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网】如何打赢“人才战争”考验中国智慧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最近的统计，2013年新抵达美国的120万外国移民中，中国人占了14.7万，名列第一，成为美国最大移民来源国。印度人则位居第二，达12.9万。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还显示，中国移民美国主要通过留学和投资移民途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大量的优秀劳动力资源与财富流向美国。　　对于中国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消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在《人才战争》一书中提醒，“在这场不见硝烟的世界大战中（人才竞争），中国和印度并不是人才流失比例最高、受害最深的国家，但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　　这不是危言耸听。不管承认与否，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与接轨、世界各国产业发展不平衡、国际产业的转移与分工协作、跨国公司的崛起……随着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国之间争夺全球范围内的人才已然发展成为一场“战争”。　　作为人才流通的受益国之一，美国能够在二战后独步全球，部分归功于罗斯福总统利用战争的特殊时机，发动了一场对战败国顶尖科学家进行“明抢“的人才战争。想当年，正是从欧洲流失的人才，帮助美国率先成功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把人造卫星送上天，实现了宇航员登陆月球。而如今，也正是来自中国和印度流失的人才，帮助美国缔造了世界高科技中心——硅谷。　　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红利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胜于石油、华尔街，更胜于核武器。据统计，从1960年至2013年，美国有72名移民科学家得奖，战美国诺贝尔获奖者的1/4左右。美国市值前50名的上市公司中，更是有近一半是移民创建或共同创建。难怪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不无自豪地说，美国从年轻的、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和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的经济中受益。　　转向看国内，随着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各类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计划、政策的出台，海外高层次人才回流或者归化效果明显。但相较而言，我国的移民政策仍然比较保守。在很多发达国家每年发出10万张绿卡的情况下，我国自2004年实施绿卡制度至2013年，仅有7356人获批，对国际人才红利使用率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0。这显然与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符。　　有人警告，这个世界千百年来爆发过无数次战争，理由不一而足，为石油、为金钱，为宗教……但都不如这一场（人才之争）来得更为根本与致命。有权威媒体甚至宣称：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此论虽无法印证，但也暴露出“人才战争”的严峻局面，已经是笼罩在中国崛起之路上的一片阴云。如何拨云见日，考验中国智慧。（杨子岩，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文章选自海外网，2015年9月11日

【青年参考】90后海归就业创业日渐接地气

《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发布会现场　　8月1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智联卓聘，在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上共同发布了《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自今年2月起对913位海归进行问卷调查后获得的这份报告，反映出近年来留学人员的留学国家、专业方向、花费、收获、发展趋势等。　　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回国的海归约180万人，其中2008年以后回国的就有110多万，“80后”、“90后”海归是职场上最为活跃的群体。CCG执行秘书长、海归研究博士苗绿告诉《青年参考》记者，这是中国的智库首次聚焦“80后”、“90后”海归，并将其作为就业创业的主体人群进行调研。　　海归接地气，让民企能“用得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随着留学归国浪潮日渐汹涌，曾长期附加在海归身上的精英光环逐渐褪色。在年复一年的“史上最难就业季”中，海归和“土鳖”一样，找到理想的工作并不易。　　《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显示，80%的海归认为现有薪资水平低于预期，超过60%对目前的工作满意度低，76.5%的海归有跳槽经历。而在海归创业者中，41.9%有过失败经历，超过30%对自己的事业不满意。　　不过，在苗绿看来，这并非海归的“专利”。如今的“80后”、“90后”视野广阔、心态年轻、敢于尝试未知事物，对工作不满意是很正常的反应，这种反应还可能成为事业成功的动力。在这点上，国内年轻人面临的状况别无二致。　　更何况，海归毕竟属于相对精英的阶层，在工作中产生挫败感再正常不过。此外，常出现“水土不服”状况的归国留学生，比其他人更难适应大环境和文化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有36.1%的就业海归选择了本土民营企业，明显高于去年的23%。过去，由于语言优势、企业文化等因素，海归往往倾向于更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外企。今年，民企首次超过外企，成为海归最青睐的“东家”。　　“一方面海归越来越接地气，让民企能‘用得上’。另一方面外企本土化，招收更多当地人才。”苗绿告诉《青年参考》记者，她本人特别支持海归与本土企业合作，因为这是“差异竞争的有利途径”，民企也更需要他们。“在对外投资超过对内投资的今天，海归的国际人脉和对国外的了解，将在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能为‘一带一路’发展带来贡献。”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则认为，这说明外企在中国的发展放缓，加上中国对外企的政策倾斜不像前几年那么大，因此对人才的吸引力增长有限。而本土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压力下，对国际化人才有巨大需求，吸引人才的力度也不断提高。　　此外，许多继承家族企业的民企二代都是海归，他们在招聘员工时自然对海归更感亲切。海归要学会和政府打交道　　报告指出，有近三成海归认为，回国创业的最大劣势是不会与政府打交道，遭遇行政审批阻碍；超过1/4的创业海归认为不适应国内人情社会，难以获得发展机会，同时也不熟悉国内市场环境，战略制定不当。　　但苗绿认为，不必刻意渲染或扩大“海归不会和政府打交道”这个说法，这“不是特别大的事儿”。　　“海归回国后，生活、文化、社会等大环境都要重新适应。政府就在那里，只是海归变了。”她告诉《青年参考》，“很多海归回国后跟父母都有冲突，对政府的政策也需要有适应的过程。”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留学人员很重视，出台了一系列向海归创业者倾斜的政策，如吸引留学人才归国的“千人计划”、建设园区和办公室扶持海归创业、改善产业环境等。不久前，苗绿参加了统战部组织的海归内部培训，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国家政策，收获颇多。此外，很多风投公司老板自身是海归，在投资时对海归创业者更为青睐。　　报告称，在创业阶段，海归最需要获得关于市场开拓、金融服务、创业场所等方面的帮助。　　在创业政策需求方面，海归创业者更希望政府能解决科研资金申请过程限制较多、支持力度不够、政策难落实等问题。也有创业者表示，政府应在采购时优先选择海归创业企业的高新技术及产品。约41.7%的人则表示国家政策很好，但在执行过程中需贯彻落实。　　苗绿指出，CCG成立8年来，每年都出很多报告，这份《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更聚焦于“80后”、“90后”，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非常有社会、人文和历史意义”，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　　“国际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竞争，‘走出去’也是向优秀文化学习的过程。”她说，“海归的国际视野将在未来发挥更大优势。”　　王辉耀也称，海归群体拥有国际人脉、视野、资本，创业资源丰富，是中国最好的人才库，中国的海归政策还可以进一步改善。中国需要完善相关政策，让更多海归安心回国创业，加强创新力度。海归融入国内环境是“交互过程”　　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到一家国企工作时，刘明哪里都看不惯，觉得到处都“不合理，不好”。和大多数没在国内工作过的海归一样，他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才逐渐接受规则社会和人情社会的碰撞。　　“国外严格按规则来，但国内的规则更有弹性，处世之道更圆融。”他告诉《青年参考》记者，“经过摸索，有了一定的阅历后我开始转变观念，把理想化的东西变成人生智慧，学会人情世故、待人接物。”　　看过“心灵鸡汤”《不抱怨的世界》后，刘明逐渐意识到，存在就有合理的一面，人在这个世界上是要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的，让世界更好、让别人更轻松才是正道。　　苗绿告诉记者，西方价值观与中国有明显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单纯，崇尚规则、法制和制度，重视生活质量，尊重个人。在文化冲突和国内人脉断裂的情况下，不少海归出现了暂时的不适应，但大多能很快恢复。　　报告指出，超过八成的海归回国后能实现再融入。逐渐融入是主要类型，占54.4%，较快融入的占32.7%，一直很难融入的占12.9%。与2013年的调查结果“半数以上海归一直难融入国内环境”相比，海归的社会融入如今有了很大改善。　　在融入方式上，以自然融入、生活方式的本土化、自我心理调适、结交国内朋友为主，分别占58.7%、49.8%、46.7%、35.7%。参与国内社交型/学术型/商务型活动、个人资本的跨国经营和转化也是融入国内环境的重要途径，分别占20.2%、7.3%。　　苗绿建议留学生在海外读书期间，保持对国内的关注和与国内朋友的联系，多看国内的电视剧、新闻来了解环境，假期尽量回国实习，以此维护国内人脉。　　在逐步适应的过程中，海归会被同化，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使企业管理更人性化。无论是技术、机制、商业模式还是企业文化，海归都能带来新的风气。　　“这是交互的过程，双方都会改变。”苗绿告诉《青年参考》，CCG既有海归，也有本土同事。每周五，CCG都会举办例行的午餐会，所有人拿着苹果、饮料和三明治平等地畅所欲言，不再是传统的“领导说、员工听”的模式。出国留学不要考虑“值不值”　　随着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海归群体面临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相比较高的留学成本，留学效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留学到底“划不划算”也成为热门话题。　　但在苗绿看来，讨论留学“值不值”本身就“很可笑”，因为留学不是为了赚钱，高薪工作也不意味着价值。“留学的价值在于个人素养、生活方式和文化气质的改变。”她说。　　不过，凭借广阔的人脉和优秀的专业素质，从长远看，海归的收入不会低。　　《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显示，在海归群体中，认为留学划算的占50.0%，不划算的占20.2%，说不清和不方便回答的分别占22.1%、7.7%。超过65%的海归认为，可在5年内收回留学的经济成本；认为3～5年收回经济成本的人数最多，占比为35.9%；认为10年以上才能收回本的只有10.3%。　　此外，出国成本的收回时间与海归的个人能力、就业单位性质、个人所在岗位、工作经验等因素密切相关。　　王辉耀援引CCG的研究结果称，海归成功创业需要几方面因素，包括丰富的工作经验、高学历、优秀的团队、在社会网络中表现活跃等。文章选自《青年参考》，2015年9月11日

【中国慈善家】王辉耀：中国以大国姿态走向国际化 需要民间智库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关系应该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主要是互补。协助政府做某项政策研究，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都可以拿出自己的研究结果，政府会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多方参考。它们的关系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同样的关系，都是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慈善家》：年初，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归纳建设新型智库的意义，提出发展目标。有人就此认为民间智库的“黄金时代”来了，你认为这种判断准确吗？    王辉耀：我觉得应该是迎来春天，“黄金”好像是在说商业机会。事实上近些年政府越来越重视智库发展和建设。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提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此次中办、国办印发这份《意见》是中宣部搞的，吸收了方方面面的意见，我觉得对未来中国民间智库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它提出的目标是，官方智库与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其中社会智库就是指民间智库。    《中国慈善家》：现阶段中国智库的发展情况如何？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王辉耀：美国绝大多数智库都是民间智库，中国智库大致分为官办智库、高校智库和社会智库三大类。官办智库在90%以上，民间智库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独立性”是民间智库的优势，但也正是为了确保这种独立性，从总体生存状态来看，民间智库还很弱势，具体体现在人才不足、资金缺失、信息获取渠道有限等方面。    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的关系应该有一定的竞争性，但主要是互补。协助政府做某项政策研究，官办智库和民间智库都可以拿出自己的研究结果，政府会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多方参考。它们的关系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是同样的关系，都是国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慈善家》：根据你的观察，中国智库在国际上处于怎样的位置？与整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是怎样一种关系？    王辉耀：相对于西方世界的知名智库，中国智库的世界影响力较小，与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极不相称。美国《外交政策》曾登出的一份报告中列出了全球7大区域13个地区政策话语中心的名单，北京上海都未列其中，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可见一斑。    先不谈像欧洲那样开展跨国研究，即便是在与中国有关或由中国政府发起的，如朝核六方会谈、成立超主权货币概念等议题中，中国智库也很少能进行及时、深入的思考，并与政府在国际上的声音相呼应，这实在令人忧虑。    相对于中国的崛起速度，中国软实力的输出相对落后，难以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寻求积极作用的努力相呼应。出现这种状况，中国智库的国际化程度低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中国慈善家》：美国的智库比较发达，国际化程度很高，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辉耀：国家大到一定的程度，必须有智库来支撑，这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象征和体现。美国智库之所以特别发达，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全球关注，因此，它的政策要得到充分的研究论证。当然，还有一个是体制基础。美国是两党制，很多政府官员退下来后，会到智库里面养精蓄锐，积累跟现有政府的紧密关系，这使得他能在智库里永远保持超前瞻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总体上看，特别适合智库的发展。    《中国慈善家》：中国与美国国情不同，为何近些年中国民间智库也出现了渐热的态势？    王辉耀：中美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类似的地方是，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政治、经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而大国崛起必有大国智库，所以，这是市场需要，这种需要是迫切的。第二个，美国有两党的机制，有反对党，有议会辩论，中国国情是人民代表大会和协商民主，现在我们在不断加强民主建设，而智库成了新的科学民主决策的一个方面。相当于除了民主党派以外，对参政议政的协商、决策模式多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补充，这比较适合中国特色。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政策一杆子到底，一个决策下去以后影响很大，决策需要更多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论证，民间智库满足了这种长远需求。此外，无论是打造国家软实力，还是国际化人才需求，抑或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在大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都需要民间智库建言献策，因此，也必须建立大国智库相应的体系。    《中国慈善家》：你所说的大国智库体系是怎样一种形态？    王辉耀：从智库长期发展或者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民间智库应该大力发展，给出一些政策层面的和可发展的环境的支持，这取决于思想产品是不是一个竞争市场。如果思想市场形成，中国智库格局体系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全局发展的态势。    《中国慈善家》：民间智库发展要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并走向国际，需要大环境做出哪些改变和调整，或者说，需要政策上给予哪些支持？    王辉耀：首先需要支持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智库的优先发展。民间话语的兴起对中国在国际上夺取话语权至关重要，民间舆论可以扭转精英们单独作战的不利局面。代表民间智慧的中国民间智库将在中国决胜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权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政府应当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着重培育智库的国际化力量，可以制定国际研究领域的智库优先扶持发展的政策方针。人才方面，政府可优先支持智库的国际化人才建设，例如将智库组织纳入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引才主体体系、放宽来华留学生毕业实习和工作的政策等。同时，打破人才体制内外流动的限制，构架促进学界和政界之间良好交流的“旋转门”机制。    《中国慈善家》：资金来源方面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破解？也可以走向国际化吗？    王辉耀：资金问题确实是民间智库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但解决办法并不是国际化，而是要多元化。政府可以进行更多购买服务的尝试。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比如美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家做慈善会选择支持基金会或者智库，像布鲁金斯、洛克菲勒、卡内基都是这种情况，但我国企业家对公益慈善的认知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是捐一个教学楼，或者抗震救灾捐款捐物等等。实际上，如果资助一项政策研究，可能惠及千千万万的人，这种影响力是深远的。当然，直接的救灾扶贫需要企业家们来参与，但我们也希望能出现更多有情怀有高度的企业家可以看到民间智库发展的意义。    《中国慈善家》：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民间智库自身需要做哪些建设？    王辉耀：五个方面，包括研究领域的国际化、研究视角的国际化、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影响力的国际化以及传播方式的开放性。    《中国慈善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国际化方面做了哪些具体探索？    王辉耀：CCG(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国际化视野”，提出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问题。我们有一个优势，我是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所以CCG有很多国际化人才。我们研究的都是国际化课题，比如国际人才的相关研究和政策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和推动。我们发布了两大蓝皮书，一个叫国际人才系列蓝皮书，一个叫国际企业系列蓝皮书。此外，我们一直有国际合作，比如我们跟亚洲协会，跟布鲁金斯等很多机构都有合作和长期交流。再有，CCG在研究方法、模式上也国际化了，这些都是智库国际化很重要的方面。文章选自《中国慈善家》，2015年9月

【搜狐网】新三届的集体回忆：读书彻底改变命运

编者“新三届”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即77、78、79级大学生，这个特殊的群体聚集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毕业30年后的今天，在政、商、学各领域，他们中很多人成长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本策划摘自《那三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李子实忆大学生活：有同学一天学习16小时　　李子实，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在国家事业单位担任工程师四年，此后成为外资公司在华首席代表。1997年，进入清华紫光集团，曾担任下属上市公司总经理。现任维信诺集团顾问。三十年沧海桑田，历经中西企业文化的碰撞融合，见证时代起与伏，感悟人生名与利。　　文革的结束使我藏在内心深处的梦再次开始萌发，对未来也有了一种新的期待，而如何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却仍不明朗。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对于能否恢复高考，高层仍处于激烈的争辩之中。要害是1971年一份关于大学招生的纪要，招生的方式和标准都不利于恢复高考，而这份纪要是毛泽东圈阅过的。住在高等学府清华，时常会听到一些关于争论的小道消息，不好的消息总是要多一些。1977年10月份，恢复高考的决定终于公布了。虽然大家认为恢复高考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当决定真的公布的时候，还是突然得让人不敢相信，很多人一下子有了一种人生命运即将发生转折的预感。按现在的话，应该叫“屌丝逆袭”吧。　　考试的时间定在当年的12月份，不到3个月的复习时间，没有现成的复习资料，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复习——很快大家就进入了一种手忙脚乱的状态。中国11年没有高考了，报志愿也是稀里糊涂的，但在当时，似乎志愿也没有那么重要，只要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就好。12月份，中国沉寂了长达11年的大学考场，聚集了多年来丧失了高考机会的570万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着不同阅历，覆盖了十几年的年龄区间，内心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这种场面现在回忆起来，仍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77年高考录取人数只有29万人，包括大专，本科实际录取21万人，录取比例不足4%。这样低的录取比例，似乎此后没有出现过，但这样容易的考题，同样也没有出现过。和同龄人相比，被录取的29万人成了那段不幸历史的幸运者。回首那段往事，除了感谢命运对我们的垂顾，更多的是期望中国永远不要再重复那段荒谬的历史。　　高考结束，我被录取到清华大学化工系。　　我们那一代人，在应该接受教育和成长的路途上，失去得太多，耽误了太多。当终于实现了大学梦，进入到校园以后，恨不得立刻把过去那些损失补回来。和在中小学就寒窗苦读，入大学后反倒有所放松的后代们不同，我们入学以后那种疯狂读书的劲头，现在大约是不多见了，理工科尤其如此。除了吃饭睡觉，当年学生们的主要时间都泡在教室和图书馆。清华的主楼有一个“不夜城”，夜里是不熄灯的，这里就成了很多勤奋的学生经常光顾的场所。也有的学生会改造宿舍的电路，在宿舍集体熄灯后还能留一盏“长明灯”在那里。在学校对我们的学习时间进行调查时，发现很少有人只用8小时时间学习，而用16小时读书的却不是个别人，平均起来，每天大家用于学习的时间大概在12小时左右。　　学习的动力主要来自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前景的期待，但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由于历经文革浩劫，对于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和未来国家的命运，大家也有着很多深入的思考。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三中全会，中美建交，对越反击战等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也开始启动。人们的思想既迷茫混乱，又积极活跃，有对前景的美好期望，也有对现状的不满抱怨。同学之间经常会有一些不同形式的讨论，争论起来互不相让。尽管看法上存在着不少争议，大家却并不愿意总是纠缠那些过去的事情。那个年代有两个很有影响的口号，一个是北大学子喊出的“振兴中华”，一个是清华学子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说明了这代人始终有着立足当前，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抱负。　　清华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既传授知识又引导做人的学校。我们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还没有作为明确的校训提出来，连我这个地道的清华子弟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校训，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清华文化对我们的熏陶。这种文化的传承是潜移默化的，是在一种浓厚的氛围里反复感受和体验，逐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老师们在授课的过程中，不断地把科学的思维方法贯穿其中，让大家有了一套严谨的思维逻辑。对于那些没有根据，似是而非的说法，违反客观规律的做法，不论来头多大，有多么权威，都很难得到我们的认可。学校提倡的严谨、勤奋、求实、创新、行胜于言、团队合作这些精神都对我们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徐小平忆大学招生：两百人的学校竟有几万人填报　　徐小平，1977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创立“真格”天使投资基金。他在新东方提出了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并成为新东方精神象征之一的“彩虹计划”，他是新东方留学、签证、出国咨询事业的创始人和独立董事，被中国青年一代尊称为“人生设计师”。　　“深井巷的尽头有三口深井，那里是女人们聚集的地方，洗一篮青菜洗一筐衣裳，洗不尽张家短李家长。”这是我写的歌曲《深井巷》，我就出生在泰兴城的深井巷。　　我的身上打上了那个年代的孩子不幸的时代烙印：在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饥荒，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几个星期前挂起来的“风干肉”；在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得不放弃学业，去当地一个剧团跑龙套，从这一个公社到那一个公社，从这一个大队到那一个大队。　　在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名校情结”，只有“我要读书”的高玉宝式“读书情结”。半夜鸡叫，我不用起来做工，但却要起来读书。我们有一个多么好学然而却失学的青春岁月！　　高中毕业后为逃避上山下乡我进了泰兴文工团，拉手风琴和小提琴，还是“上山下乡”，到周边各个公社演出，有时候深夜回来了，就在库房里睡稻草地铺。但我无法将自己的激情和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音乐上，苦闷、空虚，我发疯似地学习古文、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将自己的满腹抑郁和激情寄托于中国古典文学。当改革开放即将开始的消息传到江苏小城时，我彻夜狂奔在泰兴县城的大街小巷，但却找不到一个知音来宣泄内心的喜悦和对未来的向往。　　在文工团工作了四年，1976年，我心急火燎地让父母给我找人通关系，搞一个工农兵大学的指标，完成我的大学梦。不幸的是，或曰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地位在江苏泰兴小城还不够高，我的这个梦想，未能如愿。这种“游吟歌手”的日子直到有一天我来到南京，听到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才有了改变。　　听到恢复高考消息的那一瞬间，我知道时代在变，学习知识的门再一次向我们打开了，我不能放弃！当了几年的“游吟歌手”，我也热爱生活，热爱音乐，于是我填报了音乐界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十年“文革”积压了大量的人才，这所只招收两百多人的学校居然有几万人填报，但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报了，因为参与就有机会——哪怕不大，不参与就完全没有可能。　　我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后来没想到，这个悲惨经历却成了我的宝贵人生财富，我经常拿它来教育我的学生，告诉他们，一万年太久，不争四年，像我这样的人一样有出息。　　这一次，幸运的大门向我敞开，我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了，这一年我22岁。进入音乐系后，积蕴多年的能量爆发出来。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文化、艺术书籍。回首这么多年，音乐已经成为我生命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音乐奠定了我性格的基础：活泼、热情、开朗、热爱生活；是音乐给予了我生活的品味：睡不着的时候我会听巴赫，在巴赫的音乐中我能感到一种灵魂的冲撞，于是心被感动了；是音乐让我有了对人生独特的思考：音乐作为最抽象的形式都能表达人类最丰富的感情。思索问题的时候，我会哼一段音乐；有心事的时候，我会用手指敲打桌面，模拟钢琴的演奏。打开我的博客，音乐的重量无所不在。　　说在音乐学院里熬了五年也一点不假。我没有音乐天才，但却被迫与全国最了不起的一群音乐天才们圈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比如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谭盾、叶小刚之流，那日子真是“相当”难受。看着那些浑身上下颤动着音符、散发着仙乐的女子十二乐坊们在你身边走来走去，你真的恨不得就做她们乐器上的蛇皮或鼓皮，让她们溜溜地拉来让她们溜溜地敲……熊晓鸽忆高考复习：曾半个月不出门 闭门苦读　　　　熊晓鸽，湖南大学77级外语系学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现任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IDG资本创始合伙人，是最早将西方技术风险投资实践引入中国的人士。　　我们新三届是追梦的一代，梦想的起点大家往往都会提到高考，因为恢复高考的确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于我而言，人生正是从那一年高考开始真正变得精彩而有意义，让我从一名电工到做梦成为歌唱家、新闻记者，到现在成为商业投资企业家并追逐着新的梦想。如果我真的是一只早晨的鸽子，那么1977年高考就是早晨那第一缕阳光，驱走了一切命运的阴霾，照亮了精彩人生的前路。　　1977年，中国高等学府在“闭关”多年之后，重新向望眼欲穿求学若渴的百姓子弟敞开了大门。这扇轰然开启的知识大门透出的灿烂阳光，从此照亮并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我便是这第一批幸运儿中的一个。　　1977年，我还是湖南湘潭钢铁厂刚出徒的电钳工，整天在马达轰鸣钢花飞溅中无知无畏地虚掷着宝贵的青春年华。从工厂广播中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只是本能地觉得，机会来了，一定要试一试。　　于是，我向工厂请了两个星期的假，捡回阔别多年的课本，开始以拼命三郎的方式日以继夜地复习备考。父母把他们住的大房间让给我，大床上堆了半床的复习资料，床头还放了一筐父亲专门买给我的桔子。整整半个月，我在这间屋子里足不出户，闭门苦读。母亲每天宽慰我，让我别太紧张，考不上也没关系，一家人好好在一起过日子。停电的时候忙着给我点油灯，备蜡烛，三更半夜还惦记着给熬夜读书的我煮宵夜。　　两个多月没日没夜“头悬梁、锥刺股”式的复习，换来了一张薄薄的湖南大学入学通知书。欣喜之余，却也有点遗憾：当了三年多电钳工，一心一意想报考工业自动化控制专业，却被学校“擅自”调整到基础课部英语班——一个有志青年科学救国的梦想，就这样被“扼杀”了。不过我母亲却心满意足，在她心目中，湖南大学是离家最近的、最好的大学，有此两点，夫复何求！　　匆匆忙忙脱下油渍斑斑的工作服，欢欢喜喜跨进绿荫森森的校园，诚惶诚恐搬进古色古香的学生二舍，战战兢兢翻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本，满目皆是似曾相识其实陌生的ABCD。　　说句实在话，当时的我只会说一句完整的英语：Albania is a socialist lantern in Europe。同学之中却已有人能够捧着英文版的《红楼梦》读得津津有味。如此巨大的落差足以让人望尘嗟叹。好在我虽然惊慌万状，但还不至于惊恐失措。笨鸟没有机会先飞，总还会慢慢飞吧。我和也是从工科转到英语班的张明春同学定了个“君子协议”：每天每人必须背熟一篇英文小故事，不会的第二天就要乖乖受罚，帮对方买饭打开水。正像俗话说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不知不觉间，我也能和班上最优秀的同学一起比肩而坐，比翼齐飞了。　　如今仔细体味，当年的那一股不服输、不气馁的执拗劲儿，得益于自己当过几年工人，能吃苦耐劳，同时也得益于湖南大学淳朴务实的校风，得益于这所千年学府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旺盛人气与文脉。　　试想，每天，脚踩着唐宋以来由一代代学子跋山涉水万里求学的执着脚步踏平的山道，聆听着长年累月回荡在岳麓山谷绵延不绝的琅琅书声，瞻望书院“千百年楚材导源于此，近世纪湘学与日争辉”的联匾，哪一个风华正茂的学子不热血沸腾豪气干云！在同样的讲台上，朱熹、张栻、王阳明、高世泰、王先谦等一代宗师曾倾囊相授；在一样的浓荫下，彭龟年、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蔡锷、蔡和森等名士闻人也曾“日常闻教，夜自研习”……与巨人同行的肃然与敬意，敛聚陶冶成一股砥砺、催逼后来者奋力前行的强悍内驱力。遥想当年——半个多世纪之前，那位在隔岸相望的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的青年湘潭同乡，伫立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或许，他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经过千年蕴蓄勃然焕发的力量的感召之下，激发出浪遏飞舟、挥斥方遒的壮志与雄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所千年学府以其丰厚的底蕴、渊博的学养，给予它所培育的学子一个坚实的起点，一种永远的、温厚的支持。陶景洲忆大学同学：李克强曾就英文单词与同学争论　　陶景洲，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取得学士学位后，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研究生。曾获得“中国反倾销第一人”、“亚洲地区最优秀的仲裁律师”等称号。　　我们这一代人，冲破三年自然灾害，跨越十年“文化大革命”，沐浴数十载改革开放的春风，可以说是“历经风雨沧桑”。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第一届学生，回想起这些年的点点滴滴，我一直相信，一个人的际遇，有自身的努力，时代的催化，而于我而言，还总有命运的眷顾。　　1977年的那次高考，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年轻，心中装满了非北大清华不读之傲气，即使父母偷偷地把他的志愿改为安徽大学和安徽师范大学，但在关键的最后时刻，他把志愿又改回了北大。这个小年轻，就是三十多年前的我。虽然我知道“父母在，不远游”，也知道一个小县城的孩子，在偌大的北京城举目无亲，可能举步维艰。但是，这个傲气的年轻人，还是毅然决定要开启一段“冒险”的旅途。记得当时北大法律系是绝密专业，对学生的政审很严，我们这届法律系一共招收了82名新生，来自安徽的，只有李克强、张恒山和我。北大的杨敦先教授多年之后亲切地称呼我们为“黄埔一期”。当时，北大名师如云，有到过延安的陈守一系主任，也有国际法教授王铁崖，还有国际经济法教授芮沐。其中，对我们影响颇大的一位老师就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家龚祥瑞教授。他早年曾赴英国深造，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的素养。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龚教授家的小庭院里，我们一帮人经常一起讨论欧美政制和宪政。龚教授使用他自编的教材，指定我们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作出点评。我印象最深的是龚教授对“责任”的讲解：“责任就是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龚教授的这些宪政真义，就好像是天降甘霖，滋润了那个苦涩的年代，也为我们驱散了眼前的迷雾。　　除了法律的专业课程，我们也学英语。因为是“文革”后的第一届，我们高考时根本不考英语，进校时，我一个英文字都不会。还有的同学在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当时我和许多同学都有同样的学习工具：一个用橡皮筋扎起来的小卡片本子，一面写着英文，一面写着中文。我们一有空就会拿出来背。　　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仅是专业或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诗情画意”。比如，我的收音机就是当时的休闲“神器”，宿舍里七个人常围在那个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我们也会骑着自行车，到未名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整个北大，到处都充满了我们的身影，那种奔忙和喜悦，也许可以说成是一股“穷折腾”的劲头，却让整个北大“热气腾腾”。　　四年的学生生活，在那些泛黄的老照片上显得灰白又朦胧，但是在我们心里，却永远那么斑斓而清晰。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的盛宴，是生命中一大幸事。三十多年过去了，上铺何山（原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均匀的鼾声时常让我忍俊不禁；武树臣（曾任北京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对古文的推敲和朗读总是那么深沉饱满；何勤华（现华东政法大学校长）那腰间裹着的保暖护胃的宽带和几乎每天必燃的小灶总是让人感觉心里暖融融；徐杰（现浙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和刘凤鸣（现美国通用电器中国副总裁）醉卧的姿态也不时闯入我的脑海；和李克强（现国务院总理）就英文单词的争论也还在耳畔回响。那四年里的点点滴滴，如今仍然历历在目，点缀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同窗之情，师生之谊，刻骨铭心。王辉耀忆学习轶事：夏天防虫子咬 穿牛仔裤苦读　　　王辉耀，广州外国语学院1977级毕业生，现担任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1977年，当代中国历史风云变幻的一年，无疑也是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转折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最初提出两个重大举措：对内恢复高考、对外派遣留学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作为接受再教育的高中毕业生，我在1976年初夏来到了地处四川丘陵地带的金堂县龙王公社，从一个城里人转眼间成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过起了在茅屋中与老鼠共眠的日子。遇到雨天，根本没办法穿鞋在泥泞的乡村小路上行走，只能光脚，大脚拇指要使劲压住路面，这种感受至今印象深刻。没有自来水和电，照明靠每月配给的半斤煤油，饮水靠喝井里不卫生的生水。为了接受再教育，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就出门干活，到晚上十点才能收工，每天劳动只能记七个工分。即便如此，单纯的对知识的渴望一直支撑着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和各种知识，因为做铁路工程师的母亲和曾参与援建坦赞铁路的父亲不断鼓励我：知识能改变一切。我点起煤油灯看书学习到深夜，在蚊虫弥漫的酷暑，穿着长衣长裤浑身大汗地看书；在寒冬，干脆喝辣椒水取暖。那个年代也赋予年轻人满腔热情，我在日记本上找到了当年写下的句子：“去了，去了，终于去了，十七岁的我终于来到了农村这一广阔天地，人生的道路就从这里开始了。”然而，激情并没有持续多久，就被残酷的现实替代了。到晚上，不通电的村里简直伸手不见五指，每天劳累一天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四川农村做饭靠烧稻杆，烟熏火缭，我每做一顿饭，就被熏得泪流满面。严重的挫败感油然而生，继而变成强烈的不理解和深深的绝望：为什么古今中外都是随着社会发展，人口不断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而我们却恰恰相反？难道我的青春只能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耗下去？　　1977年10月12日晚，公社广播的大喇叭中传来消息：正式恢复在十年“文革”中被中止的高考制度。平地一声惊雷，这个消息让所有知识青年欣喜若狂。万分激动的我知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冥冥中感觉一直在等待这一刻。　　1978年3月，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翘首以盼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踏上了开往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列车。 一到广州白云山下的广外，就发现这里山清水秀，非常适合读书学习。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就被宿舍前后的外语朗读声吵醒了。广外在学习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校风严正。而77级的入校更是给学校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机和活力。77级中不少人已工作五年，甚至十年以上，但不管每个人的经历或背景如何，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时候，学校对文革“矫枉过正”，开始大张旗鼓、名正言顺地抓教学质量，校园学习氛围十分浓厚。大家学习都十分拼命，你追我赶，谁也不愿意落后。你六点起床，我就五点半起床，别人十一点睡觉，我就十二点就寝。那时，学校教室也不熄灯，学生读书到晚上一两点钟是经常的事。广州夏天的蚊子特别厉害，我怕蚊子咬，只好穿上厚厚的牛仔裤，浑身大汗淋漓，仍然苦读不止。　　虽然学的是英美文学，但我觉得，不论学什么专业，都应该把自己训练成为一个复合型人才。在广外学习的四年，也是我博览群书的四年。随着中国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大批的旧书得以重新开放或重印出版，同时也有不少新书被介绍过来。当时《读书》杂志复刊时曾发表过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做《读书无禁区》，从此打破了“文革”以来读书方面的许多清规戒律，我便省吃俭用订阅了《读书》杂志一直到毕业，至今仍然保留着当年读过的这些刊物。　　广外可以说是我精神成长的一个故乡，那四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黄金时光。在这里，我的思想、眼界、胸怀与心灵都经受了一场知识海洋的洗礼，世界观、人生观与生活态度都为之一新。广外打下的基础，一直伴随着我闯荡世界，人生从这里扬帆起航，走向了更加广阔的世界。本文摘自《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一书，主编王辉耀，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作为该书的智库支持。

【侨报网】图解：2015中国海归创业就业报告发布

【中国新闻网】海外学子舍安宁赴国难 抗日救亡引技术传文明

　　“白骨堆山满白城，败亡鬼哭亦吞声。熟知重死胜轻死，纵卜他生惜此生。身即化灰尚赍恨，天为积气本无情。艾芝玉石归同尽，哀望江南赋不成。”1938年，在巴黎留学进修的钱钟书写下了这首饱含悲情的《哀望》。他无法抑制心中的报国情和亡国恨，抛下浪漫与安宁，携妻女回到了祖国。　　在距巴黎1000多公里的柏林，经过两年深造，刚刚获得“优秀毕业生”荣誉和特准工程师称号的龚祖同，本应留校继续攻读工程博士学位，然而此时抗日战争爆发，龚祖同顾不上答辩，匆忙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光学工厂，1938年成功试制出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经大批生产后用于前线。　　“国难当头，一切为了打击敌人。”1937年底，刚刚从哈佛大学完成学业的蔡金涛，丢下联邦电话公司的实习工作，几经周折回到祖国，在李四光所领导的桂林科学试验馆进行报话培训，向抗日前线输送了数百名机务员、报务员，并研制了无线电收发报设备。　　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读了一篇名为《从东线到西线》的国际时评后，激动地大赞此文“能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乔冠华。抗战爆发后，还在德国留学的乔冠华提前提交了博士论文，顾不得是否通过，便登上了返回香港的“霞飞”号邮船，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无数海外学子高喊着“宁肯做独立国的平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博士”，坚定地踏上归国之路，勇赴国难，将先进的思想理念、军事战略及科学、医学技术带给当时在苦难中奋争的祖国与同胞。　　据统计，1937年7月至9月，在日留学生总数从6000人骤降至2000人，到10月下旬，留日学生几乎全部返国。而在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间，留学欧美各国的中国学生回国者已达半数。这是中国留学史上规模最大、情景最为壮观的一次回国潮。　　国难召唤着海外学子从世界的四面八方回到祖国的怀抱，聚集在抗日救亡的大旗帜下。在这群投身抗战洪流的人中，一些人披上戎装，踏上烟尘匝地；一些人挥毫泼墨，指点乱世江山；一些人发愤忘食，钻研民族科技；一些人摇旗呐喊，唤醒迷茫灵魂……　　1937年8月，最先回到上海的留日学生组织了上海留日同学抗敌救亡会。回国伊始，他们即组织宣传队、募捐队，担负起灌输民众战时常识和募捐慰劳前线杀敌将士的任务。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对中新社记者说，“抗战时期，在军队中，不少留学生用先进的战略思想进行军事领导；在战时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活跃人士中，有大批海外留学生在从事思想宣传工作，他们纪录悲怆历史，宣传救亡意识，给苦难中的人民以力量。”　　“除了归国留学生，抗战时期，也有一些留学生出国读书。这一时期出国的留学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学习理工科知识。”王辉耀介绍称，包括杨振宁、邓稼先、李政道等在内的西南联大学生赴美攻读理工科学位，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强国富国，改变国家和同胞的命运。　　文章选自中国新闻网，2015年9月5日

【中国教育报】今天，留学还“划算”吗？

编者　　今天，留学还“划算”吗？海归回来在哪里就业？海归创业尚安好？……对于想留学的中国学生而言，这些问题一定需要答案。8月16日，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主题的第十届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主办，旨在探索和总结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拓展发展机遇的新趋势、新经验和新成果。论坛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与智联卓聘联合发布了《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本版对报告进行解读，以为中国准留学生们提供参考。　　截至2014年，中国留学回国累计总人数已达180.96万，占出国留学累计总人数的51.4%。海归人数的增加与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政府加大吸引人才的力度有关。随着大批海归回国发展，他们的就业和创业情况也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为了更好地了解海归在就业、创业、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状况，2015年2月至2015年7月，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和智联卓聘合作，共同开展了“2015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研究，并发布《2015年中国海归就业与创业报告》。课题组针对海归群体开展了网络调查，此次调查共收到913份问卷。调查对象以80后和90后海归为主。海归留学的国家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为主。问出国“划算”还是“不划算”？　　答案：超过65%的海归认为可在5年内收回留学经济成本　　随着近年来留学人员的快速增长，海归也日益增多，加上国内高校毕业生数量巨大，全球经济放缓，海归群体面临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相比较高的留学成本，留学效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围绕留学“划算”还是“不划算”的讨论成为社会话题。报告显示，海归群体中，认为留学“划算”的占50%，“不划算”的占20.2%，“说不清”和“不方便回答”的分别占22.1%和7.7%。　　超过65%的海归认为可在5年内收回留学经济成本。认为3至5年收回经济成本的人数最多，占比为35.9%，5至10年和1至3年的分别占24.1%、22.5%，10年以上的占比10.3%，一年以内的仅占7.2%。出国成本的收回时间与海归人员的个人能力、就业单位性质、个人所在的岗位、工作经验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表示，出国留学获得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国际化视野、外语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生活适应能力等方面，认可度分别为78.7%、78.3%、71.3%和68.9%。专业知识与技能、人际沟通能力的占比也均超过50%，相对而言，创新能力和扩大人脉网络的比例较低，分别为39.4%和34.2%。　　“超过八成的海归回国后都能实现再融入。”报告指出，渐渐地融入是主要类型，占54.4%，较快地融入占32.7%。一直很难融入的占12.9%，与2013年的调查结果“半数以上的海归一直难以融入国内环境”相比，海归的社会融入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问海归就业扎堆哪里？　　答案：一线城市和省会是最爱，民营和外资企业最集中　　“海归就业地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和省会。中部和西部城市，尤其是成都、西安、武汉等地对海归的吸引力有所增加。”报告显示，海归就业的单位类型呈现多样化，但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数据表明，36.1%的海归在本土民营企业，26.7%的海归在外资企业，13.5%的海归在国有企业，8.9%的海归在事业单位，在政府部门和海归创业民营企业的各占2.7%。海归就职的企业以500人以上的中型到大型企业为主，有31.2%的海归就职于100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45.3%的海归就职于50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　　在海归就业的前十大产业中，金融业最多，为14.3%，贸易类、房地产类、互联网分别占7.2%、6.9%和5.5%。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占比较小。　　具体到工作岗位上，选择销售、市场的海归最多，占29.6%，选择生产类、研发、行政工作、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的海归分别占11.8%、12.9%、10.9%、8.3%和10.1%。　　智联集团首席执行官、智联卓聘创始人郭盛指出，从调研报告来看，海归的就业形势整体比较乐观，有经验的海归最值钱，但仍有80%的海归认为现有薪资水平低于预期。问海归的就业优势尚存否？　　答案：语言和沟通能力是主要优势，国内关系网络断裂是劣势　　报告发现，海归认为其留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语言、沟通能力等方面，分别有64.3%和51.7%的海归认为自己在这两方面具有优势。分别有50.1%和48.8%的海归认为自己在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另外，38.6%认为在自我推介能力方面占优势。仅15%的海归认为自己在人脉网络方面占优势。　　在社会关系网络、求职时间、专业技能等方面，海归存在短板。海归的就业劣势主要体现在“国内的关系网络因在国外上学而断裂”，有47%的学生认为自身存在这一劣势。29.7%认为海归“专业技能与国内名校学生相比优势不明显”。27.7%的海归认为，自身丧失“挂职锻炼机会，难以到政府部门工作”。认为“回国时间晚，赶不上国内招聘会”、“所学专业国内没有需求，国外实习经历不被认可”的海归，占比分别为26.7%和24.8%。还有12.4%的海归认为自己“语言能力与国内名校学生相比优势不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海归的工作满意度偏低，虽然有36.4%的海归选择满意，但有46.4%的海归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选择非常满意的仅有1.2%。问海归创业可安好？　　答案：半数创业企业在5年内开始盈利　　“海归选择创业城市的考虑因素多元化，创业领域集中在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业。”报告指出，海归创业的城市呈现出分散化趋势，不再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逐步扩大到东部沿海二三线城市以及中西部地区。　　具体到创业领域，海归创业主要集中在新生物工程类、新一代信息技术、贸易类、高端装备制造、文化创意产业、其他服务业、节能环保等几个领域，占比分别为18.6%、13.6%、13.6%、10.2%、8.5%和8.5%。　　海归回国创业主要是看重国内创业环境好和国内发展潜力大，这与我国倡导创新创业，实行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密不可分。此外，方便与家人团聚也成为影响海归回国创业的重要因素。然而，持有专利技术，相关领域国内市场前景好，其他如居住地等因素对该行为的影响不大。　　在接受调查的样本中，3年内开始盈利的企业达37%，3至5年开始盈利的占14%，5至10年开始盈利的企业为5%，比例相对较小。此外，44%的创业企业尚未开始盈利。　　很多创业者创业资金的来源是个人存款，比例高达66.7%，其次是向朋友亲戚借款，为25%，而来自银行贷款、国内风险投资、国内企业入股等金融渠道所得资金的比例较低。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归创业的资金来源中，基本没有国外风险投资和国外企业入股。　　在创业阶段，海归创业者最需要获得关于市场开拓、金融服务、创业场所提供等方面的帮助。海归创业政策需求方面，海归创业者更希望政府能够解决科研资金申请过程限制较多、加大科研资金支持力度、政策落实等问题。也有创业者表示，政府应该在购买时优先选择海归创业企业的高新技术及产品。约41.7%的人则表示，国家的政策很好，但在执行过程中需要贯彻落实。　　“中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海归群体是中国最好的人才库，中国的海归政策还可以进一步改善和提升，中国需要完善相关政策，让更多的海归安心回国创业，加强创新的力度。”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总结表示。海归创业大家说　　　　易珉(香港铁路中国事务首席执行官)：　　关于创业，我的人生经验有三个：第一，用最少的语言传递最多的信息。第二，有人群的地方说话声音不要大，因为最有影响力的声音是最小的。第三，让自己发出有影响的声音，一定要短，而且一定要遵守规则。今年，创新创业一直特别火。领导并不是让每个人都形式主义地去创业。真正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于改变和激励。这一次改革意味着重新出发，一定要有一批人像上一次改革那样具有创业和创新精神。这种精神不在于你在岗位上工作还是在自己公司工作，因为形式主义的创业害人。真正的创业和创新恐怕是民族精神的改变。　　李曙光（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的整个法制环境在不断进步，虽然存在问题，但很多基本法规都有，例如创业创新的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物权法，应该说这些法律对海归创业创新打下了很好的制度基础。绝大多数海归创业遇到最大的法律问题，一是产权纠纷，二是知识产权保护。目前，国内整个市场竞争环境中，山寨产品特别多，整个社会诚信系统需要建立。　　周成刚（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高级副总裁）：　　我有几点看法：第一，我特别鼓励和希望海归创业，但我不鼓励所有人都去创业，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为了创业而创业，为了当首席执行官（CEO）而当首席执行官，这其实是一种误导。第二，创新不一定要在互联网领域。第三，海归回来创业一定要将世界和中国结合。只有将中国的文化和世界的理念结合，将中国的政策和世界的先进潮流结合，海归才能成为真正的复合型人才，创业成功概率才会更高。文章选自《中国教育报》第8版，2015年8月27日