其中刘科博士是今年唯一入选的外籍院士。新当选的院士来自农业，生物，医学，国防，信息，资源，工程，制造业等领域, 均为所在行业做出杰出贡献的领军人物。选举除过要求候选人的发明，创造和学术水平要达到国际顶级水准外，同时其成果必须要对澳大利亚会产生巨大的贡献和影响。 新当选院士证书颁发暨庆祝仪式近期将在澳大利亚首都墨尔本举行，届时刘科博士应邀将发表题为“中国环境的挑战及能源的展望”的演讲。 据悉，中国目前只有有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院士，及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院士当选为澳大利亚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科博士简介刘科获纽约市立大学化学工程博士，是全球知名的能源专家，亦是拥有MBA学位的业界领袖。曾在埃克森-美孚，联合技术公司（UTC）和GE等著名跨国公司供职多年。刘科博士在2010年回国后任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National Inst. of Clean & low-carbon Energy)副所长及CTO；国家千人计划化学化工专委会主任，国家特聘专家， 千人计划专家，2013年被任命为神华研究院副院长，同时任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中英文）编委。2015年他当选为北京高层次人才协会副会长。刘科博士曾获2006年度全美绿宝石特别科学奖，2013年国际匹茨堡煤炭转化创新年度奖，该奖起始于1983年，每年在全球范围只选一名，用于奖励对在全球范围内在此行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他还是著名的原加州理工学院能源中心董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国际匹兹堡煤炭大会（PCC）会议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公司的董事。近期，刘科博士又当选为卡内基-清华中心理事，促进中美之间清洁能源和环保方面的合作。
2015年10月16日 -
【法制周末】“黄金周”的冷思考：被忽视的“中外时差”
新闻背景“十一黄金周”假期已结束，但热度还未散去：先是一盘大虾让青岛深陷危机，然后是部分景区被摘牌或限改。后者建立在“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对旅游投诉较多的部分5A景区开展服务质量暗访检查”的基础上，时间范围是“2015年9月以来，特别是十一假日期间”。而这也只是“黄金周”问题的冰山一角，拥堵、各种旅游乱象以及政府部门“停摆”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拷问着日益火热的“黄金周”。 对于李烨(化名)来说，“十一”这个长假仍然同样的煎熬：几乎每隔两天就会收到来自西班牙客户的催货质问。她只能不断地重复向对方解释中国正处于法定休假期，这个假期长达一周。 这样的解释很难缓解对方的焦虑。这种“中外时差”被诟病已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兼主任王辉耀10年前就感慨：“全世界最繁忙之时，中国却在全民放长假。”“ 停 摆 ” 作为一家小型的在华外资企业，李烨所在的公司每到法定长假临近时就特别紧张，随后一周的工作量都得提前挤在放假前把货备足并发出。 “我们的产品在世界各地连锁店使用，周转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其实公司的规模不大，资金的原因没法一次性备大量的货，因此要求发货的频率要密集一些。”李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一般他们一次只发两三百公斤的货品，在正常工作日里，从发货到出关到送达一般四五天就能到货。但如果碰上“黄金周”这样的长假，这个规律就失灵了。 因为有一周的时间政府机构将“停摆”，海关报关、国际运输等暂停，许多外贸出口企业都集中想要赶在节前发货，拥堵自然就产生了。 李烨说，这一次公司也是紧赶慢赶，将需要出口的这些货物都赶在9月28日前发出了。不过，在长假休完回来的第二天，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货物仍然没有出关。物流公司告诉他们，仍在排仓。 10月9日，李烨不得不一再跟向她催货的西班牙买主解释，货物十来天前早已发出，不过现在仍然滞留在海关。李烨清楚地知道这样的效率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的行业里，这种拖沓会给我们的竞争对手趁机排挤我们的机会。” 而这样的情况并非一年一度才发生。在过去一年，李烨至少经历了3次，分别是APEC会议期间、2015农历春节和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 “希望外方会尽量习惯，而不是越来越失去耐心。”李烨无奈地说。在不厌其烦的沟通过程中，她听到很多抱怨，别人问她，政府不是应该扶持中小企业的吗？她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这并不是李烨所在公司碰上的独特难题。 过去常说，关注中国经济状况的人们通常都会遭遇“2月难题”：中国在2月份发布的经济数据常常会令外界搞不清状况，原因在于这个月份常常会撞上中国的传统农历春节，会使它的数据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和难以比对性。外界常抱怨说，中国经济相当大一部分的活动在春节前后嘎然而止，而且持续时间往往还不止一周。 去年，渣打大中华区研究部主管王志浩开玩笑说，我们都应该休一个长假。“我们像是在黑暗中飞行，没有人知道如何恰当调整这些数据。” 事实上，每个长假前后都有这样一段的数据失真期，为了即将到来的长假，许多企业会赶在放假之前把尽可能多的交易提前；而在度过漫长的假期过后，一切事物回归正轨往往也需要一阵子的调适期。接 轨 多年之前，清华大学假日制度改革课题组主张废除“黄金周”长假的理由之一，就是中国的放假安排与国际不接轨。 课题组负责人蔡继明教授对法治周末记者历数了“黄金周”的几大罪状，其中的两条就是“导致金融、证券、期货、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减少”和“不利于政府、企事业单位的正常运转”。 长假期间，证券市场休市带来的各种弊病，也是近年来改革者关注的问题之一。 “中国休市之时欧美市场仍在正常交易，这给中国的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倍增，体现在期货市场中尤其明显。”一位资深投资人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持续交易时的同类商品价格波动是全球范围的，如果中国休市，那么国外期货市场商品价格波动导致的风险只能累积到开市的时候才会释放，而期货交易往往是利用杠杆翻倍来运作的，这使得交易的风险更为放大。 过去的许多事实，也证明了长假过后屡屡出现的强烈波动，给资本市场带来的困扰。例如，某年国庆长假后几大品种接连跌停等，以至于后来每逢长假，国内三大期货交易所采取提高保证金、扩大涨跌幅度等措施来强化风险控制。 基于此，关于给期货市场开设假期盘和夜间盘的呼声不断。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12年提出要探索建立上市品种连续交易制度。 2013年，上期所连续交易制度上线，在贵金属等品类上用“夜间盘”解决了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但假期盘的推行却遭遇阻力。 据媒体报道，3年前调研节假日正常开市的问卷并没有得到业内的积极回应，即使是对此持赞同观点的业界人士也认为，只有少部分与国际市场关联度较高的品种(例如金银等有色金属、棉花、大豆等农作物)才有在长假期间交易的需求。 不过，上述问题以及所谓的进出口贸易大幅减少在过去的数年里并没有成为攻击“黄金周”长假制度的有力理由，每年都创下新高的“黄金周”出行人数和消费支出，令决策者对“黄金周”难以割舍。只能动长假？ “全世界最繁忙的时候，中国却在全民集中放长假，政府和企业都基本上停止运转，股市长假期间关门，这对中国的生产效率和对外经济交往都是很不利的……在全世界正常工作时间中停顿时间太长，会影响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工作。”王辉耀指出。 更加耸人听闻的观点则认为，中国集体“停摆”时，国外在正常工作，而中国在周末上班时，全世界却在休息。这实际上等于浪费了4个工作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中国每个工作日交易数额巨大，每浪费一天就会造成数千亿元的损失。 改革的建议也比较一致，即中国的长假应该与国际的公众假期基本接轨。 尽管长假带来的上述弊端确实遭受过不少的抱怨，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弊端在过去的数年里并没有受到广泛的批评和攻击。 一位外企的员工说，或者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既然知道长假是确定的，就把工作提前安排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国外圣诞节放假的时间，我们不是也在照常工作吗。 他半开玩笑地说，总不能让联合国给各国设置统一的假期吧。 不过，除了改革假期之外，问题倒不是全无解决之策。 几年前，浙江杭州海关就有推出长假期间预约通关制度，进出口企业只要提前向海关提出预约申请，海关会安排人员值班，为假期间靠港的船舶和货物办理通关手续。 “对于政府来说，这可能只是服务型政府的一小步，却解决了我们企业的大问题。”李烨说。文章选自《法治周末》，记者：陈霄
2015年10月16日 -
【宁波日报】王辉耀：主动适应人才国际化趋势
“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不断加快，人才国际化业已形成一种趋势。宁波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要从国际人才的引进、使用和培养等多方面入手，抢抓机遇，赢得先机，积极主动适应人才国际化趋势。”近日，来甬参加2015中国(宁波)人才发展与政策创新高峰论坛的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在接受专访时说。迎接国际人才流动时代的挑战 从货物流动全球化，到资本流动全球化，再到人才流动全球化。中国正在从货物流动大国，到资本流动大国，再向人才流动大国迈进。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囯和最大的外汇储备囯，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才流动囯。这是王辉耀关于全球化的三个阶段说。 “当今时代，国际人才流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快速、频繁，各个国家都在实施引才计划吸引人才。我国近年来实施了‘千人计划’等一系列人才工程来吸引海归人才回国创业，在人才回流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宁波的‘3315人才计划’也是其中很好的一部分。”王辉耀说，宁波要吸引国际人才流入，需要不断完善人才政策，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打造一个让来自全球的人才从内心认可的城市。企业“走出去”要“入乡随俗” “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个很好的契机。但是我们的企业‘走出去’是为了让国际社会认识他们、接受他们，现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王辉耀举例，我们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做广告，用的都是中国的形象，中国的符号，包括中国的一些人物形象，对国际人士来讲，他们可能不太熟。我们应该更多地利用国际人士、国际人才来开拓中国的(海外)市场。我们看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用当地人，用海归，用中国人来代表他们在中国的形象。 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是一样，我们在外面的高管，在外面的这个团队，就应该多利用一些国外人才，比如华为，他们在海外有3万多人，大部分是当地人士。所以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克服把自己的人全部带着，而应更多地利用当地的人才，利用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国际化创业型人才 人类历史上数次重大经济发展都与技术革命和创新创业分不开。上世纪80年代，美国网络与信息技术的兴起带动了创业风潮涌动。也正是大众创业风潮兴起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高校出现了创业教育。到2012年，每年有超过40万学生选修、将近9000名老师教授这方面的课程；全美约1250个“企业孵化器”中，大约三分之一存在于大学中。 根据国际先进经验，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应该发展创业教育的阶段。目前，我国出现了明显的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创新创业势头。中关村2014年新增创业企业数量再创新高，达到9000家，并且出现了高校大三学生休学创业的“21岁现象”。在大学生创业需求增加和政策鼓励下，创业教育的需求将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我国开始重视来华留学和吸引国际人才。如果能够构建国际化的创业教育环境，则可以对外国优秀学生产生更大吸引力。 王辉耀建议，宁波可以在鼓励高校与国际名校合办创业教育课程和项目、中外联合培养更多创业教育教师人才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走出一条国际化创业型人才培养路子，主动适应人才国际化趋势。文章选自《宁波日报》，记者：龚哲明
2015年10月14日 -
【 中国经济周刊】美国前国务卿赖斯：中国经济应该更多依赖于创新精神
9月22日—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访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确认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和成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稳步推进。 9月23日，美国前国务卿，斯坦福大学原教务长、斯坦福大学教授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现身由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劳瑞德国际教育集团于北京举办的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上。 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赖斯坦言，中美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关系，是在发展中的关系，如何把这种复杂关系用一种方式表达出来，让人们不再恐惧和害怕是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关键。 赖斯是美国国务院第66任国务卿，也是美国历史上就任此职的第一位女性非裔美国人，她被认为是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最重要的“军师”。 赖斯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美国经济确实非常强劲，但它也有自己的困难要处理。经济很强的国家也会不断地受到源于本国自身的挑战。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创新创业的氛围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作为布什团队的首席智囊，赖斯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发展？如何看待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和摩擦？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该如何合作？对于中国的创新创业，赖斯有什么见解？美中彼此分享成长的果实 当前，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出口市场。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5551亿美元，是两国建交时的近227倍。未来10年，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有望再翻一番。 伴随中国消费者购买力上升，美国对华出口正加速扩张。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5年年报显示，作为美国的出口市场国，中国的地位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对华出口过去10年间增长了198％，超过对其他任何国家的出口增长。 赖斯表示，中美在很多重要领域上是合作的关系，如果没有彼此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中美两国的经济都不可能稳定地发展，两国彼此分享成长的果实。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卓有成效。 赖斯也坦陈在一些领域上美国民众会对中国存在一些焦虑。如果美国人在《纽约时报》头版读到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的报道时，民众对两国关系中的恐惧和焦虑感就会增加，有一些问题是由于美国人民没有办法很好地理解中国而产生的。 对此她的建议是中美需要最大程度地扩大在经贸、人文领域的合作，加大彼此的投资。赖斯表示在她还是国务卿的时候，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确保中美之间的关系不被这个世界误解或引起恐惧，努力把中美关系向有利于世界繁荣和平的方面发展。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在摩擦和曲折中不断加强，中美两国已经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未来中美两国将成为全球最大贸易伙伴。中美两国应把握此次习主席访美机遇，在各个领域加强合作，创造中美合作的新高度。创业可以被教授，也应该被教授 中国国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卸任后的赖斯还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她直言创业在斯坦福的基因之中，在斯坦福几乎每个人都想创业。 斯坦福大学可以说是“硅谷摇篮”，校园里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培养了大量的科技精英和商界主管。上世纪90年代，从斯坦福大学中走出的最著名的创业人才便是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塞吉·布林(Sergey Brin)。 斯坦福大学现任校长约翰·亨尼西(John Hennessy)有着“硅谷教父”之称。他不仅是谷歌公司和思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还与已故苹果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交往密切。2000年他接任校长之职后，学校的创业气氛变得更浓。斯坦福的公共关系部门曾对外宣称，有超过5000个公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斯坦福大学的创意。 亨尼西校长直言创业精神是斯坦福大学最根本的精神气质。如果大学的知识只是停留在大学的围墙之内，而不能取得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就会阻碍研究者创新的动力。 赖斯表示，中国充满了创业者的精神，而且全世界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像阿里巴巴、腾讯等都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企业，没有人会质疑中国缺乏创业者精神，而且创业创新已经得到中国国家的重视。 赖斯同时指出，创造力并不是全球的，可以说是有边界的，创业者想获得一些融资支持，政府现在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让这些好的点子真正转化成实际的财富，需要比如法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支持。 “如果中国的机制建设完善的话，知识产权保护能够帮助我们创建一个非常好的环境来促进创业者的发展。” 赖斯说。 赖斯在中国创业教育研讨会现场分享了一个她的思考，即创业可不可以被教授？创业精神可否被教授？她的观点是不仅可以教授创业，而且应该教授创业。 赖斯表示：“现在中国的大环境中，已经充满了创业和创新的精神，就像我们教授人们怎样书写或者演讲一样。有时候人们可能并不能最终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是我们可以让他们熟悉写作的基本规则。同理，教授创业精神，并不是说每个人最终会成为创业者，但如果一个人已经被我们发现，他有这样的创业想法，而且他有这样的激情，想要找到解决方案，然后进行商业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创造好的公司。” 赖斯认为，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不能仅仅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又或是出口和投资，中国经济应该更多依赖于创造力和企业的创新精神，这也是很多国家的必经之路。 “19世纪，中国的很多资源是来自于土地耕作。20世纪，中国的很多公司从出口、制造业、加工业上获得成功。21世纪，中国必须做出改变，必须将创新、创造力和创业紧密结合。”赖斯说。文章选自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10月12日
2015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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